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心得体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学习心得体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学习心得体会通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来看如何发展西部中小城市的经济最近全国瞩目的焦点在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这是关乎到“xx”的开局和良性运转的重要举措，XX年11月10日，xx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同时经济工作会议是最近几年前所未有的对粮食生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新的经济政策和国家方针我们这些中小城市尤其是以农业为主的城市如何加快经济发展步伐，改变经济结构，就业状况和居民收入稳定提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作为西部中小城市尤其是农业结构为主的城市要抓住这次经济会议对农业的关注，积极打造本地经济发展新动力，在这方面要有一些新思路和新办法，尤其是在去市场杠杆在房地产市场去库存方面要有新举措，对此我认为可以结合农业的的发展来考虑这些问题，首先是考虑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劳力进城打工经商后，农村土地的荒废问题，在这方面一个是要支持鼓励农村劳力进入粮食的生产环节，在价格方面、肥料方面给予支持，同时积极鼓励倡导农业生产的多元化，鼓励城市居民进入农业生产领域，鼓励大农业工业化的生产格局，也解决并解放农村劳动力。
其次是针对城市经济发展鼓励做周边大城市的配套产业，尤其是本来工业就欠发达地区，应该针对周边休闲旅游业、第三产服务也为主，同时解放
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是什么意思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党中央召开的年度性经济会议，通常安排在12月份举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判断当前经济形势和定调第二年宏观经济政策最权威风向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召开的规格最高的经济会议。
它的任务是总结一年来的经济工作成绩；应对当前国际国内经济情况的变化；制定宏观经济发展规划；部署明年的经济工作。
会议召开之前，中央领导同志要花费一个月以上的时间深入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研究经济政策。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是回顾总结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农业农村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阐述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继续做好“三农”工作需要把握好的若干重大问题，对做好明年农业农村工作提出要求而在中央召开的会议。
邓子恢在《在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3年4月)中指出：“必须帮助农民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规格最高的经济会议。
它的任务是：总结当年的经济工作成绩，分析研判当前国际国内经济情况形式，制定来年宏观经济发展规划。
每年会议召开前，中央领导同志要花费一个月以上的时间，深入全国各地调研，研究经济政策，因而也被认为是判断当前经济形势和定调第二年宏观经济政策最权威的风向标。
那么，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跟咱农民朋友密切相关的事情有啥呢
咱们可以条分缕析地来看一看，特别是要听听农民怎么说。
一、农业既要规模化 也要绿色产业化会议提出：要加大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要继续抓好农业生产，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保障口粮安全，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加强农业现代化基础建设。
农民观察：农业现代化应政策联系实际河北沧州农民王长胜，办了个农机合作社，在全县范围内作业，并参加过多次跨省作业。
在他眼里，发展现代农业，不仅要实现规模化，也要实现绿色产业化，更要政策联系实际。
王长胜：现代农业是一个规模农业，首先是种植规模，表现在硬件设施上是连片的、完全实现农业机械化；再就是，做到有机肥的利用，绿色和环保的农业。
农民的意愿和中央政策完全步调一致的，关键是中间落实。
现代化农业不能完全按照既定政策，要一事一议，一村一议。
比如，我和邻村，他那里种水稻，来到我这里就不一定适用。
专家解读：未来农业主要问题是质量和效益党的十八大就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而长期以来，农业现代化发展相对滞后。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表示：未来，要推进现代农业发展，补齐四化的“短板”，需要农业生产实现由量向质的转变。
姚景源：农业要由传统农业走到现代农业。
现在的问题主要不是产量的问题。
是质量和效益问题。
就是怎样使农业的产出能在稳定数量的前提下更好地提高质量和效益，进而使农民进一步增收，也就是说，使农产品有更多的附加值和增加值。
这又涉及农业的生产方式问题和诸多科技问题。
应当说现代农业是中国农业的根本发展方向，确实应下大气力解决这个问题。
二、让农民进城买房：农民消费潜力不容小觑会议提出深入推进城镇化，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
要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
要明确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
农民疑虑：进城买房很不现实来自湖南永州的农民工张剑，在深圳打工将近十年了，如今他已经做到了一家杂志的编辑，月薪六千多。
他自认已经进入白领行列，但是说起在深圳买房，他还是觉着很不现实。
