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什么时候被烧的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北京城内还有许多驻军,这些兵不但没有起到保护的作用,反而趁火打劫,当时外国侵略者都是步兵,没有办法抢走笨重的物品,拿走的绝大多数都是金、银（还有不认识金、银的穷困士兵），宝石、玉石的价值他们当中很少有识货的，当然，有些仅仅是因为漂亮被带走的。
整体破坏是当地军民用了几十年做出的，说得难听一点，火到底是谁放的都很难说。
别说我卖国，圆明园真的不是我烧的。
圆明园是怎样彻底被毁的 圆明园虽在1860年遭受了英法联军的毁灭性破坏，但整个园区还留有不少建筑遗迹。
至少在1870年时，西洋楼有的建筑还算完整，同治时对园内中式建筑还有一次半途而废的大规模重修。
直到1905年康有为游圆明园时，还看到“虽蔓草断砾，荒凉满目，而寿山福海，尚有无数亭殿……竟日仅能游其一角。
有白石楼一座三层，玲珑门户，刻画花卉，并是欧式”。
那么，是谁将它彻底毁灭了呢
火劫：联军、土匪与筛土贼 当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疯狂地进行洗劫时，就有无数的土匪参与了打劫。
英法联军选择最贵重的东西抢劫，土匪掠夺剩余的精华，小民则捡拾委弃于道途的零碎，甚至守园太监也有趁火打劫者。
易得的值钱物品很快被搜罗干净了，有人又把希望寄托在散落、埋没于尘土中的细碎宝物上，他们操起扫帚和簸箕，在园中道路上飞沙扬尘，守园的太监官兵将他们称为“筛土贼”，时有谚曰：“筛土，筛土，一辈子不受苦”，所幸的是这时还未伤及建筑。
木劫：圆明园变成木炭厂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西郊诸园再遭劫掠。
这一次，清政府对圆明园已完全失去了控制，趁火打劫的人已不再满足于抢劫洋人劫余的财富，他们把园内火劫之余的零星分散的建筑、木桥的柱子、桩子锯断，用大绳拉倒，园内大小树木也被滥伐殆尽。
当时清河镇上木材堆积如山，交易繁忙，而园内则炭厂林立，树枝、树根全被烧成木炭。
不出数月，火劫后的残余建筑，连同满园古树杂木，便荡然无存，这被后人称为圆明园火劫之后的“木劫”。
此时的圆明园惟剩山石湖泉了。
石劫：卖石头也能发财 民国初期走马灯一样更迭的军阀，都把圆明园作为取之不尽的建筑材料场，溥仪时期的档案留下了不少无奈的记录：“军人押车每日10余大车拉运园中太湖石。
”实际上，拆卖的情况远比档案中记载的严重得多。
徐世昌拆走圆明园属鸣春园与镜春园的木材，王怀庆拆毁园中安佑宫大墙及西洋楼石料。
从此，圆明园废墟凡能作建筑材料的东西，从地面的方砖、屋瓦、墙砖、石条，及地下的木钉、木桩、铜管道等全被搜罗干净，断断续续拉了20多年
后人称此为圆明园火劫之后的“石劫”。
石劫中遭受损失最大的是西洋楼景区的欧式建筑。
座落在圆明园西北角上的安佑宫，是清代皇家在园中的祖庙，气魄宏大，尤其是殿前的两对华表，雕琢舒朗精美。
历经数劫之后，安佑宫和周围牌坊林木尽失，惟余两对华表。
1925年初，燕京大学翟牧师私拆华表，其理由是：“我看圆明园内石柱系属古物，恐有人拆毁，故运至本校保存。
如中国用时，即可退还。
”现在这对华表依然耸立在北京大学西门内教学楼前。
而另一对华表，则成了民国时城内新建的仿古式图书馆门前的装饰。
在这前后，修建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甚至筹建香山慈幼园，都以“正当”的理由，在园内拆走珍贵文物。
华表尚且可以公开拆运，至今犹存的远瀛观的残石断柱绝不是人们手下留情、想给后人留下一点可供政治教育的最后“教材”，可能是因为它们的式样太怪异，实在难以派上用场。
土劫：在皇家园林开田种稻 至此，圆明园已经过了火劫、木劫和石劫，建筑、林木、砖石皆已荡然无存，它的悲惨命运是否终结了呢
还没有
它还要经过最后的、更为彻底的“土劫”。
宣统末年，当地旗人已在园内的宫殿旧址上筑屋，昔日的皇家园林麦垅相望。
1940年以后的日寇占领时期，北京粮食紧张，于是奖励开荒。
从这时起，农户陆续入园平山填湖，开田种稻。
圆明园这处在清初盛世历经150余年苦心经营的湖山之胜，遂面目全非。
圆明园祥细资料
圆明园于咸丰十年，即1860年的10月，遭到英法联军的野蛮洗劫的焚毁，成为我国近代史上的一页屈辱史。
由于闭关锁国，至清代中叶，整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已大大落后于西方，阶级矛盾日益尖锐，1840年（道光二十年）西方殖民主义者挑起侵华战争——；随后国内又爆发了反抗清王朝统治的“”运动。
1856年10月，英国和法国联合发动了。
其目的是要攫取更大的殖民利益。
