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的资料
1948年 4月30日 中共中央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
会议讨论通过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其中倡议：“各民主 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 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口号颁布后，立 即得到国内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热 烈响应，由此拉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筹建新中国的序幕。
5月1日 中共中央主席致函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 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提出先行召开新的政 治协商会议，希望民革、民盟与中国共产党共策进行，其他一切反美 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某些社会贤达可被 邀请参加。
5月2日 中共中央电示中共上海局：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 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民主 联合政府的问题，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及蒋介石卖国政府的斗争中 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
中央还初拟了 邀请前来解放区参加协商的29位民主人士的名单。
5月5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 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陈其 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 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 于香港联名致电中国共产党先生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
电文揭 露国民党政府窃权卖国、伪装民主的面目，盛赞中共的倡议“适合人 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主张“大计亟宜早定”。
嗣后， 各民主党派，包括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海外 华侨团体等相继发表宣言、声明，拥护“五一”口号，希望共同努力， 迅速召开新政协，早日实现联合政府。
5月9日 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 区及其党政军领导机构合并，组成华北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和华 北军区。
8月，经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华北联合行政委员 会改为华北人民政府。
这个在华北4400万人口的区域建立的共产党和 民主人士合作的人民政府，为行将诞生的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奠定了 基础。
8月1日 中共中央主席复电响应“五一”口号的李济深等 民主人士。
电文说：“五月五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
” “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 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 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 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
关于 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 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
8月1日至22日 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在哈尔滨举行。
大会通过决 议，号召全国工人阶级，紧密团结各阶层人民，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 迅速实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
大会 决定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
8月 各民主党派、无党派和华侨的代表人士，应中共中央的邀请， 并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从本月起，从香港、国民党统治 区及海外陆续进入解放区。
接待民主人士的地点主要是中共中央东北 局所在地哈尔滨和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
9月8日至13日 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
会议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预计从1946年7月算起， 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为此，确定 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 争的战略任务。
会议明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 主义的反动专政，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还有 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治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的 人民代表会议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关于社会经济，叫“新 资本主义”不妥，整个国民经济还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起决定作用的 是国营经济；要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 会主义。
会议还讨论了准备在1949年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 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等。
中央九月会议，为直接夺取 全国政权进行了各方面的部署和准备。
9月12日至11月2日 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集中主力70万人进行 了辽沈战役。
中央军委、根据东北在战争全局中的重要地位， 选定东北为歼灭敌人重兵集团的战略决战的首战目标。
辽沈战役历时 52天，共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东北的大工业 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随后，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发动平津 战役。
10月8日 中共中央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 等电发东北局，请他们就其中诸项问题，约集已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 商榷。
11月25日，东北局负责人与在哈尔滨的各党派民主人士就召开 新政协筹备会、参加单位及代表人数等问题达成协议，同意筹备会组 织条例由中共起草。
10月28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 干部的决议》。
决议根据战争的迅速发展，决定从各中央局（分局） 和区党委调派53000名干部到新解放区工作，包括军事、党务、政府、 工农青妇民众团体、经济、财政、银行、贸易、通讯社、报纸及文化 教育等各项工作性质的干部。
为完成上述干部的准备工作，也为解决 各地干部缺乏的问题，决议要求解放区各级党委把有计划地大量地培 养、训练和提拔干部，作为当前的重大任务。
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 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 60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自临城（今薛城）， 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淮海战役。
是役与辽沈战役相衔接，历时 66天，共歼敌55．5万人，使国民党军在华东、中原战区的主力精锐部 队丧失殆尽。
人民解放军直逼长江，解放了长江中下游北岸的广大地 区。
在战役过程中，解放军得到鲁、苏、豫、皖、冀五省人民有力的 支援，车推肩挑、络绎于途的民工支前大军达543万人，显示了人民战 争的深厚伟力，蔚为战争奇观。
11月11日 在致各中央局、各前委的电报中指出：由于九、 十两个月的伟大胜利，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 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
11月15日 根据许多大中城市相继解放的形势，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明确规定对城市实行军事管制必须完 成的各项任务：肃清一切残余敌人及武装顽抗分子；接收一切公共机 关、产业和物资；恢复并维护社会秩序；建立系统的革命政权机关和 各种群众组织等。
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 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 队进行平津战役。
解放军在全歼新保安、张家口之敌，并攻占天津后， 即以百万大军兵临北平城下。
在强大的军事威慑和政治争取下，在北 平地下党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有力促进下，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 傅作义宣布起义，率部接受和平改编，世界驰名的文化古都北平宣告 和平解放。
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人。
经过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已成定 局。
11月30日 中共中央根据石家庄、洛阳、济南等城市解放后的经 验和教训发出指示，要求在新解放城市中组织各界代表会，认为这是 在实行军事管制初期党和政权领导机关联系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军 管会和市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及一切市政设施，均可向各界代表会报 告，并经过讨论和建议，再作最后决定付诸实施。
各界代表会是人民 代表会议的前身，为广大人民所拥护。
12月1日 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成立。
华北人民政府布 告：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在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统一流通， 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人民币为本位币。
随着人民解放 战争胜利推进，人民币作为本位币迅速进入新解放区广大城乡，为统 一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奠定了基础。
12月14日 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和各前委批转陈云关于接收沈阳 的经验简报。
沈阳是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接收工作进展顺利，主要 经验是采取“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 法。
中央要求华北、华东、中原及西北各区组成专门班子，准备南下 接收大城市之用。
12月30日 新华社发表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 进行到底》。
文中指出：在解放战争将要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美帝 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正在策划“和平”阴谋，并企图在革命阵营内 部制造“反对派”。
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 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
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 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
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 “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新年献词向中外宣告：中 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 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1949年 1月6日至8日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形 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其中规定：1949年必须召集没 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 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
1月14日 新华社发表《中共中央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针对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提出的和谈五项条件，提出中国共产党愿意 和国民党政府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一）惩办战争罪 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根据民主原则改 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 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 力。
这八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彻底击破了蒋介石的假和 平阴谋。
1月1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着重指出：我 们不承认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派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以在 外交上处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在原则 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 但在外交工作方面应恰当掌握原则性和灵活性；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 合国干涉中国内政。
指示还对外资、外贸、海关税收及外国人办的教 会、学校、报纸、刊物、通讯社等作出若干暂行规定。
1月21日 蒋介石在南京发表“引退”声明，其“总统”职务由 “副总统”李宗仁“代理”。
蒋介石退到幕后指挥。
李宗仁代理“总 统”后，于27日致电，表示愿意以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 但实质上是想通过和谈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
1月22日 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 士的代表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联名发 表声明，坚决支持14日声明关于和谈的八项条件，强调“务使 人民民主阵线之内，决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 线之存在”。
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 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平等、幸福的新中国之早 日实现。
”55人声明公开表明各民主党派一致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地位，与“中间路线”彻底决裂的立场，为共同筹建新中国打下了重 要的政治基础。
1月31日 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
毛泽 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同米高扬举行了会谈。
介 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在谈到建立新政府时指出：新政府的组 织形式与苏联、东欧国家有所不同，但性质与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领 导下的，将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国一解放，接踵 而来的任务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
