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七天的心得体会，要300字
自己删减删减。
中华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的，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
他包括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内容。
通过学习、等中华传统文化，感想、体会颇深。
一是认识上的转变。
在以前的学习和工作中从没有真正接触过国学方面的知识，只知道是儒家学问，还有些封建思想意识，认为学这些也没有多大的用处。
然而，通过这段时间对和的学习，认识有了新的转变。
我认为，国学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安居乐业，安身立命之文化根基，也一直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脊梁。
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文化延绵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国家，正是因为有如此深厚的国学文化作为支柱，这种文化一直贯穿于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历程。
二是学习的重要。
人的一生是从学习开始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开篇即提出了以学习为乐事，反映了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注重修养，严格要求自己的主张。
一个人在生命的历程中，有很多不可知的部分，但是知识可以增长才干，知识可以。
因此，我感到爱学习是一种快乐，想学习是一种幸福，是一种喜悦。
学习新知识，温习旧知识是一件让我们感觉愉悦的事情，学习能使我们提高素质、增长才干。
所以我们要树立的思想。
三是努力践行。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是的总纲领，只要我们认真去学习、去思考、去感悟，就会明白其中的许多道理。
在为人处世就知道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就有了做人的准则，在生活、工作中，就会有正确的判断和及时纠正自己错误的言行。
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
说话多，不如少，惟其是，勿佞巧。
就是指凡事说出去的话，首先要讲信用，不可以欺诈别人或者胡言乱语，话说得多，不如说得少，说话只要恰当，切题就行，不要花言巧语。
尤其是我们面对学生，要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所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言既出，行必果，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不可收回，不可反悔。
对学生们提出的意见建议要认真研究解决，要敢于承担责任。
传统文化，人生宝典。
中国人没有信仰与核心价值吗
易先生以民国时期一个过路费的潜规则故事 为开头，说明了“文明来自野蛮”。
易先生是这么总结的：“原始时代我们都是土匪，但是土匪们最后发现这种野蛮的行径其实是对自己是不利的。
相反通过利人来利己，才是可持续发展的。
于是他们放下屠刀，拿起算 盘，变成了企业家和银行家。
企业家和银行家就是从良的土匪。
没做得了企业家和银行家的到各大院校和管理学院教MBA。
所以文明就是对野蛮的否定和改造。
那么人类为什么要对野蛮进行否 定和改造呢
很简单，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
这就是文明的意志。
” 1，“强龙”和“地头蛇” 《易中天中华史·总序 》的中心命题是“中国人没有信仰与核心价值”，可我们在这个“民国土匪收过路费”的故事里，看到的恰恰就是“中国人的信仰与核心价值”。
易先生似乎 把中国文明的多层性与故事的内部逻辑都简单化了，因为，中国社会其实有“强龙”和“地头蛇”两个层次，收费土匪只是“地头蛇”，背景中还有民国政府这个“强龙”。
而且，民国时期 不是原始时代，这个“文明来自野蛮”的“类比思维”，损失了太多的逻辑细节，它只能表明民国时期还非常野蛮。
易先生所遗漏的关键点是：在什么情况下，“地头蛇”才有可能搞成收过路费的合作
在什么情况下“强龙”会出现失控，以至于全国性的政府成立时，地方上却依然不太平，并出现“地头 蛇”收过路费的“潜规则”
这两个问题的提出，意味着“民国土匪收过路费”的故事，不仅不能说明“文明来自野蛮”，反而只能说明，在土匪统一收费之前的“文明还非常野蛮”（各路 土匪无序乱抢），在统一收费之后则是“非暴力野蛮”取代“暴力野蛮”（各路土匪合作分利）。
在易先生眼里，非政府的土匪，掠夺式地收取过路费已经不算野蛮，这本身非常有意思。
按道理，在已经存在民国政府的情况下，居然还有土匪敢通过打劫收过路费，这当然不是文明，而是 一种野蛮。
易先生的类比不仅时间错位，逻辑也有错位。
打劫收过路费是政府“明规则”之外的“潜规则”，“潜规则”表面上是互利的，可当事者各方的地位是否平等，决定了具体的“潜 规则”是否野蛮。
