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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沧海》作者：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译文东行登上碣石山，来观赏那苍茫的海。
海水多么宽阔浩荡，山岛高高地挺立在海边。
树木和百草丛生，十分繁茂。
秋风吹动树木发出悲凉的声音，海中涌着巨大的海浪。
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好像是从这浩瀚的海洋中发出的。
银河星光灿烂，好像是从这浩瀚的海洋中产生出来的。
我很高兴，就用这首诗歌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志向。
李振亚是那里人
电影人李振亚基本资料 李振亚，原籍河南商丘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现于北京从事影视工作。
姓名：李振亚 性别：男 身高：183m 体重：70kg 生日：11月24日 出生地： 河南-商丘 民族：汉族 居住地：北京-崇文区 学历：清华大学学士学位 在清华大学学习艺术设计，多次获得奖学金，及其专业内各项大奖。
2008年获得中国面料设计大赛银奖 2008年“移动杯”标志设计大赛优秀奖 2009年中国国际家用纺织品赛银奖 2009年“霞客杯”平面设计大赛铜奖 但是逐渐将事业转入影视业，结束了设计生涯。
工作信息 北京保嘉利华影视文化有限公司2009年2月－至今 经理 北京蒙太奇环球影视文化有限公司2010年3月－至今 企划总监 参与作品 电影《城市候鸟》策划并担任副导演。
电视剧《留守儿童》策划。
编剧作品《中国结》《青春》《迷失》 电视广告：中国移动《沟通》 中国教育电视台励志栏目剧 美帝奇家具 华宇红酒 兴趣爱好 书籍： 《宽容》 《民主的细节》 《人类的故事》 《圣经》 《古兰经》 《道德经》 《全球通史》 《文明的故事》 《美学与意境》 《常识》 《中国人史纲》 《万历十五年》 《潜规则》 《儒教与道教》 《庄子》 《活着》 《诗经》 《唐诗宋词元曲三百首》 《李鸿章传》 《苏东坡传》 《寻找无双》 《比亚兹莱》 《退步集》 《荒废集》 《帝国的终结》 《菊与刀》 《中国大历史》 《牡丹亭》 《西厢记》 《挪威的森林》 《樱花与武士》 音乐： tomas well 久石让 电影： 阳光灿烂的日子 霸王别姬 阿甘正传 编辑本段新疆自治区文学翻译研究会理事 李振亚 河北武安人。
中共党员。
文库常务编委，新疆自治区文学翻译研究会理事，《十二木卡姆》研究会理事。
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
197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译著《维吾尔寓言故事》、《〈十二木卡姆〉歌词选》、《尼米希依提》、《维吾尔民间言情长诗选》、《阿不都扎尔爱情长诗选》等。
李振亚 河南平顶山人。
编辑本段吉林省镇赉县文化馆工会主席 李振亚 笔名友群，1957年9月1日生于吉林省镇赉县人，擅长年画、油画、水彩画。
1980年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美术干修班。
1994年毕业于吉林省教育学院美术专业，曾在镇赉县文化馆和吉林省戏曲学校从事美术教学工作。
现任吉林省镇赉县文化馆工会主席、镇赉县第十二届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吉林省美术家协会理事、白城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镇赉县美术家协会主席。
主要作品有：年画《信鸽》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年画《二嫂》入选第九届全军美展；年画《一个孩子好》、《再想想》、《战士爱和平》、《鲜花献英雄》、《爱集邮》、《冰灯异彩闹元宵》等作品分别由吉林美术出版社出版。
年画《阳光下》油画《竣工》、《父老乡亲》、《北方冬日》、《关东汉子》等作品在《吉林日报》、《文艺时报》、《美术大观》和《华人风采》等报刊上发表。
编辑本段原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革命烈士 李振亚（1908-1948） 原名李荣，又名李伯崇、李崇。
广西藤县人，中央军校第一分校（南宁分校）第二期（比照黄埔军校第五期），后任解放军琼崖纵队第一副司令员。
革命烈士。
1929年夏，参加广西教导总队。
俞作柏、李明瑞起兵反蒋失败后，随张云逸等领导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离开南宁赴右江。
同年12月11日，参加百色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部副官，分管后勤工作。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11月初，随红七军主力北上。
1931年1月，红七军在广西贺县桂岭把原十九、二十两个师缩编为五十五、五十八两个团，李振亚任五十八团副官。
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随即参加第三和第四次反“围剿”作战。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被调到中央红军大学学习。
1934年10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任红一方面军干部团第一营营长，担负中央首长和中央机关的保卫任务。
1935年8月，调任红军左路军（后称西路军）总部作战科长，后任第三十三军参谋长。
他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遭到监禁，后经广大指战员积极斗争，才免遭杀害。
1937年3月，到达延安后，调到抗日军政大学工作，任第三大队第五中队长兼教官。
同年8月，调到八路军总部任高级参谋。
1938年冬，跟随叶剑英、周恩来等到湖南南岳筹办游击干部学习班，任上校教官。
第一期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结束后返回延安。
1939年9月初，调到南方工作，由广东省委介绍到东江纵队，任东江抗日军政委员会参谋长。
1940年7月，调到海南岛工作，后任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参谋长。
1941年秋，在开辟乐（会）万（宁）根据地后，创办“琼崖抗日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并任校长兼第三支队队长。
1944年冬，奉中央军委命令，琼崖独立总队改称“广东省琼崖人民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李振亚任参谋长。