张剑：就目前的形势看，农民工在城里买房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城市里提供的都是环卫工、快递等低工资的工作，普遍工资不高。
鼓励我们在中小城市买房，但中小城市没有就业机会，很多人在县城买了房子，但还是要去深圳、广州打工。
能就业的地方，如深圳，一套房子三百多万，我们买不起。
专家解读：政府应想办法帮农民进城买房能就业的地方，买不起房子；买得起房子的地方，又缺少就业机会。
这是城镇化过程中一对现实的矛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指出，要解决这一矛盾，需要政府出面，探索提高进城农民工购买力的途径。
叶兴庆：政府在这中间能起到什么作用
一是尽可能地把进城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的保障范围。
可以用住房公积金、包括住房公积金贷款，帮助一部分对未来有稳定预期、愿意在城镇生活的农民，让他们有购房的能力。
第二，农民配置农村的宅基地、农房，在城市买商品房时能够相应地扣减土地置放金，这样就能够降低农民在城里购房的成本。
上海、重庆很多地方也在做，这是政府帮助、提高进城农民房屋购买率的很重要的创新性做法。
我想这方面应该有这个潜力。
中国著名房地产专家、清华北大MBA总裁班教授陈俊认为，帮农民进城买房，这是把市民和农民一视同仁的表现。
陈俊：政府帮农村居民在城市定居的举动，表明把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当作刻不容缓的大事，已经把农村居民在城市定居和平等对待农村、城市居民当作一项基本国策了。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这十年来，农村居民日益成为庞大的消费群体。
特?是新生代农村居民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吸收新知识的能力、消费能力不容小觑。
帮农村居民在城市定居可以大大增强城市活力，可以增强各个城市的差异化。
三、精准扶贫+社保兜底：7000万人可脱贫会议提出：要保障民生，兜住底线。
要扩大有效供给，打好扶贫攻坚战。
要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精准帮扶。
农民困惑：扶贫扶不对人四川郫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扶贫是当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内容。
但让农民廖万平看不懂的是，个别地方的扶贫“扶富不扶穷”。
在他看来，扶贫不仅要有针对性，更要找对人。
廖万平：真正贫困的，没有指标，家里有楼房的，偏偏有名额。
大家对这个不太满意。
真正贫困的，应该从物质上和技术上，政府有指标的话给予帮助，派技术人员指导怎么干、怎么从贫困中走出来。
还有个事不平衡，以我们这儿为例，吃低保的就不能有扶贫，如果贫困户吃了低保，又有扶助，就会有人眼红，造成矛盾。
专家解读：可以精准帮扶和社保兜底今年的中央扶贫会议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所有贫困人口脱贫，所有贫困县“脱帽”。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精准帮扶，兜住底线。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副主任李国祥指出，通过精准扶贫和社保兜底，七千万人如期脱贫应该不是问题。
李国祥：首先一定要把这部分人准确界定下来，给每个家庭建立档案，根据贫困户家里的资源条件，对其进行扶贫，这就叫做精准扶贫。
从全国来看，应该有5000万人可以通过产业扶贫、金融扶贫、教育扶贫、医疗扶贫，让贫困家庭能够脱贫。
还有2000万人口，他们的家庭没有劳动力，或者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管再怎么扶贫，也很可能仍然达不到脱贫的标准。
这部分的人口就要靠社会保障来兜底了，可以通过提高最低保障标准，提高养老金发放的标准，还可以相应的增加资产收益的补偿、补贴标准，让实惠保障的功能，保障这2000万人口如期脱贫。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何年开始
从1953年起，全国开始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了不减弱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于2月成立农村工作部，任命邓子恢担任部长。
3月间，中共中央为纠正农村工作中的急躁冒进的倾向发出一系列指示。
为了进一步纠正农村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倾向，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于1953年4月3日至23日。
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
在这次会议前中央农村工作部对农村工作的指示和这次会上邓子恢所作的总结报告，对党的农村政策作了全面的阐述。
他除了明确阐明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中心环节是领导农民组织起来搞互助合作，必须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等党的总的指导思想外，对如何在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基础上，逐步引导他们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以及现阶段互助合作应着重贯彻的政策原则，提出了很多极有见地的重要思想。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改变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又要保护私有权。
在这次会上，邓子恢传达了提出的要在10年至15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
他指出，把农民组织起来的总方向，不能怀疑动摇。
但是又不是短时间一下子就能完成，而要10年15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
他就在组织互助合作的同时，如何正确对待大量存在的个体农民问题，提出在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同时，要照顾个体农民的积极性。
为此必须：1．尊重农民土地财产所有权，保护农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2．相对地固定负担。
