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的少数民族特色文化
湘西一带土家族、苗族、瑶族都有分布，其中土家族比较多，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意思是“本地人”，是古代巴人的后裔，保留有浓厚的父系家族公社色彩，有代表性的“土官”制度，古镇有恩施，特产是恩施烧饼，就是街上卖的五块钱一块的那种土家烧饼，传统民居是吊脚楼，服饰特点是喜欢穿自染蓝色青布衣，男的有包头，女的有头巾，求爱时节男女对歌，有意思的话男的还可以到女的家里暂住。
当然这是以前的事情，现在其实和我们汉人没啥区别
急求《边城》读书心得体会
夜阑人静的夜晚，躲开白天城市的喧嚣，让自己沉浸在一片静穆之中，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细品沈从文先生的《边城》，思绪随着书中人物的变化发展起起伏伏…… 边城写的是一个恋爱的故事,情节简朴优美,湘西山城茶峒掌水码头顺顺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同时爱上了城边碧溪老船夫的孙女翠翠.但翠翠心里爱的却是傩送,当天保明白了这个三角恋爱的实情,深知不能勉强,主动退出了竞争,驾船下辰州,好忘却那里的一切,却不幸遇难,傩送虽然仍然爱着翠翠,但哥哥为此而死,使他心中压抑,又对老船夫有误会,也在痛苦中离家去了桃源.而翠翠独自承担所有的变故,在等着,等着那个也许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的人. 如诗的边城，诗意地演绎着人生，诗意地演绎着生活。
书中所示的人性美浸透着完美，而翠翠的无限期等待又显示着不完美.她的爱情悲剧可以说是那个年代造成的, 她和傩送本来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培育出美丽的爱情之花，可惜二人却失之交臂，留下了悠长的遗憾. 而现在谁会放弃自己的爱情呢
在当今这个社会谁主动放弃自己想要的东西，完美的爱情都是我们想要追寻的.在《边城》中傩送为了亲情而放弃了爱情,亲情固然重要,但为了亲情而放弃了爱情,也是可悲的.而翠又在不知道天保是因不能得到她的爱而忧郁出走落水身亡，不知道傩送是因为不能得到她的爱而离乡远行，也不知道爷爷突然离世全是由于替自己的幸福思虑奔忙而心力交瘁。
后来在陪伴她的杨马兵向她说明后，她才如梦初醒,这实在让人不免为她感到惋惜和可悲.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结局怎样
给人留下了悬念，傩送最后回来了吗
她们俩最后在一起了吗
我不禁陷入了幻想之中,希望他们有情人能终成眷属.看过《边城》，让我对世间完美的爱情又一次产生了怀疑,对人性多了一份了解，但又明白了自己的幸福就应该去争取,争取了,得不到,也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边城就是这么一出健康纯洁,而又弥漫有淡淡哀愁和浓浓诗意的爱情悲剧和人性的悲剧.以上的你随便抄一段吧
湘西土家族的现状
湘西土家族现主要分布在龙山、永顺、保靖、古丈、吉首等县市，主要聚居在湘西北的自治州和张家界市, 与鄂西、渝东南的土家族分布区地域邻近, 同为集中分布区, 民风民俗也大体相同，湘西土家族的民间习俗活动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湘西民间生活始终伴随着民间习俗而存在，甚至可说离开习俗、仪式，湘西民间的生活即成无源之水。
土家族民众对这种趋向日常生活形式化的习俗更是执信，在他们的生活中几乎随处可见，其种类多样、形式纷纭。
这些民间习俗均成为土家族民众现实社会构建的基本元素。
从其缘起与延展方面看，土家族民间民俗是基于民众对现实生活、身边自然、情感喜恶等诸方面的理解与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
同时，对民众的生活情趣、心态以及朴素宗教信仰等精神层面所起的作用也是极大，成为民众的精神慰藉，进而成为维持民众团结的精神系链，无形中上升成为民众行为准则。
一、土家族民间习俗的文化事项 研究湘西土家族地区的民间习俗，势必着眼于湘西本土，从其各方面的表现予以展开，从中发掘一种简单的社会机制。
这类习俗仪式对民众文化心理的建构起着一种模塑、影响作用。
习俗的内容以及精神内涵广泛存在于民众的生活，尽管时代的昌明、科技的拓展等诸多因素掠占了其绝大部分生存基础，但习俗仪式作为在湘西土家族民众生存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生存文化，它不可能短期内从民众所生存的社会中消失。
它仍将以一种文化形态、思维模式顽强地保持其固有的传承性和连续性，它仍将成为民众的生存因子，其影响程度将至恒久。
在湘西这个特定的土家人繁衍生息的地区，人们因袭遵行一系列“乡规民约”，其中出于民众的生存思考、祭祀的神明意象、行为的功利取向等诸方面因素，已经成为民众生存的最基本元素，换言之也就是以一种文化样式世代沿袭。
至如今，依然以一种显性的特征存在于民众心理深处，在广大民众的日常起居、社区活动之中占据着一种显著的主导地位。
习俗广泛存在并植根于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湘西土家族民众所恪守的习俗与仪式具体在如下三个方面： 1. 依循农历推演的时序存在的节气习俗 居住在湘西的土家民众是一个非常关注时令、灵活把握自然以利生产生存的民族，人们严格遵照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法——“夏历”，也称“农历”、“阴历”，以土家人历来兴过的“年”（农历的腊月二十八、二十九），元宵（正月十五），二月初二（土地生日），三月初三（相传此日蛇出山，即由冬眠状态复苏，喻兆万物苏醒），四月初八（牛王生辰），五月初五（百毒始盛，众人警避），六———————————— 湘西土家族民间习俗文化蕴含初探 35月初六（太阳诞辰，借阳驱阴）[1]，七月十五（鬼节，祭神敬祖），八月十五（中秋时节，力求家人族人团聚），九月初九（重阳，临近秋末，思冷防饥），十月初十（早斋节，敬土老师）[2]，腊月初八（佛祖证圣日），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土地升天，年来事务呈结，小年以庆），加上每月的初一，十五两天，皆为特定敬神祭祖日期。
