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的三个阶段及史实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为西学东渐的第一阶段。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是西学东渐的第二阶段。
从民初到“五四”时期，是西学东传中国的第三阶段。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为西学东渐的第一阶段。
在鸦片战争前的闭关锁国时代，异国是那样离奇而遥远。
中国人把西方文明当成海外奇谈。
然封闭不能自固，锁国难保国门。
在鸦片战争时期，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人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
其时，朝士多耻言西学，只有极少数目光远大的改革者开始瞩目西学。
此时此刻，真正的爱国者不是满口忠君保国，以“天朝上国”作为精神安慰的封建官僚，而是从这个腐败的官僚和士大夫阶层中离析出的有识之士。
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和痛砭时弊的改革倾向，以及向西方学习的尝试，是把炽烈的爱国热情倾注在冷静而现实的政治思考之中。
他们是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启蒙者。
他们的基本思想就是了解夷情，“师夷长技以制夷”。
这些卓识远见表明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思潮的始初就和爱国精神交融在一起。
包括林则徐组织人力翻译慕瑞的《地理大全》部分章节而编成的《四洲志》（1841年）、林则徐将资料交付魏源编成的五十卷巨著《海国图志》（1842年），以及徐继畲的《瀛环志略》（1848年）、江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1841年）、杨炳的《海录》（1842年）、肖会裕的《英吉利记》（1842年）、梁廷枬的《合众国说》（1844年），从1840年到1861年，中国的文人学者写出了至少二十二部介绍夷情的著作。
这些作品对西欧国家地理、历史、政治、军事、经济诸情况都有所介绍。
以魏源为代表，承认了西方的军事优势和武器精良。
因此，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他主张在广州设造船厂、兵工厂，并延聘法、美工程师。
据有人统计，“1821—1861年，至少有六十六人赞成中国必须采办这种军舰和枪炮”<费正清《剑桥晚清中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
>。
不过在实践上，除了林则徐购买洋炮以加固海防外，上述师夷长技的主张只能是一种书面意向，其“制夷”的爱国目的就很难实现了。
如果说，在中外战争中已提出了“师夷长技”的主张，那么在紧接着的国内阶级战争—清王朝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特别在战争旷日持久进入决战阶段时，仍然不可避免地提出西学问题。
于是中国人加大了向西方学习的步伐，兴起了“制器练兵”、“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实质上是一个军事上、技术上寻求西化的运动。
当时，战争的双方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先后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问题。
洪秀全在早期就从西方传教士的布道书中借来了“上帝”，来和人间的邪恶作斗争。
并怀着“天下一家”的善意在抵制外国侵略的同时，结好“洋兄弟”。
一个外国人亲身体验了天王洪秀全所缔造的这种情谊：“我们被称为‘洋弟’，真是感到高兴，要知道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称外国为‘洋鬼子’。
”<《中外关系史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264页。
>在后期则有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提出发展近代交通、通讯，兴办银行，保护工商业，奖励科学发明，保护专利权，鼓励私人开矿，准许雇佣劳动等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主张。
不过，这些和当时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协调，因此，太平军除购置了少量洋枪洋器和聘用少许洋人外，很难在学习西方上有所作为。
从中外反动势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联合会剿太平军开始，中国的洋务运动也就揭幕。
然而洋务派“富国强兵”的主张、制器练兵的行动，又使他们在类似《镜花缘》中那个两面国中的人一般，在狰狞的反面还有另一张“和洋”的脸孔。
在外国传教士的媒介作用和中国首批外交使节出国带回的信息中，洋务派了解了更多的西情西学，成为当时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先导。
洋务派在整个中国士林还沉浸在封建旧学的王国中，能以一定的主动性引进西学是有其进步性的。
这从洋务运动时期一批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学、天文学、医学、农学著作，如《几何原本》、《代数学》、《声学》、《光学》、《电学全书》、《格致启蒙》、《化学鉴原》、《化学考质》、《金石识别》、《西医大成》等科技书籍的编译出版可以得到证明。
据约略计，“自清末曾国藩创办制造局，以译西书为第一义。
数年之间，成者百种。
而京师国文馆及西士之设教于中国者，后先译录。
迄光绪二十二年，可读之书，约三百种”<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315页。
>，仅江南制造局在开局二十多年间就译书163种，另附刊32种，其中专门介绍西情的《西国近事汇编》就出了108期，西学引进的积极作用，从达尔文进化论、哥白尼日心说等在中国启蒙，从李善兰（数学家）、华蘅芳（数学家）、徐寿（化学家）、章鸿钊（地学家）、张相文（地理教育学家）、詹天佑（工程师）等一批近代科学晨星在华夏大地上的出现。
从一批拥有近代科技的冶炼、机械制造、化工、轻工、农产品加工、民用工业的官办、民办工厂之创建，从一批近代学堂、医院报馆等的创设，都可以得到印证。
洋务派和太平天国的农民英雄们从对立的立场出发，都有限地引入西学，毕竟由于太平天国领袖们受小生产者识见所限，而洋务派则视野开阔一些，故当容闳赴金陵谒见干王洪仁玕，建言组织良好军队、颁定教育制度等七事时，干王除了给他一个“义”字爵的封赠外，容闳一无所获，只得遄归。
稍后，他投奔曾国藩，参加创办江南制造局。
出洋购置机器，带留学生出国，又翻译哥尔顿之《地文学》、派森之《契约论》。
容闳在太平国和洋务派两者比较中作出的选择，耐人寻味。
它主要表明了洋务派在学习西方的倾向上要比农民高出一筹。
但洋务派对西学的引进，主要从实用的目的出发，重在西方的技艺。
从整体而言，他们学习西方确乎舍本求末。
当然“很有几位忠实的学者——如壬叔善兰、华蘅芳等辈在里头，译出几十种科学书，此外国际法及其他政治书也有几种，自此，中国人才知道西人还有藏在船坚炮利背后的学问，对于西学的观念渐渐起了变化，虽然这是少数中之极少数，一般士大夫对于这种‘洋货’依然极端地轻蔑排斥。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27页。
>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是西学东渐的第二阶段。
它在更高的层次、更广泛的范围内，开启了引进西学的大门，维新派和革命派都热衷西学，师法西方，以期中国富强。
当时，清廷当局也被迫有限地开放禁区，改变政务，调整工商、教育等方面的改革。
从西学的输入而言，这一阶段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已冲破了洋务派的单纯技术引进的界限。
其一是对西方政治体制的关注；其二是对西方学术思想，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引进。
这两者又是相互连结、相互促进的。
首先是一批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和个别的洋务派，在洋务运动时期就提出不仅在技艺上而且要在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上学习西方的主张。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力倡师法西方，鼓吹政治改革，“法苟不善，吾斥之；法荀善，虽蛮貊，吾师之。
”<《校邠庐抗议》卷二第10页。
>洋务派中的思想家、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认为西方富强之道在政治修明，中国应学习西方制度文物。
他如王韬之《弢园文录》，薛福成的《筹洋刍议》，均有类似主张。
王韬在1873年办《循环日报》，开近代报刊之始。
及至甲午战败之后，深重的民族危机演化出了维新图变的浪潮。
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党中多饱学之士，对西方社会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做了拓殖性的工作。
康有为从1879年开始接触西学，1895年8月，他和梁启超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
次年1月，在上海创强学会，办《强学报》，同年8月在上海创办了维新运动的喉舌《时务报》。
1896、1897年两年中，全国创办二十多个维新政治、学术团体，主办报刊二十七家。
为介绍西学西政，徐维则编成《东西学书录》，分为史志、政治等三十一类。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以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为武器，提出改革官制和教育等主张。
为倡导西学，他还编汇《西政丛书》，又编箸《西学书目表》，将中国译出之西书三百多种分学、政、教三大类列著目录，在“序例”中，梁氏指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
”不过梁氏诟病数典忘祖，蔑视中学，主张中西学并重，以“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西学书目表后序》，见《梁启超诗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325页。
>。
