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法院监察部门怎么改?
一、关于实行垂直管理的领导体制问题 纪检监察机关实行垂直管理领导体制在我国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监察制度的国家之一，古代监察机构独立自成系统，自上而下垂直管理，中央的监察官员由中央任命，有事直接向皇帝奏报，地方的监察官员由皇帝指派或者由中央监察首长任命，有事可向监察首长汇报也可直接向皇帝奏报，基本上是与各级行政机构相分离的。
如唐代的御史由御史台长官或皇帝直接任免，不归吏部管理。
宋代的通判与知州平坐，有权随时向皇帝报奏。
[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监察院地位独立，同立法院、司法院、行政院和考试院等四院，地位同等，相互制约。
列宁针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官僚主义倾向，为防止腐败，在党中央建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国家机关建立了人民监察委员会，在基层建立了工人监察组织。
并强调监察机关的地位要相对独立和具有高度权威性[④]。
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曾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党委平行设置。
现行体制下，纪检监察机关实行合署办公（深圳市除外）。
《党章》和《监察法》均规定，地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既要接受服从同级党委政府的领导，还要接受和服从上一级纪检监察部门的领导，纪检机关作为同级党委政府的监督机构，它的一切工作都要在被监督的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开展，并对同级党委政府负责。
与此同时，纪检监察干部的配备、考核、任免、调动及经费开支等自身利益也掌握在被监督对象即同级党委政府手中，明显造成了监督制约机制应具备的相对独立性和实际隶属关系上非独立性的矛盾，导致纪检监察机关缺乏执纪的自主性、独立性，容易受到权力的干扰和关系网的阻挠。
从现实来看，纪检监察机关对党政“一把手”和同级党委的监督往往处于“虚监”、“弱监”甚至“禁监”的境地。
特别是在一些党风不正的地方，纪检工作往往得不到党委的支持，少数领导干部对坚持原则的纪检干部故意刁难、设置障碍，或直接插手干预，严重影响了纪检监察工作的正常开展。
近年来查处的大量各级党政“一把手”腐败大要案件证明，纪检监察机关的“任重权轻”必然造成监督的薄弱环节甚至留下监督的“真空”。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一个完善的、成熟的监督体制应具有以下三个最基本的客观条件：一是必须对其监督对象进行全面的监督；二是监督制约的力度必须与监督对象的职位和权力相适应；三是监督制约过程必须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
[⑤]地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受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的领导，对上级纪检监察机关负责。
办公经费完全由上级部门统一拨付，领导班子由上级纪检监察机关选派，工资，福利等与地方脱钩，干部的人事编制、考核管理均由上级纪检监察机关负责，纪检监察机关不再承担与反腐倡廉无关的其他工作任务。
同时，实行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改革，各级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的人员编制、干部管理与经费保障等由原派出纪检监察机关统一管理。
由于中央纪委、监察部仍受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时还接受党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和制约，以及政协民主监督、社会监督与系统内部监督等方面的监督制约，避免了反腐败机构自身腐败以及“谁来监督制约纪委”的问题。
在积极稳妥推进垂直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可以先对现行双重领导体制予以进一步完善，如将纪检监察机关的组织机构设置、干部管理和经费管理等重大权力上收到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加大纪检监察机关自行处理同级党委管理的干部的权限，将同级党委管理干部的立案决定权和重处分决定权赋予纪检监察机关等，实行以“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管理为主、同级党委政府管理为辅”的新双重管理模式，增强纪检监察机关工作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如美国的特别检察官制度、新加坡的贪污贿赂调查局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廉政公署等。
因此，打破双重领导体制的框架，革除制约反腐败深入进行的体制弊端，全面实施某种程度的垂直领导，是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必然路径选择。
