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我国当前加强军事国防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日本较之于中国，是一个东山再起的强大对手，何况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极为好胜的民族会再度重扬“武士道”精神一跃而成为军事大国并不难的事情。
我们说这句话不是没有根据的。
联想到日本近年来的大幅度增加防务费用，国防开支已居世界第二的事实，联想到日本社会的很多高层人物至今仍顽固认为日本当年发动侵略战争是“为了日本民族的生存”，战败只是因为“没准备好”的言论。
现在有学者说，1945年日本的无条件投降，美国投向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及百万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起了很大作用，当年退出中国国土的日本军人最不象战俘。
今天，我们不能不多一些警惕。
日本海上自卫队已拥有比中国和印度更多的驱逐舰和护卫舰，以标准排水量来计算，共在各国海军中排行老六。
以数量来算驱逐舰和护卫舰的总数高居世界第三位。
除了军舰之外，海上自卫队还拥有大型反潜警戒机和反潜直升机，作为反潜航空兵的作战能力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据美国军方评价，日本扫雷作战能力已超过美国。
越南有人称其为“捉摸不定的超级杀手”。
虽然近来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军，但在裁陆军同时，又在不断加强海军突击与反潜能力。
越共“六大”宣称“保卫海洋领土及海洋资源已成为新时期国防与经济建设两大战略任务中的重要内容”，可以看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越军将加速海上的扩张，实际上，1992年2月《海洋法》公布后，越南的反应是最强烈的，向南沙增派巡逻舰艇，修缮防御工事，建立永久性居民点。
向俄购买一批导弹护卫舰和歼击机，向美等西方国家求购F-16战斗机和可能用于近海作战的小型舰艇；同时多次举行以中国海军为作战对象的抗登陆、反海上突击的军事演习，大有誓与南沙共存亡的架式。
如果越南在南沙问题上不作让步的话，中越必有一战，一旦赋诸武力，越南这个超级杀手总能扮演一个亡命徒的角色。
印度——中国的最大威胁。
1962年的中印之战，中国把装备落后、战斗力极差的印军打得一败涂地，然而正是这场战争教育了印度人，使他们改变了先富国后强兵的策略，实行“先大炮后黄油”的方针。
经过30多年时间卧薪尝胆、苦心经营，今日之印军已是今非昔比，看了。
60——70年代，印度边防守军留给中国军人的印象是既穷又脏，扔一包香烟给他们都是开了洋荤，80年代后，中国军人突然发现这帮大胡子兵突然阔起来了，换上了清一色的泥料制服，手中的常用兵器也由原来的笨重武器换成了精巧的英式装备。
再往纵深眺望，一条条高等级公路直通前沿，构成现代交通网。
1962年我军反击作战时，印军投入作战的总兵力不过3万人，目前部署在中印、中锡（锡金75年已被印度武装侵占）边境地区的印军比1962年增加了六倍多，达20多万人，此外，空军还有九个飞行联队，各型飞机400余架，除此，在中印边境还有担任边防警戒巡逻和配合作战任务的准军事部队，以及武装警察等10余万人，印度47年独立初期总兵力只有35万人，主要是步兵，60年代增加到60万人，70年代为110万人，现在已扩充到136.7万人，作战飞机1000多架，舰船100多艘，坦克3000多辆并且有研制生产中程导弹和核弹的能力，多次进行核试验，单从数量上看，印军尚不及中国军队的规模，但质量却有过之而不及，尤其是海空军装备，远洋作战能力，边境阵地建设等方面已明显超过中国。
1986年印度以高价购买英国最大的航空母舰之一的“荷姆斯号”，使印度海军拥有亚洲仅有的两艘航空母舰，同时，印度正准备再购买一艘和建造三艘航空母舰，至此，印度已登上亚洲第一军事强国的宝座，正如印军多次扬言那样，“现在印军已不是1962年的印军了”。
中印一旦爆发战争，其强度和影响都将不低于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争。
俄罗斯，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已经分崩离析，但是“离析”出来的俄罗斯却是一支雄风犹存的力量。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何况是只瘦没死的骆驼。
俄罗斯面积是1700万平方公里，居世界国土面积之冠，人口有1.5亿，居世界第五位，这仍属一个潜在超级大国的领土和人口，俄罗斯民族大约在十五世纪末形成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中央集权国家，以此为起点，急剧向四周扩张版图，武力征战，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沙皇就轻而易举地从大清帝国割走了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这种侵略，自然熏陶了这个民族的扩张意识，熏陶了这个民族的优越感和自豪感，尽管目前受到某种压抑，这种压抑不会永远继续下去，对这种民族意识，民族情感，不可低估、不能忽视。
在政治上，俄罗斯是世界大国，是其它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拉拢的对象，它的政治意向与态度的细微变化都会在世界引起相当份量的影响，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和作用不容低估。
在军事上，俄罗斯联邦的国防理论，沿袭了原苏联的军事理论，它的立论的基本观点是进攻，同时具有很强的战争潜力，自然资源丰富，铁、煤、石油、水资源（淡水居世界之冠）森林均居世界前列，工业潜力大，钢产量高，机械制造业相当发达，尖端技术世界一流。
目前，俄罗斯处于低潮时期，但是，一旦渡过这段时期，俄罗斯还会活跃起来的，它会成为一个代替苏联的超级大国。
我们必须关注这只瘦了的骆驼。
但是说到底，对中国威胁最大的仍是世界头号军事大国——美国，中美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中美靠近对于稳定世界有积极作用，但并未从根本上消除不稳定因素。
由于中美两国存在着意识表态、社会制度、对外政策等方面的严重对立和分歧，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不可能有根本改善，并始终存在两重性，即在相互合作与利用的同时，又彼此存在戒心。
目前中国在战略上尚未对美构成现实威胁，但美国仍把中国作为预想的作战对象，纳入其“地区防御战略”。
目前，美在亚太地区的部署正在调整，将形成以美国本土为扇底，以美、日、韩同盟为扇骨的主干，以阿拉斯加、韩、日和关岛为前沿一线的“扇形战略结构”。
虽然在亚太地区减少了兵力（由20万减为18万，34个基地），调整一些基地，但在东北亚的主要方向上，美在日本的16个基地，在韩国的15个基地没有减少，而且要保持和巩固。
表面上看美军驻亚太地区总兵力下降，不具备实施较大规模的地区作战能力，但仍然具备实施有限海空突击的能力，加上美国本土战略机动部队的支援，打一场中等规模的局部战争的能力绰绰有余。
2000年以后，亚太地区有可能成为美军的战略重点。
美有人士认为“正在演变的全球经济和科技发展趋势正使经济中心从欧洲转到太平洋地区，随之而来的则是全球政治中心的转移，东亚将成为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心脏地带，在21世纪，谁控制了东亚谁就控制了世界”。
因此，美国的全球战略，决不容忍东亚出现一个强大到不许美国在这里染指的对手，早在6年前，美军太平洋总部召开的“亚太地区贯彻新军事战略”的专题研讨会上，提出“中国军队综合实力日趋强大，严重影响到亚太地区的军事平衡。
现在亚太地区有10多个地区冲突热点和许多边境争端。
未来引发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很大。
驻亚太地区美军除对俄军保持警惕外，将把中、朝、越作为主要作战对象。
美第7舰队则把迅速发展的中国海军视为该地区对美构成重大威胁的主要对手之一。
（二）中国内部除了周边热点之外，中国内部的分裂主义倾向也同样危及着中国的安全和领土完整，也同样可能爆发局部武装冲突。
