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纲要学习体会
你自己再修改一下就可以了更加完整与客观：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走向——21世纪中国近代史纵观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进步，与此前相比已属相当迅速。
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展，在整个历史学科中又是非常突出的。
虽然如此，近代史学界不少学者仍多有不满足之处，希望近代史研究在今后发展更快，取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至于如何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学者们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许多很好的见解．以下是笔者的几点浅见。
1．．在诸多研究领域热烈争论的“繁荣”局面难以再现，建构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应该成为基本总体目标。
在刚刚过去数年的世纪交替之际，史学界不少学者曾经从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领域，总结反思上个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成绩与不足，探寻和展望新世纪历史学的发展新趋向。
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学术见解。
《历史研究》作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专业史学杂志，曾发表过多篇对各种专题百余年研究的发展进行回顾与展望的评述文章．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历史学专业学术刊物也有意识地组织和发表这方面的文章，常常集中刊发一组相关论文，以期引起海内外史学界关注。
以此为主题的规模大小不一的学术研讨会，同样召开过多次。
应该说这一工作是颇有意义的，但其对中国历史学在新世纪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尚需较长时间才能加以判断。
在此前后，还常常听到一些史学刊物的编辑们感叹于80年代中国近代史学界在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许多领域近乎于轰轰烈烈的讨论，无论是在学术刊物上登载的论文，还是在相关学术研讨会的讨论中，一些完全对立的观点甚至有过相当激烈但又十分友好的学术争论，呈现出十分热烈的史学繁荣场面。
当时，大多数史学杂志的来稿数量都比较可观，当时的编辑们也不愁稿源不足。
而进入90年代以后，史学研究则似乎显得相对沉寂，甚至到处出现“史学危机”的感慨。
不少史学杂志的编辑感到稿源不足，特别是比较满意的高质量论文较少，显得十分沉闷，因而希望研究者能够寻找到新的争论点，相互进行讨论和争鸣，使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再次出现新的“繁荣”景象①。
新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应该如何发展?实际上也是近代史学界普遍关注的话题。
许多学者在理论、方法以及其他一些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颇具参考价值。
拙意以为，要想再现80年代那种在中国近代史许多领域出现热烈争论的景观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那种情况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文革”之后的特殊年代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而类似的特殊年代恐怕在今后不可能再出现了②。
此外，笔者还认为，无论提出何种理论与方法，也无论在其他各个方面做出何种具体努力，走向更加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应该是2l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的一个长期的基本总体目标，甚至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趋势。
————————————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中国近代史学科在内的史学界，在学术评论和批评方面应该说较诸80年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从学风方面对一些研究成果的批评已是相当尖锐。
这一方面表明学者之间不再只是对相互的成果进行颂扬，也敢于进行较为激烈的批评，史学界的学术评价机制有了较大的改进；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史学界出现了不正常的学风，粗制滥造甚至抄袭剽窃的所谓研究成果不断问世。
另外，有些批评与反批评后来演变成了相互之间的人身攻击，而不是正常的学术讨论，这也无益于史学研究的发展。
② 这里并不是说中国近代史学界今后不可能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出现学术讨论和争鸣，而是说明不可能像80年代那样在如此之多的重要领域有众多学者参与的争论。
事实上，在学术研究中出现争鸣是长期存在的现象，也是史学研究得以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
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辛努力，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到现在可谓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有个别学者对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甚至包括改革开放之后的近20年)持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未免过于偏激。
然而也应该承认，迄至目前我们还很难说已经建构了一个完整和客观的中国近代史，甚至可以说离这一目标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何谓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对此问题要予以全面的详细回答需要从多方面进行阐述，但考其最基本的要义，可作以下概括：所谓完整的中国近代史，无非是通过对近代中国方方面面的问题，包括许多过去认为无关大局的小问题(实际上也未免就是小问题)都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不是忽略或是放弃对某些问题的探讨；而所谓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则是研究者要重视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尽量避免各种主观意识或是其他因素的影响，对各种历史人物、事件和社会现象给予客观的论述，从而展示出一个真正完整和客观的中国近代史。