3．限制富农剥削，允许富农存在。
他认为：所谓“确保私有制”是不对的，但农民的土地财产所有权必须尊重，农民的私有财产必须受到保护。
必须把逐步改造农民私有制与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所有权分清楚，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弄不清，就会造成群众恐慌。
改造农民私有制的总方向，决不能动摇，但不能说横竖将来要归公，就随便去侵犯农民的土地及其他私有财产。
二、对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按部就班慎重稳进。
邓子恢指出，在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农业人口中完成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又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
如果认为现在农民的绝大多数已经可以接受集体农场制度，那无疑是绝大的错误。
所以，互助合作必须是按部就班地由临时的季节性的互助组提高到常年互助组，再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
互助合作是一个群众运动，必须按照群众运动的发展规律办事，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点到面，由低级到高级，发展一步巩固一步，有阵地的前进，绝不能一步迈进，一哄而起。
一哄而起者必将一哄而散。
互助合作关系到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根本问题，必须慎重稳进。
三、互助合作是改造经济不是阶级斗争，不能采用“一切服从战争”的办法。
邓子恢非常明确地指出：要分清今天搞互助合作同过去搞战争动员不同，这是改造经济的斗争，不能采用“一切服从战争”的办法。
互助合作和土改也不同。
土改是农民和地主的关系问题，是阶级斗争。
互助合作是对农民的教育问题，这不是阶级斗争，绝不能采取阶级斗争的方式。
今天有些地方强迫命令，用威胁、限制、戴大帽子等办法强迫农民入组入社，这是完全错误的。
必须采取教育说服的方式，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来对待互助合作运动。
说不服怎么办?那就等待他们觉悟，一定要自觉自愿，照顾双方。
四、要兼顾贫农和中农双方的利益，处理好贫农和中农的关系。
邓子恢指出，要办好互助组和合作社，就要处理好组内和社内的关系，主要是贫农和中农的关系。
一方面对中农要照顾，要克服贫农向中农揩油的思想，不能像土改那样，土改时搞地主以满足贫雇农，那是对的；今天揩中农油以满足贫农，那就错了。
今天的贫农将来也要成为中农的，今天让他揩中农的油，将来就让别人来揩他的油，这就使贫农对上升增加了顾虑，结果是两头不讨好。
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有的中农、富裕中农企图把大牲口大农具估价过高，分红过多，使贫农吃亏。
在对待组内社内的关系问题上，要坚持等价互利的原则。
当然，这也不能那样理想化、绝对化，但一定要双方兼顾，逐步做到更加合理。
五、合作社吃大锅饭必须反对，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今天办不到。
邓子恢认为，现在各地举办的合作社，只是把土地这个主要生产资料，根据农民自愿由农民私人耕种转为合作社大家共同使用。
至于其他生产资料如农具、牧畜等，仍归农民私有，合作社要用，只能出钱租用，或者作价收买，而不能白用或无价归公。
他指出：“无论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或将来的集体农庄，都只能是共同生产个别消费制度，而不是实行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制度。
这是共产主义，今天办不到，吃大锅饭必须反对。
硬要搞，一定搞坏。
关于共同生产问题，他进一步指出，有的地方提出“时时互助，事事合作”的口号，这是不妥当的，行不通的。
六、互助合作运动中，急躁冒进是主要的偏向，是主要的危险。
邓子恢指出：互助合作运动中，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自流等待，就是等待集体化到来，认为目前好像不必要搞互助合作，要等到将来拖拉机出来才搞。
这种偏向之所以产生，就是忽视了互助合作在今天和将来的作用。
另一种偏向就是急躁冒进，过左的偏向，计划贪多贪大，盲目要求高级形式。
这种急躁冒进过左的偏向产生的根源：一是过高估计互助组合作社的性质，不了解互助组合作社是具有两面性质的，是过渡形式，而把它看作与社会主义完全一样，可能还有一部分人包含有单纯农业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这样就可以完全社会主义化了，不了解合作社还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实现社会主义还要有工业化条件。
二是不了解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前进过程，工业化并不那样快(拖拉机到1959年才能有1万多台)，可是我们的同志要五年就合作化。
三是不了解互助合作是不可逾越的过渡形式，没有它就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化。
由于这三种思想原因，就产生了急躁冒进。
急躁冒进和放任自流两种偏向今天都存在，但在全国范围来说，急躁冒进是主要偏向，是主要的危险。
在这次会议上，邓子恢阐发的关于农业合作化政策的重要思想是具有独特贡献的。
对于正确指导我国农业合作的道路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资料)
中央农村工作会谈主要内容的涉及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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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策措施主要涉及六个大的方面： 第一，强调在新阶段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要以战略性结构调整为中心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这“三大文明”建设。
小康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基础，没有经济的发展，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就不可能搞好。