2月7日，米高扬离开西柏坡回国。
2月3日 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进驻北平入城式。
嗣后，在哈尔 滨、李家庄等地及新解放的天津等城市的民主人士，陆续抵达北平。
2月8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指示，及时 指出：在渡江南进和解放全中国的过程中，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 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
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和管理城市。
2月16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对外贸易的决定》，要求立即开始 进行新中国的对外贸易，原则是对我们有利及保持国家主权独立并由 国家统制；决定在天津设立对外贸易局，统一管理华北一切对外贸易 事宜。
2月22日 、周恩来在西柏坡会见受李宗仁派遣的颜惠庆、 章士钊、邵力子、江庸。
经过两天的会谈，双方达成关于国共和平谈 判的非正式协定八点，确定“谈判以中共1月14日声明及所提八点为基 础”。
3月5日至1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 西柏坡举行。
向全会作了报告。
会议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 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确定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 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革命在全国胜 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分 析了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 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 发展方向。
全会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告诫 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务必继续保持谦虚、 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革命取得全 国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召开的这次会议，规划了建设新中国的蓝 图。
3月23日 中共中央及所属机构陆续离开西柏坡及其附近村庄，迁 往北平。
出发时，和周恩来交谈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 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不要退回来，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25日， 一行抵达北平，在西苑机场检阅了人民解放军部队，同前来迎 接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亲切会见。
等和中共 中央机关进驻城郊香山。
4月1日 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抵达北平，同 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开始和平谈判。
经半个月谈判，国 民党代表团表示接受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派人飞南京送交协定文本。
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 协定》。
至此，国民党自己戳穿了“呼吁和平”的假面具。
国共和谈 破裂后，经中共方面诚恳挽留，张治中等和谈代表留在了北平。
4月21日 鉴于国民党政府拒绝签署和平协定，中国人民革命军事 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 命令》。
从20日子夜起，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东起江阴、西至九江 湖口，长达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天堑，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 彻底崩溃。
同日 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之际，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四艘英国 军舰先后驶入解放军防区挑衅。
解放军英勇还击，三艘英舰负伤而逃， 其紫石英号舰受创搁浅镇江江面。
4月26日，英国首相艾德礼为英舰暴 行进行辩护，保守党首领丘吉尔扬言要英国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 到中国海上去”实行武力报复。
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 英国军舰暴行发表声明，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 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表明了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帝国主 义侵略的严正立场。
同时宣告，我们愿意考虑同各外国政府在平等、 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但它必须断 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
4月23日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覆亡。
挥毫赋诗：“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 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 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 4月25日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司令朱德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约法八章：（1）保护全体 人民的生命财产；（2）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3）没收官僚资本； （4）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 公益事业；（5）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 所有国民党政府大小官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 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6）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 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7）有准备有步骤地废除农村的封建土地 所有制；（8）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遵奉约法八章，解放大 军所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
人民群众集浆食于道途，热烈欢庆解 放。
4月至5月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 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先后在北平成立。
在此前后，中华全国学生联 合会、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中华全国教育工作 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华全国自然科学 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也相继成立。
这些群众团体和工商界均分别推选出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人选。
5月27日 人民解放军解放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金融贸易中心—— 上海。
由于在入城前做了充分准备，并有上海地下党组织工人、学生 及各界人民进行护厂、护校、护店斗争予以密切配合，上海市军管会 在短时间内顺利完成了对大上海的全面接收工作，初步稳定了金融秩 序，使“十里洋场”的旧上海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上海。
6月15日至19日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 南海勤政殿开幕。
参加会议的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 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23个单位，共134人。
会议通过了有关条例和规定，选出了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推选 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
这次 会议所以称新政治协商会议，是区别于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 商会议。
6月16日 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规定本届会 议设立六个小组，分别进行各项工作：第一小组，组长李维汉，副组 长章伯钧，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各单位代表名单；第二小组，组 长谭平山，副组长周新民，起草新政协会议组织条例；第三小组，组 长周恩来，副组长许德珩，起草共同纲领；第四小组，组长董必武， 副组长黄炎培，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第五小组，组长 郭沫若，副组长陈劭先，起草大会宣言；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副 组长叶剑英、沈雁冰，拟定国旗国歌国徽方案。
6月19日 致函宋庆龄：“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 计，亟待商筹”，“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
宋庆龄在邓颖 超陪同下，于8月28日由上海抵达北平，以特别邀请代表身份参加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6月26日至8月14日 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苏联，就中 国革命胜利后建立新的政府、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管理与建设国家 等问题，同斯大林等进行了广泛会谈，初步商定苏联政府对新中国的 外交承认及为新中国建设提供帮助等若干重要事项。
6月30日 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28周年。
文章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 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这篇文 章和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为行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做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奠定了共同纲领的理论基础和政 策基础。
7月12日 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北平 正式成立，计划并领导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
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 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
8月5日 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承认了 美国侵华政策的失败并攻击中国人民的革命。
8月14日至9月16日，毛 泽东先后为新华社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五篇评论，深刻揭 露美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侵略本质，对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 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进行教育；批驳了对中国革命的各种唯 心主义的解释，并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
这些评论引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人士的广泛注意和讨论。
9月7日 周恩来向参加新政协的代表作《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 题》的报告，其中指出：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我们主张民族自治， 但一定要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来破坏中国的统一。
“为了这一 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
”由此，确 定了新中国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
9月17日 新政协筹备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由常务委员会副主 任周恩来报告三个月来的筹备工作。
会议正式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 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会议基本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和其他 文件，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
9月21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 隆重举行。
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 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 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 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无党派民主 人士和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 其他爱国分子共54个单位、634名代表（全体代表实为662人）。
会议 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决定关于 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事宜。
在开幕词中宣布：“我们的 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 从此站立起来了。
” 9月27日 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从组织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致通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及四项决议案：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改名北平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 纪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 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人民革命大团结。
9月29日 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 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
这是总结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反对帝国 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经验而制定的一部人民革 命建国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
9月30日 根据29日大会通过的选举规定，全体会议选举出由毛泽 东、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等18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选举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为中央人民 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 周恩来等56人为委员。
