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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在历史上的地位?
据不才所知“唐宋八大家”这个名称最早是明朝的散文家茅坤提出来的。
他编了一部《唐宋八家文钞》选取了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的文章，从此“唐宋八大家”既成定说。
“唐宋八大家”一提出就为人们所接受，经受了时间的检验，刘大魁认为八大家之外无文。
这种看法的确有些片面，八大家不能代替唐宋散文，但若要了解唐宋古文特点，八大家之文确实不可不读。
在一定程度上，八大家代表了唐宋散文的最高成就，他们的文章也可以作为中国古代散文的楷试和范文。
不才认为“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成就极其在散文史上的地位，有如下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八大家都是“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和中坚人物”，他们有着大体一致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倾向。
他们都反对骈文，不满浮华的文风，提倡恢复和发展秦汉散文的优良传统。
他们以自己卓越的创作实践，摧毁了骈文在文坛的统治地位，为把散文从骈文中解放出来，确立散句单行、自由书写的新型散文“古文”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们的散文作品就是这种古文的典范，是唐宋古文运动的光辉结晶。
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古代散文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因此，“唐宋八大家”在整个散文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具有崇高的地位。
其次，八大家都在创作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并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
大体上来说唐代两家之文，雄健奔放，奇崛峭厉。
宋代六家之文平易畅通，委曲迁徐。
这也是唐宋散文主要区别所在。
细而言之，不才认为同属唐代的韩、柳，同属宋代的欧、曾、王，甚至同属一家的苏氏父子，其文风也各有特点。
宋人李涂说：“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
青人吴振乾说：“奥若韩、崤若柳、逸若欧阳、醇原若曾，峻浩若王，既已分流而别派唉。
既眉山苏氏父子兄弟相师友，而明允之豪横，子瞻之畅达，子由之折，亦有人树一帜，各不相袭者”。
他们的话虽不一定确切，但都看到八大家之文的不同特征有可取之处。
下面鄙人就针对八位文学宗师发表一下愚见。
韩愈（768～824） 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散文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
其赋、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都有卓越的成就。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篇和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
一些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
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
如书信体《答李翊书》、《与冯宿论文书》，赠序体《送孟东野序》、《送高闲上人序》等，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
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
其中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许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
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序》，熔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
学习《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清河张君墓志铭》等。
为友情深厚的文学家而作，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等 。
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 ，也有一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
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
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
韩愈的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的骈俪文风。
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推陈出新。
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后人对韩愈评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
刘开言“韩子冠于八家之首而犹屈”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代古文的发展道路。
