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心得体会
对红军长征的心得体会七十年烟雨同舟，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弹指一挥间，历史在废墟中蜿蜒。
立于赣江河畔，风清如水，秋明如镜，心乱如麻：两万五千里，这究竟是怎样的血肉长城
就像一位饱受沧桑的耄耋老者，凡尘不染心境，俗物不萦胸怀，经历了短暂的惊艳，而后是长久的沉寂。
可是，在华夏这个海纳百川的版图上，浮云总难遮望眼，黄沙吹进始现金，没有浮尘的一时骚扰，怎能衬托出那墙壁的历久弥坚
这就是长征呵，万里长征
千回百折，雄关漫道真如铁，跨越万水千山，历尽千难万险，用理想和信念、意志和力量、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在中国革命史上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没有人怀疑过“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的险境，没有人忘记过“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的惆怅，更没有人淡忘了“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式的豪情
大雪覆盖下的莽莽秦晋，千里冰封中的滔滔黄河，它们是否感知，那支经过长征锤炼的红色劲旅，正奉命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向着抗日最前线疾进
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长征之路漫长而又曲折，15个省份、20多座巨大的山脉、30多条河流，这每一个数字都足以载入文明史册。
尤其是在长征的过程中，红军往往处在数倍于己的敌军的追击堵截中，平均3天就要发生一次激烈的大战，而且平均每天还需急行军50公里以上。
试想一下，一天走近两百里的山路，不论白昼，还有敌人。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怎么能在一天内走这么远的路呢
但是他们走到
稽之往史是什么意思
①意义与影响：锻炼和考验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保存了党和红军的基干，留下光荣的革命传统，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推动了革命形式的发展。
②巧渡金沙江：从1935年5月3日至9日，在7天7夜的时间里，红军主力就靠这7只小船从容地过了江。
担任后卫的9军团在南渡乌江以后奉军委命令一直绕圈子，忽南忽北，牵制了敌人部分兵力。
1935年5月6日，他们到了云南东川与巧家县之间，并于1935年5月9日在渡过了金沙江。
两天以后，敌人的追兵才赶到南岸。
可红军早已毁船封江，无影无踪地走了,体现出了将士们的机智与勇敢。
飞夺泸定桥：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的一场战役，发生于1935年5月29日。
中央红军部队在四川省中西部强渡大渡河成功，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四团官兵在天下大雨的情况下，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跑步前进，一昼夜奔袭竟达120公里，终于在5月29日凌晨6时许按时到达泸定桥西岸。
第2连连长和22名突击队员沿着枪林弹雨和火墙密布的铁索踩着铁链夺下桥头，并与左岸部队合围占领了泸定桥。
打破了蒋介石妄图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反革命迷梦，是红军长征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胜利之一。
这次胜利体现了红军无限忠于人民革命事业的大无畏精神。
强渡大渡河：强渡大渡河（Force dadu river）是指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在四川省越西县（今属四川省石棉县）安顺场渡过大渡河的战斗，也是长征途中的一次著名战斗。
强渡大渡河是红军的一次生死之战，能否渡过河去，是中国革命的关键。
为了渡过大渡河，在作战开始前，先遣队首长对这次作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他们同作战部队一起制定渡河方案，并强调这次渡河作战的重要意义，从而使作战部队增强了信心，鼓足了勇气，为作战取得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苏轼一生经历概括
关于城市义，我国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中有过解释。
我国古“城”与“市两个不同的概念。
城，多是指四面围以城墙、扼守交通要冲、具有防卫意义的军事据点。
“城，郭也，都邑之地，筑此以资保障者也” 。
市，指的使交易市场。
“市，买卖所之也。
”“贸、贾，市也”。
可见，凡进行买卖的交易场所即为市。
从古文文献记载城与市的基本特征看，城与市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有城不一定就有市，相反，市场也不一定围筑墙垣。
可见，最初的城或市，皆不包括复合名词“城市”的概念。
只是到了周代，随着城或市的发展与变化，它们才逐渐含有“城市”的意义。
即城市是一个人口集中、非农业各类产业发达、军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交通与文化的中心。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战国至南北朝时期。
此时期城市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因素的制约，故在此阶段前期，即战国至东汉末，当时我国历史的政治局面是从分裂走向统一与稳定的时期，表现在城市的发展趋势是由点的分散与狭小变化为点的相对集中与扩大。
而后期，从东汉末至南北朝时，我国境内政权不是呈鼎立状态，就是呈南北对峙或分裂局面，政治动乱持续，战争频繁不断，表现在城市的发展趋势就是不稳定，许多城市的兴衰具有政治、战争作用的突发性。
另外，这一阶段新兴的城市还有手工业、商业贸易的发展，宗教的传播等原因的推动。
此外，随着各个时期边疆地区的持续开发，城市的地理空间分布更广阔，在长江与珠江流域已出现了一些新的城市。
但南方除少数大城市的发展水平逐渐接近北方外，黄淮流域的城市数量与发展水平仍居当时全国的主导地位。
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是有其必然性的，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形成、发展的历史。
这一时期我国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有以下四种途径：一、由早期的侯国都邑发展而成的城市。
这类城市历史长、规模大，发展的条件，特别是人文主观条件优越，如临淄、曲阜、咸阳、邯郸、大梁、蓟、郢等。
它们多在西周时已筑城垣，尽管其早期规模小，城垣简陋，但由于都城特殊的政治地位，能凭借诸侯国内人、财、物的全面支持，加上选择城址时多考虑了其自然与经济地理条件，而且即使在秦汉统一以后，它们中的多数虽失去了国家或政权政治中心的优势，但仍是某一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因此，他们仍能维持其持续的发展，领先于当时全国城市发展的先进水平。
