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抽鸦片犯法吗
《历史草案》的三--十三个问题都是分析九一八事变后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时期的路线错误。
在这里，毛主席列举了反映这一时期路线错误的30多个中央文件和中央负责人的文章、讲话，包括前述他所专门批判过的那9个文件。
关于这条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原来只写了博古同志，后来修改时加上了王明的名字，改为王明同志与博古同志。
毛主席认为，王明同志与博古同志领导的这条路线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原则错误的，集各方面错误之大成，它是形态最完备的一条错误路线。
这些都发挥了他在9月会议上的讲话和《驳第三次左倾路线》长文中的观点。
在作了这个总的评论之后，毛主席便逐一地对这条错误路线的具体内容、表现特点和形成根源进行了阐述。
（一）在思想形态方面，毛主席认为左倾路线犯了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按其性质来说，它在认识论上是主观主义的，在方法论上是形式主义的。
说王明、博古路线的认识是主观主义的，毛主席认为，就在于他们不懂得唯物论，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不从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完全不作科学的调查研究工作，提倡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把马、恩、列、斯的话一字一句的装进党的指导文件里去，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只能是研究客观实际的向导与行动的指南，绝对不应该断章取义的乱搬与硬嵌；他们还机械地搬运苏联的经验，而不知道对于苏联及任何外国的经验只应该活用它，而绝对不应该死用它；他们还否认中国苏区有马克思主义存在，说山上没有马克思主义，那里的革命运动只是一群狭隘经验论者所干的盲目的活动。
他们的主观主义达到了极点。
说王明、博古路线的方法是形式主义的，毛主席指出；片面的、孤立的看问题，把客观现实的一片面加以主观的夸张，迷惑于事务的表面现象而抛弃其本质，割断历史，这就是他们的方法论。
这表现在观察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观察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及国内各个地主资本阶层与中国革命人民之间的关系、观察国民党的情况、观察党与红军的力量和观察干部等等时，所采取的方法都是反辩证法的，反历史主义的，片面的，表面的，形式的，绝对的，独断的。
他们的形式主义方法发展到了极点。
毛主席还指出，王明、博古路线把反唯物论的主观主义与反辩证法的形式主义相结合，不是客观地全面地看问题，而是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根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这就是他们思想领导的全部。
当然，说他们反对辩证唯物论，不是说在字面上、口头上，而是说在实质上、在工作上，他们是和辩证唯物论的观点背道而驰的。
毛主席说：他们的唯一本领是引证马、恩、列、斯，作得出夸夸其谈的长篇大论，写得出成堆的决议指示，其实连半点马、恩、列、斯也没有嗅到。
这种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思想形态，是比较陈独秀、李立三两个错误时期还要更加发展的，其流毒也最广泛，甚至现在在党内也没有肃清。
毛主席还对产生这种错误思想的社会根源、政治根源、国际根源和代表人物的主观根源进行了分析。
《历史草案》指出：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
中国极其广大的生活痛苦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存在，是我们党内右的，而特别是'左'的错误思想的来源。
左倾错误的政治根源，一是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外群众不甘心失败与痛恨反革命的激愤情绪所使然；二是党内理论水平的异常薄弱，使得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和拥护国际路线两面旗帜的欺人者得售其奸。
左倾错误的国际根源，是把理论与实践互相脱节的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的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在中国谬种流传，至今还未铲除干净。
就左倾错误的代表人物而言，则在于他们自以为是、自命不凡、个人突出的个人英雄主义，不能正确处理个人与党、与阶级、与其他干部的关系。
毛主席指出认清这些根源，对于我党肃清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残余，对于克服机会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是必要的与重要的条件。
（二）在政治形态方面，毛主席认为，从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中央领导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这表现在对形势的估计上，否认日本军队的入侵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会产生影响，继续强调一切地主资本阶层及其各党派一概是反革命的，同时又夸大工人与农民已经革命化，不满10万的红军比较一切帝国主义在华武装力量及200万以上的国民党军队民团的总数还占优势等等；主张在上海进行中国的十月革命与建立上海苏维埃，否认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打倒一切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强调红军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决战；在对中国的许多根本问题解决上，混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否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与长期性，以及对于革命转变问题和革命战争与革命根据地的错误了解等等。
