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条例的心得体会
学习民族团结心得体会 学习民族团结心得体会 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所追求的目标。
社会主义社会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的团结为核心的，是以社会主义制度和祖国统一为基础的。
作为中国民族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含义： 1、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上，长期存在着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对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造和社会主义改造，从根本上废除了这一反动制度，开辟了民族平等团结的新纪元。
此外，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还运用行政和法律等手段禁止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歧视行为。
2、维护促进民族团结。
民族团结包括不同民族之间的团结，也包含着民族内部的团结。
3、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共同促进祖国的发展繁荣。
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步的必要前提。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大好山河，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密切关系。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56个民族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一关系，团结一致，形成强大的合力，共同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4、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
民族团结是社会安定、国家昌盛和民族进步繁荣的必要条件。
中国的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有着内在的联系。
民族团结的原则要求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维护统一，反对一切破坏团结、分裂祖国的活动。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
民族宗教政策心得体会，快
所谓民族——国家宗教，是在某一个民族或国家内部产生的、且局限于本民族或国家共同体全体成员共同信仰的宗教。
它一般由传统氏族部落宗教直接改造和发展而来，是古典宗教的第一个阶段和最初形式。
它既保留了原始宗教的某些印迹，同时也具备了古典宗教的基本特征。
民族——国家宗教主要有七方面的特点，这是它区别于原始宗教和古典宗教其他形式的特殊之处。
全民性和排他性的共存。
民族——国家宗教是具有强烈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的宗教，这种特色表现为其信仰的全民性和排他性。
民族——国家宗教首先是民族和国家所有成员的共同信仰，民族和国家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本民族——国家宗教的天然的和法定的信徒。
其天然性在于，共同的语言、地域和生产方式使其具备了共同信仰的客观基础，它必然自发地导致统一精神文化、信奉共同的宗教信仰的历史过程；其法定性在于，共同的社会制度和国家管理规定了统一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它把共同的宗教信仰作为全民的强制性义务。
无论何人都依民族习惯和国家法典信奉统一的和官定的神灵，没有个人选择的余地。
在文明社会之初的中国、埃及、希腊、印度、巴比伦等民族和国家中，其民族——国家宗教都是全民性的。
据此，有的宗教虽然也是在某一民族或国家内部产生，并仅为其中的部分成员所信仰，但由于不具备全民性，便不能归属于民族——国家宗教之列，只是一般的民族宗教。
例如中国的道教，完全是土生土长的宗教信仰，但它从来没有达到全民信奉的地步，因而不被作为民族——国家宗教。
在历史上，有的民族或国家由于社会变迁、宗教发展及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相互接触交流的冲击，其民族——国家宗教虽继续存在，并保持着大量的民族特色，但却越来越失去全民性，只剩下部分信徒，这同时也就失去了其作为民族——国家宗教的资格。
印度的婆罗门教和日本的神道教皆属于这种类型。
有的民族尽管因古代国家灭亡四处流浪，失散于世界各地，其原有的民族——国家宗教却仍然未失去全民性，是散居各地的民族成员的共同信仰，因而它还是一种民族宗教。
犹太教即是如此。
由于民族——国家宗教是在各民族和国家的社会条件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在地理环境、生活方式及国家统治等各方面的差异，又决定了民族——国家宗教具有排他性。
