女装四季的上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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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贡区的历史沿革
大夏的建立者明玉珍，随州人，世业农。
蕲黄红巾军起义时，与乡里父老谋避兵，召集乡人千余，屯青山，被推为屯长。
天完军势力发展至荆湖州县，遣人来召，称：“来则共富贵，不来举兵屠之。
”玉珍引众降，为统兵征虏大元帅，仍领本部，驻守沔阳。
与元将哈麻秃战于洞庭湖，流矢中右目，遂眇。
至正十四年（1354），沔阳水灾，民采菜、鱼为食。
十五年春，玉珍领兵万余，至夔州府筹粮。
十六年。
自巫峡还。
时值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与左丞哈麻秃募兵于重庆，阴谋杀害义兵元帅杨汉而夺其部众。
杨汉将士顺流而下诉于明玉珍，要求他回军击完者都和哈麻秃，占据重庆。
于是玉珍遣粮船之半还沔阳，另一半返回袭取重庆。
时蜀中承平久，遽见兵船，远近骚动。
完者都率所部夜遁，哈麻秃被俘。
明玉珍禁部众侵掠，所部军秋毫无犯，四处投降者络绎而至。
乃遣使向徐寿辉报捷，并将哈麻秃送往汉阳。
十七年（1357），徐寿辉杀哈麻秃，授明玉珍陇蜀行省右丞。
十八年（1358），完者都与元四川行省平章郎革歹、参知政事赵资率兵屯嘉定（今四川乐山市），谋取重庆。
明玉珍遣义弟明三领兵溯流围攻嘉定。
相持半年，不能下。
玉珍驻泸州，用宣使刘泽民荐，以进士刘桢为理问。
十九年（1359），明玉珍自率大军围嘉定，令明三率锐卒直趋成都。
时刘福通所遣的北伐红巾军西路将领李喜喜、白不信等已入蜀，擒平章买奴、参知政事韩叔亨，成都只有都事薛元署理省事；守军皆为新募者。
明三兵至。
守军惊溃，遂俘虏平章郎革歹、参政赵资妻子，顺流而归。
郎革歹妻投江死。
赵资妻入见，玉珍待之以礼，使临嘉定阵召其夫赵资，而为资箭射身亡。
玉珍挥军勇进，左右劫袭，元兵大溃，遂生擒完者都、郎革歹、赵资，下嘉定。
回至重庆，杀完者都等于大十字街。
二十年（1360），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明玉珍不服，遂于重庆城南为徐寿辉立庙，春秋奉祀；遣将守夔州，不受陈友谅节制，不与大汉政权往来，并准备相机讨伐；自称陇蜀王，下令称：“元朝运去，中国豪杰并起而逐之。
予本乡民，因乱为众所推，殆为自保，岂敢图人。
迩者义兵一起，群丑底平，湖湘向化。
顾兹蜀地久被青巾之乱，莫有为之剪除者。
予奉天诛罪，岂能自安
已经殄灭凶徒，幸而坐收全蜀，是乃天意，夫岂人谋
方今图为画一之规，与民共享太平之治。
诚恐百姓不知，以予为争地杀人之师，非吊民罚罪之举。
予取尔蜀于青巾之手，非取诸元。
尔辈亦当复见中华文明之化，不可安于元人之陋习也。
更宜洗心从治，慎勿取恶召尤。
”可知，大宋西路北伐军入川后，也曾给元朝在四川的统治以致命的打击。
明玉珍入蜀后，并没有与刘福通所遣的北伐军合作。
二十一年（1361），明玉珍以刘桢为王国参谋，朝夕侍讲书史，刘桢、戴寿、张文炳等相继鼓动他建国自立。
至正二十二年（1362），玉珍弟明二在云南与陕西行省参知政事车力帖木儿等战，兵败被俘。
玉珍分兵袭龙州、青州及兴元、巩昌等路。
三月，明玉珍即皇帝位，建都重庆。
诏称：“天生斯民，必立司牧，夏、商、周之迭运，汉、唐、宋之继统，其来远矣。
……惟我国家肇迹湖湘，志欲除暴救民，……上承天命，下顺民心。
谨以壬寅年三月初一日祭告天地祖宗及历代帝王，即皇帝位，国号曰大夏，其以今年为天统元年。
呜呼
恭行天罚，革彼左衽之卑污；昭显茂功，成我文明之大治，尚赖远近豪杰勿吝嘉谋，庶几大小臣工协登伟绩”。
于是分蜀地为八道。
行周制，设六卿。
拜戴寿为冢宰；明三复原姓名万胜，为司马；张文炳为司空；尚大亨、莫仁寿为司寇；吴友仁、周光为司徒；刘桢为宗伯。
置翰林院，拜牟图南为丞相，史天章为学士。
立子明升为太子。
内设国子监，教授公卿子弟；外设提举司、教授所，教养郡县生徒。
府置刺史，州置太守，县置令。
屏去释、老二教和弥勒堂。
以十一之率征赋税，大家无力役之征。
立进士科，分五等取士。
置雅乐。
又置奉天征虏大将军府于汉中，以进取陕右；奉天征蛮大将军府于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以进取陈友谅。
秋，廷试进士。
古代风景画鉴赏冬，命万胜领兵出汉中，攻刺踏砍，败元平章侯普颜达，获其人马以归。
