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新民歌运动
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
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
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
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
“新民歌运动”以“大跃进”为背景，与的文艺思想相关联，由提倡，各级党委政府组织、发动的一场群众性运动。
其对于诗坛的影响在于它被许多人视为与五四新诗传统相对立的诗歌发展新道路。
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讲话中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
”接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周扬作《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新民歌”以及“两结合”的创作由此推展开来。
“盛况空前的图景” “对我国的诗歌创作来说, 1958年乃是划时代的一年。
”这一年诗歌界“出现了普遍繁荣的、盛况空前的图景”。
这是诗人徐迟在新民歌运动第二年编选的《一九五八年诗选》序言中所说。
接着,他以饱满的热情描绘了这一运动的“盛况空前的图景”： 到处成了诗海。
中国成了诗的国家。
工农兵自己写的诗大放光芒。
出现了无数诗歌的厂矿车间;到处是万诗乡和百万首诗的地区;许多兵营成了万首诗的兵营。
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都动手写诗；全都举办民歌展览会。
到处赛诗,以致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
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计数。
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
诗传单在全国飞舞…… 数不清到底写了多少诗，是前无古人的诗的黄金时代
虽然那几年的数据可信度有多大现在几乎已经人尽皆知，但即使刨去其中的水分，剩下的数量恐怕也能令人咂舌—— 1958年上半年,湖北省著名“诗歌县”红安县县委宣传部做过一次摸底工作,得出的结论是“搞不清”；呼和浩特市决定在3年到5年内要生产50万吨钢,收集50万首民歌,把收集民歌和生产钢并列在一起；河南省据96个县的统计已有创作组30571个,创作量是几百万上千万首。
仅许昌一个专区,光有组织的业余作者就是57000多人,大跃进以来,已创作了作品316万件；河北省委曾发起1000万首的民歌收集计划,结果被保定地区包了。
山西省提出一年要产生30万个“李有才”, 30万个“郭兰英”。
“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县县要有郭沫若”。
而最初的想法，仅不过是下次开会时“各省至少要搞一百多首”。
曾创作出《回延安》的贺敬之豪情满怀地说:“大跃进民歌的出现,及它在整个诗歌创作上的影响,已经使我们看到,前无古人的诗的黄金时代揭幕了。
这个诗的时代,将会使‘风’‘骚’失色,‘建安’低头,使‘盛唐’诸公不能望其项背,‘五四’光辉不能比美。
” 新民歌作品赏析 在这些数不清的“新民歌”中，以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分管文艺工作的周扬和诗坛泰斗郭沫若共同编选《红旗歌谣》影响最大。
这个“官方钦定本”共选了300首，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编者的编辑理念是向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诗经》看齐——《红旗歌谣》想要成为“新民歌”时代的圣经。
集子分为四块内容：《党的颂歌》、《农业大跃进之歌》、《工业大跃进之歌》和《保卫祖国之歌》。
具体作品的水平如何呢
仅举几首为例—— 《端起巢湖当水瓢》 大红旗下逞英豪，端起巢湖当水瓢 不怕老天不下雨，哪方干旱哪方浇 《一个谷穗不算长》 一个谷穗不算长，黄河上面架桥梁 十辆汽车并排走，火车驰过不晃荡 《主席走遍全国》 主席走遍全国，山也乐来水也乐， 峨嵋举手献宝，黄河摇尾唱歌。
主席走遍全国，工也乐来农也乐， 粮山棉山冲天，钢水铁水成河。
整体水准基本如此，无非展现了“人定胜天”、“农民的革命乐观主义”还有些个人崇拜的内容。
本人在看过《红旗歌谣》后，都感觉相当不满意，“水分太多，还是旧民歌好”，还说“巢湖怎么端得起来”。
别的选本大致也差不多：“放下锄头写诗歌\\\/写成诗歌千万箩\\\/歌声高涌冲云汉\\\/屈原李白不敢和”(《华南新民歌选》)；“要叫顽石让路走，要叫高山尽低头，要叫穷村变福地，要叫恶水变驯流，要叫番薯像冬瓜，要叫谷粒象大豆，要叫鸡蛋粗过碗，要叫肥猪赛过牛”（大跃进民歌选） 新民歌运动”产出作品的整体水准也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想必也有人能看出来，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连劳改犯也要被逼着写诗，所以很难发出什么声音。
