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与杜牧的文学才华和成就到底谁高谁低?
在所有的“双子星座”中，大家一般还是认为，不管他们两人在整个时代、民族中的成就、地位的情况如何，也许有些相对更高一点、有些则略微低一点，但在他们两人自己之间，是平分秋色、不相轩轾的。
只不过，他们或如气息淡雅之兰草、或如香味浓郁之菊花，在风格、见解、特长等方面有一定的差异而已，比如说中国诗歌的两大顶峰、唐朝大诗人李白与杜甫。
对此大家应该是没有什么疑义了。
但是，在对“小李杜”即李商隐与杜牧的评价上，我们至今还保持了不公正的观点。
笔者多年来查阅过大量文学理论著作与文章、文学史资料与教材，以及从读中学到读大学的授课教师，都认为李商隐要比杜牧的文学成就乃至整个人的历史地位更高些，也就是“抑杜扬李”论。
可笔者今天要为杜牧“翻案”，笔者认为，尽管“小李杜”不如“大李杜”的成就伟大、地位崇高，但在“小李杜”两人之间，这种差别不应该存在，他们也是一对“双子星座”，彼此是不相上下的。
下面笔者就分几个方面表明自己的看法。
这是抛砖引玉，特为向诸大方之家请教。
当然，笔者还要先作一点说明，从古至今，李商隐能够为那么多人，特别是学者、作家们所推崇，的确有其非凡之所在，值得推崇。
无疑，相对杜牧而言，他的诗作在艺术手法、审美价值、语言表现力等因素上要略胜一筹。
但是，要从总体上评价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乃至整个人的历史地位——尤其是像杜牧、李商隐这样数量并不多的大作家，光靠其作品的艺术水平还是远远不够的。
笔者认为，无论从其人其文来看，杜牧都有自己的优点与特点，不会逊色于李商隐，所以其文学成就与历史地位也不应该比李商隐差。
首先，就其人来说，作为文人的李商隐也许比杜牧生活得更纯粹、更审美，不做“金龟婿”，冷眼看红尘，淡泊功名，清静处世。
他博学强记，好读书翻典，时人送其外号“獭祭鱼”。
他的作品更多见的、写得更漂亮的还是个人述怀诗与情爱诗，比如他两首著名的《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雨，画楼西畔桂堂东。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年华。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同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当然，他也有一些反映现实的作品，25岁时写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中有“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之句（此诗稍有史诗之味，虽波澜曲折不及杜甫，可涵盖面更广），《北齐》中有“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之句，《隋宫》中有“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之句；他曾经也有建功立业的抱负，如26岁时写的、为王安石称赞过的《安定城楼》中写道：“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并为自己怀才不遇而感叹：“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贾生》）不过，随着自己在政治上的失望，关怀现实的篇章大大减少，他更多的还是忧郁感伤、颓唐自放：“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登乐游原》）这一片转眼就要消失的夕阳，不仅象征着他个人的沉沦迟暮，也象征着大唐帝国的奄奄一息。
还有“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残荷听雨声”（《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花下醉》）等，表现的是一种暗淡低沉的末世哀音。
作为文人，这样的人生观、世界观也许无可非议；但是，相对而言，他毕竟要比杜牧脱离社会、逃避生活。
杜牧则不同，爷爷曾贵为大唐朝廷的相国，他的功利观一直很强，面对当时朝廷的种种内忧外患，属意于经国济世，有中兴大唐的志向，“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郡斋独酌》）；秉性刚直有奇节，不为龌龊小谨，文武全才，读书时注意“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喜欢论政谈兵，不时有远见卓识，作《原十六卫》、《罪言》、《战论》、《守论》，又注《孙子》；任地方官时也给人民做了一些好事。
他在《早雁》中托物比兴：“金河秋半虏弦开，云外惊飞四散哀。
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耒。
须知胡骑纷纷在，岂逐春风一一回。
莫厌潇湘少人处，水多菰米岸莓苔。
”忧念因回鹘入侵而仓皇南逃的人民。
他在诗歌中反映中晚唐之际藩镇割据、边患频仍、民不聊生的事实：“夷狄日开张，黎民愈憔悴。
”（《感怀》）“太守政如水，长官贪似狼”（《郡斋独酌》）。
他曾经担任过史官，又关注历代兴亡的教训，所以有不少评论史事、针砭时政的怀古咏史之作，如他著名的两首绝句《过华清宫》（“长安四望秀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与《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
他的散文也是“多切经世之务”（《四库全书总目》卷151），不少文章论述削藩固边的韬略；特别是名篇《阿房宫赋》为“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而作，总结秦祚短促的教训，用以讽喻现实。
所以说，尽管他比较功利，个人的表现色彩比较明显，但他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也很强。
从这一点说，他受孔孟儒家的影响更大，而李商隐则受老庄道家的影响更大。
还有，据史书记载，杜牧的人格不大高尚，有“狎妓”之弊，放荡形骸，纵欲青楼，为正人君子们所不齿。
这是事实，杜牧无法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开脱辩解。
而李商隐做得略好一些，他的生活方式更朴素（但他也有少数狎妓调情之作）。
我们后人应该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作具体分析。
对酒狎妓，这是唐宋文人中流行的坏风气，杜牧亦难拒其惑，征歌饮酒、寻欢作乐、声色犬马，过着颓废糜烂的生活。
他的《遣怀》、《赠别》、《叹花》等诗，就是这种生活的真实记录。
这些作品为后代大量无行的文人们所称道，而且副作用越来越大，影响很不好。
但杜牧与我们当今无数的有权、有钱之人成天泡“三陪女”、“包二奶”、“养小蜜”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
第一，杜牧是真心喜爱那些色艺双全、只因生计所迫无奈卖身的青楼女子，而不是仅仅占有她们的肉体、蹂躏她们的身心。
他同情她们，他尊重她们，所以她们也很敬爱他。
如他在《遣怀》中所写：“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
赢得青楼薄幸名。
”《赠别》（二首）：“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这些诗虽然思想意义不是很高，却饱含深情，画面美好，有很高的艺术表现力，绝非一般庸俗的“性爱之作”可比，所以才能流传千载，成为名作。
第二，杜牧怀才不遇，远大理想难以实现，对社会不满，心情郁闷无法排遣，只好在饮酒作乐中发泄一番。
钱基博也说他的这些诗作“藻丽茂典之什，而有感喟苍凉之意，所以丽而不缛，气能运藻；盖得杜甫之风调，而衍其瞻丽者也”。
第三，作为诗人，杜牧在与这些有一定的才学、又比较聪慧的风尘女子交流时，既可以得到创作灵感，又能使自己的生活更丰富，何乐不为
据说其中一个名叫张好好的才妓，对杜牧的文学事业曾有很大的启发与帮助。
我们再从两人的作品来比较。
先看思想内容。
要说杜牧的诗文比李商隐的诗文更注重思想性，恐怕谁也不会否定。
相对而言，李商隐更多的是在艺术审美上下工夫，意境幽微、意象奇特、手法新颖、文辞瑰丽，但题材有限、视野狭隘、缺乏政教、格调不高。
当然，他也有一些政治诗、述怀诗，但他的作品中最为人所传诵的还是那些爱情诗，独具特色，“巧用文字，务为妍冶”。
这类诗作或名《无题》或取篇中两字为题，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
关于这类诗他自己曾解释说：“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谢河东公和诗启》）；“楚雨含情俱有托”（《梓州罢吟寄同舍》）。
如《无题》系列、《锦瑟》、《嫦娥》（“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等等。
这些诗歌中交织着他对爱情的希望、失望、乃至绝望的种种复杂心情，很典型地表现了封建时代士大夫们那种既向往爱情、又对封建礼法存在重重顾虑的隐秘难言的思想特点。
杜牧则比较重视文学事业的社会意义，他的许多作品表现了一定的爱国忧民的思想情感，更关注现实、关心民众。
前文提到，他的《感怀诗》就是写于文宗太和元年朝廷派兵镇压沧州抗命的藩镇之时代背景下，慨叹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急征厚敛造成的民生憔悴，很想为国家做一点事。
《郡斋独酌》则直接表示了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岂为妻子计，未去山林藏
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
”又如《河湟》一诗：“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
惟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
”通过河湟无力收复的事例，对朝廷的昏乱和国势的衰微，表示无限的忧愤，心情沉痛。
尽管河湟的人民还在戎服下面怀着系念祖国的丹心，但是举国上下却以麻木不仁、醉生梦死的态度来听取从河湟传来的歌舞。
《华清宫诗》：“雨露偏金穴，乾坤入梦乡”，也有异曲同工之意。
诗歌《早雁》则用比兴手法，以大雁象征边地人民。
那些在回鹘侵略践踏下逃回祖国的边地人民，与惊飞四散的哀鸿并无两样。
作品中既表现了作者对难民的体贴同情，也暗示统治阶级对他们的漠不关心。
这几首诗的思想内容与现实背景，和白居易的《缚戎人》、《西凉伎》是相近的，只不过他用的是近体，写得更“简练浑括”。
他的咏史诗，如前面提到的《过华清宫》，就是借历史题材讽刺统治者的骄奢荒淫。
它通过人们所熟知的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含蓄而有力地讥笑了晚唐王朝的荒淫享乐。
其创作意图与他因不满“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而写《阿房宫赋》是完全一致的。
而他另外的一些咏史诗，则带有较为明显的史论特色。
如《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乌江亭》：“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都是对历史上兴亡成败的重大事件发表自己的独创议论。
杜牧作诗非常看重思想内容。
他在《答庄充书》中认为文章应该“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兵卫”。
他很推崇李白杜甫，指出“李杜泛浩浩”，“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
他在《李贺歌诗集序》中一方面肯定李贺的作品是“骚之苗裔”，同时又认为他缺乏《离骚》那种“言及君臣理乱”，“有以激发人意”的思想。
他在《献诗启》中说他自己的创作是“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
这些都可以看成是他在诗歌理论上的主张和创作上的积极追求。
再论艺术水平。
笔者已经承认，从总体上看，李商隐的诗歌在艺术手法、审美价值、语言表现力等方面的确要比杜牧略胜一筹，想象丰富、修辞多样、意象新奇、辞藻华美。
刘熙载在《艺概》中称他的诗“深情绵邈”，婉曲见意，绮丽精工；元好问说：“诗家总爱西昆体，独恨无人作郑笺”；钱基博的“文学史”认为：“然商隐诗，属对律切而不害抑郁，造词丽缛而尽有寄托”。
郭预衡主编的《中国文学简史》将李诗归纳为三大特点：（1）、深于寄托，巧于比兴；（2）、用典精工、巧妙；（3）、语言凝练，蕴涵丰富，造境新颖。
此书还说，李商隐的诗歌，有“广泛的师承”，他“悲怆哀怨的情思和香草美人的寄托手法源自屈原，他诗旨遥深、归趣难求的风格与阮籍也有相通之处。
杜（甫）诗忧国伤时的精神、沉郁顿挫的风格、齐梁诗的精工侬丽、李贺诗幽约奇丽的象征手法和风格都影响了李商隐。
他的一些长篇古体，雄放奇崛又近于韩愈。
他还有少数诗歌清新流丽、纯用白描，脱胎于六朝民歌。
他善熔百家，故能自成一体。
”他成就最高的是近体，尤其是七律。
他继承了杜甫诗的锤炼谨严、齐梁诗的浓艳、李贺诗的幻想象征，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
在用典上，他掌握了杜甫用典不啻从口出的技巧，借助恰当的历史类比，使不便明言的意思得以畅达，使容易写得平淡的内容显得新鲜，被称为“包蕴密致”（葛立方《韵语秋阳》卷2）。
他爱情诗中还善于化用神话志怪故事，点染意境气氛，深得李贺诗神奇中见真实的想象的本领。
这些精湛的技巧在他的七绝中也有很好的表现。