其二、由于郡县治等地方政区的设置和统一推行，许多郡、州、县治等地方政区治所逐渐形成城市，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这是因为，设治的地方多为一个地区的政治、军事等的中心。
如秦汉时济北郡治博阳（今山东泰安）金城县治（今甘肃兰州）等，皆是最初作为地方政取得治所而逐渐发展为城市的。
尽管由于自然环境和经济地理条件等变迁，有些郡、县治城以后衰落了，但大多数的郡、县治城则自秦汉以来得到了持续的发展，甚至大多成为今天某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中心，如商丘、石家庄等即是如此。
秦汉时千余个郡县治所城市，特别是黄淮流域中原一带的城市，基本是通过这一政治动因的途径迅速形成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其三，处于水陆交通枢纽或是河川渡口、江湖河海交汇点等的城邑，由于交通便利、交换频繁，使人口、货物聚集而发展起来的城市。
这类城市经济意义较为重要，因而发展快，也具有城市历史长的特点。
一些地方政区治所在选择建城位置时也注意到了交通、水域等，因此，也属于这一类型。
如汉武帝征服匈奴夺取河西地区设置河西四郡以后，河西城市开始陆续兴起。
同时，由于河西走廊上东西交通频繁，著名的“丝绸之路”上的河西城市不断得到发展。
其中以敦煌发展最为显著，东汉时一度成为管辖西域的政治、经济中心。
其他如武威、张掖、酒泉等城市发展，作为东西交通的必经之路，其交通的畅通与否以及与西域贸易往来的密切程度是当时直接影响这里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
当时的淮阳（今河南淮阳）、广陵（今江苏扬州）、江州（今重庆市）、临湘（今湖南长沙）等城市无不是因滨水域靠要道而兴旺发达起来。
其四，出于军事目的在关隘要塞或边防重地所筑城邑发展而为城市的。
一般来说，城邑都是出于政治、军事目的而建筑的防御体系。
但是出于军事目的建造的城池和这坐城能否发展为城市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这些城有的在邑落居住地筑起城垣，有的是在旷野重新筑城，如秦汉时期的长城一线，就有许多像朔方（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临沃（今内蒙古包头）北舆（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以及九原、云中、定襄等重要的关塞城市。
这些城除了直接用于战事的关隘防守以及军队驻扎外，在当时本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大多数皆发展为或大或小的城市。
从上述战国至南北朝时期城市兴起和发展情况看，主要有四种途径或四大因素：政治因素；自然条件；经济、交通状况；军事需要。
这四大因素中的前两项决定城市兴起、选址的大范围、总地域，后两项决定城市在大范围内的具体位置。
第二阶段，即从隋唐至清末时期，从时间上大致可把当时的城市史地沿革划分为隋唐五代、辽宋金元和明清三个时期。
隋唐时期城市发展的原因除政治的再次大统一以外，大运河的开凿，南方经济的持续发展，海外贸易的兴起、增多，茶叶及其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的影响等也是其重要因素。
这是因为，上述原因不仅改善了长江与钱塘江流域和北方地区以及海外的交通联系，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和商业贸易的发展以及商品经济的发达与繁荣，而且完全靠手工操作的密集型商品经济生产吸引了大量劳动力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迅速聚集，促使南方地区人口密度不断升高。
因此，在运河两岸、南方东南沿海、长江流域、湘鄂赣等地出现了一批新的城市，从而不断地改变着城市发展及其地理分布的状况，城市发展的重点区域开始由中原地区逐渐向江南地区转移。
但这时城市本身的发展还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城市的内部结构仍是实行坊、市分开管理定制；并且这时城市的政治、军事中心职能还比较明显，相对的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还较少。
五代十国时期城市发展的趋势更体现了上述的各种特点。
辽宋金元时期，北方地区由于长期受战乱的影响，不仅使原有的城市遭到了战火的破坏，而且大量北方人口由于不堪忍受长期战乱的痛苦再度大规模向南迁移；同时，宋王朝南渡，政治中心随之南移，从而为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以加速南方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另外，广大南方地区自五代以来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持续发展，自六朝以来南方不断的开发在经过两宋数百年的发展后其经济基础更为雄厚，从而使南方地区城市的迅速发展具备了最基本的，亦是最重要的推动力；此外，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不断得到广泛的开发和利用，特别是纵横如网的江河湖海，不仅为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建立等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而且有利于内河航运和海外贸易的发达，贸易和货物的转运，使南方沿海地区和通往内地的交通线上的城市迅速发展，新的城市不断兴起。
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城市发展的主要特点除上述江南已成为城市发展、分布的重点地区和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不断增多，城市的工商业职能进一步加强、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作用日益明显外，至少还有两点：一、自宋代始，城市中临街设店、坊、市合一的现象已普遍出现，坊市分离的管理定制开始崩溃，城市内部结构在城市发展中的这种变化已被宋代政府认可，并形成新的合理合法的管理制度。
这是因为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市场太小以及坊、市分开设置的城市结构已成为城市发展的障碍，因此，打破坊、市严格分离的界限及其制度已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商店、货栈随需要临街而设，即可方便市民，又可无限扩展商业贸易场所，使商业经济更加繁荣，增强城市街道、水系及其对外交通的意义，从而促进城市的迅速发展。
宋都的开封、临安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商业中心。
此外建康（今南京）、鄂州（今武昌）、苏州、扬州、镇江、广州等，都是商业发达、坊市合一的大都会。
二、一些手工业与矿业等专业城镇开始兴起，并且成为我国城市发展史上城市体系中的一种新类型。
当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在一些经济作物种植较为普遍和集中加工以及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密集型的手工加工或矿产开发带来了人口的大量聚集，推动了商业贸易的繁荣，因而在这些地区出现了许多以特种手工业加工或矿产开发为主的城镇，如无锡（米市）景德镇（瓷器制造）个旧（产锡）会泽（产铜）等。
明清两代，城市发展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其整体水平不断提高，城市的数量、规模、类型、结构、功能等，在这一时期都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发展和变化。
