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进行长冈乡调查和才奚乡调查的
谢谢 以史为鉴 学习用
朋友：身体力行，自己亲手调查，没有找秘书协助，认真写调查总结。
领导干部如何做好调研工作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正发生着深刻变革，观念的碰撞、利益的再分配、人员的大流动，必然诱发新的矛盾，出现新的情况，产生新的问题。
各级领导干部要能够沉着应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推动“三个文明”建设进程，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奋斗目标。
在这一过程中，领导干部尤其要注重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决策水平，做优秀的领导者。
一、要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 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一贯的思想路线。
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必须坚持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
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调查研究，重视运用调查研究的成果来指导革命实践。
同志是最光辉的典范。
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和平建设时期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论十大关系》等许多调查报告和政论文章，用以指导革命和建设实践。
在国际国内形势日新月异的今天，要做到与时俱进，思想观念、工作方法、知识水平等各方面不落后于时代，不落后于社会，必须要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在调查研究中增长才干和知识，增长能力和水平，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需要。
在实际工作中，事实证明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各级领导正确决策的根本保证。
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我们才能真实、准确、系统、全面地掌握实际情况，正确决策，落实决策，在实践中检验决策的正确性。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和修正决策的不足之处，并预测未来，规划长远。
因此，领导干部要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只有重视了，才能做得好。
二、要善于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开展调查研究应该是领导干部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做调查研究不难，但真正调查到情况、研究出成果，做好调查研究，就有一定难度了。
调查研究的方法有很多，不一而足。
在实际工作中开展调查研究，可以在“五要”上下功夫：一是脑要灵。
要善于思考，围绕大局，把握中心，确定调研方向，研究发现和提出调研课题。
要围绕大事、要事搞调研，不要纠缠于细枝末节的小事，提高调查研究的实际作用和应用价值。
既要置身事中，增强感性认识，在具体工作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和教训；又要置身事外，站到一个高点重新审视，“超然物外”，从宏观上把握。
在宏观上把握大局，在微观上抓住重点，展开调查研究工作。
对存在的问题要善于思考，结合实际，找准调研方向；对取得的成绩要善于总结，提炼升华，找准调研角度。
想问题要有深度，能够扒开浮萍看水底，不为表象所迷惑，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出问题的实质，发现一些有规律性的东西。
对问题对症施药，寻求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和措施；对成功的做法，总结、提炼和升华，上升为有指导意义的理论。
二是心要细。
调查研究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只要心细就会有收获。
领导干部做调查研究工作比一般干部要便利，机会要多。
领导干部经常要下基层、进厂矿检查指导工作，走访群众，与各个行业、各种岗位、各个层次的人打交道，有很多的机会从各种渠道获取信息，能够广泛地了解社情民意，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贯彻执行中的情况，被调查的人也乐意向领导干部反映情况。
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社会、一个信息时代，处处留心皆信息。
领导干部只要心细，随时随地注意掌握情况，都能为自己的调研课题和工作决策找到准确、实在的第一手资料和有参考价值的情况。
调查研究既要了解过去，又要认识现在，还要预测将来。
就如防汛，既要了解历史上同时期的水文情况，更要掌握当前的防汛形势，还要预测今后一段时期的天气状况，这样才能打好防汛这一仗。
三是耳要顺。
调查研究必然要调查了解和听取各方面的情况反映。
有的领导干部只听得好的，听不得坏的，这样不好。
好的要听，坏的也要听。
只听得好的，被调查对象就难免不敢大胆讲真话、实话，难免报喜不报忧，就难以全面真实地掌握情况，就难以深入发现问题；只听坏的也不行，那样就看不到成绩，看不到主流，容易让人丧失斗志，消退进取精神。
“偏听则暗，兼听则明”。
好的坏的都要听，好坏典型都要掌握。
要善于听取各方面反映的情况，各级领导反映的要听，一般干部反映的要听，普通群众反映的也要听。
领导站的位置高，反映的情况相对全面；一般干部的工作比较具体，反映的情况也具体；普通群众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直接受益者，感受最细，体会最深，反映的情况最深入，最能看到问题的实质。
张开耳朵，广泛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情况反映，调研工作就成功了一半。
四是手要勤。
要勤写勤记，把调查掌握的情况及时记录下来，作为调查研究课题的素材，素材越多，调研材料越好写。
“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多米之炊”还是好为。
在掌握相关资料后，要认真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形成有质量、有深度的调研材料。
领导干部工作忙，时间比较紧，动手写文章的时间可能不多，但也要抽时间多写调研文章。
写文章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思考的过程，多思多想才会不断进步。
五是脚要长。
调查研究是一项辛苦的工作，浮光掠影、蜻蜓点水都不行，听不到真实情况。
要舍得跑，多走多问，多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守在机关搞不好调研，坐在小车里搞不好调研，怕这怕那搞不好调研。