所以他的诗歌对晚唐韩幄、唐彦谦，北宋西昆派、王安石、黄庭坚，南宋李清照，直到清代黄景仁、钱谦益、吴伟业、龚自珍等都有过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唐宋的婉约派词人、元明清的爱情戏曲作家，也都不断从他这儿学习到许多东西。
但是，杜牧的作品也有非常高的艺术水平。
他的诗歌能够融合前人所长，将忧国忧民的怀抱与伤春愁别的情思交织在一起，形成“雄姿英发”的特色，在俊爽峭健中有风华绮靡之致。
中唐以后，古体衰微，而他的古体受杜甫、韩愈的影响，题材广阔，议论纵横，笔力劲峭。
他的七律成就较高，善以拗峭之笔见俊爽之致。
他的七言绝句成就最高，题材风格多样，词采清丽，画面鲜明，风调悠扬，有些还流露出对时事的忧伤，且多名篇，可以看出他才气的俊爽与思致的活泼。
如《赤壁》议论精警，自出手眼；《泊秦淮》案而不断，含蓄隽永；也有的白描口语，而富有诗情画意，如《寄扬州韩绰判官》等。
他的其它名作如《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遥指杏花村”）、《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等等，意境清新、文笔优美，佳句如泻珠玑，流传千古，为人们所热爱。
钱基博在其《中国文学史》中分析道：“（杜）牧之诗与白居易同出杜甫，特（白）居易为（杜）甫之浩浩，而出以浅切，令人易晓；（杜）牧则为（杜）甫之浩浩，而得其瞻丽，令人爱读；学焉而皆得性之所近。
（白）居易才大而繁不制，（杜）牧则风华而骨不植。
元稹情隐而文泽，（杜）牧则辞达而旨浮。
而思不窥深，骨未造坚，三人者同病而同蔽。
”“诗出杜甫，得其风调而逊其沉郁；文开苏轼，有其疏快而无其警切。
”“晚唐学韩（愈）文而得其雄直者，杜牧也。
”“杜牧开苏轼。
”“于时，诗多柔靡，语尚矜谏，而（杜）牧干之以风力，抒之以豪荡。
”“华而有风，抑扬爽朗。
”这些评价还算比较客观。
杜牧的散文在中晚唐也卓然成家，不少文章论述削藩固边的韬略，辟透剀切；《四库全书总目》（卷151）称之为“纵横奥衍”，笔力劲健，包括《阿房宫赋》这样的名篇。
我们从作品的题材、体裁、风格来分析。
相对而言，杜牧长于现实主义、咏史、抒情写景等，以及个别写狎妓饮酒但还算比较清新、健康之篇什；李商隐则长于述怀、爱情等佳作。
杜牧长于古体诗、七律诗、七绝诗、散文、赋、古文等；李商隐则长于五绝诗、七绝诗、尤其是七律诗，但散文、古体诗略为逊色，如早期的五古《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学杜甫、五古《海上谣》学李贺、七古《韩碑》学韩愈，风格不大统一，成就也不够高。
杜牧的作品清丽、优美、朴实、俊爽、鲜明，李商隐的作品绮丽精工、“深情绵邈”，婉曲见意。
钱基博写道：“李商隐与（杜）牧之同时，亦称李杜。
然牧同李之顿挫，而逊其沉郁；李有牧之圆润，而无其爽健。
”也许李商隐在近体诗创作上的技巧、手法更纯熟、精湛，但杜牧的题材、体裁、风格可能更广泛、全面，清代洪亮吉也说他“文不同韩、柳，诗不同元、白，复能于四家外诗文皆别成一家”（《北江诗话》）。
从他们的代表作来比较，杜牧主要是靠《山行》、《江南春》、《清明》、《秋夕》、《赤壁》、《泊秦淮》、《寄扬州韩绰判官》、《乌江亭》、《过华清宫》、《遣怀》、《赠别》等七言绝句，《河湟》、《早雁》等七言律诗，《感怀》、《郡斋独酌》等五言古体诗，以及《阿房宫赋》这样的赋体文，奠定了他在唐代文坛的地位；李商隐则是以七言律诗《无题》（多首）、《锦瑟》、五言绝句《登乐游原》、七言绝句《贾生》与《夜雨寄北》、《嫦娥》等而流芳百世。
似乎杜牧的名作比李商隐还略多几篇。
甚至全祖望还称誉杜牧为“唐长庆后第一人”（《杜牧之论》）。
两位大诗人的创作也有一些不足之处，白璧微瑕，势所难免。
前面说，“然牧同李之顿挫，而逊其沉郁；李有牧之圆润，而无其爽健”（钱基博）。
杜牧没有李商隐的沉郁，李商隐则缺少杜牧的爽健。
杜牧在清新、朴实、全面之余，也有个别诗歌粗疏、深拗，“风华而骨不植”、“辞达而旨浮”、“思不窥深，骨未造坚”、“然有才调而无骨力，气不如（杜）甫之沉，骨不如杜（甫）之坚，所以丽而不雄，朗而伤易”（钱基博），艺术形式不够精湛。
他又以华丽辞藻写颓放糜烂之生活，这种创作实践与其“不务奇丽，不涉习俗”的理论主张自相矛盾。
相反，李商隐的诗歌又过于做作、曲折，在用典上求之太深、用之过多，故弄玄虚，倒是以典害意，显得部分作品浓而不化，晦涩难懂。
另外，他的题材有限、视野狭隘、缺乏政教、格调不高，虽技艺手法高明，“寄意幽微深远”，毕竟在思想内容、社会意义上不如杜牧。
抒情、描绘是他的长项，但他不擅长议理、叙事。
杜牧抒情、描绘并不逊色于他多少，而议理、叙事还胜过他几许。
正因为杜牧、李商隐两人的作品各有千秋，水平在伯仲之间，所以其传诵至今、家喻户晓的名作，在数量与反响上也是难分高低。
就以笔者手头所有的各种选本为据，著名的蘅塘退士所编选《唐诗三百首》，收杜牧诗9首、李商隐诗22首；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所编《新选唐诗三百首》（人民文学出版社），收杜牧诗13首、李商隐诗15首；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自己编写的《唐诗今译集》（译者大都是一些著名的作家、诗人、唐诗研究专家、大学古代文学专业教授、资深文学编辑等等），收杜牧诗9首、李商隐21首；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唐诗鉴赏词典》（鉴赏者大都是唐诗研究专家、大学古代文学专业教授、资深文学编辑等等），收杜牧、李商隐诗也都有数十首。
在几乎所有唐诗选本中，他们的作品数量均不相上下，仅次于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少数作者。
他们都是唐朝、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为数有限的诗歌巨匠之一，所以才被后人并驾齐驱地称为“小李杜”。
总之，不管是从其人的思想、行为、社会影响、历史地位，还是从其文的思想性、艺术性、创作成绩、整体水平来对比，杜牧与李商隐都是不相上下，即使不好于他也不会差于他。
只能说他们的风格不同、追求各异，各自有长短。
[参考书目]： 1、《李白与杜甫》，郭沫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 2、《中国文学简史》，郭预衡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3、《中国文学史》，钱基博著，中华书局1994年 4、《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兴刚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5、《唐诗三百首》，[清]蘅塘退士编选
晚清三杰的介绍
曾国藩（1811年11月21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
中国清朝时期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中兴名臣」之一，也是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
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人，现属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
生平 曾国藩生於嘉庆16年十月十一，父亲曾麟书是塾师。
他自科举出身，是道光18年（1838年）进士，曾叙任各部侍郎。
1853年藉著清政府给予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军。
作为一支地方官僚的私人武装，湘军在军事素质落后的清朝武装力量中成为中国南方地区与太平天国军事力量作战的主力之一。
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用刑苛酷，史称「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
……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
不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也杀人，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称呼为「曾剃头」、「曾屠户」。
据说，现在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
天津教案是1870年（同治九年）在天津所发生的一场震惊中外的教案。
清末自从天津条约开放传教以来，传教士开始在各地进行教传工作，但由於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差异很大，因此传教士、教民（即中国的基督徒，其中不少地方上不法的无赖地痞）常与民众产生各种误会和冲突，各种反教揭帖、檄文流传，群众信以为真，导致群情激昂，聚众问罪。
也有混入教会的「吃教」者，素质低下，借势欺人，传教士受其蒙蔽，干涉诉讼，引起事端。
有时形成大规模的抗争冲突，亦即教案。
当时外国传教士常以办理慈善活动的方式来吸引中国人入教，而育婴堂是传教士经常举办的慈善机构，用以收容大批无家可归的孤儿，但这样的举动却常引起民间的怀疑，如1868年发生的扬州教案也是因育婴堂而起。
1862年，法国天主教神父卫儒梅通过法国驻津领事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交涉，获得天津三岔河口北岸望海楼（1773年天津盐商集资修建的3层楼阁，有房152间，天津著名建筑，又称海河或河楼，当时已经荒废）旧址及其西侧崇禧观15亩土地。
但最初几年只能隐蔽在东门附近的深宅大院中，开办仁慈堂养病院。
1866年，法国神父谢福音(1820―1870)到津传教，於1869年5月16日拆毁了望海楼和崇禧观旧址，年底建成天津第一座天主教堂———胜利之后堂（圣母得胜堂），堂身长30米，宽10米，俗称望海楼天主堂。
法国驻天津领事馆则搬进了东面的望海楼行宫遗址。
事件经过 1870年4、5月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的事件。
6月初，天气炎热，疫病流行，育婴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儿患病而死，每天有数百人到坟地围观，挖出孩子的尸体查看。
於是民间开始传言怀疑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晃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
6月20日，一名被居民扭送官府的匪徒武兰珍口供中又牵连到教民王三及教堂。
於是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
6月21日清晨，天津知县刘杰带人犯武兰珍去望海楼天主堂对质，发现该堂并无王三其人，也没有武兰珍所供的席棚栅栏，「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
谢福音神父也已经与崇厚协商育婴堂善后处理办法。
但当时已经有数千群众包围了教堂，教堂人员与围观的人群口角起来，引起抛砖互殴。
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Henry Fontanier，1830-1870）要求总督崇厚派兵镇压，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在前往教堂的路上，与知县刘杰相理论，怒而开枪，不幸打死了知县的仆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
破坏行动持续了3小时。
6月24日，外国军舰来到天津，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而以法国为首。
交涉及影响 法国方面最初要求处死中国负责的官员，清朝方面派出直隶总督曾国藩来调查并与法国方面交涉，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认为不要对其退让，不惜一战，情势紧张。
然曾国藩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首先对英国、美国、俄国作出赔赏以使最后能单独与法国交涉。
随后经他调查之后，确认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於是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马宏亮、崔福生、冯瘸子等，行刑之日是10月19日），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
而法国因随后发生了普法战争，无注意东方事务，因此接受了这个条件。
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
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对於全国其他地方有所影响，产生对於西方传教士不好的言论及不信任，这些言论也在一些地区造成了教案的发生。
1897年，望海楼天主堂在空置了20多年之后被重建起来，1900年又在庚子之乱中第二次被烧毁。
1903年用庚子赔款第二次重建。
参考资料: 徐中约（The rise of Modern China)（香港：出版社，2001）ISBN 962-201-987-0 李长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杭州：，1998)，ISBN 7-213-01582-6 曾国藩本人也善於运用人才，清朝另外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都与他有密切关系。
