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提出课堂革命的谁
9月8日，陈宝生部长发表了《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文，在文章中提出了“课堂革命”的重大改革命题，全国课改人为此欢欣鼓舞，热血沸腾。
此时此刻，我最想对那些已经出发在路上的“课堂革命”先行者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2001年国家开始第八次新课程改革，新课改从发起至今，一直在艰难中前行，无论是科学教育价值观的重新确立，还是教育观念的转变，还是课堂教学模式的创新，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一些人评头论足，坐而论道，甚至阻碍改革，让改革在困境中一路爬坡。
在这十几年的改革中，有一群最值得我敬仰的人，他们就是一直坚守在教育改革的第一线，不断探索新课改路径的中国课改先锋队，这些人包括，长期支持课改的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长期推动课改的教育局长和他所带领的团队，长期研究课改的教研和科研人员，长期坚持在课改第一线的校长和教师，长期为中国课改鼓与呼的新闻媒体。
他们扎根实践，不讲空洞理论，直指课堂，做而论道，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正在深刻的改变着中国教育，应该说，他们为我国新课程改革杀出了一条血路，是教育届最可爱的人。
如何理解，怎样推进“课堂革命”
十九大报告指出，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日前，教育部长陈宝生撰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出“把质量作为教育的生命线，坚持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
深化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掀起‘课堂革命’，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课堂革命”这一概念引发了教育工作者的热议。
有人认为，这一论述吹响了课堂教学改革的号角。
如何理解、怎样推进“课堂革命”
看看教育专家、一线教师怎么说。
专家视角厘清课改的四个问题陈如平开展课堂革命首先需要明晰：要明确“为什么革命”，要清楚“往哪儿革命”，要明确“为谁而革命”，要清楚“该怎么革命”。
课堂教学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是教育改革关注的核心领域。
2001年启动的新课程改革，对课堂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使我国的课堂教学发生了明显变化。
但是，由于课堂教学的复杂性，这种变化与理想中的课堂教学还有一定差距，与期待的人才培养模式还不太匹配，对于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还具有改进空间。
因此，如何从根本上攻克当前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难题，提升课堂教学的活力，成为教育改革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陈宝生部长关于“课堂革命”的论述，展示了在教育改革的关键阶段，教育人直面问题、敢于担当、精准识别教改突破口的智慧，以及攻坚克难、真刀真枪、敢啃硬骨头的决心。
但是，课堂革命不是朝夕之事。
它涉及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既要有理念层面的革新，也要有实践层面的探索，还需要制度上的保障。
因此，开展课堂革命首先需要明晰以下几个问题：要明确“为什么革命”。
首先，它是教育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的要求。
2014年颁布的《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标志着课程改革由全面实施进入全面深化阶段。
如何进一步深化课堂教学改革成为这一阶段的重点和核心工作。
其次，全面深化课堂改革是顺势而为，符合国际教育改革的潮流。
新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纷纷开展了学校层面的教学改革。
日本2002年实施的新课程，力求精选教学内容，留给学生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为学生掌握基本内容和发展个性创造适宜的教育环境。
芬兰拥有世界一流的教育体系，前几年芬兰明确提出“基于现象的教学”这一新概念，主要将以多学科、基于现象、基于项目的形式进行教学。
再次，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课堂教学呈现出新样态。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网络原住民”的增多，传统的课程边界、学校边界以及求知边界被打破了，时时可学、处处可学、人人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初见端倪。
这些因素都促使课堂教学不得不改。
要清楚“往哪儿革命”。
深化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这是教育改革进程本身向前推进提出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对当前课堂革命认识的深化和系统化。