聂绀弩在诗集《散宜生?自序》里记录了领导传达上级命令要求劳改队员写诗的情景：“一天夜晚,正准备睡觉了,指导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人都作诗。
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作诗。
说是要使中国出多少个李白、杜甫;多少鲁迅,郭沫若。
这个要求一传达,不用说,马上引起震惊和骚嚷。
但也立刻每人炕头都点上一盏灯,这房里是两条几十人一条的长炕,一时百来盏灯点起来,满屋通明,甚于白昼。
并且都抽出笔来,不知从何处找出纸来,甚至有笔在纸上划的沙沙作响。
” 而某种程度上，郭沫若本人也是运动的受害者。
1958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组《孩子的诗》,其中一首写道：“别看作者小,诗歌可不少,一心超过杜甫诗,快马加鞭赶郭老。
”郭沫若写了一首诗答作者：“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
老少齐努力,学毛。
”作为民国时期名声显赫的诗坛才子，这个时期成为了创作水平下降最快的时期——在“努力”为大跃进创作的过程中，因为他诗中所报道的数字往往跟不上所看到、所听到的“跃进”数字的变化，不得不反复修改，这水平能不下降吗
不再提倡：短命的新民歌运动 1958年底,全国各大报刊刊载的新民歌就大大减少了。
推动和提倡新民歌的，正如他开始觉察并立意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一样，也在1959年否定了一年前提倡全民写民歌的态度。
他说：“文化、教育、体育事业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
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
有诗意的人才能写诗,你让我在郑州写诗,我的诗跑到九霄云外去了。
无诗意,怎样写诗呢
你不是冤枉人家吗
叫每个人都要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
这违反辩证法。
” 于是，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在它发动一年以后逐渐降下了帏幕。
但“文化革命”没有结束，如果说“新民歌”还可以算是“歌谣化的口号”，1966年以后，便连歌谣这件外衣也顾不上套，只剩下赤裸裸的口号了——八亿人民沉浸在八个戏之中，落得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在否定全民写诗的时候，其实就把这个问题说的相当清楚了——“违反辩证法”。
纵观整个运动过程，其实不过就是“左”的思想在文艺界的一次大体现。
诗歌本质应该是自由的，文学艺术的生产有其自身规律。
运动式的推波助澜，行政命令式的摊派任务，限定了题材的发挥，统一了艺术指导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好的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就完全违背了重视民歌的初衷——“新民歌”变得虚假、呆板，以及莫名其妙获得定于一尊的地位，怎么能够不失去民歌本身所蕴含的价值
所以说，这场“新民歌运动”失败是必然的。
但是，虽然新民歌运动仅仅存在了不长的时间，但这场运动失败背后的一些原因却并未被解决，甚至还不断发育，以至当代中国诗歌、甚至整个文学界都难以摆脱影响。
请问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八十、九十各有什么流行歌曲，一定要歌词，急求啊
●五十年代● 1949-1959年是一个火红的年代，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一切都成为我们父辈脑海里抹不去的印记。
那时，雄壮激进行曲是时代的主旋律，因此，纯净的音符也染上了鲜明的政治色彩。
这时期流行的歌曲绝少儿女情怀，多是抒发对祖国、领袖、英雄、生活的热爱，的祖国》、、、、、、一支支歌唱社会主义、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歌曲，唱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抗美援朝，保家为国，使、等“兵歌”广泛流传。
为了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
、等部分爱情歌曲纷纷登场，它们穿着“新民歌”的袍子，体现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为当时的少男少女深深喜爱。
这时期的著名歌唱家，如贾世骏、马玉涛、王昆、郭兰英、胡松华等，均是通过广播电台向听众传播他们精心修饰的歌声，可以说，所有的声音都经过了官方的认可，这些激情高昂的“红色歌曲”，虽历经时代长河的洗刷，但其鲜明的时代特色、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所透出乐观精神和豪迈气概，使其永葆青春…… ●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这是一个黑暗的年代，经过这个不同寻常的10年的人都会觉得这个年代难以言说，一场狂热的运动、一声拭血的口号或是一种关于饥饿的回忆。