左宗棠、李鸿章等称呼曾国藩为老师。
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在南京病逝。
朝廷赠太傅，谥文正。
其家族后代多出官宦，如曾纪泽等。
文学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称。
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又选编了一部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
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
著有。
军事 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军自湖南北出，攻克汉阳。
1953年曾国藩建立地方团练，称为湘军，分陆军、水师两种，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为主，薪俸为一般绿营的三倍左右，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
1854年，总计有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会集湘潭，誓师出征。
初战在岳州、靖港败於太平军，接连吃败战，曾国藩几跳水自尽，在上书时，只能以「屡败屡战」自嘲。
后重整军实，复占岳州、武昌，太平军势力退出湖南。
1858年5月，攻占九江，气势很盛；1860年，曾国荃包围安庆，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
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南京）。
太平军抵抗湘军，让湘军吃足苦头，南京城破时，曾国藩说：「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方守冯官屯、林启容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
此次金陵城坡，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
曾国藩入南京后，搞三光政策，「……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
」其实十余万人大多是老百姓，南京文士李圭道：「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虏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
」（李圭：），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有详细记载南京城破：「……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
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
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
曾国荃杀人如麻，纵兵焚城，「雪帅」彭玉麟见状不满，先后二次（1861年安庆之围与1864年金陵之围）致函曾国藩，要求大义灭亲。
曾国荃於南京抢得大量财物，曾国藩对朝廷奏称「伪宫贼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赋库者，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物，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见之事」。
曾国藩处死李秀成，是为杀人灭口。
处世 曾国藩写过很多关於为人处世的家书，目前他的部分家书得到很多读者的关注。
他为自己立下课程十二条： 主敬：整齐严肃，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读史：念三史（指、、《后汉书》），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日知其所无：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
月无忘其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
作字：饭后写字半时。
夜不出门。
评价 曾国藩的评价在他死后，随时间的推移形成了鲜明的两极化对照。
有人认为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曾屠户」,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和其弟弟有贪污行为。
处理天津教案不力，崇洋媚外，曾被辛亥革命后的部分革命党人斥之为「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曾国藩在天津教案的作为证明, 曾国藩是汉奸，卖国贼，曾在洋务运动中却是有功劳的。
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
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1]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和蒋中正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
说过「独服曾文正」。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 李鸿章（1823.2.15-1901.11.7），本名铜章，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
安徽合肥东乡（今肥东县）磨店人。
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
李氏先世本姓许，明季避乱由江西湖口迁至合肥。
九世祖李心庄无子，同庄姻戚许迎溪将次子子慎所给其为嗣，改姓李。
李家世代耕读为生，至李鸿章高祖时才“勤俭成家，有田二顷”，一直与科举功名无缘，直到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李氏一族才“始从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
李文安在科举入仕前，长期在家乡以课馆为业。
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
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入选优贡并奉父命入京应翌年（甲辰）顺天乡试，一举中式；二十七年（1847年）考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
是科主考官潘世恩，副主考杜受田、朱凤标、福济，其房师则为孙锵鸣。
李鸿章在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
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
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
就科举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
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
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
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
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
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
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咸丰三年（1853年）初，李鸿章得知太平军大举入皖的消息后，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
奏上，咸丰帝命吕担任安徽团练大臣，吕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
于是李鸿章与吕贤基一同回到安徽。
翌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
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
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
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
他曾因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
次年又以克复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加按察使衔。
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
七年（1857年），皖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
翌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
他本人遂于九年（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充当幕僚。
其实，适湘军三河新败，需人孔急。
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积极主动。
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
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
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
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
每当遇到困难河挫折，曾则大谈“挺”经。
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
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
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
”而曾国藩的评价则是：“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
” 事实的发展正是如此，曾氏生性“懦缓”，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
咸丰十年（1860年）秋，师生之间因曾国藩决定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二事发生严重分歧。
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处万山丛中，是兵家所忌的“绝地”，移驻不妥；而李元度追随曾氏，好为“文人大言”，而非将才，曾深知其短却使他领军防守徽州，甫一兵败又严词纠参，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终至愤而离营。
这表明，李此时的战略和用人眼光已在曾之上。
后来，经过胡林翼、陈鼐和郭嵩焘等友朋的劝说和曾国藩的再三招请，李鸿章乃于次年六月七日重回湘军大营。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
在太平军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
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
钱鼎铭先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钱鼎铭还利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门路要说动曾国藩。
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
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两淮地区，民风强悍，尤其是“兵、匪、发、捻”交乘的皖中腹地，民间纷纷结寨自保图存。
庐州地区的团练武装，以合肥西乡三山（周公山、紫蓬山、大潜山）的张（树声、树珊）、周（盛波、盛传）、刘（铭传）三股势力最大，百里之内，互为声援。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西乡团练头目得知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安徽人李鸿章在幕中主持机要时，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张树声向李鸿章、曾国藩上了一道禀帖，洞陈安徽形势，并表示了愿意投效的决心。