二十三年（夏天统二年，1363）春，命万胜领兵十一万，攻云南，由界首入；司寇邹兴由建昌人（今四川西昌市）；指挥芝麻李由宁番人。
二月，万胜至云南，屯金马山。
梁王孛罗、云南廉访司官逃遁。
万胜进一占中庆城（今云南昆明市）。
遣使四方，告谕招安，来降者众。
四月，梁王傅大都领兵攻城，万胜以孤军深入，约兵不至，战士多中伤，遂留逯水元帅府千户聂堇等与大都拒于同马，领余兵还。
二十四年（夏天统三年，1364），万胜领兵攻兴元，不克而还；巴州叛，司寇邹兴克之，留兵镇守。
二十五年（夏天统四年，1365），更六卿为中书省、枢密院。
戴寿为左丞相，万胜为右丞相，向大亨、张文炳为知枢密院事。
邹兴、吴友仁、莫仁寿、邓元帅皆为平章政事，分别镇守成都、保宁（今四川阆中）、夔关、通江（今四川巴中西北）。
以江宝英为参知政事，镇守播州（今贵州遵义）。
荆玉、商希孟为宣慰。
镇守永宁（今四川叙永西南）、黔南。
汉参政姜珏来投，令其守夷陵，兴屯种，以备军需。
九月，遣姜珏致意于朱元璋。
朱元璋则遣都司孙养浩来使并致书，约以“协力同心，并复中原，事定之日，各守疆宇”。
再遣参议江严答聘。
二十六年（夏天统五年，1366），明玉珍死。
四月初一子明升即位，年十岁，尊其母彭氏为皇太后，垂帘同听政。
明玉珍死前谕群臣“同心协力，但可自守，慎勿妄窥中原，亦不可与各邻国构隙”。
明玉珍“躬行俭约，兴文教，辟异端，禁侵掠，薄税敛，一方赖以小康焉”。
庙号太祖文武至亡。
圣皇帝。
明升遣使吴及备政权。
玉珍死后，“明升暗弱，群下擅权”，夏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爆发，丞相万胜因与知院张文炳不和，密遣人杀之。
内府舍人明昭等又矫太后诏杀万胜。
拜刘桢为右丞相。
丞相戴寿领兵攻乌撒，不克而还。
右丞相万胜，年当壮岁，智勇过人。
数岁总兵征讨，士卒乐从，所向克捷，开国之功良多。
明昭杀万胜，引起了夏诸大臣的不满。
二十七年（夏开熙元年，1367）。
保宁镇守、平章吴友仁叛，与陕西李思齐、张良弼通。
移文郡县，称：“昔与夏主自沔阳而至重庆，共树奇勋，开邦启土，今日者，矫旨杀戮功臣，我辈宁能自保乎
”幼主明升调兵征讨，皆败还。
二十八年（夏开熙二年，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丞相戴寿总兵力八万征吴友仁。
友仁入城自守，对寿称：“不须用兵，可遣参政文彦彬来，即投降。
”当日即遣彦彬入城。
友仁与彦彬约：“丞相可设策将义子明昭等诛之，不然必为所害。
”戴寿回朝后设计擒杀明昭。
友仁与彦彬回重庆，请罪谢恩。
朱元璋北伐得胜，元顺帝北逃，明遣使来告。
来书以明升比诸窦融、钱傲，暗谕其群臣谏明升以四川降附于明。
明洪武二年（夏开熙三年，1369），明遣使求木植，丞相戴寿不与。
秋，丞相刘桢死。
十月，明遣使谕明升入觐，不从。
明洪武三年（夏开熙四年，1370），以明朝建立，群臣讨论夏之对策。
吴友仁主张“外假交好以缓敌，内修武事以备御”。
遣使向明献楠木。
明遣使借路攻云南，丞相戴寿不许。
吴友仁攻兴元，明守军数少，守将金兴旺面中流矢，敛兵入城。
遣使走宝鸡求援。
吴友仁围城。
明援军将至，友仁撤围走。
夏明和好遂绝。
冬，明以汤和为征西将军，平章廖永忠为副，攻夔关。
丞相戴寿、知院向大亨设天桥备御。
明船至，大木下，船辄被撞碎，明军不能上。
屡战不胜，退兵峡外。
而都城重庆常虚惊，禁不能止。
洪武四年（夏开熙五年，1371），明大举伐夏。
汤和为征西将军，自瞿塘趋重庆；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自秦陇趋成都；邓愈驻襄阳，供应粮饷，训练士马。
平章丁世珍拒友德，兵败，夏将双刀王等十八人被擒。
友德以木牌数千书克阶、文、绵、汉诸州捷报投诸汉江（西汉水，即嘉陵江），夏重庆守者见之，军心混乱，夔关守军回救成都。
明将廖永忠得木牌于巫峡，遂乘虚自夔关入，直抵重庆。
六月二十一日，夏丞相刘仁扶幼主明升、太后彭氏诣军门投降，夏亡。
立国十年。
七月。
成都守将丞相戴寿、知院向大亨犹列象阵拒守，及得明捷报和家书，知重庆已降，乃籍府库仓廪，纳款军门。
明升母子被解送应天，升封归命侯，赐第京师。
后徙高丽。
彝族罗婺属于哪一支
罗婺是一个拥有千余年历史文化的煌煌彝族部落，现今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和周围部分地区即是罗婺部故地。
公元前8世纪左右，古蜀地天降大雨，造成洪灾，迫于洪水，彝族人文始祖阿普笃慕率领族人，从世代居住的古蜀地(四川盆地)迁到洛尼山(今云南乌蒙山脉)一带暂避洪水，并与当地古滇国部落联盟下的实、勺两个部落联姻，娶三妻(蚩以武吐、能以咪都、尼以咪哺)生下六子(蚩以武吐生慕雅切、慕雅考;能以咪都生慕雅热、慕雅卧;尼以咪哺生慕克克、慕齐齐)。