收取过路费显然是一种当事者各方地位不平等的野蛮规则，易先生之所以把它看成“文明”，那是因为民国时期政府层次的秩序更乱，而且统一收费之前的野蛮程度更高。
但是，理解中国文明的要害是：“强龙”和“地头蛇”如何在同一层次上内斗外抢、如何在上下层次上互相灭杀，将决定具体事件的相对文明或野蛮程度。
问题出在，易先生可能太急切于“要对野蛮进行否定和改造”，太急切于把“文明的意志”归结为“通过利人来利己”，结果有意无意地忽漏了民国土匪背后那个更大背景的含义。
那个更大 背景的含义是：民国政府也只是一帮更大的土匪，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说明的是我们的“文明还非常野蛮”，也正是由于军阀混战，才没人去剿灭土匪，土匪也才泛滥成灾。
这里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是“单一权威是否出现”。
各路土匪合作分利决不可能是自动产生的，实际上，各路土匪的“组织协调费用”、“偏好协调费用”和“协议落实费用”非常高，如 果不存在一个有威望的“黑社会老大”，合作分利的“文明”决不可能出现。
在“地头蛇”的层次是这样，在“强龙”的层次也是这样。
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表明大土匪们谁也不服谁，在 蒋介石立起来之前，“强龙”层次的潜在“黑社会老大”都镇不住局面。
这个事实，就把我们带入了更重要的第二点：“文明的意志”重点不是易先生说的“通过利人来利己”。
易先生强调国家政权的出现是文明的起点，但是，国家政权的出现本身，却不是“通 过利人来利己”，而是“通过更好地利己来利人”。
民国军阀混战时，冯玉祥既当“流寇”也当“坐寇”，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从冯玉祥的故事里，提炼出了一个“坐寇国家理论”。
这个“ 坐寇论”跟土匪合作分利是一个道理，“流寇”抢一把就跑，“坐寇”则发现坐下来经营能抢得更多，国家政权就是从“坐下经营”产生的。
也就是说，“坐寇”不是“通过利人来利己”，“坐寇”的重点是“更好的利己”而不是“通过利人”，整个逻辑是“为了更好地利己而被迫利人”，如果不是为了抢更多和自己更威风，“ 坐寇”是决不会在乎别人的利益的。
如果在乎别人的利益，“坐寇”从一开始就不会选择抢了。
土匪合作收过路费的故事也一样，重点是“为了更好地利己而被迫利人”，重点不是“通过利 人来利己”，因为事情必须这么看：如果有“害人更利己”的方法，土匪们肯定不怕“让子弹飞”。
可见，“文明的意志”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利己而被迫利人”，不是“通过利人来利己”，市场中的互利也是建立在政权暴力秩序的基础上的，况且市场也很难避免损人利己的欺诈。
“通过 利人来利己”多少还是一种不能勇敢地面对现实的漂亮话，现实是，人只是为了更好地利己而不得不利他，即便是纯粹的利他行为也饱含着“精神上利己”的成分。
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把 野蛮或暴力看成文明的普遍常态，文明可能用“非暴力野蛮”取代“暴力野蛮”，但“暴力野蛮”仍然可能被使用，至少是威胁着说要使用。
这当然不是在宣扬“利己”和“暴力”，而是在 分析冷酷的现实。
“民国土匪收过路费”的故事里包含着“强龙”和“地头蛇”的逻辑，“强龙”和“地头蛇”的逻辑里包含着“中国人的信仰与核心价值”，那么，这其中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易 先生会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与核心价值”
2，信仰与核心价值 易先生在讲中国文明时不仅用了“类比思维”，还用了“象征思维”。
他是这么说的：“商周时期，我们是用眼睛看世界的，因此商周文化的特点是绚烂多彩。
春秋战国我们是用脑袋 看世界的，因此有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汉唐两代，我们民族是用心胸看世界的，因此有汉的强悍，唐的广阔。
……然后到了明代，时代精神就在扩张了，代表作是《金瓶梅》，朝野关注的 就是床上那点事。
清代更糟糕，时代精神到膝盖了，最会做的事情就是下跪。
”这些“修辞思维”会妨碍易先生分析“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吗
易先生认为，伊斯兰文明先立教后建国，成功的关键是信仰，只有伊斯兰文明才可以用宗教来命名。
西方文明有宗教，但信仰自由比宗教信仰更重要。
“人权和法治是观念，共和和宪制是制 度，民主既是观念也是制度，不是宪制。
核心价值就是独立、自由、平等。
……在西方文明那里，观念体现价值，制度保障观念。
这才有他们的崛起，这才有他们的经济发达和科技进步。
… …伊斯兰文明是由信仰产生了精神，西方现代文明是信仰的背后体现了价值。
中华文明最明显的特点是什么呢
没有宗教，没有信仰。
……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这个就叫做信仰。
……因为它超自然，你不能用科学实验来证明，因为它超世俗，你 不能用日常经验来证明，……这样的东西我们文明从来就没有。
中国人信不信什么
信。
中国人有信的对象，但是信而不仰，仰而不信。
