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爱生命心得体会3000字的
世界，唯有生命最为珍贵，生命就没有一切，失去生命，去自我，失去生活的权利。
一粒种一只蚂蚁，都联系着一条小小的生命，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中，是人类用一颗热爱生命的恒心，编制了一条文明的生命之河。
双耳失聪却创作出世界名曲的贝多芬，轮椅上的勇士霍金，遭遇宫刑愤而作书的司马迁……都在向我们诉说着生命的真谛，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变得伟大
是什么力量让他们自强不息
哦，是生命，是生命那火一般的力量，让对他们而言不公平的命运变得熠熠生辉。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斯为浩劫，诚为国殇，5·12大地震中多少生灵丧生
血泪之地，生民之哀，家国之痛。
当数以万计的生命失去了迂回与生还，也同时将我们所有人带向了悲伤与疼痛。
那些永远静默于废墟下的生命，足以让我们低首致哀。
但那些在灾难来临之时，坚强捍卫自己与他人生命的勇士不更让人崇敬吗
舍身救人又跪地大哭“再救一个”的消防战士荆利杰，救出10多名同学自己被压废墟下50小时失去右腿的13岁女生何翠青，身体被砸成了三段而双手仍将三名学生紧紧搂于胸前的人民教师向倩……生命仅仅是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过程，甚至短暂得如同天穹中一颗消隐的流星，那么我们不是应该让生命绽放更多的光彩吗
蒙田在他的《热爱生命》一文写到：“我想靠迅速抓紧时间，去留住稍纵即逝的日子；我想凭时间的有效利用去弥补匆匆流逝的光阴。
剩下的生命愈是短暂，我愈要使之过得丰盈充实。
”塞涅卡也曾说：“如能善于利用，生命乃悠长。
”是的，生命于人只有一次，生命该何时何地何因终结，谁也无法预料。
但伟人在身后留下一座丰碑，哲学家在身后留下博大深遂的思想，诗人在身后留下慑人心魄的情感，画家在身后留下瑰丽珍贵的遗产……我们是芸芸众生里的一员，既然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就应该让自己生命里的一切思想、情怀、品格盛开成三月如诗如画的原野，在寂寥的人生路途上，用生命去唱一支热烈而充实的歌。
这样，才算得上是善待生命，不负年华。
各朝代诗人的写作风格
崔颢《黄鹤楼》赏析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睛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一） 诗人满怀对黄鹤楼的美好憧憬慕名前来，可仙人驾鹤杳无踪迹，眼前就是一座寻常可见的江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美好憧憬与寻常江楼的落差，在诗人心中布上了一层怅然若失的底色，为乡愁情结的抒发作了潜在的铺垫。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楼头送目，江天相接的自然画面因白云的衬托愈显宏丽阔大，受此景象的感染，诗人的心境渐渐开朗，胸中的情思也随之插上了纵横驰骋的翅膀：黄鹤楼久远的历史和美丽的传说一幕幕在眼前回放，但终归物在人非、鹤去楼空。
人们留下什么才能经得起岁月的考验
她不是别的，她是任地老天荒、海枯石烂也割舍不断的绵绵乡恋、悠悠乡情。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艳阳高照，澄空流碧，恍惚中，汉水北岸的树木化作久久思念的亲爱之人，宛如眼前。
和煦的阳光，给人家的温暖。
依稀间，鹦鹉洲上的芳草丛中走来一身正气、击鼓骂曹的祢衡，他面对黄祖的屠刀，视死如归，血洒碧草，正是无数浪迹天涯的游子浸满血泪的无私付出，才构筑了无数令人难忘的故乡。
美好的憧憬与动情的追忆，使得“晴川、芳草”二句极富人情味。
诗作的思想品位也因此跨进更为高远的境地。
“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日暮后面是夜晚，鸟要归巢，船要归航，游子要归乡。
水雾江烟，一片迷蒙，问乡乡不语，思乡不见乡，面对此情此景，谁人不生乡愁也无由。
诗作以一“愁”收篇，准确地表达了日暮时分诗人登临黄鹤楼的心情，同时又和开篇的暗喻相照应，以起伏辗转的文笔表现缠绵的乡愁，做到了言外传情，情内展画，画外拖音。
诗作的前两句民歌风味浓郁，景到言到，语如联珠；后两句则对仗工整，音律谐美，文采飞扬。
特别是作者独具匠心的剪裁，更有令人回味无穷之感。
诗人将思念亲人的狭义乡愁与心系天下苍生的广义乡愁有机结合，使得本篇的韵味和风骨跨上了同类诗作的最高峰巅。
诗人的风采与秉性亦随诗篇的展开跃然纸上：他才华横溢，如晴川东去，奔流不息；他不拘小节，似芳草萋萋，峥嵘不已。
没有自恋自迷之颓废，也无自私自利之狭隘，乡愁情怀的抒发也同样波澜壮阔、豪迈昂扬，不愧为是被后人推为唐朝七律诗中的第一佳作。
（二） 黄鹤楼旧址在今湖北省武汉市长江大桥武昌桥头。
相传始建于三国东吴黄武二年（223）。
武昌古时叫鄂州。
据《元和郡县志》记载：“鄂州城西临大江，西南角因矶名楼，为黄鹤楼。
”也有传说记载，三国时·1297·《唐诗鉴赏大典》 一个名叫费文祎的人登仙，曾乘黄鹤在此楼休息，因此得名黄鹤楼。
这使千年古楼蒙上了神奇色彩，更加闻名天下。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诗人漫游到了这里，乘兴登临，首先诵出了这样的诗句是很自然的。
这个起句语言明白晓畅，表面上看没有什么辞采，但感情放纵恣肆，借助于楼名的传说，却能一下子将人们带进一个神话境界，引发出无限遐思。
从这点说，这首诗的起句笔势突兀陡峭，引人入胜，寓奇崛于平易之中。
面对历史陈迹，不免浮想联翩，“已乘”和“空余”，“昔人”与“此地”，两相映衬，凝成了古今变化、物是人非的巨大感慨，深刻地表达了诗人登楼之初的浩然情怀。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颔联由神话传说回到了现实感受。
诗人登上了古楼，纵目远眺，只见碧空浩渺，白云悠悠。
这样空茫的境界不免又使仕途坎坷的诗人产生人世彷徨的无限惆怅。
诗人在这里突破了格律的限制，没有苛求对仗工整，词性和声律似对非对，前对后不对，但读起来音节浏亮，一气贯注，显得自然流动，并不着力。
颈联两句对仗则非常精美工稳了。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绘出了一幅绚丽的大江景色。
当诗人的视线从远处的天际回落到地面景物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与黄鹤楼隔江相望的汉阳。
那里，绿树掩映，汉水交汇，在明丽的阳光下，看上去分外清晰，江面，只见一丘沙洲隆起江心，这就是鹦鹉洲了。
东汉末年的文人弥衡，曾在洲上作过《鹦鹉赋》，弥衡被江夏太守黄祖杀于洲上，后人便改洲名为鹦鹉洲，作为纪念。
弥衡素有文气，但怀才不遇，终遭不幸，如今只剩下一片芳草萋萋。
诗人见景生情，不由地联想到自己的漂零身世。
虽然他以如椽的大笔为眼前的景物勾勒出一幅色彩鲜丽，形象优美的图画： 红艳的阳光，白亮的浪花，浓绿的树木，但是景色虽好，终究还是异乡的土地啊
于是，那惆怅的情怀就自然地转化为无尽的乡愁了。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末联描绘的江面已是一片暮霭，仿佛笼罩着烟雾一般。
“烟”字能表现出一种朦胧、弥漫、飘忽的景象。
为许多诗人喜用。
崔颢在这里用了一个“烟波”，就把水波渺茫，暮霭沉沉的景象形象自然地表现出来了，在极有深度的视觉形象中蕴含着醇厚的韵味。
它与“日暮” 一同构成一幅灰暗的背景，烘托出诗人的怀乡之情： 黄昏时分，忙碌在外的人们都在回家了，而自己呢，宦途失意，还面对浩浩大江，独立在苍茫暮色之中，更添异地飘泊之感。
一个“愁”字作结，点出了全篇的主旨。
思乡是古人抒情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游子的登临诗作中更为习见。