因为无论是民族分歧还是地区分裂，通常都有外部力量插手，一旦爆发冲突，外部武装干预，甚至武装支持都在所难免，摆在中国军队面前反分裂的重任是十分现实而紧迫的。
台湾我国现任外交部长李肇星在与中学生对话时，有学生问李部长任职以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李回答：悲壮。
他说他在与外国国家领导人见面时第一句话就是感谢贵国政府和人民对一个中国的支持与理解。
大国外长，张口矮人三分，他感到心情非常沉重。
可以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一块心病，是最大的国殇。
台湾在祖国的版图上，形似“航母”，美国人也一直把它当成美国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1949年国民党统治集团退踞台湾省，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与中央政府对峙，由此产生了台湾问题。
半个多世纪来，为了结束两岸分离状态，我们党和政府殚精竭虑，不懈奋斗，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摆在共和国的重要位置上。
在新的世纪，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我们党的重大历史任务之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台湾问题，说穿了就是中美之间的问题。
前不久，美日共同对1996年制定的《美日安保协议》作出重大修改，第一次公然把台湾海峡列为两国的“共同战略目标”，对我国施加战略压力。
美国对台政策是由其全球战略决定的，本质是“以台制华”，目的是长期维持海峡两岸不统不独的局面，把台湾当作“不沉的航空母舰”和西化、分化中国的桥头堡，为其国家利益服务。
台海局势严峻而复杂。
“台独”分裂势力搞分裂，已成为两岸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成为台湾海峡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必须认真应对。
台湾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统一，而且关系到国家发展、民族振兴和党的执政地位。
这次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表明了反“台独”的国家意志和坚强决心。
对连战、宋楚瑜两位在野党主席高规格的接待，表明了大陆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诚意。
西藏建国以来，西藏一直存在一股分裂主义势力，并与流亡海外的达赖集团内呼外应，多次制造紧张局势。
近几年来在西方敌对势力煽动下，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更加活跃起来，使局势出现趋于紧张迹象，西藏问题不仅是西方国家策反的重点，也是印度扩张主义的重要借用力量，一旦形势恶化，其斗争会异常尖锐复杂。
新疆新疆闹独立的势力一直存在着，在建国后40多年里始终没有形成气候，1993年以来，这股势力有抬头的趋势，加之哈萨克斯坦向中国政府提出领土要求，使新疆局势出现了不大好的苗头。
内蒙据有关人士透露，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内蒙古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先后三次与外蒙官方秘密接触，就建立“大蒙古共和国”问题进行暗中策划。
如果中俄蒙相互修好，此事不难处理，如果三方不合作，形势将会恶化。
另外，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国际国内敌对势力正在千方百计对我军进行政治和思想文化渗透，极力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妄图使我军脱离党的领导。
他们的口号是从中尉开始培养。
可以说，隐蔽战线斗争形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峻，已经有不止一位将军倒在了敌人的糖弹之下。
反渗透、反心战、反策反、反窃密工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繁重。
就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问题多说几句。
世界上执政党因失去军队而丧失政权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1989年12月，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罗马尼亚军队倒戈，齐奥塞斯库总统及夫人被枪杀。
1989年，苏联发生“8.19”事件，克格勃最精锐的特种部队“阿尔法”小分队被派去逮捕叶利钦，除组长一人外，其他成员都拒绝执行命令。
在所谓“天鹅绒革命”中失去政权的前南联盟、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执政党，都是因为没有牢牢掌握住军队而垮台的。
这些政党兴替的教训，我们必须牢牢记取。
党指挥枪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支部建在连上，党委制、政治委员制度、政治机关制度，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在中央军委，这几条铁律牢牢地将我军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三）军事高科技的挑战. 一一高技术武器装备大量投入实战。
海湾战争中有500多种八十年代的高新技术武器登台亮相；科索沃战争中,北约投入了以隐身武器、电子战武器、中远程精确打击武器为代表的各种高技术武器，其中精确制导武器占98%，光是“战斧”巡航导弹就发射了近千枚，使得这场战争成了高技术武器的试验场。
这些高技术武器打击目标的精度高,毁伤破坏的烈度强。
九十年代以来发生的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表明,以电脑网络为主的信息战将贯穿于未来战争的全过程，争夺制信息权的斗争将异常激烈，成为赢得主动、克敌制胜的最重要的战线和内容。
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CSI系统的指挥控制下，使用了导弹、制导炸弹、卫星、预警机、电子战飞机、遥控飞行器、雷达、计算机等信息系统武器，很快使伊拉克军队指挥系统陷于瘫痪，部队受到重创，有人形象地说，未来战争将由过去主要“打钢铁”发展为主要“打硅片”。
一一陆海空天电一体化联合作战。
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表明，由于大量高新技术综合运用于战场，战争已由陆地、海洋和空中的三维空间，发展为空中打击、海上发射、卫星保障、电子干扰、地面配合的多维对抗。
在科索沃战争中，北约空军的460多架飞机在天上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有6艘驱逐舰、巡洋舰和2艘潜艇游弋在亚得里亚海，在靠近南联盟的马其顿部署了1.2万地面部队，北约各种军事功能的人造地球卫星，在外层空部不间断地以侦察情报、指挥控制、导航定位等活动，保障空袭作战，美国的EA-6B等电子战飞机直接进行强电磁干扰的压制，积极掩护着空袭行动。
从这里可以看出，高技术战争就是全维对抗的战争。
一一战线纵深和相关范围大大扩展，前后方界限日趋模糊。
在以往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战争中,交战双方战场相对固定，前方与后方界限清晰，作战一般不超过随伴火力所能提供的掩护范围。
在高技术战争中，两军对垒的直接交战空间缩小，很难再现前两次世界大战中那种绵延千里的壕堑战，但作战行动所涉及的空间却大大扩展。
现在的战略导弹可以打到地球的任何角落以及更广阔的外层空间，作战相关范围的空前扩展，意味着以往那种“安全稳定”的战略后方在未来高技术战争中将不复存在。