一方面，它只属于本民族或国家成员的信仰，除了被自己征服的民族和国家，一般不对外传播；另一方面，受民族和国家所特有的社会条件制约，而且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的内容和形式，决定了它缺乏广泛的适应性，只能在本民族或国家的及相类似的民族和国家的社会条件中生存。
这使得民族——国家宗教的命运同民族和国家共同体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当波斯人和希腊马其顿人征服了两河流域的古代巴比伦王国之后，巴比伦宗教也逐步消亡了。
古罗马人对希腊的入侵导致了古代希腊宗教的消失。
波斯的玛兹达教也是随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征服而衰落的，后来在民族和国家获得独立之后才又东山再起。
宗教信仰与民族意识的一致。
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发展，区别于以血缘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氏族部落原始意识的民族意识也在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共同性基础上逐渐成熟起来。
在文明社会之初，政教合一体制使民族——国家宗教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民族文化和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
它深深地渗透到了民族的观念和情感中，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和民族自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的群体意识与民族的宗教信仰相互交织在一起，互为表里，在宗教的观念和情感中体现着民族的认识、心理和情感，体现着整个民族及其成员安身立命的基本信念和准则；而民族意识中也包含着宗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包含着宗教的基本信仰、教义和规范。
因此，整个民族国家的成员都把自己的民族——国家宗教视为正统的文化传统和价值根据，并从中汲取生活的精神动力和行为准则。
在这一点上，民族——国家宗教与民族意识的关系同原始宗教与氏族意识的关系颇为相似，它们都是政教合一体制的结果。
例如，注重血缘关系、传统习俗和伦理道德的中国古代汉族就是同民族——国家宗教即儒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儒教敬天祭祖、效法天理、神道设教的基本教义相一致的，其中渗透了儒教信仰的宗教精神。
一神多能和诸神分级的出现。
在原始宗教多神崇拜的早期阶段，每一类事物和每一种现象都有各自的神灵，这些神灵的灵力极其有限，一神一能，各管一事，各司其职。
它们之间没有大小高低之分，相互也没有隶属服从关系。
随着社会发展与实践能力的增长，人们的接触面增大了，视野拓宽了，理性能力增强了，这使他们能够从纷繁复杂的各种事物和现象中，发现其间内在的联系与多样性的统一。
尤其是农业和畜牧业之间产生的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导致人们把注意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到直接影响着自己所从事的专营生产的那一部分自然事物和现象上，而不再重视其他无关紧要的东西。
这种变化反映在宗教观念上，便是原来特殊的、分散的神灵被逐步统一起来，一些神灵合而为一，一些神灵被转换了职能，一些神灵则被赋予了更大的神性和更多的职能。
比如随着地缘村社和部落的建立，出现了地域性的保护神即“社神”。
社神是一方土地之神，它综合了自然的和社会的多种神灵及其职能，成为掌管人畜兴旺、五谷丰登及地区安全的多能神，在古代希腊，自从航海业在希腊人的生活中获得特殊意义后，原来的陆神波塞冬就变成了保护航海业的海神。
随着农业的出现，牧神变成了农神，狩猎女神变成了丰收女神。
在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中，这种状况随社会组织的兼并统一而越来越加剧，最后只剩下一些兼备多种职能的主要神灵。
神性的增强和职能的多样化，必然导致神灵之间神性和职能的对比与差异，从而产生大小强弱之分。
特别是由于阶级的出现而形成的社会等级差别，更是必然在宗教观念中留下其影像。
于是，神灵之间也被组织和统一起来，构成了一定的秩序，并且相互具有了等级关系。
至上神以超越众神之上的最高神的形式出现了，成为神灵世界的主宰与君主，众神则隶属于至上神，作为它的官僚和下属。
这就是至上神教，它是一神教的前身。
民族——国家宗教一般都是崇拜至上神的。
如中国传统宗教崇拜天（上帝），天是自然之主，是统帅诸神的最高神灵，在甲骨文中即已有上帝命令刮风、打雷、下雨的记载。
印度婆罗门教信奉梵，它是万物的根本和万因，毗湿奴、湿婆和梵天等三主神是梵的显现，其他神祗也是梵的高低不同阶段的各种化现。
日本神道崇拜天照大神，其余诸神均受其统辖。
古希腊宗教信仰宙斯，它是奥林波斯山上众神的领袖，它主宰着整个自然与社会的秩序。
在历史上也存在一些特殊情况。
如古代埃及宗教虽然也是至上神教，但其所崇拜的至上神是随着统一王国的政治中心的变化而轮换的。
当某个地区成为首都所在地的时候，它的地方神就升格成为全国的最高神。
古代巴比伦宗教的至上神也是轮换的，但其原因却是由于外族的入侵，入侵者总是把本民族信奉的最高神变为被征服的民族国家崇拜的最高神。
而波斯宗教崇拜的是善恶二神，在下诸神依此分为光明与黑暗两个对立集团，是一种二元至上神教。
犹太教则信仰唯一神耶和华，是最早的也是古代民族国家宗教中唯一的一神教。
