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体会：坚持不懈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心得体会：坚持不懈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深刻分析我国经济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提出的，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我国发展新阶段基本特征的深刻洞察和科学把握，是新时代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指引和重要遵循。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快推动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必须进一步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在新时代续写新篇章。
一、新发展理念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指引和重要遵循新发展理念是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新发展理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锐意进取，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又以理论创新指导实践创新取得的重要成果。
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是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结晶，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实事求是的根本要求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新发展理念是我们党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深刻凝练，是基于经济发展规律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创新是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
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造全方位创新新格局，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发展经历了哪些历程g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不是简单几句话能说清楚的。
但以我们过来人的体会，也可以简单总结为：第一阶段是抗美援朝的战争经济阶段，很紧张；第二阶段是大跃进阶段，短期内表面经济大发展；第三阶段是三年自然灾害阶段，很艰难；第四阶段是文革阶段，虽穷但坦然；第五阶段是改革开放大发展阶段，几乎一夜之间进入了工业国家行列；第六阶段是目前，经济总量到了80万亿元的世界第二水平，稳步发展，为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
在各个阶段取得的重大成就有哪些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焦点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 一是外需和内需结构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衡。
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加大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风险性，使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国际经济增长的周期、各级市场的波动联系过于紧密。
我国这些年来的经济增长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过高，我们要认真总结，找准发展方式，改变经济结构，要更加注重扩大内需，逐渐减弱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度，从而控制国际市场可能存在的风险。
在国内需求里面，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结构关系严重失衡，投资需求增长过快，消费需求严重不足。
投资客观上发展很快，但也不能过快，不能长期严重超出国民经济协调发展能够承受的程度。
经济增长速度长期过高，过多依靠投资需求拉动，消费需求增长相对迟缓，对经济增长贡献不大，这使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结构各个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
二是城市化发展水平低于经济发展水平。
我国有1.8亿的农民工，他们中的大部分进入城市离开家乡户口所在地都有半年、一年甚至更长，这些人说是进入了城市，但他们的实际生活远远没有城市化，比如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等。
真正意义上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不是把农村的路修成水泥马路，把农民的房子拆了盖成水泥房，而应该是农村还是过去的田野、山林，但那里生活的人是市民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保障、教育就业、发展机会是城市的。
所以我认为中国三农问题到了城乡统筹的新阶段，是互动而不是相互分离。
三是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存在问题。
既破坏了公平也影响了效率。
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结构分两个层面：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
从宏观结构上看，国民经济中有三个主体：政府、企业、老百姓，政府的收入是税收，企业的收入是企业经营的gdp生产增长，老百姓是挣工资。
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不论哪个层面的，其中必定会有三个数据：一是财政收入增长情况；二是gdp增长情况；三是居民收入增长情况。
这三者增速最慢的是居民收入，长期这样下来，一块蛋糕生产出来，政府越分越多，居民越分越少。
通过学习我认为应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我们应该从以下方面入手，切实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应对危机的处理能力。
一是坚持积极财政政策，调整和完善政策结构。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调整经济结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增加就业岗位、改善人民生活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发挥组合效应。
在手段上要发挥税收政策、收入分配政策、财政贴息等效用，而不仅限于发行国债。
二是消除消费领域中体制障碍。
扩大内需重点不但要放在投资增长上，也要考虑对消费的支持。
必须改变以往不合理惯例，加大市场开放力度，完善工资制度，使居民收入水平与gdp增长相符合。
三是确保出口退税足额到位。
虽然在表面上看出口退税增加了当期财政压力，但是不能仅仅因为该项支出最易于压缩就回避矛盾，恶意拖欠这部分本应属于企业的资金，损害政府信誉，抑制经济长远期发展动力。
同时，有关部门也必须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办事效率，适应加入wto的新形势，提高进出口通关率，改善对外贸易的发展条件。
四是把握好支持经济增长与防范金融风险关系。
货币政策和金融安全涉及金融体制改革，其总的趋势是逐步独立化，否则可能造成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监管目标多元化，职能受到干涉。
要解决增加贷款和资金集中的问题，可以适当调高货币供应量目标，运用再贷款对城市商业银行等进行支持，提高国有商业银行闲置资金运用效率。
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业务收缩趋势已确定，金融风险较大，把调整目标放在其他金融机构会进一步提高金融体系的总体效率。
可以尝试从边路突破，鼓励发展股份制银行和其他中小金融机构，甚至外资金融机构，以带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新中国经济发展历程
1949~56年经济恢复和三大改造阶段；1956~66年十年经济建设探索期；66~76年文革，经济停滞；76年至今，改革开放
一带一路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什么意义
“一路一带”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深受中亚各国的欢迎和赞同 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基本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一是通过发展经济特区、先行先试、突破了理念上的禁锢。
二是通过沿海14个城市的对外开放，扩大了开放的领域，形成了开放拉动的经济增长格局。
三是延伸到长江沿线的开放，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开放局面。
这种按梯度分层次的开放节奏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及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
其基本驱动力是先开放合资、后扩大出口，通过对内深化改革激发增长活力。
通过加入WTO，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拓展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空间，其结果是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内需外需一起拉动，形成了我国经济30多年的高增长局面。
今天，国际国内形势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吸收过去有效的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需要我们调整发展思路，以全新的理念推动新一轮的对外开放。
目前，中国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都面临着新的突破。
一方面是金融危机后，欧美市场需求明显减弱，中国以出口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制约。
另一方面则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结构性矛盾和新一轮的产能过剩已形成了新的压力，同时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耿耿于怀，不断通过对贸易结构的调整及规则的重塑，试图从多方面限制中国的发展。
为适应国际经济新格局的新变化，提出“一路一带”的战略构想，不仅明确了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同时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其意义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巩固中国同中亚和东南亚的合作基础。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理念是加强同中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中国同中亚及东南亚各国历史上有着共同的发展经历，文化相通，合作基础坚固。
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举措有利于通过共建“一路一带”丝绸之路形成对外开放新的增长点，所以关键是处理好中国与中亚及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发挥好上合组织和中国东盟自贸区在推动诸边合作中的积极作用，加强互联互通，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共同受益，打造好同西部邻邦及东南亚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其次，逐步形成两个辐射作用。
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以中国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为基础，可以逐步形成连接东欧、西亚和东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为相关国家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可以巩固和发展我国同东南亚的经贸关系，同时可以逐步辐射到南亚和非洲等地区，扩大中国的影响力。
共建丝绸经济带的倡议之所以深受中亚各国的欢迎和赞同，因为在已有的上合组织框架下，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具有良好的基础。