……所以中国人如果有信仰的话，这个信仰的对象是 没有定准的。
…… 统统都信其实就是统统都不信。
……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文明，怎么可能产生宗教和信仰呢，不可能的。
所以中华文明的特点是什么
叫有崇 拜无信仰，有敬畏无宗教。
……利在于没有信仰就可以容得下一切信仰。
……犹太教像油，伊斯兰教像奶，基督教像酒。
……中华文明像水，……坏处在于核心价值观不能恒定。
……我个人 的建议是找到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独立、自由、平等，都是人类的共同价值。
……共同追求，各自实现，文明求同，文化存异。
中华民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作为无信仰的文明，有责任为全球文明的对话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这叫担负起天下兴亡；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无信仰，所以我们没有恒 定的价值观，我们应该找到全人类的核心价值观，找到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找到我们文明自己的实现方式。
” 易先生的“修辞分析”非常生动，但中国人怎么就是没有信仰与核心价值了呢
易先生把信仰定义为“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的坚信”，他发表在《南方周末》（2013.5.17）的书面版本的“总序”里还另外提出：“人类为什么要有宗教呢
是因为要有信仰。
为什么要 有信仰呢
是因为要有核心价值。
有价值和价值观，才会有精神和方式。
由此创立的文明，也才可持续发展。
可见信仰也只是手段和载体，核心价值才是关键”。
易先生的自相矛盾是明显的。
他一方面认为“由于我们无信仰，所以我们没有恒定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又认为“信仰也只是手段和载体，核心价值才是关键”。
这里的矛盾是：如果 核心价值生出信仰，中国人怎么会“无信仰所以没有恒定的价值观”呢
如果“核心价值才是关键”，那中国人应该是“没有恒定的价值观所以无信仰”才对啊。
就算是口误（书面版本没有 这个提法），可接下来，易先生一方面认为“有宗教因为要有信仰”，另一方面又用宗教去定义信仰，这才最终导致了“中国人没有信仰与核心价值”的失误。
怎么讲
难道信仰不是的“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的坚信”吗
当然不是，这个定义说的是宗教，而且是“超自然神的宗教”，最多只能说是“超自然神的信仰”，不是信仰的全部。
中国 本土确实没有土生土长的超自然神宗教，道教、儒教都不具备这些特征，但中国人有自己的信仰及核心价值。
其实，信仰本质上是人对无法确定、无法追问或神奇之物的一种信服和尊崇，信仰本质上是人类在不确定中追求确定的一种精神设定，而根本不管这个设定是否具有“超自然、超世俗 ”的特征。
人类在艰难困苦的原始条件下产生了很多设定和神化，包括对自己祖先的神化、对天和各种自然物的神化、对其他想象物（如鬼和魂）的神化、对超自然的上帝的神化，等等。
所以，信仰是否超自然、超世俗，这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文化传统问题。
西方人和伊斯兰人的信仰偏向“一神”和“精神超越”，而中国人的信仰偏向“多神”和“世俗实利” 。
西方和伊斯兰信仰看不起“偶像崇拜”，崇敬的是唯一的“上帝神”；而中国人对自然世俗性质的“多神”有本能的偏爱，因为多神的“偶像崇拜”更加亲近实惠。
当然，崇拜未必是信仰 ，只有消除人生焦虑、追求人生确定性的崇拜才是信仰。
宗教是制度化、仪式化的信仰。
西方人是“政治多神、宗教一神”，伊斯兰人是“政教合一”，中国人是“政治一神、宗教多神”。
所以，不能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中国人只是没有西方人和 伊斯兰人那种“超自然”和“精神超越”的“上帝信仰”。
中国人的信仰主要围绕着“敬天法祖”，在“敬天法祖”中追求确定性，这种确定性的产生带有明显的世俗权力和实际利益的特征 ，而这又与中国农耕社会靠天吃饭、与中国人靠祖荫祈福的祖先崇拜有关。
这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的实利信仰和权力信仰是根深蒂固的（关于中国特色权力信仰我在别的场合有过分析，这里从略），它并不会因为你拒绝对实利或权力使用信仰这个词 而有丝毫改变，问题的本质仍然是人类对确定性的不同追求。
易先生可以认为我们中国人的信仰太低俗，但不能说我们这个低俗的信仰不是信仰。
信仰是否低俗是价值取向问题，信仰是否存 在是认知判断问题。
否定中国人有信仰，更重要的还是在于不能看到“追求确定性”这个人类信仰本质。
只要是人，只要他有抽象思维，只要他能通过抽象思维去寻求确定性，他就必然有信 仰。
“民国土匪收过路费”和“强龙”与“地头蛇”的逻辑里，包含的正是中国人的实利信仰和权力信仰。
你确实可以说，与“精神超越”的“上帝信仰”比这算什么信仰，但再低俗它也 是中国人的信仰，自我贬低无法实现自我否认，存在的东西再否认也存在。