洪水退后，由于洛尼山一带地少人多，不宜长期居住。
大约公元前760年，阿普笃慕在洛尼山召集了一次部落酋长们的大会，将其民众分成六个部落，跟随其六个儿子向外去开拓疆域，阿普笃慕的6个儿子后来发展成为武、乍、糯、恒、布、默(又称黔)6个古代彝族部落，古彝文典籍称生慕雅切、慕雅考、慕雅热、慕雅卧、慕克克、慕齐齐为六祖。
战国时期，堵阿青的第107代世孙、古夜郎国皇次子糯且宝，受到皇长子糯隆塔的迫害，在其母的指教下，率本部族远离夜郎国，来到今昆明市禄劝县境内，从此，糯且宝的后裔就开拓繁衍生息在这片热土上。
公元3世纪，居住在今昆明东川县境内的六祖老五慕克克后裔罗婺(根祖罗婺)，入赘糯且保后裔普曲氏家族，罗婺在普曲氏庞大家业的基础上，发展滇川茶叶，蜀锦等物流贸易，成为了富甲一方的大富豪，他的子孙继承普曲氏的家业，并逐渐掌管本部族，其裔孙法瓦浸盛,以其远祖罗婺为部名，建立罗婺部。
公元8世纪，南诏王异牟寻分东爨(乌蛮)37部,而在东爨(乌蛮)37部中罗婺部比较强大。
公元10世纪，通海节度使段思平通过其舅舅爨判的关系，在东爨(乌蛮)37部的全力支持下，推翻了南诏大义宁国，建立了大理国。
罗婺部在联合其他三十六蛮部推翻杨氏政权中，立下汗马功劳，声望愈高。
公元12世纪，大理国段兴智举阿而为罗婺部长，以乌蛮阿而并吞(和曲州)诸蛮聚落三十余处，分兄弟子侄治之，皆隶罗婺部，成为了云南东方三十七蛮部之一，并曾一度雄冠三十七部。
公元13世纪，忽必烈平云南，蒙古宪宗四年(1254年)，罗婺部归附;七年(1257年)，立罗婺万户府，并仁德(寻甸)、于失(今贵州盘县普安一带)二部入罗婺部，置武定北路，辖禄劝、元谋、武定和四川会理一部分地区。
设总管，升矣格为北路土官总管。
传至安慈，袭土官总管，以功授武德将军，赐龙虎符金牌，兼云南行中书省参政。
传至弄积，袭土官总管，以功升兼管八百司元帅， 加升中亚大夫。
至此，武定罗婺部凤氏且兼制全滇，势愈大。
公元14世纪，朱元璋派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为左副将军，沐英为右副将军，帅步骑三十万讨云南。
洪武十五年(1382年)，南征大军 二十日至湖广，由永安攻乌撒，趋贵州，攻下普安，进兵曲靖，东川、乌蒙、艺部都归降。
蓝玉、沐英进抵云南板桥，进驻昆明金马山，梁王宦官也先贴木儿以金宝 来进献，昆明全城父老争纷出金马，盘香拜迎。
蓝玉、沐英整师入城，秋毫不犯。
正月，中庆(昆明)、澄江二路，嵩明、晋宁、昆阳、安宁、建水七州，昆明、宜 良、河阳、阳宗等县，达鲁、花赤、答麻等官，纷纷归降蓝玉、沐英。
罗婺部女土司商胜深明大义，自运米千石，到昆明金马山，搭青棚数里，杀牲献歌， 犒劳明军，授商胜中顺大夫、武定军民府土官知府，赏赐世袭之诰命。
公元15世纪，罗婺部传至第十七代土酋阿英。
弘治三年(1490年)，明孝宗朱佑樘赐阿英凤姓，罗婺部彝族凤姓自此始。
朱孝宗又晋升阿英(凤阿英)为中宪大夫，赠其母索则妻索国为恭人。
弘治十一年(1498年)，大明朝任命凤阿英征竹子箐梁王山，以功进亚中大夫;弘治十五 年(1502年)，命凤阿英征贵州普安，以功进云南布政司右参政，持授尽忠报国金带一条。
明朝初年，罗婺部开始由游牧民族向农耕文明转变，彝民耕种输税，兼营牧业，至明代又开矿。
凤英开辟田野，教民稼穑，使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
明朝中期，由于滇中封建地主制确立，开始改土设流。
武定土官制度的解体和流官制度的建立，是在凤氏封建领主7次强烈反抗中进行的。
第1次嘉靖七年(1528)，土知府风昭之叔风朝文响应寻甸安铨，杀流官同知，陷武定、禄劝、围攻昆明。
第2次嘉靖四十四年(1565)，凤继祖欲从女土官索林手中夺取府印而乱。
第3次隆庆三年(1569)，风历之子风思尧任武定府经历，彝民来府， 必潜往拜谒思尧如主，历以其子不得知府怨，而联合四川土司乱。
第4次万历三十五年(1607)，流官知府陈典晌郑举累次索贿， 举恶其无厌，乃纠彝目阿克乱刀。
第5次天启二年(1622)，沾益土妇设科聚众反抗，凤阿歹、张世臣率兵响应。
第6次清康熙四年(1665)，凤阿歹之妻奢卓抗粮拒捕，逃回东川母家割据自立。
第7次康熙五十七年(1718)，奢卓的女儿凤阿爱和她的丈夫常应运， 雄制诸夷，聚数千人反。
