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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历代贤官心得体会

时间:2014-01-08 17:10

扬州在历史上的地位

可以这么说,很难找到一个城市可以在古代和扬州进行全程PK的:一,三代东国文化。

《尚书禹贡》“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禹贡》扬州“厥贡惟金三品”《周礼职方氏》,扬州其利金锡。

古九州的扬州在那时就有着很高的经济文化地位。

二,春秋吴越文化。

春秋中期,吴王寿梦以江北之邗邑(扬州)为政治军事中心称邗王。

三,秦汉广陵文化。

西汉时,今江苏有不少封地,最著名是定都于广陵今扬州的吴国。

景帝改吴国为江都国,武帝又改江都为广陵。

两汉时广陵地区经济有很大发展,后明帝封刘荆为广陵王,扬州邗江出土的广陵王玺现被南京博物院收藏。

四,六朝江东文化。

建康最盛,他周围的扬州,南豫州等人口两百四十多万,占全国三分之一强。

五,隋唐扬州文化。

扬州的经济宗教学术文艺等文化在那时达到了鼎盛

那时的扬州富甲天下。

时称扬一益二。

六,宋元江淮文化。

那时的扬州虽被战乱破坏仍然有很大影响。

那时扬州就出现很大盐商,时称“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北宋诗人云扬州,万商落日船交尾,一市春风酒并垆”七,明清江南文化。

扬州经过清初的兵乱破坏,到乾隆时期重新繁荣起来。

是中部个省食盐供应地也是清政府漕粮运输咽喉之地。

跪求历代关于扬州的诗文

一、唐代3名崔元翰(729-795,博陵安平(今定州)人鹏,字以行。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科状元及第。

该科进士及第十七人。

考官:礼部侍郎于邵。

试题《白云起封中赋》等。

崔元翰是中国第一个“连中三元”的人,《全唐诗》存其诗七首。

武翊黄,字坤舆,官大理卿。

府选为解头,及第为状头,宏词为敕头,时号武氏三头,生卒不详。

唐官方正史记录其人其事甚少,吾在这里为其扶位正名。

张又新,字孔昭,工部侍郎张荐之子,深州陆泽(河北深县)人,元和九年(814年) 状元及第。

生卒不详,流传诗作17首,所撰《煎茶水记》一卷,是继陆羽《茶经》之后我国又一部重要的茶道研究著作。

有资料记载唐后期宰相白敏中(白居易堂弟)也是“连中三元”的,此属误传,白敏中虽然状元及第,但乡试时却并非第一。

二、宋代六名孙何(961-1004年),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人,字汉公。

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壬辰科状元。

英年早逝。

著有《驳史通》十余篇,文集四十卷传世。

王曾(978-1038年),青州益都(今山东益都)人,字孝先,谥号文正。

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壬寅科状元。

官至宰相,无较大政绩,著有《王文正公笔录》传世。

宋庠(996-1066年),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字公序,初名郊。

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甲子科状元。

曾因弹劾范仲淹,被贬扬州。

一生久居相位,终无建树。

杨寊(1014-1044年),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字审贤。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壬午科状元。

