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彭真故居写篇作文
参观彭真故居心得体会 2014年4月14日，我随全局同志一同来到了侯马市垤上村彭真故居纪念馆，1902年10月12日，彭真同志出生于垤上村西沟的两孔窑洞中，窑洞坐西向东，洞内除了土坑、锅灶和几件简陋的木制家具外，别无它物。
彭真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彭真原名傅懋恭，1902年生于侯马市垤上村，并在这里度过他的青少年时代。
1937年中共同蒲铁路工作委员会成立，工作地点就在彭真家的窑洞里。
彭真同志生前曾三次回到故居，并在这里向乡亲们发表了讲话。
彭真故居是革命的象征，现有院落一处，占地约300平方米，有西窑三孔，北房三间。
1986年，侯马市对故居进行了加固修缮，恢复了当年的历史面貌。
故居中陈列着当年彭真同志用过的桌椅、农具和彭真同志从事革命活动的珍贵照片。
彭真同志原名傅懋恭，在故居居住和生活了19个春秋，7岁时便开始帮父亲下地干活，帮母亲纺线，12岁时上过几天私塾，17岁时考入当时的曲沃县第二高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彭真开始萌生反帝反封建爱国思想，被学生们推选为宣传队长，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开展禁烟、禁赌、禁缠足、抵制洋货的斗争，初步显示了高超的组织才能和领导才能。
1922年， 从家乡侯马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并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他告别家乡，投身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
历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1983年，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建国后曾3次回侯马，1986年回侯马时曾挥毫题词：团结奋斗，把侯马建设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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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同志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给我以心的震撼，更加坚定了我入党的信心和追随党的意愿，他是伟大的，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
回顾那段血泪历史，使我更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当代青年人所肩负的重任。
特别是当看到那些革命烈士惨死的情形后，我更是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我深深感到我现在是生活在幸福的年代里，更应该为祖国、为人民做更大的贡献。
如何写好煤矿的一片通讯稿
一、宏观视角的总体史式审视将近代中国铁路作为一个整体，从某一个侧面来加以研究、审视，这种总体式的史学研究成果不少，其中有论述铁路的作用、影响的，有关于铁路发展方面的，有涉及外债问题的，此乃学界着意的大要所在。
铁路的影响：学界在谈及此问题时，强调了三个方面，即城市化、农业、民俗。
探讨铁路的城市化作用的文章有两篇：李占才所著《铁路与近代中国城镇变迁》(《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第5期)、姜益和徐精鹏合著《铁路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作用探析》(《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两文指出，铁路促进了客货运输，人口流动，市场扩大，经济发展及城市的变迁：一些新兴城镇崛起，一些古城镇的功能发生变化，一些不通铁路的古城镇衰落。
关于铁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李占才著有两文：《铁路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同济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铁路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趋向》(《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5期)。
两文阐述的主体意思是：铁路运输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从而也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区域化倾向的发展，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
从民俗角度看铁路的影响，这是较为新颖的探索。
这方面李占才之文《铁路与近代中国民俗的嬗变》(《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及《铁路与中国近代的民俗嬗变》(《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认为：铁路引发了民俗心理的更新，导致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的变迁，促使相见礼、婚礼、丧礼等礼仪风尚演变，推动了国人娱乐、纪年、剪辫放足等习俗的进化，尽管民俗嬗变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但总体而论，是朝着进步、健康的方向发展。
另外，王旭章还著文《走向市场的中国铁路向历史借鉴什么》(《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指出铁路当之无愧是市场经济的主动脉，其表现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沿线资源的规模经营，加快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产业的转移，促使统一的全国市场逐步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的接轨，经济区域化趋势发展。
朱从兵著文《铁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4期)相对要冷静一些，该文认为：铁路与沿线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需要的互动关系，铁路对沿线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是以工业为中介的，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铁路建成后还需有正确的政策导向，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
铁路发展：包括商办铁路、修筑及管理特色、政府政策、不发展的原因等方面的内容。
商办铁路的研究是学界的弱项，对此问题宓汝成著文(《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间创业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通过对民间投资铁路史的梳理，得出如下结论：民间资本有投资铁路的意愿，其压抑力量主要来自列强资本，其次才是封建势力；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不是商办资本铁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二者的因果关系恰恰应该颠倒；商办铁路资本在清政府国有化政策影响下零碎化是历史的倒退。