凤氏反抗失败后，封建领主制仍存在，仍保留土司世袭，但土司的权利受到限制，明王朝降凤索林支系凤历之子凤思尧为武定军民府经历;命凤拔为和曲州土舍，把守金沙江要隘。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环卅土司安纳(彝族，后易姓李)，从征凤继祖有功，授总管。
万历廿九年，调征顺宁猛庭瑞，加授土舍。
至天启年问，汉族较集中的近城、九厂坝区，地主经济已有所发展，但其他地区仍为封建领主制经济。
1770年降武定府为武定直隶州，辖元谋、禄劝二县。
清顺治年间，茂连那土司(彝族)又授土舍。
唐中宗是被谁毒死的
云南一向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分布最复杂的地区。
大体上讲，说壮侗语的部族集团自东向西，说藏缅语的部族集团从北到南，苗瑶语集团从东北向西南，古代还有说孟—高棉语的部族集团由西南向东北，交叉、重叠地分布在这块多高山峡谷、盆地零碎的亚热带土地上。
除平面上的交叉分布外，不同的种落集团往往还因相对海拔高度和自然条件的差异，在同一地区内形成水田稻作、旱地农作和山地畜牧等经济形态各异的立体分布的部族文化。
在古代，这里的有些部落与汉族之间需要经过“重译”（即不止一次的翻译），才能互相沟通。
自两汉以来，汉民族人口也曾不断迁入云南，两晋时代“南中”著名的痞氏，就是汉代迁到那里的汉族大姓。
随着后来的战争和长期隔绝状态的发生，人口数量上占据劣势的汉族逐渐融合在当地土著居民中，但同时也毕竟把一部分汉文化传播到所在地区。
南诏国建立以前，洱海周围的白蛮中，有杨、李、赵、董等大姓，可见汉族的姓氏已进入一部分讲彝语的部落民中间，汉文在南诏的乌蛮与白蛮上层似乎已是一种通用的文字。
研习汉文无法与学讲汉语的过程完全割裂。
所以，要说在南诏和大理的上层集团中流行双语制，大概没有太大的问题。
汉语和汉文又将一部分汉文化中的文物制度带入云南，因此有人说，大理国时期，“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
汉文化对元代云南的影响，由于此疆彼界的消除和长期和平环境的滋育，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了前代。
如果说从后唐到南宋，“中国相寻于干戈，独云南一隅享太平者三百余载”，这是以洱海和滇池两个地区为中心的云南文化进一步整合为一体的时期。
那么元代开启了云南与中国内地大面积经济文化交流和整合的崭新时期。
官僚、兵士（很多变成屯田的农民）、商人、宗教人士、手艺人，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内地居民到这里长期生活，甚至就定居在那里。
因《大理行纪》而闻名的郭松年当时就意识到，云南被纳入统一的全国政权之中，将会对它的经济文化繁荣产生巨大的推进作用。
他在中庆筇竹寺中写的一首诗说：“南来作使驻征鞍，风景还惊入画看。
梵宇云埋筇竹老（筇竹寺在玉案山上，故云），滇池霜浸碧鸡寒。
兵威此日虽同轨，文德他年见舞干。
北望乌台（指御史台）犹万里，几回挥泪惜凋残。
”云南与内地的交通条件，在元代获得很大的改善。
元以前，北方与云南之间最主要的通道，就是忽必烈征大理时走的“忒剌道”。
即从临夏向南到今甘肃迭部，再一直往南偏西穿越东部藏区至理塘，进入今云南丽江地区。
元置云南行省，政治中心从大理东移中庆，遂逐渐建立以今昆明为中心的辐射状交通体系，先后接通与四川、湖广等省的驿道。
从省治东北行，一路往乌蒙山区出省，可至四川叙州（今四川宜宾），一路取道曲靖、乌撒（今云南威宁）出省，可至四川永宁、纳溪。
自中庆出发，还有一条驿路北达川陕地区。
其路经武定向北，贯穿罗罗斯部居地（在今四川凉山和西昌），经大渡河至黎州（今四川汉源北）、雅州（今四川雅安），与成都陆路通。
不过这条道路“烟瘴生发，所过使臣艰难，人马死损”，所以使用率或许不高。
至元末，在中庆至曲靖、普安的站道以东又加设四站，贯穿罗殿及其以东的八番顺元地区（两地分别在今贵州的西部和中部），达于黄平（在今贵州）、镇远（在今贵州），而与湖广行省的驿道干线沟通，经辰州（今湖南芷江）、沅州（今湖南沅陵）北趋。
这条路“山势少通，道径平稳，又系出马去处”，日益成为云南与内地相联系的交通要道之一，后来明军主力入滇，所循即此线路。
此外，由东南出省至湖广南部（今广西地区），由东北出省至亦奚不薛（彝语。
意为“水西”，指今鸭池河以西地），也都有驿道相联。
古代司塾元代开省云南的第一任长官赛典赤瞻思丁，在推进云南的经济、文化发展方面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当时云南各地种植的水稻，主要是糯稻，很多地方没有粳稻；当地虽有桑麻，但因“未得其法”，也不能获得充分的收益。
