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体会：提升理论素养,加强党性锻炼——参加省委党校中青班培训学习心得体会
以身作则，俭以养德 诸葛亮平时生活相当俭朴，以一国之相做到“蓄财无余，妾无副服”。
诸葛亮病重期间，向刘禅呈上一份关于家庭经济状况的奏表，“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
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
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
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这不仅是诸葛亮一生廉洁从政的真实写照，也是古代高级官员的一份家庭财产申报表。
诸葛亮死后，丞相府清点财产，“卒如其所言”。
廉洁从政往往要由俭朴的生活作风来支撑。
诸葛亮一生崇尚节俭。
实际上，诸葛亮的俸禄和得到的赏赐是丰富的，他自称“禄赐百亿”（《答李严书》），但他提倡“将不可吝”，说：“吝则赏不行，赏不行则士不致命，士不致命则军无功”，他所得的绝大部分财物都用于赏赐有功将士了（《诸葛亮集·将苑》）。
在平定南中诸郡的叛乱中，“深入不毛，并日而食”，两天只吃一天的饭，其艰苦程序可想而知。
诸葛亮一生南征北讨，戎马倥偬，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国家统一大业，至死“内无余帛，外无赢财”，给后世留下了为政清廉的典范。
诸葛亮不仅生前生活俭朴，也是丧事从简的倡导者和带头人。
他“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
这在厚葬之风盛行的汉魏时期是难能可贵的。
经典语录： ·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 志当存高远。
·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 不傲才以骄人，不以宠而作威。
· 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
· 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
· 贵而不骄，胜而不悖，贤而能下，刚而能忍。
· 非宁静无以成学。
· 不爱尺璧而重爱寸阴，时难遭而易失也。
· 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能四时而不衰，历夷险而益固。
什么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行动纲领。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
认真研读十八届五中全会文件可以看出，《建议》突出的特点和亮点就是通篇体现了以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正如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坚持“五大发展”是发展的新理念 《建议》中讲的治国理政的新理念就是指我们党对发展的新认识、新飞跃。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坚持“五大发展”就是发展的新理念。
这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党对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认识的深化。
坚持“五大发展”理念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线图，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导的。
“五大发展”新理念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
对于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坚持“五大发展”新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
我们要充分认识这场变革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在实践中要贯彻总书记讲的“以发展理念转变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以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好道、领好航”。
一是坚持创新发展，也就是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建议》提出了七个创新发展着力点：培育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构建产业新体系、构建发展新体制、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
什么是儒学
藩家训：三个地方看一庭的兴败曾国藩家训第一看：看子孙睡到几假如睡到太阳都已得很高的时候才起来，那代表这个家族会慢慢懈怠下来；曾国藩家训第二看：看子孙有没有做家务，因为勤劳、劳动的习惯影响一个人一辈子；曾国藩家训第三看：看后代子孙有没有在读圣贤的经典，“人不学，不知义，不知道”。
畅游史海，可以看到“盛不过三代”是大多数官宦之家很难逾越的魔咒。
而曾氏家族却代有英才层出不穷，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广铨、曾昭抡、曾宪植等一代代杰出人物。
探寻曾氏家族长盛不衰的奥秘，曾国藩家训里留给后代的“四条遗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曾国藩家训四条遗嘱：一是慎独则心里平静自我修养的道理，没有比养心更难的了。
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恶，却不能尽自己的力量以行善除恶，这是自己的表现。
内心是不是自欺，别人无从知道。
孟子所说的上无愧于天，下无疚于心，所谓养心一定要清心寡欲。
所以能够慎独的人自我反省时不感到愧疚，可以面对天地，和鬼神对质，绝对不会有行为无悔恨而心却退缩的时候。
人假如没有可以愧疚的事，面对天地便神色泰然，这样的心情是愉快平和的，这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是最好的药方，修身养性的第一件大事。
二是主敬则身体强健在内专一纯净，在外整齐严肃，这是敬的工夫；出门如同看见贵宾，对待百姓像行大祭祀一样崇敬，这是敬的气象；自我修养以让百姓平安，忠实恭顺而使天下太平，这是敬的效验。
聪明智慧，都是从这些敬中产生的。
谁能告诉我这个论文要怎么写呢?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执政规律的最新成 果，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 化，“以人为本”是基本原则，统筹发展是主要方式，动态和谐则是重要目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政治文化，路径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指导下，以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民主、参政意识和法制观念为基 本内容，植根于中国优秀的政治文化传统，扬弃吸收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民主性精 华，从而形成的政治思想、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心理。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不断发展，这一政治文化已初具雏形，更加完备的形态正在建设之中。
科学发展观作为新 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 本观点，是一种新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对于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建设起 着积极的导引作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和现实背景 在政党政治时代，国家要保持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能否建立起先进的政治 文化至关重要。
