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点边防连赞美诗词
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方人类将无法定居生存。
位于昆仑山中段的天文点（地名），海拔5170米，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某部边防连常年在此驻守。
“氧气吃不饱，夏天穿棉被，天上无飞鸟，风吹石头跑”。
人们这样形容天文点的自然环境。
由于地处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天文点极度缺氧，空气中氧气含量不到平地的45％，紫外线强度却高出50％。
天文点的年平均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昼夜最大温差近40度。
这里终日狂风不断，大半年的时间都在下雪。
对于初到天文点的那些日日夜夜，每个战士都刻骨铭心。
由于缺氧，战士们整天忍受着头痛和胸闷。
尤其到了晚上，几乎每个人都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睡。
“刚到天文点的前几个晚上，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熟睡一觉，哪怕只有一两个小时。
”战士高鹏说。
危险也接踵而来。
2006年的一天，一位副教导员到连队给战士们送蔬菜。
过了没多久，副教导员就昏倒在床上。
战士们于是赶紧为他实施急救。
连续吸氧4个多小时后，副教导员终于醒了过来，却说不出一句话。
在天文点，洗澡对战士们来说幸福而又有些可怕。
这里的气温终年较低，洗澡时很容易感冒，进而引发肺气肿。
由于山上的医疗条件差，与山下的医院又相距甚远，加之路途艰险，肺气肿随时有可能夺走人的生命。
记者发现，许多驻守天文点的战士指甲都已凹陷。
他们说，这是缺氧的结果。
在天文点呆上1年左右，就会出现这种症状。
其实，这仅仅是表面现象。
驻守时间长了，一些战士的生育能力甚至会受到影响。
当记者问驻守高原最难克服的是什么时，得到的答案惊人一致——寂寞。
战士们告诉记者，在天文点呆的时间长了，生理上的一些问题都会渐渐适应。
随着时间的推移，精神上的孤独和寂寞却愈发突出。
士官焦明明说，刚上山后的闲暇时间里，战士们或讲故事，或谈各自的经历，好不热闹。
由于与外界接触少，过不了多久，大家便无话可说。
偶尔自告奋勇者，却依然老生常谈。
即使听到当初令人捧腹的笑话，大家也只好强作欢颜。
战士李禄超说：“遇上大风停电的时候，我很孤独，经常带着狗绕营房好几圈。
” 天文点没有季节变换，时间只能用日历衡量。
天文点也没有一点绿色，战士们终日看到的都是皑皑白雪。
上山前，战士们会摘几片树叶夹在书里带到山上，没事的时候就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欣赏。
下山后，初见生机勃勃的绿色，战士们会激动地流泪。
近年来，在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下，天文点边防连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由于一年里大部分时间大雪封山，长期以来，战士们吃得最多的就是“四大名菜”－白菜、土豆、萝卜和洋葱。
目前，新疆军区修缮了通往天文点的道路，同时加大了对天文点的蔬菜供应。
即使在漫长的冬天，战士们也可吃到更多品种的蔬菜。
过去，战士们冬天取暖只能靠炉子。
现在，连队里不仅通了暖气，而且营房也得到了修葺和改进，战士们不再为冬天取暖而发愁了。
几年前，战士们要等上几个月才能收到亲人和朋友的来信，一封信要读上几十遍。
现在，连队里安装了电话，每个星期战士们都能和家里通电话，报平安。
目前，天文点的战士们每天都能看电视，上军网，及时了解国家和世界大事。
连队的医疗条件也有了很大改善。
目前，专业军医轮流驻守天文点，密切关注着战士们的健康状况。
另外，每年都有专门的医疗队定期到连队巡诊，为战士们送医送药。
有人对天文点的战士们说，你们天天躺在这里睡觉也是功臣。
对此，战士们淡然一笑。
在天文点前哨班对面的山坡上，战士们用石头垒起了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
战士们说，每当看到这幅地图，他们都会有一种自豪感，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
像上山后的第一个晚上一样，换防前的最后一晚战士们也彻夜难眠。
不同的是，这回他们不是因为高原反应睡不着，而是由于即将离开天文点，心里舍不得。
连长张喜胜说，天文点是战士们超越自我的地方，是他们的第二故乡。
换防仪式上，将要下山的战士们相拥而哭，不愿上车。
原本计划半小时的交接仪式通常要拖延至两个小时。
车队出发后，和战士们朝夕相伴的狗也会跟着跑出很远。
中国海拔最高的执勤点是哪个···什么时候是天文点的了
中印边境战争是1962年6月至10月至11月间发生在中国和印度的藏南边境的战争。
在中国被普遍称为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地理位置 中印边界全长约1710公里，习惯上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长约650公里，从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至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之处的底宛格里；中段，长约400公里，从西藏普兰县的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至札达县的6795高地；西段长约650公里，从札达县的6795高地至新疆的喀喇昆仑山口。
整个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过，但根据双方历史行政管辖所及，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边界线，东段是沿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中段是沿喜马拉雅山脉，西段是沿喀喇昆仑山脉。
中印边境战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背景。
历史原因 英国种下中印边界纠纷的祸根：西藏、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与印度在历史上有着长期的交往和传统友谊，过去中印两国的地图均按照传统习惯线标划边界，两国人民亦遵守这条传统习惯线。
只是在英国统治了印度以后，英属印度当局以印度为基地，把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中国的西南和西北边疆地区，这才逐步使中印边界发生了分歧。
英印政府利用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的状况，对中国西藏和新疆进行侵略扩张活动，从而埋下了争执的种子。
这次反击作战，是在号称“世界屋脊”的喀剌昆仑山上和喜马拉雅山之脉南侧地区进行的。
该地区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人烟稀少，交通不便。
这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对作战行动有严重的影响，作战的艰苦性是罕见的。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从1962年10月20日开始，至11月21日基本结束，作战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作战 （10月20日至28日）自卫反击作战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地区进行。
印军部署的兵力有1个军部、1个师部、4个旅部、21个步兵营，总计约22000人。
印度陆军原是英国殖民地军队，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北非、南欧、东南亚诸战场作过战，自吹嘘为“打遍欧、亚的劲旅”。
与我作战的印度第四师号称“王牌部队”，是“印军编制、装备、训练的试点部队”。
第一一四旅长期驻防克什米尔，并受过山地战训练。
这些部队在印度陆军中具有代表性。
