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扫墓的标语使用修辞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物资匮乏，关系民生的日用品供需矛盾突出，国家在1953年10月出台了统购统销政策，从此百姓生活进入了长达40多个春秋的“票证时代”。
那时，各类票证五花八门充斥山城，粮票、肉票、布票、盐票、油票、煤票、烟票、蔬菜票……就连买糖果糕点、火柴肥皂也要凭票，票证渐渐成了城乡居民吃饱穿暖的一种保障。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票证才结束了它的特殊身份和流通历程。
或许再没有哪个国家会比中国的票证多，回首当年滋味万般的票证情结，我们不应该忘记它们，因为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方寸纸片，蕴藏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丰厚内涵，浓缩了共和国那段坎坷历史，记载了这座城市从“计划”走向“市场”的艰难轨迹。
追忆—— 物资匮乏的清贫日子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节里，人们想必不会忘记各大超市的琳琅满目，丰盛至极。
而时光倒流到上世纪80年代前，同样的节日，人们所考虑的却是怎样用几张节日里特别发放的票，给餐桌上添些油水。
50年代中期，随着粮票的出现和广泛运用，关涉油肉布煤等百姓日常生活的各种票据也相继出现。
“那个时代，票比钱管用，没票寸步难行。
”52岁的陈前荣是原九龙坡区蔬菜公司职工，这是他最初对票证的强烈印象。
那时他还是个小毛孩，家中有父母兄妹五口，全家一个月凭票领100斤粮食，肉、油是每人每月半斤。
“那时正是娃儿长身体的时候，哪里够吃嘛
你看我现在恁个瘦，都是那个时候亏了身体的结果。
”他打趣说。
孩提时的陈前荣最巴望的就是过年，因为政府会增供粮食、肉油，如此不仅可以打牙祭，父母也会用存了整整一年的布票给他做套新衣裳，“这在当时是件很奢侈的事，因为小伙伴们大都穿着有补丁的衣服”。
虽说日子苦了点，还是有让他兴奋的事。
读书时他一直是班上尖子生，为此学校奖给了他一张工业票。
他兴奋地拉着妈妈去买皮鞋，谁知到了商店才发现根本就没有男式皮鞋，于是他委曲求全让妈妈买了双女式皮鞋，照样穿到学校去洋气了一番。
想起往事，他忍俊不禁。
粮票开始使用时，65岁的王新明正在读高中，一月有32斤粮，而父母是普通居民，每人只有25斤。
由于母亲在肉店工作，所以每月家里可以吃点油荤。
不过好景不长，1959年三年自然灾害开始，那时他已是沙区一家油漆厂木工，每月有些收入，“但没有票还是买不到东西，有钱也不是万能哟”。
记得1960年有天下班后到馆子吃饭，他用二两粮票要了碗素面，谁知香喷喷的面条刚放上桌，一个小孩冲进馆子端起面碗就跑。
那时他听说街上有人抢饭，没想到还真遇到了，于是追进一条胡同把小孩挡住，孩子可怜兮兮望着他，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棉花票对他说：“叔叔，我们换嘛，这个给你。
”当时他哭笑不得，虽然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最后还是把面条让给了孩子。
都说当家才知柴米贵，75岁的李开贞婆婆也经历了物资匮乏年代的酸甜苦辣。
那时她和丈夫带着4个孩子挤在一间10平米的小屋里，虽说丈夫是单位党委书记、市劳模，收入相对较高，但是当时的“九等十级”分粮制度规定干部的粮食定额更少，所以家里的吃饭问题就格外严峻了。
“娃儿多，又有老人要照顾，只有亏自己。
”李婆婆眼泪花花回忆。
有次母亲生病，她用一斤肉票买了猪蹄，准备炖汤给母亲补补，考虑到孩子，又在汤里加了海带。
晚饭时，她发现小儿子不停吐清口水，以为病了，再三追问，才知他看见家里炖了蹄花汤，却又不敢偷吃肉，只好吃了碗海带，哪知很久没沾油水的肚子不受，结果一直反胃。