其中，深化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对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目标的宏观描述，是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必须坚持的根本方向。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则是对我国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落实培养什么人和怎么培养人的重大问题的微观定位。
两句话放在一起，完整地体现了课堂革命的方向。
要明确“为谁而革命”。
课堂革命毫无疑问首先是为学生而“革命”。
它必须坚持以生为本、以学为本的基本取向，坚持以学习者为中心，把学生置于课堂的最中央，为学习者提供多样、灵活、个性化的学习内容，在为学生减负的同时，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其次，课堂革命要为教师而“革命”。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教师是教育改革的重要主力军，然而也常常成为教育改革的“弱势群体”。
课堂革命必须要改变教师被动接受的局面，在改革过程中既要为教师“松绑”，也要调动教师的参与性，提高教师的获得感。
再次，课堂革命要为学校而“革命”。
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中，学校在改革中面临巨大的压力。
一方面要积极投入教育改革浪潮中，为改革铺路搭桥，另一方面还要应付来自教育行政部门的各种检查，以及来自社会、家长对于升学的期许，这些都无形中让学校扮演着“黑脸”的角色。
因此，必须减少名目繁多的评比，不按分数给学校论资排辈，要为学校“降压”，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增强学校对课堂革命的认同感。
要清楚“该怎么革命”。
课堂教学改革涉及的工作千头万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课堂这一特殊情境下就会变得尤为复杂。
课堂革命要想改得准、改得稳，离不开科学的方法论，需要把握和处理好几组重要关系：第一，处理好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基层探索之间的关系。
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辅相成，课堂改革进入深水区，必须做好顶层设计以保证方向不偏离正轨，“摸着石头过河”的思维已经使课堂教学很难顺利到达改革的彼岸。
但是，基层探索的实践意义也不容忽视，需要因时因地灵活制订改革方案，根据自身实际探寻更加合适的道路；第二，处理好整体建构与重点突破之间的关系。
课堂革命涉及学校诸多领域的协调和配合，需要运用系统思维进行整体建构。
同时，在改革过程中又要善于抓住关键问题和重要领域，实现重点突破；第三，既要雷厉风行又要持之以恒。
课堂革命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复杂性、曲折性和长期性等特点，需要教育工作者既要有雷厉风行的作风，同时又要有持之以恒的决心和信念。
|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所长教研视角向志愿者学习课改徐明真正的课堂革命既是“群众的革命”，必须唤醒校长、教师的使命感与工作激情；又是“有序的革命”，必须提出具体、可实现的目标与任务；更是“专业的革命”，必须付出更多的科学理性与专业精神。
课堂变革的基础性、广泛性，决定了真正的“课堂革命”绝不是少数人的“精英式”革命，而要寄望于“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
但是，课堂革命的深刻性、复杂性，又决定了真正的课堂革命不能指望同步推进、限时完结，而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有时甚至还只能“烂泥萝卜揩一段吃一段”。
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一方面，没有全体一线校长、教师积极主动广泛的参与，任何课堂革命不过是少数人的孤芳自赏；另一方面，限于校长、教师现实的态度、能力，没有少数人的带头示范和专业人士的指导跟进，任何课堂革命终将是不彻底的革命。
事实上，现实中确实存在一些人有强烈的“革命意识”，却少有“革命行动”，而另一些人表面上虽有“革命行动”，却在根本上是敷衍的态度。
至于“革命的技术”“革命的方式方法”，则是又一个更加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
这样看来，如果用“奥卡姆剃刀”原则对课堂革命进行尽可能的简化，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广大的一线校长和教师到底想不想、会不会革命
对这一问题，教育行政部门出台了不少指导意见，许多专家更是出了不少主意，支了不少新招。
但坦率地说，要么“橘生淮南”难以推广，要么自说自话。
在此情况下，我想，我们的眼光能否跳出学校，甚至跳出教育，去看看别人是怎么干的。
教育是最基本的民生，也可以说是最不应该营利的公益。
仅就公益的目的性、实效性而言，与教育最为相近的部门当属各种公益性非营利性社会机构，特别是各种社会关爱性质的志愿者组织。
学校是通过知识的输送与人格的塑造传递人类最为基本的爱，各种公益组织是通过具体任务、目标的达成传递人类最直接的爱。
如果说公办学校是爱的公益传递的“正规军”，那么某种意义上说，各种志愿者组织就是爱的公益传递的“游击队”。
在课堂革命问题上，特别是在促进校长、教师“想革命”“会革命”问题上，我们可以向志愿者学些什么呢
一是更激励人心的使命感。