当时，促进这种发展和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的普遍提高，各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农业经济内部结构的变化，及农业经济商品化部分的不断增长，从而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推动力，而城市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经济商品化程度的扩大和加深。
同时，明清时期社会的相对稳定与国家长期统一，国内外交通的发展及其各地联系的进一步加强，人口的增多，特别是康乾时期人口的成倍增长及其向城镇的聚集和开发边远地区所带来的人口大量流动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当时城市的发展，并决定或反映出城市发展的新特点。
明清时期城市发展的特征有：一、自明代前期起，由于工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从而促成了明清两代工商业城镇的大量涌现，出现了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大批中小城镇，推动了中国古代城市的迅速繁荣，构成了这一时期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当时工商业城市发展的状况来看，按其基本职能，主要可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以手工业为主的城市，它分布于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
随着大量农业人口向工商业人口的转化，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的发展，因此，以手工业为主的专业城镇大批增加。
当时，江南的苏州、杭州、松江、嘉兴、湖州等均以发达的纺织业闻名全国。
另一类主要是作为国内较大的商业中心，其位置多分布于交通线上的枢纽地带，特别是水运线上或水陆交汇点上。
如长江沿岸的重庆、宜昌、江陵、九江等，尤其是今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位于汉水入长江的交汇点上，由于有“九省通衢”之便，成为当时的“四大名镇”之一，另外，运河两岸的天津、沧州、临清、扬州、淮安等也是远近闻名的商业城镇。
第三类是以对外贸易为主要职能的港口城市，这类城是多分布于东南沿海一带便于海运的江河入海口上。
其中主要由广州、泉州、漳州、福州、宁波、潮州、太仓、上海等。
在这些商业贸易中心市镇，不仅货物繁庶众多，而且商贾云集如织。
二、明清时期我国东北、西北、西南、东南等广大边境地区的城市兴起和发展的区是相对加快，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古代城市发展完全不平衡的状况、，这是明清时期城市发展的又一特征。
这是因为长期统一，边疆行政中心治所于军事重镇的设置，以及人口的飞跃式增长和向边疆地区的平衡流动等因素，加速了边疆的开发，使其城市发展加快。
如东北的瑷珲、吉林、锦州等。
因此，城市发展在经过明清长期的兴盛以后，不仅当今所有的省会级城市在当时已经形成，而且绝大多数地县级治所城邑也已经形成，从而奠定了我国现代城市分布的格局，在我国社会生活体系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理空间位置。
三、明清时期城市的设计、规划、建筑水平等大为提高，城市自身特别是京城的用地布局和道路系统不仅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而且能够充分利用自然地形，把一些河湖水面组织到城市总平面中来，从而大大地丰富了城市面貌，同时使城市更具有安全感。
当时，许多城市中仍有农田、水利设施即属此类。
这是明清时期城市发展的第三个特征。
这对以自然经济为主、科学技术不甚发达时期城市的发展史尤为必要的。
正是由于城市及其城市工商业经济不断发展等原因的推动，从而敲响了中国古代专制社会没落的丧钟；社会经济生活包括人们思想观念也随着发生了巨大的而深刻的变化，城市的物质条件和生活方式业愈加成为大多数人所虔心向往的东西；历史也因此踏入了近代社会的门槛。
描写春夏秋冬的简短的句子
1、《春日》宋代：朱熹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翻译：谁都可以看出春天的面貌，春风吹得百花开放、万紫千红，到处都是春天的景致。
2、《春江花月夜》唐代：张若虚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翻译：春天的江潮水势浩荡，与大海连成一片，一轮明月从海上升起，好像与潮水一起涌出来。
3、《咏柳 \\\/ 柳枝词》唐代：贺知章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翻译：这细细的嫩叶是谁的巧手裁剪出来的呢
原来是那二月里温暖的春风，它就像一把灵巧的剪刀。
4、《小池》宋代：杨万里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翻译：娇嫩的小荷叶刚从水面露出尖尖的角，早有一只调皮的小蜻蜓立在它的上头。
5、《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代：杨万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翻译：那密密层层的荷叶铺展开去，与蓝天相连接，一片无边无际的青翠碧绿；那亭亭玉立的荷花绽蕾盛开，在阳光辉映下，显得格外的鲜艳娇红。
6、《山亭夏日》唐代：高骈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翻译：水晶帘在抖动微风拂起，满架蔷薇惹得一院芳香。
7、《山中》唐代：王维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
翻译：荆溪潺湲流过白石粼粼显露，天气变得寒冷红叶落落稀稀。
8、《野望》唐代：王绩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翻译：层层树林都染上秋天的色彩，重重山岭披覆着落日的余光。
9、《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唐代：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翻译：北风席卷大地把白草吹折，胡地天气八月就纷扬落雪。
10、《江雪》唐代：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翻译：所有的山，飞鸟全都断绝；所有的路，不见人影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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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典雅词派相关论题之探讨 第五章，论述词学史上北宋之辨。
归纳各家意见南宋」与「北宋」词可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风格类型：一重自然的感发，一重人巧的精思；北宋浑涵，南宋深美，各有所长。
所谓「绵密工丽有余，而高情远致微减」，正可概括南宋典雅派词的长处和缺点。
最后总结全文，以为本文在设计上，由词笔势态、词情体貌到风格类型，兼顾了形式与内容、个别家派与时代风格等层面，正扣紧了「南宋」、「姜吴」、「典雅」等概念，不但厘清了各种相关论说的理论层次，也具体反映出南宋姜吴典雅派词的风格特质及其时代意义。