会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以战略性结构调整为中心，就是为了确保“三大文明”建设都向前推进。
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积极的方面很鼓舞人。
比如，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连续多年农产品保持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好局面，非常不容易。
但是，大家也感到当前存在的新情况、新问题很多，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长面临很大的困难。
这个困难到底怎么解决?过去我们有过不少成功的办法，比如靠增产，靠提高农产品价格，靠扩大乡镇企业总规模来增收。
但是，现在这些办法就不那么管用了。
要明确一条，实现农民增收这个基本任务，关键要靠战略性结构调整。
这次会议在战略性结构调整方面制定的政策力度相当大，提出的措施也很具体。
比如，关于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建立优势农产品产业带的政策措施，非常好地体现了整个农业生产的布局怎样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安排转到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过去的农业生产布局是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各地不得不提高农产品自给率的情况下形成的，没有办法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
现在优化农产品区域布局，就能够从总体上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再如，关于建立健全统一、权威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和检测检验体系，把农产品安全标准放在突出位置方面的政策措施，非常有针对性。
这不仅是为了应对加入世贸组织扩大出口，也是为了适应当前国内消费者对农产品品种、质量、营养、健康、安全要求提高的新情况。
这次会议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战略性结构调整所包含的主要层次：在种植业基础上发展畜牧业、水产业；在农产品生产基础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从微观的角度说，每一个农户都要注重品种质量，要考虑怎样从整个国家的农业生产布局中获得最高的经济效益。
除了农业内部结构调整之外，农村还有二三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所以就提出了乡镇企业如何与整个国民经济结合起来，如何加快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和城镇化步伐。
这几个方面大体上刻画出了中央说的战略性结构调整的主要层次。
过去，有一些同志对结构调整存在误解，好像结构调整解决不了多大问题。
实际上他们只是把结构调整理解为农业经济内部、农村经济内部的调整，甚至单纯地理解成种植业结构调整。
现在，我们结合国内外市场的变化，以科技体制、经济体制创新为动力，以国民经济为舞台进行调整，就要求我们开拓思路，从当地实际出发，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扎扎实实地把结构调整推向前进。
第二，强调既要使我国农业有很大的发展，又要让我国在世界农产品市场这个大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加入世贸组织之前不少人有很多忧虑，担心我国农业加入世贸组织后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但是，一年的实际状况又使很多人产生了喜悦，觉得不必忧虑。
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一年间，由于我们应对措施得当和国际农产品市场的变化，才有了我国农业未受大的冲击的特殊情况：我们认为竞争力比较差的大宗农产品出口反而增加，有竞争力的农产品出口增长反而有限。
这就提出来两个问题：其一、如果说我们不能抓住目前世界上像粮食、棉花这样的大宗农产品供求比较偏紧的情况，努力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国际市场对我们扩大出口的压力还会继续存在，而现在国际市场新的变化，正好给我们提供了加快适应的机遇和条件。
其二、尽管我们的劳动力价格低，但是仅仅靠这一优势，想把我们的农产品推向国际市场，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因为质量安全标准越来越成为农产品国际贸易中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也就是大家讲的技术壁垒、绿色壁垒。
每个国家都要保护自己的农业，光埋怨别人对我们苛刻是没有用的。
当然，我们一定要在国际贸易中尽力争取平等待遇。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把功夫花在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上，否则我国的农产品就出不去。
因此，会议提出，在符合世贸规则、兑现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情况下，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扩大农产品出口。
有条件的地方，要更加重视农产品出口。
当前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来自市场需求。
因此，必须千方百计把农产品市场做大，为农业结构调整创造更好的环境。
毫无疑问，必须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一起做。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你不做人家的市场，人家也要做你的市场。
只有努力打出去，才能保得住、守得住自己的市场。
农产品出口对中国农业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对此一定要加深认识。
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议上明确指出，我国农产品出口能力还比较低，一些农产品出口占世界的份额与这些农产品产量占世界的份额很不相称。