这就要求执政党要大力挖掘社会的有效合理价值，建立起使绝大多数社会成 员都能自觉履行的认识体系和信仰体系，从而实现集体行动的协调与合作。
从中国共产党在 全国执政50多年的历史来看，思想作为指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强大理论武器，不仅从根 本上扭转了近代中国百年来的屈辱历史，而且彻底改变了两千年中国封建专制的政治局面， 使中国从一个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发展成一个初具工业体系、人民当家作主 的社会主义国家。
同时，作为一种主导意识形态，思想引导人们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 ，成为精神的富有者，为新型政治文化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理论实现了由阶级 斗争政治观向经济建设政治观的转变，将民众的政治情感由激越导向理性，把政治评价由理 想转为现实，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构建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的提出，更加准确地概括了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价值取向的基本内涵，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政治认同感，调动了人们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积极性。
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政治价值观出现了过分注重物的因素而忽视人的需求， 过分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公平等偏向，因而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了新的发展观——科 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反映了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发展 问题的新认识，体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要求。
它以辩证唯物主义 的求真务实观、历史唯物主义的民本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观，为构建全体社会成员共 同信仰的政治价值新体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现代民主国家的本质都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之上的。
欧洲资 产阶级在埋葬封建制度的同时，将确立人的价值的人权思想、人道主义输入了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
相比之下，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中，封建官吏 管理民众的主要手段是愚民、驭民、牧民。
他们信奉“民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1〕，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国家意识、服从意识比较强，而平等意识、自主意识 和参政意识相对弱。
尽管古代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提倡过“以民为本”，但它是 建立在“君本”基础之上的。
就其实质而言，只不过是维护王权统治的一种手段。
正如陈独 秀所论：“以古时之民本主义，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
”〔2〕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之后，整个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劳苦大众在政治生活中得到了前 所未有的重视。
但政治文化作为一种不同于政治制度的政治现象，具有一种相对稳定性，其 变动速率往往与政治制度的变动不同步，从而导致了中国人在拥有法定的政治平等权之后， 要实现真正意义上政治平等却是举步维艰。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以人为本” 的政治理念逐步有所认识和强调，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3〕，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中民主因素在不 断增强。
新世纪新阶段，作为科学发展观重要原则的“以人为本”，已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理念 和核心价值观。
“以人为本”原则体现在中国特色政治文化构建中，必然要涉及到人与人之 间的政治关系问题——公民权利的平等问题。
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其根本利益之所在，是确 立“以人为本”价值目标的根本依据。
在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权利是普遍和平等的，是每 个人所应有的利益诉求。
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 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 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 前进。
”〔5〕这里，是将“权利公平”放到了首位。
可见，讲“以人为本”，在政 治上第一位的应是“以人的权利为本”。
坚持“以人为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 化，就是要塑造人人平等的政治心态和均等参与的政治氛围，从而达到政治地位的平等化， 让每个公民都能充分享受政治自由这一权利。
三、统筹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主要方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持续20多年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经济上的空前繁荣。
但经济繁荣并不 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由于市场给人们提供的机会以及对市场机会把握的不同 ，加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政策因素的影响，所以使社会群体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时出现 了两大差异：一是区域差异，一是城乡差异。
试看下面几组数据，上海与贵州人均GDP相对 差距1978年为9.1倍，到1997年扩大为11.1倍，到2002年更扩大为12.9倍。
城镇居民与农村 家庭人均纯收入(指现价)相对差距1978年为2.36倍，1998年为2.51倍，2002年又扩大为3.1 倍。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相对差距1978年为2.68倍，到2002年扩大到3.29倍。
1999年省 级区域中人均收入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山西之比为2.52：1，城市中人均收入最高的深圳的 与 最低的西宁之比为4.31：1（以上数据参见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利益的得失必然 会 引发人们政治心理的变化，进而使得人们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倾向都发生变化，使 政治文化中本来就存在的多元交织局面更加复杂化。