李开贞松口气后，第二天赶紧又拿了半斤肉票给儿子买肉补身体。
回味—— 特殊年代的符号标志 眼下20来岁的重庆年轻人，对于粮票之类的票证往往不知所云，但对于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来说，这些票证却能勾起他们对于物质稀缺年代最深切的回味。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即使是在重庆这样的大城市，物质也非常匮乏：从1953年11月到第二年9月，重庆开始实行粮食、棉布计划供应。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下发《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城镇居民，都必须凭所在城镇户口领取购粮证和粮票。
1956年11月6日，重庆宣布对食用植物油实行定量分配、凭票供应，农民每人每月定量为5两，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定量为7两，植物油零售价格每市斤0.48元。
10月2日，市票证爱好者联谊会会长韩孝基对记者感叹说：民以食为天，在票证年代里粮票被人们视为生命票，“最初的粮票采用16两制计量，1959年改为10两制计量，1985年起改为公斤制。
每逢佳节政府还会发行特殊票证，比如糯米只有到春节才作为年货凭证供应一次。
全国有通用的全国粮票，有限用于各个省、市、县的地方粮票，还有军用粮票与个别单位发行的单位内使用粮票。
需要到异地出差，就要通过手续把地方粮票兑换成全国粮票，所以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分别有个外号叫‘满天飞和团团转’。
”作为上月票证收藏文化展示会的组织者，韩孝基表示：“今天我们集藏票证，不仅仅是为了保留那段艰苦岁月的痕迹，更重要的是抚今追昔，温故知新。
”据他考据，从1955年到1988年，由重庆市粮食局发行的各种市内通用粮票有100余枚，“重庆粮票精致大气，其印刷工艺于细微处也一丝不苟，作为主图的麦穗玉米红灯笼、枇杷山与大礼堂、红岩村和朝天门无不充满颂扬与希翼。
” 同样喜欢研究票证的收藏家余超伦告诉记者：“票证是历史长河中一朵灿烂之花，每一枚票证都是洞见历史的窗口。
”在他收藏的上万张票证中，相当部分是1967年到1974年的语录票，“语录票票面以‘革命圣地’、‘工农兵形象’、毛主席语录为装饰图案，原封不动的政治口号随处可见。
有些粮票写着‘打倒苏修’，无非是让老百姓吃饭时也不要忘记批判修正主义。
” 从70年代开始，余超伦收藏的重庆票证种类有数十种之多，常见的分为四类：关于吃喝的有细粮票、粗粮票、糕点票、豆腐票、奶粉票、盐票、肉票等；关于穿戴的有布票、棉花票等；关于日用百货的有肥皂票、火柴票、烟票、蜂窝煤票、煤气票等；专用票证则有用于高干、婴儿、产妇和病人按规定之外的特需票证和多在春节额外供应的节日票等。
票证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符号标志，它留给人们的是不堪回首的苦涩。
他说，“为了用足票证，人们想尽办法，商业购货券和肉票、布票要集中使用，3年困难时期甚至有人因为饥饿画粮票而获罪。
” 感慨—— 悲剧开始以喜剧收场 这样的画面经常发生在中兴路旧货市场：9月30日，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年男人出现在市场楼外，手里提着个鼓鼓囊囊的皮包，沿着小路逡巡着，最后在一家摆放着各种票证的地摊前停下来，问老板收不收粮票，老板连连点头：“收，收
”中年人打开皮包，内层里整齐叠放着花花绿绿的票证，然后不紧不慢的说：“还有豆腐票、火柴票、肥皂票……” 曾几何时，那些充斥在我们身边的票证已悄然消失，当它们再度出现时，这些曾左右过我们生活的纸片竟成了收藏家们青睐的佳品，历史的沧桑变化，怎不令人感慨万千
“我们又不得不承认，黑格尔曾说在很多时候历史往往是以悲剧开始，而以喜剧收场。