要深入村组农户，深入厂矿车间，深入居民群众，沉下去，掌握第一手资料，掌握真实情况，这样才搞得好调研。
同志为了真实掌握农民革命斗争情况，用32天时间，徒步实地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个县，调查农民革命斗争情况，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三、 要科学运用调查研究成果 调查研究的目的不外乎三个：一是充分掌握情况，为正确决策服务；二是发现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三是总结经验，形成典型推广。
最终，都会形成调研成果，这是调查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因此，对于调查研究工作而言，调查是基础，研究是手段，成果的形成和运用才是目的。
领导干部要能够科学运用调查研究成果，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次调查研究工作的作用和价值。
一要正确对待调研成果。
对调查发现的问题不必火烧火燎，而要冷静对待，认真分析原因，急躁出不了好策略；对研究形成的办法和措施，要重新审视，通盘考虑，进一步确定其可行性，并考虑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举措。
对调查总结的成绩不可沾沾自喜，而要自找不足；对提炼升华的典型经验不可盲目乐观，而要站在一个新的高度，考虑其推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使之“价超所值”。
二要用调研成果指导工作实践。
发现了问题，找出了对策，就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实施应用，解决问题，完善决策。
或者，依照调查研究掌握的情况，促进科学决策。
形成了经验的，要能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推介和借鉴到其他工作上去，提高调研成果的利用价值。
三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调研成果。
通过在实践中运用调研成果，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经过几个反复，不断完善调研成果，指导工作，促进工作。
并把这一方法坚持和保留下来，适用到各个方面的工作。
一个室内设计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职业素质
我认为一个合格的设计师应该具备以下几方面的能力：1、良好的个人素质，比如说你的文化底蕴。
我觉得作为一个设计师，应该了解至少是中国的历史，从室内设计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任何设计的发展都是和历史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尤其是和那些达官贵族的荣辱兴衰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样的事实随处可举，这里不赘述。
只有了解了历史，才能真正的了解设计发展的真谛。
另外，多了解一些姊妹艺术的知识，装修设计是一门综合的设计学问，它是多方面艺术的综合，所以对其他姊妹艺术的知识了解的越多，越有助于启发你的灵感，才有更多的创作激情。
2、良好的表达和沟通能力。
设计的最终目的是让别人（客户或甲方）了解并同意你的设计，表达设计的方法一方面是各类的效果图（草图、手绘图以及电脑效果图等）和你的口述表达。
前者需要你掌握各种表现技法，而后者则需要你具有良好的沟通和说服能力，这种能力除了天生的个人性格决定外，还需要你了解一些客户心理学方面的知识，比如说你不能跟一个农民去讲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
3、优秀的设计水平。
优秀的设计水平来自于以下几方面：（1）扎实的美术基础知识（2）对理论知识的良好把握（3）合理的工作流程和工作习惯（4）经典设计合理的借鉴（5）实际工作经验的积累。
我认为具备了以上几方面的能力是成为一个优秀设计师的基础。
作为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人，在实际工作当中如何去做才能成为一个好的设计师呢
1、放下架子，学会做人，为以后工作打下一个良好的工作
室内设计师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太模糊了
急求模具设计与制造论文
首先，中国共产党期的革命中积累起来的丰富而独特的，是形成和发展毛思想最深厚的基础。
列宁曾经说过：“革命理论并不是谁臆想出来的东西，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32页)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来看，革命理论离不开革命实践和对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
自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革命的实践，是党领导下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中国革命的理论只能在党和人民的伟大革命实践中形成和发展。
思想作为伟大的革命理论，不是同志脑里固有的，也不是他坐在房子里苦思冥想出来的，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奋斗的产物，是中国革命和新社会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同志在党和人民的伟大革命实践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创造。
思想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植根于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
如果离开党和人民的革命实践，离开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就不可能产生思想。
同志在领导党和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在把实践经验提高为理论的过程中，始终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基本方法。
他经常把自己和中央的领导机关形象地比作制造思想产品的加工厂，认为思想、意见、计划、方法都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
他不迷信自己的智慧，乐于并善于集中党和群众的智慧，上升为理论，表述在他的著作中。
这样，同志的绝大部分著作虽然是他本人独立写成的。
蕴含着他个人的卓越智慧，但是由于都来源于党和人民的革命实践，都总结了党和人民的革命斗争经验，因此都凝结着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