1945年夏，为建立五指山中心根据地，琼崖特委决定成立挺进支队，任命李振亚兼任支队长。
1947年3月12日，被中央军委任命为琼崖纵队第一副司令员。
同年5月9日，在中共琼崖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琼崖特委改为琼崖区党委，李振亚当选为区党委委员兼任西区地委常委。
是年10月21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副司令员兼第一总队长、政委。
1948年9月，中共琼崖区党委决定发动秋季攻势，集中主力向陵水、万宁、乐会、定安之边沿地区进军，使琼东南和五指山根据地连成一片，并切断琼南、琼北之敌的联系。
为统一指挥，任命李振亚为总指挥兼政委。
9月17日，李振亚率五个支队自保亭县东进。
27日，在前沿阵地侦察牛漏据点的敌情时，不幸中弹牺牲。
1960年，李振亚将军的遗骨被安葬在海口市金牛岭烈士陵园。
编辑本段地矿部勘探技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李振亚 男，地矿部勘探技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河北省人，1940年5月出生，1964年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现从事探矿工程专业，1964—1972年中国地质机械仪器工业公司设计院。
1972年至今地矿部勘探所工作。
主持设计“GJD—1500工程钻机”为国家重点技术开发项目，该项目使我国工程灌注桩孔施工设备从60年代水平跃居到80年代国际水平，获部科技成果一等奖，是部钻探设备全液压技术的主要研究者。
编辑本段常州市第一中学副校长 李振亚 男，1963年2月出生，副校长，中学高级教师，1985年7月毕业于苏州大学数学系 所获奖项 1995年9月被评为常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 1996年5月被常州市总工会授予立功者称号 1997年5月被评为常州市数学学科青年骨干教师 1999年11月被评为常州市数学学科带头人 经历 1985年 7月毕业于苏州大学数学系 1985年8月至1988年9月在镇江市第九中学任教 1988年10月至2002年7月在常州市北郊中学任教 2002年至今在常州市第一中学任教 1995年至1997年曾参加南京师范大学《数学方法论》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 1997年6月担任常州市北郊中学教导处副主任 1999年8月担任常州市北郊中学副校长 2002年8月担任常州市第一中学副校长 编辑本段培训师李振亚 李振亚，男，河北医科大学、天津大学管理双学历。
原聚成咨询集团天津分公司培训师、LG电子培训经理、天津光大永明保险职业培训师；现为自由讲师。
5年营销经验，5年管理及培训经验，曾先后接受过国内外百余位顶尖级企业管理、潜能开发大师及国内知名企业家的亲自指导，并亲自研究世界和国内最顶尖级企业的经典案例。
在吸收诸多成功企业成功精髓的基础上用自己的亲身实践和行动证实了“知识改变命运”“成功一定有方法”，并最终投身讲坛，同时，幽默的谈吐，深入浅出的授课风格，富有激情和感染力的课堂驾驭，总是让学员们自然又高效的接受与吸收，授课效果保持着高端水平。
他是一位员工心态训练的专家。
由他主训的《成功-从优秀员工做起》被称为 “中国企业基层员工的必修课”
他曾经辅导的企业，在短时间内得到管理上的改 善、团队上的凝聚、业绩上的提升
李老师辅导的学员，都很快有了积极、乐观、 向上的工作心态。
他是中国营销业界少壮实战派的代表，以精准、迅猛的鹰式掠夺攻略为曾服务过的公司打下大片江山。
团队管理运作方面，带领团队为所在企业培养了众多高绩效、高竞争力的营销队伍，培养精英数众。
相对的，这些经验与挑战使他具备敏锐分析信息的能力，而多年的讲师生涯也让他在总结、传导个人经验及先进营销理念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也获得了众多企业的肯定和青睐。
编辑本段主攻领域 1.优秀员工训练营 2.专业销售技能 打造卓越营销团队 3.面对面顾问式销售 4.时间管理和情绪管理 编辑本段授课风格 实践真知，句无虚发；精辟之论，入木三分；幽默之语，笑于无形。
轻松的课堂，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让您在激情澎湃中掌握技能。
编辑本段服务客户 天津泰达集团、怡贝尔美容、大桥道食品、米旗食品、彪牌电动车、天津欧诺包装、完美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中国安利、合众人寿、百得纸业、嫒姗化妆品商贸集团天津分公司、七匹狼集团、盐百商贸集团，天津光大永明保险等 编辑本段革命人物 李振亚 （1910-）吴市镇汤桥村人，贫苦农民。
曾在吴（吴市）常（常熟）水运轮船上当售票员。
1995年去世。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吴市至常熟建立了水上交通线，常熟、古里、苏家尖、董浜、天主堂、徐市和吴市各站，都有中共地下党的联络员。
李振亚经常来往于吴市至常熟城内的水上交通线，地下党组织需要传递的文件、传单和书信等，不少就是通过李振亚及时送到各站联络员手里，使党的指示得到迅速传达。
1941年，在日伪“清乡”前夕，有一天，常熟城内的一个联络员王大二交给李振亚一份文件，嘱咐李一定要亲自送交“民抗”司令部。
当轮船在董浜站靠岸时，李振亚身穿一套破衣服，藏着文件，手提一只放在杂物的篮子，直向董浜镇东一里许的一个村庄走去，找到了“民抗”司令部，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1942年冬，有一天，吴常班轮船开过雪沟塘，碰上日寇拦船搜查，叫乘客统统上岸。
其中有几个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上岸时未及时将进步报纸藏好，李振亚发现后，就迅速地把它收起来藏在船舱夹板下，日寇搜查，没被发现。
李振亚并向日寇打招呼说：“船上乘的统统是良民。
”日寇也就让所有乘客上船，将轮船放行的。
时隔不久的又一天，一群日寇和便宜衣伪军乘上吴常班轮船到常熟城里去。
李振亚想，如果今天沿途各站有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上船，万一被日寇、伪军认出来，后果就不堪设想。
于是在轮船将驶近每个码头时，李振亚就登在船头上了望。
当轮船向董浜开去，李振亚正好望见陆祖林等几个“民抗”队员候在码头上，李振亚急忙打手语叫他们迅速离开，避免与日寇、伪军的接触。
李振亚有时还要协助中共地下党装运武器和物资，将这些武器、物资全部伪装包扎好，不露一点可疑迹象。
当轮船到达卸货的站上时，李就关照驾驶员一定让这些武器、物资的押运人员和站上的接收人员完成交接任务后，拉响汽笛开船。
在敌人眼皮下，水上交通线工作搞得得心应手
