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果广告词
1、品种多味要领鲜 2、健康水果，美味到家。
3、水果每一天，健康生活每一刻。
4、品味高端品质水果，畅享美味健康生活。
5、看得见的新鲜，忘不了的美味。
6、品味鲜香水果，让美味犒劳自己。
7、健康水果的世界，世界的健康水果。
8、品质水果，源自大自然的馈赠。
9、绿色好水果，果真很出色。
10、优质的水果，为健康时尚代言。
11、品质果肉，美味领鲜。
12、美味水果，果然新鲜。
13、美味品质，领“鲜”享受。
14、美味之选，果然健康。
15、果真绿色，健康为伴。
16、领鲜食尚界，果然很健康。
17、领鲜生活，果然懂得享受。
18、食尚小世界，果然大乾坤。
19、货真价实，果真健康。
20、品质生活，果真能满足各种口味。
21、都市果园，美味新鲜。
22、爽口的记忆，从这里开始。
23、品味鲜果滋味，让畅享淋漓尽致。
24、美味想不到，果品买得到。
25、美味果品，品悦人生。
26、美味之果，琳琅满目。
27、新鲜水果，样样领鲜。
28、好吃的水果，美味之选。
29、美味的水果，“果”然“购”新鲜。
30、美味的果品，健康的选择。
请问世界四大白兰地品牌及介绍
主要产品:马爹利(Martell)、轩尼诗(Hennessy)、人头马(Remymartin)、雅涅克(Jarnac)； 马爹利 马爹利 许久以来,深远代表着马爹利干邑独特的品质，作为一个引人入胜和不断进取的品牌,马爹利留给人们的是更多的探索与发现。
通过几个世纪的不断钻研与探索，马爹利形成了其独一无二的酿酒专长。
它对酿酒艺术的不懈追求，造就了其芳香飘逸、回味深远的卓越口味。
马爹利源于男人对生活和事业的勇敢面对和不懈开创，对于他们来说，自信而独立地挑战生活和事业上的一个个目标，已经成为了一种毋庸置疑的行为风格。
所以，马爹利始终倡导领先、自主、创新而不拘一格。
作为一个著名品牌，马爹利始终坚信一点源于历史，开创潮流。
马爹利———三百年干邑传奇.作为历史最为悠久的干邑世家，马爹利的经典传承可以追溯到18世纪。
1715年，泽西人尚 马爹利在干邑区开创了马爹利这个伟大的干邑家族。
作为独创的具有淡雅花香特质的干邑，马爹利口感柔滑、圆润、完美平衡、与众不同。
正是独到的酿制调配艺术，造就了马爹利独一无二的风格。
马爹利坚持只使用产自干邑区四大葡萄产区的最优质的葡萄酒进行调配，尤其主要选用来自面积最小的干邑区产区－边缘区的珍贵的“”。
而独到的双重蒸馏过程，使得马爹利更为柔滑、精致而淡雅。
首席酿酒师无疑是马爹利真正的艺术家之一。
他需要依靠惊人的嗅觉记忆力、万无一失的味觉及对精确配量的敏锐感知，将多达150种来自干邑区最出色的四大葡萄产区和来自马爹利橡木桶内的，调配出醇厚、丰富、口感平衡、品质卓越始终如一的独一无二的马爹利干邑。
近三个世纪来，融合了法兰西艺术气质与干邑文化的马爹利与艺术的携手，令独具慧眼的鉴赏家们体会到了非凡的品鉴乐趣。
在中国，通过“马爹利非凡艺术人物”、马爹利精英俱乐部、马爹利美食品鉴晚宴等一系列活动，马爹利完美诠释了“鉴赏的艺术”这一理念。
马爹利家族中的每一成员无一不是将生活凝炼为艺术、对完美口感和品质执着追求的产物：专为独具慧眼的鉴赏家而设的，融合了大香槟区的强劲力度和马爹利特有的优雅精致的口感享受的马爹利XO，独具时尚风格和令人愉悦的马爹利名士，高雅祥贵、荣耀不凡的马爹利金牌，马爹利家族最荣耀辉煌的醇酿之一的马爹利金皇，以及至雅至柔、悠远珍贵的马爹利银尊......无论过去、现在、未来，马爹利干邑，这独一无二的“流动的艺术”，都为无数的干邑鉴赏家们所称颂和喜爱文字。