这样的诗歌，抒发的虽不是忧国忧民的感情，却可以从诗人那飘泊动荡的生活感受中，反映出封建社会一些知识分子的困苦情状。
《黄鹤楼》这首诗景色绚烂，境界开阔，在感情基调上并不颓唐，不失为这类主题中的“千古擅名之作”。
这首诗通过诗人在仕途失意之际来游黄鹤楼的所忆所见，抒发了吊古伤今之感和游子的乡愁。
诗的前四句主要写诗人登黄鹤楼的凭吊之感。
而这种览胜吊古的情思又自然地与有关黄鹤楼命名之由来的美丽传说紧密相联。
驾鹤成仙美丽而虚幻，但诗人却浪漫地认无为有，肯定他们“已乘黄鹤去”，现在黄鹄矶上只剩下空楼一座，徒有其名而已
于是，诗人吊古伤今之意，借鹤去楼空点出，从而使画面呈现出一种空寂寥落感。
而“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二句，又深寓了古人不可见之憾，展现了诗人对世事变幻无常的感慨。
这种人事变迁、今非昔比的感慨，在古人心目中是典型的，也是共通的，它是很容易触动政治失意者的共鸣。
诗的后四句，写登楼所见景色和因凭吊而生的乡情。
诗人登楼远眺，汉阳府东晴川阁附近平坦的陆地上草木繁茂，历历在目；而江中的鹦鹉洲上则“芳草萋萋”，生意盎然。
看到亭亭绿树，萋萋芳草，此时，诗人心中蓦地想起了《楚辞·招隐士》中“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的名句，触发了思乡之情，于是，诗人的目光便落在“日暮”时分的“烟波江上”，想透过眼前迷茫的景色去寻觅自己的“乡关”，然而，故乡遥迢千里，诗人在黄鹤楼上怎么能够看得到呢
从而由“烟波江上使人愁”一句透露出浓重的乡愁。
这种情思渺渺、悠悠不尽的心灵感受，对客游异乡的人来说，是不难理解的。
在律诗中，这是一首破格之作。
诗的前四句一气贯注，跌岩转折，连用三个“黄鹤”、两个“空”字，第三句几乎全用仄声，第四句又用三平调煞尾，完全摆脱格式和平仄的拘束，自然流泄，意到笔随，情跃纸上。
对于这一七的离格奇绝之笔，沈德潜曾称赞它是“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
作为律诗，前四句既然破格，后四句就要力求整饬归正。
否则，就把七律写成七古了。
由于该诗后四句回到格律时文笔也很自然，因此它在整体上仍然给人以大气磅礴、一气呵成的感觉。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此诗实在是一种创新和突破，所以，人们不仅不以“离格”责之，反而弥觉新颖。
（三） 中国有很多名山大川，都有极其美丽的明间传说，但不一定有黄鹤楼那样有名，黄鹤楼可以说和中国的长城、北京的故宫、西安的兵马俑一样蜚声海内外。
这是为什么呢
除卖酒遇仙这个美丽的传说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历代诗人对它的赞美和歌颂。
黄鹤楼建成后，吸引了大量的文人墨客前来吟诗作赋，正是他们的诗，使黄鹤楼名传四方。
在众多的著名诗人中，最有名的要数唐代诗人崔颢和李白的诗篇。
相传有一年，诗人崔颢慕名来到黄鹤楼，他游览后即兴赋了一首诗：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已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首诗意境美妙，是描写黄鹤楼的一首不可多得的好诗。
可是由于唐代著名诗人很多，崔颢名气不大，因此，诗虽好，但无人赏识。
又一年，诗仙李白来到黄鹤楼，当地老百姓见诗仙来此，十分高兴，纷纷要求李白为黄鹤楼写一首诗，为黄鹤楼传名。
李白游览后认为：黄鹤楼故事奇特，风景优美，于是诗兴大发，答应写诗。
当人们准备好笔墨纸砚，李白饱蘸浓墨，凝神屏气，提笔欲写，可就在这时，他一抬头，看到了墙上崔颢的诗，他当场愣住，摇摇头，搁笔不写。
围观的人们不知何故，纷纷询问为什么
只见李白叹了口气，吟出一首打油诗： 一拳打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吟完，搁笔而去。
由于李白得推崇，崔颢的诗名声大振，黄鹤楼也随着崔颢的诗名传四方。
李白面对如此美景，没有写出好诗，十分惆怅，他决心寻找灵感，再比高低。
于是，他租了一条小船，顺江东去，这一日，来到古城金陵，他慕名游览了金陵最有名的名胜——凤凰台。
他按崔颢写黄鹤楼的诗的体裁写了一首吟诵金陵凤凰台的诗和崔颢二比高低，诗是这样写的：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境，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此诗怀古抒情，同崔诗一样，意境美妙，李白十分高兴，认为可以和崔诗一比高低。
但是诗评家认为，这首诗虽好，但模仿崔诗的痕迹太重，甚至最后一句的三个字都一样，都用了“使人愁”三字。
因而没有超过崔诗。
李白听后，心悦城服。
于是他将这件事埋在心底，决心再找机会，三比高低。
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李白送好友孟浩然去广陵（今扬州），来到黄鹤楼，面对好友即将分别，他依依不舍，满怀激情的为即将远行的朋友写下了一首感情真挚的送别诗：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这首诗将黄鹤楼雄伟壮丽、登高望远的意境描写的非常美妙，它一鸣惊人，成为千古绝唱。
诗评家评论，在描写黄鹤楼的上千首诗中，崔颢的七律——登黄鹤楼，李白的七绝——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可以称得上是并列第一。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崔颢题诗，李白搁笔，引来李白三次同崔颢斗诗，最终赢得并列第一，使黄鹤楼名传千古的一段文坛佳话。
正是由于黄鹤楼的美丽传说，使黄鹤楼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使它名声大噪，名传四方；正是由于众多诗人的美丽诗篇使黄鹤楼平添了许多文化内涵，使它走向千家万户，千古名传。
一共三篇，你自己看着那篇好，自己选吧是否可以解决您的问题
文化苦旅的废井冷眼读后感怎么写
《文化苦旅》分篇读书笔记 曹治国 1．《道士塔》 余秋雨在这篇充满了个人臆想、近似小说化了的散文中所写和表达的内容只消三个字即可说明，便是那带着琼瑶阿姨的粉泪声腔而仿佛在几卷线装古书前，对着死朽者的尸骨却竟把无缚鸡之力的臃肿全身绷紧，举轻若重、绘声绘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 他的“恨”一如他结尾处的虽说“默默地”但实际仍“好激动”一样，都对我够不成任何透彻肺腑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
他的“恨”实在恨得肤浅，竟能把几乎所有毁损敦煌文物的罪过和仇恨的矛头都加诸于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道士身上
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着一身“文化学者”的知识优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书案前遥遥对视着世纪之初的暗夜里那焚尽生灵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儿申斥着他从未真正了解、认识过的看门老仆——你为何如此败家
那时侯余先生从这老奴身上是颇找回了些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的。
《道士塔》的实质作用也仅限于此。
聪明的作者没有忘记在最后借某个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