关于铁路管理问题，芮坤改之文《晚清对官办铁路的管理述论》(《保定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厘清了晚清朝廷逐渐将最初由地方大臣管理的“官办”铁路收归朝廷统一管理的过程。
对于我国近代铁路的修筑及管理特色，胡正民、李占才著文(《强人筑路以线设局——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特色》，《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将之归纳为：强人筑路，以线设局，铁路的修筑及管理权掌握在实力派官僚的手中，因而非常混乱和纷繁。
论及清政府的铁路政策，骆向韶著文(《清政府的铁路政策》，《湘潭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1863—1889年、1889—1900年、1900—1911年。
孙自俭之文《晚清铁路政策的官办与商办之争》(《安庆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则主要讨论了官办还是商办的问题。
该文指出：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确立了官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关于铁路干线国有问题，马陵合著文(《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该政策出台的原因有二：一是盛宣怀建立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野心，二是立宪派社会舆论宣传的推动。
论述铁路权为外资侵夺的文章有谢撼澜之文《近代列强对中国铁路利权的疯狂掠夺》(《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6期)。
探讨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缓慢的原因的文章较多，其中归咎于内因的有三篇：祝曙光所著文《近代中日两国铁路发展比较研究》(《贵州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尹铁所著《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延误原因探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李文耀、王成林之文《近代中国农民对铁路态度的变化》(《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归咎于外因的有宓汝成所著文《中国产业近代化为什么徘徊不前——以中国铁路的建设和运营(1895—1927年)为中心作一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铁路外债： 丁永刚在《论近代清政府建设中的外债问题》(《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将清政府借用外债修铁路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甲午战前、甲午到《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到辛亥革命前。
借债筑路符合历史趋向，功不可没，不应片面地认定是“卖国主义”行经。
张九洲也著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一文，类之。
孔永松、蔡佳伍之文《晚清铁路外债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将清政府借外债修路划分为四个阶段：1881年唐胥铁路的修成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到190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1903年到1911年5月10日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911年5月10日到10月10日武昌起义；外债的类别有筑路、赎路、路政借款三种；借款抵押有一个从以路为抵向以地方厘金税捐抵押的转变。
基于解读近代国人外债观的努力，马陵合著文《经济民族主义的悖论——关于近代中国对铁路外债认识历程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概念支撑，道出了外债观中的超经济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功利。
否定经济民族主义，有利于理性阐释铁路外债问题。
马陵合另著文《略论清季东北铁路外债的超经济特质——以均势外交为中心》(《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类此。
从外债角度重新审视芦汉铁路的收回，马陵合之文《论芦汉铁路的外债问题》(《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认为其意义要打折扣。
马陵合之另文《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安徽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也指出：文明排外是20世纪初中国收回铁路利权的基本口号，它较集中地体现了近代国人的赎路情结，文明排外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维持国权与引进外资的两难抉择。
至于《潜流：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重新估价》(《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一文，马陵合的主体意思是：晚清最后几年，收回利权运动趋于式微。
而从经济学理角度就债论债，肯定借款筑路的积极作用，逐渐为人注意。
只是它的声音是微弱的，难以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同。
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部分认同，应是近代中国在维护主权与利用外资之间难以取舍的真实体现。
在借款模式方面的研究中，马陵合著文《“浦口条件”：近代中国铁路借款模式的变与不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以1908年中国与英、德签定的、以地方税捐为担保而非以路作抵的《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为研究对象，集中论述了学界忽视的有关条约的运用情况及其如何被弃用等问题。
从政策角度研究外债，王致中之文《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认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时在甲午战败之后。
决策背景为筹筑卢汉铁路，铁路发展定为国家“实政图强”要务，但国库“点金乏术”，商资筹招落空，铁路资金来源仅有外债外资一途。
政策要点乃“洋债”由国家铁路总公司统筹，路借路还，以路作抵，拒招洋股，“路权仍属于我”。
二、铁路与地方的区域史式探析 铁路与地方的关系研究，属于个案式、区域式的史学研究。
京汉铁路作为晚清时期修筑的第一大动脉，此前学界已予以较多注目，对此，田伯伏从直隶采煤业人手，著文《京汉铁路与直隶沿线近代采煤业的起步》(《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分析了京汉铁路修建对直隶煤矿业如井陉、临城、磁州等的影响，指出铁路作用体现在运输速度的提高和运费的降低扩大了煤的销售市场，此外，铁路本身就是煤的固定消费者。