但是，所有这些民族——国家宗教都是以不同的形式反映了阶级社会的等级制度。
保护神与至上神的统一。
保护神崇拜早已存在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宗教中，并且是原始宗教的一个重要内容。
不过，原始的保护神崇拜主要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祖先神崇拜，后来随地缘村社和部落的出现产生的地方保护神也是以地域关系为主的，它们都带有一定的自然特性。
但随着联合诸多部落的部落联盟的形成，尤其是民族国家产生时期政治统治的需要，保护神崇拜增加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内容，人间的政治关系也在其中得到了明确的反映。
在社会生活组织相互兼并的历史过程中，保护神的兼并也同宗教信仰的兼并一道在同时进行。
国家将全民族的信仰统一于统治阶级的宗教，这种统一在其特定的表现形态上，就是以统治者一族的保护神去统属其他族的保护神，尔后又发展为整个民族国家的保护神，并成为全民的崇拜对象。
为了增强统治者一族的保护神的神圣性，强化全民对这一保护神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于是，与统治者在尘世的地位相一致，其保护神也被抬高到神界中的最高地位，成为至上神灵。
其他族的神灵则或是被取消，或是被兼并，或是被置于最高神的统治之下。
这样，在民族——国家宗教中，保护神与至上神合而为一，成为世界的创造者和本民族的保护者，兼有双重身分。
中国儒教崇拜的天、希腊宗教信奉的宙斯、埃及宗教信仰的太阳神、波斯教崇拜的阿胡拉、日本神道教侍奉的天照大神、犹太教崇拜的耶和华，都是统一了民族国家保护神和最高创世神的二元神。
不过，由于这些最高神同时又是民族国家的保护神，因而它们的王国绝不越出它们所守护的民族国家领城，在此界线外，由其他民族国家的保护神统治。
这就是说，民族国家的保护神的至上意义极为有限，仅仅适用于本民族的范围，只是针对被统治者原有的保护神而言的。
所以，它的存亡直接与民族国家的存亡联结在一起，取决于它自身的保护能力。
古代巴比伦、埃及、希腊以及波斯等许多民族和国家所崇拜的最高神，都是由于它们作为民族和国家的保护神而随民族或国家的丧失而被消亡的。
神权与君权的结合。
氏族首领和部落酋长往往同时也是宗教首领和祭祖主祭人，但这一般只是表明他是带领本氏族部落全体成员侍奉神灵的首领，而不意味着他与神灵之间具有什么特殊关系，被赋予了什么特权。
从部落联盟时代开始，出现了首领把自己提升为唯一能通天神的特权人物，从而将祭天大权独揽的现象。
这种现象的不断发展，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便进一步产生了民族国家的君王，把自己的祖先或保护神与至上神联系在一起，使之具有至上神的性能的做法。
这样一来君王便成为至上神的后代甚至化身，自己也具有了神秘。
据史料记载，中国至少从周代开始就把帝王称之为“天子”即上天的儿子。
古埃及的国王都把民族——国家宗教所崇拜的至上神视为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保护神，自称是至上神的儿子。
巴比伦宗教也直接神化人间统治者，认为他们的祖先是神或是具有一定的神性。
日本神道教把天照大神视为历代天皇的始祖，并尊天皇为人神。
在罗马帝国的君主政体出现后，亦将其君王诉诸宗教臻于神圣化，产生了“帝王神”崇拜。
苏拉被视为神之骄子，凯撒和卡利古拉生前就为自己举行了封神仪式，屋大维也接受了“奥古斯都（神圣者）”的称号。
君王的神化，使君王所拥有的地位和权力也被赋予了神圣的来源，君权由神所授。
于是，君王便成为天然的民族国家的成员必须崇拜和祭祖的最高神灵。
君王自然也是民族——国家宗教的最高首领和祭祖活动的主祭者，只有他才有资格带领众人祭祀至上神。
至此，君权与神权结合起来了，政治特权与宗教特权也结合起来了，君王集所有权力于一身，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民族——国家神圣的专制者。
这种区别于原始社会的新政教合一形式的出现，不仅表明了人类社会在阶级和民族形成之后新的国家政治的产生，而且也体现了宗教内容向社会化方向发生的转折。
中国在古代宗教即产生了君权神授的观念，认为君王统治万民是受天的委派，代表天来化育人类的，它体现了天的意志。
日本神道教的核心就是君权神授说，把天皇当作天照大神统治人间的代表，强调每一国民均应唯其圣渝是从。
巴比伦的亚述尔国王总是把自己的一切行动都说成是最高神亚述尔的决定，声称自己不过是神意的执行官。
印度婆罗门教认为婆罗门是为护持“达摩（圣法）”而生，因而居众生之首，统摄世间万物。
当然，在古代的民族——国家宗教中，也有的是实行国教制度而非政教合一。
兴旺时期的罗马帝国就是典型。
这主要是因为罗马帝国的版图不断扩大，使它的民族——国家宗教不断受到被征服的民族和国家的宗教信仰的冲击，不得不过份依赖国家强力来维护自身和统一意识形态。
同时，帝国的强盛使帝王的权力也极度膨胀，超过了宗教所能制约的界线。
所以，罗马的民族——国家宗教便完全成为受帝王控制的工具，教权为王权所支配。
僧侣阶层与规范形式的产生。
为了适应宗教变化和政治统治的需要，大量专职的巫祝产生出来，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宗教为职业的特殊社会阶层。
他们不仅是民间日益增多的宗教事务的代理人，尤其是协助君王进行民族国家祭典，并为统治阶级运用宗教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全体社会成员出力的特殊工具。
这个阶层同民族国家的政治领导集团一道，形成了集神权与政权于一身的君主专制的左右臂，因而它在社会中也享有相当的特权。
据文字记载，中国在商代之前就已出现了职业宗教者，并已有了卜（司占卜）、史（司录风雨）、巫（行术作法）、祝（司祈祷乃至祭祀）的分工。