对地方纪检监察机关实行垂直管理模式， 二、关于组建专门反腐败机构问题 当前我国具有反腐败职能的机构众多，在惩治腐败上主要为由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三驾马车”形成的三元反腐模式，其中，纪检监察机关主要履行党员干部、政府官员违纪违法腐败行为前期调查职能，检察机关的反贪局专门从事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打击工作，公安部门经济侦查部门负责管辖经济方面犯罪案件。
在预防腐败方面则主要由2007年成立的预防腐败局以及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预防部门承担。
另外，审计、海关等单位和部门也具有一定的打击腐败的职能。
反腐败机构众多、职能分散，各反腐组织之间协调性不足，是腐败现象得不到有效打击的重要原因之一。
应当说，当前反腐败协调小组在协调查办案件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从实际操作来看，由于各自地位、性质不同，办案对象、办案手段也大相径庭，反腐败协调小组应有的作用得不到很好的发挥，难以形成查办案件的合力。
而且反腐败协调小组主要是一种松散型协调议事机构，不具有最终决定权，其决议不具有强制约束力，法律地位也未予明确，因此其作用有限。
根据美国学者约翰·海尔布鲁恩的归纳，当今世界各国的反贪机构可以划分为4种模式：第一种是全能模式，反贪机构具有侦查、预防和教育功能，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第二种是侦查模式，反贪机构规模小但侦查权高度集中，如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第三种是议会模式，反贪机构独立于行政和司法机构，只向议会报告工作，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廉政公署；第四种是多部门模式，一些部门相互独立，共同承担反腐败职责，如美国联邦政府道德规范局的腐败预防功能与司法部侦查、起诉职能相互补充，共同减少腐败[⑥]。
从透明国际公布的全球廉洁指数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来看，大多数采用第一种或第二种模式，即成立高度独立、高度综合、充分授权的专门反腐败机构，如香港1973年成立的廉政公署，仅用了4年时间，清除了香港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绝大多数腐败，不到十年时间就实现反腐败成功；新加坡成立贪污调查局专门从事反腐败工作，仅用了五六年时间便实现了社会腐败现象的根本好转。
鉴于当前我国反腐败机构众多、法律规定零散、职能重合甚至冲突的现状，建议对当前各个反腐败机构进行重新整合，最终的目标是整合为只有一个反腐败机构，即把目前分布于党、政、司法系统的纪检监察机关、预防腐败局，检察院的反贪局、职务犯罪预防机构等都逐步纳入整合改革范围，以纪检监察机关为主体，在此基础上整合成立高度独立、权限高度集中的专门反腐败机构，即预防和惩治腐败局，与纪检监察三块牌子，合署办公。
预防和惩治腐败局内按预防教育、调查侦查、查办惩处等职能设置内设机构。
并制定《反腐败法》，参照新加坡反贪污调查局的设置，赋予专门反腐败机构有权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嫌疑人；没收贪污罪犯的全部贿赂；检查和冻结嫌疑人的银行账户，甚至可以查其家人账目；入屋搜查、检查和扣押认为可以作为证据的任何物品；进入各部门、机构，要求其官员提供调查人员认为需要的任何物品、文件和内部资料。
甚至有权对所有公职人员的行为进行跟踪等特殊侦查活动等。
专门反腐败机构同时拥有党政纪律调查权与腐败犯罪调查权，二者彻底整合而无需加以区分。
专门反腐败机构既可调查腐败犯罪案件，也可调查党员违纪案件，而无需在机构和执法过程中进行区分。
[⑦]专门反腐败机构实行垂直管理，实行机构独立、成员独立、经济独立，不受地方各级政府机关领导、制约，直接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负责，保证其应有的独立性。
其理由在于：第一，目前纪检监察机关和反贪渎侦部门受各自办案手段、查处范围及对象的限制，且独立性与权威性不强，难以形成反腐败合力，不利于从根本上铲除腐败。
成立专门机构有利于提高反腐败工作权威性，有利于有效整合现有资源，不但可以继续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优势，而且有利于打击与预防、教育相结合，从源头上打击腐败行为。
第二，由于纪检部门不是执法主体，无法律赋予的侦查权与司法强制权，办案手段受到限制。
成立专门反腐机构并立法后可以较好解决目前纪检监察机关办案手段法律依据不足的缺陷，实现反腐败主体、工作程序的法定化。
第三，职务犯罪侦查权归属更加合理。
按照刑事案件侦查权、公诉权、审判权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的原则，职务犯罪侦查权归属检察机关并不合适，由于其作为侦查主体行使特定侦查权，同时其又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这必然形成自我监督的情况，与现代法治精神与原则相违背。
第四，从世界反腐败趋势来看，成立高度独立的专门反腐败机构已成为各国治理腐败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成立专门的反腐败机构正是适应这一发展趋势的重要举措。
三、关于提升纪检监察机关地位问题 监督是对掌握和应用权力者实施的行为，因此，对监督者来说，需要有比被监督者更高的权威，才能有效对其实施检查督促甚至剥夺权力。
当前纪检监察机关权威性不够强，特别是在监督同级党委方面明显处于“弱势”地位。
其一，从纪检监察机关的职级地位来看，纪检监察机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相对较低，纪检监察机关职级地位低于同级党委政府，也不及人大机关和政协机关。