曾阅后大为赏识，亲笔批示“独立江北，真祖生也”。
由于庐州团练的这些基础和李鸿章在当地的各种关系，淮军的组建、招募比较顺利。
李鸿章首先通过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
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
潘、刘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
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部队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即陆续开赴安庆集训。
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 德模、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这些东乡团练与西乡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均属第二批成军的淮勇，后由陆路陆续开赴上海）。
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
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其中整营拨归淮军的有：1、属于湘军系统的“春”字营（张遇春）和“济”字营（李济元）；2、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开”字两营；3、湖南新勇“林”字两营（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后到的“熊”字营（陈飞熊）和“垣”字营（马先槐）；4、曾国藩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的亲兵两营（韩正国、周良才）。
其中，以桐城人程学启部“开”字两营作战最为凶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当时即在该部）。
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14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
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下，检阅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
随后，上海士绅花银18万两，雇英国商船7艘，将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
由于“济”字营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沪的淮军共计13营约9000人。
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半月之后，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十月十二日实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四十年。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
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
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
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
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
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顿时令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
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人事上，他罢免了以吴 、杨坊为代表的一批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
在军制上，他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
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50个营头，约2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
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
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胜军闹事事件，并最终巧妙地解散了常胜军，初步显露出他的外交手腕。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十八日，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
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常的战役。
经过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
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趋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
二年（1863年）七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往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
是时，苏州太平军守将纳王郜永宽等发生动摇，与程学启部秘密接洽献城事宜。
十一月初五，郜永宽等杀死守城主将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
但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而是索要官衔及编制。
为此，李鸿章采纳程学启的建议，诱杀了八降将，并遣散余众。
苏州杀降，尽管引起戈登的不满，一度闹得不可开交，但就李鸿章来说，毕竟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正如其在禀母亲的书信中所称“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
曾国藩接报后，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此后，淮军节节胜利。
同治三年（1864年），攻克常州，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被捕杀。
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基本被肃清。
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
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
于是，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二人做了一辈子对头冤家。
五月十三日，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将成，又因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
十五日，曾国荃出示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激示众将曰：“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
”，众皆曰“愿尽死力
”，第二天，湘军终于攻克天京。
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
江苏肃清，湘淮军将帅均得加官进爵，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太平天国失败后，在湘淮军的去留问题上，曾国藩与李鸿章采取了不同的做法。
曾国藩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就将他统率的湘军大部分遣散，当时，北方的捻军起义正如火如荼，曾国藩不顾清廷责成他再顾皖省军务的命令而毅然裁军，固然是因为湘军“暮气已深”，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而李鸿章则认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征他处”，他并进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因此他主张保留湘淮军的用意，不止于“靖内寇”，更在于“御外侮”，显然比曾氏高处一筹。
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
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
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
起初仅“铭”、“盛”、“鼎”、“树”四军共2.7万人，另带湘军刘松山部约8千人。
后又命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招练马队2千人，并增调淮军杨鼎勋、刘秉璋、刘士奇、吴毓芬、王永胜等部共2.7万人，加上刘铭传新募的新营，总兵力6万余人。
曾国藩一到前线，即采用刘铭传、李鸿章等拟定的方针，决定“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四镇屯扎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
后来，曾国藩又在运河、黄海、沙河和贾鲁河一带分兵设防，实行“画河圈地”之策。
但是，一方面，当时捻军正值势旺，作战快速多变，枯守堵御一时难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无法有效指挥淮军。
因此，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
顾炎武的故事
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 顾炎武 遗民孤忠 无仕异朝 顾炎武，江苏昆山人，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生。
初名绛，学名继绅，字忠清。
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兵南下，为敬仰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门生王炎午的忠贞品格，他更名炎武，字宁人。
顺治七年，为避害曾化名蒋山佣。
因家乡有一亭林湖，故人称亭林先生。
昆山顾氏，为“江东望族”，官宦世家，至炎武父辈家道中落。
父亲顾同应，母亲何氏，生子五人，炎武是次子。
在他很小时，就过继给嗣祖顾绍芾。
嗣父顾同吉早卒，由嗣母王氏抚育。
王氏受过良好教育，非常勤奋，“昼则纺绩，夜观书至二更乃息……尤好观《史记》、《资治通鉴》及本朝政纪诸书”，并经常给顾炎武讲刘基、方孝孺、于谦等人的事迹，对顾炎武的思想有深刻的影响。
顾绍芾博学多闻，留心时事政治，他对明王朝日趋没落的形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
有一次，他指着庭院里的草根对嗣孙说：“尔他日得食此，幸甚
”在他的指导下，顾炎武阅读了《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和《资治通鉴》等史籍，也读过《孙子》、《吴子》等兵书。
他教诲顾炎武说：“为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
”后来顾炎武提出的“经世致用”实渊源于此。
顾炎武十四岁正式入学，性情耿介，很有志向，与同乡归庄最为相好，并与他一起加入了政治性学术团体“复社”。
经过十四年的寒窗，顾炎武在科举上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对于功名举业逐渐淡薄。
他日益发奋读书，研究实用之学。
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他“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遍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
这些资料为他日后编写卷帙浩繁的《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做了准备。
甲申（公元1644年）之变，顾炎武闻讯后作《大行哀诗》，对于崇祯皇帝之死深表哀痛。
清兵入关，明凤阳总督马士英等在南京迎立福王朱由崧，建立第一个南明政权。
