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论文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
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
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
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
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
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
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
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
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
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
“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
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
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
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
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
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
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
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
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
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
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
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
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
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
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
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
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
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
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
汉儒说诗,非美即刺。
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
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
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
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
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
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
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
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
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
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
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
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
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
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
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
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
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
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
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
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
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
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
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
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
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
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
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
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
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
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
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
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
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
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
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
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
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
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
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
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
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
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
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
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
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
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
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
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
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
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
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
(2) 远。
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
“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
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
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
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
(3)韵。
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
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
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
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
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
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
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
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
宋、元、明、清同样如此。
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
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
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
《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
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
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
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
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
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
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
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
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
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
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
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
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
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
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
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
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
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
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
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
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
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
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
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
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
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
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
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
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
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
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
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
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
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
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
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
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
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
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
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
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
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
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
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
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
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
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从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谈谈学习中国文化概论心得体会
《中国文化概论》学习心得10市营1班邝小云很庆幸选课的时候，坚持了自己的兴趣，时间也证明了，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我喜欢中文系，但是阴差阳错的，我就读的是管理系。
我曾经为此苦恼，后来转念一想，我可以曲线爱文嘛。
于是，去年的限选课，我选了丁楹老师的《唐宋诗词鉴赏》，我受益良多。
这次选上《中国文化概论》，可以说是再续前缘吧。
在我念小学的时候，我没有“国家”这个词的概念。
我只是想，为什么叫“中华”呢
后来，还是这本书解决了我的困惑。
“‘中华’之得名，由来已久。
‘中’，意味居四方之中。
‘华’，本意为光辉、文采、精粹，用于族名，蕴含文化发达之意。
元人王元亮说：‘中华者，中国也。
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
’（《唐律疏议释文》）”。
作为高等学校人文素质教育公共课教材，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祖国悠久、丰厚文化遗产的简明文本，使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特征有所把握，并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创新问题有所思考。
于是，我们可以遨游在不同的朝代，感受不同时期的人文、精神风貌，由此当朝掌权者的功过得失，我们可以略见一斑。
而这，完全归功于，在那段封建社会漫长的发展道路上，出现的众多历史学家，丰富的历史典籍，完备的修史制度，以及良好的史学传统。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的确，中国古代史学是座瑰丽的宝库，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当我看到那幅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以一种高科技的形式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的确是惊呆了。
除了动态式地呈现画上的每一个场景，令我大开眼界的是，它还延续了某些场景的故事情节。
例如，那个大船过桥的画面，在显示屏中，它不仅生动再现画中人的面部表情，而且整个画面栩栩如生，似乎就在眼前发生，让人有置身其中的感觉。
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原画中并没有夜景的部分，经过专家们对相关史书典籍的研究，他们呈现了汴京城丰富多彩的夜间生活
这一切就发生在我国举办的上海世博会的展览期间
看到这一切的成就，难道我们不由衷地感到自豪吗
也许，由于物质生产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我们享受了更多的外来先进文化的成果，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崇洋媚外。
我始终觉得，每一个国人都应该熟知中国传统文化。
因为它是中国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东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具有重要的价值取向的作用。
只有热爱中国文化，才能使国人更加自豪，才能使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在“地球村”中生存，并枝繁叶茂。
“尽信书不如无书”，“融”是创新式的融会贯通。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异彩纷呈，完美的人格特征和深厚的文化素养，需要中国文化的氤氲化育。
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是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工具，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是我们与古人交流的载体，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给我们以无穷无尽的美的启迪和享受，成就斐然的科学技术让我们对这片古老而又日日常新的国土心生敬意。
中国文化需要更新和建设，但决不能消失。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我们优秀的中华文化永葆生命力。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学习告一段落，但我还会继续学习，不断充实自己。
从世界观的形成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对你有什么启示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
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1.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
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
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
《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
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
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
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
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
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
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2.进步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 (1)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 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2)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