一一战争的节奏大大加快,进程趋于缩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上高技术程度较高的战争，其持续时间都比较短。
1983年美国入侵格林纳达战争的主要战斗，4天就结束了。
1986年美国空袭利比亚的“外科手术”式战争，整个空袭行动仅18分钟。
1991年海湾战争的规模较大,持续时间也不过是42天。
1998年12月，美英“沙漠之狐”行动的全部过程仅70小时。
科索沃战争算是时间较长的，也只打了78天。
钱壮飞是怎么死的
有说牺、有说失踪的钱壮飞（1895年1935年），浙江湖州人，中共的“龙潭三杰”之一；1915年考入北京医科专门学校，1919年毕业后在医院工作；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初到上海，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处任职；1929年底，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1931年4月25日，及时将顾顺章叛变的绝密消息告知中央，为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后进入中央苏区，历任中革军委政治保卫局局长等重要职务；1934年10月参加长征；遵义会议后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1935年4月牺牲（一说失踪）。
贵州金沙说对于钱壮飞这位谍海奇侠牺牲的地点和原因，多少年来一直众说纷纭，大体上有以下说法：一是空袭遇难；1940年，周恩来把钱壮飞家人接到延安，钱妻张振华在重庆苦苦等待了八年，此时才得知丈夫的死讯。
钱壮飞次子钱一平回忆说：“在杨家岭，周恩来和邓妈妈把我叫去说，‘你爸爸在第二次过乌江时遭敌人袭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等国民党飞机停止轰炸后，队伍集合走了一段路，我发现他不在身边，就下令一支队伍回去找……你爸爸牺牲了……那是1935年3月29日，他只有40岁。
’”另据当地群众反映，在空袭时曾有人看见一位骑白马的红军坠入乌江渡口，这位红军的体貌特征与钱壮飞极为相似。
二是行军掉队遭反动民团杀害。
持此说法的有金沙和息烽两地。
据金沙县党史办调查，当红军大部队过江后，有一位红军沿着主力部队过江的路线单独向乌江北岸方向走来。
这位红军身穿青色军装，背一个黄布包和一个小皮包，随身带一支手枪，曾向当地群众买东西吃。
快黑天时，他误入当地恶霸地主的帮凶黎丛山家，求黎带他过江。
黎丛山见他单身一人还带着包裹，随生歹意，便“热心”地为他带路。
当行至今后山乡岩口时，黎趁这位红军观看过江路线时，猛然将其推入30余米深的岩底，然后又下岩用乱石把他砸死，抢走了手枪和所有衣物，黎丛山回家后用手枪换了两石米和一匹马。
后来当地群众冒着极大的危险将这位红军的遗骨就地掩埋，建国后修水库时又将其迁往后山乡张家垭口，并立一石碑，上书：“红军烈士之墓。
”金沙县党史部门经过多方调查论证后认为，这位遇害的红军就是钱壮飞。
疑点2002年经贵州省党史部门最终认定，钱壮飞的牺牲地为金沙县后山乡岩口村，虽然至今仍有不少人持不同看法，但钱壮飞牺牲在金沙、息烽一带的乌江渡口，看来已无疑议，但其死因真相究竟如何，目前尚无定论，只有留待后人去辨析考证了。
此说疑点：一、着装特点不足以证明。
此说中有记载“穿青色军装，背一个黄布包和一个小皮包，随身带一支手枪”，但黄布包、手枪、小皮包不足以证明此人就是钱壮飞。
如果要说特点，钱壮飞的特征是很清楚的，就是他戴有眼镜。
在那个年代，戴眼镜应该是最大的特征。
二、时间不对。
据无线电营的同志回忆，南渡乌江时随中革军委无线电营的是一、六分队。
每个分队有一部电台，配备报务员、机务员七八人。
“无线电队的任务是确保军团首长与中革军委及所属部队的通信联络。
那时的电台装备比现在笨重多了，光是一台收报机和一台发报机就有40多斤重，60斤重的蓄电瓶有6个，还有一个充电机，约有90斤重，其他还有机器零件箱和汽油瓶等，所有这些都要用人力运输。
”由于钱壮飞一直从事文职工作并随中革军委无线电营活动，而无线电营携带设备较重，行动不会太快，所以钱壮飞掉队的可能性不大。
三、被害可能性很小。
当时无线电营通常是24小时收报、译报。
在行军过程中常常是分两队前进：一队随先头部队行军，在先头部队停止前进后，即组织搭建报房，开机后同时通知另一队开始行军。
在正常情况下，无线电营除有报房外，还有运输排、警卫排、管理排三个排。
钱壮飞是跟周恩来一起走的，应该是在队伍中间。
后山一带已经接近江边，应该属于红军的警戒范围，被人暗算几乎不可能。
且后山离渡口仅三四里地，几乎已到江边。
那几天此地均为红军警戒区，钱壮飞被害的可能很小。
四、时间与事件不符。
根据周恩来在延安时对钱壮飞的妻子张振华回忆说，钱壮飞是在第二次过乌江时躲空袭时离散的，队伍集合走了一段路，我发现他不在身边，就下令一支队伍回去找，没有找到。
一直作为失踪认定，后来定为牺牲。
躲空袭应该是过了乌江以后的事，因为在南渡乌江时空袭仅有一次，即1935年4月1日，而在3月31日12时前红军已经全部渡过乌江。
遇空袭只能是过乌江后。
根据地方志记载及革命文物普查及当地人的回忆，在息烽境内遭轰炸遗址仅有两处：一处是息烽县鹿窝乡老窝寨的报恩寺，另一处则是息烽县九庄镇祖师山上的祖师观。
可见钱壮飞应该是过了乌江后牺牲的。
贵州息烽说但息烽县党史部门则认为，钱壮飞同志是渡过乌江后牺牲于息烽县流长乡宋家寨旁的没良坑。
据宋家寨的老百姓介绍，一位自称叫夏树云的红军因病与大部队失去联系，栖身于宋家寨的一座山神庙内，被跟踪而至的“清乡团”骨干罗绍安抢去行李。
夏树云找到当地的里长陈玉顺说：“你们这里一个大麻子抢去了我的行李，别的东西可以不要，但有一枚印章和一些书籍必须还给我，否则找到部队后我可不答应。
”此事后被清乡委员宋子桢得知，他与手下密谋将夏树云推入40多米深的没良坑中摔死。
后据当时参与杀害红军的凶手之一宋昭荣（解放后被判无期徒刑，1980年减刑释放）交代，那位红军的体形、相貌、年龄、口音均与钱壮飞酷似，后来又拿着钱的照片让宋昭荣辨认，宋说照片上的人就是被宋子桢推入没良坑的夏树云，因此息烽县党史办认为夏树云就是钱壮飞。
疑点以上这些都没有确凿证据，要想得出事实真相，应确定范围和时间，采用科学推理才能找出。
首先有几点可以肯定：一是钱壮飞牺牲时间应该是1935年3月31日至4月1日之间。
二是可排除钱壮飞牺牲在过江前，即牺牲地点不可能在金沙县后山，只应在息烽县境内。
另处还有一个人证，可证明钱壮飞已经过江。
据《息烽文史资料》第二集（1987年5月版）记载：1981年夏，原湖南省国防科工办副主任、老红军邹毕照不远千里从湖南赶到息烽寻找战友钱壮飞的下落。
他说，他与钱壮飞一起渡过乌江后，翻过一座高山（大岩头）后，走了不远就遭到敌机来骚扰，红军发出空袭信号，他们就各自分散隐蔽，空袭解除后，他们就失散了。
那么，我们来详细看看1935年3月31日和4月1日在息烽发生了哪些事件。
根据党史资料记载，红军南渡乌江后三天内的战事详情是这样的：1935年3月31日上午11时左右，红军全部渡过乌江。
南渡乌江主要是从乌江上游黄沙河地段经北岸后山一带的大塘渡口、梯子岩渡口和江口渡口渡过的。
3月31日晚上，红五军团到达息烽县九庄镇，并在这里宿营。
为了不惊扰百姓，战士们宿营在镇上老百姓家门外。
红三军团于4月1日到达九庄镇与红五军团汇合。
在九庄镇，红军大造声势，到处写着“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等标语口号。
而此时，、朱德则在息烽县流长乡一带。
4月1日，、朱德在流长发出“佯攻息烽县城，掩护主力通过川黔公路”的命令。
这时，在贵阳的蒋介石坐卧不安，因为息烽离贵阳不过70多公里，贵阳方面已经为蒋介石夫妇准备好了两乘滑竿，以备紧急时前往机场。
4月1日11时左右，敌侦察机出现在息烽县流长、新阳、鹿窝的老窝寨，再到九庄镇绕了一圈回到贵阳。
15时左右，四架轰炸机出现在息烽境内。
飞机轰炸发生在九庄镇的祖师观和鹿窝乡的报恩寺。
在九庄镇，十多名红军指战员骑着马冲出小镇，将敌机引开。
同时，另有一些红军战士冲上高地，用机枪、步枪对空中的飞机开火。
敌机在对九庄镇的狂轰滥炸中，共投下了24枚炸弹，炸毁29间民房，100多名红军指战员牺牲，数十人负伤。
后来根据县志记载及革命文物普查，还有鹿窝乡的报恩寺也受到轰炸，牺牲红军数十人。
当红三团在息烽县城牵制国民党中央军五十九师与九十三师时，中革军委和红一军团已经绕道向扎佐方向挺进了。
在九庄镇的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的部分红军也从九庄镇绕过息烽县城经石洞、猫场到了扎佐与中革军委汇合。