增强我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必须大力优化结构，提高质量。
第三，强调要稳定农村基本政策，继续深化改革 党中央、国务院对稳定农村基本政策历来都非常重视。
稳定农村基本政策的核心是土地政策。
会议要求各地要认真宣传贯彻落实从今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以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所强调的，土地直接关系农民的权益、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稳定。
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中央反复强调，土地在现阶段既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又是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
要从这个高度去理解，绝不能贪图近期的发展，一时的经济增长，在土地问题上出大的乱子。
目前，在有的地方有些同志的工作中，对党的农村基本政策特别是土地政策的重视程度很不够，对2001年底中央专门下发的《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宣传不力、贯彻不力。
我们要很好地理解为什么时隔一年，在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夕，中央决定在媒体上公开全文刊登《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
希望各地今年宣传贯彻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态度一定要端正，特别是在那些没有很好地宣传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的地方，一定要总结经验教训，把对农村基本政策、对土地问题的重视程度提高到中央的要求和水平上来。
土地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失去民心，就会损害农民利益。
关于土地问题，有些同志存在误解，认为中央总是强调稳定，似乎不让流转、不让发展规模经营。
实际上，只要认真读一读中央许多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文件，从中都能看到，只要把土地承包关系稳定了，是允许依法自愿有偿转让的。
让不让流转的问题，政策早就规定了，《土地管理法》有规定，新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也有明确规定。
不是说让不让流转的问题，而是要明确承包给农民的土地，在承包期内流不流转是农民自己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
第一，要明确谁有权流转，而不是让不让流转。
第二，要明确通过什么程序流转，主要是依法流转。
现有的法律和政策都明确规定可以流转。
第三，土地流转之后可能增加的效益，主要应该给农民。
解决好这三件事，土地完全可以流转。
从十六大到这次会议，都强调农村经营体制要完善、要创新。
完善也好，创新也好，主体都是农户，要尊重农户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这是稳定政策非常重要的基础。
在稳定政策的基础上，中央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如何深化农村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
关于推进农村税费改革。
今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要从去年的20个省市扩大到全国。
有一些同志问，既然是全国都推开了，为什么还说是试点?其实对试点应这样来理解，即使是全国都推开了，各省区市也是在试点，同时农村税费改革的方案仍然在试验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充实、完善、调整。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在实践的过程中进一步处理好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利益关系。
对此，今年中央对全面推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加大了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
关于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明确要求进一步对主产区的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进行探索。
中央对粮食主产区流通体制改革的要求非常明确：既要着眼于保护粮食生产能力，着眼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着眼于保护粮农的根本利益，又要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不是一个简单的放开就能解决的事，因为放开之后，上述三个着眼点都不能违背。
同时，还要着眼于怎么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粮食流通体制。
放开以后，统统都是小商贩，人背肩扛，这也不是现代化的物流事业。
要从建立现代物流业的角度去考虑，还要从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考虑。
所以这次会议明确提出，要探索直接补贴农民的办法。
粮改是一篇大文章，绝对不是简单地说放开了，取消保护价了，就能把我们的粮食流通搞好。
关于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从全国来说，农村金融不适应经济发展是一个普遍问题。
农村不能光靠一个信用社。
所以这次会议对农业银行、国家政策性银行和其它国有商业银行提出了明确要求。
对改革农村金融体制，完善农村金融服务，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应该有明确认识，要从促进农村小康建设的角度来理解自己的责任，不是说把这个事交给信用社就可以了事的。
至少今年和今后一段时间内，上述三大改革将会对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完善、经营体制的创新起到重大促进作用。