其作战部署是：东段，第七旅4个营部署在克节朗地区；炮兵第四旅两个步兵营配置在棒山口、达旺地区；第四师战术司令部及1个营位于吉米塘、下地地区；第五旅8个营分布在“苏班西里边区”、“西安边区”和“鲁希特”；第四军军部和第四师师部位于提斯普尔。
西段，印军第一一四旅以5个营分散配置在边境全线，其中1300余人分布在入侵战境的43个据点；旅部及1个营位于列城。
印度的企图是：在东段，依据正侵占所谓“麦线”以南和以北的克节朗地区，继续向西藏内地扩大侵占范围；在西段，依托其入侵的43个据点，继续向我境内蚕食，逐步侵占新疆阿克赛钦地区。
中国边防部队的主要部署是：以西藏4个多团的兵力，首先粉碎克节朗地区印军的进攻，然后歼灭克节朗地区和可能由达旺地区来援之敌；以新疆1个多团的兵力，首先粉碎印军进攻，然后歼灭侵入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之敌，并视情况扩张战果；同时，以西藏昌都、林芝、山南分区部队，向当面之敌反击，配合主要方向的作战。
克节朗地区反击作战。
克节朗，位于中印边界东段西藏以南地区，该地山峰比高1500米以上，海拔4000米左右，森林密布，气候恶劣，人烟稀少。
该地区印军第七旅、炮兵第四旅2个步兵营，共6个多营6000余人，部署在克节朗、棒山口、达旺一线，企图巩固已侵占之地，并继续侵占我克节朗河以北地区，实现其“以塔格拉（即拉则山）山嵴为界”的梦想。
中国西藏边防部队集结了10300余人的兵力，对印军第七旅实施反击。
根据印军前重后轻、翼侧暴露、正面宽、纵深浅的布势特点，贯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以3至4倍于敌的绝对优势的火力，采取从两翼开刀、迂回侧后、包围分割、各个歼灭的战法，于20日拂晓开始反击。
实施主要突击的右翼部队在枪等、卡龙之间强渡冰冷刺骨的克节朗河，向枪等、卡龙、扯冬、绒不丢的入侵印军进行反击。
指战员们冒着枪林弹雨，互相掩护，交错前进，与印军展开的激战。
负责摧毁塞维拉河岸卡龙据点的我二连六班班长阳廷安一往无前，前仆后继，勇猛反击，共攻克27个印军地堡，收复了卡龙据点，为驱逐入侵卡龙的印军第七旅创造了条件。
战后，六班被国防部授予“阳廷安班”英雄称号。
负责清除克节朗河南岸扯冬据点的我三连二排，敢打敢拚，连续摧毁14个地堡，收复了扯冬据点。
战后，二排荣立集体一等功。
当天即清除了枪等、卡龙、扯冬、绒不丢等据点的入侵印军。
担任左翼助攻部民，向沙则、仲昆枪、克宁乃桥的印军实行反击。
入侵沙则的印军在这里构筑了堑壕及百余个明暗地堡。
攻占沙则可直接威胁克朗地区的印军指挥机关。
于是，助改部队穿密林，攀悬崖，涉急流，迅速突入印军前沿，首先割断克节朗地区入侵印军指挥机关与沙则据点的联系。
在沙则战斗中，九连二班班长张映率领全班，连续攻克印军4个地堡，在攻击第5个地堡时，他身负重伤，向地堡投入最后1枚手榴弹，并用双腿堵住印军地堡射孔，壮烈牺牲，为后续部队歼灭印军创造了条件。
战后，国防部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
当天，克节朗地区的印军大部被歼，一部溃逃。
22日，中国国防部宣告；我军没有必要受非法的“麦线”约束。
23日，我山南地区部队歼灭棒山口之敌一部，占领棒山口。
接着我军兵分5路实施追击，直取达旺。
印军仑惶向达旺河以南之西山口一线撤逃。
我边防部队又以一部渡过娘姆江曲，昼夜兼程，沿下地、龙拉、沙泽一线急进。
清除棒山口入侵印军的另一支反击部队，于24日占领了东新桥等地。
25日，几支反击部队相继进占达旺。
尔后，其中一部继续向南推进到达旺河北岸。
克节朗——达旺之役遂告结束，首战告捷。
全歼印军第七旅及其他一部，俘虏印军第七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共歼印军1900余人，收复了克节朗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达旺以西的全部领土，并在事实上否认了所谓麦克马洪线。
昌都、林芝、山南分区部队反击作战。
西藏昌都、林芝、山南地区的中国边防部队，也于10月20日分别向当面入侵印军实施反击。
先后拢除了呷灵公、拉木多、林卡、拉曼、阿夏比拉等印军据点，歼敌一部，进占了易古通、马尼岗、塔克新等地，逼近瓦弄，有力地配合了主要方向的作战。
加勒万河谷红山头和班公湖地区反击作战。
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地区，位于中印边界西段新疆阿克赛钦西部，在喀喇昆仑山和风底斯山山区，山高坡陡，交通不便，高寒缺氧、荒无人烟。
印军第一一四旅5个营约5600人，分散配置在这一地区600公里正面的77个据点内，其中1300余人分布在侵入中国境内的43个据点内。
印军第一一四旅旅部及1个营位于列城，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十四营侵占红山头，杰特联队第五营侵占加勒万河谷。
印军在侵占的据点内设置障碍，组织较严密的火力，各点均有独立作战的能力。
他们企图凭借其据点，伺机侵占新疆整个阿克赛钦地区。
我新疆边防部队针对入侵印军正面宽、据点分散、间隙大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采取迂回包围、近战夜战等，打了歼战的有效战法，决心首先粉碎入侵印军的进攻，然后采用拔点攻坚的战法，就地围歼，逐次清除加勒万河谷、红山头和新疆阿克赛钦地区西大沟以北河尾滩、天文点两防区内的入侵印军。
为防止印军向我边防部队的薄弱地区进攻，又令空喀山口防区驻守分队在班公湖以南组织积极防御，牵制当面入侵印军。
红山头攻坚战斗及天文点防区作战。
红山头是两段第一阶段反击战的主要方向。
该寺是斗拉特别奥里基地印军联系天文点地区据点的重要枢纽。
印军构筑了16个地堡、5个地下室工事，组成两层火力阵地，火力强，工事坚固。
20日，新疆边防部队首先实施炮火急袭，尔后从印军侧后西、南两个方向进攻反击。
一部由正面佯攻，一部从侧后直插红山头主峰，另一部直捣入侵印军平台阵地，攻击分队以爆破筒、炸药包、喷火器歼灭负隅顽抗之印军。
经1个多小时的战斗、驱除了入侵印军，夺回了红山头主峰。
前来增援的印军眼看大势已去，于是半途撤回。
红山头战斗后，我们乘胜扩大战果，担任打援、守卡、警戒的分队相继拔除31号、12号、5号、8号、11号、17号等6个印军据点，全歼守军，收复失地。
其他各点之入侵印军于当晚仓惶逃窜。
至21日晚，天文点防区印军入侵据点全部被肃清，给印军第一一四旅第十四营以沉重打击。
加勒万河谷拔点及河尾滩防区作战。
加勒万河谷地区，谷深沟窄，山高坡陡，悬崖绝壁，交通不便。
印军以直升飞机空运补给。
印军在此处构筑了工事、地堡，企图长期占领。
新疆边防部队对其军情地形了如指掌。
20日，我边防部队向该处南、北两侧的入侵印军据点实施反击。
首先利用夜暗隐蔽接近印军据点，尔后实施炮火急袭，随即一部从河谷北侧左翼插入印军前沿，向前推进；另一部从河谷南侧左翼发起反击，在工兵、防化兵密切配合下，经近40分钟激战，成功地拔掉了加勒万河谷地区入侵印军的据点。
该处战斗结束后，我军乘胜扩大战果，兵分两路，一路顺加勒万河谷南进；一路北上向西大沟发展。
至23日，拔除“河印27号、28号”据点，其余印军哨卡闻讯而逃。
至此，河尾滩防区之印军全部肃清。
班公湖岸四战四捷战斗。
印军第一一四旅廓尔喀联队第一营入侵班公湖南北两岸建立了据点。
班公湖北岸为空喀山口防区，南岸为阿里防区。
21日，担负空喀山口财区反击作战的边防部队，抓住战机，向位于班公湖北岸中国一侧的西里扎普、安拉沟等地的印军进行反击；22日，班公湖南岸新疆守卡分队一部，清除了占据南岸及其以西另一据点的入侵印军。
在班公湖西岸的西里扎普、4400高地、绝拉沟、野营地拔点攻坚战斗中，我军四战四捷，战至24日，全部拔除了班公湖南北岸及其以北地区的31个入侵印军据点。
转战巴里加斯。
巴里加斯位于西藏阿里噶尔县西北，为狮泉河河谷，距传统习惯线18公里，河谷宽200－300米，河谷有公路往东提通列城，两侧为高山。
印军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七营入侵该地，建立据点6处，企图长期占领并作继续蚕食其它地区的基地。
23日，班公湖地区入侵印军据点全部肃清后，我西线新疆边防部队奉命挥戈南下阿里，歼灭巴里加斯地区入侵印军。
受领任务的部队不顾几天几夜连续作战的疲劳，以惊人的意志挥师南下，对阿里之口、约山口、巴里加斯等地的入侵印军进行反击。
转移中，我边防部队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中夜以继日地连结行军1400里，有的分队两次徒步齐腰深的冰冷剌骨的噶尔河。
工兵分队在零下20多度的冰河上架桥，保证部队开进。
部队吃不上熟饭，喝不上开水，吃冰雪，啃干粮，忍饥耐寒，于26日赶到甲岗——狮泉河一带集结。