从另一角度而言，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也可谓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方位的研究，既关注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考察，也重视微观的、具体的、实证的分析，真正展示出近代史多面向、多维度的客观真实。
①过去，由于受各个方面种种原因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关注更多的是所谓正面主流人物与事件，很多领域的问题或者是不在研究视野之内，或者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由此留下了不少历史空白，这当然称不上是完整的中国近代史。
即使是对那些普遍受到重视而研究较多的问题，也因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研究者并不是以客观的研究态度得出合乎历史原貌的客观结论。
近10余年来，随着社会史、心态史等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复苏与兴起，以及多种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运用，这种状况与过去相比已有所改善，但也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可以说，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空白点和不甚客观的评价及结论至今仍然较为明显，需要近代史研究者继续进行艰苦的努力。
2．努力发掘新史料是促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完整与客观的前提条件。
历史学不同于其他许多人文社会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史料对于历史研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没有充足的史料，对于史学研究者而言可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这虽然已是老调重弹，但在今日仍然有置于史学研究的首位加以强调的必要．因为史料挖掘的不深入和不细致，在现今依然是导致近代史研究不完整和不客观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且由于当今职称评定、学术管理制度以及科研工作量的年年考评等多方面的弊端，助长了学风浮躁的短期行为，使得研究者往往追求尽快出成果，不愿意花费较长时间去挖掘史料。
特别令人担忧的是，老一辈史学研究者那种“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优良严谨学风，在新时期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发扬光大，甚至相反还被某些人讥讽为一种迂腐的行为。
如果这种现象持续蔓延和发展，对于近代史研究来说无疑将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对新一代青年研究者的成长相当不利。
这也正是笔者仍然呼吁重视史料挖掘的原因所在。
从正面的经验看，新史料的挖掘也是促使近代史研究走向完整与客观的前提条件。
首先，中国近代史许多新研究领域的开拓与研究空白点的填补，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源于新史料的挖掘，特别是系统的档案文献的发掘，常常能够推动相关新领域研究的兴盛，从而逐渐弥补近代史研究不完整的缺陷。
例如商会这一重要的新式商人社团，自清末产生后即在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但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团体，多年来却一直没有引起近代史研究者的重视，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都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成果问世，这称得上是近代史研究发展不完整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具体反映。
事实上，天津、苏州等地的档案馆一直完整地保存了所在商会从清末至1949年的大量档案，如果加以整理、出版和利用，即完全有条件对商会开展深入研究。
但是，由于很少有研究者去档案馆发掘和利用这些档案，商会研究也就一直成为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空白点。
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章开沅等著名学者四处大力呼吁整理出版商会档案，加强对商会的研究，并组织研究人员参与其事，天津、上海、北京等地也有学者开始重视商会档案的发掘。
几年后，随着天津、苏州商会档案的陆续出版，一批论文和专著相继问世，商会研究很快即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受到海内外近代史学界关注的一个新领域，也使我们能够切实了解近代中国工商业者组织形态的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与影响。
不仅如此，商会档案的发掘还带动了除商会之外的其他新式商人社团的研究，包括商团(商人的新型准军事组织)、商办地方自治社团、商办教育社团、商办消防社团等，甚至还包括清末的农会也都开始有研究论文发表。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内学者研究近代中国绅商的成果，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商会档案的发掘。
通过商会研究的不断深入，一部分学者又借此进一步考察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各自发展变化与新型互动关系，探讨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等新课题，也取得了值得重视的成果。
仅仅这一事例就足以告诉我们，新史料的发掘对于改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完整的缺陷具有多么重要的影响。
其次，新史料的挖掘也是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更加客观的重要条件。
以往的近代史研究中之所以存在一些不尽客观的结论，除了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缺陷之外，史料挖掘不充分应该说也是原因之一。
