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如何面对利率市场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很久以前，有个法老梦见将有七年的饥荒要降临埃及大地，一个叫约瑟夫的年轻人给他解梦，想出了预防计划，即对谷物运用远期买入对冲。
饥荒居然真的出现了，这个计划拯救了埃及人民，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观点：期货市场仅局限于农业领域。
直到1972年5月16日，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的国际货币市场上引入金融期货，这个观念才被打破。
金融期货是20世纪70年代金融领域的两个重大突破之一它包括利率期货、指数期货、货币期货。
在国外成熟的期货市场上，金融期货的交易额占到80％以上。
我国曾对几种金融期货分别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尝试：1992年6月1日，上海外汇调剂中心率先推出外汇期货交易；1993年3月10日，海南证券交易中心首次推出深圳股份综合指数期货的A股指数期货。
这两种期货交易由于推出的时机不成熟，不久就被关闭。
一筹莫展之际,一些有识之士走出国门到大洋彼岸的美国转了一圈,突然发现了一个非常成功的金融衍生工具:国债期货.1976年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推出了91天短期美国政府券期货。
国债被称为“金边债券”，由政府发行保证还本付息，信用好，安全性极强,流动性好.美国财政部成为国债期货强有力的支持者.考察者由喜上眉梢.,喜滋滋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宝贝捧回了国内,不料,从此掀开了327事件的序幕,中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即将来临了. 福兮，祸之所倚 当时我国国债发行极难。
1990年以前，国库券一直是靠行政分配的方式发行的。
国债的转让流通起步于1988年，1990年才形成全国性的二级市场。
1992年底，国库券的转让价格大大跌破面值，5年期券只标80多元，扣除应有利息，已蚀本金20多元。
这时票贩子倒成了好人，他们以高于财政部二级市场转让价格收购群众的国库券。
我国从1981年到1995年间，发行国债4509。
33亿，个人投资者普遍把国债作为一种变相的长期储蓄存款，很少有进入市场交易的兴趣。
通过多次国际考察，决策者对国际金融市场有了较多的了解，感觉应当有金融工具的创新。
在当时的体制框架内和认识水平上，搞股票指数期货是不可能的，而国债的发行正在受到国家的大力鼓励。
借鉴美国的经验，1992年12月2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设计并试行推出了12个品种的期货合约。
上交所认为通过金融工具创新，能够带动国债市场的发展，这是比较容易获得高层支持的。
国债是固定利率，风险会小一点，搞期货比较容易控制。
还有一个小秘密，当时证监会成立不久，这类事还管不到，趁早干起来，免遭以后申报、审批之苦。
国债期货试行的两周内，交易清淡，仅成交19口。
1993年7月10日，情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一天，财政部颁布了《关于调整国库券发行条件的公告》，公告称，在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背景下，政府决定将参照中央银行公布的保值贴补率给予一些国债品种的保值补贴。
国债收益率开始出现不确定性。
国债期货市场的炒作空间扩大了。
1993年10月25日，上交所重新设计了国债期货合约的品种和交易机制，国债期货交易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商品交易所在期货交易所中率先推出国债期货交易。
1994年10月以后，中国人民银行提高3年期以上储蓄存款利率和恢复存款保值贴补，国库券利率也同样保值贴补，保值贴补率的不确定性为炒作国债期货提供了空间，大量机构投资者由股市转入债市，国债期货市场行情火爆。
1994年全国国债期货市场总成交量达2。
8万亿元。
占上海证券市场全部证券成交额的74。
6%。
1994年至1995年春节前，全国开设国债期货的交易场所陡然增到14家，成交总额达28000亿元。
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1995 年，与全国股票市场的低迷形成鲜明对照。
从1995年1月到5月17日由中国证监会宣布停止的4个多月时间里，上交所国债期货的交易量达到49686。
09亿元，是上交所1995年全年股票交易量的16倍。
国债期货的巨大成交和较强的流动性，带动了整个国债市场的发展：1、促进了国债现货市场的发展，统计显示，国债期货推出前的93年1月到5月，国债现货成交总额为21亿元，日成交0。
19亿元，国债期货推出后的1994年同期国债现货成交总额达到378亿元，日均成交3。
74亿元，分别是前者的 18。