这就是3月31日至4月2日，红一方面军在息烽的全部战事和情况。
从以上几次战事来看，如果我们排除了钱壮飞掉队的可能和被反动武装杀害的可能，那么，他牺牲的最大可能就是牺牲于敌机的轰炸，这一点与《虎穴利剑》的描述一致。
对于传记作者的信息来源，虽然不可作为考证依据，但钱壮飞在轰炸中牺牲也是有可能的。
当然，此说要成立应该满足以下一些条件：飞机曾丢有炸弹，有红军战士牺牲，有红军战士向飞机开火，时间应该是在1935年3月31日至4月2日之间，应该有相隔4小时、两次遇到空袭的可能。
根据以上分析，满足以上四个条件的有一个地方，息烽县鹿窝乡老窝寨的报恩寺；满足五个条件的只有一个地方，即息烽县九庄镇的祖师观。
因此，这两个地方有一处可能是钱壮飞牺牲地。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那么多红军没有被炸，却偏偏炸到电台队呢
我认为，情况应该是这样的：1935年4月1日，四架敌机轰炸九庄镇和鹿窝乡两地的时间是15时至16时之间。
4月1日11时，有一架侦察机曾在乌江南岸鹿窝乡、九庄镇上空一带侦察。
据周恩来回忆，钱壮飞是因躲空袭失踪的。
显然，此次空袭没有人伤亡，否则周恩来肯定要看牺牲的人当中是否有钱壮飞。
由此看来，敌机此次空袭并未丢炸弹，只是侦察。
根据《1935年中华民国空军史》等资料，当时国民党的飞机多是一战时的老式侦察机。
该侦察机有机载电台，很容易发现电台信号，故电台一直是被轰炸的重点。
鹿窝乡的报恩寺仅是一个小小的寺院，位于一个小山上的树林之中。
笔者下乡时曾在此地当过代课老师，也曾带领学生到此地为红军烈士扫过墓。
因此，钱壮飞牺牲于此应该有一定的可能性。
但如果我们再深入分析，这种情况应该还有不符合逻辑的地方：一是周恩来明确说是在躲空袭时失散的，应该不会有错。
当时遭遇的飞机应该没有丢炸弹，那就说明，当时应该是与侦察机相遇，即在4月1日11时左右。
走了一段后，周恩来曾让人回去找过，但没有找到。
如果说牺牲在鹿窝乡的报恩寺，应该可以找到；如与电台队在一起则不存在走失的事，如果牺牲，也应该有人知道。
但是，无线电队的同志不知道钱壮飞的行踪，一直以失踪记载，后来才确定为牺牲。
从逻辑上来说，不可能牺牲在鹿窝乡的报恩寺。
根据4月1日的战事分析，除去鹿窝乡的报恩寺，那么飞机轰炸的地方就只有九庄镇一处，钱壮飞有可能牺牲在九庄镇。
但是，九庄镇是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的路线，他是否有可能走到此地呢
根据周恩来叙述钱壮飞是在躲避空袭时失踪的这一线索，在这一天躲避敌机空袭的可能性有两次。
一次是飞机侦察时，也就是1935年4月1日11时左右，一次是4月1日15时左右。
从资料上看，周恩来并没有提到空袭时有人受伤或牺牲。
因此可以肯定，躲避飞机空袭应该是第一次的侦察机。
根据老红军邹毕照回忆，他与钱壮飞一起渡过乌江后，“翻过一座高山（大岩头）后，走了不远就遭到敌机来骚扰”的情况来看，更证实了这一点。
因此，根据躲空袭失踪这一点分析，我们可知，飞机出现在九庄镇的时间是4月1日上午11时左右。
那么，由于鹿窝乡离九庄镇的路程是10公里，可得出飞机在两地上空的时间相隔不过几分钟，也就是说红军受空袭的时间也是4月1日11时左右。
地点则可圈定在新阳到鹿窝之间的对门寨。
这个地方正是翻过大岩头的一段路，而这个地方又正是红五军团、红三军团与中革军委、红一军团分开的地方。
为什么可以肯定在此地呢
因为在流长乡和九庄镇之间横亘着一座较高的山——西望山，红一方面军是呈人字形避过西望山的，也就是说中革军委和红一军团是从西望山的左面经流长到扎佐的，而红五军团与红三军团是经九庄镇过石洞，从猫场绕过息烽到达扎佐的。
因此，新阳与鹿窝之间的对门寨正是中革军委、红一军团与红五军团、红三军团分开的地方。
因此，我们可根据推测和分析得出，钱壮飞很可能是在躲空袭时摔伤（或摔坏了眼镜），由于没有跟上队伍，而其地点又正是红五军团、红三军团与中革军委、红一军团分开的地方。
当时钱壮飞已经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副秘书长，在当时已没有较紧急敌情，或者在当时正好遇上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电台队。
由于钱壮飞在江西时担任过无线电队的教员，无线电队的许多战士都是他的学生，因此，钱壮飞很有可能被电台队的战士抬上担架，或与红五军团、红三军团的同志一同行军。
他可能打算到九庄镇后通过电台将自己的情况告诉周恩来。
但是，当天15时来到九庄镇后，就遇到了空袭。
也就是说，他本来应该同中革军委、红一军团前往流长，而现在却跟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的同志到了九庄镇。
因此，极有可能是牺牲在九庄镇红军中的一个。
在九庄镇的红军烈士墓有三处：一处位于祖师山山顶后侧；一处位于山腰处，离祖师观右面约100米；一处位于祖师观向上约200米处。
每次扫墓都要请当年的老红军来讲革命史。
据老红军讲，飞机是从息烽方向飞过来的，四架飞机经九庄镇的求雨坡、棺山、烟登坡飞过九庄镇后向祖师观一带投弹。
红军为了吸引敌人火力，曾从祖师观附近向敌机开火。
由于当时牺牲的红军被分葬三处，后来为了祭奠方便，当地政府决定将红军烈士的遗骸移往祖师山山顶。
2006年12月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而出版的《沿着红军的足迹——穿行多彩贵州》一书第127页有这样的记载：“牺牲的红军官兵除一名将领单独安葬外，其余合墓在九庄镇南面的祖师山上。
”1968年左右进行了移迁烈士遗骸的工作。
那里长有十多棵柏树。
当时除了挖出遗骸外，还挖出了一个公文包的残片和一副眼镜，一只镜片已碎。
眼镜腿已经折断，是放在一个铁质眼镜盒里的。
由于时间已经很长，出土时铁质眼镜盒已生锈，轻轻一碰便碎了。
还有一支钢笔和一些皮包的残片。
当时我们都认为这肯定是一位文书。
最近，看到《重庆晚报》登出的钱壮飞的一张照片，觉得钱戴的眼镜很熟，很像红军墓中出土的那副。
当然，我们不能肯定这副眼镜就是钱壮飞的，但这些情况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想象的空间。
当年负伤留在九庄镇的三位红军战士，只知道在九庄镇牺牲的红军烈士中有一位“将领”，但三人都不认识他，也不知其职务。
查红五军团、红三军团重要首长，大多有其记载和下落，如果是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的将领，应该会有记载。
会不会是因为认识钱壮飞的人不多，一般人都不知道他是谁
当然，像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一定会认识他的，但由于董振堂在西路军进入甘肃高台时牺牲，因此，钱壮飞的牺牲因此成谜也未可知。
根据这些细节，我们将过去有记载的和现在发表的文章中的一些细节，以及笔者的经历来看，是否可作这样一个推断：1935年3月31日，由于中革军委无线电一队正在与、朱德一起行军在去流长的路上，那么侦听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无线电一队的身上，钱壮飞与周恩来应该与无线电一队留在鹿窝乡报恩寺内继续侦听敌情。
这天的敌情应该是：蒋介石急令中央军五十九师与九十三师从贵阳前往息烽阻止红军冲击贵阳。
当夜，、朱德据此情况作出了以攻为守的战术，于4月1日下令红三团佯攻息烽县城，吸引国民党中央军五十九师与九十三师。
4月1日，通宵侦听敌台的钱壮飞与无线电一队又踏上行军路。
11时左右，在鹿窝乡对门寨一带遇到了敌侦察机。
于是，大家忙到树林里躲空袭。
在这里，钱壮飞不慎摔了一跤，眼镜掉到山岩下。
待警卫员帮他到山下找到眼镜时，队伍已经走远了。
由于耽误了时间，钱壮飞与警卫员很可能掉队。
在他们追赶部队，走到去流长与去九庄镇岔路的时候，他们一定有过选择。
他们一定会向路边的老百姓或掉队的红军询问无线电队是否从此地经过。
然而，据党史资料记载，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都有无线电队，当时红五军团还有三部电台。
因此，走错路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由于电台队负重较大，钱壮飞二人追上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电台队的同志是没有问题的。