2. 土家人历来信奉的祭祀习俗 “土家族人是万神论者，除了以上所举的一些神之外，他们还认为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河、谷、树、木、花、草……自然景物都有个神。
”[3]。
由于民众朴素的宗教思想，加上避灾祈福的心理，致成所有的事物群体或个体均具有无限神性。
在人们心中对待万事万物均需慎重，不可造次。
土家人本着一种较为朴素的泛神理念，历来饮食起居、上坡下田、出门行猎，皆视身畔有神灵，将一些关乎民众生计平安方面的神明，单列专祭。
譬如：“家先菩萨”：祭祀各家各户已故长亲；“四官神”：专司看管家养六畜，神位供于房门及门角边。
“五谷神”：职司五谷丰歉。
“七姑娘”：主司病殃去留及吉凶问卦。
“阿密妈妈”（又称巴山婆婆、沙巴妮）：眷护小孩之神，一般供于碗柜顶上。
“土地神”：职司家庭善恶的奖惩。
“猎神”，又叫梅山神：主山林狩猎。
另，土家人心中存在着一种惧之且不得不敬之神，诸如：“白虎神”（有坐堂白虎、行堂白虎之分）：坐堂白虎一般主福、主善；行堂白虎主灾、主祸。
“火鸟神”（又叫火焰神）：主火灾降临。
“麻阳神”（又叫麻元神、麻阳鬼、麻元鬼）：主司神经痹乱，身患怪症。
土家族民众风俗仪式的主要祭仪、祭品：土家族人民，由于长期处于交通、经济、文化相对闭塞的条件下，生存条件粗糙、生活资料相对匮乏，尽管在心中牢牢坚信众神遍在，却在现实中尽量从简祭祀，惟求心诚。
但这求简也非通常所说的简陋，而是以家中所有的必备物事去敬神，不去刻意地赊借祭祀物品。
3. 土家民众历来注重的民间人生礼仪习俗 土家族人十分注重礼节，从出生到死亡都有一整套的礼仪习俗，规范着人们的行为。
譬如：“婚娶”：有求婚、插茅香（告诫外人“名花有主”）、认亲（又叫取八字）、拜节、定日子、送日子、置嫁、娶亲（有哭嫁、着露水衣鞋、舅负姑上轿、迎亲、跨门及灯、过门坎、拜堂、敬祖、谢媒、敬茶、入洞房、敬婆家长者、回门等十余个步骤。
“浊米酒”：俗称满月酒，新生儿出生 40 天后，请家族、亲戚来做客。
“树新屋”：贺新居建成。
“祝寿”：60 岁以上且上无父母健在的老人方有资格。
“丧事”：讳死而言“老”、言“去”，有入殓、入葬、砌坟等诸多环节。
“群众性大型活动”：如婚嫁喜会，则由主事之家专挑吉祥日期，请“会事人”（会推流年、甚力阴阳的法事主持人）主持相应的祭拜、喜乐行筵。
相应祭祀物品：酒、烛、香、纸、米饭、香案、肉（其中隆盛场合用猪头；平素家祭以平常猪肉；遇凶猛、带邪气之神祭祀则是专门的杀猪时入刀处的猪肉，俗称刀头肉）、公鸡、炮竹等。
二、土家族民间习俗的文化特征 湘西土家族聚居区民风淳朴，在其民族的发展繁衍史上充满了生存环境的艰险与无奈。
人民饱受压榨，在不甘苦厄的情况下，他们奋力挣扎求生存，历无数代人的生存经验而最终形成各种形式的习俗与仪式。
“在巫术或宗教的仪式中，人们试图演出各种奇迹，这不是因为他们忽视了他们的精神力量的局限性，恰恰相反，而是因为他们充分意识到了这种局限”[4]。
同时也正是由于土家族民众生存环境所遇到的各种现况，致成了泛神崇拜，仪式与祭祀习俗呈现出多样性。
使得民众心中坚持的朴素宗教意识“在文化内部赋予这种多样化性格，是每一种文化的主旋律，使文化具有一定模式的，也是该文化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5]。
大致而言，土家族民间习俗体现着如下几个特征： 1. 呈现出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 在土家族众多的活动表现中体现出：人类是上天自然的杰作，且生存、繁衍仰赖于上天自然，在生息中即以相应的习俗仪式酬谢天恩，但同时亦有对人的力量的首肯。
在漫长的生存时间长河里，土家人致成这种天人合一的信念传统。
譬如，土家民众在餐饮过程中，仍保持着此类习惯：在每次吃饭之前视菜色而插筷子，当菜里有荤即肉类时，定插筷半晌，或口念出声或默祷，以谢天地和祖先所赐；当菜中无荤时，则一般不插筷子。
每当土家人饮酒，饮前必以筷子点洒三下于地，以谢天地所赐。
《三峡论坛》2012 年第 2 期，总第 248 期 36 2. 习俗存替体现了一切以利于生存的人本原则 土家人民的现实生活以及历史演进过程，时刻充满一种无奈的情愫，但凡其所持习俗仪式皆为生存所设，是人们经过生活实践的审视，集合众多智慧与无数考验筛选而得出的结果。
这些习俗仪式从形式、过程上看皆有祭天、敬祖的印迹。
自生存角度考虑，对那种弄不清根源或关乎存亡的事务，抱以无限的尊崇，以一种虔诚的信奉与祭祀，获取所谓的神灵、不可抗力量的嘉许、允诺，最终获取人们得以生存的条件。
这些习俗仪式的存在，乃是以人们自身为根本的精神选择。
3. 体现了土家民众对历史的现实化理解 同时可将土家族习俗视为一部浓缩的历史书。
从对八部大神、白虎、三王爷、梅山神等神祗的崇祭，可以看出自远古以来，土家先民披荆斩棘、开疆拓土，力求族内民众得以生存繁衍的种种艰辛努力，祖先、英雄带领族人奋勇打造营建一个适宜人居的生存境地。
从祭仪源头看去，实则就是一个个民族生民的杰出代表的英雄行径，得到后世子孙的崇敬。
纵观土家人崇信的人物、神祗以及相应的习俗仪式，亦即是民族的生存历史的展演。
4. 呈现着一种多元素杂合，多样性并存的文化形态 土家族人们在长期的与自然搏斗，力求适合生存的境地的斗争之中，由于对生存繁衍的渴盼与力求奋争的不屈不饶意志，加上各地的自然环境迥异、生存条件的差异，导致各地的族内民众皆以一种强烈的生存目的看待身边的世界。
所以这种以生活实践为首选目标的习俗仪式，自其诞生即有各自的差异性。