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来挽回中国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来，而以往那些他刚刚咬牙切齿描写的中国的愚昧、荒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处理算在了王道士一个“个人”的身上，并且这本应该切入审思、深思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劣以及展开对影响产生了像王道士这样“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深层文化传统的批判之可能，都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泾渭分明的割裂式划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国只要一有了坏事，便据说总是因为某几个“小人”作乱的缘故，而中国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向来优秀”的集体荣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与“自信”便是这样得以实现和得到满足的。
正是这种阿Q式的毫无自我批判、解剖与忏悔的“胜利法”，让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矫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脱中无往而不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一副貌似自信的“胜利在握”的模样。
但我知道，他心虚得紧。
但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愿意退回进所谓“灿烂文明五千年”的故纸堆里重拣起传统士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戴上，何况“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则更需要从尚未捂无热乎的“我们的文化”中找回鲁迅先生所讽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与“自信”来。
余秋雨很好的为庸众们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过他这回所卖的，乃是“文化”这剂高雅体面的春药。
2．《莫高窟》 《莫高窟》所运的文字是唯美而稍显绮靡多姿的，辞藻富繁而无雕琢的赘感，将静态的敦煌壁画用活的线条和气势舞动起来，既合人与背景的内容，又能赋予横亘时空的强烈的生命与美学意义，人随画动，画从心转，幻境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共升，细腻入微又磅礴挥洒，悄然无语而乐章交响。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艺术之“美”来。
你可以取别的视角，但“美”这个视角是合适的，同时又兼顾到了莫高窟的多层意蕴，也就是“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说不能尽”的经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艺术心理观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从这一层面来讲，应该说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气、开阔、高远，这是其独到的地方。
但问题是，伴随着“多方面生命”的呈现、聚会、狂欢、释放，余秋雨渐渐走入了他实则认知较浅薄的“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复歌咏却苍白空泛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画，却见不着更深厚的对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诠释与穿越，最终，又是顶礼膜拜式的表达了对盛唐这一个时代的无限憧憬与自豪，于是说“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个体的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廉价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们曾经拥有”“我们一千多年层层累聚”，这中间只有机械的堆叠，大失立体多维度的穿越审思，所以余秋雨的审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装修上，却无法扣问灵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来。
莫高窟的“美”，也因此减色不少，单薄不少。
3．《阳关雪》 阳关“终成废墟，终成荒原”。
那么这原因何在呢
作者极其隐晦的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当权的统治者似乎没有给艺术家们以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所以限制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然而艺术家们可是足够优秀足够天才足够好的。
“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这句话很有意味，很能够透视出余秋雨在拿着古代知识分子暗中自比的同时，他的双眼始终没离开过“长安的宫殿”为其所开的“门”，余秋雨性格中深刻烙印着对“权力”的心理依附，在此文中已有较深隐的体现。
他通过对古代文化名人的悲叹、哀痛、伤悼乃至鸣不平，甚至常常要挤出几滴酸度超强的枯泪来，其实正是欲寄托他自己希望当权者能施舍给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以生存的空间甚或重用之的企望，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情结，是没有或缺乏独立人格，始终活在权力话语的阴影下谋求自我的定位，余秋雨借此将他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荒原
千万别侮辱艾略特的经典大作，那不过是无奈的看着自身终入尘土的垒起的坟而已。
余秋雨仍没忘了拿唐代的造像去向文艺复兴时的西方艺术大师那里寻回一点可怜的“骄傲与自豪”，但他却不愿也不肯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辉煌的唐朝艺术却无法避免走向退步衰落的宿命
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却偏偏能开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呢
那些至今依然坐在“四大发明”之类国故上高唱凯歌颂谣的孝子贤孙们，自然是想不明白的。
4．《沙原隐泉》 此文的文笔流畅，余秋雨的文字工夫确是很强很吸引人的，其叙事往往带有鲜明的戏剧性，这是他行文的优点。
有论者因此批评他在散文里“编故事”，走金庸小说的套路，已经偏离了散文“真我”“写实”的文体要求等等，我以为这种局限性很大的批评并没有多高的价值，文学艺术上的打破文体自身或先前的定义要求与局限而进行创新、开拓、尝试是一件更应该注目和鼓励的事情，在形式上我对余文没有多少批评，尽管他自己后来把自己的拓展写作给模式化了，为人所诟病。
但是艺术上你可以做不到或者不去做“事实上”的真实（其实我们传统所谓“真实”也并不真的真实，也只是心理认识的结果），但我一直认为写作的主观“态度”必须是真诚的，失却了真诚则一切休论。