一、南北宋词的不同特色 《北宋词史》写到结束的时候，南宋词人的创作已经隐约可见。
这里应该对南北宋词不同特征做一个回顾与总结，以为进入《南宋词史》阅读的过渡。
首先，南北宋词的不同来自于音乐的演变。
词，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音乐文学，词的诸多变化都与音乐的嬗变息息相关。
古代社会，缺乏科学的音乐曲谱记录方法，音乐的传授或教学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许多优美的曲调都是依赖歌妓和乐工之口耳相传。
于是，新的曲谱乐调的不断涌现，必然淹没大量的旧曲调，许多当年盛极一时的流行音乐，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河流之中。
南宋许多词虽然还可以合乐歌唱，但是“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也”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
南宋末年词人张炎《国香·序》说：“沈梅娇，杭妓也。
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
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
词成，以罗帕书之。
”可见“旧谱零落”，时能唱周邦彦某几首曲子者，便是凤毛麟角。
“诗歌总是先从歌中借来适当的节奏，并直接继承其抒情的性格。
在适应了这种节奏以后，诗和歌便进入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最后变成不歌而诵的徒诗。
”北宋词人，多应酒宴之间歌儿舞女的要求，填词当筵演唱。
北宋词人作词，是随意性的应酬，是业余的娱乐消遣，是逢场作戏，是私生活的真实描写，是无遮掩性情的流露。
南宋词作，越来越脱离音乐的羁绊，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逐渐成为文人案头的雅致文学。
另一方面，南宋社会环境的巨大改变，迫使歌词创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
南宋词作，很多时候是文人墨客间相互酬唱或结词社应酬的结果，有时还是抗战的号角，是服务于现实的工具。
南宋词人作词，是高雅的艺术活动，是精心的组织安排，甚至是庄重的情感表达。
所以，《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
” 其次，与这种音乐背景的演变和创作环境的改变相关联，北宋词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写内心情感，自然而发，生动感人。
南宋词人则费心构思，巧妙安排，精彩丰富，门径俨然，句法章法可圈可点，警策动人。
周济说：“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
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
然南宋有门迳，有门迳故似深而转浅。
北宋无门迳，无门迳故似易而实难。
”又说：“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
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
”两者各有春秋。
北宋词即见性情，易于引起阅读者的普遍共鸣；南宋词巧见安排，值得阅读者的反复咀嚼。
这种作词途径的根本性转变，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彦，在大晟词人的创作中已经广泛地看出这一方面的作为。
《白雨斋词话》卷三更是从这个角度讨论词的发展与盛衰：“北宋去温、韦未远，时见古意。
至南宋则变态极焉。
变态既极，则能事已毕。
遂令后之为词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况愈下，盖有由也。
亦犹诗至杜陵，后来无能为继。
而天地之奥，发泄既尽，古意亦从此渐微矣。
”这种“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发”。
再次，北宋词率情而作，浑厚圆润，表达个人的享乐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词匠心巧运，意内言外，传达词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兴寄托手法。
周济说：“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
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
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
”②南宋词就在这一方面，最受清代词人的推崇。
最能体现南宋词人比兴寄托之义的当推咏物之作，词人结社之际也喜欢出题咏物。
因为古人咏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
”（清沈祥龙《论词随笔》）《芬陀利室词话》卷三说：“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
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
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
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遗》中，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
知乎此，则《齐天乐·咏蝉》，《摸鱼儿·咏莼》，皆可不续貂。
即间有咏物，未有无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
”重大的社会与政治题材，通过比兴寄托的手法表现在歌词之中，南宋词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词。
清人就是立足于这一点改变对南宋词的看法。
二、南北宋词优劣论 关于南北宋词的不同创作特色、优劣比较，是历代词人、词论家热心关注的问题。
这种关注，首先来自对南北宋词作的感性认识。
众多作家，根据个人喜好，或浸染于北宋词之中，或细心揣摩南宋词，各有心得，各抒己见，有时还形成交锋与争论。
大致说来，截止到清初朱彝尊，北宋词更受人们的喜欢与推崇，创作中北宋词更多地被学习与模仿。
《词苑萃编》卷八《品藻》说：“容若自幼聪敏，读书过目不忘，善为诗，尤工于词。
好观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诸家，而清新秀隽，自然超逸。
海内名人为词者，皆归之。
”喜好北宋词作，是当时词坛的普遍情况。
朱彝尊以后，清代词坛上崛起的“浙西词派”、“常州词派”，都以南宋词人为创作之圭臬，南宋词受到空前的尊崇。
朱彝尊《词综发凡》第三条说：“世人言词，必称北宋。
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突出。
”宗尚南宋词，以姜夔、张炎词风为正，是朱彝尊的一贯审美追求，也是浙西词派的创作圭臬。
朱彝尊在《水村琴趣序》中说：“予尝持论，谓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诸南渡。
”《鱼计庄词序》又说：“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
”持论似乎南北兼顾。