如在对土地神的崇祭习俗中，我们可以看出多种元素并存的痕迹：将所谓的“土地神”人为地分化为多种——坐堂土地、行堂土地、山林土地等；再如湘西土家族地区有崇祭白虎的仪式习俗，同时也有将白虎视作灾星、祸害的做法，连咒人时也会带上“撞见白虎星”的咒腔。
如此种种带有各种风格的不同的习俗仪式，均普遍地存在于土家人的生活之中，呈现着多种情感元素并存的色彩。
5. 体现了土家族注重实用性的功能特性 湘西土家族民众所举行的习俗仪式以生存、和平、兴旺为首选，在实际操作中，从以上所述的那些习俗仪式去观察，一年之中的大节小令，几乎皆是依据农历为主的流年推演，可看出 24 节气的影子。
土家崇信的诸多神祗绝大多数可作为杰出人物，他们是为民族的生存繁衍，为民众排凶除险，立下丰功伟绩甚或献出宝贵生命的豪杰。
这类活动倾注着土家民众的强烈情感取向。
从民众从事这类活动所备办的祭礼物品、场所来看，皆是日常生活中的寻常事物，族内民众的家居环境周围，即是最佳的活动场所。
湘西土家人甚至在某些环节进行时直接去繁就简，饭前在碗中饭菜未入口时插上筷子，或饮酒未触杯之前以筷子醮酒朝天点洒三下。
仅凭这些简单的举措，在淳朴的土家人心中，即已经实现了对祖先、神祗的敬奉，恪守着一种心灵有神、心诚至上的实用性原则。
6. 仪式的衍变传承呈现功利性的取向 土家族习俗彰示着土家人曲中求生的生存哲学，习俗仪式中的祭拜奉祀的对象善与恶的定格也非铁定。
在湘西这个土家人繁衍生息的特定区域里，先期先民社会生产力低下，向大自然索食异常艰难，甚至可称上凶险，饥饿、灾害、疾病时时处处妨害着人们的生存，人们对大千世界只能是一种迫于无奈的依存，故而对大自然的感受是一种曲中求生的心灵祈愿。
在人们的心目中，不可知的自然因素均被灌注了强烈的爱与憎，这种朴素意识逐渐演变成崇奉习俗与相应仪式。
尽管仪式与习俗违背客观真相，却透出一种取向生存的心理认同，同时由于自然与人类生存的协调与否，也就出现了自然的神格的善恶不确定性。
当人们从事田亩稼穑营生时，需要时令风调雨顺，自然力量在这方面的化身——风神，雨神，龙神毫无疑问便是善神；当自然力量转为于人有害时，“害神、恶神、孽龙”等称谓应时而出。
故而，土家人心目中的善神、恶神、慈神、邪神并无定论，一切依循着人们心理上的功利取向，即便天帝、创世神在某种特定的故事氛围中亦同样会以一种不和谐（甚少称不和谐）的形象出现。
湘西土家人的祭奉对象即是人类在曲环境求生时于人类有益的对象，又有对人无益、令人恐避的对象。
三、土家族民间习俗的文化价值 湘西土家族的仪式习俗是湘西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式多样、内容繁多、文化厚积，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的存在，充分反映了土家人对湘西土家族民间习俗文化蕴含初探 37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的相处关系与认同。
从习俗仪式的履行中折射出一种人们依据自然历律调节和适用农业活动、生计安排与思考的趋认。
1. 利益趋同而凝聚族人 由于土家族习俗与仪式的形成与影响绝非单家独院之事，它是一种合族恪守的行为准绳，有着共同的认知与信奉，自然无形中有着一种情感的趋同，随着时间的延伸、活动的举办，逐渐将族人的亲情越箍越紧。
湘西土家族民众所恪守的众多习俗，既表现了民众的思想、情感以及心灵祈愿的有效方式，同时也彰示了人们心中的心理利益的归同感，也能连接民众群体的情感，人们往往可从其对习俗的履行中觉察民众的族情认归。
就这些民间习俗所涉及的时间、地点、礼仪内容而言，它已成为湘西土家民众生活不可割裂的一部分。
从湘西土家人聚居区青年男女的“婚娶习俗”观之，几乎每次婚事都经历了“求婚、插茅香、认亲、娶亲、回门”等诸般礼节。
活动举行期间，本村本寨的族眷亲邻、附近亲朋，均齐聚喜事之家予以欢庆。
他们或备礼物、或帮打理、或主动应承事务；送吉言、致祝福、添喜氛，整个村寨均呈现在一派祥和的喜庆之中。
一家有喜，多家协作，极好地体现了合族利益的整体趋同，使得族人凝聚于一团，大而话之，使整个社区民众的族内亲情感得到集体性认同，从而对所居地方的民情稳定是一种很好的导引。
2. 对证历史而启迪民众 由于土家族习俗仪式是历无数先民的生存经验、斗争哲学的总结而形成，出于规范、激励等目的，对族内历史是一种有力的对证，其中有着大量的史实掌故、生计智慧、出行体验，对民族语言的凝固、流通、繁衍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也有利于民众的共同的族内认归意识、民族情感的确立。
一方面传达了族内信息，另一方面也教育了人们对以族为家的情感皈依。
习俗的沿革往往与人们的心路历程行进起着一种映衬作用，生存现状往往对应着历史。
尽管其中的对接显示出一种模糊、变异，甚至存在一些矛盾，但就湘西地区的土家族民众而言，流传百年千载的习俗体现了他们对于本民族的历史确认，表现了一种“固执”的信仰模式，呈现人们鉴于历史而托身现实的生存理念，习而久之更演绎成一种约定俗成的礼仪制度，实则体现的是当代民众着眼生存本质的现实性。
如土家人的过年习俗，不同于汉族的“大年三十”，却是农历的“腊月二十八”，这是遵循世代相传的习俗：此日为先祖抗倭，或驱残暴挣得现实的良好生存的日子（这一天比过年提早两天）。
为了纪念先辈的历史事迹或族群荣光，后人世代恪遵此日过年的习俗。
观察土家人的习俗，不可单纯地以一种历史与现实相割裂的方式，而应着眼一种利于生存的探究；习俗履行中趋向于对历史的追念，也有对传统的信守。
即使其中交替嬗演一种情感的无理性，毕竟中间蕴含传承历史的一种约法，告诫民众牢记历史，更为珍惜来之不易的生存机会与现实。
3. 传统沿承而规范管理 习俗行为是土家族民众一种自发性的集体行为，其间包含自由选择的主动因素，人们的主观意愿在祭祀以及习俗活动进行中起着一种决定性作用。
习俗实质上是以人为核心，以人的利益为核心的社会性意愿取舍行为，它以一种约束共守的形式鞭策着族人。
由于族内众人的共同坚守恪行，方致习俗仪式的最终确认，但这份坚持却是民众自发与自觉共在的行为。