正是由于纪检监察机关与被监督对象在地位上的不对等性，导致纪检监察机关监督功能受到掣肘，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
其二从纪委书记的地位来看，目前纪委书记仅作为地方同级党委的常委，其地位有限。
在2006年初开始的地方党委换届中，党委副书记这一层级被大量削减，新任命的纪委书记不再像过去通常所安排的那样由党委副书记兼任，而是仅作为同级党委的一名常委。
虽然2009年中央纪委、中组部等联合发文明确规定县级纪委书记的常委职务排序按任同级领导职务的时间，排在资历相同的常委前面。
但这一规定仅适用于县一级，其他层级并未明确。
导致地方各级纪委书记在同级党委中的地位被削弱，对于履行《党章》所赋予的协助同级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在现行格局下既不便于协调，也无法协调。
监督的本质是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监察、督促和处置。
如果监督一方的权力过小，不能对被监督一方行使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与抑制，这种监督必然是无力的，其效果将大打折扣。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纪检监察机关的政治地位，提升纪委书记与监察局长的职级地位与在领导班子中的话语权，并授予纪检监察机关与其所承担的职责任务相适应的权力，以实现监督这一权力博弈天平上的平衡。
一是纪委升格。
将地方纪委级别升格为与同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相同，这样，就能够使监督方的权威性更高，监督威慑力更强，从而对被监督方形成有效监督和制约。
从理论上讲，实行纪检监察机关与同级党委政府级别地位相同并非没有法理依据。
《党章》第二十五条规定，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选举同级党的委员会和同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因此，纪检监察机关与同级党委都是由同级党代会选举产生，向党代会报告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纪委已不再是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而是一个与其平行的机构。
[⑧]因此，提升纪委的政治地位与机构级别在法理上不存在任何障碍。
二是提升纪委书记和监察局长的职级地位与话语权。
建议对地方纪委书记仍按照2006年换届之前的格局，由同级党委副书记兼任，同时，对监察局长实行高配一级，并赋予纪委书记、监察局长在领导班子中更多的话语权，如对“三重一大”事项安排的监督权，对违法决策或违反法定程序决策的否决权等。
四、关于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问题 纪检监察机关是专门履行党内监督和行政机关内部监督职能的机关，其工作性质与工作任务决定了这是一项“得罪人”的工作。
纪检监察机关受同级党委政府领导管理，干部考核管理机制与晋升激励机制与其他公务员并无不同。
由于工作任务的特殊性，纪检监察干部往往被孤立、排挤，甚至遭到打击报复。
在干部选拔推荐投票中，秉公执纪的纪检监察干部往往因为得票率较低而难以得到提拔和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纪检监察干部干事的积极性。
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纪检监察干部选拔任用机制。
香港《廉政公署条例》规定，“廉政专员及其管辖职员不受公务员叙用委员会之职权管辖，故不是公务员”。
廉署成员体系与政府公务员体系相互分离，自成一体，廉政公署在任用人员时会在一定程度上依循香港政府法例和香港公务员任用制度，但又不同于其他政府部门的管理。
借鉴香港关于廉政公署的管理体制，建议对纪检监察干部任用选拔与其他党政干部选拔任用相互分离，出台单独的纪检监察干部选拔任用规定，明确规定纪检监察干部提拔任用的标准、条件、程序，从而进一步畅通纪检监察干部晋升渠道。
纪检监察工作是一项纪律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具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腐败犯罪现象不断趋于“高智能化”，高科技、高智商腐败手段层出不穷，纪检监察工作的专业性与技术性越来越强，对纪检监察干部办案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建立一支专业化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是适应当前反腐倡廉形势任务、提高反腐败斗争有效性的迫切需要。
当前，在干部队伍专业化建设上，主要存在着专职不专、准入机制不完善、专业化水平不高等问题。
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专业化建设，要着重完善四项机制。
一是职责界定机制。
进一步明确职责定位，既要履行好本职工作，又要从与性质、职权不相符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不搞越俎代疱，大包统揽。
二是干部准入机制。
参照法官、检察官的管理模式,对纪检监察干部实行资格准入制。
三是干部职业化机制。
着重建立一支以纪检监察为专门职业和终身职业、并具备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职业地位和职业保障的干部队伍。
四是教育培训机制。