在土地革命时期，从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的进军起，到中央苏区红军开始长征止，同志在赣西南，闽西到处留下了调查研究的光辉史迹，先后写出的《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十来篇著名的农村调查，是对党和人民的集体经验的最直接的总结。
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期间，同志写的一些重要的论文和文件，都是从我们党相当长时期的革命斗争经验中产生出来的。
正如他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的那样：“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又如，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同志于1947年12月提出，决不是偶然的。
这个时候我军不仅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的丰富的作战经验，而且解放战争也进行了一年半，并转入了反攻阶段，又有了许多新鲜的作战经验，当时各战略区曾写出了三十几份经验总结，同志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系统地科学地总结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作战指导规律。
《论十大关系》，是同志用两个来月时间进行调查研究，亲自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掌握了丰富的材料，集中了大家的智慧，系统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的光辉著作。
其次，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综观同志的著作，除他本人独立地总结党和人民的革命经验的著作之外，大致还有这么几种情况：第一，有些著作借鉴或吸收了我党某些领导同志的思想成果。
我党许多重要领导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都曾对革命斗争的经验在某些方面作出了科学的概括，并有不少同志做了出色的理论工作。
同志在写文章、作报告时，曾经借鉴或吸收了他们正确的理论、观点、意见和决策等。
比如，关于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李大钊、邓中夏、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等同志，曾于1924年2月到1925年7月先后发表文章论述过，指出无产阶级“是革命运动的领袖阶给”，“要领导农人兵士”。
1925年1月，党的四大文件也明确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同志无疑受到了我们党一些重要领导人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启迪和影响，于1925年12月到1926年9月，连续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文章，进一步阐明“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指出工人阶级的领导主要是领导农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又如，长期和同志并肩战斗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他们有更多机会和同志商讨问题，交换意见，因此，他们态出的思想成果，在同志的科学著作中得到不少的反映。
1929年秋，陈毅同志按照周思来同志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是由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审定后发出的。
同志起草的光辉的历史文献古田会议决议，就吸收了这封信的不少重要内容。
60年代中期，同志在讲话和批示中曾指出，要抓军事，准备打仗；藏粮于民，预防灾荒。
周恩来同志根据这样的思想用精练的语言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并作为一个战略方针提了出来。
同志加以肯定，后来他在1965年10月12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谈话中，以及1966年3月12日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中，都曾采用了周恩来同志的这个提法。
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曾得到同志的赞同。
刘少奇同志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信》等文章中，曾正确地指出，“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以准备和敌人进行胜利的决斗”；在群众工作中则“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以便党的秘密组织能够在这种群众工作中长期地荫蔽力量，深人群众，“聚积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
后来，同志在写《论政策》等文章谈我党在白区的对敌斗争政策时，就借鉴了刘少奇同志这些正确的策略思想。
朱德同志曾经长期担任我军的总司令，他实际上直接参加了创造军事思想的活动。
在井冈山时期，同志和朱德同志一起切磋琢磨，制定了一整套游击战的战术，并于1929年4月在前委给中央的信中第一次公开以书面形式提出(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引)。
第二，有些著作是经过党中央领导核心反复讨论研究，由同志起草并修改定稿的。
同志有不少著作原是作为党的文件而发表的，因此这些著作集中了我党许多领导同志的正确意见。
比如，《论联合政府》，是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党的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是在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研究基础上产生的成果。
完稿后曾印发出席六届七中全会的同志征求意见，最后由同志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定稿的。
又如，同志曾经为党中央起草过大量的指示、批示、决定、决议、通知、通报、电报、信件等，这些文件也都经过党中央领导核心的讨论或审阅，由他修改定稿的。
第三，有些著作是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合作写成的。
同志和他的战友们为了共同研究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或为了共同研究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的某些问题，他们曾在一起合作写作。
比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在同志主持下，由他和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的一个课本。