这时候粳稻种植的推广和桑麻技术的改进，对改善民众的吃、穿两件大事，当然有很重要的意义。
赛典赤以漏籍民户组织民屯。
以官给田补充民间私有田的不足。
参加民屯的农户共14000多户，在中庆地区的有4000户，垦田8万亩。
滇池出水道淤塞，“夏潦暴至，必冒城郭”，造成水患。
赛典赤命张立道疏通滇池下游泄洪道；浚修滇池以北的盘龙江，减轻滇池蓄纳北部山水的负担；又在滇池周围灌区浚沟造坝，改善了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条件。
文献还记录了赛典赤确立云南赋税体系的经过。
赛典赤问来访的“夷”民：“我想以土田招你们分种，要借给你们耕牛粮种、耒耜蓑笠之具。
估计一亩可以收多少
”回答可收二石。
他又问：“能给官府缴纳多少
”答曰一半。
赛典赤说：“太重，以后将不能承受这样的负担。
要是今后不再借牛、种和耒耜之具给你们，牛死了要买牛，农具坏了要修理，一家衣食所须。
收成的一半怎么能够供给
”“夷”人答曰：“那么就以三分之一缴官。
”赛典赤说：“你们虽然能缴得起，只怕你们的子孙会缴不起。
今后继我上任的人，一定要你们缴满这个数目，那就上下之间互相敌恶了。
我与你们相约，你们不要违反我，一亩缴纳二斗，千万不要拖欠
”民情大悦。
有人问：“地租很轻，就是路太远，无法运来完纳，怎么办
”赛典赤调查了各人所在地区的物产之宜。
规定宜产马处则缴马，宜产牛处则缴牛，都与租米之价值相当。
不产马牛之地则缴银。
明初转录这件事的作者接着说：“今之粮折牛马、粮折银是也。
”据《元史》，赛典赤死后，忽必烈“诏云南省臣尽守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
看来这条诏令终元之世都在实行。
入元以前，云南的汉文化虽然已有一定范围的传播，但比较受到重视的是在器用服食、辞章文彩方面。
当地最受人尊崇的汉族人物，是书法家王羲之。
他们不大知道孔子，而把“王少逸”（即王羲之）当做“先师”来祀奉。
云南建省后，元政府命令各地官府设立儒学孔庙。
当地人自此知道崇拜孔子，把他看做“汉佛”。
当时在一般民众中间，男女往往自相配偶。
父母亲人死后就用火葬，没有什么丧祭。
跟孔孟之学一道传入云南的，有所谓“拜跪之节，婚姻行媒。
死者为之棺椁奠祭”。
这一套礼仪，今天看起来当然有很多消极的成分，但在当时却是催化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感性经验和共同心理意识的必要符号体系。
至元十一年，赛典赤抵云南当年，即在中庆、大理两路设儒学提举。
中庆首建文庙，岁祀于春秋二季的第一个丁日，招收学生入儒学研习。
十九年，云南诸路普遍建学立庙，“以祀先圣”。
由于这一批学校的建立，使云南诸生有可能比较系统地研读儒家经典。
这对于改变云南先前以儒附释的“儒释”或者“释儒”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与此大体同时，元代又是云南佛教摆脱藏传密宗的支配性影响而大规模改密为禅的时代。
南诏、大理政权时，云南佛教“皆西域密教”，实际上是藏密，“初无禅讲宗也”。
密教僧人叫阿叱力或阿阁梨，或称轨度僧、轨范僧。
没有出家的阿叱力叫“师僧”，有妻室。
最早在云南开寺收徒传播禅宗的，是1250年从云南到内地学禅，历25年后回到中庆筇竹寺的雄辩禅师。
大约在十三四世纪之间的四五十年间，从汉地传入云南的禅宗很快成为当地佛教的主流，阿叱力僧几乎落到民间巫师的地位。
这个转变，很可能有当时云南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作为基础。
但它刚刚发生在汉地的文化影响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施加于云南地方的时期，因而有效地加快了云南上层文化从它本身的体系中脱逸出来，向中原汉文化靠拢的过程。
到元明之际，在云南中心地区的城镇和士人中流行的，已基本上是与内地相同的汉文化了。
不过，从上面的叙述中间，也不应该产生这样一种误解，即元代云南的人口主体，已经由汉族百姓、或者至少是由汉化程度很深的那些非汉族居民所构成了。
各种少数民族的部族、部落或部落集团，占据了人迹所能至的高山、水滨、坝区和林木中的大部分地区，尽管其人口密度很低，但在人数的绝对值方面，仍要大大超过在元政权保护下集中于少数城镇，尤其是大城市里的汉族居民。
汉文化的影响主要通过这些城镇向其周围辐射。
在大理和中庆城之间，这些辐射点大概能基本上构成一个互相呼应的网络。