更关键的问题是，易先生似乎没能看到，正是由于我们中国人的实利信仰和权力信仰根深蒂固，西方文明“独立、 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才一直无法成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
3，普世价值与文明对话 否认中国人有信仰与核心价值是一个常识性失误，但易先生如何产生这个失误才是更有意思的。
他在书面版本的“总序”里说：人类文明有三代，“代表第一代的是中华文明，代表第 二代的是伊斯兰文明，代表第三代的是西方现代文明”。
所以，他把“独立、自由、平等”的西方文明核心价值，看成“都是人类的共同价值”。
也就是说，易先生的整个逻辑是倒过来的：他先把“独立、自由、平等”设定为全人类的共同核心价值，而这些核心价值碰巧是他认为的西方核心价值，所以，西方现代文明代表了人 类最新近的第三代文明，而中国文明里没有“独立、自由、平等”，中国文明还碰巧没有一神宗教，所以中国文明就被他断定为“无信仰，所以我们没有恒定的价值观”。
以上我已经分析，这种逻辑倒推，导致了易先生的五个认知失误：一是“价值决定信仰”与“无信仰所以没有恒定的价值观”的自相矛盾，二是否认中国人有信仰与核心价值，三是混 淆信仰与宗教的关系，四是认为“文明的意志”是“通过利人来利己”而不是“为了更好地利己而被迫利人”，五是因简单看待“文明来自野蛮”而逻辑上忽视了 “非暴力野蛮”和“文明依 然野蛮”。
归根到底，问题还是出在易先生太急切于用“独立、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对野蛮进行否定和改造”。
我不反对把“独立、自由、平等”看成是全人类的核心价值，也不反对用“ 独立、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对野蛮进行否定和改造”，但是，我反对带着这种“价值冲动”来分析中国文明的信仰和价值，因为，过分的“价值冲动”，必然会导致“价值理性”压倒 “认知理性”，从而导致不应有的逻辑扭曲和认知失误。
实际上，以上的五个认知失误还不是最要紧的。
最要紧的问题是，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与核心价值”，道理上似乎一张白纸更有利于顺利地采纳“独立、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可 一旦发现，中国人其实有着极其顽固的实利信仰和权力信仰，我们还会以原来的方式，去分析普世价值不被中国人采纳的原因么
如果我们原来只看到普世价值不被中国人采纳的“意识层面 ”的原因，那么，现在我们是否应该深入到“信仰层面”或“本能层面”去分析呢
另外，我们原来以为，一个“无信仰的文明”能够“为全球文明的对话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现在，带 着实利信仰和权力信仰的我们还有这种自信么
实利信仰和权力信仰，导致中国人的核心价值特别物质化、道德化和差序化，不象西方那样精神化、规则化和平等化。
而这恰恰是我们中国人欲求“独立、自由、平等”而不得的原因，这是 个意识上追求、本能上拒绝的“先天信仰”问题。
如此，“为全球文明的对话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决不可能是想象中的那么理所当然。
一个没有普世情怀的文化为普世的冲突搭台，这本 身就有幻想的成分，这种幻想至少从汤恩比那里就开始膨胀了。
实际上，中国的天下主义不是普世情怀，朝贡思维不是契约思维。
先把对话平台的问题放一边去，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普世价值不被中国人采纳的原因”。
如果仔细分析，一个文明的核心价值，其实应该包括“规范的或书面的”核心价值以及“实证 的或实际的”核心价值。
可以说，西方的“书面核心价值”与“实际核心价值”比较接近，分离度比较低，所以“独立、自由、平等”实现得比较好。
当然，这种情况不是从来如此，而是近 现代才开始这样的。
但是，中国的“书面核心价值”与“实际核心价值”几乎一直是分离的双轨价值。
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核心价值包括“敬、恕、和、仁、孝、忠、信、耻”。
实际上，这些只是中国人的“书面核心价值”，中国人的“实际核心价值”是完全不同的另外8个字：“天、权、钱、脸、家、统、吃、活”。
易先生说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不恒定，其实，作为“实际核心价值”，我们的实利与权力观恰恰特别恒定，以至于我们的“书面核心价值”都一直无法 与之统一。
我们的核心价值的恒定，还特别体现在“差序格局”的意义上，它是一种“内外有别”的恒定，敬和忠等等并不完全停留在书面上，但它们肯定是亲疏有别的。
我们一直以为，“普世价值不被中国人采纳的原因”在于政治上的既得利益，其实这不全面，这只是意识层次的原因，被我们忽视掉的还有本能方面的原因。
本能方面的原因说的是，即便是 认识到政治既得利益阻碍推行普世价值的人，他自己也会在实际行动中本能地抵制普世价值，而这正是实利信仰和权力信仰的顽固之处。
易先生在演讲中提到自己在北京台说过的那句名言：“这年头不弱智那就不能当领导”。
很对，但很不够。
我要加上的一句话是：“这年头不弱智那就不能当启蒙思想家”。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中国人的问题不是“认识到政治既得利益阻碍推行普世价值”，中国人的问题是“认识到问题所在的启蒙思想家，自己也会在实际行动中情不自禁地抵制普世价值”。