大会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议宣言》，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
大会 圆满完成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使命，宣布闭幕。
出席政协会议 的全体代表来到天安门前，隆重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破土奠基仪 式。
宣读了由他撰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 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 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 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 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 10月1日 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 一次会议，主席，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 澜、高岗，以及周恩来、陈毅等56名委员宣布就职，宣告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会议一致决定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 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为人民革命军事委 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作战的主要方法是
以运动战为主， 防御战（上党战役），阵地战（三大战役）兼而有之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军队突然向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
接着又向苏中、淮北、晋冀鲁豫、晋绥、东北等解放区大举进攻。
全面内战终于爆发。
全面内战开始时，国民党军队用于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为160万人，而且得到美国的援助，装备精良。
相比之下，人民军队的总兵力为127万人，装备基本上是步兵武器，仅有少量火炮。
解放区的人口仅1.36亿人，面积约230万平方公里，内部的封建势力尚未肃清，后方还不很巩固。
为打败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方针和政策。
在政治上，建立党领导的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在军事上，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和积极防御的方针，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人民解放军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到1947月2月，共歼灭国民党军队70万人，收复和解放城市135座。
由于战线延长同兵力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国民党军队终于丧失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能力。
从1947年3月开始，改为对陕北、山东两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
在山东，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等指挥下，于5月中旬在孟良崮战役中全歼整编第七十四师，基本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在陕北，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于3月主动撤出延安，开始转战陕北的艰苦斗争。
在彭德怀指挥下，数战皆捷。
到8月，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也被粉碎。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决定以刘少奇、朱德以及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叶剑英、杨尚昆主持的中央后方委员会，转移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
从1946年7月起到1947年6月，人民军队在一年的内线作战中，共歼敌112万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发展到190多万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解放军结束战略防御阶段，以新的态势跨入新的阶段。
在解放区军民取得军事上的重大胜利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1946年12月24日发生的美国军人在北平强奸中国女大学生的事件，触发了一场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群众运动，即抗暴运动。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发动下，全国各大城市学生纷纷举行集会、罢课和示威游行，并得到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声援。
以抗暴运动为标志，以学生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斗争，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这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内，官僚资本同美国垄断资本结合在一起，控制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命脉，使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萎缩。
庞大的军费造成巨额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物价飞涨。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不得不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
1947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指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应“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
5月20日，南京学生走上街头，呼喊“反饥饿”、“反内战”等口号，引发了五二○运动。
除学生运动外，国民党统治区内的人民运动这时也迅速高涨。
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暴政举行武装起义，遭到血腥镇压，被害者达3万人以上。
1947年，有20多个大中城市的约320万工人罢工。
在农村，农民掀起反抗抓丁、征粮、征税的斗争。
这时的形势，正如在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中所指出的：“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
”“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 转入战略进攻 到1947年7月，整个战局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重大变化。
这时，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已下降到373万人，其中正规军下降到150万人，且士气低落，军心涣散；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增加为195万人，其中正规军近100万人，虽然数量不及国民党军队，但它士气高昂，并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中共中央当机立断，作出出人意料的决策：不等到完全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进攻，不等到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立刻转入战略进攻。
战略进攻的主要突击方向选在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区。
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1947年6月30日夜，刘伯承、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在鲁西南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
经过艰苦的行军和激烈的战斗，在8月末到达大别山区。
到11月，共歼敌3万余人，建立33个县的民主政权，初步打开了大别山地区的局面。
在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之际，由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8万人在8月下旬渡过黄河，挺进豫西。
由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也在9月越过陇海铁路南下，进入豫皖苏平原。
至此，三路大军都打到外线，布成“品”字形阵势，纵横驰骋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迄大海的广大地区。
与此同时，仍在内线作战的人民解放军也加紧发起攻击，并渐次转入反攻。
各个战场上的攻势作战，构成人民解放军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势。
对此，评价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解放区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1947年7月至9月，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批准公布。
这个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
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时候，它指引着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亿万农民汇入民主革命的洪流。
全国土地会议以后，解放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农民，迅速形成土地制度改革的热潮。
到1948年秋，在1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
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仅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而且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创造出过去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丰功伟绩。
广大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翻身以后，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
在“参军保田”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潮水般涌入人民军队。
各地农民不仅将粮食、被服等送上前线，而且组成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担负战地勤务。
他们还广泛建立与加强民兵组织，配合解放军作战，保卫解放区。
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足以保证夺取胜利的取之不竭的人力、物力的源泉。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响亮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为了制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具体行动纲领，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在会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
会后，中共中央集中全力研究和解决新形势下，党在土地改革、新解放城市等方面的各项具体政策和策略问题，使全党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
这就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胜利，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国民党当局为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进一步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压榨和对爱国民主力量的镇压。
广大学生寄希望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因而不再提“反内战”的口号，而是在“反迫害”的口号下展开斗争。
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无党派民主人士日益倾向于支持人民革命。
国民党当局不断地用暴力手段对民盟等施行迫害。
继李公朴、闻一多之后，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杀害。
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
11月6日，民盟总部在上海被迫发表公告，宣布解散。
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不接受解散民盟的决定，并恢复民盟总部。
会议确认中国共产党“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表示“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标志着民盟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几乎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民主派开始实行革命的联合。
1948年1月1日，举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
民革坚持同共产党合作，赞成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本原则。
其他民主党派，包括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也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一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
从8月开始，各民主党派、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工作。
伟大的战略决战 1948年秋，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战略大决战的时刻到来了。
这时，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280万人，其中野战军达到149万人。
解放区面积已占全国总面积的24.5％，人口有1.68亿人，并且在大约1亿人口的地区实现了土地改革。
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已下降为365万人，可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174万人，而且士气低落。
以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正确选定战略决战的方向，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战略决战的序幕是从山东拉开的。
1948年9月，解放军经过八昼夜激战，解放了国民党军队重点设防的大城市济南，歼敌10万多人。
中共中央决定首先把战略决战方向指向东北战场。
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林彪、罗荣桓指挥东北解放军主力70万人，发起辽沈战役。
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开始攻打锦州，并在塔山、黑山等地区足迹援锦之敌。
10月14日对锦州发起总攻，经过31小时激战，全歼守敌近9万人。
锦州的解放还促使长春守敌一部分起义，其余全部投降。
东北野战军在攻占锦州后，立即从南北两翼合围廖耀湘兵团。
经过两日一夜激战，全歼该敌10万人。
东北野战军乘胜追击，于11月2日解放沈阳、营口。
至此，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辽沈战役历时52天，歼敌47.2万人。
从此，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对国民党军队有了优势，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点。
东北的解放，不仅使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强大的战略后备队，为以后解放平津和华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使解放战争获得了一个巩固的、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战略后方。