在印度婆罗门教所维持的种姓制度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婆罗门就是世代相传、自成一体的祭司阶层。
古代罗马帝国的祭司团亦由来已久，在原始公社时期便已开始形成。
最古老的祭司团有司掌历法和节期的“彭提菲克斯”，担任信使和外交任务的“费齐亚利斯”，专管占卜的“奥古尔”，主持祭献仪式的“雷克斯·萨克罗鲁姆”，侍奉女神维斯塔的“维斯塔利斯”等。
罗马王凯撒、屋大维及其后继诸王都曾兼任最高的“彭提菲克斯”祭司职位。
古巴比伦人为了侍奉神灵，产生了一大批专门侍奉神的生活起居的神职人员，其中有传达神启和解释经文的高级祭司，有为歌颂神、安慰神而诵唱赞美诗和哀歌的音乐神，还有为神制作食物的厨神，为神洗澡的人，陪送神像去卧室睡觉的侍者等等。
另外还有被认为是侍奉神的人间妻子的女祭司，也有献身于神圣而卖淫的神娼。
在城邦时期，祭师是城邦统治集团的核心，统治者即是祭司的首领。
后来祭司形成了专门的贵族集团，甚至为自身的利益同君主发生冲突，曾参与过阴谋篡位、朝代兴替、私通外国等重大政治事件。
为了进一步强化民族——国家宗教的正统性及其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的约束力，僧侣们根据政治上的需要和宗教教义，对宗教的礼仪和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和补充。
使之统一化、系统化和制度化，建立起了以巫祝为核心的礼仪典章和组织制度，使民族国家在行为和组织方面具有了规范化的形式。
在实行政教合一体制的古代民族国家中，这种宗教规范与政治制度相统一，不仅实现了对全体社会成员宗教行为的组织化和规范化，同时也是对他们全部社会行为的组织化和规范化，成为直接维持政治统治秩序的有力工具。
印度婆罗门教很早就制定了一系列宗教规范，并以法律形式将其固定在《摩奴法典》中。
中国古代宗教亦已形成了关于宗教仪式的各种规定，提出了一整套祭祖制度，这些规范将宗教与政治和伦理紧密结合在一起，直接起着维护宗法政治制度的作用。
孔子所极为推崇的周礼就是这种政治化和伦理化了的宗教规范的样本。
古代埃及宗教被宗教学者归为典型的仪式宗教，受祭司和巫师控制的正确的规范化仪式动作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对神灵信仰的虔诚。
摩西在创建犹太教的时候，一开始就制定了《摩西十诫》和一系列律法，它既规定了宗教的信条和礼仪，又规定了行为准则；既建立了宗教体制，又建立了社会的结构和国家的律法。
神学理论与宗教典籍的形成。
原始宗教作为一种自发产生的自然性宗教，长于行动而拙于思考。
除了简单而零散的宗教观念和充满幻想色彩的神话传说外，没有抽象、系统的理论，更谈不上宗教典籍。
在民族国家出现后，人类理性思维能力的进步和职业宗教者阶层的产生构成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为创立神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僧侣们首先从对纷繁杂乱的原始宗教观念改造入手，在重新统一和确定了的关于民族的起源、祖先等一系列神话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化的教义体系和初步的神学思想，使宗教观念被理论化，从而产生了最早的宗教神学。
神学理论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在民族国家内部宗教观念的统一和巩固，标志着原始的、粗糙的和自发的宗教观念已为新的、精致的和人为的宗教神学所取代，而且意味着宗教的说服力和欺骗性的增加，更易于通过对人的理性的征服而维护和发展宗教信仰。
同时也为人们根据社会和自己需要的变化修改宗教教义、重新解释宗教观念提供了可能。
这一方面使宗教对社会的适应性大大增加，具有了更强的生命力和持久性，另一方面又孕育了宗教内部在观念上分裂的可能性，从而各种教派和宗教从此层出不穷。
随着文字的产生，在有些文化达到较高程度的民族国家中出现了叙述神学理论的宗教典籍，宗教神学往往成为最早的文字记载的内容。
在中国的甲骨文中，记载的大部分内容是有关宗教观念和祭祀仪式的，而叙述占筮理论的《易经》则是最古老的著作。
古代印度在原始社会末期即已形成了反映自然宗教内容的专门著作《梨俱吠陀》。
婆罗门教产生后，又编著了三种吠陀典集：《沙摩吠陀》、《夜柔吠陀》、《阿闼婆吠陀》，它们构成了古典婆罗门教的三大纲领，其中包含了其宗教教义和信仰的基本内容。
古埃及人有一些宗教经卷的断纸残篇保留下来。
古巴比伦流传下来的文化资料也是以宗教的内容为主。
实际上，古希腊哲学也是宗教理论的一种延伸，其中一些派别的学说甚至直接就是一种神学，如毕达哥拉斯派。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心得体会整合篇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最新心得体会（整合2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最新心得体会1：《问责条例》是党中央进一步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体现;是其紧抓“两个责任”(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落实、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手段;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以《党章》为遵循，对问责成功经验的总结与升华。