顾炎武受昆山县令杨永言的推荐，被福王政权授予兵部司务的职务。
清兵攻陷南京后，顾炎武与归庄、吴其沆等在苏州、昆山参加了可歌可泣的抗清斗争。
昆山城陷，死难者四万余人，顾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两个弟弟遭杀害，好友吴其沆也被捕蒙难。
顾炎武奉嗣母王氏避兵祸于常熟，王氏闻城陷，绝食十五天死节，临终时给顾炎武留下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
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
”国恨家仇，嗣母遗言，使顾炎武终生保持了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
南明福王政权败亡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遥授顾炎武为兵部职方司主事。
此时顾炎武母丧未葬，没有应召赴任，但与唐王政权保持着秘密联系。
后来，顾炎武曾亲赴海上，又因道路阻隔，未能再次投入抗清斗争。
在此期间，顾炎武非常关心抗清形势的发展，并且写下了许多首追悼死难烈士、感慨国家兴亡的壮丽诗篇。
顺治七年（1650），为了躲避仇家的陷害，顾炎武伪作商贾，化名蒋山佣，遍游沿江一带，观察时局的变化。
顾家原有仆人陆恩，见顾家衰败，叛投豪绅叶方恒，并且要以通海罪告发顾炎武。
顺治十二年，顾炎武捉到陆恩，将其投入水中淹死。
陆恩的女婿复投叶方恒，买通地方官吏，把顾炎武拘入私室，欲陷之于死地。
顾炎武幸得好友帮助，才得脱离虎口。
以后，顾炎武又在南京太平门外被叶方恒派遣的刺客击伤，因遇他人相救幸免一死。
在地方豪绅的迫害下，顾炎武见江南已难容身，于是准备北上山东。
他的好友归庄作文饯其北上，《序》中写道： 宁人之学有本，而树立有素，使穷年读书山中，谁复知宁人者
今且登涉名山大川，历聘六国，以广其志，而大其声施焉。
知今日困厄，非宁人行道于天下之发轫乎
顺治十四年，顾炎武只身北上，开始了终其后半生的漫游生活。
在二十五年间，他遍历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广大地区，所到之处，即考察山川形势，广交豪杰师友，“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友人赠以二马二骡，装驮书卷，所雇从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店”。
他曾考察了山海关、居庸关、古北口、昌黎、蓟州等战略要地，“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
他先后写成《营平二州史事》和《昌平山水记》等著作，总结宋代以来不了解营、平、滦三州的地理形势和战略地位，以致于争地构兵而亡天下的历史教训，为后人提供借鉴。
在长期的漫游生活中，顾炎武结识了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
他与他们切磋学问，砥砺风节，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他在《广师》篇中写道： “夫学究天人，确乎不技，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
顾炎武在学术上取得很大成就，与他的广交师友，虚心请益是分不开的。
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政权败亡，抗清斗争转入低潮。
顾炎武已知反清复明难以成功，于是专心于笃志经史，勤勉著述，“以待后王，以待来学”。
他还曾经与李因笃一起，在雁门关之北，五台山之东，应募垦荒，积资待时，希望能够像后汉的马援、杜子春一样在边地立业。
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顾炎武的朋友吴炎、潘柽章受庄家《明史》案的株连，被清廷所杀。
顾炎武怀着满腔的悲愤，在旅程中遥祭亡友。
他在诗中写道：“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对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表示强烈的义愤，对死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后来他又在《书吴潘二子事》一文中，详细记述了庄家《明史》案的始末，对吴、潘二人的史才和德行给予高度评价，并且特别颂扬了他们在刑讯时所表现的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精神。
康熙七年，顾炎武本人被黄培诗案牵连在内，他闻讯后星驰赶赴济南，力辩原告姜元衡是以奴告主，捏造证据，诬陷别人。
顾炎武被监禁七个月，后因李因笃等人的营救，才得出狱。
他在《赴东》诗中感叹：“苦雾凝平皋，浮云拥原隰”，“所遇多亲知，摇手不敢言”，可见当时情势的险恶。
在满清政权的文化高压政策下，顾炎武“退而修经典之业”，“穷经以待后王”。
他编著了《音学五书》和《日知录》两书。
《音学五书》于康熙六年开刻，此书纂辑了顾炎武三十余年研究音韵学的成果，共三十八卷。
其中《音论》三卷，“审音学之源流”，是全书的总纲；《诗本音》十卷、《易音》三卷，考订了《诗经》和《周易》中的音韵；《唐韵正》二十卷，考察了从春秋战国至唐宋以来的音韵变迁；《古音表》二卷，厘析古音为十部，列表加以说明。
顾炎武在同李因笃论音韵流变的书信中说：“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
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
”这一观点开启了清代乾嘉学派注重音韵训诂学风的先河。
《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治学的结晶。
他在此书的《自纪》中写道： 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
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
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
康熙九年，《日知录》初刻本八卷问世，康熙十五年增改为二十余卷。
今本三十二卷是潘耒在顾炎武逝世十三年以后刊刻的。
其中前七卷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论政治，十三卷论风俗，十四、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十七卷论科举，十八至二十一卷论艺文，二十二至二十四卷杂论名义，二十五卷考证旧事，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少数民族，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为杂考。
值得注意的是，在康熙十五年，即顾炎武撰《初刻日知录自序》之年，他曾写信给黄宗羲，对《明夷待访录》给予极高的评价：“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
”②信中还说：“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
”这使我们知道顾黄两人的政治倾向颇多相同。
顾炎武深受嗣母王氏“无为异国臣子”遗言的影响。
康熙十年，清廷开明史馆，内阁大学士熊赐履招请顾炎武参加，被他严辞拒绝，说：“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
”康熙十七年，清廷设博学鸿儒科，征举海内名儒，阁学叶讱庵和侍讲韩慕庐要推荐顾炎武应征，他再次表示“无仕异朝”，“耿耿此心，终始不变”，并且决定从此以后绝迹不至北京。
次年，叶讱庵任明史馆总裁，又招请顾炎武入史局，他回信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
” 顾炎武的三个外甥（即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都在清廷做高官，号称“昆山三徐”。
在他们没有发迹时，顾炎武曾经帮助过他们。
徐氏兄弟一门鼎贵之后，多次给顾炎武写信，为他买田置宅，要迎请他南归，而顾炎武却拒绝前往，宁可在异乡过清苦的生活。
他还曾经给他的学生潘耒写信，让他“不登权门，不涉利路”，不去充当徐乾学的门客。
顾炎武晚年定居于陕西华阴。
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 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与他省不同。
……然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
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
由此可知，顾炎武在晚年仍然没有放弃反清复明的希望，他在陕西华阴定居即寓有观察时变、待机而动的深意。
康熙十九年，顾炎武六十八岁，在这一年的元旦他作一对联：“六十年前，二圣〔明神宗、光宗〕升遐之岁；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
”这一对联也可为顾炎武晚年的心境作一印证。
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顾炎武不顾年迈体衰，仍然来往于陕西、山西之间。
八月，在山西曲沃患重病。
次年正月初八，顾炎武上马失足坠地，呕泻不止，初九日辞世，享年七十岁。
经世致用 民主意识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贡献卓著、影响深远的伟大学者。
他一生著述宏富，在经学、史学、音韵学、地理学、文学等领域都有重要的建树，在政治思想方面也提出了许多积极进步的主张。
他的学生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说： 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
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
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
……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也。
顾炎武一生治学的方向可以用“经世致用”来概括。
基于这种思想，他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造成的恶果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他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
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
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
……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
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
他对王阳明的心学更是攻击不遗余力：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
其在今日，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
顾炎武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宋明理学特别是王阳明心学的流祸。
他以“拨乱世，反诸正”为己任，提倡穷六经之旨、急当世之务的实学，这在当时起到了转变一代学风的作用。
他还曾说：“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
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
顾炎武用“古之所谓理学”即经学同宋明理学相对立，并且提出读经应自考文、知音开始。
这一观点被清代许多学者所接受。
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说：“国朝诸儒究六经奥旨，与两汉同风”，是顾炎武和黄宗羲开启了先河。
实际上，顾炎武所提倡的经学绝不仅仅是训诂考证，而是同“当世之务”紧密联系的。
潘耒序《日知录》就曾指出：“如第以考据之精详，文辞之博辨，叹服而称述焉，则非先生所以著此书之意也。
”清代诸儒受到清政权的文字狱威胁，退回到故纸堆中，专治训诂考证，正如梁启超所谓：“只算学得半个亭林罢了”。
顾炎武针对宋明理学的空疏学风和假道学先生们的寡廉鲜耻，明确地提出了“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两大宗旨。
他说：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
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
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
耻之于人大矣
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
顾炎武把治学和培养道德情操联系起来，治学和培养道德情操都是为了经世济民。