中状元后,授将作监丞,通判颍州,因母亲病逝,未及赴任。

丧事办完不久,杨寊亦一病不起,日渐羸弱,终于撒手人寰,年仅三十岁。

冯京(1021-1094年),鄂州江夏(今湖北武昌)人,字当世。

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己丑科状元。

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多次被贬,后为司马光所看重。

一生政绩平平。

王岩叟(约1043—1093),字彦霖,宋代大名清平(今临清杜洼村)人。

《宋史王岩叟传》载:“岩叟十八、乡举、省试、廷对皆第一。

”性格耿直,刚正不阿,官至丞相。

有人认为陈尧叟、彭汝砺两位状元郎亦曾“连中三元”,余细心考证后,毅然把二者排除。

三、辽代一名王棠(

-1094年),涿州新城(河北涿县一带)人,字号不详。

辽兴宗重熙十五年(1046)丙戌科状元。

官拜南府宰相,后病逝于任上。

在任期间,法度修明,较有政绩。

宋、辽官方很少记载此案,余在此修订补上。

四、金朝一名孟宋献,生卒年不详。

开封(今属河南)人,字友之,号虚静居士。

辽世宗大定三年(1163)癸未科状元。

高中后不久,因母亲病逝,哀伤过度,在服丧期间病逝于家。

五、元代一名王崇哲,生卒年不详。

中山无极(今河北无极)人,字元举。

元至正八年(1348)左榜(即汉人、南人榜,考题较难)状元。

在历史上无甚功勋。

六、明代两名黄观(1361—1402),字澜伯,又字尚宾,安徽省贵池县清江人。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殿试策论中主张“屯兵塞上,且耕且守,来则拒之,去则防之,则可中国元扰,边境元虞”,取殿试一甲第一名,至此六次考试(县考、府考、院考、乡试、会试、殿试)均获第一名,时人称“三元天下有,六首世间无。

”后燕王朱棣“靖难”,攻破南京,正在长江上游督促各地赴援的黄观,得悉惠帝已死,自知大势己去,投江自尽。

黄观在好多官方古本上连状元的记载都没有,余认真查解,确系“连中三元”,特此增订。

商辂(1414-1486),浙江淳安人,字弘载,号素庵,谥号文毅。

1435年乡试第一,之后屡试不中,10年后会试第一,继而殿试第一,为明英宗正统十年乙丑科状元。

严格地说商辂不能称之为“连中三元”,而应该叫做“独中三元”。

他为人直言持正,刚正不阿,与于谦同朝为臣。

官至吏部尚书,世人盛赞“一代贤相”。

著有《商文毅疏稿略》、《商文毅公集》、《蔗山笔尘》,以及所纂《宋元通鉴纲目》、《寰宇通志》等书。

有人把明代状元杨守勤划入“连中三元”的行列里,其实他在乡试时只取得了第三名,所以不能入围,特在这里澄清。

七、清代两名钱棨(1734-1799年),江南长洲(今江苏苏州)人。

字振威,号湘舲。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辛丑科状元,同榜进士有陈万青和汪学金等。

一生建树不多。

陈继昌(1791-1840年),广西临桂人。

原名守睿,字哲臣,号莲史。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庚辰科状元。

同榜进士有徐乃普和陈銮等,官至江苏巡抚。

著有《如话斋诗存》、《殿试策》。

有书上说乾隆四十三年(1778)戊戌科状元郎戴衢亨为“连中三元”者,此纯属误传。

八、连中三元的武状元历史上仅有两名王名世,字、号、生卒年均不详,浙江永嘉英桥(今龙湾)人,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丁酉科武举顺天乡试解元,万历二十六年(1598)戊戌科武举会元、状元。

因明崇祯四年前武举没有殿试,故会元即可称状元。

王名世勉强可以算做“连中三元”。

王玉壁(1617一1706年),字楚珩,浙江富阳人,十三岁开始向外祖父学习武艺。

臂力过人,能开强弓,作左右射,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他二十岁,参加浙江乡试,中武解元(第一名)。

清顺治八年(1651年)再应浙江乡试武科,中解元。

次年,进京会试,中会元;殿试钦点一甲一名武状元。

官至总兵,律己甚严,双锏终日不离身,治军颇有成效。

1706年无疾而终,享年89岁。

被贬谪的历代文人

宗在熙宁(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

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

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

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江苏太湖滨的湖州。

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

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谴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

比如御史台里的“新进”们。

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

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反说苏轼愚弄朝廷。

偷梁换柱正是小人们的惯技。

这里还有一点背景,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

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

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当于现在的官方报纸,苏轼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

而他们恼羞成怒,必然对苏轼进行报复,同时也是借新法谋私利、打击异己的一个步骤。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