在思想中、行为上有着共同的规范，无形中附带着一种理念上的强制色彩。
民众认知、情感认可是先导，舆论奖惩、道义评判为后盾，这就致成族人共同受习俗仪式鞭策力量的制约。
诸如湘西的土家族人大型的群体性活动“婚娶”、“浊米洒”、“树新屋”、“祝寿”等，几乎全是四周族人、亲眷出动，活动中均是自发自觉团聚在“家族荣耀”的氛围中，往往一场盛事的举行就是一次绝好的家族团结的演练。
这类习俗传统已历无数代人的展示，从而致成一种利于族人团结的传统沿承，进而规范族众言行。
之所以称为习俗仪式，乃是族内世代相袭的习惯。
在一定范围内，族人本着内心的族群认归意识会在无形中自觉以合乎族规的准则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尽管习俗仪式没有明显的条文限框，却会因为其在成百上千年的时间里，祖祖辈辈恪遵的缘故，演绎成一种潜在的言行规范。
四、结语 根植于湘西土家族聚居区的这种独特的习俗与仪式，既是传统意义的民间民俗文化有机构成，同时也是对民族精神世界的合理演绎，它是民族文化的一笔宝贵财富。
“如果从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两《三峡论坛》2012 年第 2 期，总第 248 期 38 者关系的视角来看我们对待自己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就会发现，我们正经历着一次具有本质意义的立场转变。
”[6]而这种传统形态的民族民间习俗仪式文化不仅是社会成员的精神载体，思维模式以及生活式样，同时也是延续了成百上千年的地域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处在当今时代，社会环境正时时刻刻发生巨大变化，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浪潮奔涌荡涤，大量的民俗民间文化、信仰活动、民间文书、口述资料的收集、整理、利用和保护，既有学术研究的意义，也有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许多民间乡土文化行将湮灭，甚至已遭淘汰，已是一个无可逆转的损失结局。
无论其价值的高与低，作为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的文化形态，我们都应当留下它的踪影。
将一些珍贵的生活文化完整地保存下来，以便进行合理研究，已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湘西 土家族民众保留这些习俗仪式正是其中之一。
帮忙总结下下列文学人物的主要性格..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就是这样一个关于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
（一） 翠翠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从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湘西苗族幕的“本质”。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
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
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
”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优美、健康、自然”。
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麂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向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
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
翠翠的形象取材于泸溪绒线铺的女孩、青岛崂山的乡村女子和“身边的新妇”沈夫人。
《边城》里的爱情故事，讨论的是文化问题，性的话语和文化的话语交织在一起。
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的文化恋母情结，铭刻下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
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heterogeneity）。
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
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如乾嘉苗民起义）。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
”爷爷这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
“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的说明。
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
“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
“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
交给谁