中国需要 的是“启行家”，不是“启蒙家”；启蒙家以为问题是“蒙”，其实问题是“行”；启蒙家以为问题是“意识”，其实问题是“本能”；启蒙家以为问题是别人不“行”，其实问题是连自己 也不“行”。
自由不是反抗主子，自由是赶走主子之后自己既不再是奴，也不再是主。
中国人的自由，恰恰是以自己成为新主子为本能目标，而且，这不是个人的选择问题，而是博弈环境的结构必然；你 不这么做，别人也会这么做，从而逼你只能这么做。
情况可以用七个字来概括：认识到但被决定。
这可不是宿命论，这是博弈结构论。
每每价值与真相冲突，我们总是让真相让步，但这个真 相在每个人的心里，这个真相无法让步。
中国人的问题是自己本来的信仰及核心价值太强大而无法改变，至少我们没有看到改变的迹象，而这正是中国社会深陷“囚徒困境”的原因。
我在《中国不一样》一书里分析的就是这个问题 。
大树不可能倒，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地“抱着大树喊坎树”。
“文明求同，文化存异”说起来生动，但文化一存异，一些重要的文明方面，就往往无法求同。
其实，也正因为如此 ，世界才有文明的冲突。
4，结语：“价值理性”与“认知理性” 每个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把“中国三千七百年的命运和选择”重讲一遍，但要害的问题是理论视角，是奥尔森式的“坐寇国家论”般的逻辑力量，不是缺乏“历史解释学 ”思维的“修辞分析”，更不是“价值冲动”压倒“本质认识”的历史通鉴。
易先生老当益壮，36卷本的《易中天中华史》雄心勃勃，作为读者，我们只能希望《易中天中华史》在保持自己的“价值理性”和“修辞思维”的基础上，增加一些“认知理性”和“逻辑思维”。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哪些影响
这是对的，西方理论学倡导在不影响别人前提下的自由意志从社会学说，自由是不要侵害别人的前提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为。
从法律讲，自由就是不违法。
然而实际上更复杂，因为法律有善法和恶法之分，善法是符合社会学的要求，限制侵害他人的行为的。
中国人的大一统的意识是如何形成的
中国人经历才沧桑太多，苦难太多，欺骗太多，虚伪太多，像一张经过无数次揉搓的纸张，没有了最初的洁白挺括；像一条长河，被倒入太多的糟粕，以至污染过重，辨不出了本来颜色。
有人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种之一，因为他们信奉老子所说的“上善若水”，他们的性格像水，总是在变动，总是显不出任何棱角。
中国人不是没有过血性——赵氏孤儿、七百壮士、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个时代男人们的壮烈英勇和决绝。
春秋战国时的中国人，活得有声有色，死得清白爽快，在后人看来他们还有些稚拙，有些简单，但却让人感受到他们生命的挺拔伟岸。
在周边民族还处于沉睡中时，中国人那时已经有了思想启蒙，各类思想活跃，智慧肆意奔放，在早期中国文明史的天空中喷薄出一道道绚丽的霞光。
（这段时期不同的历史学家有其各自看法，取其主流。
）好景不长，统一中国的秦始皇挥剑阉煽了这个热血沸腾、满脑子想法的“青年”，早早结束了他的“性征”，从此中国人不再有个性。
秦始皇的过错不在于统一天下，让百家思想枯萎衰竭，也不在于修建长城，将中华文化禁锢在大陆之上，而在于他视天下人为猎物，他深信老师韩非子的话：人是本性卑劣的动物，他们渴望的只有利益而惧怕的只有暴力，人是不值得相信和尊重的，统治他们的方法不外乎“执长鞭以御宇内”，用法、术、势来束缚和操纵，就如同对待栓在车子前面的牲口一样。
继而，“焚书坑儒”、“以吏为师”、“以愚黔首”，终于达到“偶语者弃市，腹诽者诛，道路以目”的程度，中国人的群体人格第一次遭受粗暴对待和摧残，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者才能适应这个严酷的社会。
汉高祖刘邦显然适应了这样的社会，这个在楚汉战争中被杀得大败，逃跑途中为了让车速度快些，数次要把自己的一对儿儿女推下车的流氓，这个在项羽要将其父亲剁成肉酱时，嬉皮笑脸说别忘记分他一杯汤的小人，刚刚坐定天下就开始杀戮当初为他卖过命的战友。
他的登堂入室，宣告了一个满嘴粗话的地痞的胜利，宣告了中国人精神上的第一次劣化，他证明了项羽式的高贵、矜持、理想化等已不适合秦始皇之后的中国了。
中华文明富有生命力，人民有无穷的创造力，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和体制，各类物质和精神上的成果显现而出，中华文明遥遥领先于四邻，人民充满了自豪和自信，这种状态在唐朝时达到顶峰。
那时候的中国人性格基调还有着阳刚、开放、乐观、进取，他们还没有学会裹小脚、立牌坊，还没有发明出那么多的清规戒律，女子丧夫可以再嫁，夫妻不合可以离婚，文人用华丽的辞藻公开歌颂性爱，诗人用清新的诗歌表达生命的激情。
中国历史上人格最健康的皇帝唐太宗出现在这个时候，他为人理智又富有人情味，雄才大略又懂得尊重民众。
最伟大的诗人李白也出现在盛唐，他飘逸豪放的诗风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胸襟和气度，他也只能出现在那个时代。