李振亚是那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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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获得中国面料设计大赛银奖 2008年“移动杯”标志设计大赛优秀奖 2009年中国国际家用纺织品赛银奖 2009年“霞客杯”平面设计大赛铜奖 但是逐渐将事业转入影视业，结束了设计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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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员。
文库常务编委，新疆自治区文学翻译研究会理事，《十二木卡姆》研究会理事。
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
197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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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亚 河南平顶山人。
编辑本段吉林省镇赉县文化馆工会主席 李振亚 笔名友群，1957年9月1日生于吉林省镇赉县人，擅长年画、油画、水彩画。
1980年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美术干修班。
1994年毕业于吉林省教育学院美术专业，曾在镇赉县文化馆和吉林省戏曲学校从事美术教学工作。
现任吉林省镇赉县文化馆工会主席、镇赉县第十二届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吉林省美术家协会理事、白城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镇赉县美术家协会主席。
主要作品有：年画《信鸽》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年画《二嫂》入选第九届全军美展；年画《一个孩子好》、《再想想》、《战士爱和平》、《鲜花献英雄》、《爱集邮》、《冰灯异彩闹元宵》等作品分别由吉林美术出版社出版。
年画《阳光下》油画《竣工》、《父老乡亲》、《北方冬日》、《关东汉子》等作品在《吉林日报》、《文艺时报》、《美术大观》和《华人风采》等报刊上发表。
编辑本段原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革命烈士 李振亚（1908-1948） 原名李荣，又名李伯崇、李崇。
广西藤县人，中央军校第一分校（南宁分校）第二期（比照黄埔军校第五期），后任解放军琼崖纵队第一副司令员。
革命烈士。
1929年夏，参加广西教导总队。
俞作柏、李明瑞起兵反蒋失败后，随张云逸等领导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离开南宁赴右江。
同年12月11日，参加百色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部副官，分管后勤工作。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11月初，随红七军主力北上。
1931年1月，红七军在广西贺县桂岭把原十九、二十两个师缩编为五十五、五十八两个团，李振亚任五十八团副官。
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随即参加第三和第四次反“围剿”作战。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被调到中央红军大学学习。
1934年10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任红一方面军干部团第一营营长，担负中央首长和中央机关的保卫任务。
1935年8月，调任红军左路军（后称西路军）总部作战科长，后任第三十三军参谋长。
他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遭到监禁，后经广大指战员积极斗争，才免遭杀害。
1937年3月，到达延安后，调到抗日军政大学工作，任第三大队第五中队长兼教官。
同年8月，调到八路军总部任高级参谋。
1938年冬，跟随叶剑英、周恩来等到湖南南岳筹办游击干部学习班，任上校教官。
第一期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结束后返回延安。
1939年9月初，调到南方工作，由广东省委介绍到东江纵队，任东江抗日军政委员会参谋长。
1940年7月，调到海南岛工作，后任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参谋长。
1941年秋，在开辟乐（会）万（宁）根据地后，创办“琼崖抗日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并任校长兼第三支队队长。
1944年冬，奉中央军委命令，琼崖独立总队改称“广东省琼崖人民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李振亚任参谋长。
1945年夏，为建立五指山中心根据地，琼崖特委决定成立挺进支队，任命李振亚兼任支队长。
1947年3月12日，被中央军委任命为琼崖纵队第一副司令员。
同年5月9日，在中共琼崖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琼崖特委改为琼崖区党委，李振亚当选为区党委委员兼任西区地委常委。
是年10月21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副司令员兼第一总队长、政委。
1948年9月，中共琼崖区党委决定发动秋季攻势，集中主力向陵水、万宁、乐会、定安之边沿地区进军，使琼东南和五指山根据地连成一片，并切断琼南、琼北之敌的联系。
为统一指挥，任命李振亚为总指挥兼政委。
9月17日，李振亚率五个支队自保亭县东进。
27日，在前沿阵地侦察牛漏据点的敌情时，不幸中弹牺牲。
1960年，李振亚将军的遗骨被安葬在海口市金牛岭烈士陵园。
编辑本段地矿部勘探技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李振亚 男，地矿部勘探技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河北省人，1940年5月出生，1964年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现从事探矿工程专业，1964—1972年中国地质机械仪器工业公司设计院。
1972年至今地矿部勘探所工作。
主持设计“GJD—1500工程钻机”为国家重点技术开发项目，该项目使我国工程灌注桩孔施工设备从60年代水平跃居到80年代国际水平，获部科技成果一等奖，是部钻探设备全液压技术的主要研究者。