偏偏凑巧,当时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

监察御史台里行舒(“檀”去“木”,念“蛋”)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漫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

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 他举的例子,“赢得”两句及“岂是”两句出自《山村五绝》;“东海”两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读书”两句出自《戏子由》。

但经断章取义后,句句上纲上线。

马上,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

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

”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

再次,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

最后,虽然苏轼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罪有不容,岂敢苟止

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

”这位李定正是当年因隐瞒父丧而被司马光称为“禽兽不如”的家伙,苏轼也讥他“不孝”。

虽然群小都要苏轼死,但神宗皇帝不愿杀害他,只同意拘捕他,而且不同意苏轼在进京途中关入监狱过夜。

此时,苏轼的一个好友王诜,是他印了苏轼的诗集,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南部的苏辙送信,苏辙立刻派人去告诉苏轼,朝廷派出的皇差皇甫遵也同时出发,但苏辙的人先到,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之职。

皇甫遵到时,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

苏轼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礼迎接他,应当以正式官阶出现。

于是苏轼穿上官衣官靴,面见官差皇甫遵。

苏轼首先说话:“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

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

” 皇甫遵淡然道:“并不如此严重。

”命士兵打开公文一看,原来只是份普通公文,免去苏轼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

苏轼归看家人时,全家大哭。

苏轼笑着说了一个故事安慰他们: “宋真宗时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

有人推荐杨朴出来。

杨朴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晋见皇帝。

皇帝问道:‘我听说你会作诗

’杨朴答道:‘臣不会。

’他想演示自己的才学,抵死不愿作官。

皇帝又问:‘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

’杨朴回答道:‘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

’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

’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太太做的诗念出来:更休落魄贪酒杯,且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 家人听了故事,心里稍安。

太守官衙的人全都吓得手足无措,个个躲躲藏藏,只有王氏兄弟和陈师锡设酒筵饯别。

但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县志记载,老百姓都泪如雨下。

苏轼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都想跳水自杀。

他不知道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

等再一想,真跳了水,又会给弟弟招致麻烦。

不然,后人就见不到赤壁怀古和赤壁赋了。

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苏轼的诗,书信和别的文件。

后来苏轼发现自己的手稿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

二十日,被正式提讯。

苏轼先报上年龄,世系,籍贯,科举考中的年月,再叙历任的官职和有他推荐为官的人。

他说,自为官始,他曾有两次记过记录。

依次是任凤祥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铜八斤。

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

“此外,别无不良记录”。

最初,苏轼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所作的《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

除此之外,其余文字均与时事无关。

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审问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被逼按舒蛋定的调子,说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

至于《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

到九月份,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

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马光。

王安石罢相的次年(1077年),苏轼寄赠司马光一首《独乐园》:“先生独何事,四方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

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

”实为司马光重登相位大造舆论。

御史台说这诗讽刺新法,苏轼供认不讳:“此诗云四海苍生望司马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讽见任执政不得其人。

又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又言光却喑哑不言,意望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

” 虽然“罪名成立”,但当时新法已废,凭此罪名不能判重刑,于是御史台又找。

找了痛斥“新进”的《和韵答黄庭坚二首》,抨击“生事”的《汤村开运河,雨中督役》诗。

前者是与黄庭坚唱和的,后者寄赠好友王诜。

《和韵》诗云:“嘉谷卧风雨,莨莠等我场。

阵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

”苏轼自己解释说,前四句以讥今之小人轻君子,如莨莠之夺嘉谷也,后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时,如夏月蚊虻纵横,至秋自息,言黄庭坚如“蟠桃”,进用必迟;自比“苦李”,以无用全生。

又取《诗》(诗经)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

”皆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为小人也。

苏诗巧用“悄悄”、“愠”等词,暗藏“群小”之意。

要不是作者解释,还没多少人知其中奥妙。

《汤村》诗云:“居官不任事,萧散羡长卿。

胡不归去来,留滞愧渊明。

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

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

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

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

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

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

归田虽*辱,岂失泥中行

寄语故山友,慎毋厌藜羹。

”苏轼也供认自己确有对盐官在汤村一带开运盐河的不满,“农田未了,有妨农事”,“又其河中间有涌沙数里”不宜开河,“非农事而役农民”,“役人在泥中,辛苦无异鸭和猪”等等。