多灾多难始终是中国的宿命，唐朝之后的一千多年里，中国政权频繁更迭，外族屡次侵入，给以汉族为主的中国人在心理和性格上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改朝换代就像一个巨大的刑具，每隔一两百年，中华民族就要被缚上去，生吞活剥，从一个家族的权力骨架上剥离，再移植到另外一副骨架上。
中国道德的根基是“忠”、和“孝”，君存与存，君亡以亡，此乃乾坤之大义，虽然有一些士大夫选择了“投井”、“阖家自焚”以显忠诚，但大多数人不得不选择屈辱地活下去。
中国人也总结出一个世界各民族都少有的生存智慧——好死不如赖活着。
皇位太诱人了，唐后，中国经历了五代十国宋元明清，而同一时期，朝鲜半岛上只经历了高丽和李朝两个王朝。
再好的钢材在反复弯折之下也会产生金属疲劳，再质朴的民族在这样的混乱局面下也会变得冷漠麻木。
中国人的自尊、自信原本是建立在忠孝为本的道德之上，然而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对“忠孝”的摧残，都是对“投降”的奖励，“二十四史”实际就是二十四次挫折。
走马灯式的篡夺皇位，使血性一次次被嘲讽，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坚持、信守和认真，中国人的单纯和刚烈在一次次的弯折中渐渐消失，维系这个社会的道德纲常逐渐被架空，人民越来越油条，不论从哪个方向有进城的大兵，他们都会熟练地插上顺民的牌子，摆上香案，跪在城门边迎接。
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宋朝之后，跪迎大军的百姓赫然发现，两度从城门涌入的征服者竟然是浑身腥膻的异族，对于习惯于汉族人争夺政权的百姓而言，这又是巨大的心理打击，特别是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他们被列为“末等公民”，如此耻辱长达百年；而满洲人南下后，中国人的境遇更为难堪，每个人都得把以前“受之于父母不敢毁”的头发剃去，只留少少的一块。
忍辱偷生的生存状态下根本没有健康的人格可言，这种打击对于中国人的自尊和自信是毁灭性的，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又一次出现了显著的劣化。
宋朝虽然衰弱，但却出现了岳飞、文天祥、杨家将等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但在他们之后，铁骨铮铮的中国人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人民逐渐习惯灵魂和身体的分离，他们熟练地把大道理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动物的生存方式。
和改朝换代和异族入侵相随相伴的是专制统治的日趋严密。
古代中国在日益走向集权的道路的过程，就是千方百计扼杀民众活力，阻止人民思考和自发组织，不惜一切代价以维持社会稳定的过程。
继秦始皇创立了大一统制度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推行思想专制；唐太宗通过科举制度，把全社会的智力资源都集中到功名利禄这单一指向，有效防止了智力活动的多极多向发展；元朝皇帝们强化里甲和连坐制度，不许汉人使用兵器，甚至不许用菜刀；文盲皇帝朱元璋则取消了丞相制，凭借小农本能，将中国社会褪变为一个大农村；清朝干脆连内阁也取消了，彻底变成了一个人的天下。
皇帝们的“智力接龙”使中国的专制制度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这个社会的显著特征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对任何改革和变动，乃至科技进步等都给予毫不留情的打击。
清朝末年时，外国观察家评说，中国的社会成员如同戴着沉重镣铐的囚徒，极端麻木儿又极端富有忍耐力。
中国历史越往后，人文气息就越淡，高贵、仁慈、宽容、尊重这些美好的字眼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猜疑、自私、残忍和卑鄙，中国文化在高度成熟之后散发出腐烂的味道，政治家一个比一个阴险残忍，士大夫一个比一个骨头软，文学艺术一个比一个气质萎靡，缺乏创造力，普通百姓更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他们的普遍哲学是——反抗是没用的——无数次的揭竿而起、血流成河、人口减半的代价并没有换来人民权力的伸张，反而使专制制度越来越严密，就像一个屡次越狱屡次失败的囚徒，除了安守狱规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中国人的表里不一，没有原则，是因为原则在很多时候是生存的障碍，所以中国人讲究中庸圆滑，没有棱角的人才能在这个规则畸形的社会里如鱼得水吃得开；中国人缺乏信仰，是因为中国数千年的劣性竞争之下，越是心狠手辣背信弃义表里不一之徒越有可能成功，由于帝王们的无耻表演和破坏性作用，仁义道德三纲五常的效用基本破产了。
中国人在历史上经历了太多欺骗，所以他们早就不相信任何东西了，彼此之间也不互信；中国人没有公德心、脏乱差等问题很容易理解，中国人从来没有当家作主人的感觉，这个国家只是别人的私产，中国人只会爱护自家墙院里的东西，对于墙外的东西他们有着旺盛的破坏欲；中国人残酷，缺乏同情心，是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过于残酷，自己被生活所虐待，中国没有照顾残疾人的传统，中国人对生活中的残酷现象习以为常，甚至有时候乐于虐待别人以获心理补偿。