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继续发展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改革开放确实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中国已经实现的发展是靠改革开放，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必须靠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面对的矛盾，只能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来解决。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
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为什么改怎么改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城市建设速度不断加快，市容市貌作为城市的“面子”日新月异，城市发展的成果给人们带来了各种愉悦的体验，但与之相伴生的诸多问题也困扰着城市管理者。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直接面对城市中最基层民众，承担着政府城市管理职能中最艰辛的版块，加之目前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制度支持体系尚不完善，经常成为媒体负面关注的曝光点。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出台，为深入推进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确定了原则、梳理了思路、指明了方面、提出了要求，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布的关于城市管理与城管执法工作的重要文件。
城管人从中央的政策文件中看到了曙光，2016年3月1日，住建部、中央编办、国务院法制办于联合召开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电视电话会议规定，会议明确规定了改革时间节点要求，即：“原则上，4月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出台具体方案，6月底前市、县政府要拿出具体实施方案”基于此，各地跃跃欲试，但改革进程差强人意。
截至7月上旬，仅四川凉山州、河北、山西、江西、北京、海口、温州等省市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的消息见诸报端，其中有的改革意见过粗过泛，甚至有的地方存在照搬中央改革意见的嫌疑，如：《河北省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大量内容与中央文件重复规定；部分城市改革方案迟迟不能出台令人焦虑，笔者认为，要解决城管执法体制症结，在此次改革过程中，以下问题须高度关注：一、自上而下VS自下而上的路径选择问题该问题可具体分成两个层面，第一层面：上层，立法先行VS基层，摸石头过河。
从建设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的角度看，行政机关设置应坚持职权法定原则，没有法定依据不得设立行政机关；没有法定依据，行政机关不得自行放弃、扩大或转移其职权。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权力必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不能自行设定，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活动。
非经法律授权，行政机关不能作出行政管理行为；超出法律授权范围，行政机关也不享有对有关事务的管理权，否则都属于行政违法。
行政机关作为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者，其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而人民的意志是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以立法的形式体现，因此，行政机关的认定要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通过立法方式予以规范。
具体到行政机关的职权、职责，具体内容又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上，由行政法规作必要补充。
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李钺锋表示制定一部城市综合管理法律，使城市管理有章可循、城市执法有法可依，是有效化解城市管理难题的根本路径，可以构建城市综合管理法治化新格局。
立法先行，才能为此次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第二层面：上层，先行一步，标准明晰VS基层，自主尝试，相互取经。
《指导意见》和改革推进会明确了城管执法架构，但对城管部门机构设置、领导体制、服装标志等细节未定论，至今未公布具体标准，国家《城市管理法》迟迟无法出台，今年以来各地改革进程不一，各地机构名称莫衷一是，如：温州将城市管理与行政执法局更名为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北京挂牌成立了城市管理委员会，“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遑论其他。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应当以法治化、规范化为切入点，着力解决阻碍制度有序运行的诸多问题。