5倍和19。
7倍，大大提高了市场的流动性。
2、促进了国债价格的发现，国债期货推出后，对现货的价格带动明显，市场中以1992年5年期为代表，国债现券从1994年1月开始走出长期滞留的面值最低谷，并在随后一年出现了25%的升幅。
一些和约价格得到了正常发现，国债期货市场价格发展为我国国债发行规模、年收益的确定、期限结构安排等都提供了决策依据。
形势似乎一片大好。
但问题出在“327国债期货合约”上。
祸起萧墙——疯狂的8分钟 “327” 是“92（3）国债06月交收”国债期货合约的代号，对应1992年发行1995年6月到期兑付的3年期国库券，该券发行总量是240亿元人民币。
由于期货价格主要取决于相应现货价格预期。
因此，影响现货价格的因素也就成了期货市场的炒作题材。
影响1992年三年期国债现券价格的主要因素有： （1）基础价格：92（3）现券的票面利率为9。
5%，如果不计保值和贴息，到期本息之和为128。
50元。
（2）保值贴补率：92（3）现券从1993年7月11日起实行保值，因而，其中1995年7月份到期兑付时的保值贴补率的高低，影响着92（3）现券的实际价值。
（3）贴息问题：1993年7月1日，人民币三年期储蓄存款利率上调至12。
24%，这与92（3）现券的票面利率拉出了2。
74个百分点的利差，而1994年7月10日财政部发布的公告仅仅规定了92（3）等国债品种将与居民储蓄存款一样享受保值贴补，并未说明92（3）现券是否将随着储蓄利率的提高进行同步调整。
因此，92（3）现券是否加息成为市场一大悬念，直接影响92（3）现券的到期价值。
（4）1995年新券流通量的多寡也直接影响到92（3）期券的炒作，由于上海证交所采用混合交收的制度，如果新券流通量大，且能成为混合交收的基础券种，那么，空方将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市场将有利于空方，如果相反，则对多方有利。
这些价格的不确定因素，为92（3）期全的炒作提供了空间。
与当时的银行存款利息和通货膨胀率相比，327的回报太低了。
于是有市场传闻，财政部可能要提高327的利率，到时会以148元的面值兑付。
但管金生不这样看。
管金生何许人也
1988年上海三大证券公司成立，分别是上海人行的申银、交行的海通和股份制的万国。
1993年首批证券商业信用评比，万国获得国内惟一最高级别AAA信用等级，在当时拥有270多家会员的上交所万国独占16。
7%的交易额。
万国是券商的老大，万国有一句广告词：“万国证券，证券万国”。
管是这个王国的国王，有“证券教父”之称。
他认为第一，国家将抑制通货膨胀作为95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因此通货膨胀回落必然会导致保值贴补率的回落；第二，对92（3）国债的贴息将增加财政支出十几亿元，因此不可能贴息；第三，1995年新国债发行额度将在1500亿元左右，比去年增加50%，因此，流通梁必然较大。
于是管率领万国证券做空。
1995年2月“327合约”的价格一直在147。
80元—148。
30元徘徊。
多空双方在148元附近大规模建仓，327品种未平仓合约数量逐渐加大。
市场潜伏的危机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23日，提高327国债利率的传言得到证实，百元面值的327国债将按148。
50元兑付。
高层想的多是国库券的发行和兑付，也许根本忘了下面有个国债期货市场。
但国债的利率一浮动，疯狂就开始了。
2月23日上午一开盘，中经开率领的多方借利好用80万口将前一天148。
21元的收盘价一举攻到148。
50元，接着又以120万口攻到149。
10元，又用100万口攻到150元，步步紧逼。
一直在327品种上与万国联手做空的辽国发突然倒戈，改做多头。
327国债在1分钟内竟上涨了2元，10分钟后共上涨了3。
77元。
327国债每上涨1元，万国证券就要赔进十几个亿。
按照它的持仓量和现行价位，一旦到期交割，它将要拿出60亿元资金。
毫无疑问，万国没有这个能力。
管金生铤而走险，16时22分13秒突然发难，先以50万口把价位从151。
30元轰到150元，然后用几十万口的量级把价位打到148元，最后一个730万口的巨大卖单狂炸尾市，把价位打到147。
50元。
在最后8分钟内，万国共砸出1056万口卖单，面值达2112亿元国债。
而所有的327国债只有240亿。
光是操作就让人感叹，十个手指要多么灵活才能敲进这么多指令
据统计，当日上交所国债期货共成交8539亿元（含最后8分钟），其中80%的交易属于上海万国抛空的“327”品种。
这个行动令整个市场都目瞪口呆，若以收盘时的价格来计算，这一天做多的机构，包括象辽国发这样空翻多的机构都将血本无归，谁能想到自己买的是泥饭碗，但是却必须还一个金饭碗。
而万国不仅能够摆脱掉危机，并且还可以赚到42亿元。
可以说，那天所有国债期货的入市者在“天堂”和“地狱”间走了一回。
当噩梦醒来后 上海著名的外白渡桥西端黄浦路15号，正门墙壁上铜牌罗列，而最能显现历史价值的无疑还是中间一块，上书 “上海证券交易所原址（1990.12.19—1997.12.18）”。
门上的漆色已略显斑驳。
举步而入，一面开市铜锣静静地悬在那里——已是文物。
作为上海证交所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第一次敲响了这面锣。