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严复比康梁又进了一步，康梁是通过他人介绍，间接了解西学。
严复通外文，直接译介西方学理。
在1877—1879年间赴英留学时，亲身体察英国社会制度，研习孟德斯鸠等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把建立英国式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作为最高理想。
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震动一时的政论《原强》、《辟韩》、《论世变之亟》等，并译述了被称为“中国西学第一”的赫胥黎之《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将西方最锐利的思想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投入中国学界。
中国要自强，必须变法维新；要变法维新，就要学习西方，这是维新派所共具的主张。
但康有为学习西方时采取了中国传统的今文经学形式，以孔子改制之说来论证维新。
严复则从西方自然科学入手，摒弃儒家今文经学形式，批判宋学义理、汉学考据等旧学，否定洋务派之“中体西用”论，举起向西方学习的旗帜。
他认为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西学是“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原强》。
>并遣责了“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以致”者为“狂易丧心之人”<《论世变之亟》。
>。
严复是把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方法论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是近代介绍西学的巨匠。
历史下行，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邹容等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国外沐浴欧风美雨，批判康梁改良主义，播殖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己任。
在辛亥革命时期，传播西方革命思想成为西学东渐中的主流。
孙中山本人远在1878年到檀香山时就接受西学，“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孙中山《答翟尔斯教授书》，参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194页。
>后来，他远涉重洋，数度游历欧美，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以及各种流派以社会主义思潮有广泛接触。
经过长期的思辩和论证，形成了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孙文学说。
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赴欧、赴日留学生大额增加，他们在海外办报、译书、写书。
1900年，留日学生成立了“译书汇编社”，接着又成立“科学书译辑社”、“湖南译书社”等。
仅1901至1904年间，就译出日、英、美、德、法、俄等国史志、哲学、法政、教育、外交、兵制、农政、矿务、工商、理化、卫生等各类书籍533种<《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101页。
>。
其中如1903年范迪吉等译的《普通百科全书》达一百册之多。
同时，“随着留学生出版物的增加，产生了由中国人印刷中国书的要求。
中国人办的印刷所终于在东京诞生了”<（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77页。
>。
在晚清之世，随着救亡图存爱国运动之开展，文化方面也出现了新的转机，“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界革命”、“史界革命”，以及国民教育活动接踵而起。
在国内外举办了不少报刊，革命者出版的宣传小册子总计四十种以上。
1897年商务印书馆的创办，在编印新式教科书，出版各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作，创办各种杂志方面，都是开风气之先的。
这一时期，革命派在国内外创办了《国民报》、《苏报》、《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许多报刊，宣传西方民族主义、民权思想和西方革命史实，据台湾学者张玉法查考，现存《浙江潮》十期，共载重要论著288篇，其中鼓吹西方民族、民权思想的占75篇，介绍社会主义的11篇。
《江苏》十二期中，共载文385篇，其中宣传西方民权、民族思想的达125篇<台湾近代史研究所专刊《清季革命团体》第17-20页。
>。
从民初到“五四”时期，是西学东传中国的第三阶段。
当时，一方面是民国建立，民主气氛高涨，学术趋向自由；另一方面是袁世凯等进行封建复辟活动，以孔教为旗帜的封建文化猖獗一时，向资本主义新学发动反攻。
国民党、社会党以及其他许多小党派被解散；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全国约五百种报纸，大部被封禁。
祭孔尊孔、整理国故、国粹至上的复古浪潮迷漫社会和学术领域。
袁世凯署名颁行的《颁定教育要旨》中提出“法孔孟”，《特定教育纲要》中规定“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261页。
> 面临封建旧学的反扑，新学乃奋然迎战，陈独秀说：“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反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陈独秀《宪法与礼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
>从而爆发了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展开了新旧学的大激战。
到“五四”前后，如大地解冻，万卉抽萌，全国各地学会林立，社团峰起，西方的哲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广泛流入中国。
在自然科学方面，1913年成立了中华工程师学会，以詹天佑为会长，出版了《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
1914年由几个留美学生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会址在美国，后迁回国内），次年创办《科学》杂志。
科学社包括农林、生物、化学、化工、土木、机械、电工、矿冶、医药、物理、数学等各方面人士，不少人是中国近代科学中各学科的创建者。
在社会科学方面，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吴虞、鲁迅等一批思想界、学术界的明星，为传播西学，建立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和现代文学艺术，做了开拓性工作。
譬如陈独秀、胡适等在提倡白话文方面的贡献，又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虽然问题很多，但它抛弃了从中国经学体系言哲学的旧路子，开了以近代方法探索中国哲学史之先河。
这一时期，国内外学术交流相当活跃，中国留学欧、美、日的学生大幅度增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赴法勤工俭学者数以千百计。
他们从海外输回了各种学术知识和学术信息。
一些有世界影响的学者，如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英国的罗素还分别在“五四”后不久赴中国各省市讲学，其讲义又刊行成册，流布各地。
这一阶段，西学输入的最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清末就有人谈论马克思，讨论社会主义，但毕竟未真正理解，而且影响亦有限。
经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中国才真正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也才有人从科学的意义上把握社会主义。
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李达等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立了历史性的功勋。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就是在他们的拓殖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的理解。
在近代以来，一直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所奉为圭臬的民主主义和进化论的政治、历史观念，到此，开始让位给社会主义和阶级论了。
在“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以风糜之势在中国的传播，无疑是西学东渐的最大成果。
儒家对世界的影响
对中国的影响 文化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社会，所传授的不外。
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专制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对东亚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
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
对朝鲜的影响 在朝鲜半岛，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和等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鲜半岛。
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
高句丽于372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学说。
百济于4世纪建立儒学教育制度。
儒学在新罗传播，大约在6世纪。
新罗统一后，进一步发展儒学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学，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