中央层面设置明确标准十分迫切。
笔者认为，自下而上则允许从地方至中央的改革模式尊重了地方政府城市管理自主权，但此次改革是全国性的，如果顶层设计标准不明确，各地按照紧张的时间节点要求，先行先试，难免“忙中出错”，出现不一致之处，既影响城管形象，有可能导致二次改革，增加不必要的成本。
改革应以国家《城市管理法》和中央改革明细标准为起点，建立改革强有力的法律制度支撑和可参照施行的样本，自上而下实施，才有利于改革工作有序、彻底推进。
中央应及时关注此问题，并尽快公布明确标准，自上而下引导改革进程。
二、管理与执法的关系问题中央政策倡导推进市县两级政府城市管理领域大部门制改革，有条件的市和县应当建立规划、建设、管理一体化的行政管理体制，这种模式有助提高城市管理相关职责权限协调配合的效率，但是不是全国所有城市都要进行管理和执法合一、整合一个部门的模式，一体化是不是意味着新的城市管理职能集中于一个部门
笔者不敢苟同，若照此推论，必将推出荒唐结论：政府各职能部门“变身古代县衙”，不必细分职责，则职能合一，一劳永逸，省去协调成本，解除相互推诿之虞。
政府机构具有整体性，又因工作业务内容不同、职能的专业性，政府应按照一定的原则和序结成严密的系统，彼此之间形成各有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据《2015年郑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郑州市现有956.9万人，市区总人口475.6万人，建成区面积437.6平方公里，若按照《指导意见》匡定的管理职责和综合执法权责事项要求，未来的城管执法行政执法（仅含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权责事项可能已超过900多项，若实施管理和执法合一的模式，在处罚基础上加上庞杂的管理职能，未来的城管部门是不是显得过于庞大
管理和执法两方面会不会顾此失彼
部门工作效能会不会不降反升
长期以来，在我国的行政管理过程中，决策、执行、监督职能在政府与部门，或部门与部门之间配置不科学的问题众多。
重决策，轻执行；重制定政策，轻抓落实的现象比较突出，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以会议落实会议，以会议贯彻会议，导致出现“决策空转，人心涣散”的不和谐局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要“优化政府组织结构。
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深化机构改革。
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
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是当前完善权力结构、规范权力运行、防止权力滥用的客观需要。
要通过适当分解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使决策职能、执行职能、监督职能由不同部门相对独立行使，努力形成不同性质的权力既相互制约、相互把关，又分工负责、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
因此，要把人大、政府决策的事项落到实处，就必须有相应的政府部门去执行，各部门由过去的集决策、执行、监督于一身的机构，变为纯粹的执行机构，这样一来，就可以把权力分散开来，防止各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马怀德、王柱国在《城管执法的问题与挑战》一文中认为“一体化是指城市管理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有效配合、监督制约到位的管理体制，科学合理地划分和清理城管综合执法部门内部之间以及综合执法部门与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管理权限和范围，避免职权交叉重叠现象和执法真空现象的出现”，笔者十分认同，是不是采取一体化
应充分允许地方政府实事求是，根据本地城市发展规模、程度而定，应考虑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向，绝非所有城市管理职能集于一身。
三、执法局与执法队伍的关系问题实践中，很多具备行政执法职能的政府部门多设置执法队伍，执法队伍行政隶属关系方面作为该部门直属机构，执法队伍性质为独立的事业单位法人主体，二者属于外部上下级关系，并非内部隶属关系，执法队伍要履行该部门的行政执法职责，就必须履行行政委托程序。
另一种行政隶属关系则是政府部门与机关科室内部上下级关系，机关科室不具备独立的事业单位法人资格，对外能直接以该部门名义作出。
如：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确认市本级行政强制执法主体的通告》（郑政通〔2013〕1号）和《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法定行政执法主体的通告》（郑政通〔2015〕34号）规定，郑州市城市管理局（郑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作为市级行政执法主体，具备城市管理方面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方面等职能，市级虽然是城管执法主体，却缺少内部隶属关系的执法队伍，无法直接开展执法活动，不能独立履行规定的职权，必须采取委托的方式进行。
实践中，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不得不委托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监察支队、市城区河道管理处、市政设施监理所等七个单位开展。