编辑本段常州市第一中学副校长 李振亚 男，1963年2月出生，副校长，中学高级教师，1985年7月毕业于苏州大学数学系 所获奖项 1995年9月被评为常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 1996年5月被常州市总工会授予立功者称号 1997年5月被评为常州市数学学科青年骨干教师 1999年11月被评为常州市数学学科带头人 经历 1985年 7月毕业于苏州大学数学系 1985年8月至1988年9月在镇江市第九中学任教 1988年10月至2002年7月在常州市北郊中学任教 2002年至今在常州市第一中学任教 1995年至1997年曾参加南京师范大学《数学方法论》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 1997年6月担任常州市北郊中学教导处副主任 1999年8月担任常州市北郊中学副校长 2002年8月担任常州市第一中学副校长 编辑本段培训师李振亚 李振亚，男，河北医科大学、天津大学管理双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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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营销经验，5年管理及培训经验，曾先后接受过国内外百余位顶尖级企业管理、潜能开发大师及国内知名企业家的亲自指导，并亲自研究世界和国内最顶尖级企业的经典案例。
在吸收诸多成功企业成功精髓的基础上用自己的亲身实践和行动证实了“知识改变命运”“成功一定有方法”，并最终投身讲坛，同时，幽默的谈吐，深入浅出的授课风格，富有激情和感染力的课堂驾驭，总是让学员们自然又高效的接受与吸收，授课效果保持着高端水平。
他是一位员工心态训练的专家。
由他主训的《成功-从优秀员工做起》被称为 “中国企业基层员工的必修课”
他曾经辅导的企业，在短时间内得到管理上的改 善、团队上的凝聚、业绩上的提升
李老师辅导的学员，都很快有了积极、乐观、 向上的工作心态。
他是中国营销业界少壮实战派的代表，以精准、迅猛的鹰式掠夺攻略为曾服务过的公司打下大片江山。
团队管理运作方面，带领团队为所在企业培养了众多高绩效、高竞争力的营销队伍，培养精英数众。
相对的，这些经验与挑战使他具备敏锐分析信息的能力，而多年的讲师生涯也让他在总结、传导个人经验及先进营销理念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也获得了众多企业的肯定和青睐。
编辑本段主攻领域 1.优秀员工训练营 2.专业销售技能 打造卓越营销团队 3.面对面顾问式销售 4.时间管理和情绪管理 编辑本段授课风格 实践真知，句无虚发；精辟之论，入木三分；幽默之语，笑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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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吴（吴市）常（常熟）水运轮船上当售票员。
1995年去世。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吴市至常熟建立了水上交通线，常熟、古里、苏家尖、董浜、天主堂、徐市和吴市各站，都有中共地下党的联络员。
李振亚经常来往于吴市至常熟城内的水上交通线，地下党组织需要传递的文件、传单和书信等，不少就是通过李振亚及时送到各站联络员手里，使党的指示得到迅速传达。
1941年，在日伪“清乡”前夕，有一天，常熟城内的一个联络员王大二交给李振亚一份文件，嘱咐李一定要亲自送交“民抗”司令部。
当轮船在董浜站靠岸时，李振亚身穿一套破衣服，藏着文件，手提一只放在杂物的篮子，直向董浜镇东一里许的一个村庄走去，找到了“民抗”司令部，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1942年冬，有一天，吴常班轮船开过雪沟塘，碰上日寇拦船搜查，叫乘客统统上岸。
其中有几个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上岸时未及时将进步报纸藏好，李振亚发现后，就迅速地把它收起来藏在船舱夹板下，日寇搜查，没被发现。
李振亚并向日寇打招呼说：“船上乘的统统是良民。
”日寇也就让所有乘客上船，将轮船放行的。
时隔不久的又一天，一群日寇和便宜衣伪军乘上吴常班轮船到常熟城里去。
李振亚想，如果今天沿途各站有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上船，万一被日寇、伪军认出来，后果就不堪设想。
于是在轮船将驶近每个码头时，李振亚就登在船头上了望。
当轮船向董浜开去，李振亚正好望见陆祖林等几个“民抗”队员候在码头上，李振亚急忙打手语叫他们迅速离开，避免与日寇、伪军的接触。
李振亚有时还要协助中共地下党装运武器和物资，将这些武器、物资全部伪装包扎好，不露一点可疑迹象。
当轮船到达卸货的站上时，李就关照驾驶员一定让这些武器、物资的押运人员和站上的接收人员完成交接任务后，拉响汽笛开船。
在敌人眼皮下，水上交通线工作搞得得心应手
这文化，怎么就“累”了
————再看甲午笔记之三 1840年后，列强坚船利炮，屡屡破国掠境，中土狼烟四起。
正当朝廷穷于应付、乱象丛生之际，前同治帝师、文渊阁大学士倭仁，气节凛凛义正词严，抛出“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孔子家语儒行解》）这著名的抗敌御侮、自强保种“秘密武器”，引来洋务派们捣蒜晃首叹息连连，一时间满地眼镜玻璃碎片……\ 1988年，暮春时节，熏风又起。
第二届亚洲大专辩论会，在新加坡举行。
决赛题目《儒家思想可不可以抵御西方歪风》。
决赛的两只队伍——复旦大学队为反方，观点为“不可以抵御”；台湾大学队为正方，观点为“可以抵御”。
唇枪舌剑的结果是——儒家思想，最终难敌西方歪风
复旦胜出。
\ 那时，面带菜色的我，也挤进学生宿舍那台唯一的黑白电视前，汗臭烘烘中，目睹了直播。
\ 印象中，温文儒雅的台大同学，在遗风尚存的对手口诛唾沫中，高接抵挡穷于应付，而致大败输亏。
印象中，复旦第四辨同学口舌伶俐、援古讽今，嘴里龅牙，亦分外炫目，多年以后，总让人难以释怀——此君，乃今著名广告人李光斗李先生，目下正忙着践行“儒家思想”难敌拜金的“西方歪风”的当年论题。
\ 不论倭仁老成的迂腐，还是光斗同学青涩的机锋；不论台大学子论道般谦谦君子，还是复旦同学激辩中怒火难耐……百余年来，西风东渐时光荏苒，纵使鸣放自由，抑或万马齐喑，责任、良知和公义，驱策近代中国读书人，由屈辱、悲愤和自责自咎，爱深痛切，忧愤追怀，在文化心理层面，进行传统文化反思。
\ 以前，曾写过一篇文章，简单描述过所理解的传统文化，不妨端来——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从广义上说，即华夏民族在中国地域内，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总和。