努力攀爬着才刚刚自比“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旋即“哑然失笑”，竟以所谓“康德所说的滑稽”作评价，康德讲了那么多精深的哲学，他偏要选用这个“滑稽”。
我的感觉是，余秋雨不具备真正的悲剧精神和意识，虽然他最会煽情掉泪。
述老尼处简直是文人式的矫情造作，一个老人几十年的生存经过和精神情感历程竟被“眼光又转向这脉静池。
答案应该都在这里。
”一句轻轻作结带过，那这是怎样“神奇”的一脉泉啊，竟然超过涵盖了一个衰老生命的丰富与厚度
“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但不知余秋雨本人愿不愿意也这样“很有道理”的活着，尊重不应只是一种浅薄的认同，更需要一种穿透人生苦难的愿力与慧力。
5．《柳侯祠》 倘若读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还自己的魂”的深隐之意，便会觉得这是一篇作呕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通篇都在兜售着“文化”这个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灵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
”这样肉麻的话来直接会通今古，就差从棺椁中拉出柳宗元来现场讲几句了，并且说“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柳州当代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是“从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贬官们的文化遗产，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没忘记格外强调了这位副市长“也是个文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余秋雨也是个“文人”，而且是级别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国若想“从根子上”好起来，实在只有起用这群大文人、小文人们来做大官、小官这一条不二法门了
可以说透过此文，我们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几乎全然未消化现代法治社会、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许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的却是比当代新儒家还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的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操控着文化，文化人附势权力卖弄着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还哀叹柳宗元失去了“个人的意义”，在官本位的专制体制下，个体当然无法独立或倍受压制，余既然看到了这点，却不向制度问责，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岂是真在替古人鸣冤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6．《白莲洞》 “桃花源”千百年来竟成中国人时时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之所在，“桃源”所乐者何
无战乱与征赋，平等而富足，如是而已矣，并无精神之超越，无对人性本具之罪恶与生命本有之苦难的复杂性之认识，“桃源”人也是人，就算避世再远，也逃不开罪的钳制。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么向王权低头，要么就隐遁超脱，并无为爱为公义为超越性之真理而独立奋争的精神。
不是遮与盖，就是逃与避，在苦与乐之间徘徊不止，走向“桃源”的同时，也走向了精神价值的虚无，难道这竟是陶渊明和千百士人所向往的乐土
7．《都江堰》 这依然是一篇借着都江堰写李冰，借着李冰写“官本位”的文章，我在《柳侯祠》的评述中已有所论，只不过此番他给“官本位”注入的不是碑文诗赋而是专业的科学技术，都江堰的伟大被浓缩在了“李冰的精魂”里，作者所盼望的乃是这样的人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于是对李冰的充满民间宗教色彩的膜拜和人而神的民间戏剧中很作了一番文章，颇为赞赏，并且说“轰鸣的江水”便因此成了“至圣至善的遗言”。
余文惯于在对山水的膜拜式夸大定位和抒写中行矫情与煽情，但他肯定不是真的要跪倒在山水文物前，他不过是做这么一个虚假的姿态而已，他的重点仍是利用这种情感的煽动去消弭理性的冷峻思考，从而使读者认同他、跟着他的观点走。
此文对“能臣干吏”的崇拜与对“清官”的崇拜一样，都是“人治”思路的认识，要知道仅凭“清官”“能臣”是无法帮助中国摆脱“人治”带来的历史循环的，但这种理性认知在作者故意营造的宏大主题与取媚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氛下，被抽空殆尽了。
余秋雨在文中说：“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我虽不知道这是否为其真心话，但通览整部《文化苦旅》，你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甜腻腻的肤浅的“乐”观，而书名竟贯之以一“苦”字，什么叫做惺惺作态
什么又是矫情
看罢。
8．《三峡》 李白的诗飘逸灵动、超拔纵横、吞吐山河有余，而沉郁练达、忧患深情、悲心苦难不足，读其作品如阅其人，羽化超脱而心向隐遁的仙道气始终伴随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在世事的艰辛、恶劣和仕途的坎坷不顺中他选择了以桀骜不逊的风骨出入自我精神的狂欢，这与杜甫的始终不弃不舍，执著当下，痛入心髓而犹深怀抱负与忧悲进入民众、国家的苦难大有不同。
中国的多数人可能大抵都更爱读李白，因为从李白那儿能读出一种速度和快感来，但我却偏爱老杜，老杜的字句不止是用灵气泼洒的音符，更是一种血泪沉淀的生命的精魂。
他不超脱，所以他超越了那时代的每一个神往超脱的诗人。
9．《洞庭一角》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
”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
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
那么，倘若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笔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员们弄出来的，就不晓得到底是中国的贬官们太有才了，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了。
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重要的是“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的“声名”效应，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
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
读懂了余秋雨的“帮衬”，也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半。