《工作方法六十条》，是同志同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合作写出来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一部分条文是直接记录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们的意见，有一个重要条文(关于规章制度)是由刘少奇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后起草的。
又如，在解放战争期间，以同志名义发的军事电报，有的是由周恩来同志起草，经同志审阅修改的。
应当指出，同志借鉴、吸收我们党一些卓越领导人的思想、观点、意见、决策等，决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而一般都进行了再提炼、再概括，用他自己的语言方式加以表达，成为他著作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往往有所发展，有所提高。
(三)我们在上面的论述中，强调了集体经验、集体智慧对思想形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这并不意味着否认同志在创立思想过程中所起的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所作的无与伦比的贡献。
下面就来谈谈为什么说同志是思想的主要代表，为什么要用的名字来命名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一、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的过程中，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公认为伟大的领袖和导师。
同志是我们党、我们人民军队、我们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他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我们党一大批领袖人物中最杰出的代表。
他领导我们党长达半个多世纪，领导我们国家近30年。
他每当革命的危急关头和历史的转折时期，总是表现出远见卓识和高度的领导艺术，引导党和人民度过重重难关，去夺取革命胜利，从而显示出他比别人站得高，看得远。
他培育了我们一批又一批的党员和一代又一代的干部以及领导者，教育了全国各族人民。
他为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立下的永远不可磨灭的功绩，不仅远远超过中国近代史上任何革命阶级的领袖人物，而且也是我们党其他领导人所不及的。
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同志的领导，党和人民可能至今仍在黑暗中苦斗。
他虽然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
一、同志是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杰出的代表。
在二三十年代，我们党内有些人，由于理论脱离实际，犯了严重错误。
同志早在我党幼年时期，就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是我们党内最早认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的领导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普遍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条件，依据我们党先后建立的一批革命根据地的经验，独创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
他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曾十分明确地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
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同志不仅最早地认识和提出了这个原则，而且最好地实现和维护了这个原则。
他以极大的革命毅力和理论勇气，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反对把外国经验神圣化。
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中一系列重大问题，多次挽救了党和中国革命。
可以这样说，同志最伟大的功绩，就在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思想。
三、同志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内容同我们民族形式统一起来的典范。
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在欧洲，从内容到形式，包括论列的历史事件、引述的思想材料、使用的语言表达方式等等，都是欧洲化的。
同志为了使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易于领会和接受革命理论，十分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同志自己身体力行，开创了一代文风。
他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使用了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批判地吸取了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因而他的文风具有浓厚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四、同志对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最大的特殊的贡献。
同志具有卓越的才能、过人的勤奋，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无比的革命胆略、高度的理论修养和非凡的概括能力，这是他创立思想的优越的个人条件。
同志的著作，就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思想之深刻、文辞之优美来说，是我们党内任何人都难以比拟的。
我们党的集体经验、集体智慧，尽管其他卓越领导人也作过概括，然而主要是由同志概括起来的。
思想的基本的理论、原则，以及党的基本路线和许多重要的政策、方针，主要是由同志提出来的，也主要是通过他的科学著作得到概括的。
比如，同志完整地提出和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完整地提出和论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政策，等等。
总之，同志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他的科学著作构成了思想的主体部分和核心部分。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进行根据地建设的