辽沈战役刚刚结束，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及部分地方武装共60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地区，发起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
1948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统一指挥两大野战军的总前委，为书记。
淮海战役共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1月6日至22日，主要作战目标是歼灭位于东接连云港、西近徐州的陇海线上的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
11月6日战斗打响后，黄兵团企图夺路西逃。
华东野战军主力迅速切断正向徐州靠拢的黄兵团的退路，将敌人压缩在纵横不到10公里的包围圈内，到22日全歼该敌。
第二阶段，从11月23日至12月15日，主要作战目标是歼灭由豫南远道赶来增援而孤军突出的黄维兵团。
中原野战军主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于11月25日将黄维兵团包围在双堆集地区。
12月6日发起总攻，至15日全歼该敌。
在此期间，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率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撤离徐州，被华东野战军主力合围在陈官庄一带，孙元良兵团被歼灭。
第三阶段，从12月15日至1949年1月10日，主要作战目标是歼灭杜聿明部。
1949年1月6日，解放军对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部发起总攻，经过四昼夜激战，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生俘杜聿明。
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淮海战役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
经过这一战役，南线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并同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
解放军进到长江北岸，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已直接暴露在解放军面前。
在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胜利发展之际，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共100万人，联合发动了平津战役。
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3人组成的平津前线总前委，统一指挥参战部队。
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指挥的国民党部队，这时已成“惊弓之鸟”。
除有5万余人分驻归绥（今呼和浩特）和大同外，其余50余万兵力位于东起北宁路的山海关、西迄平绥路的张家口的约50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上，并以塘沽为海上通道口。
傅作义决定采取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准备随时从海上南逃或西窜绥远。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东北野战军主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不久，从1948年11月23日起提前结束休整，取捷径隐蔽入关。
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一道，以神速动作，先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截断了他们南逃、西窜的通路。
随后按“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顺序发起攻击。
12月下旬，连克西头的新保安、张家口。
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发起对天津的总攻，经29小时激战，全歼守敌13万人，活捉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
为了使古都北平免遭破坏，解放军在围城后派出代表多次同傅作义接触。
最后，傅作义终于决心顺应人民的意旨，命令所部出城听候改编。
1月31日，解放军进入北平。
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3月25日，中共中央及所属机构全部有西柏坡迁到北平。
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
在绥远，有意地保存下一部分国民党军队，经过一段时间，该部在董其武率领下于1949年9月通电起义，接受改编。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至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4个月零19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战役中，各解放区人民以源源不绝的人力、物力给予前线以空前规模的支援，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观。
据统计，仅为支援淮海战役动员起来的民工累计即达543万人，向前线运送1460多万斤弹药、9.6亿斤粮食等军需物资。
陈毅曾深情地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三大战役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也是世界战争史上惊天动地的壮举。
经过三大战役，全国已处在革命胜利的前夜，新中国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了。
绘制新中国的蓝图 1948年12月30日，在为新华社所写的新年献词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
1949年1月14日，针对蒋介石的元旦“求和”声明，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作为同国民党政府及地方政府、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
1949年1月21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宣告“引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
次日，李宗仁表示愿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4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开始谈判。
4月15日，中共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并限国民党政府在20日前就协定表明态度。
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谈判宣告破裂。
4月21日，、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由刘伯承、等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原中原野战军）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原华东野战军），在中原军区部队配合下，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
4月20日、21日，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四艘英国军舰先后驶向人民解放军防区，妨碍解放军渡江，双方发生武装冲突。
英舰开炮打死打伤解放军252人。
“紫石英”号被解放军击伤后停搁在镇江江面，其余三艘英舰逃走。
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宣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保守党领袖丘吉尔甚至主张派出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实行武力的报复”。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声明，严正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
”这表明，自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侵略者依仗船坚炮利在中国领土上耀武扬威、横行霸道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随后，解放军各路大军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地区举行胜利大进军，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终于被人民赶出中国大陆。
如何发展进步势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问题是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有无无产阶级的领导，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
中国无产阶级正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的主要观点是：①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这是民主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②领导权问题不仅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而且关系到民主革命胜利后的发展前途。
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中国革命就不能胜利。
革命有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关系到民主革命能否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问题。
③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是通过本阶级的政党来实现的。
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敌人而取得革命胜利。
④必须树立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思想。
为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制定正确的革命纲领和政策;善于团结和率领广大同盟者向共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特别是要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同时照顾同盟者利益并给以政治教育;在和资产阶级的合作中，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在同资产阶级分裂的情况下，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又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争取和团结一切同盟者。
2.“三三制” 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基本政策，请对此加以分析。
(1)所谓“三三制” 抗日民主政权是指在抗日民主政权组成人员的分配上应该是：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民;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
只有汉奸和反共分子才没有资格参加这种政权。
在抗日根据地内政权的问题上，必须确定这种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
这种政权，即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民的政权;即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
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相区别的，也和严格的工农民主专政有一些区别。
“三三制”政权表现为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汉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所以这不仅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而且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
(2)“三三制” 政权反映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阶级关系变化。
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
如何动员、组织全民族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内容和中心任务。
和平统一、团结抗日成了国内各党派、各阶级的共同使命。
适应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团结全国一切抗日的人民和党派、阶层，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打败日本侵略者。
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欧美派大资产阶级与亲日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有明确的区别：亲日派大资产阶级已经彻底投降日本，欧美派大资产阶级则尚能继续抗日，但其妥协倾向依然严重存在，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顽固派。
中等资产阶级就是除了大资产阶级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赞成团结抗日，开明绅士是地主阶级的左翼 ，他们的政治态度同民族资产阶级大略相同，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以及地方实力派都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中间势力。
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
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
(3)“三三制” 政权集中反映的是抗战时期统一战线“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要放手发动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斗争和民主运动，积极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广泛发展共产党的组织。
进步势力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依靠和支柱。
发展进步势力，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基础和前提，是有效地争取中间势力和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条件。
只有一步一步地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而为抗战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这三部分人。
依其阶级性的不同，这三部分人的政治态度是有区别的，但都是目前时局中的中间派，是我们争取的对象。
“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反对顽固势力，就是要在统一战线中同欧美派大资产阶级的反共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
他们实行着合作抗日和摧残进步势力的两面政策。
因此我们必须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它，既要争取其继续抗日，又要同其反动言行在思想上、政治上、乃至军事上进行坚决的斗争。
只有同顽固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限制和缩小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发展进步势力，有效地争取中间势力，而使顽固势力陷于孤立。
3.提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西方有过，但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请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国家政权理论的历史演变，分析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必然破产的历史命运。
(1)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理论演变，一是根源于不同革命阶段的阶级关系变动，二是根源于不同时期的阶级力量对比，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人民大众的政治要求的集中体现。