所有这些，不但是立三路线的复活，而且发展了它。
三）在军事形态方面，毛主席认为，王明、博古路线否认红军的游击性，不适当地提倡所谓红军的正规化，在1931年至1933年是打大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到1934年第一次反围剿转到军事保守主义，实行短促突击的军事防御路线和拼命主义，在1934年秋以后的长征中则转到完全的逃跑主义。
（四）在组织形态方面，毛主席认为左倾路线表现了极端恶劣的宗派主义。
这首先表现在1931年5月间由未经任何法定机关选举，而仅依两个政治局委员指派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在临时中央人选的委任上，故意地压抑刘少奇同志（他是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又是政治局委员），而提拔了两个新党员（博古、洛甫），来掌握全党最高实权的怪事；在1933年2月临时中央迁往苏区后，打击了在白区和苏区的差不多一切的上层、中层老干部，以及多少提出了不同意见的其他干部，彻底执行了钦差大臣制度；实行肃反中的逼供信政策，把许多苏区的党与非党的好同志诬陷为反革命加以逮捕或杀害；在长征前夜，故意与恶意地拒绝与丢弃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等同志；至于把中央领导变为三人团，变为外国顾问一人专政，剥夺政治局委员与闻军国大计的权利，甚至根本停止政治局的工作，则是宗派主义在最高领导机关中发展到了极点的时候。
达到这样恶劣的组织政策与干部政策，是任何过去犯路线错误的时期所没有见过的。
毛主席在论列了王明、博古路线的具体表现之后，还分析了这条路线的主要特点。
在毛主席看来，这条左倾路线的第一个特点是形态完备。
在思想形态上，在政治形态上，在军事形态上，在组织形态上，色色具备，无奇不有，超过陈独秀与李立三。
第二个特点是时间长久，延长了三年四个月之久，而陈独秀与李立三犯路线错误的时间则各只有半年；第三个特点是后果严重，白区党的组织力量（除了北方与文化界还保存一点极小的力量外），差不多损失了十分之十，在苏区与红军方面则损失了十分之九的力量，仅剩下陕北一个苏区和到达陕北的3万多红军及南方几个据点的几百名游击队员。
据此，毛主席指出，所以我们说，'左'倾路线是比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与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形态更完备，时间更长久，结果更严重的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
遵义会议后，博古积极支持洛甫、周恩来与的领导，在与张国焘的军阀主义与分裂主义作斗争中的表现尤为突出与具体，曾引起称赞：“博古是一位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此后，关于长征的路线、作战，与到陕北扩大与建设根据地，博古与其他3位常委在主要问题上的意见都是一致的。
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博古历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任、中央粮食部部长、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这是我听博古说的。
我说这些工作的性质各不相同，怎么做呢
他笑着说，做着学着吧。
在与周恩来率部参加直罗镇战役时，洛甫与博古率领中央机关驻在保安县，立即成立了以董必武为首的由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王首道组成的5人小组。
小组在博古领导下，经过甄别审查，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100多位领导干部解放，安定了西北党与军队的局势。
这是博古在团结革命力量，发挥积极因素，创建革命业绩方面的又一贡献。
博古经历了苏区肃反扩大化，对肃反是谨慎的。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进行兵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反对日本侵略。
国民党亲日派国防部长何应钦调动大军围攻西安，国内大内战的危机燃到眉睫。
应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邀请，党中央先派周恩来为代表，后派博古与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博古为团长，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与民主人士商量，与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等人谈判，要蒋介石停止“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主张。
在达成谈判协议后是博古向中央作总汇报的，张学良不与共产党代表商量，陪蒋介石回南京，被蒋介石扣留。
现在有些文章只写周恩来与叶剑英赴西安谈判，而不提博古，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去西安参观张学良故居，见到有博古与张学良谈事的房间，有博古住过的房间的展览，历史不容抹杀。
到达陕北后，博古的政治思想是成熟了，建树多了，没犯大错，经常与中央保持一致，只在讨论是否援助西路军的问题上，他与和周恩来的意见不一致，他为维护的威信与团结，没有坚持支援。
而在张学良家居住最久的是搞情报与电台的刘鼎。
1937年2月，博古与扩大了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同国民党领导人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举行了多次会谈。
周恩来赴山西与阎锡山会谈。
1937年8月下旬党的洛川会议之后，博古受党中央派出任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任务繁重。