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
”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新的历史的脚步中去呢
黄狗与苗族盘犬崇拜和犬始祖神话有关，也与二老傩送有关。
《边城》第十节，二老划龙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黄狗说：“得了，装什么疯，你又不划船，谁要你落水呢
”又《凤子》第三章，绅士将他的狗取名为“傩送”——“那绅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只较大的狗：‘傩送，开门去罢’。
”白塔苗族传统价值观念的象征，如风俗淳朴、重义轻利等，也就是沈从文说的“正直素朴人情美”。
渡船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船上立一枝竹竿，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
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线性时间、一元历史）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
爷爷，你渡船也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吗
”时间观翠翠“轻轻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请神的歌玩”，请张果老、铁拐李、关夫子、尉迟公、洪秀全、李鸿章等“云端下降慢慢行”，“今来坐席又何妨
”——这是一种原始的时间意识，在这里，所有的时间段落：过去、现在、未来都共时性地展现。
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归为基础的时间描述，通过节日期间的神话和礼仪庆祝活动，不断地获得再生。
边城的人们用端午、中秋、过年等周期循环的节日记录时间，汉族的改朝换代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西历（公元纪年）还没有进入边城，以西方的眼光看来，“边城”在世界历史之外。
在不舍昼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家守着渡船，日复一日地，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
白塔守护着渡头，守护着翠翠一家，守护着翠翠的梦（翠翠在白塔下午睡，梦里为山鸟歌声所浮）。
（二） 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看到团总家王小姐有一副麻花绞的银手镯，心中有些韵羡、发痴。
“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
翠翠通过与其他女孩的区别来认识自己，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径。
船总顺顺家向翠翠提亲，翠翠想到许多事：“老虎咬人的故事，与人对骂时四句头的山歌，造纸作坊中的方坑，铁工厂熔铁炉里泄出的铁浆……”“老虎咬人的故事”与团总王小姐有关。
王小姐以碾房陪嫁与二老攀亲的事重重地压在翠翠心上，“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这是翠翠对“碾房陪嫁”这件事的虚幻的超越。
“四句头的山歌是看牛、砍柴、割猪草的小孩子随口乱唱的”——翠翠其实仍未脱离童雏状态。
“方坑”与性有关（凹形物），也与死亡有关（爷爷的坟是“方阱”）。
从某种意义上说，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成人，就是爷爷（苗族古老历史）的死亡。
“铁浆”是少女发育成熟，性的觉醒——翠翠处于少女和少妇的边缘。
翠翠的年龄——十五六岁的少女——很关键。
湘西苗族文化的这种“本质”（少女），是沈从文用作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或者说，在这里，湘西苗族文化被“少女化”了。
用（日本）竹内好的话来说：对非西方民族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
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关系是黑格尔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翠翠是少女、被看者（spectacle）和听者，大老二老是男人、看者（spectator，大老二老都夸过翠翠长得好看）和说者（说媒和唱歌）。
翠翠只有得到男性（汉族、西方）的唤醒和肯定，才能从少女长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体性”。
翠翠爱情的美满，既是翠翠个人的成人仪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在这里，翠翠个人的发育成长过程与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
通过个人的经历展现民族的自我改造，这是成长小说（德语bildungsroman）的模式，当然，在《边城》的结尾，翠翠的成长并没有完成。
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这是两种文化观念为争夺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归属权而发生的历史冲突。