”市博物馆史学家庄燕和说，“新中国历史上这段票证故事，我们完全可以在它悲剧的真实之中，发现一种喜剧的审美效果。
”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步缩小了消费品定量配给的范围。
到1983年，国家统一限量供应的只有粮食和食用油两种，1985年长达30多年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被取消。
1992年—1997年间，票证制度终于在全国范围内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时代的结束预示着中国由计划经济的短缺时代走向市场经济的过剩时代。
1996年间，重庆曾在部分区域发行了最后一套印刷精美的地方粮票，但它几乎没人使用就被直接送进了收藏市场。
沧海桑田，如今悄然走进重庆人新生活的是一系列消费账单。
现在，市民已经习惯定期收到一叠账单：水费、电费、煤气费、电话费、宽带费……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更使名目繁多的“卡”成为市民的新朋友。
无论是逛街购物、请客吃饭还是出门打的、看病住院，银行卡以及各种衍生卡已成为市民的随身之物，刷卡消费已普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票证时代”到“账单生活”的转变，折射出的正是重庆乃至中国几十年来社会结构深层次的变革。
山东聊城农村出殡礼仪
丧葬 建国前内丧葬礼仪极其繁琐铺张，而建迷信色彩浓均为木棺土葬，尤以柏木棺、杨木最荣耀。
儿女侄孙均戴孝，儿子百日不理发，儿女服孝期3年，侄孙辈1年，房门帖白条，3年内不帖春联。
一般要经过守灵、报丧、入殓、殡葬、圆坟、祭祀等主要程序。
长辈一般到迟暮之年，晚辈多为其做寿衣、打棺材、修墓穴准备后事。
富裕人家的寿衣、棺材用料考究，贫寒之家则难以讲究，极贫者仅用芦席或草苫一卷土埋了事。
殓衣、含殓 死者将气绝时，家人急速给死者穿寿衣。
男用棉袍马褂，头帽足靴；女用手帕、大袄、裙子。
寿衣全用布条系上，取“带子”即后继有人之意。
殓衣后，移尸于堂前灵床之上仰卧，口中放铜钱或玉石l枚，称“含殓”。
同时，请人帮助治丧。
先请“总理”1名，统管丧事，并由“总理”指定“内、外柜”各1人，分别负责内务和接待礼仪，然后由“总理”差人给亲友送讣贴报丧，搭设灵棚，开启墓池。
停灵 亦称守灵，又称“小殓”。
尸身停于灵床之上仰卧，身下铺草纸，盖白布单子，谓之“铺金盖银”。
也有的面盖火纸，身覆棉被，头枕三角式枕头，叫作“鸡鸣枕”，双足用苘麻系绊。
灵前摆一小桌，放面条1碗，称“倒头面”。
桌上置长明灯，燃香，摆供，供死者牌位。
灵床两侧，谷草铺地，子女眷属男右女左，跪于草上，称为“守灵”。
攉汤 亦称“送汤”。
停灵期间，要到土地、庙祭奠。
侍候丧局者托供晶于前，孝子提汤罐其后(多为米汤或面条汤)，家眷相随至土地庙哭奠。
传说死者鬼魂在去见阎王之前，先被土地爷在土地庙羁押3天。
故死者亲人为其鬼魂“送汤”，连送3次。
“攉汤”完毕之后，接着是送“盘缠”。
一般是在人死后的第三天晚上，也有在当天晚上的，地点在村庄的十字路口。
送盘缠时，除烧纸钱，还要带些花生、红枣和其他食物等一同烧掉，并特地扎一纸轿和纸人烧掉，意为亡者坐轿上西天。
全家人都跪在纸轿和纸人前，一直等到全部烧完后才节哀返回。
人殓 亦称“大殓”。
人死后3日内入殓。
其时，奏乐、诵经，先由孝子为死者净面，用镜子“开光”，后将死者抬入棺材，背下铺铜钱，盖棺、口口钉，全家举哀痛哭。
成服 人死后3日内，全家易凶服，孝子披麻带孝、持丧棒，妇女头扎孝带。
其间，邀族邻集议，择吉殡葬，筹备礼仪，备办酒筵，讣告亲友。
发丧开吊 其时，奏鼓乐，诵经文，亲友临吊多送挽幛、挽联或折礼(现金)，至亲多为三牲祭、纸箔、供果。
吊唁者要到灵前叩头行拜，孝子匍匐灵旁陪灵答礼。
另有执司应接筵客。
出殡 一般在午饭后，将棺材抬到大门外或街头已备好的架子上。
孝子跪在棺前痛哭。