(2)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主张专制独裁，不惜以内战建立“一党专政”，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各民主党派要求建立英美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在国民党反动派“一党专政”和内战、镇压政策面前破产;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力量大发展，中国革命胜利在望，推动各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应运而生，取代资产阶级共和国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
(3)中国革命基本经验集中起来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
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
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4.由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夕发布的著名的“五一”号召，分析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伊始就提出的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发布了著名的“五一” 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由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帮助和组织下，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纷纷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北上参与建立新中国。
1949年 9月 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
由于当时国内还有部分地区没有解放，不具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有662人，可以说汇集了国内一切拥护人民民主的进步力量，包括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解放军、少数民族、国外华侨等45个单位的代表。
1949年 9月 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担负起筹建新中国的工作。
政协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第一届政协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人民民主政权。
《共同纲领》中有关的法律性条文的规定，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
(2)建国初期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由建国初期各阶级之间的政治关系所决定的。
建国初期，我们党对当时社会各阶级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新的科学分析，明确了谁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和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基础这一关键问题。
①新中国建立后，在政治上我们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
无产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基础。
②建国初期，我国的社会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具有过渡性质的一种社会形态，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一方面在广大农村仍然存在封建主义和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在城市仍然也存在使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任务。
所以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
对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是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共同发展国民经济的目的。
(3)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特点与优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多党制、两党制，而是体现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新型政党关系，它具有西方的多党制所不及的优越性。
①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
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它们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
②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共同任务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指引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奋斗。
③各民主党派都参与国家政权，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
④各民主党派都受到宪法的保护，享有宪法规定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的平等地位。
学生感恩教育活动心得作文300字
雪柳 品味清茶可以一杯一杯，品味自己却要一生一世。
为积极响应市委号召，在深入开展“党政机关下基层、党员干部进万家”活动中，关景龙校长、李艳和我一行三人于6月17日第一次走访了家住平山区建平街低保户王翠霞。
当我们走进这户人家，给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是一户很勤劳的人家。
当我们说明来意后，她非常高兴，热情地把我们请到屋里。
通过聊天，我们从她那语伦无次的话语中全面地了解贫困家庭的贫困原因及生活状况。
我所帮扶的低保户王翠霞没有工作，她一人和女儿生活在32平米的楼房里。
她的头部曾做过开颅手术，现在有脑血栓，高血压等病，勉强在外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不久前父亲去世了，她还要照顾年迈的母亲。
孩子在辽宁科技大学上二年级。
我了解此户情况后，鼓励她要树立生活的勇气，相信党和政府不会放弃他们，会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生活会越来越好。
我们把她的联系方式留了下来，以便今后的帮扶和联系，决定从解决她需要的实际困难做起，尽自己的所能为她服务。
当我们把慰问物品和200元钱送到王翠霞的手中时，眼神中满是感激，看得你心里很酸很酸。
面对王翠霞，我的心灵深处受到了一次震撼，作为一名已有十几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今天我第一次以一名党员干部的身份踏上了帮扶之路，未去之前，我是抱着为了完成党支部布置的任务的心态去的，回来之后，此期间的一幕幕浮现在我眼前，我作为一名帮扶战线的新兵能根据他们的需要去帮助他们，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这次活动使我真正的了解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所肩负的责任，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不只是一个口号，应该落到实处，我们应该多走进这些困难群众，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爱，也许他们需要的并不是物质上的慰问，更多的是我们的关爱。
帮扶活动——重在行动，贵在落实。
如今，我们都已经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失去了太多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希望渺茫，有的时候觉得生活不公，有的时候怨天尤人，有的时候……但想想我们的帮扶对象，会让我们顿然醒悟，原来是我们已经对幸福的感觉麻木了，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演绎“幸福”二字的含义。
作为一个人，一个生活在芸芸众生中的个体，也有必须要为那些生活贫困的人做点什么，这也是一种责任。
更何况我们是党员，党的女儿，当然，我们所能够做的事情，也许会很渺小，也许会微不足道，也许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做了，让他们体会到了党的温暖，树立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在回去的路上，我在想，如果没有这次活动，我们也许永远也没有机会走进这些困难群众的家，心贴心地感受他们的疾苦，面对面的与他们交流，永远也不会理解在追求奢华享受的年代，还有这样一群生活如此贫困的人们，在感受他们困苦生活的同时，我们的内心也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洗礼，同样身为人子的我，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父母呢
是常常抱怨自己父母没有给自己更多
还是时常因为一些小事与父母堵气
我想我们应该常怀一颗感恩的心。
对于生活心存感恩，就不会有太多的抱怨，与王翠霞相比，我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要优越得多，但我们心中总怀着不满情绪，抱怨工资不涨、埋怨工作太累，父母给自己的太少，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是否在本职岗位上已经全力以赴、是否已经习惯了摄取而忘记怎样回报
在两种处境之下进行比较，引发了一系列的反省—— 我们应该学会施爱，懂得感恩。
当碰上不顺意时，比抱怨更重要的是自己为改变这一切做了哪些努力。
感恩之心足以稀释我们心中的狭隘和偏激，帮助我们度过苦痛和不顺。
人生在世，不可能一帆风顺，种种失败、无奈都需要我们勇敢地面对、豁达地处理。
这时，是一味地埋怨生活，从此变得消沉、萎靡不振
还是对生活满怀感恩，跌倒了再爬起来
英国作家萨克雷说：“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笑，它也笑；你哭，它也哭。
”如果我们心存感恩，则可以沉淀许多的浮躁与不安，消融许多的不满与不幸。
我们要感激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要感激学校的老师给予我们的教诲与温暖；感激同事们给予我们的友爱和帮助。
让我们学会感恩，为父母留下一个真心的微笑；学会感恩，为朋友留下一双支持的友谊之手；学会感恩，为陌生人留下一丝心灵的温暖。
只要我们常怀一颗感恩的心，我们便会发现，生活原来是如此的和谐和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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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树立政治理论学习就是工作的观念。
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在理论学习中工作，以理论学习促工作。
我深入学习了“xxxx”重要思想、xx届五中全会精神、科学发展观理论和党的有关方针政策等，通过提高理论文化水平，开阔了工作思路，找到了更多解决工作中出现问题的方法。
其次，明确学习就是责任的观念。
作为青年干部，我认识到，学习是一种责任、一项任务。
在理论学习上，我要求自己不仅对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和基本经验理解好，而且做到使理论和实际相结合，通过理论学习认真查找和解决自己思想上存在的问题，使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观念，树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良好精神状态，把好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不断加强修养，提高素质，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学会施爱，懂得感恩”，是这次活动给我最大的体会，也给我上了人生中最难忘的一课。
中国共产党90年来的光辉历程 资料 手抄报 急用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1921年 7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
1925年 10月10日 美洲洪门在美国旧金山召开恳亲大会。
会议决定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组织华侨政党，并定名为中国致公党（简称致公党），通过了《中国致公党党纲》。
1928年 3月 在上海一家外国人开办的旅馆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谭平山主持会议，宣告中华革命党成立（又称为“第三党”）。
6月，谭平山在上海召集中华革命党负责人会议，通过了《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
1930年 8月9日 邓演达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临时行动委员会，1935年11月10日改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
会议通过了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选举邓演达任中央干部会总干事。
1935年 8月1日 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抗日联军。
12月17日―25日 中共中央在陕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
会议批评了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建立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克服“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策略路线。
1936年 5月31日―6月1日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后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等四十余人为执行委员。
12月12日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团结抗日、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出谈判代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折点。
1939年 10月4日 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1940年 1月9日 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2月20日在延安《解放》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登载，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分析了新三民主义和旧三民主义的区别。
1941年 3月19日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召开。
大会推举黄炎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944年 9月19日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取消团体会员制，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参加，盟组织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
会议选举张澜、沈1941钧儒、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朱蕴山、潘大逵等33人为中央委员，张澜为主席。
1945年 4月23日―6月11日 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
在大会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发言。
大会制定了党的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 7月1日 应、周恩来之邀，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冷、傅斯年六参政员飞抵延安。
经商谈，与中共达成了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停止国民大会和重新召开政治会议两项建议。
9月2日 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抗日战争以中国的胜利而结束。
9月3日 “民主科学座谈会”成员在重庆集会，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会上决定将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座谈会”（后改称为九三学社）。
10月28日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宣布成立，选举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柳亚子、朱蕴山、王昆仑、郭春涛七人为常务干事。