他们先在广州两度挑起战端，但未达到予期愿望。
为了对清政府直接施加压力，就决计陈兵京城。
侵略军于1858年5月近逼天津，清政府被迫分别与英、法、俄、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
1860年（咸丰十年）7月，英法侵者军舰队再次闯到大沽口外，以英法公使进京换约为幌子，一面武力进逼，一面诱以“讲和”。
而又屡屡节外生枝，目的在于陈兵京师，逼清廷就范。
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却委曲乞和，迟迟不定战守之策。
侵略军长驱直逼通州。
9月21日，通州八里桥决战清军失利，次日晨，咸丰皇帝仓皇自圆明园逃奔而去。
名为“北巡”，实则置祖宗社稷于不顾自逃性命。
从而造成都城无主，百官皆散，军卒志懈，民心大恐的危机局面。
10月6日，英法联军绕经北京城东北郊直扑圆明园，当时，僧格林沁、瑞麟残部在城北一带稍事抵抗，即行逃散。
法军先行，于当天下午经海淀，傍晚即闯至圆明园大宫门。
此时，在出入贤良门内，有二十余名圆明园技勇太监同敌人接仗。
“遇难不恐，奋力直前”，但终因寡不敌众，圆明园技勇“八品首领”任亮等人以身殉职。
至晚7时，法侵略军攻占了圆明园。
管园大臣文丰投福海而死。
10月7日，英法侵华头目闯进圆明园后，立即“协派英法委员各三人合议分派园内之珍物。
”法军司令孟托邦当天即函告法外务大臣：“予命法国委员注意，先取在艺术及考古上最有价值之物品。
予行将以法国极罕见之物由阁下以奉献皇帝陛下（拿破伦三世），而藏之于法国博物院。
”英国司令格兰特也立刻“派军官竭力收集应属于英人之物件。
”法英侵略军入园的第二天就不再能抵抗物品的诱惑力，军官和士兵们都成群打伙冲上前去抢劫园中的金银财宝和文化艺术珍品。
据参与的目击过劫掠现场的英法军官、牧师、记者描述：军官和士兵，英国人和法国人，为了攫取财宝，从四面八方涌进圆明园，纵倩肆意，予取予夺，手忙脚乱，纷纭万状。
他们为了抢夺财宝，互相殴打，甚至发生过械斗。
因为园内珍宝太多，他们一时不知该拿何物为好，有的搬走景泰兰瓷瓶，有的贪恋绣花长饱，有的挑选高级皮大衣，有的去拿镶嵌珠玉的挂钟。
有的背负大口袋，装满了各色各样的珍宝。
有的往外衣宽大的口袋里装进金条和金叶；有的半身缠着织锦绸缎；有的帽子里放满了红兰宝石、珍珠和水晶石；有的脖子上挂着翡翠项圈。
有一处厢房里有堆积如山的高级绸缎，据说足够北京居民半数之用，都被士兵们用大车运走。
－个英国军官从一座有500尊神像的庙里掠得一个金佛像，可值1,200英镑。
一个法国军官抢劫了价值60万法郎的财物。
法军总司令孟托邦的儿子掠得的财宝可值30万法郎，装满了好几辆马车。
一个名叫赫利思的英军二等带兵官，一次即从园内窃得二座金佛塔（均为三层，一座高7英尺，一座高6.4英尺）及其他大量珍宝，找了7名壮夫替他搬运回军营。
该人因在圆明园劫掠致富，享用终身，得了个中国詹姆的绰号。
侵略者除了大肆抢掠之外，被他们糟踏了的东西更不计其数。
有几间房子充满绸缎服装，衣服被从箱子拖出来扔了一地，人走进屋里，几乎可遮没膝盖。
工兵们带着大斧，把家具统统砸碎，取下上边的宝石。
一些人打碎大镜子，另一些人凶狠地向大烛台开枪射击，以此取乐。
大部分法国士兵手抡木棍，将不能带走的东西全部捣碎。
当10月9日，法国军队暂时撤离圆明园时，这处秀丽园林，已被毁坏得满目狼疮。
正当清政府对侵略者屈膝退让，答应接受全部“议和”条件，择日签约时，英国侵华头目额尔金、格兰特，为了给其侵华行为留下“赫然严厉”的印象，竟借口其被俘人员遭到虐待，悍然下令火烧圆明园。
10月18日、19日，三四千名英军在国内到处纵火，大火三昼夜不熄。
这座举世无双的园林杰作、中外罕见的艺术宝藏，被一齐付之一炬。
事后据清室官员查奏，偌大的圆明三园内仅有二三十座殿宇亭阁及庙宇、官门、值房等建筑幸存，但门窗多有不齐，室内陈设、几案均尽遭劫掠。
自此同时，万寿山清漪园、香山静宜园和玉泉山静明园的部分建筑也遭到焚毁。
据有关材料记载，10月18日，英国侵略军烧毁安佑宫时，因他们来得突然，主事太监又反锁着安佑宫的大门，所以，当时有太监、宫女、工匠等共300人，被活活烧死在安佑宫。
圆明园陷入一片火海的时候，额尔金得意妄行地宣称：“此举将使中国与欧洲惕然震惊，其效远非万里之外之人所能想象者”。
放火的主使者把这种行径看作了不起的业绩，而全世界的正直人们却为这野蛮的罪行所激怒。
雨果在1861年写道：“有一天，两个强盗走进圆明园，一个抢了东西，一个放了火。
仿佛战争得了胜利便可以从事抢劫了……。
在历史的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一个叫英吉利”。
这段话代表着千百万正直人的心声。
圆明园还在熊熊燃烧之时，奉命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奕，就全部承诺了侵略者的一切条件。