柳宗元(773～819) 柳宗元是思想深邃的哲学家、文学家，他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
他注重文学的社会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
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及《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
柳宗元一生留下 600多篇诗文作品，其骈文有近百篇，不脱唐骈文习气，但也有像《南霁云睢阳庙碑》那样的佳作。
古文大致为5 类：① 论说。
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
笔锋犀利，论证精确。
《天说》为哲学论文代表作。
《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 。
《桐叶封弟辩》等为短篇政论代表。
其哲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
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
但也受佛教影响，尤其在政治失意时，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
②寓言。
继承并发展了《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传统，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
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寄寓哲理或表达政见 。
代表作有《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蝜蝂传》等篇。
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③传记。
继承了《史记》、《汉书》传统，又有所创新。
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状》、《捕蛇者说》等。
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有夸张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
如《种树郭橐驼传》。
④山水游记。
最为脍炙人口，均写于被贬后，以永州之作更胜。
典范之作为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
这些作品，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也有作者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的寄托。
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则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以精巧的语言再现自然美。
⑤骚赋。
独具特色。
《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均用《离骚》、《九章》体式。
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深得屈骚精髓。
《天对》、《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天问》、《七发》，造语奇特深奥。
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
欧阳修（1007～1072） 欧阳修是宋代文学的一代宗师，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散文理论上，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
他所讲的道，主要不在于伦理纲常，而在于关心百事，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
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
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
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却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
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
《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都是历代传诵的佳作。
欧阳修还开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
他的笔记文，有《归田录》、《笔说》、《试笔》等。
欧阳修的赋也很有特色。
《秋声赋》运用各种比喻，把无形的秋声描摹得非常生动形象，使人仿佛可闻。
这篇赋变唐代以来的“律体”为“散体”，对于赋的发展具有开拓义。
曾巩(1019～1083)曾巩是欧阳修古文运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主张先道而后文。
其文自然淳朴，不甚讲究文采。
在八大家中，他是情致较少的一个。
他的文章绝少抒情作品，多为议论文和记叙文。
他的散文以议论见长，立论精策。
如《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论历代治乱得失，感慨深切。
《赠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倾吐怀才不遇的愤懑不平，文风质朴，纵横开阖，有摇曳曲尽之妙。
《越州赵公救灾记 》，将纷繁杂乱的事项写得条理分明，练达晓畅。
其记叙文中偶有写景之作，刻画极工。
如《道山亭记》述山川之险，精雕细刻。
《墨池记》谈古论今，不无卓见。
《宋史·曾巩传》评其文“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