12月16日 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选举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等37人为理事，彭一湖等19人为监事。
12月30日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宣告民进正式成立。
大会推举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为常务理事。
1946年 4月14日 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人在广州秘密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后改名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李济深当选为理事会主席。
6月，在香港正式对外公布。
5月4日 九三学社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选举许德珩、褚辅成、税西恒、潘菽、涂长望、黄国璋等16人为理事，梁希、卢于道、黎锦熙等8人为监事。
6月23日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在上海北站召开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大会，并欢送各界人民代表赴南京请愿。
请愿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国民党特务围攻殴打，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等多人受伤，造成“下关惨案”。
7月11月 民盟中央委员、云南支部负责人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15日，民盟中央委员、云南支部宣传委员闻一多在参加李公朴追悼大会和记者招待会回家途中，又遭国民党特务杀害，造成“李闻惨案”。
1947年 2月3日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干部会议，决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并推举章伯钧为主席，彭泽民为监察委员会主席。
5月 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加入以中共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会议选举李济深为中央主席，陈其尤为副主席。
11月12日 台湾爱国民主人士在香港发起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推举谢雪红、杨克煌、苏新等为总部负责人。
11月12日―1948年1月1日 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大会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柳亚子为监察委员会主任。
1948年 4月30日 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 5月1日 致电李济深、沈钧儒，提出先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由民革、民盟与中共共策进行。
2日、7日，中共中央又连续发出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到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的信函。
5月5日 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联合致电并通电国内外，表示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此后，各民主党派陆续发表通电、宣言，热烈响应。
6月4日 在香港的各界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章乃器、朱蕴山、胡愈之、邓初民、侯外庐、陈其瑗等125人联名发表声明，表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促成新政协早日召开，进而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争取民主和平之实现。
6月13日 中共中央电示中共上海局、华南分局并告潘汉年，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召集人、代表名额以及人民代表会议何时召集及如何召集等事项，请征询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人士的意见。
7月31日 冯玉祥自美国启程，准备回国参加新政协。
9月1日，他搭乘的苏联“胜利号”轮船在横渡黑海途中失事，不幸罹难。
夫人李德全于10月下旬带着冯先生的骨灰经苏联回到祖国东北，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8月1日 电复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希望他们共同研讨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
8月初 中共中央派钱之光前往香港，同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一同接送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
从8月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和华侨的代表人士，应中共中央邀请，从全国各地及海外陆续进入解放区。
接待民主人士的地点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共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一是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
9月29日 第一批由香港北上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四人到达哈尔滨。
自8月起，已到达河北平山县李家庄的民主人士有符定一、吴晗、刘清扬、周建人及吴羹梅的代表何惧等。
10月3日 、朱德、周恩来致电慰问到达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
10月8日 中共中央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间题》草案电发中共东北局高岗、李富春，并请他们就其中诸项问题，约集已在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七人商榷。
10月21日 中共东北局负责人高岗、李富春约集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李德全等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举行第一次座谈。
23日又举行第二次座谈。
10月30日 中共中央致电中共华南分局并转送讨论修改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电示华南分局即抄送李济深、何香凝、周新民、马叙伦、陈其尤、李章达、沈志远、彭泽民、章乃器、孙起孟、郭沫若等，由潘汉年、连贯分别征询他们的意见。
11月25日 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与在哈尔滨的各党派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高崇民、李德全等，对《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间题》，就新政协筹备会者、新政协参加者、新政协专门委员会者等问题达成了共同协议。
12月26日 李济深、茅盾、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柳亚子、马寅初、洪深、翦伯赞、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吴茂荪等30余位民主人士启程北上。
1949年1月7日抵达大连，10日到达沈阳，受到中共及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12月30日 为新华社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新年献词发表，文章揭露了美蒋勾结玩弄假和谈的阴谋，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1949年 1月7日 在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符定一、周建人、韩兆鹗、翦伯赞、刘清扬、楚图南、田汉、胡愈之、沈兹九、严信民、杨刚、宦乡、吴晗、张曼筠、周颖、何惧等19人，联名致电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沙千里、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章乃器、朱学范、李德全、茅盾等人，揭露国民党战犯求和的实质。
1月15日 在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对1月14日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进行热烈的讨论，决定共同起草一个支持毛主席八项条件的声明。
16日，他们联名致电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当日回电，纷纷表示拥护主席的八项条件声明。
1月20日 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共华北局在平山县李家庄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由国民党统治区和海外到华北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及上海工人代表。
1月21日 、周恩来致电宋庆龄：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
1月22日 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发表题为《我们对时局的意见》的声明，认为发表的对时局的声明是“真正的人民民主和平的八项条件”,“我们是彻底支持的”。
此后几日，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表示拥护。
1月25日 在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召开时事座谈会。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会上讲话，分析了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和平攻势”的实质，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坚决拥护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的政治态度，表示欢迎。
1月26日 中共东北局、东北政务委员会、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以及东北各界人民代表举行盛大欢迎会，热烈欢迎为参加新政协而先后到达东北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
2月1日 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6人，致电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庆祝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2月2日 主席、朱德总司令电复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6位民主人士。
电文中说，此次人民解放战争之所以胜利，是由于全国人民不畏强梁，团结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的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陷于孤立。
2月25日 先后自国民党统治区抵达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一行35人，由陕甘边宁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陪同，乘“天津解放号”专列于中午12时由沈阳抵达北平。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董必武、薄一波、叶剑英、彭真、张奚若、胡愈之、周建人、费孝通等百余人到车站迎接。
2月26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北平市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员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大会，热烈欢迎由东北、天津、李家庄来平及留平的各方民主人士、各团体的代表，与会宾主共410人。
大会由叶剑英主持，林彪、彭真致欢迎辞。
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李德全、章伯钧、周建人、朱学范、朱俊欣、章乃器、张奚若、许德珩等14人发表演说，表示坚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贯彻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
3月5日―13日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
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要求全党同志做到“两个务必”。
全会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
3月25日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25日凌晨6时抵达北平。
在平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各界代表、各党政军机关负责同志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前往西苑机场欢迎。
接着举行盛大的阅兵式，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乘车检阅部队。
4月22日 民主人士赴东北参观团组成，成员包括民主党派、华侨、文化、产业各方面人士及解放区农民代表与回族代表等共59人。
代表团在47天时间内参观了沈阳、长春、哈尔滨等东北十大城市。
6月8日参观团回到北平。
6月14日 民主人士赴东北参观团致函，陈述参观感想：向来被人看作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主席领导之下，现在已经组织成并教育成钢铁一样的坚强的集体了。
这样坚强的集体，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6月15日 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正式成立。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开幕。
参加会议的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人民团体等23个单位，共134人。
6月16日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继续举行，到会者124人。
当晚，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
到会委员19人，周恩来主持会议。
会议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等领导机构人选，通过了《各单位代表参加小组的办法》、《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全体会议执行表决具体办法》等。
6月19日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继续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
到会者126人，周恩来任执行主席。
会上，李维汉代表第一小组作了《关于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的说明，并通过了这个规定。
致函宋庆龄，并特派邓颖超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
6月24日 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张澜、史良、罗隆基、郭春涛、王葆真等由上海抵达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董必武、李维汉及在平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章伯钧、谭平山、彭泽民等15人到车站迎接。
6月30日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创建28周年，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
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的经验，分析批评了在建立人民政权问题上的各种糊涂观念和错误思想，阐明了新中国的国家政权性质及对内对外的方针。
7月4日 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举行成立会。
会上拟定了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征求条例，并设立了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及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
会议还决定公开发布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启事。