观察、研究当前各种社会公益组织的志愿者，普遍有热情的投入、不怕苦的精神。
特别是随着社会开放度日益加大，一些普通教师也加入到各种志愿者组织之中。
我们发现，也许这些教师在学校很年轻、很普通，可是在志愿活动中却更投入、更有奉献精神。
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曾观察、研究那些来自不同行业、具有不同背景的志愿者，得到几乎一致的答案是：因为在现有工作岗位上，他们看不到太大的挑战，得不到什么成就感，没有足够的责任。
更重要的是，在现有的工作中感受不到使命的召唤，有的只是利害权衡。
既然远大的使命能够唤醒一名普通的甚至平庸的人投入志愿服务之中，那么给我们的启迪就是，如何在课堂革命中看到使命的光芒
二是更具体、可实现的目标与任务。
任何革命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1862年美国就颁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如今美国的种族问题依然时常牵动社会的神经。
但是，毕竟一步一步从解放奴隶到黑人选举权，美国的种族问题正在不断解决。
再看各类社会公益组织，从关注艾滋病到母亲水窖，从红十字救助到留守儿童之家，其目标任务无一不是很具体、可把握、可操作。
比如教育公益组织“真爱梦想”为了培养“自信、从容、有尊严的中国人”，没有提多么宏大的构想，而是开发了边远落后地区学生普遍缺乏又极受欢迎的“去远方”“理财”等课程，通过这些具体课程目标的落实，接近组织的终极使命。
这样看来，意义宏大的课堂革命，也可以从教师和校长可把控、可操作的具体任务做起。
只有这样，革命才会有真正的“根据地”。
三是更专业的管理。
由于一般的社会公益组织都是由有实力的爱心人士和组织投资、筹款组成，所以日常管理理所当然由这些骨干负责。
人们普遍认为，由于志愿者都不领取薪水，他们能来做事就很不错了，因此很难太严格要求他们。
可是，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专家指出，“事实上，志愿者的性质正从一个乐于行善的业余工作者，逐渐转变为一个受过良好训练、具备专业知识的不支薪的专业人员”。
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公益组织之一——美国红十字会，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聘请了专职经理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要真正开展课堂革命，没有专业的指导和培训，所有的革命都很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总体而言，真正的课堂革命既是“群众的革命”，必须唤醒校长、教师的使命感与工作激情；又是“有序的革命”，必须提出具体、可实现的目标与任务；更是“专业的革命”，必须付出更多的科学理性与专业精神。
或许，这就是越来越多活跃在各种公益组织的志愿者们，为我们上的有关课堂革命、有关校长和教师“想革命”“会革命”的最好一课。
| 作者系江苏省镇江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进行德育的渗透
学校的德育工作是教育教育的前沿阵地，各地也是吧的与驾驭作为学校最基本的常规来实现，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如何学校的德育教育定位，摆在主要的位置首位，尤其是在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则显得更加重要。
因为随着商品的流通，人们原有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受到了冲击，产生了变化。
这种冲击与变化也直接影响到青少年一代。
因此，摆在每个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任务是如何搞好学校德育工作，以取得更为明显的成效。
小学的德育主要是养成教育。
即让小学生从小养成懂得守纪律、关心他人、尊敬师长、爱护公 物、勤俭节约、不怕困难。
勇于向上的良好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
只有这样，学生才能进一步树立热爱特区、热爱祖国的思想，并愿意为特区和祖国的建设努力学习，贡献自己的一切。
而这些良好品德的形成，必须靠潜移默化、日积月累。
笔者认为，课堂教学既是学校传授文化知识和技能的阵地，又是德育的重要阵地，应该在这个阵地上充分传授知识和技能，积极渗透品德教育，充分发挥每一学科的德育功能。
为培养合格的一代新人，我国在《教育法》、《教师法》和《义务教育法》上体现了德育的内容，在语文教学大纲中明确：要使学生了解祖国的语言文字美、山河壮丽、人民勤劳智慧；了解和热爱革命领袖及中国共产党……其它学科包括数学、英语、自然、音乐、体育、美术等教学大纲中也都明确提出了思想教育的内容和任务。
要使这一思想教育落到实处，首先要认识德育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更不能靠生硬地灌输。
这就要求每一位教师除了学习有关法律、法规，还必须深入学习教学大纲和教材，积极挖掘教材内容的思想性。
其实，各学科的思想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不仅思想品德、语文、英语课的思想教育内容充实，其它学科的潜在思想教育内容也不少。
如数学课必须适当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培养科学的思想方法；自然课可利用自然现象和实验引导学生爱护大自然，利用大自然为人类服务，并树立良好的环保意识。
美术、音乐可结合实际，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