你好。
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政设。
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开始是建立乡、区、县临时性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在条件具备后再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各级苏维埃政府。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
通过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吸收工农群众参加政权，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这种制度，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
工农兵代表大会包括乡（市）、区、县、省和全国五级。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共和国公民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务。
根据这一规定，符合条件的选民按一定比例直接选举产生乡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组成乡工农兵代表大会，并选举产生乡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
区、县、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均由下一级代表大会按一定比例选举的代表组成，并产生区、县、省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
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由各省工农兵代表大会所选举的代表组成，并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组成人员。
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其选举的各级执行委员会代行权力，对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负责。
这种在民主选举基础上产生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既能保证工农劳苦大众选举能够代表自己意志和利益的代表参加政权，又能保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根据地进行了三次民主选举。
为了保证根据地人民能够真正有效地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做好选举工作，苏维埃政府颁布了选举法细则。
这个细则对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办法、选举单位、代表的任期和定期向选举人作工作报告，以及选民撤销代表资格等都作出明确的规定。
在选举中，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占选民总人数的80%以上，有的地方达到90%以上。
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在政府代表中一般占20%以上。
例如福建上杭县才溪乡1932年10月选举时，上才溪53名代表中，女性有16人，占30%。
临时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政权建设给予了很大关注。
1931年和1933年，先后颁布《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
1931年11月以后，仅在中央根据地范围内，即先后建立了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等省苏维埃政府，到1935年1月，先后建立过的县级苏维埃政府有250多个。
在其他地区，先后建立过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原赣东北）、鄂豫皖、湘鄂西、川陕、闽东（特区）、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陕甘边（特区）和陕北、大金等省级（或相当于省级）苏维埃政府。
各级苏维埃政府是比较精干的政府。
临时中央政府各个部包括部长在内，一般只有3至5人，个别大的部也只有八九人。
人民委员会每次召开常会，少则半天，多则一天。
所议事情，议而有决，决则必行，贯彻落实迅速而有效。
对于地方苏维埃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有关条例明确规定：乡苏维埃政府只配备不脱产的工作人员3人，城市（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苏维埃政府19人，区苏维埃政府15人，县苏维埃政府25人，省苏维埃政府90人。
据统计，1933年秋，中央根据地所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共60个县，两级政府共有干部约1800人，乡级苏维埃政府仅有干部1万人左右。
为了提高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临时中央政府开办多期训练班，培训县、区、乡干部。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和苏维埃大学，也为各级苏维埃政府培养了一大批干部。
临时中央政府重视司法建设，先后颁布120多部法律、法令。
这些法律、法令中，有苏维埃国家的根本法、行政法规、刑法、民法、婚姻法、经济法等，初步建立起具有鲜明阶级性和时代特征的法律体系。
苏维埃政府还建立一整套司法机构，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司法组织系统。
在中央，设立司法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工农检察部和最高法院；地方设有裁判部、国家政治保卫分局、工农检察部；军队设有军事裁判所。
另外，设立劳动感化院，对犯人实施感化改造；设立劳动法庭，以处理劳资纠纷，保障劳动法的实施，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
通过司法建设，根据地培养、造就了一支司法干部队伍。
仅在中央根据地，从事司法工作的干部就有2000余人。
苏维埃司法工作的创立和开展，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各级苏维埃政府非常注意廉政建设，对根据地政权机关工作人员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即将反腐肃贪作为一项重要的斗争任务列入议事日程，建立包括司法监督、党政监督、审计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在内的监督机制。