1MARTELL COGNAC VSOP 马爹利金牌是一种经过精心调酿并以较长时间蕴藏的干邑拔兰地，酒质醇厚，香浓馥郁。
MARTELL COGNAC BLEU 干邑是马爹利酒厂独有的杰出干邑，是一种酒味香醇、色调丰富的特级干邑拔兰地，也是全球最受欢迎的高级干邑佳酿之一。
MARTELL NOBLIGE 名仕马爹利 马爹利代代相传，至今经已八代；其精湛之干邑艺术，早已尽领风骚。
干邑乃家族早年珍藏的一批佳酿，年代久远，其色泽琥珀金黄、酒香馥郁，醇厚无比，加上经验丰富的马爹利首席酿酒师的悉心调配，成为今日难得的干邑艺术杰作，马爹利家族谨以此创始之作，献给当代深具智慧，成就卓越之人士。
MARTELL CORDON SUPERME X.O 马爹利X.O 积累八代珍贵酿酒经验，精选上家葡萄，经悉心调酿而成的XO马爹利，成为马爹利家族二百七十多年酿酒艺术的结晶，XO 中之极品。
L\\\\'OR DE MARTELL 金王马爹利 ，神仙将自己转化为黄金外貌，来诱惑美丽的公主。
事实上，很多故事里，黄金是男仕梦寐以求的尊贵象徵。
它代表着永恒、满足、优雅，引发人们追求纯美、和谐的欲念。
干邑亦是经历了无数次尝试而酿制而成的佳酿。
它象徵尊贵优雅的至高享受。
寻金者和酿酒师能够在人类奋斗史上受到赞誉，是他们努力追寻理想的成果。
今日，马爹利诚意献上完美的佳酿--黄金与干邑的尊崇结合---金王马爹利。
原创鼻祖 在于一八七○年酒窖主管根据(Maurice Hennessy)慕利士轩尼诗的指引，以最陈旧及上等的『』酿制成馥郁醇厚的特级佳酿，在最初的十年里，这些珍贵佳酿只供给家人或亲友享用。
由于轩尼诗在世界屡获好评，更特别深受亚洲人士欣赏和称颂，轩尼诗定把这珍贵佳酿公诸于世，亦就此诞生。
一八八八年，正式有XO级别的拔兰地于法国售卖的记录，而轩尼诗酒厂于一九○○年，更向正式登记XO这个级别，使日后所有具同样特性的拔兰地，均须称为XO。
凭轩尼诗醇美馥香的特级品质，迅即被誉为极品干邑的指标，深受同业尊崇。
时至今日，纵使有不少自称XO的干邑产品充斥市场，若论真正XO等级干邑之创始，唯有轩尼诗XO。
故它的宣传句语上，便有「XO之原，XO之本」的口号。
高效率生产 轩尼诗拥有五百公顷的葡萄园与二十八处蒸馏所，但是，这些并没办法完全供应轩尼诗的需求，所以有二十多间葡萄园与轩尼诗签订契约，将所产的葡萄供应给它。
此外，轩尼诗公司也向其他的蒸馏业者购买所需蒸馏酒。
将这些蒸馏酒全部被装在里山产的橡树桶中，然后放置于轩尼诗二十五处地下室。
因此，该公司拥有的原酒已高达十八万桶，在酿酒业来说，是生产量最高的一家。
为保持高效率的生产，轩尼诗采用机械收割为主，其余才以人手采择葡萄。
迎合市场需要 轩尼诗在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以1980年时作统计，全世界每年销量约达一亿三千万支拔兰地。
为保持轩尼诗领导地位，除了选用葡萄区上等的葡萄酿制而成，每次酿制式成的拔兰地，他们将不同干邑产区，再划分19或20种不同酒龄的拔兰地，以分别酒质及级数。
每个出口的城市所要求干邑酒质与味度也不同，例如亚洲区，以香港及中国为例，都喜好味度较甜的拔兰地。
为迎合市场的需要，每出口一个国家，就会调制不同味度。