然而，在创作过程中，朱彝尊偏好南宋词的趣味就明显地流露出来，他自言：“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
”（《解佩令·自题词集》）《词综发凡》所揭示的编纂宗旨，明确体现出朱彝尊偏尚南宋词的爱好。
朱彝尊推尊南宋词，除了时代、身世、审美趣好等复杂因素以外，还有其明确的理论目的，这就是要倡导南宋词的“辞微旨远”，以推尊词体，达到救明词之弊的目的。
吴衡照说：“‘词至南宋，始极其工’，秀水创此论，为明季人孟浪言词者示救病刀圭，意非不足乎北宋也。
苏（轼）之大、张（先）之秀、柳（永）之艳、秦（观）之韵、周（邦彦）之圆融，南宋诸老，何以尚兹。
”（《莲子居词话》卷四） 北宋词多娱宾遣兴之作，自然感发，托意确实不高。
这本是由词的文体特征所限定，未可论优劣。
南宋词适逢时代风云际会，词人极尽安排之能事，其词旨若隐若现，别有寄托。
好之者便可将其上接《风》、《骚》，归之诗教，通过“香草美人”的喻托传统，推尊词体，提高词的地位。
朱彝尊《红盐词序》说：“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
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
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
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
”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朱彝尊特别赏识姜夔和张炎的词作。
宋翔凤《乐府余论》剖析说：“词家有姜白石，犹诗家有杜少陵，继往开来，文中关键。
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国，皆借托比兴，于长短句寄之。
如《齐天乐》，伤二帝北狩也；《扬州慢》，惜无意恢复也；《暗香》、《疏影》，恨偏安也。
盖意愈切而辞益微，屈、宋之心，谁能见之
乃长短句中复有白石道人也。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也阐述了相同的观点，指出白石词的特点是“感慨全在虚处，无迹可寻，人自不察耳。
感慨时事，发为诗歌，便已力据上游，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
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斯为沉郁，斯为忠厚。
”张炎词的特色也在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山中白云〉提要》说：“炎生于淳佑戊申，当宋邦沦复，年已三十有三，犹及见临安全盛之日，故其所作往往苍凉激楚，即景抒情，备写其身世盛衰之感，非徒以剪红刻翠为工。
”易代之际的词人有许多身世家国感受，都属难言之隐，只能托物寓意，借水怨山。
姜夔、张炎寄托幽隐的表现方法，非常投合朱彝尊等浙西词派的脾胃。
清人郭麐对此解释并告戒说：“倚声家以姜、张为宗，是矣。
然必得胸中所欲言之意，与其不能尽言之意，而后缠绵委折，如往而复，皆有一唱三叹之致。
”（《灵氛馆词话》卷二） 仅仅着眼于南宋词的思想内容，时代所赋予南宋词的，当然要远远超过北宋词。
《莲子居词话·序》称：“王少寇述庵先生尝言：北宋多北风雨雪之感，南宋多黍离麦秀之悲，所以为高。
”这也是清代众多词人推尊南宋词的重要原因。
清代中叶，词坛创作甚至是“家白石而户梅溪”（《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一），南宋词人之影响几乎一统天下。
清代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推尊南宋词，是着眼于“比兴寄托”的理论立场。
离开这种理论上的有意识倡导，立足于感性的体悟，即使派中代表人物，仍然抑制不住自己对北宋词的特殊喜爱。
如周济是常州词派的中坚人物，通过上文引述的周济话语，可以看出周济在强调南宋词的比兴寄托之同时，却表现出对北宋词的更多爱好，甚至有隐隐贬低南宋词的倾向。
陈廷焯作《白雨斋词话·自序》称：“伊古词章，不外比兴。
”因此对南宋词人推崇备至，声称：“北宋词，沿五代之旧，才力较工，古意渐远。
晏、欧著名一时，然并无甚强人意处。
即以艳体论，亦非高境。
”（《白雨斋词话》卷一）然代表他早年词学观点的《词坛丛话》，则明显流露出偏颇北宋词的倾向，说：“词至于宋，声色大开，八音俱备，论词者以北宋为最。
竹垞独推南宋，洵独得之境，后人往往宗其说。
然平心而论，风格之高，断推北宋。
且要言不烦，以少胜多，南宋诸家，或未之闻焉。
南宋非不尚风格，然不免有生硬处，且太着力，终不若北宋之自然也。
” 而后，况周颐以“重、拙、大”论词，夏敬观据此评价南北宋词，说：“北宋词较南宋为多朴拙之气，南宋词能朴拙者方为名家。
概论南宋，则纤巧者多於北宋。
况氏言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是，稍欠分别。
况氏但解重拙二字，不申言大字，其意以大字则在以下所说各条间。
余谓重拙大三字相连系，不重则无拙大之可言，不拙则无重大之可言，不大则无重拙之可言，析言为三名辞，实则一贯之道也。
王半塘谓‘国初诸老拙处，亦不可及’。
清初词当以陈其年、朱彝尊为冠。
二家之词，微论其词之多涉轻巧小，即其所赋之题，已多喜为小巧者。
盖其时视词为小道，不惜以轻巧小见长。
初为词者，断不可学，切毋为半塘一语所误。
余以为初学为词者，不可先看清词，欲以词名家者，不可先读南宋词。
”（《蕙风词话诠评》） 清末民初的王国维，以“境界说”论词，《人间词话》开卷明宗：“词以境界为最上。
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基于这样的立场，王国维一反清代浙西与常州两派观点，抑南宋而扬北宋。
他指责朱彝尊推尊南宋，以及“后此词人，群奉其说”。
“境界”之表现，王国维认为有“隔与不隔”之区分。
南宋词人的经意安排，便比北宋词人的“自然感发”隔了一层。
《人间词话》说：“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
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
北宋风流，渡江遂绝，抑真有运会存乎其间耶
”而且，“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
”南北宋词的优劣高下自此判然有别。
王国维还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观察南北宋词，指出每一种文体都有其自身的盛衰变化，“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
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
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
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
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
”（《人间词话删稿》）甚至，进一步认为南宋“如玉田、草窗之词，所谓‘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
”（同前） 三、南北宋词平议 后人读词、论词，总体上来看是推尊北宋者居多。
大约是北宋词的“自然感发”更能打动后代阅读者，引起直接的情感共鸣。
南宋词的刻意安排，需要沉吟其中，精心品味，反复咀嚼，才能有所心得、有所感悟。
尤其是乐谱失传之后的大量歌词作者，更能从南宋词中体会出句法、章法之妙。
吴文英的词，甚至连一部分文化修养极高的专业词人也难以回味其妙处之所在，更不用说广大的普通读者。