狭义而言，就是中华民族文明演化，而形成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
从内容细分看，即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儒家经学为基干，以带浓郁伦理色彩的朴素辩证法为灵魂，以《周易》为发散源的朴素直观之模糊性为思维模式，运思中强调实用，重视人生，以寓事实于价值之中为价值评判，以儒家“以礼节乐”、“化性起伪”为人文思想和社会价值观，以道家“弃智绝圣”、“见素抱朴”为文化态度和人生境界，以佛家“弃家出世”、“因果轮回”为人生道德和信仰教化，儒家修齐治平，佛道与世无争，知尊履卑，儒释道三教会通调和，构成特征稳定的独特政治、法律、伦理意识，社会结构建立于尊君——敬父——事亲为三大原则的宗法制度上，以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体系。
\ 对于积淀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寥寥数语，难以概其纲要，万言而不及里。
其“累”何在
“糟粕”究竟
也仅能蜻蜓点水，窥其浅表，谈谈感受认识。
\ 一是思维方式。
象征和符号，是人类思维发展的两个向度，《周易》的“观物取象”，奠定我们民族形象性思维的基调。
以“象征”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拟人化，以直观综合为基础，注重从整体来把握对象，思维中象征性倾向强化，带有明显模糊性、随机性、歧义性、不确切性，促进了中国人个体体验、意会能力的固化，严重抑制符号化的抽象思维，从而堵绝理性主义的科学之思，导致主客不分，认知混沌模糊，最后干脆膜拜自然，“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而以古希腊哲学奠定的西方传统思维模式，则以逻辑分析和推理为基础，注重认识活动的细节，沿着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的路径，实现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
“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固然追溯到希腊文明”（许倬云语）。
黑格尔说：“谁把思想掩蔽在象征中，谁就没有思想”。
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历史的巨大分野。
所以，我们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开创了西方世界新的时代（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而在我国却不知所踪——“火药”在西方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而在中国的附加值就是过年时的爆竹；西方以“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建立殖民地，而在中国，则成为罗盘看风水。
翻翻五千年中国文化典籍，满纸皆是“道可道，非常道”、“大道不称，大辩不言”这样说不清、道不明，而又故作高深、洒脱务虚的说辞，从中医的“辩证施治”，到国画的“散点透视”，云遮雾绕不明就里，总是“意会”，而不“言传”……拟人化的象征思维，心理移情后，延伸出审美意味，最后催生中国成为诗的国度——从帝王贵胄、士大夫，到村学野叟，举国知识分子皆诗人兼艺术家，浪漫主义治国，诗意人生。
前段时间，央视有个片子《汉字五千年》，说的就是世界唯一象形文字的汉字，而汉字，则正好物化和诠释了中国人形象化思维方式。
不知编导自喜之余，可曾汗颜
\ 二是儒术独尊。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是“三教九流”。
“三教”即儒、释、道；“九流”，指先秦九个学术流派，分别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
春秋战国时期，圣哲先贤，百家争鸣，学派林立，思想解放，社会快速进步，其时宇内，谁有中华兴盛
其中墨、农等家学说，初具科学素养和实践精神。
秦汉以降，帝国一统，先有“焚书坑儒”，后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禁一尊，万马齐喑。
其后儒学独步天下，从此中国文化，成为儒家思想代名词，儒学成为治国工具，独尊而禁锢思想，诸子并峙，已成追忆。
尽管先秦儒学、两汉儒学，以及后来宋、明、清历代儒学等不断变异，但儒家的极端保守主义，深刻的桎梏着中国——“复古、中庸”理念、大同思想、仁政、“学而优则仕”价值观、“和为贵”，以及“君臣父子”人伦哲学等等，虽都有相对合理和局部深刻，但究其本质上的哲学形态、政治理想、社会价值理念、人伦思想等体系，是崇尚静态平衡、不主张社会变革和进步的，甚或追求“复古”与“倒退”。
两千多年来，朝代更迭，江山代有，百废却难兴，社会创伤，只是轮回般复苏自愈。
“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王覆灭的一再重覆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产生”（ 黑格尔语）。
民族进步乃至进化所赖以的创造力、创新性，在一次次重复破坏中，与日渐低，直至殆尽。
严复说中国人“偏于外籀，于内籀能事极微”（《名学浅说》）。
及至今日，我们尚且不能造出一辆性能优异、敢与列强并峙的汽车，还只得沉醉于两千年前都江堰的斑驳绿锈里，抒发“思古幽情”，并口水常溢地，看着人家获颁诺贝尔，而科技日新又新……\ 三是农耕文化。
农耕文化也即黄土文明。
中国人祖祖辈辈而至今，对土地片刻不弃不离，“乡愁”和“寻根”意识浓烈。
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是一种靠天吃饭、土里刨食的自然经济。
这种小农式的经济基础，理所当然的滋生“保守、狭隘、内向”的小农意识。
再由于农耕需要精细与忍耐，不需要攻击和冒险，所以较之于畜牧业和渔猎业，又缺少开拓和创新精神。
“兴礼乐之政，享太平之乐”，就是中国人的理想。
唐宋以降，文官体制兴盛，带来国人“阴柔”的文化性格与日复加。
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明显的性特征，内敛文弱，趋于女性化，止戈为武而非战，“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最高境界。
日人宇野哲人就说“中国国民是和平之国民，又是文弱之国民”，余秋雨也曾言汉民族历史上从未曾有扩张和外伐，事实确如。
相反，农耕的中原文化，历史上所受到的几次大伤害，也系北方游牧的匈奴、蒙古和关外满人侵扰所致。
上世纪80年代，有部很著名的电视政论片，曾提到国人引为自豪的万里长城，正是一个典型的防守、自卫符号，是我们民族心理内向、保守和怯懦的外在物化。
不仅如此，相较于蔚蓝色的海洋文明，黄土文明的保守和落后，更是拙陋立现。