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国王甚至亲“幸国学听讲”。
与此同时，还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状元，出现了一些著名儒学者，如强首、薛聪、金大向、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
高丽王朝建立后，在首都开城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乡校，广泛推行儒学教育。
958年，高丽开始举行科举，把儒家经典列为主要考试科目，从而推动了儒学迅速发展，并且出现了私学（私塾）。
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徐兢称赞朝鲜半岛儒学之盛说：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国子监里“选择儒官甚备”。
大街小巷上经馆和书社三三两两相望。
少年们聚集在一起，跟随老师学习经书。
年岁稍长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观之类的地方讲习切磋。
社会各阶层的子弟，都“从乡先生学”。
朝鲜王朝时期，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学，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
朝鲜王朝的儒学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
官学系统，中央设成均馆，是为国家最高学府。
另外在首都汉城还设有中学、东学、西学和南学等四学。
成均馆和四学是中央直接管辖的教育机关。
地方各道和邑设有乡校。
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劳动者，用以作为办学的经费。
私学是各地的儒家学者创办的私塾或书堂。
私学日益发展，成为朝鲜王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朝鲜王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
科举分文、武两科。
文科考试须经三榜，考试科目主要有儒家经典以及有关现行政策和各种形式的汉诗。
武科也进行三次考试，考试科目除兵学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
总之，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在朝鲜王朝的500年间，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对日本的影响 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以前。
据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和等儒家典籍，他们还都曾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讲授儒家学说。
继体天皇时期（50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
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
“冠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阶。
“十七条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
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
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于是儒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官僚必修的教养。
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献于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
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和为必修科目。
757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奖励“孝子”、“贞妇”。
701年，重视孔。
768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
藤原基经当摄政时（877—890年），“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
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
南北朝时代，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
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未能取得优势地位。
只是到了德川时代，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儒学（朱子学）才摆脱了佛教的压制，达到空前繁荣的时代。
德川幕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
因此，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
于是，儒学（朱子说）被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
藤原惺窝于1590年著，是最早用日文宣传宋儒“理性”的著作。
后来受德川家康的召见，并为其讲授《大学》等儒经。
1599年著《四书五经倭训》，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训读《四书五经》的儒学家，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
藤原惺窝有门徒150余人，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学家。
林罗山历任儒官，作过将军的侍讲、顾问，参与幕政。
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以维护封建秩序。
他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
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
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
”林罗山以“天人相关”、“天人合一”的说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从自然界法则引伸出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从而把社会的“上下贵贱之别”说成是合理的、永恒的。
林罗山以儒学理论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发挥了作用。
对越南的影响 儒学在越南文化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东汉末年，广西人士燮游学洛阳，研究左传、尚书等典籍，后来任交趾太守40余年。
据《越南四字经》说：“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
”说明早在三国时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学教育。
10世纪，越南独立以后，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于中国，政府选拔人才也采取科举制度，以诗、赋、经义等为考试内容。
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创制了越南民族文字，称为“字喃”。
此后，中国儒家典籍大量传入越南。
宋元时期，越南刊刻过不少儒家经典和汉译佛经。
出现了不少明经的儒家学者。
15世纪初，明成祖曾下诏，以礼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国来，其中包括明经博学的儒学者。
可见儒学在越南的影响之深。
对欧洲的影响 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首次将《论语》翻译成拉丁文，1687年利玛窦译本在法国巴黎出版。
以后《论语》被转译成法文、英文等。
1691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李明从中国回到法国，出版了《中国近事报道》和《论中国礼仪书》，向西方世界介绍东方的儒家思想并批评西方的堕落。
对现代的影响 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等。
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台湾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
“崇文”、注重教育是儒家思想也是华人的基本价值观之一。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是一档怎样的节目
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思想资源。
它发端于商周时代，“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突出体现了这一时代政治生活中的原始民主制色彩。
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民本思想虽然仍是重要的官方意识，但两千多年中国封 建社会的政治生态实际是对民本思想的无情嘲弄。
统治阶级虽然认识到自己和民众是舟和水的关系，希望民众能够安居乐业，实现“本固邦宁”的政治目标，但这种愿望在以阶级剥削为前提的封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冲击下根本无法实现，民本思想在长期的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也就逐渐演变为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空话。