首先，博古与叶剑英多次与蒋介石、康泽等人谈判。
最后，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国共正式合作。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又发表了蒋介石在庐山《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
至此，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于是，博古代表中共在国共谈判达成的共同纲领上签字。
博古在南京期间，同时负责另一项重要工作是营救在国民党监狱中的革命同志，这期间被关押的陶铸、王鹤寿、钱瑛等大约1000多人，被营救出狱。
博古在南京的第三项重要工作，是重建与恢复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各地党的组织，如南京、上海、北京、湖南、湖北、江苏、四川、贵州、安徽、广东、广西、云南、浙江、江西、福建等十几个省市的党组织。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发展新党员近七万人。
博古在南京第四项重要工作是迅速向其他革命根据地与游击队传达国共合作的新形势，指示他们向适当地方集中，并正确与国民党有关方面进行谈判，力避被国民党吞并或削弱。
博古刚到南京，接到中央湘鄂赣省委与国民党武汉行营谈判的信件，报告经过谈判达成协议，湘鄂赣红军游击支队，以傅秋涛为司令，武汉行营派罗世忠来任副司令，另派副官主任1人，副官2人，军需主任1人。
这情况对革命是不利的，博古立即写信给湘鄂赣省委表示不同意，说我们的部队不准国民党派人参加，请他们在谈判中提高警惕。
博古并特别交待在原江西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的中央常委项英，我们与国民党谈判，负责人下山谈判，部队决不能下山，要靠山驻扎，占取有利地形，如有来犯者，坚决击退，不可犹豫；在谈判过程中，要努力扩大部队，筹集给养；谈判成功，部队给养得到政府供给以后，扩大部队的工作仍应继续。
这样，十几个根据地的党组织与红军和国民党当局谈判，没有受到损失。
1938年又组建了新四军。
在新四军组成之前，博古又向根据地提出没有我的亲笔信，不要下山，不要随便调动，避免国民党军突然袭击。
这样的事曾经发生过，好在损失不大。
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的谈判，9月22日，洛甫、致电博古、叶剑英，指出我党《宣言》发表之后，谈判主要是发布共同纲领、解决边区问题和《解放》报在全国发行三事。
电报强调了边区问题谈判以林伯渠为边区行政长官、张国焘为副长官，不要国民党派人来任职；边区机构设厅不设处；区域须包括鄜县、洛川、淳化、枸邑、正宁、宁县、西峰、镇原、预旺、安边、清涧、河口、瓦窑堡、宜川在内；经费每月15万，另遣散费60万；边区还要设保安队，编制8500人；国民党不得干涉边区内部事务等。
据此，博古、叶剑英与国民党有关当局进行了多次谈判。
10月中旬，国民党虽然仍坚持任命反共首领丁惟汾为行政长官，林伯渠为副行政长官，但由于我方代表坚决反对，改为丁惟汾未到任前，由林伯渠代理；关于所辖区域、经费和保安队编制等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后，丁惟汾并未到任，林伯渠任边区政府主席。
博古在南京工作极端繁忙，废寝忘食，南京离他的故乡无锡约200公里，他不仅没有回家探望老母与长女，甚至根本没有与他们联系。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与康生等自苏联回来，事情就麻烦了。
王明飞抵延安的当晚，在欢迎会上，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是斯大林派回来的，目的是加强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
”接着，王明提出为与国民党谈判，要成立中共代表团赴武汉。
提出王明任团长，成员由王明挑选。
王明提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
提出成立长江局，领导长江流域与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周恩来为书记，委员有博古、项英、董必武。
12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书记处由洛甫、、王明、陈云、康生组成，博古退出书记处，仍为政治局委员，另成立党的七次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为主席，王明任书记。
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具体提出“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打击日寇，包括游击战、伏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配合国民党军队一起消灭日本侵略军”。
王明的讲话，得到许多人特别是军人的掌声，原因是王明是共产国际派来的。
这时115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寇，歼灭敌人1000多人，120师与129师各打过一个大胜仗，配合国民党军打忻口战役反映很好，军人打仗的劲大。
可是，认为八路军25000人，再这样拼下去，很快要消耗光，该上山发动群众，占领地盘，扩大军队。
会后，告诉周恩来，要他转告博古、洛甫等人，对王明的讲话，不要形成决议，在党内就不起必须执行的作用。
在这个重要关头，周恩来、洛甫、博古与是站在一起的。
12月21日晚，中共代表团与蒋介石举行一次正式谈判，蒋介石希望代表团常驻武汉。
回到住处，王明立即提出代表团与长江局合并，对外叫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王明任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
大家听后惊异不已，博古清醒地说：这样大的组织变动，应当向中央请示吧。
王明让周恩来写报告，并说“事出紧急，就这么定了，以后中央责备，由我承担。
”报告向中央发出了，但中央始终无批示。