宋明理学造成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流弊，道学先生们“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后来竟有一部分堕落成“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无耻之徒。
顾炎武对这些深恶痛绝，他认为清谈可以亡国，“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他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两大宗旨，一方面是对宋明理学的针砭，另一方面寓有通过严格读书人的操守而振奋国民精神的深意。
顾炎武一生躬行实践了自己的主张，集道德文章于一身，给后人树立了楷模。
顾炎武在宇宙观上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
他在解释《易传》中的“游魂为变”时，引用了张载和邵宝的话。
张载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
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
”邵宝说：“聚而有体谓之物，散而无形谓之变……是故聚以气聚，散以气散。
”顾炎武接受了这些观点，提出“盈天地之间者气也，气之盛者为神，神者天地之气而人之心也”。
这就坚持了世界是物质的，精神是物质所产生的唯物主义哲学命题。
他在解释《易传》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时，也提出了“非器则道无所寓”的正确观点。
顾炎武一生注重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和考察，虽在哲学问题上没有做过系统的论述，但对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还是有所继承的。
顾炎武批判宋明理学“用心于内”的方法是“近世禅学之说耳”。
他反其道而行之，提倡外向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
顾炎武治学有两大特点，一是注重实地的考察，一是重视书本知识的积累。
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说： 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
出必载书数簏自随，旅店少休，披寻检讨，曾无倦色。
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
顾炎武的一生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他的《日知录》、《营平二州史事》、《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等著作都是实地考察和书本知识相互参证，认真分析研究以后写成的。
顾炎武把写书比作“铸钱”，他鄙弃抄袭古书，改铸古人的旧钱，他认为正确的方法是自己去“采山之铜”。
顾炎武重视典章文物、天文地理、古音文字、民风土俗的考核。
凡立一说，必广求证据，反复辨析，常用归纳法得出正确的结论。
这对于清代朴学方法的形成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顾炎武曾说过：“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明道”与“救世”在他看来是相互联系而不可分的两个步骤。
顾炎武的学术领域非常广博，他在经学、史学、地理、音韵、词章和金石文字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成就。
这些成就不是与他的政治思想相脱离，也不是为他的政治思想作掩护，而是与他的政治思想密切结合。
例如，他著《音学五书》，考证古今音韵的流变，希望“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这同他著《日知录》一样，都是为了“跻斯世于治古之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顾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
”这一方面说明顾炎武的思想没有摆脱“法古用夏”的局限，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所谈的“经世之务”是与清政权的统治相抵触的，在“法古用夏”的形式下包含着积极进步的内容。
顾炎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批判。
他说： 方今郡县之敝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
何则
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
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
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
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焉得而不穷
国焉得而不弱
率此不变，虽千百年，而吾知其与乱同事，日甚一日者矣。
很明显，顾炎武所说“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其批判的锋芒是指向君主专制的。
他所说君主专制是民生日贫、国家日乱的根源，与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指斥“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同样表现了明清之际的有识之士通过总结治乱兴亡的历史教训，在政治思想上已有所觉醒。
顾炎武认为君主专制的弊病在当时已经发展到了不得不进行改革的地步。
他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即地方自治，向君主分权，把“辟官、莅政、理财、治军”四权归于郡县。
顾炎武发挥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以此作为批判君主专制的武器。
他说： 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禄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
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
不明乎此，而侮夺人之君，常多于三代之下矣。
顾炎武认为，君与臣都是为民而立，他们取得俸禄都是因为有管理之责，行代耕之义，因此，君与臣“一也”。
在这里，顾炎武突破了君尊臣卑、君贵民贱的传统观念，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君臣平等的思想。
他还反对君主有“绝世之贵”，取“无事之食”，他认为君主的“自尊”和“自奉”是造成权力争夺、政治不稳定的原因。
顾炎武的这些思想见解与黄宗羲的很相似。
顾炎武把“国”和“天下”区分开来。
如有一段名言： 有亡国，有亡天下。
亡国与亡天下奚辨
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显然，顾炎武所说的“国”是指一姓一氏的“私天下”，而同它相对的则是包括天下人民利益在内的“公天下”。
顾炎武认为，朝代的更替是君与臣统治阶层的事，而道德的存亡关系到天下人民的利益，因此每个人都应负起责任。
他还说： 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裔（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
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
盖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
夫以君臣之分犹不敌华裔（夷）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
这段话与吕留良在《四书讲义》中强调“华夷之防”大于“君臣之伦”，可以说是异口同声。
把这段话同前面一段话相参照，可知顾炎武把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看得最为重要，而对传统儒家的“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做出了否定，对君主政权存在的合理性表露出怀疑，他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渗透了民主的意识。
顾炎武抨击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说它败坏人才有甚于秦始皇焚书坑儒。
他还指出，“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乡宦，曰生员，曰吏胥”。
当时的生员有五十多万，由于这些生员户的赋役和科举考试的费用都转移到人民头上，所以“病民之尤者，生员也”。
他大声疾呼：“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
”他主张改革以八股文取士，让读书人把在八股文上所花的功夫“用之于经史及当世之务”；他还主张广开才路，用选举之法，“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
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思想。
顾炎武早年参加“复社”，受到过“裁量人物，訾议国政”的东林余风的熏陶，因此他很重视“清议”的作用。
他认为，社会风俗的邪正关系到天下的治乱，而“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
他主张“存清议于州里”，“进乡评以扶国是”。
他还针对孔子的“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提出反命题：“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矣”。
他的“清议”思想主要是指重视社会舆论的作用，而没有提出建立议政机关的思想。
与他同时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即把学校作为议政的机关，这比顾炎武的思想要胜过一筹。
但是，顾炎武的“清议”思想与黄宗羲的思想一样，尽管带有历史的局限，但都包含着民主议政的思想萌芽。
文化巨人 思想大家 顾炎武生活在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时代。
封建社会的没落，资本主义的萌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空前尖锐，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丰富画面，也为产生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文化巨人提供了一个风雷激荡的学术环境。
顾炎武的思想来自时代的启迪，同时又受到时代的局限。
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顾炎武记录了明代中后期社会发展的方向，如长江中下游一带“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末富居多，本富益少……贸易纷纭，铢求刻核”。
他对这些虽不能深刻理解，但却承认“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是人之常情。
他说：“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
”②他主张把开矿的权利下放到郡县，说“县令开之，是发金于堂室之内也”，“则唯主人有之，门外者不得而争也”。
③这些都多少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意识。
他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把生财治人之权归于郡县，这种政治上的民主改良是有其背后的经济原因的。
顾炎武由于阶级的局限，对明末农民战争是坚决反对的。
但他身处乱世，大半生过着客旅生涯，“足迹半天下”，较多地接触到当时社会的实际，对劳动人民的苦难有一定了解，并抱有深切的同情。
他认识到封建统治者的繁重赋税是“穷民之根，匮财之源，启盗之门”，他感慨“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时者矣”。
为此曾说： 张子有云，民吾同胞。
今日之民，吾与达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
救民以事，此达而在上位者之责也。
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
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使顾炎武能够针对当时社会的弊病，提出减轻赋税和开矿兴利、“利尽山泽而不取诸民”等改良措施。
他的“厚民生，强国势”的思想带有一定程度的人民性。
明朝灭亡，八旗铁蹄南下，亡国之痛，败家之仇，使顾炎武的思想不能不产生强烈的震动。