8月1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周年纪念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庆贺，并表示向中共与解放军学习，加强团结，促进统一。
8月14日―9月16日 先后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五篇评论，就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
李济深、李德全、沈钧儒、马叙伦、彭泽民、许德珩、胡愈之、谭平山、蔡廷锴、陈其尤等先后发表讲话，指斥《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揭露其破坏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阴谋。
8月26、27日 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四次会议，出席会议的委员16人，列席6人，周恩来主持会议。
会议讨论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单（草案）、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修改并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
8月28日 下午4时，在邓颖超、廖梦醒的陪同下，宋庆龄由上海抵达北平。
、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等59人前往车站欢迎。
8月29日―31日 新政协筹备会分别正式通知各党派、各团体、各区域、人民解放军各单位及特别邀请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代表，于9月10日前抵平。
9月1日 冯玉祥先生遇难周年祭日追悼会在北平举行。
李济深、宋庆龄、周恩来、沈钧儒、张澜、何香凝、郭沫若等600余人参加。
、朱德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送了花圈和挽联。
9月7日 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向参加新政协的代表作了《中国人民政协几个问题》的报告，主要讲了三个问题：关于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和人选问题、关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
9月16日 下午7时，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
出席19人，会议主席周恩来。
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修改（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法（草案）》和《共同纲领（草案）》，国旗、国徽方案和宣言移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主席团决定。
9月17日 下午2时，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举行第七次会议，出席19人。
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名单（草案）》。
下午3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出席126人，会议主席周恩来。
会议批准常务委员会的筹备工作报告，基本通过常委会所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授权常委会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提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日期授权常委会决定并召集之，通过常委会所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及秘书长名单》，并正式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9月19日 中国人民政协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杨杰在香港被国民党反动特务暗杀。
9月20日 人民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
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议事日程，并修改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议事规则（草案）。
9月21日―30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
出席开幕式的各党派团体的代表662人，被邀来宾300人。
大会由、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担任执行主席。
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其他参加新政协的人士进行了大会发言。
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副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国务院组成人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等。
10月1日 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参加者30万人。
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朱德总司令在举行阅兵式时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光荣诞生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建国方案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主要政治力量以及他
1999年7月22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南海接受《新中国》摄制组的采访。
江泽民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一件大事，这标志着中国人民从鸦片战争以来为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进行的伟大斗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
从此，中国结束了一个世纪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成为一个真正独立、民主、统一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中国人民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光辉道路。
” 第一集 一九四九 一九二九，不出手。
三九四九，冰上走。
五九六九，河边看柳。
七九河开，八九雁又来。
九九加一九，牛儿满地走，牛儿满地走…… 在北方，这是一条不起眼的河。
在北方，这是一首人们都熟悉的歌。
人们说，岁月如河。
人们说，岁月如歌。
对生活在滹沱河边的人们来说，他们最难忘的岁月，是从1948年的春天开始的，因为他们目睹了一场历史巨变的序幕，是怎样从这里拉开的。
那年春天，、周恩来和任弼时带领的中共中央机关，在陕北转战一年后，来到了滹沱河畔这个叫西柏坡的小村庄。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和分别一年多的朱德、刘少奇汇合了。
在当时，他们被称为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
村子中央坐北朝南的这座房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屋子里摆着三张桌子，分别是作战科、情报科和战时资料科。
就是在这里，和他的战友们指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
从1948年9月12日到1948年底，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淮海战役中，已歼灭国民党军主力82万余人，并形成了对北平、天津、张家口国民党守军分割包围的态势。
1949年元旦，北平城里，没有一点新年的气象。
城区早已戒严，人心惶惶。
城门只在早晚打开一会儿，背篓子的是进城送炭的人。
阜城门上守城的国民党军士兵，除了看看城里的白塔，隐隐约约地，还能听到远处传来的炮声。
大家不再相信坚固的城防工事，各人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
这一天，在西柏坡发表了新年献词。
他代表中共中央满怀信心地说：“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 20天后，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宣告“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
引退后的蒋介石回到了他的故乡浙江奉化。
看上去他颇为悠闲，但实际上他已经意识到，政权的更迭只不过是个时间的问题。
40年后，台湾一家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是这样说的：“38年1月，蒋中正总统引退，他在引退前，急电派令陈诚将军为台湾省政府主席，蒋经国为国民党中央省党部主任委员，开始把台湾建设为复兴基地的准备工作。
陈诚跟在上海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均联络好，趁黑夜，把120万两黄金运来台北，再加上蒋经国、徐伯元，也抢运了部分黄金来台……” 国民党抢运黄金干得神不知、鬼不觉，但确切的数字究竟有多少呢
让我们看一看1949年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发行局的这份机密卷宗，是怎样记载的。
卷宗里说，“此项移运之船只，……先将库存内之黄金二百万两，妥为装箱，备运台北”。
实际上，他们先后运走了110吨黄金以及价值1.4亿美元的外汇和白银。
还是在南京的时候，蒋介石特意在这里开过一个宴会，邀请大部分刚刚由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评选出来的院士，劝说他们一起到台湾去。
谁都知道，比黄金更值钱的是人才。
但是，人心可不像黄金那样容易被搬走。
现年97岁，时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苏步青回忆说：“对国民党有什么好感没有呢，也没什么好感，尽管我当时是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也穷得没办法。
当了院士以后，才借了75块钱，做了一套西装，连穿的衣服都没有。
虽然对共产党没什么认识，对国民党是看透了的，再加上我有几个学生是地下党员，在他们的帮助下面，我当然不会到台湾去。
” 结果，81名院士中，只有9位去了台湾，留在大陆的有60人。
当时，和苏步青一样，许多知识分子都面临着人生的一个重大选择。
物理学家王大珩回忆说：“我那时候是才从国外回来，那时候有两条路子，一条路子是国外，我原来服务的那个公司，打电报，要我回去，我手里拿着那个电报，还有一条路，是到解放区来，我没走那条路，我到解放区来了，为什么，这是我的祖国，我要为祖国、为我们民族做些事情。
” 1948年，在香港居住着一批著名的民主人士，他们是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陆续来到这里的。
中共中央在1948年发表的“五一口号”中，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筹组民主联合政府。
这个提议得到广大民主人士的拥护。
4天后，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等便通电全国，号召国内外各界和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从8月开始，一批又一批的民主人士被秘密地接到了东北和华北解放区。
在他们看来，他们曾经奋斗了很长时间的一个新的未来就要实现了。
时为民盟中央华北总支部委员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回忆说：“当时一个很大的选择就是中国究竟向哪儿走，成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那时意见都不相同。
都是爱国的，没有问题，可是，成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一个具体问题。
当时毛主席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记得我们到西柏坡去，毛主席晚上做工作的，吃了晚饭，大家去谈天了，可以谈到半夜，他不睡觉的。
毛主席同我们说，我们要成立一个多党合作的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政权，一个联合的联合性质的政府。
那么，后来我们同意这一条，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个联合政府，关键就是这么三句话，可是这个决定了中国后来这50年来的一条路子。
” 在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张家口和天津之后，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
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平津战役结束。
与此同时，国民党26万城防部队撤出城外，接受改编。
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
准备外撤的傅作义部队站在路边观看。
同一天，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来到西柏坡。
他受斯大林的委托，来了解中国共产党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在这里，告诉他，新政权的实质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谈到对外政策，作了个比喻，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像一个家庭，它太脏了，等到屋内打扫干净了，再请客人进来。
在这期间，还提出外交上我们要另起炉灶，并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从此，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人和“一边倒”，成为新中国开国时的外交方针。
2月3日，正是旧历的大年初六。
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平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部队分别从永定门和西直门进入北平城，整整走了六个小时。
队伍经过前门箭楼后，忽然向右拐了一个弯，开进了旧中国的使馆区东交民巷。
在场的人们不由楞住了。
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上百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人沦丧的，不仅仅是主权，还有民族的尊严。
中国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的国度。
在漫长的一个世纪中，外国的炮舰和大兵，在这块古老土地上随意出入，俨然是一幅主人的模样。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穿过紫禁城示威阅兵。
作为国中之国的东交民巷，中国人不能自由进出。
等了多少年，人们迎来了自己的队伍。
当人民解放军的装甲车从东郊民巷开出时，人群早已沸腾了。
屈辱的一页从此翻了过去。
歌声传达出了所有人的心情。
阳春三月，西柏坡弥漫着兴奋的气息。
该腾的房子都腾出来了，中央机关的大食堂也倒空了。
小山村里一下子多了许多新面孔。
他们中有些人刚从前线匆匆赶到。
1949年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
这是解放战争以来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也是建国前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
参加会议的有34个中央委员和19个中央候补委员。
会场就设在中央机关的大食堂，代表们坐的凳子都是临时凑起来的。
就是这样走进会场的。
座位也没有固定的安排。
在历时九天的会议上，着重讨论了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明确提出，让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是建国后的发展方向。
说，从现在起，开始了由乡村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
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为此，他告戒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充满信心地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七届二中全会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新中国的蓝图。
它在伟大的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指明了历史前进的正确航向。
3月23日，由平津前线指挥部调来的100辆卡车和20多辆吉普车，载着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了西柏坡，离开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由此往北，就是千年古城，北平。
说，这次进京，我们是去赶考，千万不能当李自成。
行进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太多的历史感慨。
孙中山曾经说：“咱们中国就是要拿这个三民主义来救中国，就是这个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这个就是所谓三民主义。
” 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巨变，是从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开始的。