我国近代的铁路网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苏生文著文《晚清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的形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1年第1期)，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专题研究，该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路风气已经大开，清政府在北方地区修筑了京奉铁路、京汉铁路、京张铁路和津浦铁路四条主干线和一些支线，构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
西北铁路发展在近代属于落后地区，有关研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赵志龙著文《近代西北铁路规划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从晚清到民国，西北铁路规划经历了一个内容由简到繁，地位由次要到主要的发展过程，西北铁路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
任军利著文《铁路与近代陕西的商品经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主要分析了铁路所导致的陕西经济变化。
正太铁路是山西近代第一条铁路，自如雪之文《正太铁路建筑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7年增刊)，阐述了该路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并指出其对山西经济的影响如下：运输量很大且逐年递增，收益可观屡有盈余，促进了工厂的建立。
滇越铁路对封闭的云南来说，高势能的影响之大可以相象。
顾继国、杨金江合著《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进出口贸易》(《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指出：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形成了与世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相对独立于国内市场的云南地方市场。
王文成也著文《滇越铁路与近代云南对外贸易——兼谈云南与东南亚间的通道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94年第1期)做了相似的分析。
而张轶群之文《滇越铁路的历史记忆——滇越铁路沿线的近代铁路社区建筑初探》(《小城镇建设》2003年第4期)，则以建筑为视点。
广西铁路的发展，绅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此，陈志波著文《绅商与近代广西经济》(《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其具体表现有二：首先，从领导力量上看，政府虽然是名义上的领导者，但直接操作各项具体事务的却是绅商；其次，从路款的认集的比例来看，绅商认集的路款占绝大部分。
专论龙州铁路的有朱从兵之文《广西龙州铁路筹建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南浔路是近代江西第一条商办铁路，杨会清之文《略论南浔铁路兴衰的历史命运》(《抚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分析了筑路过程中在筹款、技术、时局等诸多方面的困难，运营中有关会计制度、股东大会制度等内部管理改革，及对汀西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
沪宁铁路乃清末最为重要的铁路之一，对此，高志斌、王国平合著《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阐释了借外债的原因、经过及民众抵制情形。
除了上引文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文章，其中有粗涉上海铁路发展的(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工具的变迁(1840—1949)》，《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有谈论铁路与晋商兴衰关系的(谢元鲁：《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有探讨铁路对移民的助力的(周春英：《浅析近代华北移民大规模迁居东北的社会背景》，《荷泽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有研究铁路促进城市发展的(王杉：《简析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段光达：《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纪凤辉、张翠华：《哈尔滨近代城市的特点与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有介绍铁路股票的(夏详烈：《清代川汉铁路股票》，《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三、关键人物与铁路发展 与铁路发展有关的近代人物主要有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詹天佑、刘铭传、盛宣怀、容闳等。
在研究李鸿章与近代铁路的文章中，余明侠所著《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地位》(《徐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论述的较为全面。
该文认为，李鸿章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认识，从1863—1867年的短短四年间，经历了严词拒绝、朦胧认识、正确了解和坚决实践等四个阶段。
李鸿章不顾谤议丛集，独开风气之先，主张利用西方技术但必须权自我操，初步规划了铁路干路蓝图，执着不渝兴修铁路，于此可知，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此外，余明侠另著有《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前后的铁路建设——兼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的新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一文，类之。
从铁路外债角度研究李鸿章的文章有马陵合之文《论甲午前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困境——兼评李鸿章的铁路外债观》(《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
相形亦肯亦否李鸿章的文章也有一些，如周辉湘之文《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业的开创》(《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在肯定了李于凇沪铁路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首倡自建铁路的同时，指出：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中法谈判中及之后的思想开始向出让路权转变，其借债修路思想损害了国家利益。