六十年代的词汇：向雷锋同志学习\\\/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反对修正主义\\\/备战、备荒、为人民\\\/以阶级斗争为纲\\\/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踢开党委闹革命\\\/革命委员会好......这一期间的歌曲多数都是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典型的歌曲有《唱支山歌给党听》《大海航行靠舵手》等。
●七十年代● 1970-1980年，这块土地发生了多少大事，家国个体的命运，一会被跌落峰谷，一会又被抛向峰尖，领略着种种的冲击、震动，生成转换的局势一直在此消彼长，而全球化的思潮风云也是前所未有的。
70年代是中国人追求幸福征程的最后的黑夜，许多美丽的幻影划过这夜色，映照着人们，被人们纪念和珍藏；70年代涌动着物质和精神的渴望，这是中国非凡变化的前夜，一个多世纪以来沉郁的辛酸代价，终将有所获得。
70年代初期，歌曲的创作已稍有转机，抒情歌曲的创作受到欢迎，题材和手法也见多样。
如《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北京颂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北京颂歌》等。
1976年，冬天过后醒来的是一个红彤彤的年代。
施光南心中流尚出欢快的《祝酒歌》旋律，堪称为亿万人民倾情的胜利之歌；而抒情歌曲迎来了一个伟大的复兴――这是历史变化、进步的一个折射，从该角度看，这场复兴的确是伟大的。
它的力量足可融化十年的坚冰，吹散徘徊不去的乌云。
《太阳岛上》、《妹妹找哥泪花流》、《乡恋》、《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开始响彻神州。
尤其是李谷一，她运用了“气声”演唱，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但也更加加强了它的吸引力与震撼力。
●八十年代● 1980－1989是中国流行音乐创作最为动荡也最为繁荣的10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卡式录音机和电影、电视、广播的普及，港台流行歌曲得天独厚地闯入千家万户，不容分说地叩击人们的耳膜，强烈地刺激了音乐界乃至整个社会，也带来内地通俗抒情歌曲创作的勃兴。
重新起步的流行音乐，经历了跟随港台流行歌曲的走向而变化到以特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生活和情感的必然过程。
80年代初期，谷建芬、铁源、付林、施光南等大批作曲家，以及乔羽、王健、晓光等词作家的先后介入，标志着我国通俗音乐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他们以良好的艺术素养、丰富的生活感受和深厚的民族文础，使作品呈现出强烈的民族风格，渗透出明显的文化意识，体现出对通俗音乐艺术化的苦心示索，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可喜成绩。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小草》《我爱你，塞北的雪》《在希望的田野上》等80年代早期作品，那充满欢乐和阳光的音符像雪后的泉水一样四外流淌，滋润着“八十年代的新一辈”的心灵，使人感到可爱的祖国充满希望。
80年代中期郭峰以《让世界充满爱》为赌注一大批作品将艺术触角伸向人生、社会、历史，敞开心扉，提示人性，内涵丰富，从而使流行音乐得到广泛、真正的，并被得到官方正式命名“通俗歌曲”。
紧接着崔健、徐沛东、苏越等，以《一无所有》、《信天游》、《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等作品，把具有西北高原特色的单调置入摇滚性音乐的整体构思中，以民族传统音乐的神韵为流行歌曲注入新的活力，欣起的“西北风”席卷80年代末的歌坛，很快就在听众中引起共鸣。
有的专集发行量超过1500万盒……80年代的流行音乐经历了痛苦的思索和争执后，“通俗唱法”与民族、美声唱法形成鼎足之势，被列入声乐艺术之“正册”，流行音乐在理论和舆论面前终于获得了一席之地，其价值得到认可。
●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是中国飞速发展、开放的年代，港台、国外的音乐开始涌入，内地的流行音乐也趋于成熟。
九十年代的音乐就太多了，能成为时代代表的我想有《小芳》《笑脸》《涛声依旧》《新鸳鸯蝴蝶梦》《酒干倘卖无》《狼》《一场游戏一场梦》《星星点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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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那就麻烦你老人家增加点悬赏分啦~
民族歌曲怎么唱
中国现代音乐的一个开端——学堂乐歌时代。
1902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1905年，废除科举。
新式学堂纷纷建立，中国现代教育由此发轫，音乐作为美育的方式在那个时代先进人物的心目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蔡元培先生尤其重视并对中国早期音乐教育给予很大的支持。