那正是1990年的岁末，他35岁，号称 “全球交易所中最年轻的老总”. 1995年年初，他正好到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出访。
按日程应当2月28日回国，但想到工作上许多事没有安排，所以提前于22日回到国内。
不料第二天，也就是2月23日，就发生了“国债327事件”。
历史悄悄地将他的证券业生涯打上了一个休止符。
尉刚回国，就有人说国债期货可能会有问题。
但他当时没有在意。
23日早晨一开市，果然市场上是全线向上行情。
他正在办公室与人洽谈交易所购买外滩市政府大楼的事，交易部负责人报告说国债期货交易异常，有人一下子下单200万口。
后来查明是辽宁国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无锡国泰恶意炒做。
当天下午，他陪证监会期货部主任耿亮在场内。
耿说证监会刚向财政部拿下国债期货的管理权，国债期货管理办法修改完了，准备发布。
尉正在为此高兴，突然发现市场上气氛不对劲，各地国债市场都是向上的突破性行情，“327”价格大幅下跌，交易量突然放大了许多。
出事了
管理办法太晚了
尉文渊做梦都没有想到贴息，美联储调息时都是0。
25%地调，咱们一下子竟然就是5个百分点。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立刻发通知，随手抓了一张电脑打印用过的废纸，写了几句话发了出去，大意是说国债期货交易发生异常情况，经初步调查，发现有严重的蓄意违规迹象，交易所正在进一步调查了解。
证监会让上交所自己处理。
夜里11点，尉文渊正式下令宣布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327品种的交易异常，是无效的，该部分不计入当日结算价、成交量和持仓量的范围，经过此调整当日国债成交额为5400亿元，当日327品种的收盘价为违规前最后签定的一笔交易价格151。
30元。
上海证交所的这一决定曾经在市场上引起了一定的非议，协议平仓更是有违于市场经济的原则，但是实际上万国并无700万口这样巨量的持仓，因此这一决定最大限定地保护了万国，避免几个月后一场金融风潮在我国的发生。
当时上交所规定个人持仓不得超过3万口，机构不得超过5万口，因为万国信誉好，允许多开，但是只允许开40万口。
实际上那天万国开了200万口。
上交所没有公布管和万国的名字，但是万国在劫难逃，如果按照上交所定的收盘价到期交割，万国赔60亿元人民币；如果按管自己弄出的局面算，万国赚42 亿元；如果按照151。
30元平仓，万国亏16亿元。
2月24日，上交所发出《关于加强国债期货交易监管工作的紧急通知》，就国债期货交易的监管问题作出六项规定，，即1、从2月24日起，对国债期货交易实行涨跌停板制度，2、严格加强最高持仓合约限额的管理工作，3、切实建立客户持仓限额的规定，4、严禁会员公司之间相互借用仓位，5、对持仓限额使用结构实行控制；6、严格国债期货资金使用管理。
同时，为了维持市场稳定，开办了协议平仓专场。
2月25日下午3时，海通证券公司总经理汤仁荣将他的《紧急建议》传真给人总行副行长戴相龙证监会副主席李剑阁财政部国债司司长高坚，提议关闭国债期货市场。
3月份全国“两会”召开了之际，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戴园晨发言，要求对万国的违规予以严肃的查处。
5月17日，中国证监会鉴于中国当时不具备开展国债期货交易的基本条件，发出《关于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开市仅两年零六个月的国债期货无奈地划上了句号。
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
9月15日，尉文渊也不得不离开了上交所。
1999年有一次他与现任中国证监会秘书长屠光绍同机飞北京，屠说那个年代是“出英雄”的年代。
龚浩成听说后加了一句：“也是出问题的年代。
”尉2000年又公开在媒体亮相时身份已变成158海融证券网的CEO，但他常感慨地回想起“327国债事件”，也许因为那是他的“滑铁卢”。
9月20日，国家监察部、中国证监会等部门都公布了对“327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决定说，“这次事件是一起在国债期货市场发展过快、交易所监管不严和风险控制滞后的情况下，由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辽宁国发（集团）公司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
”决定认为，上海证交所对市场存在过度投机带来的风险估计严重不足，交易规则不完善，风险控制滞后，监督管理不严，致使在短短几个月内屡次发生严重违规交易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在国内外造成极坏的影响。
经过四个多月深入调查取证，监察部、中国证监会等部门根据有关法规，对有关责任人分别做出了开除公职、撤消行政领导等纪律处分和调离、免职等组织处分，涉嫌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违反规定的证券机构进行经济处罚。
