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17日是天津南开中学百年校庆，16日夜有相关活动。
由谁有那天演奏的管乐队的照片。
急求
曾经在学校的展览橱窗看到过。
学校里应该有，你去看看吧。
南开大学校庆拿学生证能进入吗
原文： 你们诸位离天津远，还不知道内情。
我是现在天天到南开去的。
我是爱南开的，可是我看现在的南开趋向，是非要自绝于社会不可了。
人要为社会所不容，而做的是 为社会开路的事情，那还可以；若是反过脸来，去接近十七八世纪，甚而十三四世纪的思想，这个人已一无可取，何况南开是个团体。
团体要做的事情，是为 新，倘要接近卖国贼，从着他抢政府里的钱、人民的钱，实在是羞耻极了，那能谈到为社会的事实! ——周恩来：《致留日南开同学》 一九一九年五月 在学校图书馆看过一本周恩来早期日记集，里面涉及到： (1)“我是爱南开的”——原文出自周恩来于1919年5月写给南开中学旅日同学的书信中。
其时，南开大学尚未成立，且通信的双方都是南开中学的毕业生，因此“我是爱南开的”——中的“南开”系指“南开中学”。
(2)南开大学于1919年下半年成立，周恩来于1917年即从南开中学毕业。
周恩来不可能为报考“南开大学”而复读两年之久。
因此周恩来也许真的拥有过 “南开大学”的入学号，但周恩来也不是凭借高考成绩而得以入学的，而是属于“特招生”的类型，如同伏明霞于清华大学，丁俊晖于上海交通大学一般。
(3)周恩来其时已经完全投身革命事业，不大可能去南开大学就读。
南开中学百年校庆的时候，北京举办了一个南开学校百年展览，南开中学(甚至周恩来在东北 就读过的一所小学)，拿出了周恩来在校时上交的考试试卷；创作、发表过的诗词等文字原件；同时还有一些较为珍贵的图片资料(如周恩来使用过的教室、课桌， 南开中学甚至仍封存着一间周恩来曾经居住过的宿舍)。
而南开大学能够拿出的也就是“入学号和开学典礼照片，”一个在中小学时期就能够参加考试、甚至能够发 表诗词的学生，到了大学却没有了试卷记录，也足以证明周恩来在所谓的大学时期并未实际就读。
不管旁人如何看待，周恩来对自己的求学经历应该是很实事求是 的，因此也就有了“周总理特别关心大学生的学习与成长，他说：“我现在再以一个过去的天津学生，而且仅仅是一个中学生的资格讲几句话。
”这样的论述。
(4)累计读过不下5个版本的周恩来回忆录，在这些纪念、追忆周恩来的一系列文章的结尾，大都可以见到这样的文字：“本文由周恩来的某某亲属提供；或本文 由周恩来身边的某某工作人员(如秘书、卫士等等)提供”。
但在各个版本的回忆录里面，唯独不曾见到：“本文由周恩来大学时期的任课教师提供、或本文由周恩 来大学时期的同班同学提供”，既然口口声称周恩来是南开大学的学生，为何始终都不曾有大学时期的任课教师与大学同班同学这两种再自然不过的“人际交往群 体”对周恩来进行公开地回忆呢
附：(5)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多次访问南开中学，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担任过南开中学校外辅导员，而南开大学也无此类似的记录。
1957年4月10日，以波兰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为首的波兰代表团，由周总理陪同来天津参观访问。
当贵宾车辆驶入天津大学校门时，受到了师生 们的夹道欢迎，同学们还此起彼伏地唱起了《长命百岁》的波兰民歌，表示对贵宾的祝福。
学校在第五教学楼前的广场上连夜搭建起主席台，主席台是由建筑系教师 临时设计的。
西伦凯维兹主席向聚集在天津大学广场上的天津市6所高等院校的15000名教职工和大学生发表了演说，周总理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在发表 演讲之前，贵宾们和总理参观了天津大学实习工厂和水利馆等处，并接受了天津大学副校长张国藩和南开大学副校长杨石先所赠送的两所大学的校报和照片等物品。
总理讲话时没有拿讲稿。
他说：“我现在愿意以38年前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一个天津学生的身份，用今天时代的名义，向波兰政府代表团致敬。
同时，我 也愿意把我们天津青年的敬意请波兰政府代表团带回给波兰的青年们……”总理的这番和蔼可亲的讲话，一下子就拉近了广场上15000名欢迎群众与总理的距 离。
周总理特别关心大学生的学习与成长，他说：“我现在再以一个过去的天津学生，而且仅仅是一个中学生的资格讲几句话。
在座的同学都是大学生，你们有可能 不仅接受高等教育，而且能够在学校里完成学习以后到社会上继续学习，继续在工作中学习，在实践中丰富你们的知识，这是难得的机会。
你们大家很清楚，在我们 国家初建时期，我们的国民义务教育只能限于小学，只有极少数的高中生才能够升学，而你们正是这个极少数中的一部分。
从一方面说这虽然是好事，但从另一方面 说，也加重了你们的责任……”是的，周总理以他个人的亲身体会教导我们青年要珍惜上大学的难得机会，使我们深受感动。
总理在他讲话的最后部分说：“如果我 们老一辈人要告诉你们一些经验的话，那就是：你们要比我们更能够艰苦奋斗，更能够克服困难，更有勇气面对错误，纠正错误，更有能力寻求新的知识、增加新的 知识。