另外，这次会议还提出一项很重要的改革，就是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协会和新型合作经济组织。
当然，这项改革要根据各地的条件循序渐进地推进。
对这个问题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第一，它和我们现在强调进一步发展集体经济并不矛盾。
第二，也必须看到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到今天，单纯依靠现有的社区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不够的。
现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于巩固基层政权、农村社会管理、集体财产的管理等，都是不可替代的。
所以，无论从政权巩固、社会管理和社会发展的角度考虑，还是从集体财产管理的角度看，没有集体组织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从绝大多数地区农村的实际状况看，原有的社区型的集体经济组织，主要是一种内向的、管理型的组织，它能把自己管理范围之内的事管好就很不容易。
对农民来说，除了需要社区型的集体经济组织外，还需要外向型的、经验型的、服务型的经济组织，否则他们进入市场的成本高、风险大。
因此，并不是说发展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就否定集体经济组织，也不是说有了集体经济组织就不要专业协会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我们现在缺少的主要是专业协会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为了适应推动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和加入世贸组织后处理农产品纠纷的要求，必须积极发展农产品行业协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
这次会议明确提出，一方面要引导农民自觉自愿地发展这类组织；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也要赋予这些组织一定的职能和手段。
第四，强调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最重要的基本建设，从物质角度讲，主要是三个大的方面：一是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方面我们过去历来强调得比较多。
二是农民的生活基础设施建设，这方面我们过去强调得不够。
这次会议提出国债资金投入要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就体现了中央同时加强农村的生产和生活两个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
国家有关部门在这方面有很多具体的政策措施，而且每一项政策措施后面都有资金支持。
三是生态环境建设。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我们要拓宽视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包括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还包括农民生活设施的建设。
这是和扩大市场联系在一起的，农民要是没有很好的用电和用水条件，家用电器就没办法普及。
第五，强调促进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 搞好农村社会事业的建设，重点是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三个大的方面。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注意到的有一句“含金量”非常高的话----国家今后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
其政策考虑的出发点就是农村不仅在经济发展方面明显滞后于城市，在社会事业发展方面更滞后于城市。
对此，不花更大的力气去改变这种状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下一步中央政府各个部门将增加投入，对农村全面发展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同时，今后各级政府对促进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也要负起自己的责任，要求职能部门以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为己任，在增加对农村的投入方面做一个大的转变。
第六，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这次会议强调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可以概括为“一个准则，三个重点”。
一个准则就是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明确执政为民这样一个宗旨，才能在新时期新阶段真正做到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第一个重点，是中央政治局提出的要求，各级党委都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地县两级党委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村。
第二个重点，是一定要加强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建设。
实践证明，有没有坚强有力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农村经济能不能发展、社会能不能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第三个重点，是改进干部作风，各级领导特别是从事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干部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农民群众谋利益。