据调查资料显示，1989年在回答“政治是少数人争权夺利还是管理人民大众的事”时， 65.9%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后者，20.9%的选择了前者，对政治的消极评价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而略呈上升趋势，随年龄增长而下降，与职业的社会声誉成正比〔6〕。
1991年北京 市民对政治形势较为满意的只占28.4%，到1995年上升到41.6%〔7〕。
1995年乡镇政 权换届选举中的选民，只有58.9%的被调查者是“精心选择自己所信赖的人”，其余多是随 大流或应付〔8〕。
2000年河南农民中有70%的以上对党的基本路线持积极肯定态度， 有86.4%的认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我国国情，分析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农民情 况发现：经济状况好的对党的政策赞成率高，反之就低，甚至有36.3%的贫困农民认为“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实质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9〕 。
2001年上海市高校师生中有81%的教师 和77%的学生赞成“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同意 “社会主义终究可以战胜资本主义”的只有54%的教师和48%的学生〔10〕。
2002年深 圳居民在“现行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之间是否适应”的问题上，有43.4%的被调查者认为“ 不太适应”或“不适应”，民营企业创业人员中持这一观点的高达58.9%〔11〕。
从 以上不同年份、不 同地域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参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各种成分，因利益分配的 不同而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是“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
前者是讲“为谁发展” ，解决的是发展价值主体是谁的问题；后者是讲“怎么样发展”，揭示的是经济社会和生态 环境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是要造福于全体人民的。
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 径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贯彻“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 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其中，前两个“统筹” 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
现阶段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在农村和西部，这两个问 题处理好了，中国的广大地域和绝大多数人口就安定了，社会发展就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基础 。
四、和谐稳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新世纪的前20年，中国的发展处于一个关键的战略机遇期。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加速推进 ，必然对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的社会产生更为强大的冲击，更易引发新旧政 治文化更替过程中文化的功能紊乱，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极为消极的影响。
这就要求执政 党及时地提供一种能为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并以此在多元价值 之间保持合理张力，抑制各种价值观之间的紧张，在包容的基础上达成更多的共识，维护社 会的稳定和发展。
当然，在一个社会中，不同的个体因条件、经历不同而有着不同的政治态 度、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价值观，但在所有这些个体的“合力”作用下，总会形成一 个全社会能基本认同的政治文化即主导政治价值。
从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 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作为当代中国的主导政治价值，这些理论通过对政治系统进行合理 性、合法性的解释和说明，为当代中国社会成员提供了政治文化精神与政治智慧的动力支持 。
同时，还通过正确的舆论导向，对人们进行系统、深入和切实的理论知识教育和思想政治 教育，使人民大众对国家政治统治体系、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的理想、目标、意识、原则和 规则等广泛地采取社会政治认同态度，从而保证国家大政方针和政策、政令贯彻的畅通，以 实现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科学发展观本身的价值取向就是构建和谐社 会，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题中应有之义。
这里的“和谐”，是指不同事物之间 协调、均衡、有序的状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 、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因此，新世纪新阶段要实现社会和谐、政治稳 定的目标，就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通过协调社会系统运行的效率与公平，缓解社会风险与 贫富差距拉大后部分社会成员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和边缘化，缓和社会心理危机，扩大对主流 政治文化认同感。
同时，通过吸取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的精华，以“和而不同”原 则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多样化进程，在共生共长、相辅相成的基础上，进一 步弘扬先进思想文化，把最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汇成一股容纳百川的精神合力 ，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形成。
注释： 〔1〕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81. 〔2〕陈独秀.独秀文存：(二)〔C〕.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328. 〔3〕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8. 〔4〕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53. 〔5〕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N〕.人民日报，2005-06-27. 〔6〕张明澍.中国“政治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8-21. 〔7〕辛岩.1995年北京市民社会心态调查〔J〕.民意，1996，（3）. 〔8〕张兴杰，吴钢.迈向理性：中国政治年报（1999年）〔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9.179. 〔9〕王景花.当代农民思想政治意识状况的调查分析〔J〕.思想政治教育，2000，（11）. 〔10〕吴强，楼军江.2001年上海高校师生思想政治状况调查报告〔J〕.思想理论教育，2 001，（6）. 〔11〕黄卫平，汪永成.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04.188.