你们要能比我们更好地创造未来的世界。
刚才西伦凯维兹同志说得对，未来是属于你们的，怎样才能使未来属于你们呢
那就是要你们比我们老一辈人负起更 重大、更艰巨的责任，工作比我们做得更好，这才能不辜负刚才西伦凯维兹同志给你们的赠言，这样才能够使未来真正属于你们，而你们才不至于被未来抛弃!”总 理的讲话给予了在场的大学生巨大的鼓舞，会场响起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周总理在天津大学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青年一代的关怀、鼓励 和希望，使我们受到巨大的鼓舞和教育，总理的教导已经成为天津青年的宝贵精神财富。
53年过去了，总理的谆谆教诲仍在耳边回响，激励着一代代天津大学学子 和天津青年拼搏进取，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清华百年校庆读后感 今天急要 一小时内发来 分加
四万万中国人带着被区区3万人组成的八国联军攻破首都的耻辱，走进了20世纪。
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用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和9.8亿两白银，换得了苟延残喘。
1904年，战争善后过程中，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在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商洽对美赔款是用白银还是黄金之事时，偶然间获得了海约翰无意间的一句话：“庚子赔款实属过多。
” 梁诚敏锐地抓住这个信息，不断追问，终于搞清楚，连同美国战争所费军费在内，清朝应赔款是1165万美元，但美国人却要了2444万(合3294万两白银)，多出了1279万美元。
经过在美国国会议员间的多年奔走游说，1908年，美国政府终于同意归还虚报不实赔款，并规定退款必做办学之用。
于是，中国诞生了“留美预备学校”。
开篇：危难中崛起的民族希望 提及清华，人们惯有的印象便是一所全工科的大学，清华的前身，留美预备学校也被认为是“洋奴学校”，是一所之教授西学忽视国学的地方。
但是，清华事实上是具有着深厚的人文传统的大学、“人文日新”的思想也融入了每个清华人的骨血。
着一些都要归功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建立。
1908年清华大学的前身——留美预备学校成立。
由于留美预备学校资金来源全部依赖退回的“庚款”，所培养的都是将送到美国留学的青年，因此又被称为“国耻学校”。
清华大学虽诞生于屈辱之中，却是赤县神州上崛起的民族希望，肩负着独特的历史使命。
正因如此，清华大学的命运从最初就于中国的命运紧紧相连，一代代的清华学子也都怀抱着一份强国之梦，铭记着自强不息的校训围着祖国的崛起与复兴而奋斗终生。
短暂而辉煌的国学院 提及清华，人们惯有的印象便是一所全工科的大学，清华的前身留美预备学校也被认为是“洋奴学校”，是一所只教授西学而忽视国学的地方。
但清华事实上是有着深厚的人文传统的大学、“人文日新”的思想也融入了每个清华人的骨血。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建立。
清华成立之初，各项教学活动在美国的掌控下以传授西学为主。
为此，梁启超曾批评道：“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
”而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处于来势汹汹的“欧风美雨”的压力下，国学萎靡不振，为此胡适等人发起“整理国故”运动，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厦门大学先后成立了国学研究所，胡适也多次建议清华成立相关研究院。
国学研究院筹建之初，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曹云祥曾拜访胡适求教办学之法，并想请其出任导师主持国学院。
胡适谦虚地婉拒并说：“非一流之学者，我实在不敢当。
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1925年初，吴宓带着校长曹云祥签发的聘书，恭谒王国维先生。
吴来到王国维的住所，先恭恭敬敬地鞠了三大躬，才表明来意。
当时王国维刚刚辞去北京大学国学院的职务，原本无意前去清华任教，但吴宓表现出来的诚意让他大受感动。
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对其个人人格的尊重，更是对整个文化传统的尊重。
因此，他决定接受聘请来清华教书。
梁启超也受邀担任导师。
梁任公与清华素来关系密切，他在清华发表题为“君子”的演讲，所引名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以后成为清华大学的校训。
从1923年9月起，梁启超开始在清华长期讲学，他所讲授的《最近三百年学术史》与《群书概要》，受到清华同学的热烈欢迎。