(有关此事件与国债期货的宏观政策、法律和规则设计等问题的分析,请参见本期”衍生市场与法律”栏目董华春的文章《春天花会开——浅谈我国国债期货发展及法律问题》) 1996年4月，万国不得不与它当年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申银证券公司合并。
1997年1月，管金生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7年。
春天在哪里 在“327”国债期货风波发生之前，中国期货市场的迅速发展。
中国的期货交易从思想准备到具体付诸实施，不足10年的时间。
这期间，各类期货交易所达到20多家，期货经纪公司达360多家，成交金额达几千亿人民币。
我们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走了发达国家100多年走过的路程。
世界最大的金属交易所伦敦金属交易所总裁沃尔夫认为“中国已经有了真正的期货交易”，日本期货协会理事长森正治对中国期货交易发展之快感到“十分震惊”，香港期货交易所执行总裁黎佳俊对上海交易所负责人说：“你们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但是判断一个国家期货交易发展的快与慢，不能光看数量，更要看质量。
交易所的丰厚利润，使管理者、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大大淡化，一味追求市场规模和交易量，放松了风险控制这个期货市场的生命线，终于导致了“327”风波的发生，并葬送了国债期货这个大品种。
“327”是人们心中永远的痛，以致于有段时间一提到期货人们总会联想起欺诈、疯狂和混乱。
事件发生之后，政府监管部门、各交易所均健全了交易保证金控制制度、涨跌停板制度等规章制度，并建立了诸如持仓限量制度、大户申报制度、浮动盈利禁开新仓等的交易风险控制制度。
“327”国债期货风波以其惨痛的教训，成为中国期货市场重视风险管理的开端。
笔者认为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恢复国债期货交易的可行性条件已逐渐具备。
首先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进一步加强.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已放开，其次是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可以流动，再次国债回购市场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回购利率已成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利率形式。
在国债发行上1996年开始采用了公开招标形式，由承销商竞争投票确定国债发行价格与收益率。
国债二级市场交易不断扩大，国债保值补贴率被取消，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于1996年4月1日启动，这一切都大大促进了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其次,国债发行和交易、结算制度趋于完备。
1996年国债发行方式上采用招标发行的方式，由于承销商对市场的预期不同，因此在招标中收益率是不确定，这就带来了收益率风险，为国债期市开展提供了依据。
在交易机构上形成了国债一级自营商制度；在交易、结算上形成了全国国债统一托管结算系统；投资队伍随着金融知识的普及逐渐成熟。
再次,宏观经济不断好转，市场外部条件得以改善。
1995年国债暂停的一个原因是宏观经济环境恶化，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导致保值贴补率不断提高。
随着我国宏观经济软着陆的成功，我国物价指数大幅回落，宏观经济出现了低通货、高增长的良好局面，保值补贴率被取消，国债市场发展得到政策的大力支持，财政部又推出国债专用帐户、降低交易费用等。
从1995年到2000年，是中国170余家期货企业日子极不好过的6年，监管层也整整思考了6年。
2000年12月29日，中国期货业协会终于成立。
经济学家戴园晨说，这一天象征着10年来风雨飘摇的期货业终获肯定，现在期货业再也不是“私生子”了。
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的到会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一家期货公司的老总评价说，10年来期货业的任何一次会议都从未见过国家监管部门尤其是证监会领导的身影。
“周小川能来，说明期货业的春天不远了。
”包括董辅礽在内的几位经济学家认为国债期货也到了应该恢复的时候了。
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两年来一直在积极组织调查327国债事件，准备写一个深入的报告，梳理一下发展中国国债期货的思路。
看来,中国期货业真正的春天正在向我们招手.