虽然路走错了，但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无线电队的同志应该会说服钱壮飞与他们一道从九庄镇走。
因为分开后，前面横亘着一座高高的数百里长的西望山，去流长和去九庄镇都只能从西望山的山麓走过。
要么再走回头路从走错路的地方走向流长，要么向前走跟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从九庄镇前往扎佐与中革军委汇合，从中间走是无法归队的。
因为考虑到只需一天时间便可在扎佐与中革军委汇合了，所以钱壮飞二人就与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电台队来到了九庄镇。
从11时左右，沿着去鹿窝乡方向的路，大约15时便来到九庄镇。
和往常一样，每到一个地方，无线电队都要选择较高的地方架设无线电天线。
从九庄镇的地势情况来看，祖师山是九庄镇的绝对制高点，而山腰的祖师观应该是报房最好的选址。
祖师山山顶则正是侦听的最佳地点。
当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无线电队的同志正在安装电台的时候，四架飞机飞来了，并向九庄镇投下炸弹。
九庄镇西门一片火海，为了保护电台和司令部，十多名红军指战员骑着马朝祖师观方向奔去；而在祖师观内的警卫连为了将敌机引开，则冲出祖师观。
红军从三个方向同时用机枪、步枪对空中的飞机开火，目的是要把敌机引开，避免电台和司令部被炸。
空袭时，钱壮飞应该是与无线电队的同志冲出祖师观，在附近对空射击，后牺牲。
由于认识钱壮飞的人不多，因此钱壮飞牺牲在九庄镇的情况就没有记载（所有牺牲红军都没有留下姓名）。
但我认为红军牺牲减员一般都会有记载，这个记载应该在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内，但由于后来红五军团在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后，几乎全部牺牲，故未留下资料。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钱壮飞临时跟随红五军团，也可能没有多少人认识，故未记载。
而红三军团长征到达陕北后，主力还在，若钱壮飞随红三军团牺牲，应有记载。
根据以上分析，息烽县九庄镇祖师山上的红军无名首长墓，很有可能是钱壮飞长眠的地方。
中国建国以后拍摄的所有电影的汇总列表
早期中国 （1931年以前 中国电影事业发端20世纪初。
1905年，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景丰拍摄了由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断，这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
1913年，美国人经营的亚细亚影戏公司拍摄了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中国第一部有故事情节的短片《难夫难妻》。
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拍摄时事短片。
次年成立活动影戏部，此后拍摄了两部中国最早的长故事片《阎瑞生》和《红粉骷髅》。
1922年 ，张石川与郑正秋 、周剑云等组织明星影片公司，1923年完成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影片严肃地涉及了当时的社会实际，表现手法具有较浓的生活气息，演技自然、亲切、朴素。
与此同时，出现了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神州影片公司、长城画片公司、民新影片公司等一批较具规模的影片公司。
邵醉翁兄弟于1925年创办天一影片公司，首先取材于民间故事，拍摄一批古装片，并在上海掀起拍摄古装片的热潮 ，还以此立足于南洋市场 。
1925～1927年间，上海先后成立140家中小型电影公司；广州、北平（今北京）、天津等城市亦拍摄影片。
1928年明星公司开拍《火烧红莲寺》后又形成一股武侠片热潮。
此后的4年间上海各公司拍摄了400多部故事片，其中一大半是“火烧”、“武侠”、“神怪”之类光怪陆离、粗制滥造影片。
1928年，民新、大中华百合等影片公司组合成联华影业公司，先后拍摄了《恋爱与义务》、《恒娘》、《桃花泣血记》等片。
1930年，明星影片公司和友联影片公司试制成功蜡盘发音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和《虞美人》。
1931年华光片上有声电影公司在日本完成中国第一部片上发音影片《雨过天晴》。
到1935年，中国完成了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的过渡。
编辑本段左翼电影运动 （1931～1937） 1930年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于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上海的抗日战争爆发，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深感时代需要反映现实的影片。
1932年5月，明星影片公司聘请黄子布（夏衍）、郑君平（郑伯奇）、钱谦吾（阿英）担任编剧顾问，与郑正秋、洪深等一起组成编剧委员会。
1933年3月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成立，由夏衍任组长，成员有钱杏邨、司徒慧敏、王尘无和石凌鹤。
电影小组的成立推动了明星、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的电影创作，也影响了天一和其他小公司的电影创作。
当年生产了《狂流》、《都会的早晨》、《春蚕》、《姊妹花》、《民族生存》、《三个摩登女性》、《小玩意》等一批优秀影片，左翼电影运动取得辉煌成就。
国民党统治当局在开展对中国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军事“围剿”的同时，加强了对革命文化的“围剿”。
针对这种更为尖锐、复杂的形势，左翼电影工作者进行更加隐蔽的斗争，创作出《渔光曲》、《新女性》、《大路》、《神女》、《生之哀歌》、《逃亡》等有影响的片目 ，与此同时 ，左翼电影工作者还开辟了新的制片阵地——电通影片公司，拍摄了《桃李劫》、《风云儿女》等优秀影片。
这个时期还创作一批优秀电影歌曲，如影片《大路》里的《大路歌》和《开路先锋歌》，《桃李劫》里的《毕业歌》和《风云儿女》里的《义勇军进行曲》等，随着影片的放映，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将全国人民爱国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上海电影界为适应新的形势，建立起电影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继“国防文学”口号提出后，1936年2月，“国防电影”作为电影创作口号也被提出。
1936～1937年7月，上海各电影公司拍摄出一批不同题材样式和内容的国防电影，有《生死同心》、《压岁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迷途的羔羊》、《狼山喋血记》、《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等影片。
编辑本段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电影 （1937～1945） 在国民党统治区，1938年，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领导工作，直接地推动了抗战电影的发展。
中国电影制片厂在政治部三厅领导下，由阳翰笙担任编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迅速投入抗战电影的摄制及其他工作。
先后在武汉、重庆拍摄了《保卫我们的土地》、《八百壮士》、《胜利进行曲》、《青年中国》、《塞上风云》、《还我故乡》、《警魂歌》等表现军民英勇抗战的影片，以及《民族万岁》等新闻纪录片。
国民党直接领导的中央电影摄影场和1935年成立于太原的西北影业公司也拍摄了宣传抗日的故事片和新闻纪录片。