王明在武汉做了许多右倾投降的事，擅自用党中央与的名义发布文件与稿件，违反中央指示，要周恩来、博古与他发表《保卫大武汉》，主张打阵地战，与敌人死拼，而不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
延安整风时说武汉的工作是轰轰烈烈又冷冷清清。
轰轰烈烈是指武汉的宣传鼓动工作，街头天天演戏、唱歌、演讲招收一万多青年去延安学习；冷冷清清是指武汉沦陷后，没有游击队打击敌人。
博古在1943年9月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检讨“前后两个时期路线是错误的”，后一个时期指的是武汉。
在武汉，王明犯路线错误，周恩来与博古受些影响，但在许多问题的处理上与王明的意见不一致。
在“七大”前与“七大”时不提高到路线高度不能过关。
“七大”时说博古犯的是教条主义路线错误，周恩来是经验主义路线错误，经验主义被教条主义俘虏，一起犯“左倾”路线错误。
“七大”选举中央委员44名，博古与周恩来认错好、改正好，仍当选，周恩来排名第23名，博古排第44名，“七大”中央委员名次的排列，是按得票数排的，党的领导人没有不犯错误的，但是认错、从部分认错到彻底认错与彻底改正的是少见的，博古因此特别被人尊重。
1938年9月-11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长江局被撤销，王明调回延安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1938年11月成立南方局，周恩来任书记。
1939年7月周恩来骑马过延河时右肘骨折，让中央医院院长、留法的肺科博士何穆作手术，效果不好，赴苏联治疗。
南方局书记由博古代理约一年，这期间许多省、市的党组织新建、扩大与整顿，成绩卓著。
1941年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国民党反动派趁机于年初在皖南阴谋围歼新四军军部与华中局领导机关，又不准共产党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发表真实消息，周恩来只能题写“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16个毛笔大字在报上表示抗议。
而各抗日根据地又有违反党的政策与中央指示的言论，如另立中央等公开广播，舆论导向混乱。
王明甚至提出我党与日本侵略军妥协，先打国民党反动军，再打日本侵略军，像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
为此，博古提出延安需要有一份日报与一个强有力的通讯社。
经中央同意，停办中央的机关刊物《解放》，陆续停办中直机关的工人、青年、妇女等刊物，集中人力物力出版党报。
5月15日，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发出，说：“五月十六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
”《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14日停刊，《解放日报》仓促上马，15日试刊，16日党中央的日报破天荒正式出刊。
创刊号头题登载博古写的《苏援华态度坚定不变》。
《发刊词》由执笔，说：“本报之使命为何
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
”再次宣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
5月28日《解放日报》头版头题发表八路军在华北全线出击配合国民党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消息；中间加花边框刊登执笔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个通知本是题为《揭破远东墨尼黑的阴谋》的党内通知；社论是博古执笔的《谣言与烟幕》，揭露日本造谣八路军不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与国民党传播日本的谣言，说：“造谣者为诱降，传谣者为投降，都想在共产党身上做文章，共产党竟成了他们传诗的红叶。
”“德国的海通社、美国的合众社、英国的路透社，为着各自的不同目的，将双方的情诗到处传播。
”“‘你们赶快结婚吧———好去发动太平洋战争’———这是德国的目的。
‘你们赶快结婚吧———好造成反共反苏反德的东方墨尼黑’———这就是英美的目的。
” 6月23日头题报道德国法西斯大举进犯苏联，博古撰写社论《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立即指出：“这种自掘坟墓的疯狂举动将永远埋葬掉法西斯制度。
”25日发表博古根据为党内起草的《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撰写的社论《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最早向世界提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
创刊伊始，博古即与密切合作，在使用党报上表现出高度政治水平与新闻艺术才能。
这种合作，是贯彻始终的。
1942年10月10日博古在新华社拿到被围在斯大林格勒的苏联红军突破德国法西斯侵略军的包围的消息，立即送参阅。
11日撰写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的评论送给博古：“请看看可否作社论用
”这是10月12日《解放日报》的社论。
这是全世界最早指出二次大战转折点的评论。
《解放日报》关于二次大战的宣传始终走在世界舆论的前面。
主管的、博古领导的《解放日报》从诞生起就受到广大干部与群众的热烈欢迎，并为大后方和国外所称赞、关注与惊奇，因为它的言论正确、领先，表达精彩。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进行增强党性的改版，社论《致读者》是博古执笔的。
说：“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
”版面改为：一版是边区与要闻；二版是国内；三版是国际；四版是副刊与专刊。
从此，报纸开始了反映人民大众的新时代新天地。
报纸对农业劳动模范吴满有、工业劳动模范赵占魁、359旅在南泥湾屯田及各行各业的模范人物都作了充分的报道。
党报的版面如此安排，也为解放区其他党报甚至建国后党报版面的安排，树立了榜样。
9月15日，给何凯丰（作者注：何凯丰为中宣部代部长）的信中说：“今天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