不久即分别与英、法、俄诸国交换了文本，签订了。
这样，帝国主义 列强霸占了中国的九龙半岛 和北部的大片领土，勒索去1600万两白银的巨额军费赔款。
英法联军为什么要烧圆明园呢
或者说当年英法联军以什么理由或者说是以什么借口烧毁圆明园? 一方面，人们认为是：帝国主义对外扩张血与火的本性决定了他们所到之处的野蛮行径。
另一方面，就是“磕头外交”引起的。
当时英法要求和满清谈判，“北京驻使，内地旅行，长江通商，”也就是说，人家要来和你建立外交关系，互设使领馆。
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内地旅游，以及和中国通商。
当时，英法要求就以上三点和中国谈判，按照现在的认识，中英双方出现的种种争端，在国与国之间关系中是十分正常的，应该通过双边协商谈判来加以解决。
但是，中国皇帝认为中国自古就是世界的中心，皇帝为天下共主，所有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所有人见到皇帝都必须磕头表示臣服。
满清的传统外交主题就是让夷狄们前来磕头，并由此建立了一套被费正清称为“朝贡体系”的完整外交模式。
所以，麻烦在于，夷狄拒绝磕头，而且他们还要长驻北京。
公使驻京必然导致觐见皇上，而对皇上不行跪拜之礼将有悖于己于“天下一统”的观念，英法联军当时要求和满清谈判，要谈判就要见皇帝；见皇帝，按照传统外国使节就要在见皇帝时下跪，也就是为了磕头或不磕头。
火烧圆明园的罪魁祸首是英国额尔金伯爵(James Bruce, the 8th Earl of Elgin)。
额尔金下令烧毁圆明园，是为了报复清政府逮捕公使和劣待战俘。
1860年9月，英国公使巴夏礼(Harry Parkes)和额尔金的私人秘书洛奇(Henry Loch) 打着停战的白旗前往通县和清政府谈判，被载垣、僧格林沁逮捕。
和此前被伏击活捉的一队英法联军士兵一起押到北京，监禁了一个多月。
满清皇帝和政府一直把巴夏礼看着英法联军的最高统帅，根据“擒贼先擒王”的传统计谋，他们在通州谈判之前就计划诱擒巴夏礼，期望巴夏礼就擒之后，英法联军群龙无首，必定自乱，然后乘机大举进剿，稳操胜券。
监禁期间，这些人被百般拷打，肆意凌辱。
39名囚犯中，有20人在监禁中死去，其中包括记者包尔比(Thomas Bowlby)。
额尔金得知清政府的暴行以后，决意报复。
额尔金准备烧毁紫禁城，后来他经过几天深思熟虑，选择了圆明园为报复行动的目标。
额尔金决定烧毁圆明园，而不是紫禁城，另有深意。
额尔金认为紫禁城是中国政府所在地（当时英法正与清政府方谈判）；而圆明园是皇家园林，为中国皇帝私有。
额尔金想通过烧毁圆明园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应该为逮捕公使和劣待俘虏等暴行负责的是中国皇帝和他的走卒，而不是中国老百姓。
报复行动的前几天，额尔金命令在北京全城张贴如下公告，宣示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目的：“任何人——哪怕地位再高——犯下欺诈和暴行以后，都不能逃脱责任和惩罚；圆明园将于(1860年10月)18日被烧毁，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只有清帝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与暴行无关的百姓不必担心受到伤害。
”(译自英文) 拘禁、虐杀英法外交官的行径，不仅在额尔金勋爵看来违反西方的国际法，也同样违反中国自古以来“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行为准则。
火烧圆明园造成的伤害，不仅是英法联军的罪行，还有满清皇帝和政府的迂腐和无能所造成的历史原因。
圆明园被毁后，仍为皇家禁园。
同治年间在的授意下，曾试图择要重修。
当时拟修范围为20余处共3,000多间殿宇，主要集中在圆明园前朝区、后湖区和西部、北部一带，以及万春园宫门区、敷春堂口清夏堂等处。
但开工不到10个月因财力枯竭被迫停修。
此后，虽然修了颐和园，但并未完全放弃修复圆明园，直至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还曾修葺过圆明园双鹤斋、课农轩等景群。
1900（光绪二十六年），入侵北京，挟光绪皇帝逃奔西安，京畿秩序大乱，八旗兵丁、土匪地痞即趁火打劫，把园内残存及陆续基本修复的共约近百座建筑物，皆拆抢一空，使圆明园的建筑和古树名木遭到彻底毁灭。
其后，圆明园的遗物，又长期遭到官僚、军阀、奸商的巧取豪夺，乃至政府当局的有组织地损毁。