” 王安石（1021～1086）王安石是伟大的政治家兼文学家，他的散文如其为人，崎岖挺拔，刚劲有力雄健简古。
其政治文观点鲜明，言词犀利，见解卓越，如《读孟尝君传》短短24字却否定了历朝的观点实属千秋传诵之名篇。
苏洵（1009～1066）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次肆，很有说服力。
艺术风格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
苏洵的文章多为政论和军事论著。
如《衡论》、《上皇帝书》等文，以古鉴今，明确提出治国兴邦的政治革新主张；在《审敌》、《六国论》中，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
实为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
同时提出改革兵制，信用将才等主张。
所作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之作，如《张益州画像记》、《木假山记》等。
苏轼（1037～1101） “三苏”之中文学成就是苏轼。
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
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
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要敢于革新独创。
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
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
他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苏轼的议论文观点独特，其《范曾论》、《留侯论》、《贾宜论》和《错论》被收入《古文大观》这四篇论文的观点都独树一帜，鄙人最喜爱《贾宜论》，在此文中苏轼认为“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最终造成悲剧，因为“非汉文不能用生，生不能自用汉文也”。
这显然与历代文人观点背道而驰。
苏辙（1039～1112） 苏辙的散文表现出迁洋泊的风格和秀杰深醇之气，他在古文写作上有自已的主张。
其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提出了“文气”说，所谓“文者，气之所形”，并论及“养气”之法。
他擅长政论和史论。
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上皇帝书》、《六国论》、《三国论》等，皆能以古鉴今，针砭时弊，在革新政事上颇有见地。
此外，赋也写得相当出色，如《墨竹赋》，描摹竹子的情态细致*真，富于诗意。
其文风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如《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为一体 ，鲜明地体现了苏辙散文的风格。
他对散文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后谈心得 通过这次研究，我不仅在不断地查阅资料中丰富了自我，而且对我国唐宋散文的发展，和“唐宋八大家”的写作风格及文学成就都有了更深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我感到我国文学博大精深，这是我们祖先为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今天站在新时代的高度，鄙人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为我们祖先留下的遗产而骄傲，为我们能继承和发扬这种遗产而骄傲，更为我是一名炎黄子孙而无比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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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考： 西汉文学 汉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在政治上恢复了分封同姓侯王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措施，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黄老的“无为而治”学说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
在文化政策方面，惠帝时废除了秦的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加之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各地侯王也仿效战国诸公子的办法,招致各种人才于自己的门下,这使汉初的哲学和社会思想都比较活跃自由，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汉初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散文和辞赋的发展上。
汉初文士有战国游士的余风，喜欢奔走于诸侯、权贵之门，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并勇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促进了政论文的发展。
汉初政论文作者以贾谊、晁错为最著名。
他们注意总结秦王朝由弱转强、政权得而复失的经验教训，对如何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完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
这些政论文议论宏阔，说理畅达，感情充沛，富于文采，对唐宋以后散文创作有明显的影响。