尔后，分兵两路：右翼由甲岗——且坎——拉干赫尔方向迂回印军侧后，继其 解放军在战斗中退路；左翼沿狮泉河谷实施主攻，围歼印军于卫里加斯——卡日果之间地区。
以阿支、且坎、扎西岗守卡分队配合主力作战。
27日，反击部队一部抵达山口与印军打响。
机枪连班长司马义买卖堤在汽车上为掩护战友下车，用冲锋枪向印军猛烈射击，吸引印军火力，他两次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掩护战友，直至壮烈牺牲。
战后，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这次战斗毙、俘印军多人，占领山口。
27日，阿支、且坎分队攻占约山口。
同日，攻击部队对巴里加斯之印军形成合围。
28日，打退入侵印军的进攻后，收复了拉多和碟木绰克等地。
尔后，又收复了卫里加斯、卡日果等地。
卫里加斯地区作战遂告结束。
至此，新疆边防部队在环境、气候异常恶劣的情况下，从喀喇昆仑山到冈底斯山，转战千余里，拔除入侵印军据点37个，收复部分领土，歼敌一部，有力地配合了东段主力部队的反击作战。
第二阶段作战 （11月16日至21日）面对印军的再次武装入侵，中央军委即令西藏、新疆边防部队继续分别在东段、西段反击入侵印军。
东段，西藏军区前指指挥8个步兵团、3个炮兵团的兵力，向达旺河以南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反击；为加强东段东部地区作战的指挥，决定组成昌都地区分前指（即丁指），由军长丁盛、副军长韦统泰、军副政委钟池、政治部主任蓝亦农、昌都军分区司令员宏晋武组成，指挥4个团的兵力，向瓦弄地区反击西藏山南、林芝分区部队，在东段中部地区反击，以配合主要方向作战。
西段，新疆军区前指指挥1个团的主力，在班公洛地区反击。
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反击战。
这个地方靠近不丹王国，印军沿公路摆成南北一条“长蛇”，布势特点正如刘伯承元帅所概括的，是“钢头、锡尾、背紧、腹松”。
据此，西藏边防部队以2个多团从正面攻击西山口，打敌之“头”；以3个多团从敌两翼夹击申隔宗、略马东、击敌之“背”，剖敌之“腹”；以2个团实施迂回，直插德让宗、邦迪拉之间，切敌之“尾”，形成对西山口、德让宗地区之敌多路向正合击，将其分割包围，各个歼灭。
参战各部于11月10日至15日分别向指定位置开进，至17日，先后与印军警戒，侦察分队接触，但印军未发觉我军企图。
17日晚，我迂回部队在登班击溃印军1个营，切断了德让宗——邦迪拉公路。
此时印军才发觉我军已多路逼近，彼处于不利地位，遂于18日晨全线撤逃，但还陷于我军合围之中。
18日晨，我军发起总攻在激战中，副班长庞国兴为追歼股溃逃印军与连队失去了联系，深入印军纵深地区15公里，作战5次，攻占2个炮兵阵地，击毙7个印军士兵，缴获7门火炮和2台汽车。
战后庞国兴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当日我军占领西山口、申隔宗、德让宗、歼来印军一部，一部溃逃，其四师战术司令部率直属部队乘我军未截断通往打陇宗道路的空隙逃脱。
19日，我军占领邦边拉，并于略马东地区围歼印军近千人。
随即我军主力便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展开搜剿，一部向南追击，于21日进占吉莫山口、比里山口、鹰窠山口一线。
至此，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全歼印军3个旅，共毙俘印军准将旅长豪尔·辛格以下官兵5200余人。
瓦弄地区反击战。
瓦弄，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以北，其东、南与缅甸、印度相邻。
该地区山高林密，年均海拔4000米以上，断崖峭壁，河流交错，水流湍急，易守难攻。
入侵印军第十一旅4个营2000余人凭险扼守，并不断向我军出击。
中国边防部队以1个团向瓦弄所公西北之印军左翼实施迂回包围；以1个团又1个营分别向瓦弄扎公、曲子扎公反击，居高临下，直插瓦弄，以4个连从察隅河以东反击，分割歼灭瓦弄地区之敌。
11月16日晨，我军发起反击。
我军一部攻扎公、曲子扎公等地，打乱了印军部署。
印军十一旅旅长等人见势不妙，惧我全歼，即下令全线撤退，旅长本人随四军军长考尔乘飞机仓惶逃跑，部队大部溃散。
在反击战中，我军排长周天喜带领一个加强班冲在最前面，经3小时苦战，打下了印军第一个地堡群，当向印军第二个地堡群冲击时，周天喜不幸牺牲。
战后，国防部授予周天喜“战斗英雄”称号。
战士陈代富奉命执行摧毁地堡任务，当他将爆破筒塞入地堡时，被印军推了出来，在危急时刻，他爬上地堡，扒开堡顶积土，将爆破筒从顶盖圆木间隙插入，并用胸口顶住爆破筒，不让印军推出，当爆破筒即将爆炸的一瞬间，他迅速滚出了地堡，地堡被炸毁了，打开了部队前进的道路，人们称赞他是活着的黄继光。
战后，国防部授予陈代富“战斗英雄”称号。
16日17时许，中国边防部队进占瓦弄。
另一部向“东”村地区之敌发起攻击，进占敌能。
我部进驻瓦弄后，主力转入搜剿，一部乘胜向南追击，到21日，我军进至萨木维尔和金古底，逼近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
追击部队奉命停止追击，就地转入搜剿。
瓦弄之战，共歼灭印军1200余人。
里米金、梅楚卡、都登地区反击战。
东段中部地区，西藏山南边防部队的约1个营的兵力，于18日向里米金方向反击；林芝边防部队以3个营的兵力于19日向梅楚卡、都登方向反击。
我军先后拔除印军据点16处，占领里米金、梅楚卡、更仁等地，歼敌一部，有力地配合了主要方向的作战。
班公洛地区反击战。
班公洛位于中印边界西段西藏阿里日土县斯潘古尔湖西侧地区，西面与印度实际控制区的拉达克相接，是入侵印军的一重要前进基地。
印军在这里建立了6个据点，其中3个据点分布在山嵴梁上，可以控制西藏阿里边防分民的哨卡，威胁阿里纵深之安全。
18日上午，印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驻守斯潘古尔湖地区的新疆边防部队发起进攻。
新疆边防部队作出部署：迂回入侵印军侧后，摧毁其据点，清除侵入班公洛地区之印军。
我军一部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顶着大风雪，翻越海拔5200米的冰山，按时进抵反击出发阵地。
18日上午，以连为单位分别向3个据点发起冲击。
攻打第一个据点的部队，一鼓作气战斗30分钟即摧毁了敌工事和地堡21个，攻克了据点；攻打第二个据点的部队，冒着印军猛烈的机枪射击，英勇顽强，前仆后继，激战1小时，攻克了25个地堡，拔除了据点；攻打第三个据点的部队，以果敢迅猛的动作，扫荡印军边部，摧毁了据点。
拔除了据点后，我军在转向印军炮兵阵地的攻击中，工兵战士罗光燮在排长排雷负伤的情况下，奋勇冲雷区排雷。
在排雷中，他的左腿、右臂相继被地雷炸断，排雷器材已用完，眼看雷还未排完，部队无法前进，他以大无畏的献身精神，用身体向雷区滚进，为部队开辟冲锋道路，最后壮烈牺牲。
战后，国防部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
经两个多小时激战，我军清除了印军廓尔喀第十一联队第一营第三连的大部兵力。
与此同时，反击部队以炮火压制破坏了入侵印军另3个据点，其守敌于19日逃窜，我军于20日占领该3个据点。
至此，班公洛地区作战胜利结束。
西段入侵军据点全部清除。
为了高举和平谈判的旗帜，促成战国三项建议的实现，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宣布，从22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
从12月1日开始，我军回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我侧20公里以内。
其后，又将缴获的印军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交还给印度，并释放了全部印军战俘。
中国政府的这一举动，在战争史上是史无先例的，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扬（不过主动撤军也引起后人的另外一种评价：中国除了胜利者三个字什么也没得到，印度除了背上失败者的名声，却获得了取有战争的实质收获
但以快速结束战争为战略目标并尽量减少战争余波确实符合国内建设需要与外交信誉的建立）。
中国边防部队在整个自卫反击作战中，歼灭印军3个旅（第7旅，第62旅、炮兵第4旅），基本歼灭印军3个旅（第112旅、第48旅、第65旅），另歼灭印军第5旅、第67旅、第114旅、第129旅各一部，击毙印军第62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以下4，885人，俘印军第7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以下3，968人（其中校官26名、尉官29名）。