临时中央政府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先后查处多起贪污浪费案件，严惩了腐败分子。
苏维埃政府坚决地开展反腐肃贪斗争，得到根据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在苏维埃政权下，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真正做了主人；他们的经济生活由于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和国民党各级政权统治下的种种盘剥，也得到明显的改善。
苏维埃政权做了大量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的真诚拥护。
群众踊跃参军参战，积极发展生产，支援革命战争。
他们把保卫苏维埃政权看作自己的责任。
革命战争所以能够长期坚持，红军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人民群众的热诚拥护和全力支援是一个根本条件。
由于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走的是先有基层政权，后有中央政权，由分散到集中、从局部到全国的发展道路。
从长远的意义上看，各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进行创造性实践的伟大阵地。
党领导的根据地政权建设，是开辟人民政权道路的重要实践。
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学会治国安民的本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实践，还造就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干部和各方面人才。
在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带领下，中央政府各部门以及各省、县、区、乡的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为根据地的建设辛勤工作，树立了扎扎实实、任劳任怨、清正廉洁、精简高效的榜样。
他们在工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密切联系群众、为老百姓办实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一大批德才兼备、奋发有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的涌现，不仅成为日后进行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领导骨干，而且成为新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中坚。
经济建设 根据地军民在粉碎军事“围剿”的同时，还为打破经济封锁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是国民党当局用来对付根据地军民的两个主要手段。
军事“围剿”是“杀死政策”，经济封锁是“饿死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积极进行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才能打破敌人的封锁，稳定并改善人民的生活，为进行反“围剿”斗争准备比较好的群众基础和必要的物质条件。
随着红军反“围剿”的胜利，根据地的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财政和金融等经济工作，也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但从1931年开始，临时中央的一些“左”倾政策逐步推行到根据地中来，同时国民党军队也加紧了对根据地的封锁。
这样，到1933年春夏，中央根据地和其他一些根据地出现了经济生活恶化的局面：工商业凋零，日用消费品（主要是食盐、布匹、药品）奇缺，价格昂贵，部分地方如汀州、上杭、雩都、瑞金等县发生缺粮饥荒。
面对这种局面，临时中央不得不考虑对某些经济政策作若干调整，并且要求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采取措施，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1933年2月26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中央、省、县三级设立国民经济部。
人民委员会还先后在中央根据地召开两次经济建设大会。
一次是8月12日至15日在瑞金举行的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一次是8月20日至23日在博生县(即宁都县)举行的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
在南部十七县大会上作题为《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1]，论述了在战争环境中开展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
经过两次大会的号召和各级政府的具体指导，根据地出现前所未有的群众性的经济建设热潮，各项建设工作逐步开展起来。
根据地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中头等重要的任务。
在根据地的生产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农村青壮年参加红军、耕牛又十分缺乏的情况下，苏维埃政府积极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以便有组织、有计划地调剂劳动力的使用。
例如，1933年，兴国县长冈乡每村一个劳动互助社，全乡社员达300多人。
1934年5月，瑞金县互助社社员达8987人，兴国县达5.17万多人，长汀县达6717人。
苏维埃政府组织广大农民成立犁牛合作社或犁牛站，将没收地主的和集资购买的耕牛定为全体社员公有，按农户分得的田亩多少调剂使用。
苏维埃政府还增加农业投入，组织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
1933年，江西、福建、粤赣、闽赣四省开垦了21万石荒田，闽浙赣省开垦了11万石荒田。
粮食产量，在赣南闽西区域，1933年比1932年增加了15%，在闽浙赣区则增加了20%。
川陕根据地也获得好收成。
根据地的工业生产，主要是手工业生产。
苏维埃政府在鼓励发展个体手工业生产的同时，也加强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
据统计，到1934年2月，中央根据地的兴国、胜利（位于雩都北部）、赣县等17县的手工业合作社发展到176个，社员3.27万余人，股金5.05万余元。
与此同时，公营的军需工业和厂矿企业也开始建立起来。
直属中革军委领导的官田兵工厂由最初的六七十人，到1933年发展为400多人。
中央被服厂设在瑞金七堡，全厂约700多人，缝纫机100多架。
中央钨砂公司下属铁山垅、盘古山、小垅等矿场，年产量约计1800吨，约有5000工人。
还有中央印刷厂、中华商业公司造纸厂、瑞金纺织厂等。
其他根据地的手工业生产也有较快的发展。
如川陕根据地在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开办了兵工厂、被服厂、织布厂等。