前面引述《人间词话》“隔”与“不隔”的讨论，接触到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这种阅读中的限制，使人们更加喜爱发展阶段的北宋词，而冷落鼎盛阶段的南宋词。
北宋词的率情，使之容易走向艳情，更多“性”之描写，失之肤浅；南宋词的推敲，使之容易走向雕琢，人工痕迹过浓，因而显示其俗态。
但是，北宋词的肤浅是创作环境所必然导致的，带有文体本身的必然性。
读者阅读“艳词”，就有这种“猎艳”的心理期待。
所以，北宋词写艳情之肤浅，并不招引读者的反感。
《人间词话删稿》从这个角度评价说：“唐五代北宋之词家，倡优也。
南宋后之词家，俗子也。
二者其失相等。
但词人之词，宁失之倡优，不失之俗子。
以俗子之可厌，较倡优为甚故也。
”这应该也是人们对两宋词有所取舍的一个原因。
北宋、南宋之词，各有所长，不可偏废。
清人对此亦颇多公允之见。
《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一转述王时翔词论说：“细丽密切，无如南宋；而格高韵远，以少胜多，北宋诸君，往往高拔南宋之上。
”《艺概》卷四《词曲概》说：“北宋词用密亦疏，用隐亦亮，用沉亦快，用细亦阔，用精亦浑。
南宋只是掉转过来。
”两宋词在抒情手段、风格表现、意境构造等诸多方面，自具特色。
读者可以有喜好之选择，论者却不可不一视同仁。
清代陈廷焯对两宋词各有推崇与批评，从理性的立场出发，他是主张两宋词并重的。
《白雨斋词话》卷三针对当时尊奉南宋的词坛风气说：“国初多宗北宋，竹垞独取南宋，分虎、符曾佐之，而风气一变。
然北宋、南宋，不可偏废。
南宋白石、梅溪、梦窗、碧山、玉田辈，固是高绝，北宋如东坡、少游、方回、美成诸公，亦岂易及耶。
况周、秦两家，实为南宋导其先路。
数典忘祖，其谓之何。
”卷八又说：“词家好分南宋、北宋，国初诸老几至各立门户。
窃谓论词只宜辨别是非，南宋、北宋，不必分也。
若以小令之风华点染，指为北宋；而以长调之平正迂缓，雅而不艳，艳而不幽者，目为南宋，匪独重诬北宋，抑且诬南宋也。
”《词坛丛话》直接用比喻说明问题：“北宋词，诗中之《风》也；南宋词，诗中之《雅》也，不可偏废。
世人亦何必妄为轩轾。
” 具体而言，北宋词处于歌词的兴起、发展、逐渐走向全盛的时代，在歌词之题材、体式、风格等多重角度做了诸多的尝试与开拓，为后代歌词之创作开启了无数法门。
后起作者，可以根据各自喜好，沿着北宋词开拓的某一途径，继续深入下去，如辛弃疾之于苏轼、姜夔之于周邦彦等等。
南宋词则承继其后，最终将歌词引导向全面鼎盛的阶段。
南宋词人，于题材方面，艳情与社会政治并重；于体式方面，令、慢并举，引、近穿插其间；于风格方面，优美与崇高并存，且渐渐发展出清醇和雅的新风貌。
尤其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南宋词千变万化，穷极工巧。
“词至南宋，奥窔尽辟，亦其气运使然。
”（《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二）所谓“气运”，就是词史发展的必然。
《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引凌廷堪论词观点说：词“具于北宋，盛于南宋”，最是符合词史发展的实际情况。
四、北宋词的贡献与词史地位 北宋词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中处于一个关键性的历史阶段，它前承唐、五代词的传统，后开南宋词风，甚至对宋以后词的发展也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陈匪石《声执》卷下《宋词举》总结北宋词概貌与渊源说：“周邦彦集词学之大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凡两宋之千门万户，清真一集，几擅其全，世间早有定论矣。
然北宋之词，周造其极，而先路之导，不止一家。
苏轼寓意高远，运笔空灵，非粗非豪，别有天地。
秦观为苏门四子之一，而其为词，则不与晁、黄同赓苏调，妍雅婉约，卓然正宗。
贺铸洗炼之工，运化之妙，实周、吴所自出。
小令一道，又为百余年结响。
柳永高浑处、清劲处、沉雄处、体会入微处，皆非他人屐齿所到。
且慢词于宋，蔚为大国。
自有三变，格调始成。
之四人者，皆为周所取则，学者所应致力也。
至於北宋小令，近承五季。
慢词蕃衍，其风始微。
晏殊、欧阳修、张先，固雅负盛名，而砥柱中流，断非几道莫属。
由是以上稽李煜、冯延巳，而至於韦庄、温庭筠，薪尽火传，渊源易溯。
”陈氏的归纳，以标举重要作家为支撑点，将整个北宋词联系起来评论。
然所论表现出显著的与众不同的审美眼光，不免有过度揄扬周邦彦之处。
本书通过北宋词的全面讨论，可以看出北宋词在词史上的如下贡献，其词史地位也因此奠定： 第一，在词体形式上为南宋词的发展做好了充分准备。
北宋早期词人多数致力于小令的创作，小令的形式日益丰富多彩，创作技巧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高水平。
同时，慢词形式也正逐渐引起柳永、张先等文人的注意，声势浩大地登上词坛，并迅速为词人们所熟练掌握。
北宋中期，慢词已经取得了与小令并驾齐驱的重要地位，成为词人抒情达意的主要方式。
到了大晟词人手中，令、引、近、慢诸体具备，声韵格律变化繁多而又规范整饰。
这一切都为南宋词的发展作了必要的准备。
没有这样的准备，南宋词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第二，婉约词的纵深发展与豪放词风的创立是北宋词坛的重要建树之一。
北宋词继承“花间”、南唐的传统，使婉约词的创作呈现出缤纷多彩的繁荣景象，从秦观到周邦彦，婉约词的创作出现了一个高峰，它始终左右着北宋词坛的创作，成为词坛创作的主流倾向。
与此同时，苏轼又以他博大的襟怀、雄放的词笔，把词引向抒写个人豪情与面向社会现实的广阔道路，为长短句歌词注入了新鲜血液。
北宋中后期的词人不同程度地、悄悄地接受着苏轼新词风的影响，词坛风气正在缓慢地改变。
宋室南渡以后，爱国豪放词的创作风起云涌并由此而形成词史上永世不衰的优良传统。
这一传统的建立是从北宋开始的。
第三，歌词“雅化”过程的基本完成，树立了典雅精美的审美风范。
宋初词人晏殊、欧阳修等承继南唐词风，其小令别具一种雍容富贵的气度、平缓舒徐的节奏、雅致文丽的语言，使歌词向典雅净洁的方向迈进一步。
苏轼则成为文人抒情词传统的最终奠定者。
从整体上观照，词的“雅化”进程，某种意义上也是词逐渐向诗靠拢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至苏轼却是一种突飞猛进的演变。
在北宋词“雅化”进程中贡献最大、成就最高的是大晟词人，尤其是集大成的词家周邦彦。
大晟词人在前辈作家努力的基础上，将精力集中于歌词字面、句法、布局、修辞、音韵等诸多技巧方面的精雕细琢、“深加锻炼”之上；他们广泛地吸取了前辈婉约词人的种种长处，促使宋词朝着精致工整的醇雅方向发展；他们将北宋词人创作以自然感发为主，转变为“以思索安排为写作之推动力”，为南宋雅词作家确立“家法”。
从唐代到北宋末众多词人的“雅化”努力，已经为南宋风雅词创作之风起云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第四，柳永以市井生活与俚俗语言入词，有意识地将词拉回到民间通俗浅易的创作道路上来，从而开创了俗词流派。
柳永以后的词人，虽然都自觉地抵制、批判柳永的“词语尘下”，但是在创作中却不自觉地接受其影响，出现出雅俗并举的风貌。
至徽宗年间，由于宫廷的倡导与社会风气的改变，更使俗词的创作风起云涌，形成庞大的创作流派。
南宋词人时而以戏谑俗词批判现实政治，就是承继了北宋末年俗词的优良传统。
第五，百花齐放的词坛与批评空气的形成。
尽管北宋时期出现过“乌台诗案”这样的文字狱，也出现因填词而仕途上备受打击之事。
但就整体看来，北宋重文轻武，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甚高，待遇也优于历代，文学创作空气比较自由。
所以，北宋词也是在比较自由的空气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才能出现多种流派与多种风格之间的相互比较和竞争，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与此同时，文艺批评也比较活跃。