大老二老的形象以及他们对翠翠的不同的“看法”和“说法”，应该按照“国家话语密码”来解读。
（三） 大老象父亲——船总顺顺。
沈从文说顺顺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长子四叔”。
《往事》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是：沈从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被长子四叔从城里担到乡下。
《往事》中的人物关系是：长子四叔—大哥—二哥沈从文；《边城》中的人物关系是：顺顺—大老天保—二老傩送。
《边城》里大老二老的隐喻已经呼之欲出了。
不过，在我看来，顺顺这个形象是“湘西王”陈渠珍的隐喻。
船总顺顺，是“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做码头执事人的代替者时，还只五十岁。
“湘西王”陈渠珍（1882～1952），凤凰人，1906年任陆军四十九标队官，1920年代替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领湘西军政时38岁。
在当时湘西军政人员心目中，是个“父亲”的形象。
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湘西》等许多作品里，对陈渠珍表示过钦佩之情。
《长河题记》里的一段话，对陈渠珍和顺顺都适用：“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
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
“大老”的形象，是在陈渠珍的湘西军人政权里，与沈从文大致同龄的湘西同乡军人的隐喻。
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表兄黄玉书、堂兄沈万林、好友陆以及湘西青年军官顾家齐、戴季韬等都是“大老”的原型。
大老为人处事象顺顺，他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
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料理家务的媳妇。
”对于娶了翠翠以后的生活，大老是这样设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了。
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南竹，围着这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
”大老的想法很容易让人想起1923年陈渠珍的“湘西自治”。
1920年陈渠珍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后，整军经武，剿抚兼施，统一了湘西。
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号，在湘西这个独立王国里关起门来建设湘西。
陈渠珍兴办教育，设立了师范讲习所，联合模范中学，中级女校，职业女校等，兴办各种工厂、实业、林场等，成立了湘西农村银行和湘西农村研究所等。
陈渠珍的“湘西自治”是湘西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页。
当然，陈也有保守的一面。
他根据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点，效法古代部族制进行统治：以同一家族组成大保或联保；其下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当于一个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编为“十户一联”的所谓小家庭；若干部族联合组成行政乡，乡长由陈渠珍直接任免。
这样层层设网，最后由陈总揽。
因此有人比喻陈是“湘西土酋长”。
湘西人也被人称为“中国式哥萨克”。
大老托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
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敌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
大老在茨滩淹死了，似乎很偶然。
后来二老说：“老家伙（按，指爷爷）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
”这句话值得深思。
爷爷是苗族古老历史的隐喻，大老的死，蕴含着某种必然。
《长河·题记》里说：“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
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
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
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
……‘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
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
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
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
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