以商贸业为典型特征的海洋文明，崇尚外向与扩张，衍生为殖民主义后，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发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而由黄土滋养的儒家思想所主导，中国历来“重农抑商”，“仁人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董仲舒语），极端排斥功利主义。
特别是明清两代，一系列残酷政策，更严重摧残了江南丝织业、盐运业和金融业等为表征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其间大行其道的宋明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等，更是粗暴扼杀《金瓶梅》等作品中所反映出的作为个体“人”的“人性”自觉自醒，纵观几千年来的中国人，从未曾有过“个体”意识，更遑论“国民性”、“公民意识”
而没有人的现代化，又哪能遑论社会的现代化呢
农耕文化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强势表现，使得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还未及昙花一现，就胎死腹中，历史的阶段发展，只得裹足而徘徊。
\ 四是特征稳定。
中国地理环境自成格局，得此庇荫，几千年传统文化薪火传承、衣钵接力，虽有几次外来文化冲击，但最后外来者都被同化，基本保持了自有的稳定、延续。
史上曾有三次大规模文化交流，一是汉魏时期，佛教东来；二是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东进，传教之余，传播了天文历算等知识；三是近代，西学东渐，文化交流的内容、规模空前，思想得以前所未有的解放。
三次文化交流和汇融，我以为是中国传统文化三个历史单元的能动转换、自我调节，以其所具有的内在连贯性和稳定性，产生出了巨大文化同化和改造作用。
比如传入中国的佛教，改变了其“活门（佛教徒）不敬王者，不拜父母”的规定，改造而为“事待君王、孝敬父母”，逐渐成为了社会宗法伦理制度之一，并在魏晋时期，奠定“儒、释、道”合一雏形，后来更进一步改造而为“中国式佛教”——禅宗；比如天文历算等，康熙以及《四库全书总目》作者等，殚精竭虑，最后考证其出于《周髀算经》，“系出中土”而为中国既有的东西，进一步迷幻国人，强化了“中土本源说”；又比如冯友兰先生曾认为的曾国藩与天平天国之争，本质上是以人权为基础的孔孟之道、纲常名教的传统文化，与以神权为政体、以基督教义为精神指导的西方文化的冲突，最后“东风压倒西风”；又比如近代西学东渐，西方外来各种主义、哲学思想呼啸而至，到最后，仍然被改造而为“中国的”；及至后来“五四”，也难免救亡压倒启蒙，爱国成为主义，文化转向政治……一派“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气势，中国文化的同化作用，令人瞠目咂舌。
史上少数民族政权，曾三度入主中原：一是南北朝，一是元代，一是清。
鼎覆柄移，中原易帜，而中原文明，反过来却完成了对这些民族的汉化改造，其结果不知是谁征服了谁。
所以有人说“亡国而未灭种”，其理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同化、薪火传续。
明末“江左三大家”，把理学从“国家”论向“天下”论推进，顾炎武说“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天下”意，正是指“中国文化”。
文化不灭，则华夏图存。
遍览中外，纵横古今，除恒河文明外，孰有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超级稳定
尽管屡受巨大创伤，但文化重心，却能在自我拱卫中，逐渐南移——魏晋有“衣冠南渡”，宋时程颢送杨时归闽曰：吾道南矣，及至今天，传统文化继承最为完整者，也在更南边的台湾（台湾因独特的地理和政治环境，使其在传统文化的承袭上，更为纯粹和努力，以之刻意保持文化认同）……世易时移，沧海桑田，传统文化的内部机制，不断的进行自觉、自律和总结，同化外来文化，完成转换与自我调节，保持着超稳定性的固有特征。
\ 上述四者，即所粗略归结文化之“累”。
此“累”沉积，几千年负面糟粕，中土日渐衰危不振、贫弱叠积，及至甲午丧权辱国。
而作为社会良知的“匹夫”们，则更有胸怀日趋逼仄、竞相沉沦之势。
学者陈传席罗列历代文章格局，能从侧面，说明个中变异——先秦两汉之文志在宇宙天下，唐人之文如江河奔腾其志家国天下，宋人之文却开始多在一院一寺一山一水，明清之文转变为一室一斋花草美人，而今人之文，则更是败俗乱性、荒诞拜金……“人心惟危，道心惟危”，精英逐代式微，传统文化积弊日深。
\ 而春秋侠士刚劲之风，儒家“忠”、“孝”和“名节”等，后来却漂洋过海，在高丽半岛和东瀛开花，被主动认同为儒文化圈成员，并以“衣钵真传”自居。
难怪陆秀夫跳海文天祥成仁后，腐儒味道愈渐难闻，日本人敢放言“崖山以后，已无华夏”，甲午之役敢自称“驱鞑子”的“王师”……\ 近代以来，时局所迫，振衰扶危的文化自觉和使命，又使知识分子们，开始感怀忧虑，切肤于“文化之累”。
此其中，既有鲁迅的国民性鞭挞，又有胡适之实用主义中庸调和，也有柏杨调侃式的自贱自虐，更有李敖愤青般狂骂怒号，再有复旦台大同学“狭路相逢勇者胜”……时至今日，文化考量渐热，国学之风又起，大有以之作为世风日下趋利社会挽救世道人心良药之势。
竟至学术骗子，熙攘逐利满街行走，孔子脸谱被不断描摹，儒学思想被恶意引申，“孔子”一词，于今仿佛已不再指代某一历史人物，而改为某种价值符号。
游谈无根的伪才子，以之自我装修、沽名拜金，则尚在情理，如若狰狞可鄙的“含泪”、“淡定”者流的别有用心，就大有再“累”之虞了
难怪杜维明先生一语中的——“当今研究儒家传统，更应当继承“五四”的批判精神，坚决和假尊孔读经之名而行专制之实划清界线”。
\ 历史，是读书人最后一块私家园地。
而历史的追思，又往往给人启迪。
如若无法回避历史的宿命，那么就得正视文化之沉疴。
因此，对“文化之累”， 在现代语境中作上述反思，进行清点梳理，权托作甲午再读的悠悠思绪中，那可期重拾自信的文化希冀而已。
这文化，怎么就“累”了
————再看甲午笔记之三 1840年后，列强坚船利炮，屡屡破国掠境，中土狼烟四起。
正当朝廷穷于应付、乱象丛生之际，前同治帝师、文渊阁大学士倭仁，气节凛凛义正词严，抛出“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孔子家语儒行解》）这著名的抗敌御侮、自强保种“秘密武器”，引来洋务派们捣蒜晃首叹息连连，一时间满地眼镜玻璃碎片……\ 1988年，暮春时节，熏风又起。
第二届亚洲大专辩论会，在新加坡举行。
决赛题目《儒家思想可不可以抵御西方歪风》。
决赛的两只队伍——复旦大学队为反方，观点为“不可以抵御”；台湾大学队为正方，观点为“可以抵御”。
唇枪舌剑的结果是——儒家思想，最终难敌西方歪风
复旦胜出。
\ 那时，面带菜色的我，也挤进学生宿舍那台唯一的黑白电视前，汗臭烘烘中，目睹了直播。
\ 印象中，温文儒雅的台大同学，在遗风尚存的对手口诛唾沫中，高接抵挡穷于应付，而致大败输亏。