而轩尼诗，凭他们嗅觉和味觉，与及超凡记忆力，对不同产区酒加以挑选，调制不同酒质及味度，用玻璃瓶盛载几瓶及加上标签作记录，如这味度受到当地国家欢迎，日后以这瓶作调制准则出口。
人头马 人头马是世界四大白兰地品牌中唯一一个由干邑省本地人所创建的品牌。
它创立于1724年，以创始人Remy Martin的名字命名。
人头马也是四大白兰地品牌中唯一一家自己种植葡萄的公司。
干邑的每一种香气与味道都源自庄园的每颗葡萄，而葡萄的禀赋则来自培育它的每一寸土地，这些特殊的芬芳将随着酒龄的增长日渐浓郁香醇。
若没有土地赋予的芳香，酒的存放时间再长也无济于事。
一切都从水土“Terroir”开始，这一很难确切翻译的词包含着特定地区的土壤特性、降雨、日照、风向、气温等所有能够影响葡萄风味的因素，挑剔的甚至能辨别出每个地区每每种葡萄的细微差别。
CLUB de REMY MARTIN 级别: 特优香槟干邑 说明: 酝酿期极长，醇和，香味馥郁。
CLUB人头马特级香槟干邑是一种非常香醇的特优香槟干邑，由于保存在林茂山橡木酒桶的酝酿期较长，它香味馥郁，有深厚的琥珀色泽。
品尝: 深金黄色、深琥珀色，如水晶般通透。
酒质厚实而有力，林茂山橡木使此酒带有优雅及多样化的香味；包括香草、波兹酒及橡木的香味。
花香：干燥花草 香料味：胡椒、肉桂 带有烤杏仁和榛子的香味。
入口醇和，馥郁而富弹性，余味可以在口中持续五分钟以上。
容量： 70CL 酒精度：40% 产地： 法国 人头马贵为特优香槟干邑专家，一直被誉为干邑品质、形象和地位的象征。
1724年，雷米-马丁(Moniseur Remy Martin)创立了人头马酿酒厂。
产自法国西部夏朗德葡萄种植区的“生命之水”，由于品位独特卓越，受到世界各地评酒家的赏识，特优香槟干邑的超卓美誉得以公认。
(“生命之水”是用以形容葡萄经双重蒸馏后所形成的葡萄原酒，色泽如清水般清澈通透。
然后“生命之水”再被存放在小橡木桶内经长期陈酿成干邑。
) 人头马的酿制 酿制“人头马”的原料必须是产自夏朗德省科涅克地区的优质葡萄。
等葡萄成熟后，要尽可能晚地采摘，以便使其尽量饱满，香味更浓郁。
采摘下来的葡萄经过去籽、压榨、发酵，酿成葡萄酒。
为避免其变质，必须在来年3月底之前将葡萄酒两次蒸馏，使之成为酒精含量达70%的烧酒。
然后把没有颜色的烧酒注入橡木桶内，放入酒窖蕴藏，储存若干年后，等其变成金黄琥珀色。
人头马成功的奥秘 人头马V.S.O.P酒味丰富细致，清淡芬芳，混有紫罗兰、杏、桃、甘草等醉人的香味，相互融合且层层递进。
浅酌一口，醇和圆润、丰富细致，在口中轻轻绽放，形成与众不同的特色。
人头马V.S.O.P一经问世便受到全球时尚消费者的大力追捧，现在，全世界每销售三瓶V.S.O.P中，就有一瓶来自人头马。
而人头马更成为各种V.S.O.P干邑参照的典范。
独特罕有的土壤 夏朗德区拥有得天独厚的气候、土壤及地理，有着理想的葡萄种植优势。
它独有石灰岩土壤，能适当地调节供给葡萄所需的水份。
干邑镇，位于夏朗德的中心区，被六个环形地区包围着，而每个地区都拥有不同的土壤和气候特性，提供不同的葡萄种类及种植条件，酿制出独有的干邑。
最优秀的葡萄产区 目前只有人头马酿酒厂完全采用干邑区中两个最优秀的葡萄区----大香槟区和小香槟区的极品葡萄。
每一颗葡萄都在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中孕育成长。