近代革命里，一些先知先觉者认为改造国民性为当务之急，从严复、梁启超、孙中山到鲁迅、胡适再到柏杨、龙应台，在他们眼中，中国人国民性的劣根性才是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只有先从思想上去改造，才有可能推行现代化，才能推行各种先进的制度，才能实现中国的复兴和强大，否则，不论什么好东西，到了中国就立刻变了样。
鲁迅、陈独秀等激进主义者提出全盘扫荡传统文化，“不读中国书”，以破坏民族性赖以产生的文化基础，他们的学生最彻底地贯彻了他们的主张。
与其说终其一生奋斗是为了推翻旧中国，不如说是为了彻底改造国民性更为恰当。
他一生中根深蒂固的理念就是思想意识决定一切，因此一切建设都该从思想改造上入手。
上个世纪中后期，中国国内破四旧、立四新，文化大革命，加上之前近代思想家的摇旗呐喊，近百年来改造国民性的运动取得的效果实在差强人意，而对中国人的改造更是在实际上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孝道的孝的内涵
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古代具有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因为它确立了统治者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有王者统治地位，儒家思想肯定了君主皇权制封建思想，也控制了社会秩序，成为统治者最好的武器。
如何看待儒家思想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一、儒学在中国传化中的作用 儒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
“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
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
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
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
“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
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
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
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在先秦，处于私学地位的原典儒学，为它的长远发展奠了基。
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始成为官学，两汉时基本完成了对先秦以来道、墨、名、法、阴阳之学的综合吸收，扩大了学术包容的范围而成为文化的宗主。
虽两千余年其形成屡经变换，但总的方向是强化封建统治意识。
总之，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且时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与道德取向，成为中国人的信仰。
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儒学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又是通过儒学之要义体现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之学。
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结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
这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以和谐民族的性格、精神而影响和传承的，而现代社会综合国力的构成中，民族凝聚力作为国家的软实力，为社会发展、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我们中华民族是宗族融合而形成的，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合的动力是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
”中国全体国民都有他“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崇高伦理观念，与博大的仁爱精神，共同构建和谐之社会。
儒学对中国社会之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理性和谐社会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凝聚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学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