印象中，复旦第四辨同学口舌伶俐、援古讽今，嘴里龅牙，亦分外炫目，多年以后，总让人难以释怀——此君，乃今著名广告人李光斗李先生，目下正忙着践行“儒家思想”难敌拜金的“西方歪风”的当年论题。
\ 不论倭仁老成的迂腐，还是光斗同学青涩的机锋；不论台大学子论道般谦谦君子，还是复旦同学激辩中怒火难耐……百余年来，西风东渐时光荏苒，纵使鸣放自由，抑或万马齐喑，责任、良知和公义，驱策近代中国读书人，由屈辱、悲愤和自责自咎，爱深痛切，忧愤追怀，在文化心理层面，进行传统文化反思。
\ 以前，曾写过一篇文章，简单描述过所理解的传统文化，不妨端来——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从广义上说，即华夏民族在中国地域内，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总和。
狭义而言，就是中华民族文明演化，而形成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
从内容细分看，即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儒家经学为基干，以带浓郁伦理色彩的朴素辩证法为灵魂，以《周易》为发散源的朴素直观之模糊性为思维模式，运思中强调实用，重视人生，以寓事实于价值之中为价值评判，以儒家“以礼节乐”、“化性起伪”为人文思想和社会价值观，以道家“弃智绝圣”、“见素抱朴”为文化态度和人生境界，以佛家“弃家出世”、“因果轮回”为人生道德和信仰教化，儒家修齐治平，佛道与世无争，知尊履卑，儒释道三教会通调和，构成特征稳定的独特政治、法律、伦理意识，社会结构建立于尊君——敬父——事亲为三大原则的宗法制度上，以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体系。
\ 对于积淀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寥寥数语，难以概其纲要，万言而不及里。
其“累”何在
“糟粕”究竟
也仅能蜻蜓点水，窥其浅表，谈谈感受认识。
\ 一是思维方式。
象征和符号，是人类思维发展的两个向度，《周易》的“观物取象”，奠定我们民族形象性思维的基调。
以“象征”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拟人化，以直观综合为基础，注重从整体来把握对象，思维中象征性倾向强化，带有明显模糊性、随机性、歧义性、不确切性，促进了中国人个体体验、意会能力的固化，严重抑制符号化的抽象思维，从而堵绝理性主义的科学之思，导致主客不分，认知混沌模糊，最后干脆膜拜自然，“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而以古希腊哲学奠定的西方传统思维模式，则以逻辑分析和推理为基础，注重认识活动的细节，沿着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的路径，实现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
“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固然追溯到希腊文明”（许倬云语）。
黑格尔说：“谁把思想掩蔽在象征中，谁就没有思想”。
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历史的巨大分野。
所以，我们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开创了西方世界新的时代（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而在我国却不知所踪——“火药”在西方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而在中国的附加值就是过年时的爆竹；西方以“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建立殖民地，而在中国，则成为罗盘看风水。
翻翻五千年中国文化典籍，满纸皆是“道可道，非常道”、“大道不称，大辩不言”这样说不清、道不明，而又故作高深、洒脱务虚的说辞，从中医的“辩证施治”，到国画的“散点透视”，云遮雾绕不明就里，总是“意会”，而不“言传”……拟人化的象征思维，心理移情后，延伸出审美意味，最后催生中国成为诗的国度——从帝王贵胄、士大夫，到村学野叟，举国知识分子皆诗人兼艺术家，浪漫主义治国，诗意人生。
前段时间，央视有个片子《汉字五千年》，说的就是世界唯一象形文字的汉字，而汉字，则正好物化和诠释了中国人形象化思维方式。
不知编导自喜之余，可曾汗颜
\ 二是儒术独尊。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是“三教九流”。
“三教”即儒、释、道；“九流”，指先秦九个学术流派，分别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
春秋战国时期，圣哲先贤，百家争鸣，学派林立，思想解放，社会快速进步，其时宇内，谁有中华兴盛
其中墨、农等家学说，初具科学素养和实践精神。
秦汉以降，帝国一统，先有“焚书坑儒”，后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禁一尊，万马齐喑。
其后儒学独步天下，从此中国文化，成为儒家思想代名词，儒学成为治国工具，独尊而禁锢思想，诸子并峙，已成追忆。
尽管先秦儒学、两汉儒学，以及后来宋、明、清历代儒学等不断变异，但儒家的极端保守主义，深刻的桎梏着中国——“复古、中庸”理念、大同思想、仁政、“学而优则仕”价值观、“和为贵”，以及“君臣父子”人伦哲学等等，虽都有相对合理和局部深刻，但究其本质上的哲学形态、政治理想、社会价值理念、人伦思想等体系，是崇尚静态平衡、不主张社会变革和进步的，甚或追求“复古”与“倒退”。
两千多年来，朝代更迭，江山代有，百废却难兴，社会创伤，只是轮回般复苏自愈。
“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王覆灭的一再重覆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产生”（ 黑格尔语）。
民族进步乃至进化所赖以的创造力、创新性，在一次次重复破坏中，与日渐低，直至殆尽。
严复说中国人“偏于外籀，于内籀能事极微”（《名学浅说》）。
及至今日，我们尚且不能造出一辆性能优异、敢与列强并峙的汽车，还只得沉醉于两千年前都江堰的斑驳绿锈里，抒发“思古幽情”，并口水常溢地，看着人家获颁诺贝尔，而科技日新又新……\ 三是农耕文化。
农耕文化也即黄土文明。
中国人祖祖辈辈而至今，对土地片刻不弃不离，“乡愁”和“寻根”意识浓烈。
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是一种靠天吃饭、土里刨食的自然经济。
这种小农式的经济基础，理所当然的滋生“保守、狭隘、内向”的小农意识。
再由于农耕需要精细与忍耐，不需要攻击和冒险，所以较之于畜牧业和渔猎业，又缺少开拓和创新精神。
“兴礼乐之政，享太平之乐”，就是中国人的理想。