香港到1937年6月底为止，成立了南洋、大观等50多家拍摄粤语片的电影公司。
随着抗日战争爆发，香港爱国电影工作者拍摄了抗战题材的影片。
从1937年11月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进入上海租界为止，上海被称为“孤岛”时期。
这一时期，1938年有新华、艺华、国华等私营电影公司拍摄影片。
随着新华摄制的影片《木兰从军》上映后的卖座，形成了古装片拍摄浪潮。
1941年，时装片取代古装片，新华、艺华、国华、金星等10几家影片公司，出品80多部影片，时装片有60部。
万籁鸣、万古蟾(见万氏兄弟)绘制完成的动画片《铁扇公主》是中国第一部较长的动画片。
在日本占领区，日本帝国主义1937年8月21日在长春成立“满洲映画株式会社”（简称“满映”）。
后在北平（今北京）成立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1939年于上海成立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将新华等几家影片公司合并，成立中华联合制片有限公司（简称中联）。
1943年5月12日将以上电影机构合并 ，成立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影）。
中联和华影在4年中拍摄近130部故事片，有宣扬所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春江遗恨》等影片，为迷惑中国观众，也拍摄了不少以恋爱为中心的影片。
在抗日根据地 ，1938年，在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下，由延安电影团袁牧之担任编导，吴印咸、徐肖冰、吴本立担任摄影 ，用仅有的两部摄影机拍摄长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
1942年又完成长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以及一些反映当时延安重大社会政治生活的新闻片。
还建立一个放映队，在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前线一带放映电影。
新四军淮北根据地于1942年购得16毫米摄影机 ，拍摄了有关新四军生活的影片素材，1946年剪接完成长纪录片《新四军的部队生活》。
编辑本段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电影 （1945～1949）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宣传部和国防部分别接管了上海、北平、长春、南京等地的电影产业。
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一部分革命和爱国的电影工作者进入由中央电影摄影场改组的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电）各厂，利用国民党的电影基地，拍摄进步影片；另一部分参加进步电影的基本阵地昆仑影业公司，对文华、国泰、大同等民营影片公司也采取团结、支持、争取和协作的方针，使之拍出进步影片。
这样，在1946～1949年间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松花江上》、《夜店》、《还乡日记》、《遥远的爱》、《幸福狂想曲》、《小城之春》等优秀影片。
这一时期上海共有20多家小电影公司，拍摄了约40部影片，其中大部分渲染谋杀、间谍、侦探、心理变态或描写所谓家庭爱情纠葛等。
在解放区，1946年成立延安电影制片厂 。
1947年以该厂部分人员为基础，组成西北电影工学队前往东北。
1946年10月在晋察冀军区成立华北电影队。
1946年长春解放后，中共中央东北局指派舒群、田方等人接管“满映”。
1946年10月成立东北电影制片厂（简称东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17辑大型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以及木偶片《皇帝梦》、科教片《预防鼠疫》、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动画片《瓮中捉鳖》、翻译片《普通一兵》。
1949年4月，东影迁回长春，1955年改为长春电影制片厂。
北平、上海解放后，在北平、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下，接管了在北平、上海的国民党制片机构，分别成立北平电影制片厂（后改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
1949年4月，成立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担负领导全国电影工作的任务。
编辑本段新中国电影事业 （1949年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
50年代初期，上海原各私营电影制片厂联合组建为公私合营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于1953年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
这样，故事片的生产完全由长春、北京、上海3家国营厂承担。
为了培养人才，上海、北京先后成立电影学校，北京的电影学校后成为中国唯一的高等电影专业学府——北京电影学院。
与此同时，成立了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筹建了保定电影胶片厂，南京、哈尔滨、上海都建立了电影机械厂，以及八一电影机械厂和北京电影洗印厂等电影工业企业。
新中国电影从1949年制作第一部以工人阶级作为解放了的主人翁的影片《桥》开始，在很短的时间，拍摄了《白毛女》、《钢铁战士》、《上饶集中营》、《新儿女英雄传》、《翠岗红旗》、《我这一辈子》、《腐蚀》等优秀故事片 ，以及新闻纪录片《百万雄师过大江》、《红旗漫卷西风》等。
但是，由于在电影创作指导思想方面过分强调电影的政治宣传作用，造成题材单一的倾向。
对《武训传》等影片的批判，挫伤了部分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导致了创作拘谨、产量下降。
1953年，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有关领导提出改进领导方法，鼓励艺术家发挥各自长处，从各方面反映革命的历史和现实。
1956年，同志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和科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为了贯彻这一方针，电影局从指导思想、领导、体制等多方面进行改革，取得积极成果，故事片生产由1951年年产10多部逐渐增加到1957年年产40多部，1957年文化部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次优秀影片评奖 ，奖励了1949～1955年摄制的《南征北战》、《智取华山》、《渡江侦察记》、《鸡毛信》、《董存瑞》、《祝福》、《李时珍》、《神笔》（美术片）、《淡水养鱼》（科教片）等69部优秀影片。
1957年，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对一些影片和艺术家也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1958年又拍摄了许多报道性宣传大跃进中某些虚假的“新事物”的影片，又一次干扰了电影的创作。
不久，中央逐步纠正了大跃进中“左”的错误，周恩来对电影界也提出了注意影片质量的要求，促使中国电影事业在1959年形成一个繁荣时期，拍摄了《林则徐》、《聂耳》、《万水千山》、《青春之歌》、《林家铺子》、《老兵新传》、《五朵金花》等题材风格多样、在思想与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统一的影片。
但是不久，在反右倾运动中，电影界又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