受委托单位都具备独立法人资格，郑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于2012年2月出版的《郑州市行政机关执法职责综览》［2011版］（第三册）对受委托执法单位进行列举，环保、建设、房管等很多政府职能部门均采取这种模式开展具体执法工作。
城管执法是不是要继续复制这种模式呢
笔者认为，不能认为凡存在即合理。
我们如果仔细探究设置城管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最初目的，就能得出否定答案，该制度是为解决多头执法、职责交叉、重复处罚、执法扰民和行政执法机构膨胀等问题，国发〔2002〕17号规定“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应作为本级政府直接领导的一个独立的行政执法部门，依法独立履行规定的职权，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该部门职能配置时仅有执法职能，若不能以自己名义独立地开展行政执法，反而要借助第三方的执法力量开展城管执法，将背离《行政处罚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设计初衷，极易导致多头执法、重复执法、行政执法机构膨胀等问题反弹。
《行政强制法》第十七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若执法局与执法队伍为相互独立的两个机构，仍沿用委托执法的模式，城管执法行政强制权具体实施将无从谈起。
此次改革设置执行（执法）机构时，应尽量削减执行的层次和机构，构建扁平化政府行政机构，能由政府部门直接执行的，就不要或尽量不要设置二级机构。
未来的执法队伍应作为执法局内设队伍，取消其独立的事业单位法人主体资格，既符合《行政处罚法》的精神，也能明确城管执法的单位性质，充实其行使行政强制权的资格条件，避免与《行政强制法》产生冲突。
四、执法队员身份编制问题之前，国办发〔2000〕63号规定“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必须是公务员”，国发〔2002〕17号进一步明确“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要按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其他有关规定，采取考试、考核等办法从有关部门和社会符合条件的人员中择优录用”，而《指导意见》仅规定“统筹解决好执法人员身份编制问题，在核定的行政编制数额内，具备条件的应当使用行政编制”过于原则，未明确要求执法队员必须为公务员，要求有所降低，此种规定或许是出于“精兵简政”的良好初衷，但行政执法任务若允许非公务员或非行政编制人员承担，将可能为协管、临时工执法创制“合法”前提。
笔者认为，城市发展体量不断扩大，在可预测的将来，城管执法的职责会更多、任务会更重，在城管队伍人员编制限制的前提下，“协管人员数量不得超过在编人员”的目标十分困难，协管、临时工执法问题很难根治。
尽管《指导意见》这一原则规定考虑了各地行政编制限额的实际情况，但也应创造条件使用行政编制。
基于这种目标，深圳、上海的管理模式值得借鉴，《深圳市行政机关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办法》（深府办〔2015〕9号）、《2016年上海市公务员管理工作要点》（沪公局发〔2016〕16号）等明确、详细地规定了城管执法队员分类管理制度，进行了制度探索，在实践中取得了效果，有必要推广城市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模式，优势有三，一是符合《公务员法》规定。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主要履行行政监管、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稽查等现场执法职责的工作特点，工作内容具备专业性、特殊性，设置行政执法类职位类别，配套针对性管理、考评体系，符合《公务员法》精神。
二是实现控编目的。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控制机构编制的通知》（厅字〔2011〕22号）规定“各级党政机关行政编制总额和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的各类专项编制员额都不得突破”，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是政府承诺、是硬指标，这并不等同于剥夺地方政府自主权，反而激励地方政府在编制核定范围内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城管执法部门工作性质以执法为主，若实施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便于压缩不必要的管理、工勤等岗位。
三是规范城管队员管理。
于相对人而言，行政执法多为损益性的，极易导致相对人不配合和负面评价，社会公众测评却是各地政府职能部门考核一项重要指标，但实际管理中因缺少这一类别，缺乏针对城管执法部门专门考核办法，测评时，城管执法部门与政府职能部门处在同一起跑线，考核成绩往往处于末位。
长此以往，城管队伍的积极性将受到影响。
明确和规范城管队员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模式，城管队员身份关系的明确让队员执法资格问题尘埃落定，实现规范管理和制度约束，能解决基层执法部门公务员职业发展空间狭小、职务晋升困难等问题，激励城管执法公务员更好地履职尽责。
最近的深圳政治体制改革是怎么回事?