缴获：飞机5架、坦克9辆、汽车437辆、88mm加农炮13门、88mm榴弹炮36门、75mm山炮12门、106.7mm迫击炮27门、106mm无后座力炮6门、81mm迫击炮142门、51mm迫击炮144门、轻重机枪631挺、长短枪5,772支、火箭筒112具、枪榴弹发射器（掷弹筒）32具、枪弹4，120，591发、炮弹79，720发、手榴弹16，921枚、地雷14848枚，电台（报话机）520部，炮兵观测仪等其他器材735部（具）。
中国边防部队阵亡722人（其中军官82名、士兵640名），负伤1，697人（其中军官173名、士兵1，524名）消耗：炮弹22，976发、枪弹701，342发、手榴弹7，080枚、爆破筒64节、炸药2，050kg，喷火油料677L，损坏122mm榴弹炮1门、机枪18挺、长短枪81支、40mm火箭筒2具、电台（步话机）5部、汽车12台。
中国有哪些名人属羊
张籍（767——830年）唐朝诗人，今江苏苏州人。
他家境贫苦，官职低微，较多接触下层社会生活，故其所作乐府能揭发统治阶级罪恶性，同情人民疾苦，被白居易等人所推崇。
又与白居易、孟效等 人所作诗词统称作“之和体”。
有《张司业集》。
元稹（779——831年）唐朝诗人。
今河南洛阳人。
常与白居易相唱和，世称“元白”，号“之和体”。
为新乐府运动倡者之一。
所作传奇《莺之传》，为《西厢记》故事所取材，作品有《之氏长庆集》。
贾岛（779——843年）唐朝诗人，今河北涿州人。
家境贫寒。
一度为僧，法名无本。
受韩影响而还俗。
屡举进士不第，后做过一些低职小官吏。
其诗多为写景、送别、怀旧之作，荒凉凄苦。
语言清淡朴素。
以五言律诗见长。
注意字句锤炼，刻意求工，为“推敲”二字由来。
作品有《长江集》。
杜牧（803——852年）唐朝文学家。
名相杜佑之孙。
所作《罪言》，主张削平藩镇，增强兵力，巩固边防，严禁佛教。
又注《孙子兵法》。
诗歌以近体诗长。
七言绝句尤为后人推崇。
与李商隐齐名。
有《樊川文集》传世。
韦庆（863——910年）唐末词人，诗人。
五代时，入蜀为官，在词的方面与温庭筠齐名，合称“温韦”，是花间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其词多反映上层社会之游玩享乐生活与离情别绪，语言浓艳软媚。
著作有《浣花集》。
柳开（947——1000年）北宋文学家。
字仲涂，自号东郊野夫，又号补亡先生。
他反对北宋初的浮靡文风，提倡古文，主张作文的目的是宣扬孔孟之道以教民。
有《河东先生集》。
欧阳修（1007——1072年）北宋文学家，史学家。
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
今江西永丰县人。
四岁丧父，家贫。
天圣进士，入朝为馆阁校勘。
仁宗庆历初，范仲淹被宰相吕夷简贬官，他与尹洙等不服，贬为夷陵令。
因被指为朋党，便创作了一篇《朋党论》加以驳斥。
庆历三年（1043年）任知谏院，上书要求起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后为人所忌，出知地方十一年。
后加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新唐书》成，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后任枢密副使。
次年，任参加政事。
神宗时出知毫州青州，反对王安石的青苗法。
熙宁四年（1071年）退职。
次年去世。
初，从学尹洙，与梅尧臣、苏舜钦等提倡古文，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并以创作实践批评“西昆体”，成为评诗文改新运动领袖。
其诗文雄健清新，其词和婉深挚。
史学成就卓著，与宋祁合修《新唐书》，自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
刘敞（1019——1068年）北宋学者。
他学问渊博，佛教、卜筮、天文、方药、地理、历史皆究知大略。
对金文亦有研究。
曾巩（1019——1079年）北宋文学家。
今江西人。
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作品有《元丰类移》。
司马光（1019——1086年）北宋大臣，杰出的史学家。
主编《资治通鉴》共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盛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取材除十七史外，尚有野史，文集等二百余种，全书年经事纬，史实系统而完备，确可为历代封建统治者以得借式戒。
诗文有《司马文公集》。
沈括（1031——1095年）北宋科学家。
今浙江杭州人，著有《梦溪笔谈》三十卷，是千年前的百科全书，成就极其卓越。
李焘（1115——1184年）南宋史学家，以四十年的功夫，完成《续资治通鉴长编》九百八十卷，记北宋一代史实甚详，并保存了大量史料。
杨万里（1127——1206年）南宋诗人。
与陆游、尤袤、范成大并称“南宋四家”，有《诚斋集》。
陆九渊（1139——1193年）南宋哲学家。
学者称象山先生。
在哲学思想上，他把禅宗和儒家的思孟学派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结成“心学”思想体系，完全否认客观实践。
在道德修养上，提出“存心”、“去欲”的说法。
他和朱熹一样，认为宇宙本源是太极，是“理”，但他反对“无极而太极”的提法，认为“太极”之理为实有，加上“无极”，即成“老氏之学”。
两人长期争论不休。
其学说九龄、九韶并称“三陆子之门”。
至明代，陈献章、王守仁加以发挥，成为“陆王学派”。
其著作后人编为《象山先生全集》。
王应麟（1223——1296年）南宋学者。
今浙江宁波人。
精于经史、地理、善长考证、著作极多，有《深宁集》、《玉堂类稿》、《掖垣类稿》、《汉书·艺文志考证》、《通鉴地理考》、《困学纪闻》等。
沈周（1427——1509年）明初书画家。
今江苏苏州人。
博览群书，善诗文书画，以画闻名，评者谓明朝第一。
善画山水花鸟，融汇各家之长，自成一格，为“吴门画派”之始祖。
傅山（1607——1684年）清初学者。
字清主，今山西忻州市人。
明亡，隐居不出，自称居士、道人。
清廷开博学鸿词科，他以死拒入京。
博通经史、诸子、佛道、医药之学，亦工诗、书画、金石，尤以音韵见长。
对后学影响颇深。
有《霜红龛集》、《荀子评注》等 。
王夫之（1619——1692年）清初思想家、学者。
学者称其船山先生。
对天文、地理、历法、数学都有研究，尤精于哲学、经史。
著作有《读通鉴论》、《宋论》等。
哲学著作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内外篇》、《噩梦》告等。
另有《船山遗书》。
亦善诗文，工词曲。
是与顾炎武、黄宗羲并列为“清初三大家”之一。
顾祖禹（1631——1692年）清代历史地理学家。
以数十年之功著成《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详记全国各地山川险要和攻守形势，并借以论述古战争的成改得失，是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和军事地理著作，极富史料价值。
赵翼（1727——1814年）清朝史学家、诗人。
今江苏常州人。
治学精于考史，所著《二史札记》着重讨论历代重大史事，总结政事得失，精辟中肯，与钱大昕《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并称清代三大考史名著。
诗与袁枚、将士铨齐名，称江右三大家。
有《瓯北全集》、《陔余丛考》、《檐曝杂记》等。
李汝珍（1763——1828年）清朝文学家。
晚年写成长篇古典小说《镜花缘》。
俞正燮（1775——1840年）清朝学者。
主要著作有《癸已类稿》、《癸已存稿》、《两湖通志》等。
包世臣（1775——1855年）清朝学者。
工词章古文，精于书法，推为书家正守。
有《中衢一勺》、《艺舟双楫》、《策河回略》等。
何绍基（1799--1879年）清朝文人、书法家。
字子贞，号东洲。
湖南道县人，长于书法，自成一家，为晚清最大的书法名家。
张裕钊（1823——1894年）清末古文家、书法家。
今湖北武汉市人。
勤治文史，擅长书法，师事曾国藩，与黎庶昌、吴汝伦、薛福成共称“曾门四弟子”。
吴大（1835——1902年）清末大臣，书法家、学者。
擅长文学、金石学、古文学、颇有创见。
1892年出任湖南巡抚。