此外，筑路也有发展个人实力的意图。
类似的文章有赵东喜之文《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铁路的兴办》(《河南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朱从兵之文《李鸿章与中东铁路》(《徐州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试论李鸿章在中国铁路史上的地位》(《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从总体上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吴剑杰之文《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该文认为，真正能从开发利源以振兴经济的高度认识铁路的近代化价值的，张之洞是第一人，铁路成为他一生最后20年的生命主题。
此外，陈晓东也著文《张之洞与晚清铁路》(《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对张之洞发展铁路的贡献作了介绍。
具体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朱从兵之文《粤汉路权赎回后张之洞的自建主张与实践》(《广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吴剑杰之文《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将李鸿章与张之洞联系起来予以研究是有益的探索，这方面的文章有周辉湘所著《李鸿章和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论略》(《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研究孙中山与铁路的文章有数篇，之一是朱从兵所著《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述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该文认为：由于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时期美国的铁路建设速度最快，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以美国为主。
他对近代世界铁路的发展大势、基本成就、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建设与管理体制或经验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认识，其认知水平超出了他以前的中国近代的其他先进人物。
之二是冯君之文《论孙中山铁路建设的战略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此外，朱从兵另有文《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民元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新探》(《学术论坛》2002年第5期)以铁路与民生的关系为视点，来探悉民元孙中山的铁路思想。
詹天佑在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如同秋瑾在近代妇女史上一样，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很值得研究。
以往人们多注目于京张铁路的独立筑造，而经盛鸿等则着意于其他方面的内容，其著文《詹天佑与清末民办川汉铁路》(《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詹天佑与辛亥革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指出：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中，不仅开创了中国独立造路的奇迹，建成了震惊世界的京张铁路，而且率先支持在20世纪初兴起的民办铁路事业，并亲自主持艰险异常的民办川汉铁路。
当清廷在1911年5月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后，他勇敢地支持保路运动，进而支持辛亥革命。
这是他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又—伟大贡献。
关于刘铭传在台湾修筑铁路问题，陈九如著文《刘铭传与台湾铁路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指出：刘铭传从御侮图强的目的出发，力主修筑台湾铁路，妥善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难题。
台湾铁路的兴筑，便利了台湾的交通，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传播了近代化观念。
刘铭传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吕锡生著文《盛宣怀传略》(《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
关于容闳的影响，陈汉才之文《容闳的留学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华南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主要强调了他对铁路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农行六维方略的内容?
1月17日至18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京召开2017年经营工作会议。
会议强调，要把方向，厘清治行兴行思路方略。
新一届行党委成立以来，围绕农业银行的根本问题，广开言路、集思广益，逐步形成了一套治行兴行的思路方略，概括起来就是“六维方略”，即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各级行班子建设这一个中心；筑牢业务工作和党建工作这两根支柱；坚守服务“三农”、做强县域，突出重点、做优城市，集团合成、做高回报这三大定位；强化风险管理、人才队伍、科技系统、公司治理这四大支撑；增强服务实体经济、案防风控、价值创造、市场竞争和稳健行远这五大能力；推进经营理念、组织结构、盈利方式、业务流程、动力机制和商业模式这六大转型。
诚信中国行动观后感
从“毒奶粉”到“地沟油”，从“瘦肉精”到“染色馒头”，网络安全、信息安全、医药安全等领域纷纷亮起了红灯，就连最圣洁的学术殿堂也沾染上了不良之风。
诚信危机正侵蚀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刺痛着人们的道德神经，拆解着人们对于真善美的向往。
两会期间在央视播出的8集大型电视系列纪录片《诚信中国行动》拷问着人们的良知，试图和观众进行一次有效的心灵对话。
历时四年精心筹备、知名专家倾力策划的我国首部以“信用”为题材的8集大型电视系列纪录片《诚信中国行动》于两会期间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强势登陆，直面现实生活中有关信用缺失的问题，探寻治本之策，该片一经问世便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热议。
网友们评价说，终于有一部纪录片能够不回避矛盾，如此深刻地叩问社会尖锐话题，专家们评价说，该片是中国飞速发展时期的一次自我反思，它承载着历史责任，反映出了艺术家们勇于担当的精神。