对孔子孟子思想的认识和体会
●儒家的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最为重要的内容。
孔子之时，仁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论述。
●孔子仁爱思想内涵丰富，并为后世历代继承和发扬。
儒家的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最为重要的内容。
孔子之时，仁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论述。
孔子在许多具体场合都谈论过仁，学者们的研究也证明“仁”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在孔子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并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按照孔子“仁者爱人”的说法，仁的基本含义应该落实到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上面，具体地说，应该承认人的存在，尊重人的人格，具有明确的人化意识和行为。
孔子“仁”的思想强调人伦义务，希望人人尽伦尽职。
这样，在为人处世方面就应该努力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以“爱人”解释仁，作为仁德的根本标志，他不仅希望以“仁爱”精神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以“仁爱”原则来治国安邦。
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做到仁、具有仁爱之心，上下、长幼、尊卑有序的礼治社会便不难实现了。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孔子思想自然是基于对那时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他的仁爱思想也是如此。
孔子所思考的是社会如何安定，是怎样使政治清明，因而在政治的层面上，孔子的仁爱思想便十分自然地推衍出了仁政德治的思想，从而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论体系，以仁来统摄诸德，强调仁在智、仁、勇等重要德行之中的中心地位，把恭敬、慈惠、诚信、宽厚、敏捷等德行作为实现仁德的标志。
孔子以后的几位思想家孟子、墨子和荀子都对仁学有重要发展。
尤其是孟子将孔子的仁爱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影响后世极大。
孟子把“恻隐之心”看成“仁之端”。
孟子看到了人生具有的良知、良能，看到了人所共有的怜悯、同情之心，进而把仁看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依据，因而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有道德的人就是保存了先天的仁德的人，具备了仁德，才能以仁爱之心处世待人。
在将仁爱思想建立成为人性论的依据之后，孟子又将仁爱精神推而及于政治，从而产生了他的仁政学说。
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便是孟子的仁政论。
在他看来，仁与不仁应当作为施政的根本。
行仁政者得天下，失仁政者失天下，这是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了的。
不仁者而得邦国尚有可能，“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要统一天下，得到天下人民的拥护，不施仁政是绝对做不到的。
二秦汉以后，孔、孟的仁学思想不仅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还在后世的实践和阐发下继续得到了发展。
秦由暴政而亡的教训，给了汉初统治者们带来太多的思考。
当战争的烟尘散尽后，汉初政治家和思想家不能不认真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陆贾因此撰成《新语》，认为秦“用刑太急”，不知教化，是导致强秦速灭的重要原因。
贾谊在《过秦论》中的话更是切中了要害，这便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对汉初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面对极度凋弊、百业俱废的严峻现实，汉初的统治者不得不取用“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他们看到了儒学“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的特征，于是，当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之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儒家思想，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维护社会伦理纲常。
汉统治者取用儒学却不是专用儒学，他们也离不开其他各家的一些主张，如法家的“尊君抑臣”思想就倍受汉武帝的欢迎。
汉朝学术是一种综合学术，那时的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儒、法杂糅，仁义与法刑并列。
这表现在汉朝的施政方针上，则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刑德并用”。
西汉的“中兴之主”宣帝就表白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汉武帝便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虽然他们内里多欲，但为了江山的长治久安，仍然要压抑自己，行王道，主德治，施仁义。