北洋政府的权贵们包括某些对圆明园遗址负有保护责任者，都倚仗权势，纷纷从园内运走大批石雕、太湖石等，以修其园宅。
诸如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巡阅使（后贿选为民国总统）曹锟、步军统领聂宪藩、京师宪兵司令车庆云、公府秘书长王兰亨等都有此般劣迹，仅京兆伊（相当于后来的北平市市长）刘梦庚一人，在1922年秋季25天内，就强行运走长春园太湖石623大车、绮春园云片石104大车。
当时先后驻防西苑一带的陆军十三师、十六师、国民军十一师、东北军五十三军、宋哲元二十九军等。
都曾强行拆除圆明园围墙，私行出售砖石，或用以圈建西苑操场。
颐和园、、燕京大学、北平图书馆等处，也相继运走大批石件。
30年代初，在翻建高梁桥经海淀至玉泉山的石碴公路时，经北平市特别政府批准，将圆明园南边（4800米）和东边的虎皮石围墙全行拆除，砸成石碴用以铺路。
于此前，还多次公开变价批卖园内的大城砖、虎皮石和云片石，乃至西洋楼残存的大理石石柱等，这样终至圆明园沦为一片废墟。
一代名园圆明园毁灭于英法侵略者之手，也毁于清政府的腐败与无能。
它的毁灭，既是西方侵略者野蛮摧残人类文化的见证，又是文明古国落后了也会挨打的证明。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试办经济特区，福建省成为全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
1979年9月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的经营自主权，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
到1983年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
政治体制的改革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
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为新时期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80年代中期，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也开始启动。
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曾作出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作为吸收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的视窗。
1984年4月，又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
1985年2月，增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区为经济开放区。
经过多年的实践，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改革和开放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成为人们的共识。
圆明园的毁灭 资料
由著名艺术评论家、策展人栗宪庭；著名美术评论家、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教授、博士彭峰和著名画家、由雨画廊主持刘馨雨策划等策划，展出面积约500平米，由影像单元、艺术家作品单元、文献单元三部分组成。
影像展：由徐志伟、胡敏等的摄影作品；赵亮的《告别圆明园》、胡杰的《圆明园的艺术家们》等独立电影以及其它形式的影像资料组成，展现了上世纪90年代居住于圆明园画家村的自由艺术家的生活、创作状态；并通过与当下圆明园及其周边文化状态的对比，缅怀圆明园画家村这个曾经的“艺术圣地”。
艺术家作品展：由岳敏君、方力钧、伊灵等一批从圆明园画家村走出的、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艺术家的艺术作品组成，回顾中国当代艺术20年中在观念、风格上的演变。
文献展：由有关圆明园画家村的研究性文章、专著等出版物组成，阐释了圆明园画家村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地位与影响。
上述三单元将共同呈现出对艺术家的“理想圣地”——圆明园画家村的一次全面而深刻的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