民本思想虽然在封建社会没有实现的条件，但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它不仅哺育了一大批关心民众疾苦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而且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近代中国，它被进步人士注入新的理论内容，与西方“民主”相嫁接，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思想武器。
我们有理由相信，“以民为本”的思想在社会主义中国将真正焕发出新的光辉。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珍贵历史遗产。
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早期国家形成的肇始，它的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并有所衍变。
近代以来，民本思想从封建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官方意识形态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赋予民本思想以全新的理论内容。
今天，梳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文化内涵及其发展衍变的历史脉络，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民本思想的历史渊源 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
尽管学者迄今对“民”早先的身份地位尚有不同理解，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民”在先秦时代是城邦国家的被统治阶级，也是当时社会的主要劳动者。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见于传世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
我们虽然无法判断《五子之歌》已佚原文是否存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但根据可靠的先秦文献，完全可以认为民本思想在商周时代已见端倪。
贾谊《新书》和董仲舒《春秋繁露》等书释“民”为“盲”、“瞑”、“懵懵无知”，意为没有文化和愚昧，这种含有轻蔑意思的训诂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但它是否是“民”字所以得声取义之由，还是大可怀疑的。
因为在先秦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民”的另一种叙述。
《尚书·盘庚》：“朕及笃敬，恭录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同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左传》桓公六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可见在先秦时代，在统治阶级心目中，“民”是很受尊重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民”提升到统治阶级的行列。
在国家尚未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包括氏族和部落首领在内，每个人都是氏族和部落的成员，他们的身份是平等的。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有了国家，有了阶级，也有了君主、贵族、平民和奴隶之别，但是氏族制度的古老传统并没有迅速消亡。
一般的氏族和部落成员虽然变为君主和贵族所治理的“民”，但先辈所曾拥有的尊严和荣誉还遗留在他们的记忆中。
正是氏族制度的这种古老传统，成为文明社会“民惟邦本”的思想渊源。
“民惟邦本”的另一层意思，是承认“民”是社会和国家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如果离开了他们，国计民生都无从谈起。
《国语·周语》说，周宣王即位之后，不籍千亩，虢文公曰：“不可。
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蔗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蓄殖于是乎始。
”天子带领群臣和庶民籍田，表示重视农业生产和与民共劳，“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
” “民惟邦本”的观念在早期国家的一个显著体现，就是原始民主的传统在城邦政治生活中还起着重要作用。
《尚书·洪范》说周武王问政于箕子，箕子建议他除了“谋及卿士”、“谋及卜筮”外，还要“谋及庶人”。
《周礼·秋官·小司寇》职文说：“掌朝外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
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尚书》言治之意者，则惟言庶民。
《康诰》以下九篇，周之经纶天下之道胥在焉。
”《国语·周语》说，厉王暴虐，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
”厉王把有怨言的民众都加以杀害，召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厉王不听，终于引起国人暴动，把厉王赶跑。
这个例子说明，民众在不堪忍受统治者的残酷压迫时，会像冲破堤防的洪水一样，使统治者遭受灭顶之灾。
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
各国的公室和卿大夫之间，以及卿大夫互相之间，经常发生争夺权位和财富的斗争。
在这些斗争中，民众的向背起着重要的作用。
《左传》昭公三年说，齐国的田桓子把粮食贷给民众，用大斗借出，小斗收进，民众十分感激，“归之如流水”，齐国的政权终于落入陈氏（即田氏）手中。
晋国的公室腐败，“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相望而女福溢尤。
民闻公命，如逃寇雠”，晋国的政权于是也被六卿所把持。
鲁昭公被季孙氏驱逐出国。
赵简子问史墨，为什么“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
”史墨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
虽死于外，其谁矜之
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
”（《左传》昭公三十年）国君失德，置民于不顾，就难免为民所弃。
所以《孟子·尽心》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其实孟子所说的“民”、“社稷”和“君”的关系，乃是早期国家形成时“民为邦本”的政治文化概念，到了战国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了。
“二律背反”：民本理念与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生态 秦汉以后，二千多年封建社会并没有把民本思想排除在官方意识之外。
不仅一些儒学思想家、政论家经常宣扬民本思想，不少皇帝也公开承认“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
这是因为，稍微明智一些的封建统治者都深知人民在国家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而都要把自己打扮成民众的保护者。
如果他们公开否定民本思想，就等于抛弃自己的子民，也就会毁坏统治的合法地位。
假托记录孔子言行的《孔子家语·五仪》说：“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
”历史实际也确实如此。
尽管专制主义皇权对民众可以予取予求，残酷剥削和压迫，但是一旦民众奋起反抗，任何煊赫的王朝都可能顷刻瓦解。
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和规模之大，足以使许多封建统治者引为警戒。
这一点，唐太宗体会最为深刻。
他曾经对大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又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
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贞观政要·君道、政体》）封建统治者把民众视为邦国之本，把自己和民众的关系比喻为舟和水的关系，希望民众能够安居乐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能够和睦相处，这并不是一种虚伪的道德说教，而是基于期望封建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
但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以阶级剥削为前提，民本思想与这种剥削制度有着天然的矛盾，这就决定了民本思想必然由于“二律背反”而受到种种限制，并且最终变成一种根本无法实现的政治空话。
二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态，实际上是对民本思想的无情嘲弄和践踏。
农业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生产部门。
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并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特色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
封建社会民本思想的核心，可以说就是要保护小农经济这个广阔基础。
春秋战国以前，土地属于以血缘或地缘为纽带的共同体所有，农民家庭需要定期“换土易居”，当时并不存在农民丧失土地的问题。
但随着私有制因素的增长，这种以“井田制”为特征的共同体土地所有制逐渐瓦解。
战国时期各国变法，加速了土地私有化的进程。
自耕农的小土地所有制虽然获得了广泛发展，但由于其固有的弱点，经不起天灾人祸的摧残，自秦汉以后很快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
丧失土地的农民不是成为地主豪强的劳动力，就是外出逃荒成为流民。
自耕农数量的减少不仅使得封建国家征发赋税徭役的源泉日趋枯竭，而且大规模的流民浪潮还往往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威胁封建国家的统治。