汉初的辞赋属于战国楚辞的余绪,但汉初辞赋作者缺乏屈原那样的强烈感情,多为模拟之作，作品亦多亡佚。
现存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其气象、格调逼近屈宋，为其中的佼佼者。
贾谊在贬谪长沙时写有《吊屈原赋》和《□鸟赋》，其中渗透了个人的身世感叹，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抱负,特别是后者,在体制和写法上，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
枚乘是文景时期的重要作家，他以上书吴王、谏阻其谋反而知名于世。
他的《七发》虽然不是以赋名篇，但其写法和格局都可以说是汉代新体赋——汉大赋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汉赋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
汉武帝时代，西汉封建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
经过汉初以来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汉武帝雄才大略，内外经营，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的封建集权制。
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文化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容了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和黄老、刑名等思想。
它不仅解释了汉王朝夺取政权的合理性，而且也指出了巩固统治的方法。
从此以后，儒家思想就一直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
这一方面对封建统一帝国的形成和封建集权制的巩固起着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定于一尊，对当时和以后的学术和文化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至西汉末，文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乐府机关的设立、扩展，辞赋创作的繁荣和司马迁《史记》的出现。
汉高祖时,叔孙通制定朝仪,使汉高祖体会到了“为皇帝之贵”，也使他认识到制礼作乐对建立封建王朝秩序的重要。
汉初设立的乐府，其主要职能就是为了管理郊庙、朝会的乐章。
但由于“大汉初定,目不暇给”,还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定制度，兴礼乐”（《汉书·礼乐志》）的工作。
汉武帝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以兴太平”(《汉书·礼乐志》)为目的,把乐府规模和职能加以扩大,大规模搜集各地的民间歌谣，以丰富朝廷乐章。
所谓“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班固《两都赋序》)，“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反映了当时制礼作乐的实际情况。
乐府机关的设立和扩大，使各地民歌有了记录、集中和提高的条件，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西汉乐府所演奏的乐章,除汉高祖唐山夫人以“楚声”为基础创立的《安世房中歌》和武帝时《郊祀歌》外，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还有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各地民歌55首。
现除《铙歌十八曲》外，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
《铙歌》是武帝时吸收北方民族音乐所制的军乐，它的歌辞由于文字衍误过多，大都难于读通，其中少数言情和反映战场惨象的篇章，明白可诵，有一定现实意义。
辞赋创作也因为“润色鸿业”的需要，在汉武帝时得到极大的发展,进入了汉赋创作最兴盛的时代。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的赋，不算杂赋在内,有900余篇，而武帝时的赋就有 400余篇。
司马相如是汉赋创作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
他的《子虚》、《上林》赋，以宏大的结构、绚烂的文采和夸张铺陈的手法，描写了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和天子田猎的盛大，迎合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因而受到重视，表现出汉赋作为宫廷文学的特质。
汉武帝周围，除司马相如外，还有东方朔、枚皋等所谓“言语侍从之臣”,他们“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如倪宽、董仲舒等也“时时间作”，从而造成了汉赋创作盛极一时的局面。
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辞赋,在他周围也有一批辞赋作家,如王褒、张子侨、刘向、华龙等，他们的作品除一些描写帝王田猎、宫苑的大赋外，还有一部分是所谓“辩丽可喜”、“虞说（娱悦）耳目”的咏物小赋。
但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不存。
扬雄是西汉末年著名辞赋家。
他写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处处有模拟司马相如赋作的痕迹，缺乏创造性，但由于他才高学博，有的赋还写得比较流畅，有气魄。
扬雄晚年认识到汉赋无补于讽谏的根本弱点，辍不复为，并在《法言》等著述中正面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文学内容与形式统一，这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汉赋是西汉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