唐宋以降，文官体制兴盛，带来国人“阴柔”的文化性格与日复加。
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明显的性特征，内敛文弱，趋于女性化，止戈为武而非战，“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最高境界。
日人宇野哲人就说“中国国民是和平之国民，又是文弱之国民”，余秋雨也曾言汉民族历史上从未曾有扩张和外伐，事实确如。
相反，农耕的中原文化，历史上所受到的几次大伤害，也系北方游牧的匈奴、蒙古和关外满人侵扰所致。
上世纪80年代，有部很著名的电视政论片，曾提到国人引为自豪的万里长城，正是一个典型的防守、自卫符号，是我们民族心理内向、保守和怯懦的外在物化。
不仅如此，相较于蔚蓝色的海洋文明，黄土文明的保守和落后，更是拙陋立现。
以商贸业为典型特征的海洋文明，崇尚外向与扩张，衍生为殖民主义后，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发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而由黄土滋养的儒家思想所主导，中国历来“重农抑商”，“仁人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董仲舒语），极端排斥功利主义。
特别是明清两代，一系列残酷政策，更严重摧残了江南丝织业、盐运业和金融业等为表征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其间大行其道的宋明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等，更是粗暴扼杀《金瓶梅》等作品中所反映出的作为个体“人”的“人性”自觉自醒，纵观几千年来的中国人，从未曾有过“个体”意识，更遑论“国民性”、“公民意识”
而没有人的现代化，又哪能遑论社会的现代化呢
农耕文化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强势表现，使得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还未及昙花一现，就胎死腹中，历史的阶段发展，只得裹足而徘徊。
\ 四是特征稳定。
中国地理环境自成格局，得此庇荫，几千年传统文化薪火传承、衣钵接力，虽有几次外来文化冲击，但最后外来者都被同化，基本保持了自有的稳定、延续。
史上曾有三次大规模文化交流，一是汉魏时期，佛教东来；二是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东进，传教之余，传播了天文历算等知识；三是近代，西学东渐，文化交流的内容、规模空前，思想得以前所未有的解放。
三次文化交流和汇融，我以为是中国传统文化三个历史单元的能动转换、自我调节，以其所具有的内在连贯性和稳定性，产生出了巨大文化同化和改造作用。
比如传入中国的佛教，改变了其“活门（佛教徒）不敬王者，不拜父母”的规定，改造而为“事待君王、孝敬父母”，逐渐成为了社会宗法伦理制度之一，并在魏晋时期，奠定“儒、释、道”合一雏形，后来更进一步改造而为“中国式佛教”——禅宗；比如天文历算等，康熙以及《四库全书总目》作者等，殚精竭虑，最后考证其出于《周髀算经》，“系出中土”而为中国既有的东西，进一步迷幻国人，强化了“中土本源说”；又比如冯友兰先生曾认为的曾国藩与天平天国之争，本质上是以人权为基础的孔孟之道、纲常名教的传统文化，与以神权为政体、以基督教义为精神指导的西方文化的冲突，最后“东风压倒西风”；又比如近代西学东渐，西方外来各种主义、哲学思想呼啸而至，到最后，仍然被改造而为“中国的”；及至后来“五四”，也难免救亡压倒启蒙，爱国成为主义，文化转向政治……一派“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气势，中国文化的同化作用，令人瞠目咂舌。
史上少数民族政权，曾三度入主中原：一是南北朝，一是元代，一是清。
鼎覆柄移，中原易帜，而中原文明，反过来却完成了对这些民族的汉化改造，其结果不知是谁征服了谁。
所以有人说“亡国而未灭种”，其理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同化、薪火传续。
明末“江左三大家”，把理学从“国家”论向“天下”论推进，顾炎武说“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天下”意，正是指“中国文化”。
文化不灭，则华夏图存。
遍览中外，纵横古今，除恒河文明外，孰有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超级稳定
尽管屡受巨大创伤，但文化重心，却能在自我拱卫中，逐渐南移——魏晋有“衣冠南渡”，宋时程颢送杨时归闽曰：吾道南矣，及至今天，传统文化继承最为完整者，也在更南边的台湾（台湾因独特的地理和政治环境，使其在传统文化的承袭上，更为纯粹和努力，以之刻意保持文化认同）……世易时移，沧海桑田，传统文化的内部机制，不断的进行自觉、自律和总结，同化外来文化，完成转换与自我调节，保持着超稳定性的固有特征。
\ 上述四者，即所粗略归结文化之“累”。
此“累”沉积，几千年负面糟粕，中土日渐衰危不振、贫弱叠积，及至甲午丧权辱国。
而作为社会良知的“匹夫”们，则更有胸怀日趋逼仄、竞相沉沦之势。
学者陈传席罗列历代文章格局，能从侧面，说明个中变异——先秦两汉之文志在宇宙天下，唐人之文如江河奔腾其志家国天下，宋人之文却开始多在一院一寺一山一水，明清之文转变为一室一斋花草美人，而今人之文，则更是败俗乱性、荒诞拜金……“人心惟危，道心惟危”，精英逐代式微，传统文化积弊日深。
\ 而春秋侠士刚劲之风，儒家“忠”、“孝”和“名节”等，后来却漂洋过海，在高丽半岛和东瀛开花，被主动认同为儒文化圈成员，并以“衣钵真传”自居。
难怪陆秀夫跳海文天祥成仁后，腐儒味道愈渐难闻，日本人敢放言“崖山以后，已无华夏”，甲午之役敢自称“驱鞑子”的“王师”……\ 近代以来，时局所迫，振衰扶危的文化自觉和使命，又使知识分子们，开始感怀忧虑，切肤于“文化之累”。
此其中，既有鲁迅的国民性鞭挞，又有胡适之实用主义中庸调和，也有柏杨调侃式的自贱自虐，更有李敖愤青般狂骂怒号，再有复旦台大同学“狭路相逢勇者胜”……时至今日，文化考量渐热，国学之风又起，大有以之作为世风日下趋利社会挽救世道人心良药之势。
竟至学术骗子，熙攘逐利满街行走，孔子脸谱被不断描摹，儒学思想被恶意引申，“孔子”一词，于今仿佛已不再指代某一历史人物，而改为某种价值符号。
游谈无根的伪才子，以之自我装修、沽名拜金，则尚在情理，如若狰狞可鄙的“含泪”、“淡定”者流的别有用心，就大有再“累”之虞了
难怪杜维明先生一语中的——“当今研究儒家传统，更应当继承“五四”的批判精神，坚决和假尊孔读经之名而行专制之实划清界线”。
\ 历史，是读书人最后一块私家园地。
而历史的追思，又往往给人启迪。
如若无法回避历史的宿命，那么就得正视文化之沉疴。
因此，对“文化之累”， 在现代语境中作上述反思，进行清点梳理，权托作甲午再读的悠悠思绪中，那可期重拾自信的文化希冀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