顾炎武同当时许多进步的思想家一样，在经历了晚明鼎革之后，痛定思痛，开始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痼疾和明朝灭亡的原因进行反省。
顾炎武指出“郡县之失，其专在上”，触及到君主专制这一妨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政治赘瘤，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
但是明清之际，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毕竟还很微弱，顾炎武后半生所北游的地区更是农业经济和宗法势力十分强大的地区。
这使得顾炎武虽然看到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弊病，却不能够认清这种制度的经济根源和阶级基础，因而也就不可能找到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正确途径，而只能在“三代之治”中寻求救世的药方。
顾炎武主张地方自治，向君主分权，这在当时有进步的意义；但他提出在郡县设立世袭官僚，在村社借重强宗氏族，明显地暴露了在他的思想中“死的拖住了活的”。
顾炎武认为，宋明理学“空谈心性”所造成的“经生之寡术”、“士大夫之无耻”，是朱明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提出“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这在当时起到了转移学术风气的作用。
但他把“当世之务”和“六经之旨”联系在一起，就使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
顾炎武的“博学于文”，比起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当然是扩大了知识的范围，转换了认识的角度；但他的“博学于文”又以“好古敏求”为基本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又遮蔽了人们的眼界。
顾炎武重视对典章文物、地理沿革、音韵流变以及租赋、盐铁、科举、军事、风俗等等的考察，他研究历史固然是为了“鉴古以训今”，但有时候也不免流于烦琐和迂阔。
例如，他审音学之源流，希望“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就确有食古未化的毛病。
另外，顾炎武对“当世之务”的理解也还比较偏狭，他曾说： 致知者知止也。
知止者何
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是之谓止。
知止然后谓之知至。
君、臣、父、子、国人之交，以至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是之谓物。
……以格物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末矣。
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
他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仍然偏重于道德礼教，因而与宋明理学还没有严格地划清界限。
他的“博学于文”也较多地限于社会知识的领域，而对自然科学则比较轻视。
顾炎武始终不与清政权合作，是与他恪守嗣母的遗言，
天津广播电台
拳从清初创建在，已经有300多年史。
辛亥革命前后，太极拳名家的技击功夫在北京享誉，并且盛传有疗病、保健、延年作用，在当时北京几十种著名拳种中很为突出。
现在很多人质疑太极拳不是陈王庭创立，而是明初时入武当山的张三丰所创，于是有人就在网上假托仙传，捏造太极拳历史真象。
本博花了点时间查证了太极拳的真实现象，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起源说： 一、十四世纪的元末明初，云游四方的武当山道士张三丰\ 张三丰，懿州（今湖南芷江县）人，名全，一名君宝，字三丰。
是元末明初道教首领，行游四方，曾在湖北太和山（即武当山）结庐修行。
根据《明史》和历经篡修的《太和山志》，都只字未提及张三丰会拳术；即使是公元1723年住在山西的圆通道人汪锡龄编的《三丰全书》稿本以及到公元1844年被长乙山人李涵虚重编出版的《三丰全书》里面，他们虽然都鬼话连篇的宣称见过十四世纪的张三丰，但也未曾捏造张三丰会拳术或创造太极拳。
太极拳创始于张三丰的谎言，出现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太极拳在北京享有盛誉之时这个事实，至此可证实。
因此，说太极拳的创始人为张三丰，是不真实的。
但明初张三丰何以当时名扬国内
我们如果研究一下《明史》中的“胡滢传”、“郑和传”、“姚广孝传”和“方伎传”中的张三丰事迹，把有关史料加以参证，就能清楚看出张三丰，这个被当时人们津津乐道的神话人物，原来是明太祖死后，明代皇朝宫廷争夺皇位的副产品。
其历史真相是：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因太子早亡，就由皇孙朱允炆继皇位改元建文，但皇太子之弟朱棣，于建文四年以“靖难”名义，从燕京（北京）杀奔明朝首都南京，夺了皇位，改元永乐。
由于传说建文帝未死于战火，永乐帝不放心，遂派亲信胡滢，配上认识建文帝面貌的内侍朱祥，以寻访道士张三丰（邋遢）为名，从陆路遍访各州、郡、乡、邑，去查访建文帝下落，有四年之久。
永乐二年又有谣传建文帝逃亡海外，永乐帝又派郑和（世称三保太监）等领兵浮海，远巡西洋，也未查到建文帝下落。
永乐十七年，又派胡滢出巡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和江西等地，去查访建文帝下落，又查了四年。
永乐帝前后经过二十一年在国内外对建文帝下落的秘密查访，才放下心事。
但是皇帝派胡尚书（胡滢）寻访张邋遢道人的新闻已遍传民间。
永乐帝为掩盖劳师动众的真相，欺骗人民，他遂下令工部侍郎郭琏等带领丁夫三十万人，大兴土木，在武当山营建武当宫观，耗资白银几百万两。
从此以后，武当山的张三丰就成为人民传说中的时髦人物。
到五百年后的清末民初又被封建文人附会作为太极拳的创始人。
张三丰创太极拳说最早见于1921年北京版许禹生《太极拳势图解》一书。
许禹生提倡武术，不遗余力。
也练过杨式、陈氏太极拳，但疏于孜证。
书中所录《太极拳经》篇末注：“此系三丰先生入室弟子王君宗岳所作”，盖臆说张三丰创太极拳，复臆测王宗岳为元末明初张三丰之弟子。
自许书附会张三丰以后，其它太极拳书每多征引附益。
张三丰为元末明初人，王宗岳为清初人，两人相去四百年。
此说显系妄加牵连，不值一驳。
二、十二世纪宋徽宗时代（1101-1126）武当丹士张三峰 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黄黎洲所作《王征南墓志铭》中说：“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于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为内家者，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故别外林为外家，盖起于宋之张三峰。
三峰为武当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进，夜梦元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单丁杀贼百余。
”黎洲此铭系据高辰四撰王征南言行求为墓志铭，未考宋张三峰会武术之于史无据，“夜梦元帝授之拳法”之荒诞。
清康熙十五年，黎洲子百家为其师王征南所传内家拳写有《内家拳法》，则又持张三峰兼精少林之说：“自外家至少林，其术精矣；张三峰既精于少林，复从而翻之，是名内家。
”《宁波府志》采黄氏之说。
迨入民国，张三峰或张三丰造拳之历史更为众说纷纭，但宋张三峰道士既已为内家拳所拉为祖师爷，而黄氏父子已明言张三峰所创者为内家拳，于是某些太极拳书遂放弃宋张三峰创太极拳之说，而以元末明初之武当张三丰道士为太极拳创造人。
三、八世纪中期的唐代徐宣平有人认为太极拳创始于唐代徐宣平，并以《八字歌》、《心会论》、《周身大用论》、《十六关要论》和《功用歌》等列为徐宣平的论著。
单从这几篇文章的风格来判断，就可肯定它们绝非唐代文词。
再参阅宋代计有功的《唐诗纪事本末》中徐宣平事迹，仅记载徐宣平“辟谷不食，行如奔马，唐时每负薪卖于市中。
”大诗人李白访之不遇，为题诗于望仙桥。
因此，这种祖师爷越古越好的假托，也正是清末封建文人所弄的玄虚。
四、将清代乾隆年间人山右王宗岳，说成是内家拳家关中王宗。
王宗是明初内家拳家的传人，但他是关中（陕西）人。
而王宗岳则是山西人。
明明是张冠李戴，企图以次证明太极拳是内家拳，并在明初就在传习。
又有人认为陈氏太极拳系得自蒋发，而蒋发又得自王宗岳。
此说源自河北永年人李亦畲（1832-1892）的《太极拳小序》：“太极拳不知始自何人，其精微巧妙，王宗岳论祥且尽矣。
后传至河南陈家沟陈姓，神而明者，代不数人”。
今考王宗岳的生平（见王宗岳《阴符枪谱》佚名氏序），公元1791年，他在洛阳，公元1795年又在开封，以设馆教书为职业。
此一时期，适为温县陈家沟陈长兴（1771-1853）上一代太极拳家鼎盛时期。
温县与洛阳、开封，仅隔一黄河，因之适足以推定王宗岳之太极拳乃得于陈氏。
蒋发为陈王庭好友武举李际遇的部将。
际遇举兵反抗明皇朝逼粮纳税于登封县嵩山少林寺前的御砦（见景日昣的《说嵩》、《刘禋传》和温睿临的《南疆逸史》卷二，列传九陈潜夫传）。
后降清，被借故族诛，蒋发投奔陈王庭处为仆。
陈氏家祠藏有陈王庭遗像，旁立一人持大刀者即为蒋发（见陈子明《陈氏世传太极拳术》）。
蒋发前于王宗岳百年，所谓王宗岳传蒋发之说，显为讹言。
《清史稿》有“王来咸（征南）传”，误以关中王宗为山右王宗岳，但关中王宗为陕西人，山右王宗岳为山西人。
撰此传者显系采自许禹生先生《太极拳势图解》和陈微明先生（清史馆编修）《太极拳术》，两书中误以王宗岳为明代内家拳家王宗。
清代遗老大多已无乾嘉学派（乾隆嘉庆年间讲究训古考据的精学派系）考据之学问，故有此误。
于是后来有人便以《清史稿》“王来咸传”为根据，认为太极拳创始于明代。
五、将清初雍正七年（公元1709年）被浙江总督诱捕的练气粗劲，武艺高强，各处闻名，声气颇广的南京人甘风池也当作内家拳家、南派太极拳家。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武术考据家唐豪等考证，太极拳是明末清初战将，河南温县陈王庭所创造。
其论据是：\ 1、戚继光《拳经三十二势》吸收民间十六家拳法，未曾讲道太极拳。
\ 2、温县陈王庭编造的太极拳五路，长拳108势一路，炮锤一路，采取戚氏《拳经三十二势》中的二十九势。
\ 3、《拳经三十二势》开头是“懒擦以”、“单鞭”两势。
太极拳五路，长拳、炮锤共七套的开头也都是这两势。
\ 4、温县陈家沟的《陈氏家谱》在第九世祖陈王庭姓名旁注：“王庭，又名奏庭，明末武庠生，清初文庠生。
武术在山东名手。
扫荡群匪千余人。
陈氏拳手刀枪创始人也。
天生豪杰，有战大刀可考。
”（见《陈氏家谱》第十二页，原谱现存北京）\ 5、陈王庭的《拳经总歌》歌辞吸取戚氏《拳经》歌辞内容精华。
戚氏《拳经》有：“怎当我闪惊取巧”、“上擎下取一跌”、“倒骑龙佯输诈走”、“一条鞭横直披砍”、“挨步逼上下提笼”、“进攻退闪弱生强”。
而陈王庭拳经总歌有：“闪惊取巧有谁知”、“佯输诈走谁云败”、“横直披砍奇更奇”、“上笼下提君须记”、“进攻退闪莫迟迟”。
经过对照不难看出，陈王庭在拳论方面是吸取了前辈所归纳总结的精华。
但陈王庭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作了一系列创造性的发挥。
\ 6、陈王庭《拳精总歌》开头两句：“纵放曲伸人莫知，诸靠缠绕我皆依”。
这是太极拳推手的技术特点。
明代后期俞大猷、戚继光、唐顺之、程冲斗等武术著作中都没有这种特点。
\ 7、陈家沟陈氏世代传习陈王庭所创拳套和推手。
经五传至陈长兴（1771-1853）教了河北永年人杨露禅（1799-1872）而演变成杨式，后来派生吴式；永年人武禹襄（1812-1880）得杨露禅陈氏老架之传，又得陈清萍陈氏小架之传，演变成武式，后来派生孙式。
这是世人熟知的五式传统太极拳套路。
杨、吴、武、孙四式是直接或间接来自陈氏第一路太极拳，一脉相承，历历可数。
\ 8、戚继光生于1528年，卒于1587年，太极拳只能是晚出于戚氏《拳经》的拳种，并且是以戚氏《拳经》三十二势为基础的新创拳种。
当时唐豪的结论是太极拳创始于明末清初，创造人为明末战将，河南温县陈家沟的陈王庭。
到六十年代，由于史料的续有发现，陈王庭创造太极拳的正确年代应为1644年明皇朝灭亡后的二十年左右，即在十七世纪六十年代的清初。
其论证是：据《温县志》、《怀庆府志》、《平安县志》考出，明亡前三年（1641年），陈王庭是温县的乡兵守备，是一个官职不大的身先乡兵的武将，曾率乡兵随县长吴从诲击退攻城土寇，为风雨飘摇的明皇朝立有战功。
明亡后，陈王庭消极隐居，思想上受道家影响，他的遗词有：“叹当年，披坚执锐，扫荡群氛，几次颠险
蒙恩赐，枉徒然，到而今年老残喘。
只落得《黄庭》一卷随身伴，闲来时造拳，忙来时耕田，趁余闲，教下些弟子儿孙，成龙成虎任方便。
欠官粮早完，要私债即还，骄谄勿用，忍让为先。
人人道我憨，人人道我颠，常洗耳不弹冠。
笑杀那万户诸侯，兢兢业业，不如俺心中常舒泰，名利总不贪。
参透机关，识彼邯郸，陶情于渔水，盘桓乎山川，兴也无干，废也无干。
若得个世境安康，恬淡如常，不悔不求，哪管他世态炎凉，成也无关，败也无关。
谁是神仙
我是神仙
”\ 据上述史料，明亡（公元1644年）前三年，陈王庭披坚执锐，正当壮年。
明亡后，王庭隐居消极，思想上受道家影响，到“年老残喘”，还能够耕余“造拳”，“教下些子弟儿孙”，故可断定太极拳的编造是在十七世纪六十年代的清初，而不是明初时期的入武当山时所创。
关于太极拳起源的几种说法 关于太极拳起源和创始人，众说纷纭，大致有唐许宣平、宋张三峰、明张三丰、清陈王廷和王宗岳等五种不同说法。