学习金融衍生证卷心得体会
学习金融衍生证卷心得体会通过金融衍生品与期货的学习。
让我全面系统的学习了金融市场的知识，了解到金融衍生品的概念金融衍生工具。
通过学习了解衍生金融工具的演进过程，理解衍生金融工具的主要功能与基本特征，掌握衍金融工具的主要类型，并了解全球衍生金融工具市场发展的基本情况。
掌握商品远期交易、外汇远期交易、远期利率协议、远期交易综合协议等远期类金融产品的交易市场、定价方法以及功能，并能结合实例理解远期合约的定价原理。
学习到股票和期货交易系统，建立系统、安全、高效的期货和股票投资机制，以简单，程序化的原则来规范，指导我的交易行为。
学习到股票和期货交易心态，以正确的投资心理面对市场，用正确的心理状态去控制交易的执行。
学习到程序化交易的实际应用，最大发挥程序化交易的优点，辅助交易的执行金融衍生品(derivatives)是指其价值依赖于基础资产(underlyings)价值变的合约(contracts)。
这种合约可以是标准化的，也可以是非标准化的。
(基础资产的交易价格、交易时间、资产特征、交易方式等都是事先标准化的，因此次类合约大多在交易所上市交易，如期货。
非标准化合约是指以上各项由交易的双方自定因此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比如远期协议。
金融衍生产品的共同特征是保证金交易，即只要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就可进行全额交易，不需实际上的本金转移，合约了结一般也采用现金差价结算的方式进行，只有在满期日以实物交割方式履约的合约才需要买方交足贷款。
急求三个办法一指引心得体会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结合你自己对经济形势的感受,谈谈你对中国的经济新常态的看法
常态”不是一个静态目标，而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目标。
它意味着在降低速度的同时，必须同时推动市场化改革，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 “新常态”一词并非中国的首创，它最先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
在宏观经济领域，“新常态”被国际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2014年5月，国家主席习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
在我们看来，中国领导人坦然借用这个术语，可以视为他们关注国际形势变化以及心态开放的信号—只要有用的，拿过来就好了。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
它意味着怎样的政策内涵
不弄清这些问题，就不容易把握未来中国经济政策以及改革的方向。
很显然，习提出“新常态”的语境是针对中国经济的，是为了说明中国经济问题，反映了中央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官方对于“新常态”概念并无权威解释，正因为如此，国内通过组织学习和讨论这一概念，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统一思想的过程。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可能包括如下含义：一是不追求过高的GDP速度。
习在尚未上任时就提出不以GDP论英雄，显示其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数据的倾向并不认同，甚至可能预见到了单独追求经济增长数据而忽视其带来的社会代价及不可持续性。
二是强调全面深化改革。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这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大”、“十六大”只提经济体制改革是一种修正。
新时期的改革是全方位的，而经济体制改革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是在提出新常态的同时，也强调需要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
这显示出决策层对经济增速下行仍有容忍度，也说明经济增速在目前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关注点。
整体来看，中央领导强调中国经济“新常态”，似乎暗示只要经济运行能不出大的风险，能够平稳运行，便是可以接受的。
因此，“新常态”代表了一种全面改革的系统思维，以及不认为中国经济会出大问题的从容心态。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在“新常态”思路下，中国今后的经济政策会如何设计
在我们看来，未来的经济政策需要考虑如下问题： 一是不再把追求高经济增速作为政策目标，短期内会维持一个增长区间。
这个区间大约是GDP增速7%~8%，具体目标可能在7.5%左右。
有分析认为，中国将构筑5%~6%的新增长平台，以替代现在勉强维持的7%~8%的旧增长平台。
这个方向是不错的，不过这种替换不会在短期内发生。
我们预期，未来30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以每10年为一个阶梯，以7%、6%、5%的速度逐步放缓。
面对经济增速放缓，新常态下的短期经济政策将会坚持区间调控、定向调控，以“微刺激”代替“强刺激”，不踩大油门。
二是必须推动市场化改革。
“新常态”不是一个静态目标，而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目标。
它意味着在降低速度的同时，必须同时推动市场化改革，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
曾有市场人士以通俗的方式描述“新常态”的市场情景—“无效资金需求中断了，利率下来了，微观放活了，增速换挡成功了，产业升级了，企业利润上升了，股市走牛了，居民生活改善了，政府威信提高了”。
而这一系列变化的发生，必须有市场化改革作为保障，要大力推动简政放权、放开市场准入、打破垄断等最基本的市场化改革。
三是必须警惕局部风险系统化、扩大化。
“新常态”实际上是对过去拼投资、拼资源、拼环境、拼负债的中国经济的一种纠正。
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风险，房地产风险、地方债务风险、金融风险、实业萎缩与部分产业过剩的风险并存。
这些风险目前在各个领域基本上以单独、可控的状态存在。
如果经济运行偏离“新常态”—过快或过慢都可能诱发风险，最需要警惕的是各种风险扩大，相互影响而形成系统性的风险。
“新常态”为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给出了新的战略定位，它意味着经济目标调整、决策目标调整，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也要随之调整。
作为微观经济体的所有企业，都要主动来适应这种“新常态”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