发展对外贸易，也是根据地经济工作的重要方面。
根据地的对外贸易，是指同国民党统治区域间进行的贸易。
1933年2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国民经济部下设立对外贸易局。
此后，邻近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县也设立了对外贸易分局、采办处、代办处或采购站等。
为了奖励私人商业输出输入各种必要的商品，还实行某些日用品和军需品暂时减税的办法。
此外，根据地的财政、金融、邮电、交通等事业也都有一定的建设和发展。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党领导的一项开创性工作。
经过努力，各根据地逐步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
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报告和结论[2]，总结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经验，阐述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若干原则进行了论述。
第一，苏维埃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第二，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
而目前发展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第一位的工作。
第三，根据地的经济成分，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
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
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
第四，根据地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财政的支出，应该贯彻节省的方针。
第五，根据地对外贸易的方针，首先是为着自给，其次才是出口，并要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粮食和钨砂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
第六，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实际生活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穿衣、吃饭、住房、柴米油盐等问题）；必须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在这之前，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是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谋利益的，但其中有不少脱离中国实际特别是农村实际的“左”的内容。
1933年初，张闻天、陈云进入中央根据地后，对此有所察觉，提出了修改意见。
3月28日，人民委员会举行会议，经过讨论，决定修改劳动法。
陈云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指出：这种“左”的错误，不但不能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积极性，而且也不利于苏区经济的发展。
张闻天也在《斗争》上发表《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一文，指出：这个“为了大都市大生产所订立的《劳动法》，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苏维埃区域内，是不能完全机械执行的”，必须根据实际情形加以修改和补充。
同年10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重新颁布劳动法的决议，对原劳动法中这类不切实际的条文作了修改。
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根据地军民在进行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同时，还在极为简陋的物质条件下，克服困难，进行了文化教育建设，取得了许多成绩。
根据地教育事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干部的教育。
中央根据地于1933年3月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主要培养党、政、工会的干部。
1932年以后，还先后创办瑞金列宁师范学校、中央列宁师范学校、江西第一短期师范学校、列宁团校、职工运动高级训练班、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培养各方面的干部和技术人才。
为了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多种办法。
如建立夜校、半日学校、补习学校、识字班，设立识字牌、墙报，创办报刊，创作演出戏剧等。
据统计，到1934年3月，中央根据地有列宁小学3199所，学生约10万人；补习学校4562个，学生约8.8万人；识字组2.3万多个，参加者仅在江西就有约12万人；俱乐部1900多个，固定会员就有9.3万多人。
妇女在夜校学员中占很大比重，如在兴国县长冈乡，夜校女生占70%。
各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也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创办了许多报纸杂志。
到1934年1月，中央根据地有大小报刊34种，其中《红色中华》的发行最多时达4万余份，《青年实话》报发行2.8万余份，《斗争》杂志发行最多时达2.7万余份，《红星》报发行最多时达1.73万份。
1931年11月7日，根据地第一个新闻通讯社――红色中华通讯社宣告成立。
根据地的革命文艺生活也很活跃，工农剧社、蓝衫团[3]、俱乐部等经常开展文娱活动，受到群众的普遍喜爱。
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是在地瘠民贫、文盲众多、战争频繁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
一批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为这项事业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党的建设 在各根据地内，党大力加强了自身的建设。
根据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根据地建立了党的各级领导机构。
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布正式成立，由周恩来任书记。
因周恩来在上海，由项英代理。
同年4月中央代表团到来后，中央局的各工作部门逐步健全。