因此当得知要到国学院担任导师之时，任公先生十分乐意。
拥有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的国学研究院很快走上正轨。
学院所设的课程，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具有前沿性的，所讲授的内容也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学范畴。
赵元任的语言学研究，属于现代语言学的范畴。
李济的民族学和考古学，更直接运用了人类学的方法。
因此，清华国学研究院所倡导的国学，是与西方汉学联系在一起的新国学。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了一个贯通古今中外的学术圣地。
但好景不长，梁启超、王国维两位大师先后辞世，国学院元气大伤，又加之其他因素，国学研究院在创立四年时被宣告停办。
不过，它所开创的国学研究新方向散发着新的学术气息，被誉为国学研究史上的奇迹。
从罗家伦到梅贻琦 1928年随着北伐的胜利，北洋政府覆灭，清华大学也交由南京国民政府管辖。
然而政治局面的稳定并没有给清华带来良好的发展环境，相反却带来了一段校长频繁轮换的时期。
美国所退还的那一笔“庚款”，在各方眼中都是一块肥肉，不想与他人分享。
经历了明争暗斗之后，一位承前启后的校长罗家伦，登上了清华的历史舞台。
1928年9月，罗家伦奉国民政府之命出任清华校长并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
清华改办大学初期，罗家伦认为不加上“国立”两字不能体现与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彻底断绝关系的决心，并将清华划归教育部管辖，彻底解决了学校归属问题，于是清华进入了“国立清华大学”时期。
之后他又解决了清华发展中的财务问题，彻底理清了“庚款”，交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代管，并将使用权归还清华。
罗家伦之后，乔万选、吴南轩、翁文灏先后出任校长。
校长的频繁替换直接导致的是学校领导思想的不停变动，学校发展近乎停滞。
清华就在这“几经易手”的过程中迎来了梅贻琦校长。
1931年梅贻琦接任清华大学校长。
梅校长本人对于教育、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方面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曾多次提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一办学理念成为了日后清华大学发展的启明星。
正是有了这样的理念，清华成为了一个名师荟萃、大师云集的最高学府。
清华雄厚的师资基础正是在那个时候积累起来的。
同时梅贻琦在学校内积极推行民主的领导体制，对清华大学在30年代的迅速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抗战爆发，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梅贻琦校长、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决定南迁并在湖北长沙成立临时大学。
1937年底，战火直逼长沙，三校再次南迁至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
在西南联大时期，蒋梦麟和张伯苓都有官职在身，时常不在学校，实际上只有梅贻琦校长常驻昆明，以一人之力撑起了整个西南联大。
梅贻琦校长曾说：“抗战期中的母校，虽失去了美轮美奂的校舍，虽颠沛流离地局居在西南一隅，一切的教学研究，总算勉强照旧进行，从未间断。
” 关于那段时期，众多校友的共同回忆便是一起泡茶馆。
李政道先生曾描绘说，因为茶馆里晚上也是有灯的，每天只要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在茶馆中坐上一个晚上或者一天，那时很多学生都去茶馆里讨论问题。
尽职尽责的老师、奋发图强的学生共同造就了西南联大时期的辉煌。
那里培养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78位中科院院士、12位工程院院士和一大批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政治家和科技工作者。
民族救亡与闻一多 美国化呀，够了
够了
物质文明，我怕你了，厌你了，请你离开我罢
东方的文明啊
支那的国魂啊
“盍归乎来
”让我还是作我东方的“老憨”罢
这是著名诗人、民族傲骨闻一多在清华求学时，目睹学校过分美国化现象所发出的源自肺腑的呼喊。
闻一多在清华学堂苦读整整十年，随后赴美留学。
在美国留学期间，他深感民族歧视的屈辱：“美利加非我能久留之地也。
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
”1932年，他回国后开始执教清华中文系，卢沟桥事变之后，随同清华南迁至昆明。