因此，历代王朝都要想方设法维护小农经济，减少国家版籍上农民户口的流失，因而劝课农桑就成为封建国家的一项重要经济职能。
西汉渤海太守龚遂，“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东汉桂阳太守茨充“教民种植桑柘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履，民得利益焉”，就是地方官吏劝课农桑的典型（《汉书》与《后汉书》《循吏传》）。
对无地少地的农民，封建国家还实行“授田”、“假田”、“赋田”以及移民实边等政策措施，把国有土地分配给他们耕种。
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战乱之后，往往出现大量的无主荒地，这就为封建国家调整土地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为了解决“地有遗利，民无余财，或争亩畔以亡身，或因饥谨以弃业”（《魏书·高祖纪》）的严重社会问题，下令推行均田制。
从北魏经北齐、北周至隋唐，均田制基本上一直沿袭下来，只是授田的标准和实施的情况有所变化。
安史之乱后，由于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封建国家手中已无多余土地可供分配，均田制终于宣告废弛。
明末清初的几十年战乱，使全国各地又出现了大量荒芜的田土。
康熙帝下令禁止满族王公贵族圈地之后，鼓励农民垦荒，“永准为业”。
与此同时又实行“更名田”，把明朝藩王散在各地的田产交给原来承佃的农民耕种，“改入民名”，使自耕农的人数得以大幅度增加。
促使农民破产流亡的主要原因是频繁的自然灾害、繁重的封建赋税徭役和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忽视饱经战乱的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的愿望，“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造成“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以至“海内愁怨，遂用溃畔”的后果（《汉书·食货志》）。
贾谊在《过秦论》中，曾以秦亡的历史教训，指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
汉初崇尚黄老“无为”的学说，轻徭薄赋，减省刑罚，使残破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自汉迄清，历代赋役制度屡有变化，但大体上可以看出，所谓“盛世”和“乱世”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当封建国家的赋税徭役稍有节制时，广大农民就有一个比较安定和宽松的环境从事生产，全家老小得以糊口；而当封建国家的赋税徭役异常繁重时，农民不仅饥寒交迫，还不得不卖田宅鬻子孙，四处流亡。
一般说来，对于制度内的赋税徭役，农民尚能勉强忍受。
但封建统治阶级并不会满足于这种制度内的剥削。
一些无道昏君和贪官污吏往往不顾农民死活，在定制之外肆意横征暴敛，从而把农民驱向破产和死亡的深渊。
隋朝初建时，赋役较轻，农民在籍户口数量增多，但隋炀帝即位后，穷奢极侈，又多次对高丽用兵，农民赋役负担空前加重，以至许多地区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隋书·食货志》）。
清初整顿赋役，康熙诏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推行“摊丁入亩”，对明末以来备受摧残的小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由于吏治腐败，农民的负担仍然很重。
雍正为了遏制官吏对农民的非法盘剥，对官吏实行发放“养廉银”制度。
但在封建制度下，提高俸禄并不能杜绝官吏的贪污。
许多官吏在领取“养廉银”之后，照样对农民“横派滥征”，以饱私囊。
反对地主豪强对农民的土地兼并，是封建社会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但这并不意味着持这种主张的士大夫反对封建的剥削制度。
它实际上只是封建统治阶级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存在矛盾的一种反映。
晁错说，商人地主“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董仲舒则主张“限民名田，以澹不足”，指责地主豪强“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
”（《汉书·食货志》）他们都是从封建国家整体和长远的利益出发而反对地主兼并农民的。
东汉末年，士大夫中有人主张恢复井田制，“限夫田以断兼并”（仲长统：《昌言·损益》）。
但即使是这种“限田”的主张，其实也根本无法付诸实现。
西汉末年封建国家曾一度颁布限制诸侯王、列侯和吏民名田的方案，结果就因为遭到朝中权贵的反对而束之高阁。
民本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和政治实践 民本思想在封建社会“二律背反”的条件下没有能够实现维护小农经济的目的，但它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却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民惟邦本”这个思想命题在近代中国被注入了新的理论内容，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思想武器。
传统的民本思想是在承认专制君主权威至上的前提下，来观照“民”之为“邦本”的。
这种内在矛盾是注定它无法实现其政治理念的根本症结。
但是，“民惟邦本”的思想既然成为历代士大夫精英的政治信条，它不但哺育了一批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而且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腐朽，它必然会促使其中一些人利用民本思想来反对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统治。
早在明末清初，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就猛烈抨击封建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他还批评君主专制制度下的臣僚所以“不得不讲治之牧之之术”，只是因为“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
黄宗羲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这种批判，已经触及了传统民本思想的要害，透露了近代民主启蒙的气息。
梁启超曾谈到，《明夷待访录》对他那一代青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传入中国，对传统民本思想向近代化的演变起了催生作用。
主张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时，巧妙地援引了传统民本思想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
康有为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就引《洪范》、《孟子》、《周礼》的有关记载，证明自己主张“君民同体”，符合“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的古训。
这种比附虽然牵强甚至荒诞，但认为“君民同体”，主张“君民同治”，这与传统民本思想把君与民比喻成舟与水的关系，显然是有区别的。
严复和谭嗣同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
严复在《辟韩》中把君主和臣民的关系看作是历史早期阶段社会分工的一种需要：“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
”“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
”谭嗣同在《仁学》中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
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
……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
……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
”认为君臣皆因“卫民”的需要而设，民才是“天下之真主”，“君末也，民本也”，民可举君，也可废君。
这些观点已经带有浓厚的近代民主色彩，可以说是突破传统民本思想内涵的一大进步。
资产阶级改良派承认人民是国家之“真主”，但又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这在理论上显然是有矛盾的。
他们对此的解释是因为中国的国民素质太差，由专制而达共和需要经过立宪这一阶段。
康有为说：“欲速变法以救危亡，非先得圣主当阳不为功；欲定良法而保长久，非改为立宪民权不为治。
”（《康有为政论集》卷上）梁启超则宣称：“共和的国民心理，必非久惯专制之民能以一二十年之岁月而善成”，“今日中国国民未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饮冰室文集》第二册）。
这就暴露了他们主张民权的不彻底性和虚伪性。
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在要民主共和还是要君主立宪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孙中山明确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专制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接受的”；“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
他指出改良派诬蔑中国国民不够资格实行共和这种谬论，“是将自己连檀香山的土民、南美的黑奴都看作不如了”（《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革命派阵营对于如何伸张民权的思想认识是比较混乱的。
如章太炎因为看到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民主政治容易被少数政客豪富所把持，竟然提出：“与效立宪而使民有贵族黎庶之分，不如王者一人秉权于上，规模廓落，则苛察不遍行，民犹得纾其死。