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3)清初：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
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
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
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
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
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
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同步导学 中国古代对治国思想的选择：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
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
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
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
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 荡之中。
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
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
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
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
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
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
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
每当大的政治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
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
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
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
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
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
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
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
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
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
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
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
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
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
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
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
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
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
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
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
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
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
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
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
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
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
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
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
(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
如“民本”思想。
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 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
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
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
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
(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
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论文范文二 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涉及宗教、教育、书法、思想、音乐、文学等方方面面。
自古至今无一人可统一而论，又岂我一凡夫俗子可为之!凡事必有线索或言核心。
五千年来，经济最繁华时莫过于唐朝，军事鼎盛时当属元朝。
其主要不分都是封建王朝，他们奉行的是孔子的儒家思想。
如罢黜百家，独尊儒学。
此时也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化精神：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仁者爱人，修身崇德;贵和尚中，推崇和谐……这些宝贵的文化精神曾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成为我们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
传统文化书籍读后感500字
中华传统文化就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
中华传统文化以儒家为内核，还有道教、佛教等文化形态。
中华传统文化应包括：古文、诗、词、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等；传统节日（均按农历）有：正月初一春节（农历新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四月五日清明节、清明节前后的寒食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七月七日七夕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腊月三十除夕以及各种民俗等；包括传统历法在内的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以及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而中华文化的传播媒介丰富，尤其在书中到处能看到中华文化的缩影。
文体中涵中华文化。
从古代到近代的中国文学著作，其文体大多为文言文形式，而这种形式至今仍被人们关注。
文言文的文章在教材中增多，而文言文也成为了一个人语文水平的重要方面。
书的这一文体，包含着深厚的中华文化，无论是《论语》、《史记》还是《红楼梦》、《聊斋志异》都从中渗透出一股源远流长的文化精髓。
诗歌也是一个很平常的文体，但中国的古诗另有一番文化的内涵。
无论是《诗经》、《楚辞》中的古体诗，还是《唐诗三百首》中的近体诗，都有一股浓浓的中国味道，文化也随之展现于世人眼前。
中国的文体多样，在书中，则能尽收眼底，从书中，使人不禁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书中艺术涵中华文化。
艺术是一个反映文化的重要方式，而其载体之一，就是书。
《天工开物》，让人感叹年味的美妙；《衣装秘语》揭开了中国装饰的奥妙。
也许，在这些书中，艺术是主体，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华文化暗藏其中，工艺美术是中华文化，年画是中华文化，服饰也是中华文化。
不久前，听到一则新闻：一位上海女士，想将其设计的旗袍以及旗袍表演团队带到欧洲、美洲等地区。
但她没有考虑到旗袍早已在世界各地传播，唐人街上到处可以看到穿旗袍的蓝眼睛金发女郎。
而这一切不仅在于海外华侨的贡献，更多的在于书的作用。
书的传播使中华文化的传播更进一步，而中华文化的艺术魅力也会永藏于书中。
文化人传播中华文化。
读到文化人，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许多有名的诗人作家。
从《小说老子》、《说李白》到《鲁迅评传》、《余秋雨人生哲言》都可领略一代代文化人所折射出的中华文化。
人是一个国家的代表，璀璨的中华文化也像这些文化人一样不断发展完善。
中华文化，一个底蕴深厚的名词，而从书中，我们可以不断吸取文化的养料，懂得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修养自己，增强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从书中，我们感受中华文化，我们理解中华文化，我们为中华文化而自豪。
谈谈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感受,并如何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谈谈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感受,并如何运用到实际生活中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包容万象、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涵盖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方面，传统文化学习心得体会。