在南迁的路途中，他蓄着胡子，拖着羸弱的病体，发誓：日寇一日不除，绝不剃掉胡须。
在西南联大时期，文、理学院甚而工学院的学生宁肯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也不愿错过他的一堂课。
学生们回忆起他的课程说：“《诗经》虽老，一经闻先生讲说，就会肥白粉嫩地跳舞了；楚辞虽旧，一经闻先生解过，就会五色斑斓地鲜明了。
”他的课程总是很受欢迎，有时候教室里没有了位置，连窗户外面都会有人站着听。
闻一多先生是诗人、学者，更是一名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的清华学子。
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追悼李公朴的大会上，闻一多先生义愤填膺，他在题为《最后的演讲》中说：“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
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在大会之后闻一多先生便在自己家门口，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在清华的历史上，许多清华师生像闻一多一样，有着铮铮傲骨，英勇投身于苦难中国的民族救亡运动中。
无论是“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抗日救亡运动”还是抗战胜利后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反饥饿反迫害运动”，都留下了清华学子活跃而坚毅的背影。
中篇：肩负民族工业化开启重任 “清华由游美学务处，清华学堂，清华学校，至清华大学，由南迁到复员，经历帝制、军阀、国民党各时期的统治，到今成为人民的清华大学。
校史与国运，息息相关。
此后在人民政府的领导培植之下，必能日益发展，为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尽其应负的使命。
” 1949年，清华园里处处生机勃勃，清华人迎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清华园解放后，校务会议临时主席冯友兰先生总结过去、展望未来，表达了全体清华师生真切的心声。
1952年，清华大学历史上的重要年份。
新中国根据当时工业基础极端落后，急需培养工业领域人才的新形势，对清华院系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清华成为一个多科性的工科大学，进而为中华民族工业化的进程源源不断地输送了人才。
在新中国各项重大工程和事业的建设中，我们时常可以看见清华人活跃的身影。
建设密云水库改善华北水荒 1958年，“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国家大搞水利建设，京郊大地，先后建成了十三陵水库和怀柔水库。
但这两座水库库容不大，作用有限。
于是，修建密云水库的任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周恩来总理将密云水库的设计工作交给了清华水利系，水利系的领导及广大师生响应国家号召，秉持蒋南翔校长“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的主张，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了这一光荣任务。
为了做好设计及施工工作，水利系组织几乎所有师生都投入到密云水库的工作中，学校还组织了电机系、建筑系、土木系的一些教师参加协助。
设计组以我国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张光斗教授为首，学生则以1958年毕业班为骨干。
1958年7月水坝毕业设计完成，与全校一同举办了教育成果展览会。
周总理十分高兴，亲自来校参观，赞扬师生的成绩，并把密云水库白河部分的设计任务也一起交给清华大学师生。
1958年9月，密云水库正式开工。
在当时，要建造这么大的一个水利工程，条件极为艰苦。
清华师生除了几位年长的教授住在工棚中外，所有年轻师生全都住在半地下的土窖里，在地上挖个坑，上面做一道矮围墙，盖上席子，搭上通铺就是他们的宿舍。
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所有清华师生仍然情绪高涨，兢兢业业地做好每一件工作，努力克服工程设计及施工中的一道道难题，在各方面的积极协助和配合下，完成了一年拦洪、两年建成的艰巨任务。
40多年来，密云水库为保障首都北京、天津、河北北部的生产生活用水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华水利系广大师生谈起密云水库既亲切又自豪。
有一位当年的小伙子，如今的退休老教师说：“我这一辈子的人生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是体现在密云水库的贡献中。