*人指控之下,仗义直言也是罪行。

这些赠黄庭坚、王诜等人的诗文,一时成为轰动朝野的新闻,舒蛋等人趁机落井下石,怂恿副相王圭(加“土”旁)检举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木会)》诗。

诗云:“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王圭诬告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

”神宗冷静地回答:“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

彼自咏(木会),何预朕事

”不久,狱吏问苏轼咏(木会)一事,苏轼巧妙答道:“王安石诗‘天下苍生望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此龙是也。

”狱吏会心而笑,那些自称拥护王安石变法的人,连王安石说国“蟠龙”也忘记了。

对苏轼的指控,有的十分牵强,刚才的咏(木会)诗就是一例。

还有《杞菊赋》的序言里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种籽,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

“生而盲者不识日”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经新义》里对经书的注释。

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

在给王诜的诗里,有一行是坐听“鞭笞环呻吟”,又说,“救荒无术归亡逋”,他也提到“虎难摩”是为政贪婪的象征,给李常的诗里,他确是说在密州“洒涕循城拾弃孩”,见到男尸、女尸、婴尸饿死在路边,当时确是“为郡鲜欢”。

在给孙觉的诗里,有一行说二人相约不谈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约定,谁谈政治就罚酒一杯。

给曾巩的诗里说他厌恶那些“聒耳如蜩蝉”的小政客。

给张方平的诗里把朝廷比作“荒林蜩(上“札”下“虫”)乱”和“废沼蛙帼淫”,又说自己“遂欲掩两耳”。

给范镇的诗里,他直言“小人”,给周(左“分”右包耳,bin)的诗里把当权者暗比作“夜枭”。

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苏轼写了两首诗给他: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

” “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

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

腐鼠何老吓,高鸿本自冥。

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 前一首最后一句取自诗经“俱曰予圣,谁识鸟之雌雄”,等于说朝廷上只有一群乌鸦,好坏难辨。

后一首表达自己对小人的争权争位不屑一顾。

这些无疑会激怒御史台群小,加上他们本就是来迫害苏轼的,所以后者的狱中日子不会好过。

苏轼写《狱中寄子由》说“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无比凄惨。

审讯者常对他通宵辱骂。

巨大精神压力下,苏轼写下了“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的悲惨诗句。

那次是儿子苏迈要离开京城去别处借钱,把送饭的事交给朋友,但是忘了告诉朋友父子之间有约定:送饭只送蔬菜和肉食,若听到坏消息,才送鱼去。

巧的是这位朋友恰恰送去熏鱼。

苏轼大惊,就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

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辑集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

李定、舒蛋、王圭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同时,正直人士也仗义相救。

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

”苏轼未判重罪,这些幕前幕后相救的人功不可没,否则,中国会失去一位光照千古,集词人、诗人、画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艺术天才。

但是,御史台的人也在疯狂行动,他们准备把新法反对派一网打尽。

李定奏上一本,要求太后国丧时不赦免涉案人员,舒蛋更狠,他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轼另外五个朋友一律处死。

十一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

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自是大失所望。

受到牵连的人中,三个人的处罚较重。

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而且时常与他交往,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被削除一切官爵。

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北。

第三个是子由,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他并没有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由于家庭连带关系,仍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

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诗案总算了结了。

苏轼出狱当天又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要是由御史台的人检查起来,他又犯了对帝王大不敬之罪,“少年鸡”指的是贾昌,贾昌年老时告诉人他在少年时曾因斗鸡而获得唐天子的宠爱,而任宫廷的弄臣和伶人,这一点可引申而指朝廷当政的小人是宫廷中的弄臣和优伶,又是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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