在它以外，汉文化的辐射力仍不足以穿透广袤的多民族交叉分布区。
到明代，甚至清代，汉文化在云南依旧是按照辐射网络式的格局传播的，不过分布在网络上的辐射点增加了，网络的外沿铺向更大的地域，网络保持信息能量和复制信息的功能也更为明显地增强了。
明初有大批宁镇地区的“良家间右”被强行迁移到云南落籍。
他们带去的方音，竟使明代云南很多汉族聚居点“言音绝似金陵。
但呼院曰万，街曰该，鞋曰孩，虹曰水桩，松炬曰明子，蓄水曰海子，岭曰坡子，沟曰龙口。
民呼官，太守以下皆曰父母；监司以上皆曰祖”。
因此，从13世纪直至近代，云南文化变迁的格局，正是在元代奠定的。
元代的边庭风情是怎样的
元云南行省的辖境，比今天的云南省要大。
其东界基本与今云南省界吻合，而与湖广行省（含今广西和贵州）接邻。
其北界将今四川西昌囊括在内，自西向东分别与吐蕃东境的朵甘思、朵思麻以及四川行省接邻。
它的西部、西南部、南部和东南部则分别与元代中国的西南邻国接界。
行省西部的边界与南诏、大理国时期相同，即在今缅甸北部与印度分界的那加山脉，它是恒河水系和伊洛瓦底江水系的分水岭。
在它的西南，元初边界基本上与大理国边境线相同，位于今德宏所辖诸县地界略西、略南，与缅国相邻接。
1270年和1280年，元军两次征缅，遂将云南行省的这一段边界向西南推进到原缅国辖境，大体将北纬23°以北的萨尔温江和伊洛瓦底江两河流域之间的地面括入版图。
元朝后期曾更南至于邦牙（今曼德勒西南）置宣慰司，但不到五年就放弃了。
西部边界地区有景咙金殿国（在今西双版纳），是傣族先民建立的地方政权，为大理国的属国。
元朝1300年前后才在这里设彻里路军民总管府，正式行使对该地的统治权。
彻里与它之南的八百媳妇国的疆域犬牙相错，大体上以今南垒河分界，河北属彻里，河南属八百媳妇。
元成宗时曾准备出征八百媳妇，兵马尚未进入云南，就因沿途扰民激起今黔西、滇东北各部族的武装反抗，元军被围穷谷，得脱者仅十之一二，被迫罢征。
彻里置司以后，八百媳妇国部酋相继归附元廷，1320年、1330年，元先后设蒙庆宣慰司、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于彼地。
今缅甸南掸邦的南垒河以南地区、泰国清莱府和清迈府的部分地区也被纳入元朝统治。
此外，1320年，元还在越南莱州省境内置宁远州。
1330年，设老告军民总管府统治今老挝北部的琅勃拉邦一带。
云南行省的东南与安南（在今越南北部）接界。
这里的边界基本上与今中越边境线吻合，惟临安道宣慰司（治今云南建水）所属阿月部的地域，还要超出今马关县境，达到今越南河江省的部分地区。
沿着不同方向散布到云南境内的许许多多种落集团，在无数由自然环境造就的相对隔绝的聚居区中形成差异极大的经济和文化景观。
见于元代史籍的各种土著居民，就其大的族类而言，有白人、罗罗、金齿百夷、么些、斡泥、峨昌、撬人、土僚、蒲人等等。
白人是今白族先民，是以南徙入滇的古代氐羌族当中经济、文化较发达的一些族系为主体，并融合了汉魏以后移入南中的汉族大姓瘤氏以及其他一些汉族人口而逐渐形成的共同体。
南北朝以后，它以“白蛮”见于史籍，而与“乌蛮”（分布在云南的另外几支氐羌人后裔）相区别。
元代又称他们为阿、（寸白）、白人。
其分布地区，以中庆、威楚、大理、永昌（治今云南保山）为主，东至普安、曲靖，北至丽江，南及元江。
他们多居住在坝区，以农耕为生，有水田，称五亩为“一双”，种植麻麦蔬果。
其农业经济与汉人颇接近，所以元代入滇的汉人，认他们为“汉之遗裔”。
尤其是城镇或其附近地区的白人，在与汉族交往中风俗逐渐接近汉族。
到明朝，“近城汉、焚人风俗”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了。
中庆晋宁的元代白人王惠临终时遗训子孙，“忠孝丧礼完全遵照古风（这里的“古风”其实是指汉人风俗），不要追随焚俗”。
这个例子既说明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白人对汉地仪文之制的仰慕，同时也说明当时流行的“焚俗”毕竟还保持着若干固有特点。
在写成于元代的《云南志略》中，李京这样描写当时白人风俗：男女首戴“次工”，制如中原渔人之蒲笠，差大；编竹为之，复以黑毡。
亲旧虽久别，无拜跪，唯取“次工”以为馈。
男子披毡椎髻。
妇人不施粉脂，酥泽其发，青纱分编，绕首盘系，裹以攒顶黑巾。
耳金环，象牙缠臂。
衣绣方幅。
以半身细毡为上服。
处子孀妇（即未嫁女子和寡妇），出入无禁。
少年弟子，号曰妙子。
暮夜游行（晚上出来闲游走动），或吹芦笙，或作歌曲。
声韵之中，皆寄情意。
情通私耦，然后成婚。
居室多为回檐，如殿制。