但就其思想和艺术的成就来说，并不足以表现西汉各方面的发展，真正代表这个时代文化发展最高成就的是司马迁的《史记》。
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这就为《史记》的写作准备了物质条件。
司马迁独立完成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史记》,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发展,树立了一块丰碑。
《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中心，不仅开创了“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历史传记文学，鲁迅所说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确地评价了司马迁在历史学和文学发展上的贡献。
司马迁的《史记》在汉宣帝以后就在社会上传播，由于它记事止于汉武太初年间，就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来续补它,但大都文辞鄙俗,不能和《史记》相比。
西汉后期散文成就表现在政论文方面，桓宽的《盐铁论》和刘向的奏疏、校书的“叙录”,继承汉初政论文传统,内容充实，说理明畅，表现了作者匡救时弊的热情。
东汉文学 初始元年（公元8）,汉室外戚王莽代汉称帝，天凤四年（公元17），爆发了赤眉、绿林农民大起义。
建武元年(公元25),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在政权性质上，东汉王朝是西汉王朝的继续。
东汉初年，刘秀采取了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以及农业技术的进步，使生产有所发展，刘秀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推崇在西汉末年开始兴起的谶纬之学，它与今古文经学合流而泛滥于一时，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思想。
在这样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东汉文学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
班固的《汉书》是东汉史传文学的代表。
它沿袭《史记》体例而小有变动，记叙西汉的历史，开创了中国断代史的先例,其中有一些人物传记,详赡严密。
旧时史汉、班马并称，说明《汉书》同《史记》一样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东汉政论文如王符《潜夫论》、崔□《政论》、仲长统《昌言》等，继承西汉传统，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争。
王充是东汉反对谶纬迷信的杰出思想家,他的《论衡》是一部“疾虚妄”之书，对当时统治者所宣扬的神学迷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
他还从这一精神出发，批判了当时“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并正面提出了一系列文学主张。
东汉辞赋仍在司马相如的影响之下，模拟因袭的风气盛行，但以班固《两都赋》为开始的京都大赋，由宫苑而都城,在题材开拓上是一个进步。
东汉中叶以后,政治极端黑暗，赋风开始转变，张衡的《归田赋》以清丽的语言、情景交融的手法，表现了作者归隐田园的恬静心绪，是这一转变的标志。
桓灵以后，一些愤世疾俗的士人如赵壹等，也写有揭露现实、抨击社会黑暗的短赋。
这类抒情小赋数量虽然不多，但它突破了沿袭已久的赋颂传统，是魏晋六朝抒情赋的先导。
现存汉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的作品。
这些民歌形式多样，反映了东汉人民的苦难处境和思想感情，是东汉文学的重大收获。
东汉文学的另一重大收获，是在乐府民歌和民谣影响下,文人五言诗的形成,无名氏《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文人五言的成熟作品。
东汉文人五言诗是东汉后期中下层士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
它们的作者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在创作中既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朴素自然、平易流畅的特色，又能借鉴《诗经》、《楚辞》的艺术手法，在朴素自然中求工整，在平易流畅中见清丽，“深衷浅貌，短语长情”，极大地提高了诗歌的表现力和抒情性，这对以后魏晋五言诗的发展和近体诗的产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参考书目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中国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62。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1963。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63。
（费振刚）
怎样认识儒家中庸之道的积极意义
作为儒家思想的庸”，其意义包括中、和两个方面。
表现与自然的关系上，把天、人看成一个统一、平衡、和谐的整体；表现在人际关系上，强调和谐有序，并且建立起以“仁”为核心，以“德”为基础，以“礼”为规范的德性思想体系，从而达到“仁者爱人，礼之用，和为贵” 1 的和谐社会。
“中”表示采取正确的方法，“和”表示达到理想的目的。
《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所谓“执中致和”，就是通过正确的方法，实现美好理想，达到事物发展的最佳境界。