《问责条例》的出台与实施，其内在的逻辑在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任务十分艰巨，需要广大党员领导干部齐心协力，不断增强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敢担当善作为，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另一方面，我党成立95年以来，虽不断加强管党治党的力度，但仍有一些党的领导干部没有正确认识权力与责任的关系，以致不同程度地出现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薄、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等问题。
所以，我党强化问责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是负责、是担当。
因此，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认清当下新形势，适应“问责”新常态。
要知道，《问责条例》犹如“市场无形的手”，其将让负责的“良币”驱逐失责的“劣币”，最后留下来的，必定是负责担当的好干部。
所以说，面对《问责条例》，党员领导干部最好的姿态就是挑起责任、主动担当。
要做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贯彻落实相关方针政策、决策部署，不断推进本地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守护和发展好党的事业，捍卫好本地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要做到敢管敢抓、严
有关民族团结心得体会
1、对《党内监督条例》的认识 党内监督不是一个新问题，党内制定一个党内监督的规范性文件，是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党内外强烈的呼声。
首先，制定这个条例是全面推进党建工作的需要。
十六大精神指出，要把我们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
这个条例的制定，表明我们党在制度建设上有了新的进展和新的成果。
其次，制定这个条例是我们严肃党的纪律、强化监督制约体制的需要。
在我们党的建设中，要提高全党的整体素质，要规范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领导行为，要保持党的先进性，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实现党的自觉性和组织的监督制约相统一，要在全党提高自身自觉性的基础上，依法治党。
第三，制定党内监督条例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的迫切需要。
目前，我们党内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的形势还很严峻，党风不正和腐败现象的蔓延，原因不外乎体制上的弊端、监督不力和纪律松弛这些方面。
这个文件的出台，是我们党风建设的需要，是制度建设的需要，是反腐倡廉的需要。
党内监督不是一个新问题，党内监督条例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领导机制和执政方式有了新的进展的情况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深化党的执政效率的历史性和必然性的产物。
从我党来讲，特别是执政以后，重视党内监督问题是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各代党的领导人十分重视这个问题，指出要加强党内思想教育，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做出适当规定，便于对党组织和党员进行严格的监督。
党的十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提高完善党内监督和制定党内监督条例的决定。
监督条例的出台，顺应新时期下党的建设的新形势和新情况，对加强党的建设和执政能力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2、对《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经过修订以后，内容更加全面和具体，本着“三个代表”思想与时俱进的精神，结合了新的形势，坚决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把我们党以往纪律处分方面的一些规定进一步条例化、规范化、具体化。
新的条例经过实践并修改以后，对违纪的界限更加清晰，违纪的定性更加准确。
明确指出了作为一个党员，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应该知道什么是可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如果做了不该做的，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新条例中，很多条款注意了和法律法规的衔接，避免在操作中出现矛盾和抵触。