唐代许宣平，安徽歙县人，李白东游，见许宣平题诗传舍，以为是“仙诗”，至歙县屡访之，不得。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本末》说许“辟谷不食，行如奔马。
唐时每负薪卖于市中。
李白访之不遇，为题诗于望仙桥”。
说他是太极拳的创始人，则无他证。
宋张三峰为武当丹士之说，宋、元、明三代并无史料可据。
黄黎洲于清初为明遗民内家拳家王征南撰《王征南墓志铭》，系据高辰四所写王征南言行而成，以为内家拳“盖起于宋张三峰，三峰为武当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进，夜梦玄帝授之拳法，阙明，以单丁杀贼百余”。
其言荒诞不足信。
明代内家拉扯宋徽宗时代有所谓武当丹士张三峰为祖师爷，原与清初创造的太极拳无关。
张三丰，据《明史·方伎传》记载，“辽东懿州人。
名全一，一名君宝,三丰其号也。
以其不修边幅，又号张邋遢。
”但《明史》又说：“或言三丰金时人，元初与刘秉忠同师，后学道于鹿邑之太清宫”。
至于张三丰创太极拳一说，是辛亥革命(1911)后的一种附会而已。
王宗与王宗岳是两个时代的人。
据现有资料，王宗岳是清乾隆年间人，著有《太极拳论》。
关于王宗岳的生平待后详述。
陈王廷是太极拳的创始人 陈王廷是陈家沟第九世，其父名抚民，祖名思贵，均好拳习武，《陈氏家谱》说王廷又名奏廷“明末武庠生，清初文庠生。
在山东称名手……陈氏拳手刀枪创始人也。
”但族谱、墓碑、《温县志》都作“王廷”，故应作陈王廷。
陈王廷出身地主家庭，据《温县志》记载，在明思宗崇祯十四年(1641),任温县“乡兵守备”，明亡后隐居家乡，晚年造拳自娱，教授弟子儿孙。
如《遗词》上半首说：“叹当年，披坚执锐，扫荡群寇，几次颠险。
蒙恩赐，枉徒然；到如今，年老残喘，只落得《黄庭》一卷随身伴。
闷来时造拳，忙来时耕田，趁余闲，教下些弟子儿孙，成龙成虎任方便……”。
陈王廷于明亡时正当壮年，到“年老残喘”，尚能“耕田”、“造拳”，可推定其创造太极拳，应在十七世纪的七十年代，即1644年明亡后的三十年光景。
《黄庭经》，是道家“嘘吸庐外，出入丹田”的导引、吐纳方法，从《陈氏拳械谱》可知，太极拳套路有太极拳（一名十三式）五路，长拳一百零八式一路，炮捶一路。
结合导引、吐纳，成为内功拳一种流派。
他的《拳经总歌》却总括了其所创拳套的理法，录于后：纵放屈伸人莫知，诸靠缠绕我皆依，劈打推压得进步，搬撂横采也难敌。
钩棚逼揽人人晓，闪惊取巧有谁知
佯输诈走谁云败，引诱回冲致胜归。
…… 此歌诀见于陈氏两仪堂《拳谱》，歌词深受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影响.戚继光是明代整理民间拳术的杰出人物，他总结和整理了明代十六家民间著名拳法，并吸收了其中三十二式编成拳套，收入《纪效新书》中，被称作士练武之源。
戚氏的《拳经》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远及宋太祖赵匡胤的长拳三十二式，长拳短打，去芜存精，用刚用柔，兼收并蓄。
它的拳法“式式相承，遇敌制胜，变化无穷”，大大矫正了当时流行的满片花草，华而不实的花拳之弊害，成为新的拳派。
戚继光与陈王廷相隔约半个多世纪，对陈王廷创造太极拳影响很大，戚氏《拳经三十二式》被陈王廷吸收了二十九式编入太极拳套路，如《拳经》以“懒扎衣”为起式，陈王廷所造拳套七路都以此为起式。
甚至陈式《拳谱》和《拳经总歌》的文辞，也仿造戚氏的《拳经》，可见影响之深了。
然而，这仅仅是说继承和影响，并不是说陈王廷的太极拳抄自戚继光，更不能说戚继光创造了太极拳。
陈王廷的功绩在于继承了戚继光的拳术遗产，并推陈出新，创造了一种新的拳派，这就是太极拳。
举个例子来说，如陈式太极拳中专门练习周身皮肤触觉和内体感觉灵敏性的双人推手和双人粘枪的方法，在戚继光、俞大猷、唐顺之、陈冲斗等拳术著作中均无记载，其他各派拳术中也无此训练方法，而是陈式太极拳所独有的竞技方法。
陈氏太极拳的五大特点 纵观陈王廷创造的太极拳，有以下五个特点： 1.把拳术和导引、吐纳相结合。
我国古代的导引和吐纳，源远流长，在公元前几百年前的《老子》《孟子》《庄子》等著作中已出现，汉初淮南子刘安又编成“六禽戏”，后汉著名医学家华佗则改为“五禽戏”，是后世气功、内功的先导，也是道家养生学的基础。
陈王廷把拳术中的手、眼、身、步法的协调动作，与导引、吐纳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使太极拳成为内外统一的内功拳运动。
这对增强人们的体质，提高拳术技巧，的确是一种创造性的发展。
2.螺旋缠丝式的缠绕运动 动作呈弧形，连贯而圆活，极符合经络学说的原则。
经络是指布满人体内的气血通路。
经络发源于脏腑，布流于肢体，脏腑经络气血失和，则神机反常而疾病作，和则气血流畅而强身延年。
太极拳结合经络学说，要求“以意导气，以气运身”，“气宜鼓荡”，“气遍身躯”内气发源于丹田，以腰为轴，微微旋转使两肾左右抽换，通过旋腰转脊，缠绕运动，布于周身，通任、督（任脉、督脉），练带、冲（带脉、冲脉），达于四梢，归于丹田。
陈、王、武、李四家太极拳论，先后发其幽微。
这些正是以经络学说为基础，而使太极拳成为“内功拳”的一种流派。
3.创造了双人推手的竞技运动 推手，旧称打手，是我国武术中一种综合性的实习技击方法。
自古以来就有踢、打、摔、拿、跌五种分部练习法，但它们各具特色，古代有“南拳北腿”、“长拳短打”之称，就说明这种分歧。
同时，由于踢、打、拿、跌四法，在实践中有较大的伤害性，因此历来大都只作假想性或象征性的练习,这就为花假手法打开了方便之门，而前人苦心积累的点滴经验，也由于实践不足，很难提高技击水平。
陈王廷创造的推手方法，以缠绕粘随为中心内容，综合了擒、拿、跌、掷、打等竞技技巧，并且还有所发展。
譬如拿法，它不限于专拿人的骨节，而是着重拿人的劲路，这就比一般拿法的技巧高。
推手方法的出现，解决了实习技击时的场地、护具和特制服装等问题，成为随时随地两人可以搭手练习的竞技运动，并在我国的武术技击方法（踢,打、摔、拿、跌）中注入了一个新的内容——推。
4.创造了粘随不脱，蓄发相变的刺枪术基本练法。
根据推手时的“听劲”方法，继而创造了双人粘枪法，这也是陈王廷独创的成就之一。
这种器械对练法，解决了不用护具也可以练习实刺的问题。
在练习太极拳粘枪时，采用沾连粘随的原则，缠绕进退，疾若风云，封逼掷放,往复循环，为刺枪术开辟了一条简便易行，也是能提高技术的途径。
发展了以太极精义为依据的拳法理论 陈王廷的《拳经总歌》七言二十二句，是太极拳的原始理论，是总结古代技击术的一篇拳论，它阐述了攻击与防御的战略和战术，所以称得上是太极拳七个拳套的概括性拳论。
把《拳经总歌》和戚继光的《拳经三十二式》图诀相对照，就不难看出陈王廷在拳论方面怎样吸取了前辈所归纳总结的精华。
但是陈王廷并不满足于吸取当时名家的拳法理论，而是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做了一系列创造性地发挥。
陈王廷在拳法理论上的独创性成就，表现在《拳经总歌》的开头两句：“纵放屈伸人莫知，诸靠缠绕我皆依。
”“诸靠”指的是推手八法，是两人手臂互靠，用推手八法粘贴缠绕，以练习懂劲和放劲的技巧，通过严格和正确的锻炼，反复练习，不断提高技术水平，达到“人不知我，我独知人”的高级推手技术水平。
这种推手的方法和懂劲的理论，是在传统武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从外形的技击术提高到“劲由内换”、“内气潜转”和“由着熟而渐悟懂劲，由懂劲而阶及神明”的高级技巧，在我国武术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同时，它还为后来王宗岳、武禹襄、李亦畲、陈鑫等太极拳名家奠定了锻炼方法和进一步发挥技击理论的基础。
由于太极拳采取全身放松，用意不用力的锻炼原则，所以要由松入柔，运柔成刚，刚复归柔，达到有柔有刚，刚柔相济。
拳套的练法要求先慢后快,快后变慢，慢要慢到别人跟不上我，快要快到后发先至。
也就是说，练太极拳要求达到能慢能快，能柔能刚。
这种既重外形，更重内蓄的观点，还为提高武术技击水平提供了极有价值的锻炼方法。
6.太极拳各流派的出现及其发展 太极拳自陈王廷首创之后，在陈家沟世代相传，陈式子孙妇孺皆知，老幼皆练。
陈家沟的人丁越来越兴旺，练太极拳之风也愈来愈盛，后浪推前浪,历代都有名拳师。
三百年来，历经陈氏子孙及其门徒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太极拳便成为我国重要的拳种之一。
从《陈式家谱》可知，陈王廷三子一孙的拳艺一般，玄孙甲弟则拳艺精到，但从此后继无人。
然而，陈王廷的族系第四代秉壬、秉旺、秉奇三兄弟,是陈家沟著名的太极拳手，人称三雄，与同族陈公兆、陈大兴齐名。
不过，这时陈王廷所创的七种拳套，已由博返约，原有的一百零八式长拳和太极拳（十三式）第二路至第五路，在陈家沟已很少有人练习，而第一路、炮捶（现代陈式太极拳第二路），推手和粘枪，则精益求精。
至五传陈长兴和陈有本时，为适应不同的学习对象，第一路太极拳又有老架和新架之分，至六传又派生了赵堡架和其他太极拳架式。
很显然太极拳不是明初张三丰创立 ,而是明未清初河南温县陈家沟人陈王庭所创。
只是一些人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才拉上张三丰的背景，利用张三丰的名字来抬高自己身价，其实更多是自己赚起钱财，或者是加强自己地位。
《道德经》《墨子》《论语》《三十六计》《孙子兵法》《庄子》等等书籍的简要评价和重点
对《道德经》的评价 《道德经》作为一部文约，义丰，历来被学人们称为“哲理诗”，从深层次对社会、人生等问题深入思考，而且无论古代还是当代，不论中国还是国外，都是影响巨大的哲学著作。
然而在高中教材里却不见其踪影，这可说是高中教材的最大遗憾
《道德经》中提倡的“无为”思想、“不争”的思想，对于遏制时下名利泛滥的现象是颇有意义的
《道德经》中的“三宝：慈、俭、不敢为天下先”对提高个人素质修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道德经》中的辩证思想、精辟的比喻更是叫人叹为观止。
《道德经》中涉及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诸多学科，对于高中生来讲，能品味如此广博的精神食粮，确实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
《道德经》博大精深，实为不可多得的巨著
在某些方面对《道德经》的点评未有定论，然而未有定论的著作恰恰是最好的课文
因为这对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文学鉴赏能力是其他任何文著所不能企及的。
另据学者研究,老子原著并无分章,后世分章纯属多余 《墨子》一书大部分是墨子弟子对他的言行记录，也有一部分是后学者著作。
墨子的思想：主要是“兼爱”和“非攻”，另外主张“尚贤”、“节用”、“节葬”、“非乐”。
《墨子》散文特色：“三表法”注重对客观事理的剖析，注意用事实论证，注意实际效用；以逻辑严密著称。
《论语》主要是记述孔子言谈行事的一部书。
它以记言为主，是一部语录体著作，由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于战国初编纂成书。
孔子的基本核心是讲“仁”和“礼”。
《论语》散文的突出特点：吸收和灵活运用大量口语虚词，使说话人的语气、性格得以逼真地表现，且语言洗练、含蕴丰富，风格明快。
《庄子》一书中《内篇》是庄子自著，《外篇》《杂篇》出于门人和后学者之手。
全书思想相同，风格一致。
庄子的自然哲学、人生哲学和理想境界。
《庄子》散文艺术；想象丰富，构思奇特，词汇丰富，描写声形毕肖；善于运用寓言故事说明道理。
評價孫子兵法: 目前，将孙子兵法与商战相结合的著作越来越多，而很多人忽视了对原文的通读。
合诸子百家之长启迪企业经营管理、对个人快速成长都非常有用，启智慧之法门，取古今之东西；吸天地之灵气，融兵法之精髓；成卓越之精英，创商战之辉煌的一番超值享受。
在当今社会，尤其是一个中国人，应该把孙子兵法作为基本的一项修炼，这是竞争环境所必需的，一点兵法都不懂，很难成大事。
《三十六计》: 《三十六计》是根据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总结而成的兵书，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遗产之一。
“三十六计”一语，先于著书之年，语源可考自南朝宋将檀道济（
—公元436年），据《南齐书.王敬则传》：“檀公三十六策，走为上计，汝父子唯应走耳。
”意为败局已定，无可挽回，唯有退却，方是上策。
此语后人赓相沿用，宋代惠洪《冷斋夜话》：“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
及明末清初，引用此语的人更多。
于是有心人采集群书，编撰成《三十六计》。
但此书为何时何人所撰已难确考。
漫话探险
绝对精彩 玄幻书盟 玄幻小说爱好者的家园 XHSM.COM哈尔罗杰历险记（灵异 1 食人部落的小岛 2 魔法 3 巫医 4 罗杰和鳄鱼 5 活擒鳄鱼 6 电鳐的魔力 7 神秘的首次印记 8 “灵灵”船长 9 监狱 10 “高尚”的凯格斯 11 逃跑失败 12 步出监狱 13 蚱猛午餐 14 一万年前的你 15 科摩多巨蜥 16 掳人头者之心 17 蝙蝠早餐 18 洞中之夜 19 死里逃生 20 草尾巴的故事 21 极乐鸟 22 活埋 23 蛇灾与蛇获 24 古怪和稀有的动物 25 鲨鱼之扰 26 装人头的屋子 27 深海的奥秘 28 水下之夜 29 船上火灾 30 捕虎历险 1 长着十对翅膀的鸟 2 捕鲸船上两“绅士” 3 格林德尔船长的恶作剧 4 第一条鲸鱼 5 险舟飞鲸 6 落水的人 7 抹香鲸之死 8 海狼 9 恶战杀人鲸 10 猫九属鞭 11 抹香鲸一家 12 巨型胡桃夹子 13 狂奔 14 孤独 15 学会骑鲸鱼 16 得救 17 雾中幽灵 18 格林德尔洗鲸脂澡 19 握手言和 20 灰鲭鲨 21 暴动 22 船长几乎逃之夭夭 23 一条鲸鱼能把船弄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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