10．《庐山》 文人因其对山水景致的吟咏而招引来世俗的拥挤，从而失去了此山此水，于是“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但中国文人真的有叙述的这么高尚超拔吗
“苦旅”之“苦”会因为“世俗的拥挤”而消失飘散
其实，恰恰是世俗的打破山水原貌才能使精神贵族们感到苦涩，而文人在面对山水世俗化后反觉其“不苦了”，欲别寻苦境，这说明无论“苦”或是“乐”实际都未进入文人的精神深处，皆非精神加工品味后沉积转变成的苦与乐，而停留在感官层面；倘若不是这样，进入了精神层面而犹言世俗化的“不苦”与原貌之“苦”，则说明中国文人的精神较之我等俗辈凡夫实也无特异超绝之处，可以不必扬起文化优越感的架子，要独占这山那景观的，而且非得和“大官人”“大商贾”站成一线凑这很抬身价也很势利很虚荣的热闹。
11．《贵池傩》 “迷信”这个词本身充浸着一种粗暴的判断情绪，也交织着从中古甚至原始文化向祛魅的现代理性文化过度的激烈挣扎和矛盾心理。
尊重一种哪怕是荒蛮的文化是否就真的可取呢
谈尊重的大抵都是置身于其外的人，而为此荒蛮文化所深深影响的族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也许才是更大更需要思索的问题。
价值真的可以是多元的
诚如文中所言，今日乡民的重演傩戏究竟还保留几分诚意
或许内里都怀着现代商业功利的心思罢。
而这种“诚意”的保留真的需要吗
传统文化在现代性中的融解是一个大智慧的疑难问题，我个人相信真理一元，“多元”只能是形而下的多元，无论如何，“迷信”的文化不该是用强制暴力去推倒砸烂的，因为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谈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
何况人类尚有太多的未知，尚需更广阔的胸襟，透过一个傩戏，可以窥视当下整个中华民族转捩期的文化困境。
16．《风雨天一阁》 “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这是余秋雨对中国历史黑暗的又一盲点，本文中提出了所谓“健全人格”，后来这个可笑的词又被他送给了康熙皇帝。
中国文人好讲“健全”“圆满”，也擅长把这些完美的修饰词留给自己和捧送掌权者。
“健全的人格”服从着包括“禁止妇女登楼”的封建族规，“健全的”皇帝及其继承者也开始了漫长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
这是怎样畸形的“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
连阿Q这种瘪三都晓得要在纸上很认真的画一个完满胜利的圆圈，何况中国的文人呼
17．《西湖梦》 一切宗教都要到西湖来展览，“展览”这个词妙极，中国人做惯了看客，无论什么，最要紧的便是“看”，始于看而终于看，过足了眼瘾和感官玩乐，就像灵魂已被抽干了一样。
18．《狼山脚下》 余秋雨完全不解鲁迅的深意，鲁迅岂是在改良为自然风景命名的方式吗
余文所谓“但一切都调理得那么文雅，苍劲的自然界也就被抽干了生命”，这纯粹是文人的臆想，其实他的“平和一点”同先人的“古池好水”“萧寺清钟”“远村明月”一样，都是琢磨着怎样在“命名”上下功夫，用文字自欺视听，只不过方法不同罢了。
鲁迅先生所批判嘲讽的，恰恰是这种专好在“名”上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的虚伪、麻醉的民族文化心理，而作者却正好最爱耽著在“名”上做文章。
19．《上海人》 这是余秋雨在本书中写得最好最精彩的文章，也许因为作者本身是上海人，对上海的了解、体会很深也较为全面。
徐光启是一个值得特别书写的开端，他能在一个愈趋封闭、衰朽、宋明新儒学占统治上峰的封建时代坦然开放的接受、传播西方文明，甚至受洗皈依基督宗教，他的影响决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文化交流者，他给古老的中国注入了完全异质的文化血液，也树立了一个“新人”的榜样。
光启，宿命般的人如其名。
但职员心态而缺少生命热源和创劲的上海人并未得着他的精髓，而只是神似而已。
20．《五城记》 兰州牛肉拉面的醇香横亘千里，飘入了关外我的鼻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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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牌坊》 牌坊大约是中国文化里最可憎恶的物事之一了，它见证着中国道德的虚伪、残忍、吃人的本性，而且是公开的被表彰的邪恶，而从中做帮凶写文章造理论大肆颂扬宣传的不是别人，正是文人。
父母的一面立牌坊一面偷偷送女儿出家逃生，把“贞操”“守节”残害人性的荒谬暴露无遗。
“圣女”是男权意识在女性身上的体现，“圣女”“节妇”既不“圣”也不“美”，而是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女性在这里只是体现纲常道德的工具和男权变态逞欲的对象罢了。
封建中国的文化，充满了触目惊心的变态性。
25．《信客》 仅靠一个“信”字谋生，为一件极小的“失信事件”而被彻底放逐、抛弃，服务乡里大半辈子的老信客就这样轻易的被推到命运的深渊，乡民的不宽容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在对“信”字的极端功利化的索取中，信客作为“人”自身的尊严、权利已经被淡化漠视了，落后的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伴随着信客高强度的生存压力，最后年轻信客的“成功”不过来自于一个近乎传奇的事件，而老信客悲惨的身影却蜷缩在无人关注的角落里瑟瑟发抖。
信客仿佛是被“崇高化”了的，但正如中国无数的“贞女节妇”无数的牌坊一样，本质上是对人性的歪曲、异化、践踏，鲜活的个体生命在“道德”的虚幌下被压扁成一个个供人膜拜的符号，中国封建时代形成的这种非超越性的“信”观念，决不能照搬、移植进现当代社会来，封建道德建立在非人道非理性非超验信仰的历史中，其充满局限性的伪善不言自明。
中国人喜欢“大团圆”“大圆满”的结果，本文也不例外，在文尾喜气洋洋的氛围中，我却分明感受到了寒意逼人的颤栗。
26．《酒公墓》 在客上教英文We all love Chairman Mao ，这是一个饱蘸了政治严肃和政治迷狂的例句，love在这里早已失却了它本有的真义，“伟大领袖”取代了上帝坐上了神的宝座供他的子民love，love只属于领袖一个人，一个人中的领袖剥夺了几亿子民自由love的权利，love像一个被化肥催生被空气鼓胀被毒品兴奋了的劣质种子，干瘪苍白，浸不得半点儿油腥，以至于当酒公在黑板上很自然的写下“爱是人的生命”时，全班竟然会大笑，而女生则红脸低头。
一个羞于把爱同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年代，我们还指望它能够不酝酿制造出骇人听闻的黑暗来吗
27．《老屋窗口》 老屋只属于作者个人，何必要自命不凡的加诸自负的渲染呢
作者太爱慕虚荣了，此文可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集做对比，鲁迅的怀旧散文从来没有这些自命不凡的虚饰之笔，先生所写的乃是切切实实的人和人生，却不是名和声名。
余文实在相形见拙，品低一等。
28．《废墟》 并非所有的废墟都能体现“悲剧精神”，也并非所有的悲剧都讲化为废墟。
废墟是一种常态，废墟中走出的人才值得关注。
29．《夜雨诗意》 夜雨未必与安逸水火不容，安逸在夜雨中顾影自怜，自哀自叹，于诗意中逍遥自适，甘愿被夜雨包围、吞噬，再无冲出的生命力和欲望，夜雨也便完成了摧毁行旅者前进的目的。
30．《笔墨祭》 一个“祭”字，保守的心态流露笔间，笔墨书法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也有情感融入，但笔墨何尝不在千年里时时更新着内容