12月底，周恩来到中央根据地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苏区中央局所辖的江西省委、福建(闽粤赣)省委、闽赣省委、粤赣省委、赣南省委相继成立并得到健全，地方特委、中心县委和县、区、乡的党组织也都建立或健全起来。
各级党的领导机构的建立和健全，推动了根据地党的建设工作。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建立和健全，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迫切需要大批干部。
为此，根据地的党组织十分重视干部队伍建设。
各级党组织大胆地选拔有坚定信仰、在实际斗争中积极勇敢并有工作能力的党员，到党的领导机关工作。
对于各级干部尤其是新提拔的干部，党组织注重让他们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成长，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
党组织还通过举办各种短期训练班，加强干部的速成教育。
短期训练班的主要课程有政治常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实习等。
除经常性的短期训练班以外，党组织还创办各种干部学校，对党员干部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各种专业知识教育。
如，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春开办党校，重点培训县、区级干部。
通过上述措施，培养了大批干部和各方面的专门人才。
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基础。
各根据地党的领导机关，注意建立健全基层党的组织，发挥它们的作用。
1931年冬以后，中央根据地基本上是以乡为单位建立党的支部，村建立党的小组。
对党员人数比较多的，在乡支部之下以村为单位或几个村联合建立分支部。
在各级苏维埃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单独或联合建立支部。
在根据地的国营企业中，也单独建立了党的支部。
党通过这些基层组织，将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党员、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和人民群众中去。
通过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通过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根据地的扩大红军、支前参战、购买公债、发展工农业生产、节约粮食和经费等项工作，都能克服困难，比较顺利地完成。
伴随着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发展党员工作被提到重要日程上来。
1931年，经过中央根据地三次反“围剿”和发生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后，党员人数有所减少。
从1932年夏到1933年秋，苏区中央局在中央根据地范围内发动了几次突击发展党员运动。
1932年3月底，江西全省共有党员2.3万余名，到1933年4月猛增至67904名，到同年秋又增至97451名。
福建全省1932年3月党员人数约6800人，到1933年6月猛增至2万人。
其他根据地的党员数量，也都有了较快的增加。
据1933年6月20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统计，湘赣根据地有党员3万人，湘鄂赣根据地有党员5万人，赣东北根据地有党员3万人，湘鄂西根据地有党员28740人，鄂豫皖根据地有党员2万人。
由于处在农村的环境中，各根据地发展的党员大都是农民出身。
据1930年赣西南根据地统计，党员中农民出身的占80%，知识分子、小商人出身的占10%，工人出身的占10%。
在1933年5月发展党员突击运动月中，尽管一再强调要注意发展产业工人和雇农入党，但新党员中，工人、雇农和苦力只占28%，而贫农、中农、知识分子、小商人和自由职业者则占到72%。
据湘赣根据地1932年9月统计，工人、手工业工人、苦力、店员、雇农出身的占20.62%，贫农、中农出身的占74.43%，知识分子、小商人、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富农、其他出身的占1.95%。
根据这种状况，各地党组织注意加强思想建设。
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宣传部及红军总政治部等机关，印发了许多通俗易懂的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基本知识的读物。
如红军总政治部1932年1月编印的《新党员训练大纲》，对党的主张、组织、纪律、任务等都作了说明。
中央根据地的党组织通过组织各种研究组、政治讨论会、短期训练班和进行比赛等形式，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
通过这些措施，许多没有文化或文化水平很低的党员，懂得了许多革道理，提高了政治觉悟。
根据地的党组织非常重视作风建设。
广大党员干部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更是率先垂范，进行了大量的农村调查，写下多篇调查研究报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在他的影响下，1929年至1932年春，中央根据地的各级党政军机关掀起调查研究的热潮，培育了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作风。
各级党员干部扎根群众，依靠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培育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廉洁奉公教育，并采取措施有效地惩治腐败，培育了崇尚廉洁、反对腐败的良好风气。
广大党员干部艰苦奋斗，廉洁自律，带领群众克服困难，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
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
”这首当年流传在中央根据地的民歌，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干部身上反映出来的党的优良作风的赞誉。
根据地的党组织还加强了对苏维埃政权和群众团体的领导。
在各级苏维埃政权和群众团体中，普遍建立了党团。
通过党团，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得以贯彻执行。
在根据地内，还坚持了党管干部的原则。
凡苏维埃政权和群众团体的领导人选，均由党组织提出名单，在群众中进行宣传，使群众接受这种意见，再经民主选举产生。
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中各种职务的人选，经当地党委同意后，再由党团提出，由苏维埃政府任命。
实行党团制度和党管干部的原则，为处理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作了有益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