它根植于封建主义的土壤，经过五千年的锤炼，成为中华民族兴国安邦、炎黄子孙安身立命的文化根本，成为支撑中华文化的精神脊梁，成为推动中华文化发扬广大、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
漫漫中华五千年，悠悠历史数千载，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几次全盘否定和摒弃后，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洋文化泛滥、道德标准阙失、心浮气躁、功利化趋势日益严重的今天，依然独树一帜、熠熠生辉。
初步接触中国传统文化时，黯然失笑、心生不屑，觉得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花精力去学习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古董”，耗时费力，跟不上时代潮流，是重蹈封建思想覆辙。
怀着较劲找茬的心态，我不屑地捧起那一本本中国传统文化书籍，眼球像扫描仪一样机械地扫看着，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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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的自己也被传统文化潜移默化了。
当枯燥的文字，拗口的语句，慢慢为自己所接受；为人原则，处世之道为自己所认可。
当接触到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的倡导悟道、求道、体道、行道，无为而无不为；佛教崇尚的的利己利人，功德圆满；《周易》推崇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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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思想时，心头更是为之一振，直叹自己才疏学浅，只了解传统文化的冰山一角。
古圣先贤用更多的时间总结过去，思考未来，所以他们睿智。
他们真正是在用心地活着，好好的活着，真正让自己达到精神与躯体的结合，诠释活着的内在含义。
而生活在现代社会忙碌的我们，被太多世俗的东西所束缚。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我们目前的障碍物远不止“一叶”。
物欲横流、攀比严重、穷奢极欲、功利心强的现代风气，蒙蔽了我们的双眼，迷醉了我们的心窍；让我们仅局限于自己的世界里。
梁漱溟先生认为人类面临三大问题，顺序错不得：一个是解决人与物之间的问题，二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三是解决人与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
人内心的贪嗔痴，使我们的境界充其量也就仅仅局限于第一个问题而无法达到更高。
时代纷繁复杂，忙碌的人们，终要面对自己的内心，而这种面对，在今天变得更难、却也更急迫。
我们都需要答案。
而中国传统文化是古圣先贤抛却世俗的欲望，经过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宝贵财富。
它就是改变现代心浮气躁功利的社会风气的一剂良药。
但再好的良药也得有人愿意接受，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托付于它，才能发挥功效。
外国人非常注重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而我们中国人却时常有把薪火相传几千年安身立命之本的济世良药全盘否定和摒弃的冲动，岂不痛哉
一人独自走在街上，发现戴手串的人越来越多。
那一串串手串，或左或右。
我相信其中不乏有人仅仅是为了装饰，更多的却带有祈福和安心的意味。
这的手串真能够安抚我们那份不安、焦虑、怀疑、悲观吗
我想只要我们能够体悟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精髓，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社会会是一个安静祥和的社会，我们还需要借助外来的东西增强自己的内心吗
古人有云：半部《论语》治天下。
如果我们能够潜心专修传统文化的一小部分，那么我们心中的那份不安与焦虑将会烟消云散；我们的心胸会开阔许多；我们的心境会开朗许多；我们的心灵也会纯净许多。
当有一天我们拥有古人那般深厚传统文化的底蕴时，我们离佛家所说的无悲无喜、无欲无求的境界又近了一步，真正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为世俗所奴役。
那人生会是怎样一种情形
我很期待。
中国传统文化承载着数千年先人的宝贵经验和智慧，我这晚辈后生尚不具备如此深厚的功底，不敢妄加评论。
但我始终相信人的处世之法深藏其中；帮助人类处理好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三大问题之道深藏其中；中国乃至世界的救市之道深藏其中。
五千年的历史传承，无数仁人义士以生命和实践换来的宝贵财富，能够承受的住这几百年科学发展的考验，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如今的中国社会，急需传统文化匡时济世。
一个民族要强大，首先文化要强大。
我们没有理由不学习它，不传承它，不发扬它
中国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瑰宝，要传承，要发扬；但它更需要我们去接受，去实践，去体悟。
学古不泥古，我们要将传统文化结合时代精神，融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中去；以传统文化规范自己的言谈举止，用传统文化宽抚我们的内心，让传统文化促进社会的和谐。
只有与时代结合，运用到生活中去，传统文化才是活的，才能在世界文化之林立于不败之地。
我相信五千年祖辈的智慧会在日益强大的中国和富有创造力的中华儿女的传承和发扬下，在世界文化之巅闪烁出属于中华民族的智慧之光；让世界见证中国传统文化的神奇与博厚
怎样学好中国文化概论结合结合自己的感受谈谈
[《中国文化概论》一书读后感]近日我读完《中国文化概论》一书，该书的核心主要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年轻人认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的内容，了解传统文化，思考与评价其价值，同时展望其未来命运。
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新文化.认识民族自身、提高人文素质，创造美好未来，挖掘经济价值所以在阅读该书时极度认真，感悟尤多，故而写下这篇读后感与大家分享一下，探讨一下。
我的感悟有以下几条：首先是古人的文化魅力在于坚持与传承是在不断的改革发展中壮大完善的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和发扬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很简单最早的中国文化只不过是是二层次：亦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而后期就是三层次：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再到后期就是四层次：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
这是历史和人类不断改革进步的必然体现所以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难道不应该更好的发扬和维护这种精神吗?这便是我的第一个感悟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应该更好的维护坚持改革创新的文化精神。
接下来是我的二个感悟：制度文化是把双刃剑。
在文化的传承当中少不了制度的功劳，正是因为有好的制度，古人的思想才会开放，才会进取这就好像是科举制度，能为国家网络人才创建文化但制度也有另一方面是不好的消极的，列如：宗法制亦为专制制度也就是说古代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这样的制度从一定角度来说限制了人才的流动和取用。
对文化的交流发展给以屏障性，这样的制度就明显没有后期唯才是举的科举制好，当然这些都是没办法和现代比的。
所以说古代制度是把双刃剑我们应该学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把好的一面无限扩展，争取用到最大。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第三个感悟文化应有斗争精神这体现在以下三点，我归纳总结为：1.与自然斗争，中国文化的创造有其物质基础，而在古代中国，这个物质基础就是农耕生产方式。
中国神话传说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鲧禹治水、夸父逐日等。
2.不畏强暴、坚持真理与正义。
孟子、屈原、司马迁。
岳飞、文天祥。
历代明君帝王的励精图治进取精神3.推陈出新的改革精神。
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变法到我们现在的改革精神。
我个人比较崇尚的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所谓我们应当有斗争精神这便是我的第三条感悟，下面说说我的第四条感悟文化应有龙马精神。
这种精神我是这样理解的龙与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同步诞生。
龙在中国文化中，是美好和威力的象征，代表兴盛和发达，吉祥和幸运。
龙成为中国文化奋发精神的象征。
龙是以多元兼容、综合创新、开拓奋进、造福众生、与天和谐的精神底蕴，成为中华民族的图徽和象征的。
而其中的开拓奋进及造福众生，就很适合马，尤其是骏马、千里马。
可以这样说，龙的精神汲取、蕴含着马的精神，马的精神是龙的精神的一部分。
龙马精神就是以强健的姿态开拓奋进，从而造福众生的精神。
这好像是像博客这样的网络文学它的宗旨多半不是谋利而是带给别人幸福，欢乐是心灵的避风港。
第四个感悟：文化不应只存于精神，应与物资文化同步在这个问题上古陶神玉就是最好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它便是古人文化的载体史前陶器和玉器的制作是与史前农业相律而发生发展起来的。
从陶器和玉器的产地分析，可用西陶东玉来表述。
黄河流域上游的仰韶文化以彩陶的制作为代表，东北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诸文化则以五器最为发达。
炎黄时代的陶器和玉器涌现出大批珍贵的艺术品，开始形成中国造型艺术的特点，显示出中国艺术传统的发展方向。
在中国文化中，玉器最初是装饰品。
新后器时代中晚期以后，小型玉器被大型玉器所取代，具有了一定的政治意义，渗透进社会等级观念和原始宗教意识。
往后，又发展成为标志高尚道德品质、象征吉祥如意贵重器物，所以对于物质文化我们也应该更好的传承和发展并合理的进行利用和保护这便是我的第四条感悟了。
下面说我的最后一条感悟文化应该天人合一《老子》讲重天道自然无为。
这便是墨翟，主强兼爱与非攻。
法家的是商鞅与韩非子，变法革新，法术势三者合一。
这便说明文化思想只有交流贯通才能体现出社会的美好和谐。
望采纳，谢谢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