这种批评不仅表现为不同流派之间，同时也表现在师生之间。
如苏轼批评过秦观，而苏轼的门生晁补之、张耒却褒秦而对苏则有所贬抑，陈师道甚至说苏词“要非本色”，而苏轼却不以为是忤己。
这种文学创作讨论的民主空气与自由批评是很有利于词创作发展的。
正是在这种自由批评的空气中才出现了李清照的《词论》，敢于对成名的男性词人一一加以批评。
南宋词创作的进一步繁荣，风格流派的众多以及词论的大量涌现，都与北宋这种健康的、活跃的风气有着密切关系。
北宋词史的结束，就是南宋词史的开端，两者之间还有许多不可断然分裂之处，如对“南渡词人”创作的讨论等。
与南宋词史关联更大的诸多问题，将放到南宋词史中去讨论，本书即以此“结束语”以为南宋词史的导读。
挺进大别山观后感
1.最近，公司在全工中，开展了爱国主育活动，观《挺进大别山》等影片，前辈们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和不怕苦、不怕累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牢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主义精神。
影片给人的第一印象可以用气势磅礴来形容，伴随着我们耳熟能详的歌声，直截了当地突出《挺进大别山》的主题，并用很好的过渡手法衔接到国民党阵地，引出电影的主要人物?-刘伯承。
电影的层次分明，结构清晰，按照历史顺序将解放军如何歼灭敌人的战役一一列出，并适当地带出部分将领的名字，讲述了老百姓与解放军同仇敌忾，共同抗击敌人的历史事实。
在这部电影中，我领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意”。
我们把握生命并敬畏生命，可生命对他们而言却是不畏牺牲。
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刘邓在大别山上面对无数个铁血战士强烈激昂的演讲，他们不约而同由衷地发出人民的力量不可战胜的大无畏呐喊。
刘邓的演讲是那么的振奋人心，简短而又铿锵有力，战士们的呼声更是响彻山岗，这是怎样的一种豪情壮志，有着这样的热血儿女，敌人的罪恶念头想都不要想，有着这种钢铁脊梁，任何妄图与人民为敌的人都会受到正义的惩罚。
在这发自肺腑的声音里我感受到一种强大的民族精神。
我确确实实被感动了，同时也激发了自身的爱国主义情怀。
在重温那段历史的过程中，我深刻地感受到了革命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国的和平解放不惜牺牲一切的抗战精神。
作为身处和平年代的青年人，我们不能忘记那段腥风血雨的岁月，应该永远缅怀那些千千万万不留姓名，却前赴后继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捐躯的革命先辈。
那段革命战争史是中华民族的丰碑，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魂。
历史的车轮滚滚驶过，到今天，社会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
然而，无论形势和任务有怎样的不同，我们都不会忘记这个本，丢了这个根。
求真务实，艰苦奋斗。
曾经成就我们事业的伟大精神动力，还将辉映着我们漫长而辉煌的征程。
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人民，需要永远的“为顾客服务”。
公司为了增强全体员工爱国主义意识，开展的主题教育活动，给我以强烈的震撼，同时也引发了深深的思考。
当前，国内外经营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新形势、新情况下，我们青年员工的各个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思维更加活跃，看问题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但同时也产生了种种问题，如部分员工的服务意识薄弱及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不强等。
此次教育活动的开展，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手段。
通过集中组织观看爱国主义影片等形式，增强了我的大局意识、组织意识、责任意识、模范意识和爱国意识，树立了战胜任何困难的信心，成为具有强烈的市场竞争意识的合格员工，成为执行总部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勤奋工作、刻苦学习的模范，遵纪守法、开拓创新的模范。
2.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在大革命时期，由中共领导红军在鄂豫皖三省边界以大别山为中心的地区建立的革命根据地，是仅次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块伟大的革命根据地，也是红4方面军的诞生地。
这一根据地的成立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迄今，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已建立80周年。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鄂豫皖苏区人民为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进行了英勇不屈、可歌可泣的斗争，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为在这片热土上出生、成长的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为纪念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成立80周年，革命老区的人民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
而我们黄冈师范学院商学院党组织也以此为主题开展了党组织生活会，此次党组织生活会的形式不是采取以前的小组讨论发言形式，而是以观看《大转折——挺进大别山》这一战争影片的形式开展。
坐在主教楼220教室里，我认真的看完了这部影片。
这部影片讲述的是：1947年3月18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中共中央政府所在地延安，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
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对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空前规模的重点进攻，扭转战局，刘邓大军南渡黄河，在鲁西南与敌人鏖战，先后取得郓城、定陶、六营集战役的胜利。
接着，又攻克敌重兵把守的羊山集。
此时，颇感不妙的国民党当局紧急调集35万大军日夜兼程扑向羊山集，并企图利用当地连降暴雨洪水猛涨之机，袭击我军。
面对严重的敌情、水情和党中央发来的“陕北情况甚为困难”的电报，刘邓彻夜未眠，毅然决定立即南下。
部队在连续作战、疲惫不堪未及休整的情况下，冒着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过黄泛区，渡沙河、汝河、淮河，向大别山英勇挺进，并胜利到达目的地。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坚持战斗，经历了极其艰苦和令人难忘的战斗岁月。