拒绝更新就等于自毁生命的延续。
31．《藏书忧》 藏书之“忧”实则出于读书人对“物化”了的知识的吝啬与自负上，文人相轻也相妒，慢条斯理、徐徐道来自己的藏书之富之精之珍贵，那种文人式的自得与虚荣表露无遗，这本也是人之常情，文人并非格外的鄙弃钱财，出手大方，当他像孔已己似的穷得排出几文铜钱买酒吃时便也一样要灰头土脸，最多不过吟几句“君子固穷”的圣言以备精神上对自我“文化优越”的文人身份制造几分超乎众群的幻觉，聊作麻醉而已。
所以文人的爱藏书，我认为无须上升到很“崇高”的境界位置，藏书的确一定程度的体现出藏书人特异的精神世界、治学面貌甚至是性情格调，但也仅此而已。
文人仍需将自身回归到平常心态中去，这是我的观点。
32．《腊梅》 腊梅大约真的可以给人启迪、激励的情感萌发罢，也只有人才可存有这认识，或者耳耳相传，便给了某自然界之植物以特定的性格或象征，所以后人一定要从腊梅中看出生命力的坚韧、顽强的这面来，却见不到万物的复杂性和生命中许多悖论。
腊梅固然可以御寒，但未知是否也能御热呢
33．《家住龙华》 禅味在历史的叙述和古老庙堂式建筑的烟尘中愈发显得泛黄脆软，凝固成衰朽的气色浸透在文人怀旧和超然自适的情感颓废中，家住龙华的人有很多，到头来，云在天空水在瓶，纵使老僧裁得布匹几十，喝破了柏树子的佛性有无，亦不过是家住龙华而已矣。
36．《华语情结》 语言是文化强有力的载体，人类文明正属于语言性的存在，但人言异于神言（Word），人言存在的有限性、欠缺性、虚假性被一次次证明，或者不证自明。
人言不应该被过分迷恋、执著和沉陷，运用它并超越它，而不是戴着所谓“母语”的镣铐跳舞，应不为其所累所操控，才是现在文化人的使命和人言发展的方向。
华语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古老民族接受西方文明的脚步，过去是表现为白话文同文言文的空间争夺，现下却呈现出更趋复杂、深刻的民族性文化心理的彷徨、挣扎与整合之中。
37．《这里真安静》 文章写到最后，也仅剩“安静”而已。
“军人、妓女、文人”这个模式被拔高起来赋予莫名其妙的涵义，人全都成了符号，包括那个被作者浓墨强调渲染的日本文人。
文人格外重要，仅仅因为是“文人”
历史的悲惨历程最终走向的是碑文的安静，草木的安静，一切重返自然的安静，当懦弱者不肯直面个体生命的深重罪苦和百病缠身的灵魂时，他就会一厢情愿的闭上自己的双眼然后说：安静罢，一切都回归清净了。
无声而黑暗的东方就是这样在麻木的自醉中失掉了旷野里为拯救的光呐喊的嘴巴。
苦旅，便如是安静的化为恒久的无味和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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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以下诗人的写作特点
李白：豪迈浪漫，飘然若仙；代表作《将进酒》杜甫：沉郁浓厚，悲悯写实；代表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辛弃疾：气势如虹，丹心一片；代表作《破阵子 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秦观：潇洒自然 精细工巧；代表作《鹊桥仙》陆游：悲怆深远，奋而难起；代表作《卜算子 咏梅》李煜：辞藻华丽，高贵悠远；代表作《虞美人》李清照：清雅淡秀，含蓄深沉；代表作《如梦令》白居易：通俗易懂、流畅自然；代表作《长恨歌》苍龙行空原创，只是想自己归纳一下，没想到真的被我凑出来了，呵呵
红楼梦是谁写的
红楼梦是（一般认为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写的；后四十回是高鄂续写的） 一、曹雪芹简介 曹雪芹（约1715-约1763），名沾，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作者，籍贯沈阳 （一说辽阳[2] ），生于南京，约十四岁时迁回北京。
曹雪芹出身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是江宁织造曹寅之孙 ，曹顒之子（一说曹頫之子）。
曹雪芹早年在南京江宁织造府亲历了一段锦衣纨绔、富贵风流的生活[5] 。
至雍正六年（1728），曹家因亏空获罪被抄家，曹雪芹随家人迁回北京老宅。
后又移居北京西郊，靠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生 。
曹雪芹素性放达，爱好广泛，对金石、诗书、绘画、园林、中医、织补、工艺、饮食等均有所研究。
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经多年艰辛，终于创作出极具思想性、艺术性的伟大作品——《红楼梦》。
主要功绩： 曹雪芹最伟大的贡献在于文学创作。
他创作的《红楼梦》规模宏大，结构严谨，情节复杂，描写生动，塑造了众多具有典型性格的艺术形象，堪称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曹雪芹为中华民族、为世界人民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不仅对后世作家的创作影响深远，而且在绘画、影视、动漫、网游等领域产生了大量优秀衍生作品，学术界、社会上围绕《红楼梦》作者、版本、文本、本事等方面的研究与谈论甚至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红学。
文学特点： “生于繁华，终于沦落”。
曹雪芹的家世从鲜花着锦之盛，一下子落入凋零衰败之境，使他深切地体验着人生悲哀和世道的无情，也摆脱了原属阶级的庸俗和褊狭，看到了封建贵族家庭不可挽回的颓败之势，同时也带来了幻灭感伤的情绪。
他的悲剧体验，他的诗化情感，他的探索精神，他的创新意识，全部熔铸到《红楼梦》里。
热爱生活又有梦幻之感，入世又出世，这是曹雪芹在探索人生方面的矛盾。
曹雪芹并不是厌世主义者，他并不真正认为人间万事皆空，也并未真正勘破红尘，真要劝人从所谓的尘梦中醒来，否则，他就不会那样痛苦地为尘世之悲洒辛酸之泪，就不会在感情上那样执著于现实的人生。
他正是以一种深挚的感情，以自己亲身的体验，写出入世的耽溺和出世的向往，写出了耽溺痛苦的人生真相和希求解脱的共同向往，写出了矛盾的感情世界和真实的人生体验。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有两篇作者自序。
在这两篇自序里，曹雪芹自述写作缘起、写作经历和心得体会，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原则。
他首先批评了那些公式化、概念化、违反现实的创作倾向，认为这种创作远不如“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创作的作新鲜别致”，那些“大不近情，自相矛盾”之作，“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
他既不借助于任何历史故事，也不以任何民间创作为基础，而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社会生活，是“字字看来皆是血”，渗透着作者个人的血泪感情。
作品“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保持了现实生活的多样性、现象的丰富性。
从形形色色的人物关系中，显示出那种富贵之家的荒谬、虚弱及其离析、败落的趋势。
他所写的人物打破了过去“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写法，“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使古代小说人物塑造完成了从类型化到个性化的转变，塑造出典型化的人物形象。
曹雪芹以诗人的敏感去感知生活，着重表现自己的人生体验，自觉地创造一种诗的意境，使作品婉约含蓄，是那样的历历在目，又是那样的难以企及。