记者：怎么才能保证这次会议制定的政策和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陈锡文：首先，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对“三农”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从目前情况看，一些地方有的同志在思想上确实有偏差。
偏差是什么呢?就是以GDP的增长论英雄，以财政收入的增长评价好坏。
应该说，在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GDP的增长率、财政收入的增长情况确实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经济实力和吃饭问题。
但是，绝不能片面化。
如果把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简单地看成只要GDP增长率高、人均GDP水平高、财政收入高，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是很容易被忽视的。
由于农业产业的特点决定，农业的增长对GDP和财政收入的直接贡献是有限的。
不能因为GDP中农业份额的下降就在思想上放松对农业的重视。
哪怕农业在GDP中的份额降到了百分之一二，吃饭问题也只能靠农业才能解决。
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强调：无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水平，无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到什么程度，农业的基础地位都不会变。
既然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农村工作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促进农村人口比重下降。
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不能导致整个社会的财富分布极不均匀。
如果农业占GDP的比重在下降，而农村人口不下降，那就说明农民人均收入越来越低，农村居民家庭财富越来越少。
需要强调的是，三个规律都要看清楚：农业占GDP的比重下降是必然规律；农业在什么时候都具有基础地位，也是个必然规律；既然农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因而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同样是必然规律。
只有这三个规律同时讲，才能解决我们对“三农”问题认识的片面性。
其次，不管经济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都不能忘了我们的基本国情；不管城市建设得多么漂亮，都不能改变对农民兄弟的感情。
必须看到，十六大提出的我们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数人在农村的状况是要经过非常漫长的时间才能改变的。
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
对农业问题不能简单地、单纯地从一个产业的角度去考虑，而要考虑到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以及这么大的农民群体对整个社会稳定的影响。
我们既不能背离基本国情，同时对农民也要有感情。
现在有些人仅仅看到农民落后的一面，比较愚昧的一面。
可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不发达。
因此我们一定要采取措施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帮助农民改变传统走向社会。
胡锦涛总书记在这次会议上强调，要公平对待农民工，要善待进城打工的农民。
这种观念不仅是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的胸怀，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社会中必须有的法制观念。
有很多事情，要认真去考虑一下，为什么有些党员、干部，对城里人不敢说的话、不敢做的事，到了农村就敢对农民说、就敢对农民做。
十六大新修改的党章中，好几处都强调共产党员要成为遵守国家法律的模范。
对农民说的、做的，是不是违反法律?要好好想一想。
没有对农民的感情，就不会帮助农民解决困难。
正是因为农村相对于城市来说还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更加需要对农民有感情，帮助他们致富，才能让他们从整体上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
如果对农民没有感情，就不可能做到城乡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为什么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很多人的心思都在城里，愿意把城市打扮得漂漂亮亮，对农村落后的状况视而不见?很重要一条，就是对农民没有感情。
对农民有没有感情，就是对中国大多数人有没有感情。
这个问题要归结到是否真正体现执政为民这个要求。
再次，农业和农村工作光靠农村工作部门一家是不行的，需要各部门协调，全社会一起抓；需要建立起一整套城乡统筹的完整的经济社会机制。
这次会议对有关部门提出了很多具体要求。
但是要真正形成一种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忽视农村的机制，确实还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完善政策。
从综合的角度去讲，如果没有完善的公共财政体制和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农村的社会事业是很难发展的；如果没有完善的投融资体制，农业和农村发展要获得大的资金、财力支持，也是很困难的；如果没有完善的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要真正形成公平对待农民、城乡一体的就业体制，也是做不到的。
虽然建立一套相互配套、比较完善的体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推进改革的目标必须明确，就是要建立起一套城乡统筹的经济社会体制，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信息体系和政策体系，才不致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