“和”的本义是风调雨顺。
《说文解字》中“和”也写作“咊”，从口禾声，从口表示入口的食物或发自口中的声音。
禾声，则反映它来源于农作物之禾。
只有风调雨顺，禾苗才能茁壮成长并喜获丰收，所以殷周时有大量向天帝卜禾的记录。
从此来看，“和”也就是顺，顺其自然。
西周太史史伯还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著名论断，强调“和”的基础在于多样性的统一。
晏婴进一步发挥了史伯的思想，提出了“相成”、“相济”，“济其不及，以泄其过”等朴素辩证的观点。
2什么叫中庸
中庸一语始见于《论语》，原文是：“子曰：‘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
民鲜久矣。
’” 3 孔子一方面盛赞中庸为最高道德，一方面又感叹人们已长久缺少这种道德了。
言下之意，提倡中庸之道乃是当务之急。
后来《中庸》作了较为具体的论述，但在文字上仍缺乏明确界定。
到了宋明时期，儒者作了明确、具体的阐释，他们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4“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
庸，平常也。
”5“庸是个常然之理，万古万世不可变易底。
中只是个恰好道理。
”6“中之理所包甚大，存于心而不偏不倚，发于情而无过无不及，以其可以常行不可易，故又谓之庸。
” 7概言之，中庸即是中正不偏、人们常用常行的至当方法原则。
中庸的核心要求是“中”，所以下面着重分析“中”，以求对“和谐教育”哲学的正确认识。
首先，中庸之“中”，是要求人们在履行道德时“无过无不及”，既防止达不到道德标准（“不及”），也反对过头（“过”）。
《论语》有这么一段记载：子贡问：“师与商熟贤
”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
” 曰：“然则师愈与
” 曰：“过犹不及。
”8子贡问孔子，颛孙师（子张）和卜商（子夏）相比，谁更强些
孔子回答说：颛孙师作事易过，而卜商则不及。
子贡又问：是否可以说颛孙师强一些呢
孔子回答说：过的危害和不及一样。
“过犹不及”这句话后来被人们经常引用，看来这是古人的共同认识。
孔子等人讲“过犹不及”，目的是要让人们明白“过”同样是缺点，并懂得“过”的危害。
从各种记载看，中庸要求人们“无过无不及”，重点是反对“过”，这是因为人们在履行道德或办事时，一旦过了头，也就是过了应有的度，就会使原有的道德要求或事物变质，走向另一错误的极端。
这便是所谓“物极必反”。
比如，礼（狭义）所要求的是恭敬谦让，但如果过了头，则会变为谄媚、“足恭”。
这样，人们便会从克服粗野、不逊之恶，走向谄媚、卑屈之恶。
再如，谨慎所要求的小心、持重，人们一旦过了头，则会走向畏葸，这样就会因克服轻率、鲁莽的毛病而走向胆小怕事。
朱熹说：“如君止于仁。
若依违牵制，懦而无断，便是过，便不是仁。
臣能陈善闭邪，便是敬，若有所畏惧，而不敢正君之失，便是过，便是不敬。
”9朱熹认为履行一种道德如果过了头，反而违背了这一道德的本意而成为恶。
这也就是过仁则不仁、过敬则不敬。
对此，其他哲学家也曾作过不少分析、说明。
北宋周敦颐说，刚柔者既可导致善，也可导致恶。
人如善用刚，就能成正义、正直、勇于决断等美德，反之，若用刚太过，则会变得凶猛、强梁、狭隘。
人如善用柔，就会养成慈、顺、巽等品德，但若过头，则会流于懦弱、优柔寡断、“奸佞”。
由此，他感叹说：“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
” 10北宋另一哲学家李觏，也曾列举事例，对何为过作了说明。
他说：伯夷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焉去之，过于正者也。
叔向三数伯鱼之罪，过于直者也。
於陵仲子不食兄之禄，过于廉者也。
鲁隐公摄位，过于让者也。
徐偃王不忍斗其民，过于仁者也。
尾生期女子，过于信者也。
11上举历史人物涉及不少历史故事，限于篇幅不以一一展开说明，但为了了解“过”的危害，只择其中最典型者稍加介绍。
比如，徐国原来是古代淮、泗地区的大国，强盛时曾有36国向它朝贡。
而徐偃王却“过于仁”，面对楚国向它侵略他却因为“不忍斗其民”而不抵抗，结果为楚国所灭。
尾生与相恋的女子约会于桥下，女子未到而桥下涨水，尾生为了守信坚守于桥下，结果竟被淹死。
可见，仁、信虽是美德，但一旦失度而过头，危害是很大的。
古人总结说：“天下事，过则有害。
雨泽非不善也，过多则涝，其为害也与旱同。
”12这就是说，凡事物皆有其度，一旦超过应有的度，事物便要变质，道德行为也是如此。
儒家强调“过犹不及”，要求人们“无过无不及”，准确地把握“中”，便是这个道理。
中庸之中即是度。
中庸就是适度。
荀子主张：“君子交亲而不比（相互勾结），言辩而不辞（强辞夺理），……宽而不僈（懈怠），廉而不刿（有棱角但不刺伤人），察而不激（偏激），直立而不胜（盛气凌人），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同于流俗）” 13 ，即是要求人们防止过度，不走极端，努力把握好“中”，做到恰如其份、恰到好处。
古人在过与不及之间，着重反过，还有其它原因。
李觏说：人之患不在乎不及，而在乎过之。
不及则下于人，下于人则愤，愤则知进矣。
过之则出乎类，出乎类则矜，矜则不知其反矣。
14他认为，在道德行为上达不到标准，是容易被发现的，而且出于羞愧心的激励，也容易改正。
而在道德行为上过了头，则容易被误认为超常，反自以为美，就难以改正了。
此外，古人重点反过，也含有在道德上防伪的用意。
朱熹曾说：“事至于过当，便是伪。
” 15 又说：“庸是依本份，不为怪异之事。
” 16 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过当”的“怪异之事”，有时是出于伪。
真正的诚应是“中”，《中庸》说：“诚者不勉而中”，是深刻的。
其次，中庸之中是要求人们懂得道德规范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制约，把握道德规范体系的整体要求，“兼德”而不偏于一端，有健全的人格。
所以，有人又给中庸下了这样的定义：“兼德而至，谓之中庸。
” 17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各种道德规范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是相互依存，交叉、补充，相辅而成的，只孤行其一而不顾其它，势必要出现偏失。