即使是史学界研究已久、成果颇多的一些重要问题，同样存在着类似需要改进的情况。
例如对鸦片战争的研究，从老一辈学者开始即进行了探讨，后来又有不少学者曾专心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不能说不丰盛。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已达到了完全客观的程度．如果在各方面相关史料的挖掘上花较长时间下一番苦功夫，仍可发现已往研究中与史实不相符的一些结沦，并加以纠正。
茅海建在1995年出版的专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的再研究》(北京，三联书店)，曾引起海内外许多近代史学者的普遍重视与好评。
该著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作者在多年的扎实研究过程中，沉下心来在史料方面尽可能进行了新的发掘，从而能够利用这些新史料对有关鸦片战争的一些似是而非的传统结论予以纠正，使近代史学界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在原有基础上走向更加客观。
林启彦与朱益宜二入主编的2003年出版的《鸦片战争的再认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一书，也是通过发掘新史料，对鸦片战争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再探讨。
该书实际是多名学者撰写的一部论文汇集，其中由王尔敏撰写的第一章《鸦片战争前广州口岸对外洋的商贸形制》，进一步论证了清代自乾隆以后的对外通商并非“一口贸易”，而是许多港口对外开放，所谓“闭关自守”的结论是对史料的误解。
林启彦、林锦源合写的第五章《论中英两国政府处理林维喜事件的手法与态度》，也是利用当时的大量奏稿、信函及日记，并对中外相关档案文献进行细致的考订，说明过往有关林维喜事件的指述，颇多误导和失实的情况。
————————————————① 有学者曾提出“走向‘总体史’的新史学”这一见解，认为“无论中西，现代史学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预见到新史学的根本范式。
”见马敏《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其所论之“总体史”虽然是侧重从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领域而言，但在某种意义上与本文所强调的“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走向有许多相通之处。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另一个较早就受到普遍重视，而且成果也甚多的课题。
但是，近代史学界对戊戌变法的研究同样存在相似的情况。
一般人往往认为戊戌变法是研究太多太久的老课题，难以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再取得新的进展。
其实只需要在史料挖掘方面真正肯下死功夫，即有可能获得某些突破，包括纠正过去一些不客观的结论。
例如茅海建在出版上述有关鸦片战争的专著之后，又耗费多年时间潜心研读和考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有关戊戌变法的大量档案文献，在坐了数年的冷板凳之后，就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等问题，撰写了长达14万字的长篇论文，已接连在2002年第4期和第5期的《近代史研究》杂志发表其中的两个部分。
该文纠正了不少以往的不实之论，也对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补证和修正，受到近代史学界好评。
这些事例都说明，要使中国近代史研究更加接近于完整和客观，必须在史料挖掘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
然而，像茅海建这样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却并不是很普遍。
现在，绝大多数高等学校都是实施以考核教师每年教学工作量和科研成果的多少作为发放津贴的制度，包括国家和教育部社科研究项目一般也规定承担者三年之内必须结项，并且还要有所谓阶段性研究成果应付中期检查。
这种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使得史学研究者不可能在几年内精心致力于史料的挖掘而不出成果，也不是鼓励研究者出学术精品，而是在客观结果上助长了短期研究行为和学风的浮躁。
3．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改进研究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促使中国近代史研究更加完整与客观的必要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已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过去主要以三次革命高潮、五大政治事件为主线的单一研究模式，不仅中国近代社会史、中国近代城市史和中国早期现代化(近代化)研究日益兴盛，而且在中国近代经济史、政治史、思想文化史、教育史、法律史等方面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也填补了许多研究空白，这是近20余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较大进展的具体表现。
①但是，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拓宽视野，将现有的近代史研究成果置于广阔而丰富的近代中国社会进行观察对照，又会发现即使是这些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也远未达到涉及近代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程度，仍有许多重要问题没有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而继续成为空白。
例如近代社会史研究近些年日益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也取得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但同时又还有不少问题尚未论及。
仍以作者较为熟悉的近代社团为例，自清末民初之后，随着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变迁。
除了商会之外还先后诞生了其他为数众多的新型社会团体，包括经济、文化、教育、学术、慈善、公益、风俗、自治、法律及诸多行业的同业公会等各类民间社团。
这些社团在各自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理应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考察对象。