只要教师认真备好每一节课，把思想教育内容科学地，灵活生动地融会于教学过程中，就能把思想教育作为课堂教学中一个任务来完成。
其次，教师要结合班级和学生的实际，结合课文的中心、段落或字词句，深挖其思想精华，科学地渗透品德教育。
当然，品德教育还必须结合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寓思想教育于有趣的教学活动和课外活动之中，使学生在这些活动过程中，受到教育，规范行为，形成良好习惯。
我们完全可以结合班级实际和学校的中心工作来进行。
例如，学校抓校风建设时，教师可以结合班级中存在的问题和违纪现象，引导学生去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区分好坏，明辨是非，从而增强学生的“免疫”力。
如果学生无法分辨或意见不统一，教师可以适当提示，切忌过早下结论和简单地灌输。
在此基础上，教师还可根据学生的特点和授课的内容，相应地开展主题班会、集体游戏，参观旅行等一系列的课外活动，深化教学内容。
课内课外有机结合，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三贴近什么时提出的
高尔基（1868～1936）前苏联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现实主学的奠基人。
他出身贫苦， 幼年丧父，11岁即为生计在社会上奔波，当装卸工、面包房工人，贫民窟和码头成了他的 “社会”大学的课堂。
他与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亲身经历了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与压 迫。
这对他的思想和创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高尔基刻苦自学文化知识，并积极投身革命活动，探求改造现实的途径。
1892年发表处 女作《马卡尔·楚德拉》，登上文坛，他的早期作品，杂存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风格， 这是他无产阶级世界观形成前必然经历的阶段。
浪漫主义作品如《马卡尔·楚德拉》、《伊 则吉尔老婆子》（1895）、《鹰之歌》（1895）等，赞美了热爱自由、向往光明与英雄业绩 的坚强个性，表现了渴望战斗的激情；现实主义作品如《契尔卡什》、《沦落的人们》、《 柯诺瓦洛夫》等，描写了人民的苦难生活及他们的崇高品德，表达了他们的激愤与抗争。
这 些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是努力探求新的生活道路、思考生活的意义并充满激烈内心冲突的人物。
1901年他创作了著名的散文诗《海燕之歌》，塑造了象征大智大勇革命者搏风击浪的勇 敢的海燕形象，预告革命风暴即将到来，鼓舞人们去迎接伟大的战斗，这是一篇无产阶级革 命战斗的檄文与颂歌，受到列宁的热情称赞。
1905年革命前夕，高尔基的创作转向了戏剧，1901～1905年，他先后写出了《小市民》、 《底层》、《避暑客》、《太阳的孩子们》和（野蛮人》等剧本。
特别是《小市民》、《底 层》展现了现实生活中工人的新形象与新的精神面貌，表现了他们为自己权利而斗争的决心 与乐观情绪，它们的上演，在当时俄国的剧坛上引起了轰动。
1906年高尔基写成长篇小说《母亲》和剧本《敌人》两部最重要的作品——标志着其创 作达到了新的高峰。
《母亲》塑造了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批自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无产阶级 革命者的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
列宁肯定了它的现实意义。
1905年革命失败后，高尔基赴美国及意大利写了一系列政论文章，抨击西方资本主义制 度和充斥于思想、文学界的形形色色反动思潮。
1908年创作的中篇小说《忏悔》流露出唯心 主义的造神论思想，受到列宁的严肃批评，并得到他的热情帮助。
尽管如此，高尔基的主导 倾向仍然是积极的，富于革命的战斗精神。
对新的无产阶级文学创作方法的特征从理论上进 行了许多探索，提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观点。
他在两次革命之间的创作成果颇丰， 如《奥古洛夫镇》（1909）、《夏天（1909）、《马特维·柯热米亚金的一生》（1910～ 1911）、《意大利童话》（1911～1913）、《俄罗斯童话》（1912～1917），以及稍后完成 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三部曲的前两部《童年》和《人间》（1913～1916）。
十月革命之后的十年间，高尔基因健康欠佳，仅写了关于列宁及一些作家的独具艺术风 格与重要文献价值的回忆录及自传体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的大学》（1922～1923）、《阿 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1924～1925）等几部作品。
1921年，他遵照列宁忠告，到国外养病。
1931年回国之后，从1925年起着手创作卷帙浩繁的具有史诗气魄的长篇巨著《克里姆·萨姆 金的一生》，这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