只有这两个葡萄区所生产的“生命之水”，才能陈酿出香醇丰厚的人头马特优香槟干邑。
林茂山的橡木 酿制人头马干邑的关键，在于酒桶的木质。
在干邑的生产过程中，橡木的来源地及酒桶的制造方法，都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当雷米.马丁发现这个道理后，就在当时的酒厂旁兴建一所工场制造木桶。
工匠秉承二百五十年的优良传统，把来自林茂山森林的橡树，以熟练的技巧，裁制成小橡木酒桶。
陈酿过程中，“生命之水”在适当的醇化环境中，与干邑进行全面的“交换作用”，互相揉合，孕育出浓郁芳香的干邑。
独特的蒸馏过程 酒渣沉淀物蕴藏着葡萄酒中多样的丰富元素，人头马将这些酒渣沉淀物放在小型铜锅中一并蒸馏，以提取它的精华部份，带出独特细致的口味。
陈年时间 当经过双重蒸馏后的葡萄原酒在酒桶内慢慢变成金黄色时，还能称得上干邑。
干邑必须经过多年陈酿过程而成。
无论经过七、八年或长达半个世纪的蕴藏，源于“大香槟区”的“生命之水”都必须经过细心地培育，重复及谨慎地由较新的橡木桶转到更陈年的橡木桶，才可慢慢赐予干邑独特的颜色及个性。
调配的艺术 人头马的色泽、酒香及味道，达全球统一的水平，是将贮存在个别酒桶的“生命之水”小心调配而成的结晶。
酿酒师从众多高质素的“生命之水”中，选取有独特个性的，调和混合成上等的干邑。
酿酒师乔治柯罗，秉承一级酿酒师的优良传统，埋首于各种酒香的互相结合，调配出最上乘的干邑。
人头马时尚新包装 新包装与时代共精彩 人头马时尚新容姿身形更加流畅、镏金的品名镶在深红色商标上，炫耀着它火热的情怀和动感的张力。
人头马像，这个全世界公认的人头马酒类产品象征，变得更加圆润，充满曲线的质感，如同一件艺术杰作，让饮者心情跃跃，浮想联翩。
如何理解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理念
为把动物性食品安从生产的源头送达消费者桌上，防止人类食疾病，而从农田桌动物性食品安全体系的建立，需要饲料原料和饲料生产企业、畜禽养殖企业、动物性食品加工企业、动物性食品销售企业、动物科学的科研工作者、食品安全行政监督部门、消费者的共同努力，从制度、供应、技术、消费需求这几个层面来全面建立，从农田到餐桌的动物性食品安全体系。
接到新娘抛绣球什么意思啊
绣球一般绣做成，是中国民见的吉祥物。
其实就是一种好彩头的象征，可下一个结婚的是你，但是只是传统的说法，不一定就会的。
一般接到的人被指定是下一对新人，新婚的夫妇会把他们的甜蜜和好运带给那个接到的人。
回族日常用语谁告诉我几句啊
俗话说：“回回见分亲”，回族无论男少见面后都互语，使用最普遍的问候语是“色俩目”。
这句问候语系根据阿拉伯语音译而来。
其意义为“安宁”、“平安”，也有译做“色兰”的。
属于穆斯林问候和祝安的礼节用语。
道安着先说“安色俩目尔来库目”（意为“求真主赐平安给你”），受道安着回答说“吾尔来库色俩目”（意为“真主也降平安于你”）。
伊斯兰教法将道安致“色俩目”规定为一则“圣行”。
一般来说，晚辈对长辈、幼对长、夫对妇、教众对阿訇、客人对主人、乘骑者对步行者、少数人对多数人先道“色俩目”，然后对方回答“色俩目”。
道“色俩目”时，要面色和悦，将右手置抚胸前，将腰微微前躬，或平扬双手，以示庄重和亲切。
忌在污秽地方道“色俩目”。
燕之典燕窝的品质怎么样?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