吴虞（1871——1949年）近代学者、教育家。
五四运动后，撰文积极参加对封建旧文化和礼教的严厉批判，先后任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教授。
有《吴虞之录》。
仁人志士 邓廷桢（1775——1846年）清朝大臣，今江苏南京人。
嘉庆进士。
道光六年（1826年）擢升安徽巡抚，兴利除弊，折平冤狱，政绩卓著。
十五年，升两广总督。
十九年协助林则徐查禁鸦片，整饬海防。
1841年初调任闽浙总督，加强守备。
七月，英舰进犯厦门，他亲率水军击退侵略军。
嗣后投降派诬陷，与林则徐同时革职，充军新疆伊犁。
后起用为陕西巡抚、甘陕总督，在西北大力组织垦荒。
李秀成（1823——1864年）太平天国将领。
广西藤县人。
1859年封忠王。
刘光第（1859——1898年）清末维新派人物。
今四川富顺人。
戊戌变法时被杀，为“六君子”之一。
有《介白堂诗文集》、《衷圣斋文集》。
王金发（1883——1915年）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者。
加入光复会。
1907年与秋瑾共谋起义，被镇压，逃亡日本。
1911年辛亥革命后，参与光复上海、杭州等战役。
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
1915年在杭州被捕杀害。
富豪巨商 胡光墉（1823——1885年）清朝大买办资本家。
字雪岩，安徽绩溪人。
初在钱庄当学徒，后入浙江巡抚王有龄幕，为清军运粮饷和军械，协助镇压太平天国军。
1862年协助左宗棠开办福建船政局。
1867年左宗棠调任甘陕总督，他在上海为其大借外俩，购运军需品以镇压起义。
又依仗湘军权势，于各省设金银号，经营丝茶业，设典库于江浙两湖等处二十三处。
在杭州设有得庆馀堂中药铺并经营出口丝业，操纵江浙商贸，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
1884年，受洋商排挤破产。
宗教大家 法显（335——420年）东晋时期的名僧。
今山西襄桓人。
幼年出家，看到经律多有误缺，便下决心去印度求经。
399年，自长安西行，经西域，逾葱岭，历经艰险，抵达目的地，得若干经书，学会梵语梵文。
又到斯里兰卡搜求佛经，经海道归国。
412年在山东崂山登陆，次年，抵江苏南京。
译出佛经百余万言，又将亲历三十余国见闻写成《佛国记》（又名《法传》）。
为研究古代中外交通和中亚、南亚诸国及南海地区历史、地理提供了重要资料。
义净（635——713年）唐朝名僧。
673年冬自海路赴天竺（印度），历三十余国。
685年归国，滞留外国十余年，写成《南洋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695年返洛阳，武则天亲迎于上江门外。
以后在长安、洛阳主持佛经翻译工作，共译成经、律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
一行（683——727年）唐朝高僧，天文学家。
俗名张遂，今河南南乐人。
唐代名臣张公瑾之孙。
他为逃避官场斗争，二十一岁出家为僧，后成为我国佛教密宗之祖。
译《大日经》，并为这作注疏。
他博览经典，精通天文历法，727年，奉诏修订历法，制成黄道游仪，用以重新测定150余颗恒星的位置，有世界上第一次发现恒星位置变动的现象。
他又发起在全国十二个地点观测，归算出相当于子午线纬度的长度，在科学史上有重大意义。
此外，又与人合作制作浑天铜仪，是现代时钟的雏型。
在他主持下，用六年的时间制成《大衍历》，中唐代最精确和完善的历法，它的体例格式，为历代编历者所沿用。
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汉军镶黄旗人，生于1679年。
其父年遐龄官至工部侍郎、湖北巡抚，其兄年希尧亦曾任工部侍郎。
他的妹妹是胤禛的侧福晋，雍正即位后封为贵妃。
年羹尧的妻子是宗室辅国公苏燕之女。
年羹尧自幼读书，颇有才识。
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授职翰林院检讨。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羹尧迁内阁学士，不久升任四川巡抚，成为封疆大吏。
据清人萧奭（shì）所著的《永宪录》记载，这时的年羹尧还不到30岁。
对于康熙的格外赏识和破格提拔，康熙六十年（1721），年羹尧升为川陕总督。
雍正即位之后，年羹尧和隆科多并称雍正的左膀右臂。
“年大将军”的威名震慑西陲，享誉朝野。
曹雪芹中国清代小说家，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祖籍辽阳，生于1715年6月4日，卒于1763年。
曹雪芹的先世本是汉人，但在很久以前，就加入满洲旗籍，成了爱新觉罗氏的皇家“包衣”（奴隶）。
随清人入关后，逐渐晋升为皇家亲信的官吏。
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的妻子是康熙皇帝的保姆。
因为曹家的先世与清王朝的政治经济都有较密切的关系，又有着文学方面很深的家学渊源，这些都给曹雪芹以深刻的影响和熏陶，为他创作《红楼梦》提供了条件。
曹雪芹生于曹氏家族衰落的前夕。
曹雪芹出生在南京，少年时代过著「绵衣纨袴」、「饫甘餍肥」的富贵生活。
在他十三岁时，即曹家被抄的次年，全家迁回北京，家道急遽衰落.继承康熙皇位的雍正皇帝就把曹家的第四任织造曹兆从江宁革职抄家，遣回北京。
到了乾隆时期，曹家可能又遭天灾人祸，彻底结束了曹雪芹无忧无虑的贵公子生活。
而曹雪芹的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对他创作《红楼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于是，他把荣、宁贵族生活的描写，熔铸在《红楼梦》深刻的艺术形象创造里。
青年时代的曹雪芹才华出众，能诗能文，绘画也很有名气。
创作的鸿篇巨著《红楼梦》，为他矗立了历史的丰碑。
曹雪芹四十几岁就死去了，身后留下一个新婚不久的妻子和几束残稿，连埋葬的费用都是他几个好友资助的，而他创作的《红楼梦》，却在他死后三十年，排印问世，风靡全国。
巴尔扎克1799年5月20日出生，法国现实主义作家法国图尔。
在法国十九世纪的文学星空中，巴尔扎克无疑是最璀璨的明星之一，其毕生最重要的作品《人间喜剧》在小说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普希金1799年6月6日普希金出生在莫斯科。
普希金的父母都受过良好教育，喜爱文学，精通法语。
父母也教孩子们学法语和阅读法国文学作品，家里还有法语家庭教师。
幼年时的普希金起初并不会说俄语。
1828年在莫斯科上流社会的一次舞会上，被成为俄罗斯第一美人、16岁的纳塔利娅初次相遇，她的美貌强烈震撼了普希金，同样，诗人的才华和气质也深深打动她的心。
1831年他们在莫斯科结婚。
丹杰斯的出现却打破了普希金的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
悲剧发生在1837年2月8日，一个晴朗而寒冷的冬日，在彼得堡涅瓦大街的一角，丹杰斯开抢击中了普希金的腹部，诗人倒在血泊中。
第三天，1837年2月10日，俄罗斯诗坛上的这颗巨星陨落了。
普希金去世7年后，纳塔利娅嫁给了一名将军，而丹杰斯跟纳塔利娅的妹妹结婚。
如同普希金美妙的诗歌一样，他的情感、他的浪漫、他的生活及他的一切至今令人心动。
曾国藩1811年（嘉庆16年）11月26日（农历10月11日）生于湖南省双峰县荷叶乡天平村, 乳名宽一他6岁上学，读四书五经。
与洪秀全科场挫意相反，曾国藩15岁便中了秀才，随后入湘乡涟滨书院、长沙岳麓书院学习。
他在23岁中举人；27岁中进士，入翰林院。
36岁那年，曾国藩由正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破格提拔为正二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连升四级。
他比其他人更注意学问修养，与京城中的名儒交往甚密。
他精通理学，能作一手桐城派的好文章，大字小楷也都写得不错。
在儒家精神的感召下，他不仅要立德，而且还想立功、立言。
这种至高无上的境界，他后来似乎都做到了。
对曾国藩来说，一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点出现在他41岁时，那一年（1852）他的母亲去世，依例要在家丁忧守制三年。
他回到湘乡老家，在湘南一隅，从清朝的军政体制之外，完全依照自己的设计，不受干扰地编练出一支迥异于清朝各类武装力量的新军——湘军。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出生于安徽合肥，1847年中进士，此后在中央翰林院任庶吉士，授编修史书等职务。