到1936年他去世前还写了《苏联游记》（1929）《英 雄的故事》和多部剧作《耶戈尔·布雷乔夫等人》（1932）、《托斯契加耶夫等人》(1933)、 《瓦萨·日烈兹诺娃》（1935），以及大量的文艺理论、文学批评和政论文章，对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高尔基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也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他组织成立了苏联作家协会， 并主持召开了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培养文学新人，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
高尔基的作品自1907年就开始介绍到中国。
他的优秀文学作品和论著成为全世界无产阶 级的共同财富。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什么是高效课堂教学
美国教育家杜威(1859-1952)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
(一)论教育本质从实用主义经验论和机能心理学出发，杜威批判了传统的学校教育，并就教育本质提出了他的基本观点，教育即生活和学校即社会。
1、教育即生活杜威认为，教育就是儿童现在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
他说:生活就是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就是生活。
因此，最好的教育就是从生活中学习、从经验中学习。
教育就是要给儿童提供保证生长或充分生活的条件。
由于生活就是生长，儿童的发展就是原始的本能生长的过程，因此，杜威又强调说:生长是生活的特征，所以教育就是生长。
在他看来，教育不是把外面的东西强迫儿童去吸收，而是要使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得以生长。
由此，杜威认为，教育过程在它的自身以外无目的，教育的目的就在教育的过程之中。
其实，他反对的是把从外面强加的目的作为儿童生长的证式目标。
2、学校即社会杜威认为，既然教育是一种社会生活过程，那么学校就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
他强调说，学校应该成为一个小型的社会，一个雏形的社会。
在学校里，应该把现实的社会生活简化到一个雏形的状态，应该呈现儿重现在的社会生活。
就学校即社会的具体要求来说，杜威提出，一是学校本身必须是一种社会生活，具有社会生活的全部含义;二是校内学习应该与校外学习连接起来，两者之间应有自由的相互影响。
但是，学校即社会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在学校里的简单重现。
杜威又认为，学校作为一种特殊的环境，应该具有3个比较重要的功能，那就是:简单和整理所要发展的倾向的各种因素;把现存的社会风俗纯化和理想化;创造一个比青少年任其自然时可能接触的更广阔、更美好的平衡的环境。
(二)教学论在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中，教学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1、从做中学在批判传统学校教育的基础上，杜威提出了从做中学这个基本原则。
由于人们最初的知识和最牢固地保持的知识，是关于怎样做(howtodo)的知识。
因此，教学过程应该就是做的过程。
在他看来，如果儿童没有做的机会，那必然会阻碍儿童的自然发展。
儿童生来就有一种要做事和要工作的愿望，对活动具有强烈的兴趣，对此要给予特别的重视。
杜威认为，从做中学也就是从活动中学、从经验中学入它使得学校里知识的获得与生活过程中的活动联系了起来。
由于儿童能从那些真正有教育意义和有兴趣的活动中进行学习，那就有助于儿童的生长和发展。
在杜威看来，这也许标志着对于儿童一生有益的一个转折点。
但是，儿童所做的或参加的工作活动并不同于职业教育。
杜威指出，贯彻从做中学的原则，会使学校所施加于它的成员的影响更加生动、更加持久并含有更多的文化意义。
2、思维与教学杜威认为，好的教学必须能唤起儿童的思维。
所谓思维，就是明智的学习方法，或者说，教学过程中明智的经验方法。
在他看来，如果没有思维，那就不可能产生有意义的经验。
因此，学校必须要提供可以引起思维的经验的情境。
作为一个思维过程，具体分成五个步骤，通称思维五步，一是疑难的情境;二是确定疑难的所在;三是提出解决疑难的各种假设;四是对这些假设进行推断;五是验证或修改假设。
杜威指出，这五个步骤的顺序并不是固定的。
由思维五步出发，杜威认为，教学过程也相应地分成五个步骤，一是教师给儿童提供一个与现在的社会生活经验相联系的情境;二是使儿童有准备去应付在情境中产生的问题;三是便儿童产生对解决问题的思考和假设;四是儿童自己对解决问题的假设加以整理和排列;五是儿童通过应用来检验这些假设防。
这种教学过程在教育史上一般被称之为教学五步。
在杜威看来，在这种教学过程中，儿童可以学到创造知识以应付需求的方法。
但是，他也承认，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实用主义教育的创始人--杜威的教育思想 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是美国现代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
杜威在其一生中，除短期做中学教师外，大部分时间是在大学任教。
他还广泛地参加了学校以外的学术和社会活动，先后担任过美国心理学联合会会长、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第一任会长、人民座谈会主席、独立政治联盟全国主席等。
曾到达过日本、中国、土耳其、墨西哥和苏联等国，考察教育状况，宣传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1952年杜威在纽约去世。