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和“过犹不及”，实质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变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之学的科学精神。
2.中国传统文化是兼容之学。
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尽管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它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对外兼容，这正是依靠儒学“和而不同”的精神而实现的。
儒学在保持其学统传承的同时，总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为主地汇通、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
儒家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强大吸收能力和它强大的同化能力是相辅相成的，更加出色的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之精神。
3.中国传统文化是经世致用之学。
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儒家学说则更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者和传播者。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
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的这种特殊的社会功用。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官学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充满了亚普罗式的精神，是个按生态循环及继续下去的社会，继承的是老祖宗的传统，还要代代传下去”。
传统就是权威，满足于守，追求静，害怕变。
自儒学被汉武帝君臣定为正统正宗以后，以地主经济为基础，土地得相当自由买卖，农民得相当自由转动，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样的贵族身份的社会，却藉着知识的统制和长期独占，而无形中帮同把士大夫的身份更加的特殊化或贵族化了。
“以儒治世”，中国传统文化更加牢靠的在政治中得以发挥。
“文化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结合体，人使用设备和知识以便生存，为了一定目的，人要改变文化”，师儒和政权的关系，在中国封建士大夫身上，得到了极其充分的体现，而“以儒治世”是历代统治者及传统士大夫所选择的，“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言行能被社会所接受，主要是因为他们反映了社会上的一般观点，他们不过是把已经客观的社会事实所造成的观点，用比较明白和肯定的言行表达出来。
”从孔孟到西汉董仲舒“君权神授”到魏晋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玄学到唐韩愈的天命论到宋朱熹的理学到王阳明的心学到明清各种儒学思想见解，都体现了把儒学进行合理改造，从而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以达到“治世”，维护统治的目的。
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够经历五千年的发展而没有中断的原因就在于其核心价值具有先进文化特性，在于其人性化、人情化倾向所具有的穿透力和生命力，在于它所具有的永恒的普世价值，相信在世人共同的努力下，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会在未来闪耀出更加灿烂的希望之光、和谐之光、精神之光。
四、总结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得说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
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通过儒学体现，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儒家文化价值理念，“以儒治世“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选择，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之未来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