加之三年自然灾害，胶片、器材等严重短缺，电影生产又逐步下降。
1961年，文化部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重申坚决贯彻双百方针，纠正了违背艺术规律，对文艺创作进行简单粗暴的批评干预的“左”的思潮，制定了改善文艺工作和电影工作的一些管理条例。
使60年代初期的电影走入正轨，到1965年，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二个电影创作高潮，生产了《甲午风云》、《革命家庭》、《红旗谱》、《舞台姐妹》、《小兵张嘎》、《英雄儿女》、《农奴》、《白求恩大夫》、《早春二月》、《杨门女将》等优秀影片，以及优秀美术片《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等。
与此同时，电影放映单位从1949年的400多个发展到1965年的20363个 。
到1965年为止，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共发行1213部长短影片。
中国自己的电影工业也已具备相当规模 ，可以生产洗印、录音、摄影、放映机等各种设备、器材，并基本达到自给。
但在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电影界百花凋零，万马齐喑。
粉碎四人帮后，电影事业获得发展。
1979年10月 代表党中央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文艺路线基本是正确的，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纠正了过去提出的“文艺服从政治 、文艺从属政治”的偏颇提法 ，重申执行双百方针。
1977年电影生产开始复苏，1980～1984年平均年产量达120部左右，每年观众人次平均在250亿左右，中国电影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
其主要特点 ：①坚持和发展革命的现实主义道路，坚决执行双百方针，题材广泛，反映生活中各类矛盾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如《天云山传奇》、《喜盈门》、《人到中年》 、《高山下的花环》 、《血，总是热的》、《伤逝》、《骆驼祥子》等影片。
②尊重艺术的客观规律，创造出各种真实生动的银幕形象，塑造了各类不同的典型性格。
如《南昌起义》、《西安事变》、《廖仲恺》等影片对革命领导人进行了多角度的刻画，对蒋介石等历史人物能实事求是地按照历史本来面目表现。
③在风格与样式上趋于多样化。
由于题材领域的扩展，使艺术家们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特长，探索自己最适宜的风格、样式，表现最完美的内容。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批中青年编导拍摄了一批有一定实验意义的探索性影片，如《黄土地》、《青春祭》、《良家妇女》、《黑炮事件》、《猎场札撒》、《老井》、《红高粱》、《秋菊打官司》、《香魂女》、《霸王别姬》等。
在电影创作繁荣的同时，电影理论研究也空前活跃，并在相当多的创作人员中发生影响。
古希腊亚历山大帝简介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323年），古代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帝国皇帝。
世界古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他足智多谋，在担任马其顿国王的短短13年中，以其雄才大略。
东征西讨，先是确立了在全希腊的统治地位，后又灭亡了波斯帝国。
在横跨欧、亚的辽阔土地上，建立起了一个西起希腊、马其顿，东到印度河流域，南临尼罗河第一瀑布，北至药杀水的以巴比伦为首都的庞大帝国。
创下了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经济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进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人物简介 亚历山大帝国版图亚历山大大帝（希腊语：Μέγας Αλέξανδρος或Αλέξανδρος ο Μέγας，其名字亚历山大意为“人类的（ανδρός）守护者（αλέξω）”；公元前356年7月22日－前323年6月10日）即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三世（Αλέξανδρος Γ' ο Μακεδών）。
公元前336年夏，亚历山大之父、古代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在女儿的婚礼上突然遇刺身亡，刚满20岁的亚历山大继承了王位。
被腓力二世所征服的希腊各城邦国和色雷斯、伊利里亚等地的一些部落纷纷乘机叛乱或宣布独立。
年轻统帅亚历山大首先率军进至巴尔干半岛北部，征服了背叛自己的伊利里亚诸部落，把色雷斯人击退至多瑙河滨。
此时，过去曾与马其顿作对的底比斯人谣传亚历山大阵亡，乘机掀起了反马其顿的轩然大波。
亚历山大知道，底比斯是希腊诸城邦中有名的大城邦，如不把这次暴乱平息下去，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于是他决定杀一儆百，当机立断，火速挥师南下，以闪电般的速度出敌意外的出现在底比斯城下。
底比斯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无不惊慌失措。
底比斯城被攻陷，变成了一堆瓦砾，全部居民都被变卖为奴，只有过去和腓力二世或亚历山大友好或赞助过马其顿的少数人除外。
亚历山大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底比斯的毁灭，确实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
希腊诸城邦望风归顺，纷纷表示臣服。
随后雅典也表示臣服，并恳求宽恕。
没过多久，各邦国又统一在亚历山大的领导之下，承认亚历山大为最高统帅。
于是，亚历山大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大展宏图，组织对东方的远征了。
亚历山大远征东方波斯的借口是波斯人曾蹂躏过希腊圣地，又参与过对腓力二世的谋杀。
据说，临出征前，亚历山大把自己所有的地产收入、奴隶和畜群全部分赠他人。
当时有位将领迷惑不解的问道：“陛下，您把所有的东西分光，把什么留给自己呢
”“希望
”亚历山大干脆利落的答道，“我把希望留给自己
它将给我带来无穷的财富
”随后，亚历山大怀着征服世界的渴望，离开故土，踏上了千里迢迢的征程。
公元前334年春，亚历山大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即达达尼尔海峡），开始了长达10年的东征之战。
他用以开始远征波斯帝国的军队，由步兵3万名、骑兵5千名和战舰160艘组成。
波斯帝国却拥有数十万大军，战舰400艘。
而且，波斯帝国面积比马其顿王国约大50倍，更何况远东古老而富足的埃及、巴比伦、腓尼基等诸多国家均已被波斯征服，并入波斯版图。
尽管力量悬殊，但亚历山大善于从本质上看问题。
他深知，波斯帝国虽国土辽阔，军队庞大，威名犹在，但其势已衰，内部四分五裂，皇帝大流士三世是个意志薄弱、缺智乏谋的平庸昏君。
而马其顿王国气势正盛，锐不可当。
亚历山大借助一举渡过赫勒斯滂海峡之余威，利用己方高昂的士气，一鼓作气，突破敌防线，首战告捷，彻底摧毁了波斯人的士气和抵抗的决心，开辟了向亚洲扩张的道路。
不少城邦不战而降， 甚至把亚历山大视为将他们从波斯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救星。
公元前333年秋，亚历山大又在伊苏斯城附近以其著名的“马其顿方阵”击败了不甘心初战失败的大流士三世。
公元前331年春，亚历山大率步兵4万和骑兵7千向美索不达米亚进军，在尼尼微附近的高加米拉展开了与波斯的最后一场大规模的决定性战斗。
大流士三世经过精心准备，拥有骑兵4万、步兵20万、刀轮战车200辆和来自印度的战象15头，与亚历山大军队相比，具有绝对优势。
但亚历山大与大流士三世斗智用谋，再次奇迹般的战胜了这位波斯皇帝。