1853年，在与洪秀全反动集团的内战中，为了大清国的存亡与全国各族人民的危难，李鸿章投笔从戎，从此先后辗转安徽、湖南、江西、江苏、浙江、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广东等数省市，倾力辅佐曾国藩平定了南平北捻的内乱，并在内战中成功组建和领导了淮军。
他抛头颅、洒热血，攘外安内，稳邦固国。
在戎马倥偬之中，李鸿章提出了吸取西方各国的先进经验，进行经济、军事、国防、外交和交通等改革的建议。
冒着来自各方面的重重阻力，他备尝艰苦，创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支以西方先进武器为核心、以儒家先进思想为指导的北洋海军，并建立了大连、威海卫等2个世界级的攻防综合实力突出的海军港口。
慈禧1835年11月29日（道光十五年十月十日）－1908年11月15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又称“西太后”、“那拉太后”、“老佛爷”，死后清朝上谥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总共25字，为有清一代皇后身后哀荣之最。
1861年至1908年间清朝的实际统治者。
慈禧是“叶赫那拉氏惠征之女”，有姓无名。
乳名那拉氏，故称叶赫那拉，徽号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
马克·吐温1835年11月30日出生于密西西比河畔小城汉尼拔的一个乡村贫穷律师家庭，当过排字工人，密西西比河水手、南军士兵，还经营过木材业、矿业和出版业，但有效的工作是当记者和写作幽默文学。
马克·吐温是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世界著名的短篇小说大师。
他经历了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发展过程，其思想和创作也表现为从轻快调笑到辛辣讽刺再到悲观厌世的发展阶段。
他的早期创作，如短篇小说《竟选州长》（1870）、《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1870）等，以幽默、诙谐的笔法嘲笑美国“民主选举”的荒谬和“民主天堂”的本质。
中期作品，如长篇小说《镀金时代》（1874，与华纳合写）、代表作长篇小说《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1886）及《傻瓜威尔逊》（1893）等，则以深沉、辛辣的笔调讽刺和揭露像瘟疫般盛行于美国的投机、拜金狂热，及暗无天日的社会现实与惨无人道的种族歧视。
《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通过白人小孩哈克跟逃亡黑奴吉姆结伴在密西西比河流浪的故事，不仅批判封建家庭结仇械斗的野蛮，揭露私刑的毫无理性，而且讽刺宗教的虚伪愚昧，谴责蓄奴制的罪恶，并歌颂黑奴的优秀品质，宣传不分种族地位人人都享有自由权利的进步主张。
作品文字清新有力，审视角度自然而独特，被视为美国文学史上具划时代意义的现实主义著作。
马克·吐温被誉为“美国文学中的林肯”。
康乾盛世中国政治、经济深刻的危机”是什么
提到康熙帝（即清圣新觉•玄烨， 1661-1722年在位），现行历史教材关传记、评论乃至文品几乎交口称誉，直将他等同于唐太宗、汉文帝。
然而，从康乾盛世到订立屈辱的《南京条约》，不过相隔45年，这个质量互变也未免太快太突然了，历史的必然性与逻辑性何在
后人在总结时大都将其归咎于嘉庆、道光两朝。
可是，落后要有个过程，只从嘉庆、道光两朝很难找到滑坡的真正原因。
通过对照近三四百年中外历史，笔者发现，误区就出在后世对康熙的评价太高，忽略了康熙时代的世界大背景，孤立与静止地看待当时的中国，无意中沿袭了旧史家对康熙的颂扬。
实际上，中国之落伍恰恰始自康熙皇帝。
因为他处在剧变的时代却拒绝重大的变革，其一生的功业只是人为地延长了已经衰亡的封建社会，使中国失去了向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迈进的最佳时机，给近代的中国留下了沉重的包袱与苦难。
一、关于康熙所处的时代 康熙即位前夕（即十七世纪中叶），中国和世界都处在新旧交替的紧要关头，都在经受战争与变革的动荡。
以尼德兰为榜样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终于敲响了封建社会的丧钟，世界历史从此进入了资本主义时期。
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很快到达中国的近邻：西班牙已占领菲律宾；荷兰已控制印度尼西亚，前锋抵达日本西南各藩；英、法、葡已在印度和中印半岛建立许多殖民据点；葡、荷分据着我国澳门和台湾；俄国势力已伸入我国黑龙江流域……。
这种形势对当时的清王朝既是挑战又是机会。
如果能够利用西人东渐（缩短了空间距离）便于接近与了解之机，加快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加紧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大胆进行社会变革，就会在东西方差距还不太大、西人争夺重点尚未集中于中国的情况下，率先在东方建成资本主义强国。
否则，就难免成为第二个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
外部形势促使中国变革自强。
而在国内，封建社会受到明末大混乱的冲击也已经摇摇欲坠，从而为变革铺平了道路。
首先，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朝中期已经产生，到康熙初，正逐渐滋长。
表现在：工场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生产规模扩大，一个工场雇用数百人已是常事；包买商的作用已遍及全国各地，大商业资本集团纷纷出现，如盐商、粮商、布商、山西票号商、广东出口商，资本动辄数百万两；非农业人口的增加使城市经济更趋繁荣；在农村，由于顺、康时自耕农居主要地位，农村人身依附关系比起明代大为松弛，雇工的自由流动度加大，这就可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劳力。
说明变革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条件。
其次，封建政治思想体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挑战。
出身驿卒又带伤残的李自成竟成功地推翻了并不算昏庸的明思宗，则“正统”、“天命”、“尊卑”、“贤愚”论已难于解释。
满族不光能入关作皇帝，还能把汉人衣冠发式都“夷”化了，则“华夷有别”、“以夏变夷”论不攻自破。
明朝将领大多降清，隆武帝、永历帝竟全靠颠复明朝的大顺大西军将士与清军周旋，则“官、“贼”界限谁能说清
满人及吴三桂曾受明封，假言为明复仇，反过来视明藩如匪盗，翦灭不遗余力，则孰为“君”，孰为“臣”
一切都乱了套。
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乃至家庭关系的错位（当时父子、夫妻、兄弟、主奴间反目相残的事例举不胜举，时人称这次变乱几乎将封建伦理纲常扫地无余①，不无道理），深深撼动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令人们发生了信仰危机：封建秩序真是万古不变的么
什么才更合理
当十六世纪李贽首先反孔嘲儒时还少有人理解，这时便在有识之士中大获响应。
以顾炎武、黄宗羲、唐甄等人为首，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公开反对君主专制的运动。
他们喊出了“为万民，非为一姓”的口号，主张“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甚至称君主为“天下之大害”②，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③；主张社会舆论的合法性与监督作用；提倡地方自治；强调工商业和农业同样重要，为了“富民”，必须发展工商业。
王夫之、颜元还宣称“人欲”、“功利”是正当的，提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要“正其谊以谋其利” ④；要求富民大贾成为“国之司命”⑤，公然为资产者呼唤权力。