他不像过去的小说居高临下地裁决生活，开设道德法庭，对人事进行义正词严的判决，而是极写人物心灵的颤动、令人参悟不透的心理、人生无可回避的苦涩和炎凉冷暖，让读者品尝人生的况味。
二、高鄂简介： 高鹗（1758年—约1815年），字云士，号秋甫，别号兰墅、行一、红楼外史。
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出版史、传播史上首个刻印本、全璧本——程高本的两位主要编辑者、整理者、出版者之一，清代汉军镶黄旗内务府人，籍贯沈阳三台子，亦自署铁岭高鹗、奉天高鹗，其先世清初即寓居北京。
高鹗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中举，乾隆六十年（1795年）进士及第，历官内阁中书、汉军中书、内阁典籍、内阁侍读、江南道监察御史、刑科给事中等职。
有《月小山房遗稿》《砚香词·簏存草》等作品传世。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至五十七年（1792年），高鹗应友人程伟元之邀协助编辑、整理、出版《红楼梦》程甲本、程乙本。
自胡适作考证，红学界长期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系高鹗续成。
进入21世纪，这一说法遭到越来越强烈的批判。
2007年始，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全本《红楼梦》停止使用“高鹗著”“高鹗续”等字样，更新为“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2] ，标志着“高鹗续书说”发生动摇。
红学家俞平伯临终遗言：“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
”[3] 中国红学会会长张庆善指出：“高鹗不应该是《红楼梦》续作者，他应该是《红楼梦》最后出版的整理者……《红楼梦》能够流传，高鹗是第一功臣。
”
怎样评价白居易的《长恨歌》
《长恨歌白居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806），当时诗人正在盩厔县（今陕西周至）任县尉。
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
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 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
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
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
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
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
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
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
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
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
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
下面，诗人具体的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
“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
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
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
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
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
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回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
《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
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
“日高起”、“不早朝”、“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象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
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
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
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
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
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
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
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点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
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
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
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
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
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
《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中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
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地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
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高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
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才能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
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
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
还都路上，“天旋地转”，本来是高兴的事，但旧地重过，玉颜不见，不由伤心泪下。
叙事中，又增加了一层痛苦的回忆。