”沈从文这次回湘西，正是写作《边城》的时候。
湘西的古老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几几乎消失无余”的现状；沈从文对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轻军官的失望；和沈从文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沈从文写作《边城》的根本动因。
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翠翠、大老、二老三个形象分别表达出来。
《边城》题记里说：“我的祖父、父亲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
”《一个传奇的本事》里说：“……由于这么一种离奇的传统，一切年轻人的出路，都不免寄托在军官上。
一切聪明才智及优秀禀赋，也都一律归纳吸收于这个虽庞大实简单的组织中，并陆续消耗于组织中。
而这个组织于国内省内，却又若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属亦无所归。
……接田（按，指田应诏）手的陈渠珍，头脑较新，野心却并不大，事实上心理上还是‘孤立割据自保’占上风。
……这自然就有了问题，即对内为进步滞塞，不能配合实力作其他任何改进设计。
……他本人自律甚严而且好学，新旧书都读得有一定水平，却并不鼓励部下也读书。
因此军官日多而读书人日少，必然无从应付时变。
对外则保持一贯孤立状态，多误会，多忌讳，实力越来越增加，和各方面组织关系隔绝，本身实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难。
……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
……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
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与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老”即使不死于急流，也必然糊里糊涂地死于各种内战和仇杀（如沈的堂兄沈万林和满叔远的哥哥等），或者为时间和鸦片所毁（如“爱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老伴”赵开明等）。
悲剧是宿命的。
沈从文敏锐地看到了“大老们”的悲剧性命运，他不愿大老得到翠翠。
在沈从文看来，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体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现代，因此让大老在急流中死去。
这是沈从文以西方的眼光，对以陈渠珍为代表的湘西同乡大老们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国民性”批判）。
沈从文以湘西军人、水手、农夫为主角的作品如《会明》、《柏子》、《连长》、《传奇不奇》、《顾问官》、《张大相》、《贵生》、《一个传奇的本事》、《湘行散记》里的《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为我们描绘了各种“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系列”，对此，当另有专文讨论.
求名人学成归国建设祖国的例子
我们人最理想的生活是什么
绿树、大地、和蓝天，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
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副画面：“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
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一只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
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
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
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短篇小说，是著名作家先生写于1933年的一篇作品，这座，最为浓郁地飘绕着先生的湘西风情。
《边城》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边地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
《边城》以清末时期的湘西茶峒地区为背景，以“小溪”渡口为起点，绕山岨流的溪水汇入茶峒大河，展开了旷野渡口少女“翠翠”与山城河街“天保”、“傩送”兄弟的动人。
先生极为优美而流畅的，般描绘了白河沿岸恬静幽美的山村，湘西边城浓郁的风土民情：“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
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做为人家所在的旗帜。
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处不朗然入目。
黄泥的墙，乌黑的瓦……” 。
这些充满了自然真朴与生息传神的描写，给人以极美的享受。
随着故事的展开，《边城》描述了河街繁华祥和的码头市井，湘西淳朴厚道，善良笃信的世道民风。