明代钱一本曾说；“仁义礼智，孤行偏废，皆属气质，君子有弗性焉。
” 18 就是说，仁义礼智固然是美德，但如果人们只是孤立地行其中一德，而偏废其它诸德，这在品德上是明显缺陷。
先哲所以一再强调兼德不偏，正是要纠正这种“孤行偏废”的倾向。
孔子在讲礼的重要性时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尖刻）。
19孔子认为恭、慎、勇、直虽是美德，但若离开礼的制约而被片面强调，就会出现劳、葸、乱、绞的偏差、弊病。
孔子希望，人的气质，作风、品格不偏于一个方面，而应兼有并互补。
他说他的几位大弟子在气质上多有偏差：“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
” 20 即高柴忠厚但却有些愚笨，曾参诚笃但却有些迟钝，颛孙师志高而有些偏激，仲由则显得粗俗、鲁莽，各人均有欠缺。
因此，他在教育弟子时常常给他们补偏：“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 21 他认为，求的毛病是因谨慎而退缩，所以要给他鼓励、壮胆；仲由好勇，胆子有两个人大，所以要教他小心谨慎。
而孔子本人则是“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 22孔子对于“文”（文采）与“质”（朴实）的关系曾作过很好的论述：“质胜文则野（粗野），文胜质则史（虚浮）。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3孔子认为，在文与质之间，偏爱、突出任何一方而不顾及另一方，都会出现弊病，只有文与质兼顾而调和，才最圆满。
中庸要求人们“兼德”而不偏，正是要人们努力塑造健全、完满的人格。
《尚书》有“行有九德”的说法。
这九德是“宽而栗（庄敬、严肃），柔而立（卓立，独立不移），愿（质朴）而恭，乱（有治理之才）而敬，扰（驯服、和顺）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务大体而不轻细行），刚而塞（性刚正而内充实），强而义（符合道义）。
” 24 上列九对道德，一些是对立的，古人却要求人们使二者相互补充，实现完美的结合，达到两者的统一。
可见，“兼德”所强调的乃是人格培养的全面性。
其三，中庸之中是要求道德行为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正确结合，即在特殊情况下不拘泥、固守一般原则，而应从具体情况出发，作出恰当的选择和反应。
这便是《礼记•中庸》说的“时中”：时中即随时而处中。
这是因为，任何道德规范都只是针对通常情况作一般规定、原则规定，而不可能对非常情况下如何选择恰当、合理的道德行为，并一一作出具体规定。
在特殊情况下，如何应变
这就需要处理好“经”与“权”的关系。
简言之，“权”乃是对“经”的灵活运用，它往往与某一道德规范的一般要求——“经”不尽相符，看上去似乎表现为“不及”。
但是，它所以对某一道德规范的一般要求作修正、调整，恰恰是为了从总体上把握“中”。
李觏曾列举了孔子许多看上似“不及”的言行，如：“子见南子似不正”，“昭公知礼似不直”，“文王既没，用我者其为东周，似不让”，“诛少正卯，似不仁”，“诺阳货曰将仕，似不信”等等来说明“时中”和“用权”的必要性。
这里所列举的孔子言行，是否都符合于“中”，都很恰当合理，我们没有必要作具体评论。
李觏的意思是要说明，孔子所以会有一些看上去似乎不正、不直、不让、不仁、不信等“不及”的言行，是为了在特殊环境下选择更符合道德原则总体要求的恰当行为。
李觏最后说：“应时迁徙，各得其所”，“圣人之情也。
” 25 在古人看来，能做到“应时迁徙，各得其所”，随时而处“中”是很难的。
要想达到这一要求，就必须对“经”有全面正确的理解、把握。
由上可见，“时中”说的精神在于说明“中”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应时迁徙”的，所以，儒家又反对对“中”作机械理解。
孟子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
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26孟子主张，行中道而缺乏灵活性，不知随时变通，这样就成了执著于一点，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余是损害仁义之道的。
这就告诉我们，“中”与“时”是紧密联系的，是随时间、空间而变化的。
只有做到“时中”，才真正把握了中庸之道。
总之，“中庸”的根本精神是要求人的德行恰到好处，和谐发展。
朱熹说：“中只是个恰好道理” 27 “事事有个恰好处” 28 。
所以，中庸之道的核心在于实现人与我、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和平共处及圆融无碍的精神。
它不仅能成就圆满的的道德行为，也是事业成功的保证。
29 正如明代王恕所说：“天下之事，处之得中则成，不得中则不成，故中为天下处世之大本。
” 30 的确，中庸之道可以作为和谐教育工作的指南。
中庸之道对今天我们实施和谐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具有现实意义。
注释：1 、 3 、 8 、 19 、 20 、 21 、 22 、 23 《论语》。
2 《左传•昭公二十年》。
4 二程：《河南程氏遗书》卷七。
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雍章句》。
6 、 9 、 15 、 16 、 27 、 28 朱熹：《朱子语类》7 薛瑄：《薛瑄全集•读书录》卷八。
10 周敦颐：《通书•师》。
11 、 14 、 25 李觏：《李觏集》12 程德文：《论学书》，《明儒学案》卷十四。
13 《荀子•不苟》。
17 刘劭：《人物志•九征》。
18 钱一本：《黾记》，《明儒学案》卷五十九。
24 《尚书•皋陶谟》。
26 《孟子•尽心上》。
29 参见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张锡勤《中国传统道德举要》（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有关章节。
30 王恕：《石渠意见》，《明儒学案》卷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