如涉及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对失职、渎职人员的认定，都考虑到国家法律的规定，并具体明确了违反党纪后接受处分的流程以及纪律处分和法律制裁之间的界限和操作规程，使纪律处分条例条例在实践中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条例坚持了从严治党，党员在党纪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针对社会反响严惩的一些违纪行为，如党员从事有偿服务、重婚、包养情妇等行为，从严从重处理。
但条例同时注重保护每一个普通党员的权利，强调在定性量纪上对党员的处理要定性准确、证据充实，从事实出发，办成铁案，强调在程序上保护受处分党员的民主权利，不允许任何个人或者少数人决定和批准，对于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具有深远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心得体会7篇
【篇一】要通过学习做到学用结合、真学真用，督促自己不断加强和改进工作。
作为班长和班子成员，在日常工作中要从三个方面积极践行：一是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时刻检查自己的行为是否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否牢记“四个意识”，是否真正做到与党同心同德。
二是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根本制度和领导制度，正确处理好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的关系，坚持“少数服从多数”，重大事项集体决策，自觉接受监督；要做到重点工作紧抓不放，对工作中存在的难点、风险点，不回避，不懈怠，积极推动，久久为功；先做好学生，再做先生，虚心向群众学习，向部门领导学习，坚持严和实的工作作风，全面掌握情况，加强决策规范化和科学化。
三是进一步加强凝聚力，“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加强沟通，共同研究，形成班子成员、各支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良好局面，要充分发挥每位班子成员的专长和特点，形成工作合力。
现今，广大基层公务员在级别上升不上去，而工资、待遇等等又与行政级别挂钩，于是导致了对基层公务员的正向激励不强甚至近乎于无，从而造成了基层公务员人心不稳，想要逃离基层的现象。
为了提高基层公务员待遇，解决基层单位职务空间小、基层公务员人心不稳的问题，《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的发布，规定了每有1个年度考核结果为优秀等次的，任职年限可以缩短半年。
有奖也有惩罚。
每有1个年度考核结果为基本称职等次或者不定等次的，该年度不计算为晋升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学习心得体会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学习心得体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学习心得体会（一）《准则》和《条例》的颁布实施，是在党长期执政和全面依法治国条件下，实现依规管党治党、加强党内监督的重大举措，体现了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及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成果。
《准则》和《条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行为规范和指引，是管党治党的重要基础性党内法规。
贯彻实施好这两项党内法规，对于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强化党内监督，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要求，认真组织学习，确保两部党内法规落到实处。
抓好《准则》和《条例》的学习贯彻，要着重把握好以下三个关系：一是把握高标准和底线的关系，既重视高标准引领，又强化底线防守。
每一名党员都要在廉洁自律上自觉追求高标准，在严守党纪上远离违纪红线。
二是把握树木与森林的关系，既突出抓好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又重视抓好广大党员这个大多数.三是把握治标与治本的关系，坚持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最大限度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发挥纪律建设的治本功能。
听取全国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座谈会精神，全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和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党外干部工作座谈会精神。
会议强调，要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发挥好党对各级社会组织的领导作用，进一步扩大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
要探索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