先行起柩礼，然后起灵(将灵柩抬起)o此时，孝子将已备好的瓦盆举过头顶摔碎，俗称“摔老盆子”。
接着，一执事拿着纸钱，边走边撒，前头引领。
孝子手持引魂幡，在棺前边哭边退，其子侄辈左右扶持。
女眷棺后随行。
鼓乐唢呐吹奏，笙管铙钹齐鸣。
当灵柩抬至村中街上时，还要停棺设供品香火于灵柩前大奠，亲故知己至棺前，一步三叩首，三步九磕头，行三拜九叩之礼，向死者至哀。
奠后，在哭声和哀乐声中缓缓行进。
灵柩出村，远亲则各自回家，近亲一直送到墓地。
墓前再祭。
，祭毕，将棺入穴，填土掩埋，聚成圆锥形坟头。
下葬完毕，由孝子将灵幡插于坟顶之上。
3日后圆坟。
祭祀日 葬后要进行三日祭、七日祭、百日祭和周年祭等。
三日祭即死者葬后的第三天，举家上坟添土并摆供哭奠。
俗称“服三”，又称“圆坟”。
此后每七天祭一次(从死者去世之日起)，举家上坟哭奠，一般是从一七到七七，以五七最为隆重，儿女亲友多要摆供品、香和送纸扎。
纸扎多有用纸做的金山银山、元宝、摇钱树、马、牛、轿、箱(柜)、聚宝盆等。
哭吊祭奠结束，纸扎全部烧掉。
五七以内，儿女逢人磕头，俗说“死了老的，头不值钱了”，故不少人五七以内尽量少见人，以少磕头。
到死后一百天和周年忌日，死者的亲属同样带上供晶和香、纸上坟祭奠。
祭周年，一般是3年，富裕之家尚有十周年之祭，以示纪念。
百天之内，死者亲属要继续服孝(穿白鞋、帽子、衣服镶白边等)，而且有不能理发等忌讳。
父母丧1年内不能出远门，不参加盛宴，3年内女儿不穿红，门上忌帖红对联。
建国后，党和政府倡导破除迷信和实行殡葬改革，礼仪逐渐简化。
60年代中期，不少人家以砖砌墓，开追悼会，送花圈，形式隆重而节约。
70年代以来，一般火化，儿女臂带黑纱，同时通知亲友吊唁的日期。
至期，开追悼会，举行吊唁仪式。
礼毕，孝子捧骨灰盒，由亲友护送至田间深埋，或葬于公墓。
有功于人民者，骨灰安放在烈士陵园。
乡村中仍存在木棺土葬，或待火化后将死者骨灰放在棺材中掩埋。
个别地方仍有发大丧、：出大殡者。
回族殡葬 回族用土葬，不用棺木，葬礼从简，丧期不超过3天。
不看风水。
墓地一般选在地势较高、土层坚实的地方。
病人临危时，请阿訇为其做“讨白”(忏悔)，沐浴，提念作证言，或念“亚西尼”(《古兰经》中的章节)。
弥留者头北脚南，面西仰卧；或头东脚西，抬高头部面西仰卧(多为前一种方式)。
人亡后，将其脱去衣服，用木板平放在地上，再用一块洁净的白布覆盖，由子女或专人守灵。
家属也要沐浴。
殡礼由亲友邻里协助办理，丧主出具讣告。
如亡者是已婚妇女，其子女要到死者娘家报丧，并要由亲友出面，到女方娘家征求丧事处理意见。
盛放死者的“塔布”，由底、盖、帮3部分组成。
存放在清真寺里，供回民公用。
殡前，要将死者遗体洗干净。
洗时一般是阿訇和子女动手，用汤瓶壶浇洗。
男性亡人由男人打整，女性亡人由女人打整。
洗后揩干，把死者遗体按照规定的方法用白布包裹，不论贫富贵贱，都用白布，不用绫罗绸缎。
包裹死者遗体的白布叫“开凡”，男性分3件，女性分5件，总长约10米左右，要用香料搓擦，使其带有香味，并防虫蛀。
死者遗体打整完毕，放入“塔布”，覆盖深绿或紫色锦被。
殡礼一般在第二或第三天中午举行。
殡前由亲友邻里吊唁，并请阿訇诵《古兰经》有关章节，行“则那哉”礼，然后将死者送往墓地。
抬运灵舆，建国前一些地方有回民“架子社”(一种群众组织)，采取互助合作的方式。
社员有了丧事向社长提出申请，社长即向全体社员发出通知，届时全体社员沐浴、焚香、佩孝帽孝带前往送殡抬埋。
现一般由4个人用长杠抬运，多系亲友街坊帮抬。
墓穴是在选定地点，先打一个长2米、宽半米、深2米左右的南北向的长方形深坑，然后从坑北端底面向北挖进一个高l米、深2米的洞。
死者入葬时，先用绳子将其用“塔布”的底板托放在深坑里，然后由阿訇及其子移放到洞里仰卧，把头部包裹的白布揭开，使其面向西方。
墓洞周围钉上用白布做的墙围，白布上写有阿拉伯经文，称“幔棚”。
洞口用土坯或石板封好，然后填土成坟。
死者亡后第7天、40天、100天纪念时，一般都要请阿訇走坟诵经、做“油香”。
周年、冥忌须作悼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