这些“异端邪说”在以前都是罪不容诛的，却与欧洲人文主义及启蒙思想家的主张不谋而合，说明清初诸大家——实际上就是中国最早的维新思想家——已认识到对旧制度实行根本的、带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的必要性。
改革已具备一定的思想基础。
再次，从当时的社会基础看，明清之际的混乱使人们逐渐转向西方寻求精神支柱。
关于这一点，由信洋教者之多可见一斑。
天主教徒从1610年的2500人激增到 1650年的15万人⑥（考虑到清初人口稀少，又处于战乱中，统计并不精确，这个绝对数字并不低。
照此速度，到康熙后期大有普及之势）。
那时永历帝夫妇及太后太子都信此教，并起了外国教名，太后还派人去罗马朝见教皇⑦，达官显贵与太监信教的也不少。
中国君臣信奉西洋宗教，这是开天壁地以来一大怪事，说明信仰危机已侵蚀到统治阶级的核心阶层。
这正是变革制度、除旧迎新的大好时机。
而此时入主中原的满族又是一个生气勃勃、较少旧传统束缚的新兴民族，他们挟战胜的余威，在这抉择去就的关键时刻，其领导者颇能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加速或延缓之。
康熙号称英明好学、文武全才；是趁热打铁、取中西文化之长厉行变革，还是拨“乱”反“正”，使封建社会僵而复苏呢
从康熙帝的所做所为来看，他选择了后者。
二、关于康熙学习继承汉族封建文化的另一面 人们常把康熙学习继承汉族封建文化作为其政绩加以肯定，但作为汉族封建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是个非常复杂的对立统一体，其中民主与专制、发展与静止、开放与封闭、唯物与唯心等思想并存兼备，历史上长期斗争（虽然消极面往往占上风）。
理学盛行后，则糟粕尤多。
而康熙对孔孟程朱那一套的迷恋与提倡几乎超过任何汉人皇帝，实在基于对儒家思想中消极面的偏爱，并由此造成了清代窒息改革的沉闷政治局面。
为了重建封建秩序，他不但追加孔子的尊号，亲自去曲阜朝圣，首开经筵制度；而且重新启用明末声誉已经败坏的理学：把朱熹的牌位由孔庙东庑移到大成殿，重新刊行《朱子全书》，组织编写《性理精义》等等。
于是人们又听到了“去人欲，存天理”的喧嚣。
清代\\\/\\\/理学盛行及礼教严酷的程度远甚于宋明。
元世祖尚能提倡寡妇改嫁，而正是康熙开创了年年表旌殉节守志的“节妇”、给银建坊的常例
无怪乎被戴震称为“以理杀人”。
严酷的《大清律》和繁冗的清代官制几乎全部抄自明代，康熙未作任何有意义的变动，反而创行了两项陋规——捐纳制和耗羡制度，使卖官和贪污成了清代的痼疾。
为抵制外来政治思想的影响，维护封建专制，康熙始严格禁止天主教。
而唐代、元代尚且允许西洋宗教流行，康熙却无兼收并蓄的大度。
康熙很少与欧洲强国打交道；而且只讲“送去”，不讲“拿来”。
他曾赠送大量书籍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也曾赠荷兰国王白金，也曾派图理琛出使俄国⑧，可从未向这些国家请教过什么。
俄罗斯人投附或被俘，也不予接见。
欧洲人访华或在华供职，他也从不询及彼国政治以便对照取舍。
而欧洲各国即使在封建社会，政治制度也有别于中国：如英国有早期议会，法国有三级会议，俄国有缙绅会议等等。
到康熙时，他们在立法、司法、行政等方面的许多成文与经验更有可以借鉴之处。
康熙号称聪明过人，但他却只以汉族封建文化为唯一学习目标，且只生硬地继承了儒家思想中专制、静止与封闭的一面，忽略了法随时移、民贵君轻、天下大同等说，弄得思想界万马齐喑，政治上一潭死水。
康熙以明史案、《南山集》案（两案株连致祸的名士达500余人）开了大规模迫害异端的先河，使文人只好钻进故纸堆。
由于长期禁锢思想，连八旗子弟都日渐失去了当年的生气。
孔教却香火独旺，一二百年后仍足以压倒太平天国、扼杀戊戌维新、夭折辛亥革命，接连好几次摧毁了振兴中国的希望。
这就是康熙式继承的恶果
三、关于康熙经济决策上的错误 保守的上层建筑必然维护其落后的经济基础。
鸦片战争前清代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成长几乎停滞，生产力低下，经济结构不合理，以至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均难奏效，积贫积弱终成定局，与“一朝典章制度多出其手”的康熙帝继承重本抑末的传统决策是分不开的。
康熙对清初正在发展的工场手工业不是扶持而是严加限制。
例如对丝织业机户的织机数量⑨、工匠人数、工资定额⑩，冶铁业场主的采矿地点、炉数、产量、价格、运销地点等等都有严格规定(11)；并课以高额税金(12)。
采铜业的产品一度只许以成本价卖给官府，再由官府售卖(13)。
还在佣工中另外实行一种保甲制，他们“日则做工，夜则关闭在坊”(14)，象囚犯一样没有人身自由。
国内关卡林立，肆意刻剥商人。
官府还勾结行会以各种条规罚款来限制竞争，防止生产规模和经营网点的发展失控。
在对外贸易上，清代以闭关锁国著称。
平台湾后，海禁稍有放宽，但外贸仍只许在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处进行，须经由官商开设的公行，并限制进出口商品数量及种类（进口的更少）。
康乾时外贸规模之小可以从下面两点看出。
两宋类似三国鼎立，而其外贸港口却比大一统的康熙时多，达六七处。
南宋高宗时，市舶司岁入达二百万两，按什一税计(15)，年外贸总值当在二千万两左右；而五百年后“大清”康乾时，年外贸总值也从未超过此数(16)。
种种限制使诞生时间并不比欧洲晚多少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萌来萌去总是长不大。
相比之下，与康熙同时代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就明智得多。
路易十四即位初，法国工商业远远落后于英国、荷兰。
为了加强竞争力，路易十四进行了大胆的改革。
他降低商品税率，取消国内部分关卡，对新办手工工场提供国家津贴，鼓励对外贸易，支持造船工业，国家资助建立许多大外贸公司，努力扩大本国在海外的势力和影响，使法国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迅速发展，很快取得与英国抗衡的地位，为后来资本主义制度在法国的完全确立打下了基础。
由于康熙朝拒绝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生长，在别人大步前进时中国却从此背上了封建落后的农业国的重枷，尽管清末勉为其难地兴办与鼓励近代工商业，但落伍已久，列强争夺目标已对准中国。
良机既逝，再难发展。
至于旧史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封建制度垂死前的回光反照。
那种“繁荣”是表面的、虚假的、病态的，其实已经腐朽。
一任土地兼并剧烈（康熙中期就已开始）、租税沉重（比明前期都重）、吏治腐败（乾隆时贪赃二万两才处死）而毫无能为，这与文景、贞观、开元之世哪能相提并论
《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揭露封建社会的名著均成书于康乾之世，决非偶然；恰好说明那个时期并非盛世，而是衰世。
何况落后者的财富迟早也是别人的。
从印加帝国到莫卧儿王朝，世界史不乏其例。
中国人民更为这百余年的末代“盛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百余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是历史对因循失机者的惩罚。
四、关于康熙是否关心科技进步 康熙既严守封建自给自足经济的藩篱，必然无视科技的进步与教育的更新。
而重视这两点，正是近代资本主义得以富强的关键。
康熙是曾学过一些西方数理化和文字，也用过一些西方传教士做官，还让他们翻译科学著作，甚至亲自加以删定。
但他对科技并非真感兴趣，只是当成摆设而已。
因为汤若望、南怀仁的天文历算虽然精确，却只用来为官廷迷信活动服务；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人化费三十多年测绘出了《皇舆全览图》，全国印刷业、测绘业却未趁此而改进；南怀仁造出的西洋火炮虽受到康熙夸奖，却既未推广，也未引起对军火工业的重视；科学著作翻译过来了，而府州县学仍在以八股取土……。
西方科技深藏于内廷，于国计民生何益
人材怎么出
科技与教育落后的明显后果是军事落后。
其实，早在雅克萨自卫反击战时康熙就该觉察出本国军事落后的苗头。
当时驻守雅克萨的俄军约400人，而彭春前次带兵1.5万人，后次8000人（一说均约3000人，也七八倍于俄军）。
兵力众寡及远近劳逸之势一目了然，然而围攻数月竟不能全歼或攻取，则枪械谁精良，练兵方法谁先进自不待言。