回长安后，“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
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白日里，由于环境和景物的触发，从景物联想到人，景物依旧，人却不在了，禁不住就潸然泪下，从太液池的芙蓉花和未央宫的垂柳仿佛看到了杨贵妃的容貌，展示了人物极其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
“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
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从黄昏写到黎明，集中地表现了夜间被情思萦绕久久不能入睡的情景。
这种苦苦的思恋，“春风桃李花开日”是这样，“秋雨梧桐叶落时”也是这样。
及至看到当年的“梨园弟子”、“阿监青娥”都已白发衰颜，更勾引起对往日欢娱的思念，自是黯然神伤。
从黄埃散漫到蜀山青青，从行宫夜雨到凯旋回归，从白日到黑夜，从春天到秋天，处处触物伤情，时时睹物思人，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诗中主人公的苦苦追求和寻觅。
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到梦中去找，梦中找不到，又到仙境中去找。
如此跌宕回环，层层渲染，使人物感情回旋上升，达到了高潮。
诗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渲染，反复抒情，回环往复，让人物的思想感情蕴蓄得更深邃丰富，使诗歌“肌理细腻”，更富有艺术的感染力。
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有所谓爱情说、政治主题说、双重主题说等等。
本文作者持爱情说。
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白居易并非像陈鸿写《长恨歌传》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
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
《长恨歌》一出，关于其主题，便成为历来读者争论的焦点。
观点也颇具分歧。
大抵分三种：其一为爱情主题。
是颂扬李杨的爱情诗作。
并肯定他们对爱情的真挚与执著；其二为政治主题说。
认为诗的重点在于讽喻，在于揭露“汉皇重色思倾国”必然带来的“绵绵长恨”，谴责唐明皇荒淫导致安史之乱以垂诫后世君主；其三为双重主题说。
认为它是揭露与歌颂统一，讽谕和同情交织，既洒一掬同情泪，又责失政遗恨。
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妃。
贵妃进宫后恃宠而骄，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
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 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
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
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
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嵬，“不见玉颜空死处”。
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唐玄宗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
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缈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
“情”的宣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
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
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新乐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
但在《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
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叔向母曰：“甚美必甚恶。
”李延年歌曰：“倾国复倾城。
”此之谓也。
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人对这一 问题的最后思考。
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甚美”。
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长恨歌》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
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
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
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
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
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
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概，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
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
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
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
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
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
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象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
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
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
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
作为一首千古绝唱的叙事诗，《长恨歌》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很高的。
古往今来，许多人都肯定这首诗的特殊的艺术魅力。
《长恨歌》在艺术上以什么感染和诱惑着读者呢
宛转动人，缠绵悱恻，恐怕是它最大的艺术个性，也是它能吸住千百年来的读者，使他们受感染、被诱惑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