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或许也将成为经济特区政治体制改革的“元年”。
最近，一份《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在深圳政府在线上公布，里面公布了市委、市政府正在酝酿的多项重大改革：区长差额选举、区人大代表直选、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这些名词听起来就让人兴奋不已。
今年3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到深圳调研。
在讲话中，汪洋特别强调深圳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争取在这方面为全国树立样板。
一番话给深圳指明了新的方向，深圳就是要在民主法制方面有更大的创举，才能进一步树立特区的样板。
汪洋深圳调研之后，深圳市委、市政府立即布置相关部门和理论界研究深圳进一步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方向，并要求在综合各方面意见后，给出一个改革“菜单”。
深圳理论界、学界对此次探讨十分兴奋，认为深圳特区鼓起勇气，明确了改革的突破口———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法制建设，而给深圳这个勇气的，正是汪洋的一番话。
浏览《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你会发现很多令人兴奋不已的关键词。
在党内民主方面，党内选举引进竞争机制，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选范围；在基层民主方面，在区政府换届中试行区长差额选举；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探索将城市管理职能交由警察执行的新体制…… 《纲要》明确，深圳将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健全完善的市场体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力争走在全国前列，努力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制度模式。
积极发展党内民主 重大决定无记名投票 要点：全面实施区级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探索试行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度。
完善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
在党内选举中引进竞争机制，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选范围，完善市、区两级党委差额选举制度，并适当扩大差额数量，允许参选人（包括自荐和党员联名推选人员）在一定范围内开展竞选活动。
各级党委的常委会和行政机关党组的重大决议，逐步实行无记名电子表决，以真正体现多数人的选择意志。
点评：前不久一次基层党组织选举中，一名有着60年党龄的老党员说：“没有党内的民主，就没有人民的民主。
党内民主要给人民民主做榜样。
”党代会常任制，在一些地方已经进行了探索。
目前党代会每五年召开一次全会，使党代表成了五年一次的“表决工具”，实际作用有限。
实行常任后，扩大了民主，也有利于调动党代表积极性、进一步发挥其作用。
在完善党内选举方面，目前深圳市已经在探索社区一级党组织直选，但这样的直选层次毕竟太低、范围太小。
“直选”能否向上一级党组织“扩散”，还需要探索。
推进基层民主选举 区长差额直选 要点：在区政府换届中试行区长差额选举，扩大副区长选举的差额数量，候选人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开演讲、答辩，由同级人大差额选举出区长、副区长，为以后条件成熟时进行市长差额选举积累经验。
点评：1999年，深圳龙岗区大鹏镇镇长差额选举曾引起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有人甚至大胆地猜想：什么时候深圳的区长、市长能够差额选举
根据《选举法》规定，区长应实行差额选举，但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有1人，也可以等额选举。
在实际操作中，区长从来都是等额选举。
如果真能实现“区长差额选举”，将是一个不小的突破。
充分发挥人大职能 探索区人大代表直选 要点：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人大内设机构，围绕立法、监督和服务常设机构及代表合理配置人力资源。
逐步提高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专职化比例，完善人大常委会工作机制。
在区级人大换届或代表补选中，开展部分区人大代表的直接竞选，增强民意基础。
政府设立专项资金，支持设立人大代表工作站，及时反映基层群众的诉求，畅通民意反映渠道。
点评：尽管从1980年开始，已把直接选举范围从原来的乡级扩大到县级，但县级以上的人大代表均由间接选举产生。
不少学者认为，经过乡级直选45年的“学习”，我国公民已基本具备比较完全的直接选举的知识和经验。
目前，城乡公民对提高和扩大直选层级和范围的呼声日渐高涨，提高和扩大我国直选层级和范围的各方面条件均已日趋成熟。
推进廉政体制创新 学习香港“廉政公署” 要点：借鉴香港廉政公署模式，研究创新反腐廉政的工作机构和运作模式。
通过特区立法赋予其必要的权限，拓展监督的范围和职能，授予必要的手段，加大反腐廉政工作力度。
加快舆论监督的立法工作，确保新闻媒体在行使新闻舆论监督权时的应有采访权和自主权。
充分发挥网络监督作用，探索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事先通过各种媒体征求社会意见。
点评：2006年以来，深圳纪检监察等部门已数次前往香港廉政公署取经，调研内容主要围绕投标人资格预审、低价中标、工程担保等问题。
但如何在廉政制度框架上进行改革，也是有关部门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尤其深圳是全国唯一一个纪委和监察局没有合署办公的城市，许多人曾猜测，这是否为了让监察局扮演类似“香港廉政公署”的角色。
这种猜测是否能成真
正如《纲要》所说，要利用特区立法权，扩大“监察部门”的权限。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区和部门一把手“公推公选” 要点：逐步实现各区党政一把手、市政府各部门一把手由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无记名投票推荐人选，票数较高者和自荐、联名推荐的候选人进行公开演讲和答辩，最终由常委会进行差额票决。
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定期轮岗培养制度，加大市、区两级政府部门主要行政负责人跨部门交流，推动其他层级相同类别公务员跨部门岗位交流。