最后以伤亡近半的代价，实现了中央的战略意图，使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折，人民解放军提前进入了战略进攻。
这部影片给了我很深的震撼，其中有几个情节镜头令我记忆尤其深刻。
镜头一：战士们在寒冷的冬天，赤着双脚踏着结冰的河面过河。
很难想象，在那么冷的冬天，他们就那样赤着双脚踩着结有冰块的河面行走，双脚都冻紫了。
换做是我们，在那么冷的冬天穿上厚厚的袜子鞋子都觉得冷，跟别说赤脚踩冰块了。
可是在那样恶劣的环境条件下，他们却没有一个人吭声，而是那样坦然地在结有冰块的水中趟过。
镜头二：战士们边打仗边洗澡。
影片中战士们因为水土不服身上长满了疥疮，在泡澡治疥疮的时候他们还要防止敌人的进攻。
洗澡的时候一队人洗，另一对的人就拿枪在旁边打敌人，然后换班。
当看到战士们在水中嬉戏，玩闹，脸上露出的那种开心的笑容的时候，我为之动容了。
那需要多么乐观的心态啊，才能在那样的环境中懂得享受那片刻的快乐。
镜头三：刘伯承和互相争着南下，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希望让给对方。
在那种战争形势下，要南下就必须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就意味着一路上会接连不断的遇到危险。
明知是危险的，但刘伯承和互相争着去，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真诚而深厚的战友情谊，更是因为他们都有着一颗无私而伟大的心。
我被他们这种不畏险阻、不怕吃苦、无私精神以及乐观开朗的态度深深打动了。
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部反映战争的影片，更是一部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教育影片。
看完这部影片，我忍不住开始反省我自己。
最近寝室后边在施工建新宿舍楼，这座新宿舍必须在9月份开学的时候建成，好让09级的学弟学妹能住进去，因此工地一直在赶工，每天从早上六点做到晚上十一二点，在施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有噪音打扰到在寝室自习休息的同学。
因为现在快到期末，课几乎都停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自习，而我又习惯在寝室自习，所以经常跟同学抱怨寝室外面太吵，影响我学习。
想到影片中革命先辈们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人民大众的和平，不顾自己的生死投入到危险的战争前线。
我为自己的这种自私的想法深深感到惭愧，我怎么可以因为自己的舒适而不顾学校的利益呢，更何况我也是黄师的一员3.挺进大别山》影评：跟着走!走到前面去
2011年6月8日，商学院全体党员、预备党员聚集一堂缅怀了豫皖苏革命根据地建立80周年以来党的革命丰功伟绩。
期间我们一起观看了解放初期的重大历史转折点——《挺进大别山》，学习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革命精神:顾全大局 ,勇挑重担的精神 ;艰苦奋斗 ,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 ;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齐心协力 ,精诚团结的精神。
真实故事发生在我就学的红色土地——大别山麓。
解放战争初期，为了改变战局，决定向蒋介石在战略上的薄弱后方——大别山发动战略反攻。
制字了两翼牵制的作战方针，南线主力三军配合，由刘、邓率领的晋翼鲁豫野战军主力中央突破，从黄河北一直攻到长江，占据了战略要地大别山。
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收复了失地，使战争的进程大大地加快。
这是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的一个大转折。
当灰蒙蒙的画面出现在我眼前时，我不禁惊呆了，不禁为当时支撑他们前进的精神所折服。
期间有一个感人的片段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党员，当刘邓大军面临前堵后追的迫境时，刘伯承不得不做出痛心疾首的决定：舍掉一切武器和装备，徒步挺进大别山
然而却在队伍中出现悲怆的反抗声。
原来一名战士死死坚守在他的大炮上，不让任何人炸毁它们，因为那架大炮是他的三个出生入死的战友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
铁血男儿，几经生死，却在此刻流下了无助的眼泪……最后队伍不得不将所有行军包袱都扔掉。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刘伯承最后意味深长的那句话：“跟着走
走到前面去
即使我们空手走到大别山，也是一种胜利
”跟着走
走到前面去
我们跟着的，就是我们的党，我们的信仰
据报载，前不久，重庆市94岁的老红军袁昆去世了。
他留下遗嘱，要子女给他交上最后一次一万元钱的党费，说：“我死了，但共产党员的身份没有变，死后没有工资了，那就一年交一块钱，要交一万年党费
因为我们这些人就是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去冲锋陷阵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就是我们的信念。
这一万块钱的党费就是我对党的一份感情
”袁昆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血与火中铸就了“跟着共产党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坚定信念，从此忠诚于党、忠诚于自己的信仰，哪怕是在离开人世时，也要为他坚信的万世长存的党做最后的奉献，这怎能不让人为之震撼和动容
信仰，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
巴金说，支配战士的行动的是信仰，他能够忍受一切艰难、痛苦，而达到他所选定的目标。
方志敏庄严宣告：“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
信仰能够创造奇迹。
正如一首歌中唱道：“我的信仰是无底深海，澎湃着心中火焰，燃烧无尽的力量，那是忠诚永在。
”正是千千万万党的优秀儿女始终团结在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的旗帜下，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为信仰而奋斗，为信仰遭受挫折却百折不挠，为信仰历尽磨难却甘之如饴，对信仰毕生追随、至死不渝，我们党才能更加坚强有力，带领广大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 。
对每一名共产党员来说，坚定信仰是根本，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前提和基础。
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信还是不信，真信还是假信，是共产党员的试金石。
对于我大学生党员来讲，大学生的身份在某些程度上的确阻碍而我们行为能力，但不能限制我们思想的进步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整天面对的都是绿色环保、文教改革、三农建设等等。
当我们为世博欢欣鼓舞时，是否有想起过刘伯承因凌晨多睡了10分钟而懊恼不已时的认真
当我们沉浸在世界杯的激情中，有没有想过刘邓二人用一张简单的字条传递生日祝福时的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