” 为两弹一星做出贡献的“三钱” 提起“三钱”——这个最初由主席喊出的“别号”，人们便会肃然起敬地想到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
1956年钱学森、钱伟长和钱三强三人一起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次十二年科学规划，被周恩来总理亲切称为中国科技界的“三钱”。
“三钱”是中国科坛的杰出人物，也是世界顶尖的科学大家。
而“三钱”都与清华有着不解之缘。
钱学森1934年被清华大学选派为留美学生， 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创办工程力学研究班和自动化进修班， 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工程力学和自动化专业人才， 为之后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准备了充分的师资力量。
钱三强1936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从事原子能核物理研究。
10年后，钱三强学成回国，主持建立了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并任所长，主持并制成了共和国第一个核装置――原子能反应堆。
而钱伟长的故事更具有传奇性。
钱伟长以中文历史双百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但是他的物理和数学加起来20分不到，英语为0分。
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个年轻学子的爱国热血被唤醒，他执意要学物理，他说：“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选择。
”本是一个文质彬彬、偏科的书生，却为国家与民族生存激发了生命活力，入学时身高1.49米、孱弱的他展示出性格中伟岸、倔强的一面。
“物理上了7个礼拜，测验一塌糊涂。
我当时也有点儿害怕，就拼命学，每天早晨5点到科学馆去背书，最后变成了全班最好的学生。
”就这样，钱伟长成长起来。
后来，他出国留学，又义无反顾地放弃高薪待遇，回到清华教书，当时每个月的薪水只够买两个暖水瓶。
之后，钱伟长成为“三钱”中唯一被打为右派的人，受尽了屈辱折磨。
然而他无怨无悔，对祖国的忠诚从未改过变。
1956年科学规划大会上，他力排众议，提出了5项国家科学优先发展重点，为周总理和“二钱”所肯定。
钱伟长逝世前曾说：“回顾我这一辈子，归根到底，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 “三钱”是中国在重工业建设时期的清华杰出校友的代表，此外，还有更多清华培养的优秀人才们，走出校门，走进了简陋的实验室，走向了报国之路，走向了为祖国奉献一生的人生道路。
清华大学则在三年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下，在十年“文革”浩劫的艰难抗争中，坚持教学活动，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终篇：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征程 所有清华杰出的校友们，他们像生命力极强的种子，无论洒播在天南地北，也无论土地的富饶或贫瘠，都生根、开花、结果。
在培养科技人才之外，还有很多的学子成为当代中国政界、商界、学界的领军人物，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释发出光和热。
在未来，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清华将是中国伟大民族复兴的先驱力量、中流砥柱。
说起清华的科技人才，人们总是如数家珍：数学家华罗庚，物理学家邓稼先、王淦昌、钱三强、彭桓武、周光召、王大珩、朱光亚，核能力学专家郭永怀，人造卫星专家赵九章、陈省身、王希季、陈芳允、杨嘉墀，导弹专家屠守锷，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
但是，别忘记，那些同样引人注目的当代中国的政治领袖们：胡锦涛、朱镕基、吴邦国、、黄菊……，都是清华的校友。
“红色政治家的摇篮” 99年来，清华园共走出9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8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诞生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家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16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20人。
99年来，清华大学共为共和国培养国务院各部部长104人，各省省委书记、省长81人，以及62位将军。