点评：“公推公选”由仇和在江苏燃起第一把火，这对一向以“敢为天下先”的特区是一个不小的“冲击”。
很多人在问：为什么深圳不敢
如今深圳也要进行“公推公选”的尝试，如何才能比当初的仇和走得更远
一是在“公推”上扩大民主，不但党委有提名权，群众也应该有联名提名的权利，深圳就计划增加自荐和“联名推荐”的方式；二是在公推公选官员的层级上，在实现了局长、区长“公推公选”后，还能让更高级别的官员“公推公选”吗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探索建立“城管警察” 要点：学习香港、新加坡的经验，建立健全行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适当分离又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
深入研究、合理界定各级行政管理事权，进一步优化“大部门制”管理体制，推进政府法规起草、城市规划、产业政策等决策事项相对集中的改革。
借鉴国际先进城市管理经验，探索将城市管理职能交由警察执行的新体制。
住建局下属单位有那些
建设局是根据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发[2008]11号），设立的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简称为建设局，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主要职能（一）承担保障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的责任。
拟订住房保障相关政策导实施。
拟订廉租住房规划及政策，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中央有关廉租住房资金安排，监督地方组织实施。
编制住房保障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
（二）承担推进住房制度改革的责任。
拟订适合国情的住房政策，指导住房建设和住房制度改革，拟订全国住房建设规划并指导实施，研究提出住房和城乡建设重大问题的政策建议。
（三）承担规范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秩序的责任。
起草住房和城乡建设的法律法规草案，制定部门规章。
依法组织编制和实施城乡规划，拟订城乡规划的政策和规章制度，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负责国务院交办的城市总体规划、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审查报批和监督实施，参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的审查，拟订住房和城乡建设的科技发展规划和经济政策。
（四）承担建立科学规范的工程建设标准体系的责任。
组织制定工程建设实施阶段的国家标准，制定和发布工程建设全国统一定额和行业标准，拟订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评价方法、经济参数、建设标准和工程造价的管理制度，拟订公共服务设施（不含通信设施）建设标准并监督执行，指导监督各类工程建设标准定额的实施和工程造价计价，组织发布工程造价信息。
（五）承担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房地产市场的责任。
会同或配合有关部门组织拟订房地产市场监管政策并监督执行，指导城镇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和开发利用工作，提出房地产业的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制定房地产开发、房屋权属管理、房屋租赁、房屋面积管理、房地产估价与经纪管理、物业管理、房屋征收拆迁的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
（六）监督管理建筑市场、规范市场各方主体行为。
指导全国建筑活动，组织实施房屋和市政工程项目招投标活动的监督执法，拟订勘察设计、施工、建设监理的法规和规章并监督和指导实施，拟订工程建设、建筑业、勘察设计的行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改革方案、产业政策、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拟订规范建筑市场各方主体行为的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组织协调建筑企业参与国际工程承包、建筑劳务合作。
（七）研究拟订城市建设的政策、规划并指导实施，指导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安全和应急管理，拟订全国风景名胜区的发展规划、政策并指导实施，负责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审查报批和监督管理，组织审核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会同文物等有关主管部门审核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的申报，会同文物主管部门负责历史文化名城（镇、村）的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
（八）承担规范村镇建设、指导全国村镇建设的责任。
拟订村庄和小城镇建设政策并指导实施，指导村镇规划编制、农村住房建设和安全及危房改造，指导小城镇和村庄人居生态环境的改善工作，指导全国重点镇的建设。
（九）承担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的责任。
拟订建筑工程质量、建筑安全生产和竣工验收备案的政策、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组织或参与工程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拟订建筑业、工程勘察设计咨询业的技术政策并指导实施。
（十）承担推进建筑节能、城镇减排的责任。
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建筑节能的政策、规划并监督实施，组织实施重大建筑节能项目，推进城镇减排。
（十一）负责住房公积金监督管理，确保公积金的有效使用和安全。
会同有关部门拟订住房公积金政策、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制定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管理和监督制度，监督全国住房公积金和其他住房资金的管理、使用和安全，管理住房公积金信息系统。
（十二）开展住房和城乡建设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十三）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