食贵生，如猪、牛、鸡、鱼，皆生醢之（意即把猪牛鸡鱼等肉生剁成肉酱），和以蒜泥而食。
每岁以腊月二十四祀祖，如中州上冢之礼。
六月二十四，通夕以高竿缚火炬照天，小儿各持松明火，相烧为戏，谓之驱禳（禳即灾）。
佛教甚盛。
戒律精严者名得道，俗甚重之；有家室者名师僧。
教童子，多读佛书，少知六经者。
段氏而上，选官置吏皆出此。
民俗家无贫富，皆有佛堂，旦夕击鼓恭礼，少长手不释念珠。
一岁之中，斋戒几半。
诸种蛮夷，不知事神佛，唯白人事佛甚谨。
……其俊秀者，颇能书，有晋人笔意。
……市井谓之街子，午前聚集，抵暮而罢。
交易用棋子，俗呼作见八。
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
人死，俗尸束缚令坐（即将尸体缚束成端坐的姿势），棺如方柜，击铜鼓送丧，以剪发为孝，哭声如歌而不哀。
既焚，盛骨而葬。
……其贵人被服，近年虽略从汉制，其他亦自如也。
上引史文中提到白人在旧历六月二十四日晚缚火炬照天、持松明相烧驱灾，就是至今仍在白族和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中流行的火把节。
白人的语言，按现代语言学分类属于藏缅语族彝语支。
从汉魏至元代，白蛮的语言中吸收了大量汉语借词。
唐朝人说，在西南诸部中“言语音，白蛮最正”，大概就因为白语中有一部分名词能与汉语的相应词汇相通。
李京说，白人语穿衣曰衣衣，吃饭曰咽羹茹，樵采曰拆薪，帛曰幕，酒曰尊，鞍曰悼泥，墙曰砖垣，等等。
白语基本语汇大量吸收汉语借词，应当是白人在社会生活中间长期使用双语的结果。
从大理国后期开始，白人利用汉字和在汉字基础上稍加创造的一部分新方块字来记录他们的书面语，形成所谓焚文。
在元代中后期，焚文在云南地区已相当流行。
焚文中的自造新字比例并不大。
焚文所使用的汉字，虽有一部分类似表音符号，纯粹用来记录白语词汇的发音，但绝大部分仍同时保留了汉字原来的字音和字义。
因此，焚文与其说是白语的书面形式，或许不如说更像是一种俗体的汉语书面语。
罗罗即“乌蛮”，是现代彝族的先民。
元时乌蛮各部仍多有各自的部名，罗罗则是对他们的统称。
南诏时乌蛮七部中有“鹿卢蛮”，当即罗罗一名的来源。
蒙古人又在这个名称之后加上复数后缀，汉语音译为罗罗斯，用来专指集中居住在今四川凉山和西昌的罗罗人。
元置宣慰司于其地，称罗罗斯宣慰司。
乌蒙、乌撒也是罗罗人集中居住的地区。
此外，罗罗的分布还遍及云南大部分地方，多与诸族杂居。
他们或耕或牧，农业经济大体处于刀耕火种阶段。
李京说：男子椎髻，摘去须髯，或髡其发。
左右佩双刀，喜斗好杀，……以轻死为勇。
马贵折尾，鞍无，剜木为镫，状如鱼口，微容足趾。
妇人披发，衣布衣，贵者锦镓，贱者披羊皮。
乘马并足横坐。
室女（指未出嫁的姑娘）耳穿大环，剪发齐眉，裙不过膝。
男女无贵贱皆披毡跣足。
……虽贵，床无缛，松花铺地。
……有疾不识医药，惟用男巫，号大奚婆。
以鸡骨占吉凶，酋长左右斯须不可阙，事无巨细皆决之。
……每岁以腊月春节，竖长竿，横设一木，左右各坐一人，以互相起落为戏。
金齿、百夷都是今傣族先民。
其俗尚以金银、漆等涂饰牙齿，所以很古以来就被称为金齿、银齿、黑齿等。
元代的回回人和蒙古人用波斯语zar-dandan称他们，也是金齿的意思。
元以后，这种以金饰齿的俗尚在有些百夷部落中演变为死后用金箔镶二齿而后葬。
金齿并不是他们的古代风景画鉴赏自称，而是他族的外称。
唐代汉文记载中有裳魔，明代有歹摩，都是“傣勐”一音的不同写音形式，这才是金齿百夷的自称。
李京说，“西南之蛮，白夷（即百夷）最盛。
北接吐蕃，南抵交趾”。
行省的西南及东南边地是他们的主要居住区。
南诏、大理时代，这一带的傣族先民大体上可以今澜沧江为界分为两部分，西部是金齿（或黑齿），东部是白衣（即百夷）。
入元以后，金齿、百夷之称经常混用，已不复区别。
西南的金齿百夷，由大理金齿等路宣慰司管辖，东南地区诸部归隶于临安道宣慰司。
行省的彻里（景咙金殿国）宣慰司所管，与更南的八百媳妇地区，也是在语言和族属上与百夷同类的居民。
世传八百媳妇国部长有妻八百，各领一寨，故以之名其国。
百夷诸部多从事农业经济。
其地多桑柘，四时皆蚕。
由于气候适宜农作物生长，土地又肥沃，所以“地利不能尽，然多产牛羊鱼果”。
大多数金齿部落元时还没有使用文字，刻木为约。
百夷妇女特别能吃苦耐劳。
据《云南志略》，他们“长眉睫，不施脂粉，发分两髻，衣文锦衣，联缀河贝为饰。
尽力农事，勤苦不辍。
及产（指分娩生育）方得少暇。
既产，即抱子浴于江，归付其父，动作如故”。
由于居地偏南，风土下湿上热，金齿百夷“多起竹楼，居濒江。
一日十浴”。
“交易五日一集。
旦则妇人为市，日中男子为市。