其代表作有：《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学校与社会》(1899)、《我们怎样思维》(1910)、《明日之学校》(1915)、《经验与教育》(1938)等。
从政治上说，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中最根本的东西是社会改良主义。
他的全部教育理论符合二十世纪初美国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和垄断企业的需要，而且是为解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训练驯服、熟练工人服务的。
其主要内容有： 1.主张“教育即生活”，批判传统教育的“课堂中心”。
杜威认为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教育是不断地改造经验、重新组织经验的过程。
根据这一思想，他主张“教育即生活，不是生活的预备”，并由此提出“学校即社会”，要把现实社会生活的一些东西组织到教育过程中去，使学校成为一个“雏形的社会”。
杜威提出这样的教育概念，是针对“传统教育”的。
他认为“传统教育”远离生活，不适应美国现实的需要。
他指出“传统教育”有三个弊病：第一，“传统教育”传授过时的死知识，这种知识以固定的教材的形式提供给学生，教师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第二，“传统教育”按照“过去传下来的道德规范”去训练学生；第三，“传统教育”的教师“是传授知识和技能以及实施行为准则的代理人”。
杜威对传统教育的批评，在许多方面是切中时弊而富有积极意义的。
他强调教育与实际的社会生活协调一致，注意实际有用的科学知识，学校教育要对社会生活起积极作用。
这在当时都是比较新颖的观点。
但是，他把教育等同于生活，把学校等同于社会，则否定了学校教育的特殊职能。
因为教育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生活中固然有教育活动，但有些生活就不一定是教育。
2.主张“儿童中心”，反对传统教育的“教师中心”。
杜威说：“在学校里，儿童的生活成为决定一切的目的，凡促进儿童成长的必要措施都集中在这个方面。
”他说，由教师中心改为儿童中心，“这是一种变革，这是一种革命，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
在这里，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他而组织起来”。
很明显，杜威过分强调儿童的兴趣，削弱了教师的主导作用，是违反教育规律的。
但是他批评传统教育忽视儿童、压制儿童，要求教育工作心理化，在教学过程中充分估计儿童的心理特点，探索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的教育途径和手段，从而增强儿童学习的独立性与创造性的观点，则是有其合理的内核。
3.主张“从做中学”，反对传统教育的“书本中心”。
杜威认为，“在做事里面求学问”，比“专靠听来的学问好得多。
”学校课程的真正中心应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因而提出儿童应“从做中学”，从自身的活动中去学。
为此，他提出要以生活化和活动教学代替传统的课堂教学，以儿童的亲身经验代替书本传授。
与他的“思维五步法”相适应，他认为教学也有五个阶段：①学习者要有一种“经验的真实情境”；②在这种“情境”里面，要有促使学习者去思考的“真实的问题”；③学习者必须具有相当的知识，从事必要的观察以对付这种问题；④学习者须具有解决这种问题的种种设想；⑤学习者把设想的办法付诸实施，检验这种方法的可靠性。
应当指出，杜威主张“从做中学”，强调学习者个人的直接的主观经验，提倡学生的个人探索，重视知识的学以致用，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就教学过程的一个侧面而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把“做中学”绝对化，其结果必然导致否定间接的知识和系统知识的价值，这便不免有所偏颇了。
总之，杜威是美国极有影响的教育思想家。
他反对“传统教育”，批评“传统教育”的迂腐，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发表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主张。
但从整个体系来讲，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学说是有本质区别的。
杜威的教育思想深刻影响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
依据他的“做中学”的教育原则和“问题教学法”等理论，出现了一批改革实验。
1918年，杜威的学生、美国教育家克伯屈(又译基尔帕特里克)创立了“设计教学法”，提出要打破传统的分科教学和呆板的课堂教学，取消教科书，实行学习大单元；主张由学生自发地决定学习的目的和内容。
学生在自己设计、自己实行、自己发展的单元活动中，通过疑问、假设、执行假设、验证假设等教学步骤，获得有关的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实际上忽视以至否定了系统理论知识的学习。
1920年，美国女教育家帕克赫斯特又在马萨诸塞州道尔顿中学创立了一种名为“道尔顿制”的教学制度，其主要措施是：(1)改教室为各科作业室，按学科性质陈列参考书和实验仪器，供学生学习使用；(2)废除课堂讲授，把各科学习内容制成分月的作业大纲，学生与教师订立学习公约。
这种制度强调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但实际上却形成教学上的放任自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