”（《代议然否论》） 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对于如何实现“民权”虽然主张不同，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不了解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不相信人民群众才有当家作主的能力。
只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李大钊在建党初期撰写的《平民主义》一文中说：“‘平民主义’是democracy译语，有译为‘民本主义’的，有译为‘民主主义’的，……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农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和《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论著中，多次强调：“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做主”，“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还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 思想文化演进的历史表明，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中会被扬弃而不会完全消失。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古代和近代的民本思想加以批判地继承，吸取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教训。
“以民为本”的思想，将在社会主义中国真正焕发出其历史的光辉
托尔斯泰主义在其小说中的发展、成熟
托尔斯泰生平简介与著作简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列宁称他是伟大的艺术家，指出他在半世纪以上的文学活动中创作了许多杰出的作品，他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和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了一个第一流的地位。
托尔斯泰于1828年8月28日（公历9月9日）诞生在土拉省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
父母早亡，在姑母和家庭教师的教养下长大。
他一生的大半时间是在自己的庄园中度过的。
1844年入喀山大学的东方语文系学习，次年转入法学系，受卢梭和伏尔泰的启蒙思想的影响，开始对农奴制社会和学校教育不满，于1847年退学回家，从事农奴生活的改革。
失败后，于1851至1854年自愿到高加索服兵役，经历了克里米亚战争，不仅加深了他对沙皇专制制度和贵族阶级的不满，而且为后来的《战争与和平》描写生动的战争场面打下了基础。
50年代的农奴制危机和社会动荡促使托尔斯泰去探索解决贵族与农民矛盾的途径。
托尔斯泰的自传体小说《幼年》（1852）、《少年》（1854）、《青年》（1857）部曲，通过贵族青年尼古林卡性格的形成过程，揭露了贵族生活方式对人的恶劣影响，同时又宣扬用道德上的“自我修养”来克服外界的影响。
三部曲细腻地描写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各个阶段，表现出托尔斯泰深刻的心理分析的才能。
《塞瓦斯托彼尔故事集》（1855—1856）是托尔斯泰根据自己亲身参加的塞瓦斯托波尔战役写成的。
小说把贵族军官和普通士兵加以对照，揭露贵族军官的贪婪、虚荣和追求名利，歌颂下级军官和士兵们作战的英勇，表现了作者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倾向。
《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描写的是青年地主聂赫留朵夫在自己领地上进行改革及失败的故事。
主人公站在贵族立场，在保护贵族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进行点滴改良。
这种调和阶_级矛盾的办法，遭到农民的反对。
小说的积极意义在于描绘农民贫困的真实图景，揭示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尖锐对立。
《哥萨克》（1852—1862）的主人公奥列宁同聂赫留朵夫一样，是带有作家自传性质的人物。
贵族青年奥列宁厌倦了贵族生活方式，到高加索山民中去追求纯朴自由的生活。
高加索山民的勤劳朴实以及大自然美好的风光令人神往。
在这里，他爱上了哥萨克姑娘玛利安卡，并打算放弃贵族身分，入籍作哥萨克。
但贵族阶级的偏见难以摆脱，最后又回到了贵族社会。
小说把哥萨克人的纯朴生活与贵族的享乐生活加以对照，表现作者的返回自然、生活“平民化”的思想。
奥列宁的形象反映了作者在农奴制危机时的苦闷与探索。
在小说中首次提出贵族阶级“平民化”的问题，后来在《复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旅行，访问了法、德、意、瑞士诸国。
他在瑞士，遇见了穷音乐家受嘲弄的事件激起了他的愤懑，写成短篇小说《琉森》（1857）。
小说揭露了资产阶级所标榜的“文明”、“自由”、“平等”的虚伪，愤怒谴责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自私与无耻。
《琉森》是托尔斯泰批判资本主义的最早的作品。
《琉森》、《一个地主的早晨》、“自传三部曲”以及《哥萨克》等早期创作，反映了站在自由派贵族立场上的托尔斯泰对贵族命运的思考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探索。
他把解决社会的矛盾寄托在贵族地主身上，幻想他们改恶从善，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并把原始的宗法制道德理想化。
1860至1861年，托尔斯泰为考察欧洲教育再度出国。
在巴黎，他获悉俄国农奴“解放”的消息后表示怀疑。
回国后，他担任地主与农民纠纷的和平调解人。
由于他处理纠纷时经常偏袒农民，加之他所创办的农民子弟学校受沙皇和地主的反对，1862年夏，宪兵搜查了他的庄园和学校。
他曾写信给沙皇抗议他所受的侮辱。
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给农民带来的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
力求解决国家和人民的问题成了托尔斯泰创作的主旨，他企图从历史和道德的研究中找出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
最初，他准备写一部关于十二月党人的小说；后来，他确定以1812年的卫国战争为中心，以1805年至1820年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创作一部表现人民历史作用的长篇小说，这就是《战争与和平》（1863—1869）。
《战争与和平》是一部宏伟的作品。
它以战争问题为中心，以库拉金、保尔康斯基、罗斯托夫、别竺豪夫四家贵族的生活为线索，展示了19世纪最初15年的俄国历史，描绘了各个阶级的生活，提出了许多重大问题。
小说中心思想在于表现人民是推动历史的决定力量，肯定了1812年俄国人民反拿破仑入侵战争的正义性质。
作者以极大的激情描写了俄国军民为保卫祖国神圣的土地和侵略者战斗的英雄气概。
他们在保卫莫斯科和鲍罗金诺战役中士气昂扬，为了保卫莫斯科要和侵略者决一死战。
民团穿上洁白的衬衫，准备为祖国捐躯。
在斯摩棱斯克，商人弗拉蓬托夫宁可烧掉自己的商店，也不把东西留给“魔鬼”们。
乡下农民宁可烧掉饲料，也不卖给敌人。
敌后人民游击战争广泛展开，以勇敢和机智而威名远扬的农民齐杭·谢尔巴逖举起斧头战败四个带匕首的敌人，村长的妻子华西里莎杀死几百个法军。
人民在反侵略战争中建立了丰功伟绩。
小说把俄军统帅库图索夫同拿破仑的形象相对立。
拿破仑把人民作为满足个人野心的工具，而库图索夫则热爱人民，接近士兵，善于观察士气。
他的观察力和军事才能，在鲍罗金诺战役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
作者认为任何杰出人物在历史进程中都应该服从人民的意愿。
在《战争与和平》中，对待卫国战争的态度和接近人民的程度是作者评价人物的尺度。
作者对于远离人民、对祖国命运漠不关心的宫廷贵族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他们在祖国危急的关头，仍然举办宴会和舞会，过荒淫无耻的生活；仍然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制造阴谋，进行党派之争。
他们公开称赞拿破仑，嘲笑人民的爱国热情，他们以讲法语为荣，对祖国毫无感情。
库拉金家是贵族道德沦丧、精神堕落的典型。
家长瓦西里公爵为争夺别竺豪夫伯爵的遗产，明争暗斗，设置圈套。
他的女儿爱仑是个没有灵魂的“美丽的动物”，他的儿子阿那托尔卑鄙无耻。
作者批判官僚贵族，并没有否定整个贵族阶级。
他对宗法式的庄园贵族加以理想化。
罗斯托夫和保尔康斯基两个家族就是理想化贵族的代表。
老罗斯托夫为人忠厚，善良好客；他的两个儿子积极参加卫国战争，幼子彼恰英勇牺牲；女儿娜达莎最感人之处是她深厚的民族感情和乐于接近平民，莫斯科撤退时，她迫使双亲放弃财产，腾出车辆去运送伤兵。
老保尔康斯基在战时毅然组织民团抗敌，叮嘱参军的儿子安德烈要注意爱护荣誉，他自己因国难忧伤而死。
安德烈在鲍罗金诺战役中负重伤，他的妹妹玛丽亚是家族中爱国传统的继承人。
在解决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时，托尔斯泰歌颂人民，美化庄园贵族，谴责宫廷显贵和上流社会。
小说突出描写了三个中心人物，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彼尔·别竺豪夫和娜达莎·罗斯托娃，通过他们探索俄国贵族的命运和前途。
安德烈出身于名门望族，但对贵族社会感到厌倦，经常紧张地思索生活的意义并进行自我分析。
他准备为建立功勋而献身，参战之后，打破了他浪漫主义的幻想。
他负重伤躺在奥斯特里茨战场上仰望天空，和崇高、庄严、肃穆的苍穹相比，感到自己渺小、空虚，认识到真正的英雄是坚守阵地、英勇战斗的炮兵上尉屠升和那些普通的士兵。
同普通士兵的接触，使他理解到生活的意义在于接近和同情人民。
他最后在1812年战争中负伤而死，临死前接受了《福音书》的教义。
托尔斯泰用博爱主义作为他探索的最后归宿。
彼尔在许多方面带有作者思想上和生活的痕迹。
他与安德烈性格不同，生活经历不同，但他们紧张地探索社会出路和人生意义则是共同的。
他是莫斯科一个显贵的私生子，大宗遗产的继承人。
妻子爱仑的堕落，上流社会的腐朽，使他悲观失望。
他为探索生活的出路，醉心于博爱主义的“共济会”。
他办过慈善事业，从事过农事改革，但都使他厌倦。
卫国战争的火焰使他精神再生，在鲍罗金诺战场与普通士兵的接触，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在莫斯科大火后，他企图行刺拿破仑。
在被俘期间，他接受了农民士兵普拉东·卡拉达耶夫的宿命论思想：顺从天命，净化道德，爱一切人。