” 1942年9月，中央决定《解放日报》同时又是西北局的机关报以后，博古撰写社论《党与党报》，首次提出党报是“党的喉舌”。
1943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调动20多万大军阴谋进攻边区。
在准备反击的同时，中央决定先进行宣传反击战，7月8日头版用4号字全版发表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胡宗南等电，揭露国民党军调动情况，呼吁团结，反对内战。
报纸接连10多天，报道延安3万余军民集会反对内战，报道各根据地反对内战，准备反击的活动。
接连写了《中央“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质问国民党》、《中国政治黑暗、抗战不力，英美盟邦大不满意》的评论、社论与消息。
博古写了专论《在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与延安3万余军民集会的头题新闻。
报纸迅速、猛烈、密集的宣传弹，打得国民党反动派晕头转向，匆忙宣称“误会”、“别误会”，下令撤退进攻部队。
提“旗帜”博古是第一人。
1944年2月16日，博古执笔的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说：“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
”并说：“办报是全党一件大事，是人民大众的一件大事，是治国的本领之一。
”从此，《解放日报》被认为是一份完全的党报了。
《解放日报》的成长走过弯路，这主要是由于没有经验，但改进的步子扎实，而且迅速。
10月11日，博古又写了《党报记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的社论，提出“党报的记者是党的耳目喉舌”，为此“要用党的立场党的观点去分析问题”，“不仅反映现实，要指导现实”，“还要有记者的品质”，等等。
这些话在延安是黄莺第一声，现在重读也极耐人寻味。
1945年12月23日，博古又写了社论《从五个W说起》，这是讲解新闻写作的五个要素的经典著作。
博古在领导新华通讯社时，也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
对各根据地的分社进行了整顿，统一了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新闻电讯广播，将具有全国性质的新闻发稿权集中于总社，统一全党对外宣传的口径。
在各大战略区相继建立了总分社，并加强了对分社的领导。
在通讯工作方面，特别抓住了通讯领导中薄弱的军队通讯网的建设。
同时要求各地党委加强对分社的领导，要求各分社来稿必须坚持新闻的真实性，防止虚假现象的产生。
1942年5月29日提出了建立英文广播部的意见，1944年8月8日正式开通了新华社英文广播，广播新闻、评论，还广播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在国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1941年创刊到1945年组建总分社9个，分社40余个。
在博古领导下，党的新闻出版大军学马列、勤读书、钻研业务的好风尚在他以身作则的带动下逐步形成。
报社与新华社的干部，在建国后都在中央与省、市、区担任宣传与新闻战线与文艺战线的领导工作，穆青、吴冷西、李锐、郁文、赵守一、丁玲、舒群、陈学昭、林默涵、刘祖春、张谔、白朗、高阳文、黄操良、王揖、陈铁耕、廖盖隆等都是《解放日报》的记者与编辑。
博古是之外的又一个党的新闻事业的奠基人。
博古博学多才，精通俄文，擅长翻译，每天在繁重的工作之余，都挤出时间来做翻译工作。
他的重要译著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4册）、《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列宁著）、《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普列汉诺夫著）等。
他还改译与校对过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为配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赶译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
他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有很深的研究，这些译著为传播马列主义，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理论水平作出了很大贡献。
博古是党的大理论家、大秀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
至此，中国人民八年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宣告胜利结束。
此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
1月10日，在重庆召开了中国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不愿意放弃独裁统治，因而不能接受政治协商会议所作出的各项决议，一场维护政协决议与反对政协决议的斗争，从政协会议闭幕后就激烈展开，中央决定博古担任政协宪草小组委员会中共委员。
1946年2月13日博古等人到达重庆。
因宪草审议小组讨论中存在一些重大原则性的分歧，王若飞、博古于4月8日乘飞机回延安向中央请示，在黑茶山遇难。
4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题报道王若飞、博古、邓发、叶挺（次序排列根据中央唁电）等人遇难的消息，以后每天头版都有相关的报道。
14日中共中央向死难者家属发了唁电。
19日延安各界隆重举行追悼会，公祭博古等“四八”烈士，主祭人朱德、刘少奇，陪祭人林伯渠、贺龙、张云逸、蔡畅等，康生读祭文。
12时5分，套裹着红色毡呢的灵柩开始移出灵堂，一个拐脚的哑巴农民，突然在灵柩前伏倒，放声嚎哭，用手在地上写着：“我要纪念，共产党使我们翻了身
”这位农民叫张发义，是从二三十里外自动赶来的。
这是党中央在延安10年举行的第二个3万人的大会，这3万人有半数是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