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振兴势必会形成对阿拉伯和东欧国家的辐射作用，其结果有利于新的欧亚商贸通道和经济发展带的形成。
对中国来说，可以带动内陆沿边向西开放，相当于扩大西部的发展空间，有利于增强中国的影响力，可谓一举多得。
第三，带动中西部加快改革开放。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开放所到之处，经济即进入活跃发展阶段。
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形成于2000年之后，同东部沿海相比起步较晚，必须加快对外开放。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动内陆沿边开放的要求，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新的重要内容，只要加快推动和落实，将进一步激活内陆和沿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活力，结合我国周边外交的发展重点，通过开放实现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全面提升内陆和沿边开放性经济水平。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成为扩大中西部开放、打造中西部经济升级版的主引擎。
第四，促进东部地区的转型升级和对外投资。
东部地区经过30多年的率先对外开放，已形成了贸易驱动型的外向型增长模式。
目前企业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和海外投资加快发展的新阶段，加快同东南亚的互联互通，加快企业产品结构的升级至关重要。
东部省份应寻求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新支点，加大经贸合作力度，以点带面，形成联动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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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没收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
同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始兴建了一些重大工程，如成渝铁路、天兰铁路、淮河水利工程、荆江分洪工程等，为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见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1952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按照这个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单个企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的逐步过渡的政策。
对个体农业，开展了合作化运动，从组织互助组，发展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又发展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到1956年，全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见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有计划地展开了经济建设。
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依靠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支援成功地开展了以“ 156项”为中心的工业建设。
五年中实际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共921个,期末建成投产的595个。
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逐步地建立起来,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
从1953年到1957年, 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8％,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5％,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
五年内全民所有制部门职工的平均实际工资增长了30.3％，农民的收入增长了近30％（见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
三年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各项工作坚持从实际出发，循序前进，既有明确的目标，步子又很稳妥，因而经济建设进行得比较顺利，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较为协调，经济效果比较好。
1956年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同年 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1958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1958）。
当时，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的国情认识不足，特别是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取得的胜利面前，骄傲自满，急于求成，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随之而来。
在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没有巩固的情况下,搞起了人民公社,出现了“一平二调”平均分配和无偿调拨。
生产上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到处放高产“卫星”，这些虚假高产典型又被作为依据，反过来提出更高的不切实际的指标要求。
在工业上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翻一番，要用几年时间在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工业发达国家。
1958年底到1959年 7月庐山会议前期，中共中央曾经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1959年8月庐山会议后期，又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这个期间，经济建设的正常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出现严重失调，生产连续下降,财政连年赤字,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发生很大困难。
到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退回到1957年的水平。
1961年 1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1961）”的方针，这是国民经济的第一次调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有7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扭转了急躁冒进情绪。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1963年到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7％，国民经济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好局面。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刚刚恢复过来重新走上轨道的国民经济又陷于混乱，遭到建国以来时间最长、破坏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当时,错误地批判“唯生产力论”，使大批工厂停工停产，大批建设工程停顿，整个生产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1967和1968两年生产速度连续下降。
1969年以后，由于广大干部和工人、农民的努力，生产建设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
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左”的错误得不到清理，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没有得到恢复，生产建设的发展忽高忽低，损失浪费很大。
1972年周恩来（1898～1976）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要抓生产,特别是抓产品产量，使经济工作有了转机，1973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9.5％。
1974年江青反革命集团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刚刚稳定的形势又乱了起来，这一年工业总产值仅增长0.3％。
1975年重新出来主持工作,提出了整顿的口号,抓了铁路、钢铁等方面的整顿工作,效果显著，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
但是，不久又掀起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于混乱。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给国家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人心大振，生产建设恢复得很快。
但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给国家经济造成的困难估计不足,对比例失调的严重情况认识不清,又对长期以来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缺乏认真的总结。
1978年提出了要加快速度、组织新的跃进的口号，制订的十年经济发展规划搞大了，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又来了。
1978年的 基本建设投资从上年的382亿元猛增到501亿元。
国内的和引进的项目一起上,基建摊子一下子铺开了。
这就使“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比例失调和经济困难更加剧了。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并且提出逐步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任务。
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从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逐步走上了正确轨道。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在1979年 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确定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1979）”的方针，坚决纠正了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
其后，在1980年12月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对经济建设中的“左”的指导思想进行了认真的清理，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进一步调整。
在中共中央一系列正确方针指导下，调整和改革工作顺利展开。
在调整工作中着重解决了农业和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失调问题。
在农业上，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推行各种形式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发展农村副业和多种经营，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生产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在工业上，调整了重工业的服务方向，使轻工业得到迅速发展，日用消费品大量增加。
在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压缩了过大的基本建设规模，提高了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而使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在这期间，大部分企业得到了整顿，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取得了进展。
麻烦采纳，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