儒家的仁义主张总是在与政治上的强力抗争着。
秦汉时期，现实政治生活中民本思想的提倡以及政治批评的活跃，总是生动地体现着仁学的精神。
汉代，从贾谊的政论、董仲舒的抑兼并、废奴婢、除专杀之威、不与民争利的政治主张，到夏侯胜、贡禹、鲍宣对暴政的揭露与抨击，无不贯穿着仁学精神。
东汉后期，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玄学产生，佛教、道教流行。
玄学盛行之际，“名教”被批判，周公、孔子遭轻薄。
例如，东汉末年的曹操曾因“后生者不见有仁义礼让之风”而伤神，但他却认为“承平尚德治，乱世赏功能”，故下《举贤勿拘品行令》，宣称可以任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
玄学家也有人认为儒家的伦常合乎人性自然而加以肯定，说“夫仁义者，人之性也”，这不是对儒家“名教”的调和，便是用道家的理论为儒家思想作论证。
魏晋隋唐长期的儒、佛、道“三教”争斗时期，儒家的仁学甚至沦落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宋明时期，理学兴起，仁学终于走出了危机。
孔孟道统取得了独尊地位，以仁为核心与实质的伦理本体建立起来。
理学家集从前仁学之大成并有重大发展，他们以仁为理、为太极，将仁的实质归结为“天地生物之心”，使仁的思想更加丰富，恢复了仁学的目的论精神，仁学也真正成为一种时代精神。
在此背景下，王安石乐做“亲民之官”，立志改革；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倡导革新；张载立志“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更多的人在反对权奸或者挽救民族危亡的关头表现出高风亮节，视死如归，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正气歌”。
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更心系“万民之忧乐”，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为理学时代的仁学做了极好的总结。
近代以来，内忧外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谭嗣同的《仁学》、康有为的《大同书》是批判继承发展仁学的代表，体现了仁学在近代的新变化、新面貌。
前者以仁作为冲决罗网的动力，他提出“民本君末”、“君权民授”，提倡仁说，谓“仁以通为第一义”；后者以仁为未来理想社会的价值基础，看起来它吸收了民主、自由、人权等资产阶级思想，与孔孟仁学有“实质”区别，但其深层核心处却依然体现了孔孟仁学的价值标准。
三孔子仁学思想内含丰富，并为后世历代继承和发扬。
考察这样的历程，我们不难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认识。
首先，后世学者认为孔子思想中包含仁礼矛盾的看法是不全面的。
我们研究孔子的思想，认为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最初，孔子所关注较多的是礼，他所念念于怀的是如何以周代礼乐重整社会。
但事与愿违，孔子到处碰壁，他不得不进一步思考“礼”之不行的深层原因，便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仁”，议论仁与礼的关系，孔子的仁学思想得到了充分的拓展和完善。
全面地看，不难发现孔子的仁学是为其“礼”的思想服务的。
礼的思想有其秩序性的内核，体现了他对社会稳定的关注。
那种将“礼”与后世所谓“礼教”简单等同起来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至于后世的“名教”、“名分”乃至“三纲五常”，则是后儒片面强调礼，将礼绝对化的产物，与孔子礼的主张已经有所区别。
孔子的仁学服务于礼，却代表了人道精神、道德精神、群体精神等等，今天仍然值得大力提倡。
第二，在长期的封建时代，孔子的仁学对政治的清明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仁学反映着时代，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
长期以来，在仁学精神的培育下，中华民族逐渐养成了许许多多的优良传统，如修养完善自身道德，持守“为政以德”；为政顺应民心，与民同忧共乐；爱惜民力，轻徭薄赋以养民。
事实证明，仁风昌行时期，总是政治相对清明，官吏相对清廉；暴行大作之时，往往贪敛之风盛行，社会动荡不安。
第三，孔子的仁学思想造就了中国人民注重亲情伦理的特性，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富有了浓厚的感情色彩。
在新出土的竹简中，“仁”字从身从心。
《孟子》记告子之言曰：“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孟子也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可见，仁突出了人的内在因素即思想观念的特征，是人的真善美道德属性的表达。
有仁的思想品质，才会有义的行为，故曰“仁者，义之本也”，正义的行为准则是与仁相伴的。
中国古代重孝，孔子曾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尽孝道，更不会有什么良心善行。
有了孝行，才有人与人之间的谦让与诚信，才会有当政者的“养民也惠，使民也义”。
所以，汉代倡导“以孝治天下”；北魏孝文帝说“《孝经》一卷，人行之本”；隋文帝说“《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
上行下效，孝是一切伦理的根本，由此推广开来，便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便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