特别有趣的是，当仅有不到5万军队的亚历山大命令他的士兵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安卧休息、养精蓄锐之时，手握大军的大流士三世却因害怕夜袭令士兵彻夜不眠。
波斯士兵全副武装，胆战心惊的整整站了一夜，个个无精打采，毫无斗志。
次日，即公元前331年10月1日清晨，亚历山大率精神饱满、士气高昂之军进入战场，熟练的运用其机动灵活的“马其顿方阵”，最终战胜了强劲的对手。
亚历山大乘胜东进，占领了东方最大的城市、古代东方的文化中心巴比伦，并为自己加了一个称号－－“巴比伦及世界四方之王”。
此后，亚历山大又率兵从巴比伦出发，势如破竹地占领了波斯帝国的首都苏撤、波斯波利斯和矣克巴塔那等三座都城。
大流士三世逃至北方的大夏，被大夏的总督比索斯杀死，弃尸于路旁。
最终还是亚历山大在追赶途中发现了他的尸体，并将其送回波斯波利斯，厚葬于波斯皇陵墓。
至此古波斯帝国及阿契美尼德王朝遂亡。
马其顿军队征服了波斯的全部领土，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亚历山大帝国建立起来。
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率军由里海以南地区继续东进，经安息（帕提亚）、阿里亚、德兰古亚那，北上翻越兴都库什山脉，到达巴克特里亚（大夏）和粟特。
前325年侵入印度波拉伐斯王国，波拉伐斯王国虽不及波斯庞大，但在当地也算得上一个强国。
国王波拉斯能征善战，手下有步兵30，000，骑兵4，000人，战车300辆，此外尚有一支独特兵种－－战象200头。
论数量，与亚历山大部队不相上下。
当时正值夏季，大雨滂沱，河水较深，有真纳河天险可凭，因而波拉斯对于阻止亚历山大进攻信心十足。
他听说亚历山大率兵向他的国家开来，就沿河布下军队，严加防守。
而在每个徒涉场，除布置哨兵之外，还派大象“把守”。
大象那样笨拙，为什么还派它们“把守”
原来马其顿的战马都来自北方，没有同南方这种庞然大物打过交道。
它们一见大象就会因为惊惧而从船上跳进水中，这样马其顿的骑兵自然就无法过河了。
亚历山大深知渡河不易，也作了充分准备。
他让一个军官去印度河。
指挥士兵将准备渡河时乘的船只拆开，小船拆为两段，大船拆为3段，用大车运到真纳河西岸隐蔽起来。
他本人经过对河面和西岸地形的侦察，拟定了一个类似我国汉代韩信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计划。
这个计划共分为3个步骤。
第一步，白天佯渡，疲惫敌人。
亚历山大命令船只、皮筏在营地附近下水，顺河来回航行。
岸上的士兵也随船来回平行运动，似乎在寻找合适的时机和地点，准备抢渡。
波拉斯不敢怠慢，在彼岸也随敌舰航行方向，来回奔波，这样一连数日，天天如此。
马其顿人还未过河，波拉斯的军队却被搞得精疲力竭了。
第二步，夜间佯渡，迷惑敌人。
白天佯渡一停止，马其顿人又开始夜间行动。
亚历山大亲率部分骑兵，沿岸来回奔跑，边跑边呼冲锋的口号，似乎要趁夜幕掩护，偷渡过河。
于是波拉斯又带着他的军队在对岸来回奔跑起来。
这样一连数日，马其顿人又未过河。
波拉斯由此得出结论，敌人并不敢真的渡河，不过虚张声势而已。
于是不管敌人怎样行动，怎样叫喊，都只让哨兵沿岸防守。
大部队不再随之运动。
亚历山大看到波拉斯巳经疲惫不堪，并且麻痹起来，于是开始下一步行动，夜间偷渡。
在表面上，他们仍然虚张声势，故伎重演，以麻痹对方。
喻在暗地里，却把大部分人马、船只和皮筏偷偷调往河流上游距原来营地约50里的地方。
这里是真纳河转弯的地方，形成一个呷角，呷角上树木茂密。
呷角对面的河中有一个岛屿，也长满了树木，人迹罕至。
这就形成了一个自然屏障，马其顿人在这里进行紧张而认真的渡河准备工作。
公元前326年6月底的一天夜里，黑云滚滚，电闪雷鸣，大雨滂沱，河水咆哮，马其顿人借老天的掩护把步兵、骑兵都集中到岸边。
正巧破晓之前雨过天晴，风平浪静，亚历山大马上命令15，000名骑兵分别登上战船和皮筏，直向河中岛屿驶去。
他们刚绕过这个岛，就被对岸波拉斯的哨兵发现。
亚历山大估计波拉斯尚未在这里集中兵力，于是命令船只急速驶向对岸，并在上岸以后马上列成战斗队形，准备交战。
哪知这里并不是真纳河的东岸，而是另外一个小岛。
马其顿人眼看前功尽弃，叫苦不迭。
幸好对岸守敌不多，又找到一个渡河地点，河水只有齐脖深，勉强可以徒涉。
亚历山大不敢耽搁，指挥大军 冒险抢渡过去。
波拉斯得知马其顿人在呷角一带渡河，闹不清马其顿的主力究竟在哪里，不率大部队前去阻击吧，敌人可能从那里全部渡过河来，率大军前去迎敌吧，又怕对岸敌人乘机抢渡，思来想去，犹豫不决，结果只派儿子小波拉斯带领2，000名步兵和120辆战车前去阻击。
当小波拉斯到达呷角对岸时，马其顿的大部分军队已经渡过河来。
他的人马太少，一击即溃，自己也送了性命。
波拉斯听说亚历山大带领大军渡过河来，井且打死了自己的儿子，异常悲愤。
他只留少数部队看守当地河岸，亲自带步兵30，000人。
骑兵4，000人，战车180辆，战象200头，去迎击亚历山大。
当他来到一块平坦而又坚硬的沙土地带时，就在那里摆开阵势。
他把200头战象放在前面，每头相隔数丈，构成第一条战线，使敌人战马望而生畏，步兵不敢穿过。
他又让步兵站在大象的后面，构成第二条战线，把住大象之间的每个空隙。
骑兵布在步兵两边，以便机动策应。
而180辆战车就分别放在左右两翼骑兵的前边。
这些战车看来很是威风，但在实际战斗中并没有起什么作用。
亚历山大在进军中碰上了波拉斯的军队，立刻将部队调成作战队形，准备还击。
同过去一样，他让方阵步兵占据当中位置，与波拉斯的战象相对，并且命令他们不要首先投入战斗，待马其顿骑兵把对方骑兵和步兵打乱时才出击。
同时，他又命令科那斯率两队骑兵偷偷开向敌人右翼，待敌人骑兵与自己的右翼骑兵厮杀时，绕到后面袭击敌人。
而亚历山大则带领大部分骑兵占据右翼，准备首先从这里发起进攻。
当波拉斯发现敌人的大批骑兵集中在自己的左前方时，就把右翼骑兵也调到左翼，并让全部骑兵一齐向敌人骑兵发起进攻。
亚历山大一见敌人骑兵出动，便命1000名马弓手同时放箭，波拉斯的骑兵顿时大乱。
趁这机会，亚历山大带领骑兵飞驰而上．两支骑兵战作一团。
这时，科那斯的骑兵依令在波拉斯骑兵背后出现，使其两面受敌。
波拉斯的骑兵为形势所迫，抽出部分兵力掉头对付科那斯。
亚历山大看到波拉斯的部分骑兵后转，乘机掩杀，迫使敌人骑兵退到战象那里。
波拉斯的象倌一见敌人骑兵冲来，就赶着大象前去阻拦，因而自己乱了队形。
马其顿方阵步兵一直观战，等待时机，现在看到时机已到，便一涌而上，围攻大象，从四面八方投枪放箭。
那些象倌毫无惧色，又驱赶大象向敌人方阵冲去，把马其顿方阵冲了个乱七八糟。
波拉斯的骑兵勇敢顽强，乘势再战敌人骑兵，但因经验太少，训练不够，结果又败下阵来，再次退到大象附近。
马其顿的骑兵、步兵步步进逼，向敌方的骑兵、战象拚命投枪放箭，波拉斯的骑兵伤亡惨重。
特别是那些战象，因受重伤，疼痛难忍，就狂怒起来。
它们东奔西跑，横冲直撞，不分敌我，无情践踏。
而和大象挤在一起的波拉斯的步兵和骑兵又受敌所迫，无处躲避，很多人受伤，很多人死在象蹄之下。
这时，亚历山大让骑兵在对方后面截击，而让步兵把盾牌靠拢，步步进逼。
很多波拉斯的战士无法脱身，惨死沙场。
这时留在西岸的马其顿的8，000名步兵和3，000名骑兵直接渡河，同亚历山大亲自率领的部队一起结束了这场战斗。
波拉斯虽然遭到失败，但并没有象大流士三世那样临阵脱逃，而一直勇敢地带领部队在战场拼杀。
后来看到自己的战士大部分伤亡而无胜利希望时，才带领军队向后撤退。
亚历山大一见此人如此英勇，觉得日后要巩固对这里的统治。
是个难得的人才。
因而命令不准伤害他，并且一再派人请他来相见。
当波拉斯到来时，亚历山大亲自迎接，问他有什么要求。
他说；“你要象对待一个国王那样对待我。
”亚历山大满足了他的要求，让他仍然管理他的国家，并给了他一块比原来国土还大的士地。
于是，波拉斯归顺了亚历山大。
经过8个年头，行程5万余里的远征，很多士兵已经伤、残、病、亡。
幸存者也不愿再打仗了，他们都想活着回去，看看自己的父老、妻子和儿女，因而牢骚满腹，甚至公开拒绝打仗。
亚历山大无可奈何，只好收兵。
公元前325年7月从印度撤兵。
公元前324年，其陆军回到波斯利斯和苏萨，舰队在底格里斯河口靠岸，随后返抵巴比伦，东征即告结束。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1]在巴比伦发高烧身亡。
亚历山大去世前深明人生的虚空，自己奋战十余年，战无不胜，但却胜不了死亡，并命部下在其死后将自己的棺材两侧留上孔将其两只手伸出，以示后人，他虽一生奋战终仍两手空空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