革命党人高举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旗帜，经过10多年的不懈奋斗，终于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推翻了帝制，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历史，创建了共和体制的中华民国。
但是，辛亥革命没有导致中国社会的根本变革，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深渊。
污泥浊水仍旧充斥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从这一天起，中国共产党人为探索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走过了28年的艰辛历程。
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共产党人开始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
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了国共合作的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
1945年，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思想的历史地位，并确定了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奋斗任务。
四年之后，共产党人便走到了这个新国家的门槛。
1949年3月25日下午，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到达北平西苑机场。
在这里，见到了很多新老朋友，他们中有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沈钧儒、傅作义。
为了救国救民和振兴中华这个目标，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留下过他们的追求和迷惑，留下过他们的抗争和奋斗，历史终于汇聚在1949年，汇聚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面。
谦逊地请大家合影留念。
他说，我个子高，我站在后面。
大家坚持让站在了前面，站在了中间。
离开西苑，没有进城，他住进了香山的双清别墅。
在这里，要处理的第一件事情，是和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经基本被消灭，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并形成了对国民党军长江防线的军事压力。
国民党政府收拢了115个师，布防在宜昌至上海的长江沿线，制造了“划江而治”的空气。
为了阻止解放军过江，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和平谈判的要求。
中共中央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减轻人民的痛苦，接受了这一建议。
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
在谈判中，中共代表坚持无论谈判成功与否，解放军都必须渡江，并指出，长江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
但在战犯处理、对待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人员以及联合政府组成等问题上，可照顾到国民党各方的情况，做宽大的处理和适宜的解决。
经过半个月的谈判，形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这个协定遭到了南京政府的拒绝，并公告，坚决作战。
4月21日，和朱德下达了发起渡江战役、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第二、第三野战军，分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一举突破了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
4月22日，装甲和炮兵部队开始向南岸开进。
4月23日，解放军攻占了南京城。
统治中国22年的蒋介石政权的历史宣告结束。
按照军事常规，南京解放后，解放军应该一鼓作气，拿下上海。
但是4月30日，却收到了渡江战役总前委的一封电报。
电报说，就军事上说，可以很快拿下上海；就政治上说，还需要做许多重要的准备。
因此建议推迟半月到一个月进入上海。
中央军委是这样答复的，5月10日前不攻占上海，以便有时间做准备工作。
这时，从地方和军队抽调来的5000多名干部，被集中到了江苏丹阳，200多种关于上海经济、文化、社会状况的小册子成了他们的教材。
陈毅说，打上海是瓷器店里打老鼠。
市区作战不许用重武器，部队进城一律不许住民宅，天王老子也不行。
因为不能使用重武器，上海战役比正常作战要艰苦得多，7000多名解放军官兵付出了生命。
20000多官兵负伤。
许多上海人至今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上海老市民回忆说：“我们好多小朋友，不是我一个，好多小朋友，都问，你们来干什么
（他们说）你说我们来干什么
他来问我，笑嘻嘻，问我，总是让我们进去，进去，不要出来，因为危险，江西路的房子是一折一进，一折一进，大的房子，他们打仗怎么打呢
我们在弄堂里面看见，手里拿着枪。
” 因为没有使用重武器，战役期间，上海市区基本没有停电、停水，市民的生活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
上海老市民回忆说：“解放的那天晚上，子弹打得屋顶啪啪响，到第二天天亮，我们开了门，都是解放军坐在我们门口，很冷很冷的天，我们请他们到里面去，他们根本不进来的，我们烧水给他们喝，他们也不喝的。
” 那天早晨，很多人都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守卫上海的士兵；露宿街头的解放军；群众给解放军送水、送鸡蛋。
上海老市民回忆说：“还去跳秧歌舞。
我怎么不去。
还唱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哪，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哪……’”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哪，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哪……” 在1949年，这是最流行的一首歌，解放军打到哪里，它就唱到哪里。
国民党大势已去，但仍然不放弃争取人心的最后努力。
7月26日，就在福州解放前夕，李宗仁来到这里。
他此行的目的是代表蒋介石来劝说一位92岁的老人到台湾去。
他就是萨镇冰，早年投身洋务运动，38岁时以北洋水师副将的身份，参加了甲午海战，目睹了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惨状，就是他用船装着邓世昌的遗体离开刘公岛的。
到1949年，他是健在的资历最深的历史老人。
显然他的去留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
萨镇冰侄孙萨本圭回忆说：“当时谈的时候，他讲，李宗仁说，因公来闽，并得蒋总裁寄语，与上将致意，且说，就说，形势变化难测，福州不宜久居，蒋总裁敦请即往台湾暂住。
上将若拟乘飞机，即派专机，拟坐军舰，即派大舰。
请即决定行期，等语。
” 萨镇冰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却在福州人民欢迎解放军的文告上，欣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时，在北平，建立新中国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展开，对这个新的国家，萨镇冰在诗中说，“岁在髦年闻喜讯，壮心忘却鬓如丝。
”“群英建国共乘时，此日功成举世知。
”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开幕。
这一天，穿了一身崭新的咔叽布中山装，头上戴的帽子看起来也是新做的。
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
筹备会由23个单位、134名代表组成，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无党派人士以及各人民团体的代表。
筹备会下设六个小组，分别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单、起草《共同纲领》、拟定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等。
说：“诸位代表先生，我们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全中国人民是如此热烈地盼望我们召集会议和成立政府。
我相信，我们现在开始的工作，是能够满足这个希望的，并且不需要多久的时间就能满足这个希望。
过去中华民国是名不符实，有其名无其实，现在我们要有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民主联合政府万岁
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 在刚才的讲话中，用的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也就是说，这时，新中国的国号还没有定下来。
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必须由《共同纲领》来明确地规定。
周恩来领导的第三小组承担了起草《共同纲领》的任务。
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处处长周子健回忆说：“总理关在勤政殿，大约五六天时间，什么事也不做了，就是集中写《共同纲领》，所以是总理在那里亲自组织的，带了一个秘书，给他准备材料。
起草完以后，然后又讨论。
” 代表们一遍遍地讨论和修改，《共同纲领》草案前后改了十几稿。
为了照顾一些民主人士的感情，在这一稿中，周恩来特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后面，加了一个简称，“中华民国”。
讨论中，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发表了这样的意见，他说，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绝无好感。
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
他的话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
新中国的名字最终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筹备会召开后期，从香山搬到了中南海，住进了菊香书屋。
这里与勤政殿仅隔着一座桥。
就更多了一些和代表们共同讨论的时间。
筹备会最核心的问题是要确定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
对此，曾经说过，我看我们不必搞资产阶级议会制和三权鼎立那一套。
对这一点，各界民主人士都表示了赞同。
听着大家的发言，很高兴。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之前，由政治协商会议代行职权。
《共同纲领》在新中国建设初期，起过临时宪法的作用。
刘少奇评价说，它是总结中国人民100多年来革命斗争经验而制订出来的一部人民革命建国纲领。
筹备会召开期间，沈钧儒提议，由全体代表给和朱德发一个致敬电。
婉言谢绝，沈钧儒又说，那就让我们起立鼓掌吧。
会场上出现了这样的情景，给大家鞠了一躬，又鞠了一躬。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九个民主党派联名给中共中央发出一封贺电，贺电说，47500万人挣脱数千年封建专制的枷锁，洗刷一百年帝国主义欺凌的耻辱，这是一件痛快无比的大事。
……假使中国人民没有共产党，就不知道黑暗的日子何时才能终了。
同一天，在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阐明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
并说这是从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人民经过100多年的探索和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
7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向全国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的启事。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新政协筹备会就收到了2992幅国旗图案。
一届政协代表刘春至今保留着初选出来的38幅图案。
相比之下，国歌的确定却费了一番功夫。
600多件应征作品没有让筹委会感到满意。
当人们一筹莫展时，著名画家徐悲鸿提出，可以考虑用《义勇军进行曲》。
它是作曲家聂耳和剧作家田汉1935年为电影《风云儿女》作的主题歌。
周总理认为这支歌非常地雄壮，节奏鲜明，还有一位很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也说，他在美国的时候，曾经走到街上，听见后面有人用口哨吹这支歌，吹《义勇军进行曲》，他回头一看，是一个美国青年。
这首歌激起了所有代表的共鸣。
在抗日战争期间，《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象征。
1940年，美国著名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就是唱着它，声援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的。
周恩来说：“我们采用这个代替我们现在的还没有的国歌，就是要鼓舞我们把革命进行到底，鼓舞我们的全民族革命人民的前进。
” 正当北平在紧张地筹建新中国时，美国却陷入了争吵，国会议员们纷纷质问，是谁丢掉了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把中国当作自己的势力范围，积极帮助蒋介石政府打内战，但是，30亿美元的援助和最先进的武器，却没能挽救国民党的败亡。
为了维护美国在华的战略利益，1949年六、七月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秘密和中国共产党接触，还打算北上和未来的新中国领导人见面，但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拒绝。
8月2日，司徒雷登只好悄悄地离开了中国。
3天后，美国政府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为自己在对华政策上的失败作了开脱。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根据现实的情况，估量未来的中国，美国所能走的唯一的另一条道路，是为已经失去民心的国民党政府，进行全面的干涉。
代表中共中央对此作出了回击，他用辛辣的语言讽刺了美国以殖民者自居的心态，并告诉全世界，“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怀仁堂隆重开幕。
掌声，持续了五分多钟。
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会议宣言，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会议还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决定定都北平，将北平改名为北京，确定以公元纪年，五星红旗为国旗，在国歌没有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大会选举了第一届国家领导人。
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
随后，成立了政务院，由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
在政务院四位副总理中，黄炎培和郭沫若是民主人士。
在105个正副部长的职位中，民主人士占49个。
九洲方圆，华夏风云，都汇聚到这个地方。
千载岁月，百年奋斗，才迎来了这个时刻。
曾经沧海，大浪淘沙，历史的洪流选择了这些人物。
那时候，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受。
中国人，无论过了多少年，都会记得这样一个声音。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 熟悉的旋律，熟悉的镜头，我们共同拥有的今天，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这个时候，大西南重镇重庆，仍旧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歌乐山下的白公馆和渣滓洞，关押着大批的共产党人。
开国大典的消息传到了监狱，人们得知国旗的名字叫五星红旗。
白公馆大屠杀幸存者郭德贤说：“当时不知道，那个红旗怎么做法，罗广斌同志，就把他的一床绣花被面拆了，拆了以后，就剪了五个五角星，当时，剪了不晓得怎么摆法，因为不知道那个情况，他们就说，摆上吧，就它摆了，摆起来了，就制好了一面五星红旗。
当时，就传到所有牢房里头，我在楼上，都传上去了，就悄悄传上去了。
都说，重庆解放的时候，我们监狱里的同志，我们扛着我们的红旗，我们流着热泪，去迎接我们的党，去迎接解放。
” “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绣呀绣红旗，热泪随着针线流，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后来，绣红旗的故事被写进了歌剧《江姐》，剧中女主角江姐的原型江竹筠，在11月14日被杀害。
在这场大屠杀中，一共有265人遇难，其中就有爱国将领杨虎城，还有人们都熟知的那个小萝卜头。
大屠杀结束时，离重庆解放仅仅只有三天。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 在新中国成立的52个年头里，我们来到上海海关大楼，这座自鸣钟已经走了整整72年。
中国近代海关自1859年成立，到1949年，90年里，一直掌握在外国人的手里。
1949年10月25日，海关总署在北京成立，孔原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海关总署署长。
从此，中国国门的钥匙，才真正放到了中国人自己的口袋里。
还不错，希望你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