信用危机：引发对诚信建设的思考 中国在创造一个个世界奇迹的同时，却经历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痛。
曾经的信义之邦正在遭受着诚信缺失和道德滑坡。
《诚信中国行动》第一集初始就以“时代呼唤”的名义向人们描绘了社会生活中与诚信缺失相关的各类现象和问题，“近年来，在生产领域，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大案要案仍然时有发生；在流通领域，拖欠银行贷款、逃废债务、合同失信等现象并存；在消费领域，价格欺骗、服务欺骗、虚假广告、促销陷阱、形形色色的商业欺诈令人防不胜防；在证券市场，虚增利润、内幕交易、操纵市场，一些上市公司的失信行为致使许多股民损失惨重；在发展迅猛的网络世界，盗版侵权、网络水军、钓鱼网站、泄露用户个人信息等问题严重阻碍着互联网的健康发展。
凡此种种现象归结为一点，就是信用的缺失。
” 该片的总制片人郑富权在谈到影片的创作源起时说：“从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国社会已经从一个熟人社会演变为陌生人社会。
经济活动也日趋信用化，银行信贷、股市和债券融资、消费信贷、信用卡消费等各种信用交易蓬勃发展。
但是，与此适应的现代信用制度和信用文化，却没有随之确立起来。
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缺乏共同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道德约束的弱化也是造成社会诚信严重缺失的原因之一。
”他还指出，从上世纪90年代王海打假产品，到今天方舟子打假学术，诚信缺失如同瘟疫一般，逐渐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严重阻碍着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损害着东方大国的国际形象，荼毒着人们的精神家园，侵蚀着和谐社会的构建根基，这迫使他思考和行动。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直言说，当下中国社会诚信流失严重，一些部门和地区陷入了“塔西佗困境”，即无论政府做什么，甚至做得很好，民众也不信任。
其次是社会信任严重缺失，典型的是“仇富”现象。
由此可见，加强当代中国的诚信道德建设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十分重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多年精心筹备，以信用制度建设和诚信道德建设为主旨的电视系列纪录片《诚信中国行动》得以问世。
伴随着影片中精美的画面和翔实的资料，从信用的独特视角，重新审视我国的发展轨迹和改革前景，探寻中国社会诚信之道的美好愿景。
四年磨一剑：融汇古今 演绎中国行动 自2009年以来，中央新影集团联合北京大学信用研究中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共同策划、筹备拍摄《诚信中国行动》。
4年来，摄制组相继采访了北京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等有关机构，走访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公安部等有关领导，奔赴北京、上海、黑龙江、辽宁、山西等地进行了实地调研。
此系列片共8集，分别为《时代呼唤》、《经商之道》、《恒业之基》、《财富之尺》、《公信之门》、《立信一方》、《信用之城》、《大道为公》。
通过回溯中国传统诚信观念和商业原则，介绍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信用机制，重点梳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和国家在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推动社会诚信建设方面的政策、措施，着力叙述国务院各部门、地方政府以及各行业、机构、企业和个人在探索信用体系建设，共筑诚信社会环境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典型事例，从而达到普及信用文化、倡导守信意识、弘扬诚信道德的目的。
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主任章政认为，纪录片《诚信中国行动》涵盖了公民、企业、政府信用和社会信用体系、制度建设等八方面的内容，是一部全面反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诚信建设取得的成果，思考当前一些领域诚信缺失的原因，探索解决建立我国社会信用体制的优秀电视作品，对于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实现社会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吴晶妹评价说，《诚信中国行动》以鲜明的立场、通俗易懂的语言、大量的事实说明了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无论是经济交易活动还是人们的日常生活，都需要信用。
该片用深入浅出的方式把信用常识、信用管理知识具体地告诉给了人们，把宣传教育做到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做到观众的心中。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刘宝成也对该片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该片凝聚了众多专家的智慧和民众的意见，站在历史和全球化的高度，呈现了我国现实生活中有关诚信的种种善举和困境，旨在激发人们对诚信机制和行为模式的深思。
在全面推动诚信建设的大潮中，这无疑是一次负责任的尝试。
无信不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呼之欲出 如何建立和维护信用
为什么要重视信用、建设社会信用体系
电视系列纪录片《诚信中国行动》给出了答案。
从我国目前的诚信状况来看，公众对信用的认识还不是很全面。
其实，诚信还包括制度建设和评价体系的建设，在更深层面上，信用是人类社会形成的一套与诚信原则相关的运行方式，只有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管理中真正运用信用体系，信用才能发挥行为约束和价值导向的作用。
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胡晟盛分析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过而立之年，要全面深入攻坚突破，必须确立现代诚信价值观，直面现实生活中的信用缺失，加快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信用体系。
“只有建立起并维护好自身的信用，个人和企业才能够被社会认同，获得长远发展；只有建设好信用体系、加强信用监管和服务，才会形成良好的社会信用氛围。
正如该片在第四集中介绍的同仁堂、天福号等中华老字号以及辽宁瓦轴集团这样的老企业，依靠传统文化和企业自律延续了诚信经营的良好风范，并通过强化自身的信用管理，规避信用风险，赢得发展机遇。
该片通过具体的事实和例子，以生动的画面教育人们如何建立和维护好自身的信用，向企业宣传真正的经商之道。
”吴晶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涉及经济、文化、价值观、道德与精神追求等方方面面，既抽象又具体，可以很庞大深邃也可以很细小琐碎。
《诚信中国行动》结合具体的事例，借助生动形象的画面展示，娓娓道来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诸多措施和构想，这是一剂开给社会的良药，专家们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