曾志、李叔同、沈心工等人则为学堂乐歌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学堂乐歌的产生有着历史的特定性，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拿来的”，也就是当中国还缺乏现代作曲人才的时候，一个直接方便的做法就是拿来外国的曲调填词。
这些曲调，主要来自日本，还有一部分是从日本转而拿来的欧洲民歌，并填入新词。
由于新式学堂乐歌不需要硬件设备，所以普及起来非常方便，影响巨大。
在音乐文化概念、音乐审美观念上影响了无数青少年。
到了辛亥革命前后，学堂乐歌更是发挥了意识形态作用，成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虽然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中，现代音乐几乎没有存身的可能，但是城市村镇，凡现代教育普及之处，学堂乐歌就不可阻挡地影响了新的一代人。
老歌唱家王昆在晚年总结自己艺术生涯的时候，强调指出民间音乐和学堂乐歌给她打下了最初的音乐基础，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1902年，在废除科举制度办新学堂的背景下，新兴学堂开办了音乐课，当然，那时的音乐课程内容单纯，主要是教唱学堂乐歌。
我们所指的学堂乐歌，是二十世纪初到三十年代的校园歌曲。
学堂乐歌从创始到现在已将近一百年，是我国音乐史上一次具有启蒙意义的音乐运动。
学堂乐歌与新音乐启蒙 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中，在积极倡导“废科举”、“兴学堂”西方科学文明的口号下，“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曾主张在新式学堂中开设“歌乐”课程。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等改良派文人仍极力提倡于学校中设乐歌课，发展学校音乐教育，指出“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
在国内的一些刊物上，亦曾发表不少文章强调学校设乐歌课在思想启蒙中的作用。
一些留日的知识分子也组织有音乐社团（梁启超等创办“大同音乐会”）并举办讲授西乐的“音乐讲习会”（有沈心工，曾志斋等），并开始采用将日本及欧美流行曲调填新词编新曲的方式来推广新乐。
1903年，清政府对在新学堂中设置乐歌课予以认可。
与此同时，各种撰译、编印介绍西洋音乐和新歌曲的书谱刊物陆续刊发，促进了新乐的发展，学堂唱歌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种新风尚。
学堂乐歌的创作主要是据现有曲调以填新词，曲调大多选自日本和欧美歌调，以中国传统曲调填词的乐歌为数不多，自创曲则更少。
其歌词内容主要反映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爱国思想、宣传女子自强、男女平等的女权思想、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学习科学文明的思想以及许多专门向少年儿童进行思想和知识教育的歌曲，学堂乐歌早期创作中也夹杂有忠君尊孔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想。
学堂乐歌早期歌集主要有沈心工编的《学校唱歌集》（1904），曾志斋编的《教育歌唱集》（1904），李叔同编的《国家唱歌集》（1905），辛汉编的《唱歌教科书》（1906）等。
在从事学堂乐歌活动的音乐教育家中较突出的是沈心工（1870～1947）与李叔同（1880～1942）。
沈心工是最早开始编写乐歌教科书作者之一。
他所作的歌曲有《黄河》、《采莲曲》、《革命必先格人心》等六首，其中《黄河》（杨度词）一曲“雄沉慷慨”（黄自语），影响最大。
李叔同早在留日期间便编辑出版了我国最早的《音乐小杂志》（1905）。
其中编收的乐歌《祖国歌》（1905）当时曾受到广泛欢迎。
他自己填词编写的《春景》、《送别》、《西湖》等歌，长期为青年学生所喜爱。
他创作的三部合唱曲《春游》是当时艺术水平较高，也是最早的合唱歌曲。
西方音乐在中国的广为传播或者说是真正被接受，不是靠传教士的输入，而是中国的有识之士为改造中国，变法自强而进行主动选择的结果。
最初是通过学堂乐歌活动及相应的音乐启蒙教育而开始的。
这不仅使得西方的乐器及演奏法、记谱法和基本音乐理论知识逐步介绍进来，甚至直接引进外来歌调以重新填词，更为重要的是，乐歌的广泛传唱从文化心理上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音乐审美听觉趣尚、习惯，在行为上产生了新的音乐活动方式，预示着中国音乐的发展开始进入新的文化转形期。
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来看，这一颇具主动性的文化选择，实际上已成为新的文化变迁的开端。
从乐歌活动及早期音乐启蒙教育中音乐的形态构成、听觉心理和欣赏习惯的改变，以及音乐教育体制、音乐活动方式这些文化因素的变异来说，均意味着中国音乐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古代阶段的结束和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