与康熙同时的彼得大帝，其深谋远虑胜之远矣。
俄国那时尚处在农奴社会，科技文化军事都比西欧落后。
立志变革图强的彼得一世知道关键何在，所以在鼓励工商业发展并向外国企业主提供办厂便利的同时，尤为重视科技文化的学习。
他命令改用欧洲通用的儒略历，简化文字，创办报纸，设立科学院，大量派遣留学生去国外学习。
为了获得最直接的印象，他甚至化名改装混杂在使节团中去英国荷兰考察，亲自去造船厂当学徒。
他又改革军制，更新装备，开办各类军事学校等等。
俄国科技从此迅速进步，一跃成为军事强国。
而康熙却未能及早“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此全留给了后来的洋务派和光绪帝。
倘当时能重视科技文化军事的学习与更新，持续百年，民智早开，兵精器利，何至有1840年以后的国耻
五、关于康熙平三藩、续修柳条边与准部之乱 或许可以用康熙当时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祖国的统一与稳定、无暇顾及其他来为其拒绝变革做辩解。
然而康熙即位时，除西北边疆外，前明旧疆已基本统一；到1674 年三藩之乱爆发前，国内一直是相对稳定的。
而三藩之乱、沙俄侵扰、噶尔丹叛乱等不稳定因素的出现恰是康熙处理不善所造成。
先看三藩之乱。
吴、耿、尚三藩均封在东南海隅或西南边陲，非腹心之患。
吴三桂、尚可喜均已年迈，去日无多（吴三桂发动叛乱时已62岁，5年后就死了）；而康熙少年亲政，来日方长。
倘不急于撤藩，先整治内地，暂从尚可喜传子之请；则吴三桂以其子在京师为额驸，既图袭爵，又无词可籍，必不致反。
待大憝既死，旧党凋零，彼袭爵之后辈必无能为，摘过废之易如反掌。
汉武帝尚知以推恩令化大藩为小藩，又以各种借口削夺诸王侯嗣封爵达百余人，康熙宁不知此
不以政治手段徐图，贸然撤藩，实指望军事手段的速效。
奈内地未治，人心不一，吴氏狗急跳墙则变起难于骤定。
各地汉员纷纷附吴，实因康熙重满轻汉而起。
其所赖平变诸将帅亦多是勒尔锦、尚善、喇布等一班无能满员，以致兵兴8载、祸连10省，刚有恢复的社会经济重遭破坏，岂非康熙撤藩太急贪功激变之过乎
康熙与吴三桂之间本无正义与非正义可言，纯属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不能与农民起义被官军镇压相提并论，只能追溯事件起因而判定其责。
故现行历史教材于王敦之乱、侯景之乱、安史之乱，并未将勘定之功归于晋、梁、唐诸帝而大加宣扬；反于晋元帝、梁武帝、唐玄宗，追本穷源，谓之自贻伊戚。
靖难之变亦然，人们不责燕王叛乱而归咎于建文帝撤藩过急，宜也。
何于康熙厚爱之甚
倘康熙败于吴氏（吴氏若不拘泥于划地江南，而全师北向，亦有胜望），又将如何评价
故曰三藩之事，激变本非明智，平定亦难以为功。
康熙素以雅克萨之战与尼布楚签约受到赞扬。
然而雅克萨的反复争夺缘何而起
尼布楚条约得失如何
当初俄人闯入黑龙江流域，还在顺治前一年。
满族入主中原，人口大批迁入关内，关外地广人稀，而顺治却以关外为祖宗发祥地，不许移民开发。
并在东北南部（今辽宁境内）修筑一条长达1000公里、与山海关相连的柳条边，划东北为内外两禁区；进入柳条边内须持官方证明，而出柳条边外则是绝对禁止的（包括满人）。
俄人便趁边防空虚沿黑龙江东下，如入无人之境。
雅克萨即随处修建的城堡之一。
顺治年间中俄军队曾多次交过手。
康熙亲政后，并未意识到这种空边的危害，反而用二十多年的时间续修从威远堡向东北方向延伸到法特哈的“新边”，并严申禁令。
这些柳条边最终成了俄国抢占中国版图的借口。
虽有盛京、宁古塔、瑗珲三将军的设置，并增建齐齐哈尔等三城，奈地太宽，人太少，兵力、物资取用调拨不便，自然顾此失彼疏于防卫。
以至雅克萨得而复失，只好签订《尼布楚条约》。
同意让出贝加尔湖以东至尼布楚一带地方以换取本属中国的雅克萨。
如康熙能以顺治时边警频传为戒，在改革军制与装备的同时，废柳条边禁令，移民开发东北，一二十年后必初见成效。
少数俄人远离欧洲腹地，势孤力弱，何敢逞凶
也就不会有雅克萨之拉锯与尼布楚的退让。
然而订约之后，康熙仍未绸缪及此。
乾隆后才渐弛禁令。
因开发较迟，乃复有咸丰对俄之屈辱。
其间，东北边境虽有百余年的安宁，那也是彼得一世后期至亚历山大一世时，俄国扩张方向主要在西方的缘故。
而康熙对俄无论战与和都无功可以自诩。
准部叛乱及其影响是清朝长期头痛的问题。
也正是康熙对噶尔丹内侵处理不善才留下这后遗症。
康熙前期，蒙古三部的情况是：漠南已归属清廷，漠北表示恭顺，漠西与清廷关系较疏。
由于漠北蒙古土谢图汗抢去扎萨克汗的爱妾，造成两汗开战，给漠西蒙古准噶尔部以可乘之机。
该部首领噶尔丹遂以帮助扎萨克汗夺回爱妾为由，攻入漠北，迫使漠北各部内迁；并借口追索祸首土谢图汗，跟踪至漠南。
却又声明不敢与天朝为敌，得祸首即回云云。
是为内侵之始(17)。
倘康熙明察事件起因，借此机会主持有关各方会盟，面谕调停，令土谢图汗向扎萨克汗和噶尔丹汗谢罪，再临以兵威，送他们各返旧地，必然干戈不起，一举收服众心。
噶尔丹虽刁顽，但实力与清廷相差甚远，所谓俄国援助，也是虚张声势。
清与漠西的关系便可由此确定。
但康熙匿土谢图汗而不出，动辄用兵。
首次战胜后，又让科尔沁亲王致书诱噶尔丹再犯，才有第二次亲征，噶尔丹望风而逃。
第三次亲征时，噶尔丹本蛰居阿尔金山，兵少粮尽，不战而死。
所谓三次亲征，仅乌兰布通堪称一战；且敌军仅二、三万，康熙竟动员了从东北到陕甘的沿边各军。
论战果，比起汉朝的窦宪、卫青，实在微不足道。
况既已开衅，又不毕其功于一役，趁势将漠西漠北同时平定，再设官分治，或可长治久安；然而虽劳师再三，敌巢如故，却从此结怨于准部，以至康、雍、乾三朝连年用兵，以对付准部及其附庸在青海、西藏、新疆发动的叛乱。
到1757年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时，乾隆恼羞成怒，竟命兆惠将准部屠戮几尽(18)。
其后霍集占、张格尔、阿古柏等叛乱迭起，令清廷几无宁日，亦是准部事件开了新疆少数民族与中央政权长期对立的恶劣先例。
清代民族关系之紧张甚于元代，不能不说是康熙轻启边衅劳而无功的结果。
不可否认，康熙曾经禁圈地，召民垦荒，治河，减免灾年租税，平台湾郑氏，比较勤政、节俭等。
然仔细分析，除了其中多是历代君主为恢复被战乱或灾荒破坏的经济所应当采取的常规措施外，有些则纯属溢美之辞。
所谓节俭，康熙时曾六次南巡，还修建了富甲天下的圆明园。
至于“盛世之丁，永不加赋” 的恩诏更具欺骗性，因为当时赋税已经够重。
康熙后期的田亩人口数与明中期近似（田600多万顷，人口约6000万。
可能康熙朝人口数还少些），明嘉靖辛亥年全国正赋与各种加派总计才1000万两(19)，而雍正二年除税粮外，光税银即达2600余万两(20)，可见康熙时民生维艰。
也许有人会以“阶级局限”来为之开脱，但是，从秦孝公到宋神宗，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到朱拉隆功大帝，古今中外从事大规模甚至根本性变革的君主不胜枚举，谁无阶级局限，唯在有识与否。
石赵、符秦、拓跋魏、辽、金、元多依汉族封建旧章办事，是因那时全世界还没有一点新制度的影子，接受中原封建生产方式及典章制度相对于各少数民族不发达地区是别无选择的进步。
而明末清初时代已变，改弦易辙是顺理成章之事。
再者，清兵入关，既能改变中原的衣冠发式也就能改变中原的典章制度。
衣冠发肤乃汉族封建文化所重，前朝各少数民族政权都未敢变易其衣冠，满人却敢做。
尽管江阴嘉定之屠，只为“头可断，发不可剃”的迂执，满人仍然坚持到成功。
惜清廷只把这股蛮劲用在剃发易服上，否则，存其名变其实，改革岂难于剃发
然而发既剃，开“头”之难已过，又不趁势破竹，是以知康熙之于变政，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即便康熙前半生戎马倥偬，可直至1718年，当陈昂、陈伦炯父子从海外游历5年归来，奏请弛海禁以苏民困，特别提醒清廷注意海防安全，警惕西方以英国、西班牙、法国、荷兰为代表的强盗的入侵，康熙仍未予以重视(21)，足以知其无识。
另外，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十五世纪就已产生，何以笔者既不责嘉靖、万历，也不责顺治、乾隆，而独责康熙失机呢
因为：第一，嘉靖万历时，封建社会尚未受到明末清初那样的巨大冲击，处在惰性的稳定中。
第二，从萌芽到形成制度需要时间。
欧洲从北意大利资本主义萌芽到尼德兰革命花了二百多年，中国也不大可能就在明代本身完成转变。
至于顺治，因其初入关，享国不久，明藩犹在，战无虚日，何遑言他
康熙时距萌芽初成已有两个多世纪，量变的积累增加了实质性变革的可能，且外界已有了变革奏效的先例，又值大乱之后天下初定，假余威以变政更新宜其时也。
经过雍正，至乾隆时沿习日久，旧体制又暂归稳定，不易变矣。
故康熙作为一个有才无识、因循误国的封建皇帝，实在不值得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