最后，他虽参加了十二月党人早期的秘密团体，却主张用“积极的德行”来革新社会。
娜达莎是《战争与和平》中最动人的妇女形象。
她天真活泼、感情真挚、热爱生活。
当安德烈产生厌世恩想的时候，娜达莎的出现立刻唤醒他青春的活力。
她比周围的人都更接近人民，富有民族的感情。
莫斯科撤退时娜达莎的高尚行为表明她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结在一起。
娜达莎的形象与宫廷贵族妇女是个鲜明的对照。
托尔斯泰把她写成完美无缺，也表现了作者把外省贵族完全理想化的贵族立场。
在小说的尾声，娜达莎与彼尔结婚后，她已是三女一子的母亲，沉浸在家庭生活的忙碌中，成了作者理想化的贤妻良母。
作者赋予宗法制农民普拉东·卡拉达耶夫的形象以重要的意义。
他听天由命，逆来顺受，对善恶一视同仁，因而获得了内心的和谐和人生最大的幸福。
作者以此来鼓吹他的“勿以暴力抗恶”思想。
《战争与和平》以恢宏的构思和卓越的艺术描写震惊了世界文坛，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文学名著和人类主贵的精神财富。
70年代是俄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年代，列宁曾经引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的主人公列文说的一句话，来说明这时期俄国历史变动的特点，“现在在我们这里，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
”那“翻了一个身”的是农奴制及其旧秩序，那“刚刚开始安排的”则是资本主义制度。
这个急剧变化的历史特点，在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了精确而深刻的反映。
《安娜·卡列尼娜》交织着安娜追求爱情自由和列文探索社会出路这两条平行发展的情节线索，通过这两条情节线索，小说不仅形象地反映了俄国社会的变动，同时也鲜明地暴露了托尔斯泰世界观的尖锐矛盾。
小说首先在经济生活方面展现了俄国社会的历史变动。
在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下，封建宗法制的经济基础日趋崩溃，“贵族之家”迅速破产。
那些自由派地主，积极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
而出身微贱的商人廖宾宁、银行家波里加诺夫之流，则取代了贵族地主，成了“生活的新主人”。
作者痛心地看到，农村宗法制的自然经济正在瓦解，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到处生根；大批农民日益贫困，被迫流入城市；处处农事不振，土地荒废。
总之，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不论是贵族地主还是农民，“一切都混乱了”，都感到金钱势力的压力和对未来的不可知的恐惧。
资本主义势力也引起了思想道德方面深刻的变化。
“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人和人之间除了赤棵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①托尔斯泰无情地揭露了贵族上流社会思想道德的堕落：官场腐败，贿赂风行，结党营私，勾心斗角。
赫赫有名的卡列宁部长，是一个虚伪、冷酷、极端自私、利欲熏心的“木偶”。
天潢贵胄奥布浪斯基公爵，为了谋求一个薪俸高的职位，极尽卑躬屈节、阿谀逢迎之能事，甘愿接受银行家波里加诺夫的有意侮辱，在他的接待室里坐等了几个钟头。
而彼得堡上流社会那“浑然一体”的三个社交集团，更是贵族资产阶级灵魂腐朽、道德败坏的集中体现：以卡列宁为首的政府官吏集团，是一些尔虞我诈、冷酷自私、钻营牟利的“官僚机器”；以利蒂亚·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为首的接近宫廷的老年贵族集团，是一伙假仁假义、两面三刀的伪君子；以培脱西·特维尔斯卡雅公爵夫人为中心的青年贵族集团，则是一群荒淫无耻的高等嫖客和娼妓。
作者借安娜临死前的话对这个上流社会进行了有力的揭露与谴责：“这全是虚伪的，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
”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贵族妇女。
她不满于封建婚姻，追求真挚目由的爱情。
但她生活所在的那个虚伪的上流社会却不允许她这样做。
因为这个社会已完全被金钱权势所腐化，夫妻之间毫无真挚的感情，人们习惯于互相欺骗。
当安娜不顾丈夫的威胁，公然与青年军官渥伦斯基结合在一起时，整个上流社会就一起向她施加种种可怕的侮辱和非难。
后来，渥伦斯基又对她冷淡下来。
安娜付出了失去家庭、儿子和社会地位的高昂代价，真挚自由的爱情不仅找不到，而且陷入难堪的处境，做家庭奴隶的命运还在等着她。
她感到再也无法这样生活下去了，于是以自杀对这个社会提出了最后的抗议。
作为一个贵族社会思想道德的叛逆者，安娜追求的虽然只是个人的爱情自由，采用的也只是个人反抗的方式，但她勇于面对整个上流社会，誓死不做虚伪的社会道德的俘虏；在冲破封建束缚，反抗社会压迫方面，她做到了处在她那个地位和环境中所可能做到的一切。
这对当时的贵族资产阶级社会，具有深刻的批判揭露意义。
托尔斯泰由于世界观的矛盾，在同情安娜不幸遭遇的同时，又从宗教伦理观念出发，谴责安娜缺乏忍让的宗教感情，没尽到做妻子和母亲的责任。
他特意塑造了在爱情问题上能够迷途知返的吉提和忍辱求全的杜丽的理想形象来和安娜进行对照，用列文和吉提的理想化的幸福家庭来和安娜的不幸福的家庭相比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安娜及其悲剧的揭露批判力量。
列文是一个力图保持宗法制经济关系的庄园地主。
列文对资本主义侵袭下俄国“旧基础”的迅速崩溃感到十分不安。
但对造成这一切现象的社会原因，又缺乏正确理解。
他孜孜以求地想要找出一种振兴农业、抵制这场新的社会灾难的办法。
但他努力进行的却只是“道德”上的“自我修养”，参加劳动，和力图走一条“对于我自己对于劳动者都有利”的“独特”道路——地主和农民“同样以股东资格参加农业经营”。
他兴致勃勃地阐述了自己的改革理想：“以人人富裕和满足来代替贫穷，以利害的调和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
一句话，是不流血的革命，但也是最伟大的革命。
先从我们的小小的一县开始，然后至于俄国，以至遍及全世界。
”很明显，列文的这种思想和主张，是违背历史规律的空想，是行不通的。
改革失败后，他“濒于自杀”，否定一切理想和事业，坠入虚无主义、悲观主义的深渊。
最后，他又从宗法农民弗克尼奇身上领悟到了生活的意义，“为上帝、为灵魂活着”，要“爱人如己”，感到“上帝”就在自己心中。
列文及其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托尔斯泰这时期的思想和生活的体现。
作为一个“天才的艺术家”①，通过列文的观感，托尔斯泰非常清楚地表现了19世纪后半期的社会变动。
但“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②，通过列文的道路，托尔斯泰却“暴露了他不理解产生俄国所遭遇的危机的原因和摆脱这个危机的方法”③，表现了他的“悲观主义、不抵抗主义、向‘精神，呼吁”④。
《安娜·卡列尼娜》在托尔斯泰创作的发展过程中，无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都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
小说对贵族资产阶级的批判比过去加深了，但还没有达到后期作品那样强烈批判的深度；阶级调和论、宿命论和“不抵抗主义”的说教比以前加重了，但还没有达到《复活》那样的严重程度。
列文既是以前的聂赫留朵夫公爵（或奥列宁公爵、别竺豪夫伯爵）的继续，又是后来的聂赫留朵夫公爵的前身。
理想化的宗法制农民弗克尼奇，既是《战争与和平》中的卡拉达耶夫的发展，又是《复活》中的渡船上的“老人”的前奏，以前作品（特别是《战争与和平》）中所表现出来的深刻的、多种多样的心理描写技巧，鲜明的对比手法和辛辣的讽刺笔调，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有着鲜明的表现，在晚期作品《复活》中更得到精湛的发展。
资本主义对俄国猛烈的冲击，造成“旧基础”的急剧破坏。
俄土战争，特别是80年代初俄国连年的大灾荒，使国家经济濒临绝境，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农民的反抗斗争日益激烈。
在1879至1881年俄国第二次民主运动高涨的革命形势影响下，托尔斯泰加强了对周围事物的关注。
他自己说：“1881年这个时期，对我来说乃是从内心上改变我的整个人生观的一段最为紧张热烈的时期。
”这一时期他积极参加救济灾民的活动，参加法庭审判和人口调查，访问贫民窟，走访监狱、法庭和教堂，深入底层与农民工人广泛接触，这些活动加深了他对沙皇暴力机构及其精神支柱——官方教会的认识，促使他的世界观发生激变。
他由原来力图调和地主与农民矛盾的立场转向宗法制农民的立场。
他在日记、政论和《忏悔录》中强烈地谴责自己所属的贵族阶级的生活：“我离弃了我们这圈子里的生活，我认清：这并不是生活，……我应当去理解的……不是我们这般寄生虫的生活，而是这些创造生活的、平常的劳动人民的生活，以及他们赋予生活的意义。
”他甚至对自己的妻女也严加指责，骂她们“游手好闲”。
他放弃了“伯爵”的头衔，拒绝当陪审官，自己按照农民的方式生活，穿起粗布衣、树皮鞋，每天早起，担水劈柴，努力从事体力劳动。
他还帮助孤苦无助的农妇耕地。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这种急剧地被摧毁，使他对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加强了注意，加深了兴趣，从而使他的整个世界观发生了变化。
就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来说，托尔斯泰是属于俄国上层地主贵族的，但是他抛弃了这个阶层的一切传统观点。
”①他在世界观转变后的创作，如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0），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尔奏呜曲》（1887—1889）、《哈吉·穆拉特》（1896—1904），特别是长篇小说《复活》鲜明地反映了转变后他的宗法制农民观点本身的矛盾。
列宁指出：“托尔斯泰的学说反映了直到最底层都在掀起汹涌波涛的伟大的人民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长处。
”②托尔斯泰晚年陷入极端苦闷之中，他的平民化思想与贵族家庭的生活经常发生冲突。
1910年，82岁的托尔斯泰为了摆脱贵族生活而弃家出走，不幸中途得病，于11月7日在阿斯达普沃车站逝世。
托尔斯泰继承和发扬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在艺术上善于创新。