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
百夷诸部到明代后期才开始奉佛，在元代惟信巫祝而已。
惟彻里的傣族先民则早已是上座部佛教的信徒了。
至正之初，随着元朝中央政府和元行省统治势力的衰落，麓川（今云南瑞丽）百夷土官思可发举兵抗命，“盗据一方，侵夺路甸”。
据傣文《麓川思氏官谱》，思可发为土语音译，意为擒白虎之王。
元明官方文献多以死可伐名之，是一种诬称。
思可发兵起之后，邻近诸部“相率纳贡”。
元廷曾几次派兵往征、下诏招谕，都不能见效。
至正十五年（1355）思可发降元。
但此后，他实际上仍长期控制麓川四周“三十六路”之地，“虽奉正朔、纳职贡，而服用制度，拟于王者”。
一直到洪武中，他才重新被明朝招抚。
么些即今纳西族先民，《华阳国志》中记为摩沙夷。
从南诏、大理以来，他们一向以丽江为聚居中心，其“地凉，多羊马及麝香、名铁，依江附险，酋寨星列，不相统摄”。
么些人在云南地区最早被蒙古征服。
元廷先设察罕章宣慰司治其地，后又以金沙为界，分为东、西五城地。
分别隶属于北胜府（今云南永胜）和丽江路。
元初的么些大姓有和氏、木氏等。
察罕章管民官一职曾由和氏担任，木氏是其属下。
至明初，木氏势力渐大，其后代写成的《木氏官谱》一书，遂将元代的察罕章管民官之职安到自己的祖先木良（即麦良、阿良）头上。
关于么些人的风俗，《云南志略》写道：善战喜猎，挟短刀，以砗磲为饰。
少不如意，鸣钲鼓相仇杀，两家妇人中间和解之，乃罢。
妇人披毡，皂衣，跣足，风环高髻。
女子剪发齐眉，以毛毡为裙。
……不事神、佛，唯正月十五登山祭天，极严洁。
男女动百数，各执其手，团旋歌舞以为乐。
俗甚俭约，饮食疏薄。
一岁之粮，圆根（指芜菁）已半实粮也。
贫家盐外不知别味。
有力者尊敬官长。
每岁冬月，宰杀牛羊，竞相邀客，请无虚日。
一客不至，则为深耻。
人死，则用竹箦舁至山下，无棺椁，贵贱皆焚一所，不收其骨；非命死者则别焚之。
其余颇与乌蛮同。
斡尼亦作和泥、禾泥等，与现代的哈尼为同名异译，主要分布在临安（今云南建水）西南、今元江流域。
他们多巢居山林极险，而与河谷平坝地区的金齿百夷以及山居的其他部族错落杂处。
李京记其习俗云：“家有积，具以一百二十索为一窖，藏之地中。
将死，则嘱其子曰，我平日藏若干，汝可取几处，余者勿动。
我来生用之。
”临安西南的斡泥散布地区，实际上是民族杂居区。
上述白人、罗罗、金齿百夷、么些等族的主要聚居区内，同样存在着其他民族杂居其间的情况。
例如以么些为主要居民的丽江，“蛮有八种，曰磨些（即么些），曰白，曰罗落（即罗罗），曰冬闷，曰峨昌，曰撬，曰吐蕃，曰候”。
峨昌即今阿昌族名之异译。
撬与俅音近，今云南高黎贡山西部的独龙江，上游仍称俅江（发源于西藏察隅县东）。
撬人应即俅江流域的居民，后来逐步南下，徙至独龙江一带，今称独龙族。
伊人即今傈僳族先民。
傈为专名，即的别译，僳是少数族语音译，意为人或族。
伊人居地在“兰州冰琅山外”，即今云南兰坪西碧罗山（怒山）外的怒江流域。
另一方面，除其主要聚居区之外，白人、百夷、罗罗等族也有许多部落散布于行省各地。
罗罗的分布尤其广泛，从行省腹地到边远地带，其足迹几乎随处可见。
土僚人是构成近代壮族的成分之一。
“叙州南、乌蒙北皆是。
男子及十四五，则左右击去两齿，然后婚娶。
猪羊同室而居。
无匕箸，手抟饭而食。
足蹈高橇，上下山坡如奔鹿。
妇人跣足高髻，桦皮为冠，耳附大双环，衣黑布，顶带锁牌以为饰。
出入村麓，望之宛如猿猱。
人死则以棺木盛之，置于千仞颠崖之上，以先坠者为吉。
山田薄少，刀耕火种。
所收稻谷，悬于竹棚之下，日旋捣而食。
常以采荔枝、贩茶为业”。
这个地区土僚人以击齿为成年标志的习俗，一直保留到明代。
它东面的亦奚不薛地面的“葛蛮”，即今仡佬族先人，也有悬棺折齿之俗。
蒲人，“一名朴子蛮，在澜沧江迤西。
性勇健，……骑马不用鞍。
跣足，衣短甲，膝颈皆露。
善用枪弩。
首插雉尾，驰突如飞”。
他们是今布朗族先民。
元代云南的民族构成中，还包括蒙古人和回回人。
蒙古人中大部分是戍守其地的蒙古军户。
回回人的来源有二：一是镇戍云南的色目军人；二是跟随在云南任职的色目官员一起迁去的人户。
今云南各地纳、丁、赛等十余姓回族都以赛典赤为先祖，虽然出自传闻，但还是可以反映出与色目官员一起来到云南、后来又羁居在这里的回回人，数目是不小的。
明初人讲到云南各族的居民，就已把“鞑靼（指蒙古）、回纥（即回回）”也列举在内，看做“土著之民”的一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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