河街虽有“一营士兵驻老参将衙门”，有地方的“厘金局（税收征稽）”，却仿佛并不存在，林林琅琅“五百家”，各处是一片繁忙的劳作、古朴的店铺、悠闲的生活景致。
“船来时，远远的就从对河滩上看着无数的纤夫……带了细点心洋糖之类，拢岸时却拿进城中来换钱的。
大人呢，孵一巢小鸡，养两只猪，托下行船夫打副金耳环，带两丈官青布或一坛好酱油、一个双料的美孚灯罩回来，便占去了大部分作主妇的心了”。
河街上，就连妓女也为世风所感，“永远那么浑厚……尽把自己的心紧紧缚在远远的一个人身上，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拢了岸，一个人摇摇荡荡的从船跳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
这些客观生动的描写，反映了凤凰县生活的深厚基础，当年对“河街”生活细腻的观察，对湘西民俗风情的谙熟，直观与遐想的特写抓住精彩的瞬间，给人以鲜活的生活场景。
“河街”上虽有三教九流，以及“纤夫” 、“船夫” 、“妓女”等生活在最低层的民众，但做为当年“新文化”的杰出作家，也许是为了爱情主题，未提及阶级对立或。
我们虽然仅仅是从文字上了解湘西的那个遥远的时代，未必真悟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但《边城》却是描述的类似于笔下的现代“”，与当时“争乱”的外世隔绝，从中不难看出沈从文先生对和谐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求。
《边城》塑造的主人公渡船少女“翠翠”，是纯洁美丽的化身，是《边城》美好的灵魂：“爷爷”老船夫是淳朴厚道却也倔强的老人，他为翠翠美丽而自信骄傲，为了翠翠嫁一个好人家，他不计地位的贫寒低贱，内心凄苦忧虑与责任自信交错。
前清解甲流落军官“顺顺”凭着一些积蓄经营木船，事业兴旺发达，又因大方洒脱，仗义慷慨，诚信公道，被众举为“掌水码头”一方豪杰绅士。
他的两个儿子“大老”和“二老”受父亲江湖风范教育熏陶，在浪里行船摔打锤炼，皆成为江湖“岳云”式聪明。
在渡溪或“逮鸭”的竞技后，兄弟二人心中都是与翠翠一见钟情，深深爱上了美丽的翠翠，“二老”傩送为追求翠翠宁可要条破渡船而不要那座“新碾坊” 。
“大老”天保在与翠翠提亲的一次次混沌不清的“马路” ，“车路”推辞中，决不放弃对美的追求，执着的兄弟二人互明心事后，毅然甘愿站在月夜山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
《边城》是一幕爱情的悲剧，看似文字轻松酣畅的流淌，实则笔墨浓晕幽幽的凝重，她的感人正是爱情悲剧的美丽。
笔下的妙龄翠翠，细腻的再现了一个少女春情朦胧的心里变化，生动的刻画了少女羞涩的恍惚与冷漠。
由于从未有过母爱和做为女性的涉世，心理孤独的翠翠面对痴心爱情不知所措，一次次含蓄埋没，躲避推脱，终于忧郁等待竟是一场悲剧。
山崖上再也听不到天保和傩送兄弟月夜的山歌，天保在漩涡中溺水身亡，傩送悲痛之际又不愿接受家中“新碾坊”的催逼，去了遥远的“桃源”地方。
在这令人心碎的时刻，爷爷在吃了掌水码头“一闷拳”的怨恨后，那个暴雨雷鸣的夜晚，碧溪岨的白塔终于倒塌，翠翠唯一的亲人，辛劳一生的老船夫在睡梦中带着忧虑和期待撒手西去。
翠翠在杨马兵等人述说中，明白了一切，她痛哭了一个晚上，可是那如歌的岁月似白河流水滔滔而去。
《边城》的结尾也挥洒的十分悲壮幽深，意境深沉：“到了冬天，那个圯坍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
可是那个在月下歌唱，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沈先生诗歌般精妙的几笔点缀，给人留下了悠长的惋惜和无限的牵挂期盼。
这就是先生带给我们的他的边城，一座沉默的城，从开始到结束似乎都在隐忍着什么。
翠翠就是这座成的化身，从恋上那个可以让她连做梦都能被他的歌带的很远的人开始，她就选择了沉默，虽然内心起伏不定，表面却始终如一。
祖父在雷雨夜里去世，天保淹死，白塔坍塌，翠翠依旧无法摆脱母亲的命运，惟有等待， “那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也许明天就会回来。
”我一直在想是什么让先生将这么一个善良的童话描画的这么悲伤，先生出生在20世纪初， 在当时，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刚在西方列强虎视眈眈下结束了长达1000多年的封建奴役统治，又正处于军阀混战的最黑暗的时期，一方面受长达千年的封建思想影响，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大举入侵，让本来就饱经战火的中华民族雪上加霜。
在那动乱的年代里，中华大地烽火连天，人民群众陷入一片水深火热之中，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后，先生毅然选择了湘西这片纯朴美丽的土地，这些温良率直的人们，用诗一般的语言一片一片的轻声述说着整个民族的悲哀，召唤我们炎黄子孙本性的良知，正是因为爱得深沉才孕育了这些带着哀思的文字。
我总在想，取名边城，在先生心里就这么“遥远”吗，还是在先生心灵深处正守护着什么?其实我们每个人心灵深处不都有一座“边城”?也许先生那座悲天悯人的城以随历史的洪流沉入那厚重的底色中，而留给我们的是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
“美丽总是令人忧愁”。
《边城》作者在给我们展现这一幅人与自然相得相融，优美和谐图画的同时，却又流露出一副面对人生悲凉命运的无奈与困惑的面孔。
先生描述的边城在书中那么动人，而我们心中的边城呢。
在我看来，那其实就是一份宁静。
一份心安。
或者说是一份感动。
守住心中的这份宁静，我们也便找到了我们心中的边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