以上各项数据均居全国首位。
清华大学共为祖国培养了359位省部级干部，而位居第二的高校只有41位。
可以说，百年清华，不但是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同时也是红色政治家的摇篮。
朱镕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朱镕基和夫人劳安都毕业于清华。
朱镕基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
在当时报考的湖南籍学生中，数他考分最高。
朱镕基所在的1951届电机系，可谓是英才辈出，光院士就出了4个，朱镕基也曾在多个场合提到这个集体的优秀。
2002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金怡濂就是他的同学。
朱镕基的同班同学、著名法学家郭道晖回忆说，朱镕基初进清华时，集中精力学习功课，博览群书。
电机系的功课当时在全校是最难的，他却应付自如，是班上的“业务尖子”之一。
他为人正直，待人诚挚，当过班上的“课代表”，协助老师推动同学们学好功课，在同学中有威信。
作为学生会主席，朱镕基还代表学生成为学校行政领导机构校务委员会的成员，沟通校方与学生的关系。
还要指挥、开动“庞大”的学生会机器，动员和组织同学积极参加活动。
他的演讲出口成章，条理清晰，富有感情，又具有理性、逻辑力量，感染力很强，总能够成功地征服听众，使各种活动蓬勃开展起来。
在清华电机系建系60周年之际，朱镕基以“为学与为人”为题，在祝辞中写道：“四十多年前，母校电机系主任章名涛教授在一次会上对我们讲过这样一段话：你们来到清华，既要学会怎样为学，更要学会怎样为人。
为学在严，严格认真，严谨求实，严师出高徒；为人要正，正大光明，正直清廉，正己然后正人。
”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朱镕基在常务副总理和总理任上治理三角债、打击房地产泡沫、治理通货膨胀、带中国经济走出亚洲金融危机，均给老百姓留下深刻印象，他还留下了“准备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这样的豪言壮语。
从综合性大学走向世界一流大学 “将科学与艺术、科技与人文人为地割裂开来，而想在科技、人文科学或艺术领域中培养出卓越人才，是困难的。
”清华校友、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的声音反映了清华大学曾经面临的文科缺失的历史尴尬。
“文革”之后，清华大学在文科复兴之路上大踏步迈进，逐步改变了单一工科的历史面貌，转而朝向建设“综合性大学”道路方向前进。
1993年，清华大学又提出从建设“综合性大学”到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再到2020年总体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2001年4月29日，清华大学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上，江泽民主席为清华大学亲笔题词。
全场掌声雷动，整个学校都在向国家和世界表明坚强的决心和意志：为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共同奋斗
2011年3月7日，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同样是清华校友的吴邦国专程来到清华大学，再次对清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出希望。
吴邦国强调，一流大学应该成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前沿领域原始创新的重要源头，应该成为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的重要力量，应该成为汇聚优秀创新人才的重要平台和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希望清华大学认真总结百年办学经验，凝练百年大学文化，把高水平学术研究与国家重大需求结合起来，把攻克科学难题与培养创新人才结合起来，积极探索既出人才又出成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办学之路，再创清华新的辉煌。
作为中国顶尖的高校，清华承载的不仅是荣誉的光环，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过去，责任是民族的危亡，国家的兴衰；现在，责任是要做全国高校的表率，人才的集散地；将来，责任是要成为世界高校的领袖，在世界代表中国教育界发出最响亮的声音。
相信，清华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脚步只会越来越快，终有一天，清华将屹立于世界顶尖高校之林，引领世界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