他扩大了艺术的表现领域，反映了广泛的社会面和丰富的生活内容。
他擅长于细腻的心理描写，善于表现思想感情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使人物形象极为生动逼真，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之为“心灵的辩证法”。
他的语言优美，用词准确鲜明。
他的作品深入地反映了1861年至1905年这个历史时期俄国社会复杂的矛盾，的确成了反映1905年俄国革命的力量和弱点的一面镜子。
二、《复活》《复活》（1889—1899）是托尔斯泰的代表作。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对地主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了尖锐无情的批判，表达了他对国家、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看法。
他以强烈的愤怒，揭发专制制度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小说通过玛丝洛娃以及监狱中的“囚犯”蒙受不白之冤，对沙皇的法律、法庭、监狱、官吏和整个国家机器的反人民本质作了广泛而又深刻的揭露。
托尔斯泰第一次在作品中把像玛丝洛娃这样被压迫的下层妇女作为主人公之一，并深刻地描写了她的不幸遭遇，这同革命风暴的临近以及作家世界观的转变是分不开的。
玛丝洛娃是农奴的私生女，生在牛棚里，被称作“救下来的孩子”。
母亲死后，从三岁起就寄人篱下，成了地主的“半养女、半家奴”。
在被聂赫留朵夫践踏遗弃后，她到处漂泊，受尽蹂躏，最后沦为娼妓。
作者愤怒地写道：“这是成千上万的妇女，不但得到政府许可，而且得到政府的奖励……。
这是十个妇女当中倒有九个会以痛苦的疾病、早衰、死亡作为结局的生活。
”这种生活使她认识到“所有关于上帝和正直的话全是骗人的话”。
当聂赫留朵夫向她表示赎罪时，她喊道：“走开，我是犯人，你是公爵，……你在这个世界里拿我玩乐还不算，又要拿我来救你的灵魂，好让你能上天堂
”这是被侮辱者长期积累的对统治阶级的仇恨，也是被压迫者发自内心的强烈反抗
作者用辛辣的讽刺手法描写法庭审判，撕下了统治阶级的“一切假面具”。
参加审判的人员是一些淫棍、酒鬼、骗子手。
副检查官在玛丝洛娃所在的妓院里寻欢作乐了一夜，以致在开审前还不知案情。
庭长明知玛丝洛娃的案子判错，但为了提前去会情妇，根本无心纠正。
法官愁眉苦脸，想着自己的心事。
无心审判。
他们竟把无辜的玛丝洛娃判处四年苦役。
小说通过玛丝洛娃同狱“罪犯”的遭遇表明，受迫害的决不只玛丝洛娃一人，而是千百万人民群众。
蒙受冤狱的有被生活所337迫四处漂泊的流浪汉；有妻子被酒店老板霸占，本人又被诬告的所谓“纵火犯”；有外出谋生因护照过期就受到监禁的石匠们：有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而被判刑的异教徒。
托尔斯泰愤怒地指责说：“被逮捕、被监禁或者被流放，全不是因为这些人破坏正义，或者做了不法之事，而只是因为他们妨碍官吏和富人们享有他们从人民那里所搜刮的财产罢了。
”托尔斯泰又通过聂赫留朵夫为玛丝洛娃四处奔走、上诉，冤案始终得不到解决的情节，说明残忍冷酷、昏愦腐败决不是个别官吏，而是从地方到中央，从外省到首都整个官僚集团所共有的反动本质。
前国务大臣查尔斯基，副省长马斯列尼柯夫，大法官渥尔夫，彼得堡要塞司令克里格斯冒特，全是厚颜无耻、卖身求荣、贪赃枉法、专横跋扈的无耻之徒。
作者还指出，问题不仅在于“执法者”，而且在于法律的反人民本质：“法律
他先抢劫每一个人，窃取所有的土地，凡属于别人的财产统统强占过来，供自己享用；他杀死所有反对他的人，然后他订出法律来禁止抢劫和杀人。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维持那对我们的阶级有利的现行社会制度罢了。
”但是，托尔斯泰否定反动暴力的同时也否定革命暴力，他批判沙皇专制制度，又反对用暴力推翻它。
小说通过农民出身的革命者纳巴托夫表达他改良主义的主张：革命“不应该摧毁整个大厦”，只要略微变一变这个“古老大建筑物的内部装置”就成了。
他主张用“道德自我修养”，用超阶级的道德观念来改变剥削制度。
列宁指出：“这位强烈的抗议者、愤怒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同时也在自己的作品里暴露了他不理解产生俄国所面临的危机的原因和摆脱这个危机的方法。
……反对农奴制的和警察的国家的斗争，反对君主制度的斗争，在他那里竟变成了对政治的否定，形成了‘对邪恶不抵抗’的学说，结果完全避开了1905至1907年 338的群众革命斗争。
”①托尔斯泰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批判及其局限，反映了第一次俄国革命准备时期千百万宗法制农民的强烈仇恨和摆脱过去的愿望；同时也反映出他们的幻想的不成熟和政治素养的缺乏。
官方教会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
《复活》对官方教会的伪善、欺骗和诡诈发出愤怒的谴责。
《复活》在对宗教仪式的细致描写中，暴露宗教的欺骗性。
神甫干这种事，只是为了骗取人民的钱财，得到一笔收入。
教堂执事认为这如同做买卖一样，可以得到“温热的葡萄酒”。
至于宗教会议议长则是为了维持有钱有势的人的“社会秩序”，惩治教徒，“拆散那些宗教教徒的家人，把他们流放到别处去”。
托尔斯泰撕下了神圣宗教的外衣，指出宗教是少数人发财和愚弄人民的工具。
小说写道：“关于正义、法律、宗教、上帝等等一切话都是空话，用来掩盖最粗暴的贪欲和残忍
”托尔斯泰对官方教会的揭露，引起沙皇的惶恐和不满。
小说中监狱祈祷一章遭到沙皇书报检查机关的斧削，只剩下五个字：“礼拜开始了。
”托尔斯泰也因此被以“邪教徒”的罪名开除教籍。
但是，托尔斯泰“一方面反对官办的教会，另一方面却鼓吹净化了的新宗教，即用一种净化了的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②。
这种新宗教在渡船上碰到的、后来又在监狱中两次出现的“古怪老人”身上体现出来。
他指责各种不同的教派“全跟瞎眼的叭儿狗似地爬来爬去”，全部不能相信，“应当相信我们自己身子里的灵魂才对”。
他这个“心灵中的上帝”就是基督教的“博爱”思想。
《复活》中两次描写宗教仪式，表明作者对两种宗教的不同态度。
一次是写监狱教堂的礼拜，他嘲笑和揭露了官方教会的伪善、欺骗和诡计；一次是写复活节农村教堂早弥撒，他用抒情的笔调，描绘祈祷的场面充满和谐、友爱和愉快，那里不分富人和乞丐、主子和奴仆、地主和农民，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基督复活了”的一片欢呼声中，互相祝福，互相亲吻。
在这里，托尔斯泰表达了自己的宗教理想。
他曾说：“把目前的暴力统治代之以上帝的统治。
换言之，代之以爱的统治，而这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是人类生活的最崇高的目的。
”托尔斯泰一方面写了农民群众对官方教会的深仇大恨，一方面又说出了他们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睦和友爱的天真幻想。
西奥多·德莱塞一生中发生的事情
（1871-1945）是美国现代小说的先驱和代表作家,被认为是同海明威、福克纳并列的美国现代小说的三巨头之一。
他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家庭，中学毕业后便自谋生计，他刷过碗，洗过衣服，做过检票员和家具店伙计等工作。
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许多素材。
1892年，他成了一位记者，走访了芝加哥和纽约等城市，广泛接触和了解了社会生活。
德莱塞的创作可分前后两个时期，是他思想和创作的转折点。
他的创作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但也存在倾向。
1900年，德莱塞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 作者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描写了嘉莉对幸福生活追求的幻灭，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指出：在美国靠诚实的劳动是找不到出路的，只有出卖灵魂，才能得到金钱和地位，真正的幸福是不可能找到的。
作品中的反传统形象遭到民众的指责，因为美国读者已习惯了小说中的妇女都被放在严厉的奖惩方案之下来展示。
1911年德莱塞又发表了姊妹篇，描写了穷姑娘珍妮和富家子弟莱斯特相爱， 后来孤独一生的惨状，作品对照鲜明，生动刻画了美国社会中的贫富悬殊，一边是衣食无着，贫困潦倒，一边是不劳而获，夜夜欢歌，这样的社会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
他的这种大胆而富于独创精神的作品立刻受到美国社会的抨击，甚至受到纽约戒恶协会的威胁。
作者另一部长篇小说1915年出版， 小说通过一个才华出众的画家的堕落，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对艺术的毒害，在美国，任何艺术要想存在，都要变成统治者所需要的是商品，都必须受到金钱的统治。
主人公尤金·威特拉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他的作品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但是却得不到上层社会的承认，他生活无着，被迫去迎合资产阶级的趣味，最终获得了成功，有了金钱和地位。
但是，尤金·威特拉却堕落成了一个庸俗的贩卖艺术的市侩，精神空虚到向宗教求救，他的天才毁灭了。
德莱塞1912年发表的、 1914年发表的和1945年发表的组成了他的现实主义巨著。
其中心人物是金融巨头柯帕乌，在这三部曲中，描写了柯帕乌从南北战争开始，怎样从一个普通的经纪人发迹成为一个百万富翁， 他70年代至90年代在芝加哥建立铁路垄断企业的活动，最后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输出资本到伦敦建筑地铁的活动，直到他的死亡。
作品从19世纪中叶写到20世纪初，从美洲大陆写到欧洲大陆，在广阔的空间和时间里， 生动而深刻地描绘了走向帝国主义阶段的美国的历史风貌，通过柯帕乌的一生真实地反映了金融资产阶级丑恶的发家史，而他的死亡也预示了金融资产阶级必然走向灭亡的趋势。
俄国十月革命给德莱塞很大鼓舞，他的世界观和创作都发生显著的变化。
1925年，他发表了长篇小说《美国的悲剧》，标志着德莱塞的现实主义创作取得新的成就，这部作品的发表使他的声望盛极一时，作品通过描写一个穷教士儿子克莱特·格里菲斯为追逐金钱、地位而堕落为蓄意杀人犯的故事，揭示了利己主义恶性膨胀的严重后果，更揭露了金钱至上的美国生活方式对人的普遍的罪恶性腐蚀毒害作用。
1927年访苏后，德莱塞又发表了一些作品，重要的有《德莱塞访苏印象记》（1928），政论集《悲剧的美国》（1931），短篇小说集《妇女群像》（1929）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