然而迄今为止史学界的研究却主要只是侧重于商会，对清末学生及知识界社团的研究仅有桑兵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及活动》(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一书出版，台湾学者吕芳上的《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从学生运动的角度论及1919年至1929年的学生团体；对近代政治社团的研究现也只有台湾学者张玉法的《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和《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二书问世，对近代众多同业公会的研究则刚刚开始起步，而对其他众多各类社团的研究却仍然付诸阙如，这显然是研究视野不够宽广所致。
以上只是就近代社团研究的情况举例说明，中国近代史研究要走向完整必须有赖于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拓宽。
实际上，类似的情况绝不仅仅在近代社团研究领域中存在，其他许多研究领域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相同的现象。
这里还想稍费笔墨，附带谈谈涉及中国近代史研究后备队伍亦即研究生的培养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也直接关系到今后中国近代史研究能否走向完整与客观的发展，应该引起近代史学界的重视。
近年来，中国高校包括历史学科在内的博士点和硕士点增加不少。
平心而论，有些博士点的师资力量及研究条件并不令人满意。
加上研究生的招生又连年扩招，博士生和硕士生越来越多。
一些近代史学者常常私下议论，在中国近代史研究起点甚高的情况下，现在研究生数量剧增，已呈批量生产之势，如何确定学位论文选题并保证其学术水准，不仅对研究生而且对指导教师也是一个难题，由此导致学位论文的水平出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这对近代史年青研究队伍的成长颇为不利，也直接影响到今后近代史研究的发展。
如果再不拓宽视野，今后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将更加困难，然而一旦将研究视野放宽，就会发现新的研究课题比比皆是．实际上，目前的状况是，一方面研究生和指导教师为确定学位论文的选题而犯难，另一方面则是许多研究空白尚待填补，并非是近代史研究已发展到无题可选的程度，而是我们的研究视野仍较为狭窄。
——————————————① 详请参阅拙文《在开拓创新中发展——近20年来中国近代史新领域、新课题研究述评》，载《史学月刊》1998年第6期。
在扩大研究视野方面，国内近代史学界值得参考借鉴国外研究中国近代史学者的研究视野与方法。
不少中国学者没有注意的一些研究课题，往往是国外学者率先开展研究，并先期取得相关的研究成果。
例如前述商会研究，即是日本学者先于中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最早发表了几篇论述清末商会的专题论文①。
美国的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也有比较宽阔的视野，其研究成果在海内外普遍受到关注，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和深入也不无启迪意义。
例如罗威廉对晚清汉口商业发展、商人组织演变以及公共领域的考察，黄宗智对近代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的探讨以及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些规范性认识的质疑，都曾引起国内外近代史研究者的重视和讨论。
近年来，彭慕兰对明清以降中国江南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发展模式的研究，以及与黄宗智就有关问题进行的学术争论，也相当引入瞩目和发人深思。
虽然中国学者应该注重自己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不能盲目跟在西方学者的后面走，但同时也要善于借鉴外国学者有益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不断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各方面史料进行客观详实的分析考订之后得出中肯的结论，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客观与公正的另一重要因素。
过去由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对近代史上的所谓正面人物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往往是溢美拔高，对反面人物及其从事的活动则常常是苛责贬低，这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
例如对辛亥革命前的清政府及其从事的“新政”改革，当年的革命党人出于动员广大爱国志士起来革命以推翻清王朝的目的，尽其所能全力揭露批判清朝的反动与腐朽，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当年的革命党人对清政府及其从事的“新政”予以客观的评价。
但是，作为现今的历史研究者在看待清政府及其改革时，却不能简单沿用“洋人的朝廷”这种当年革命党人的结论，未做细致的实证研究和专题考察，即将“新政”斥为假改革，视之为清朝统治者“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之举，全盘予以否定。
众所周知，研究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不能不同时涉及国民党与共产党这两大政党。
而在过去的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史的研究中，应该说无论是大陆学者还是台湾学者，由于受意识形态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客观的现象。
大陆学者的研究是以共产党为主线，即使是考察共产党十分弱小而依靠国民党发展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也都是强调共产党的作用，对国民党的影响与作用较少论及，而以批评居多；与此完全相反，台湾学者的研究则是以国民党为主轴，充分肯定国民党的历史作用，对共产党的积极作用极少提及，在论述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纠纷时，基本上也都是站在国民党一边批评和指责共产党。
显而易见，党派意识长期有意无意地贯穿于海峡两岸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之中，而要想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自然会因此受到束缚。
记得数年前一位中国大陆学者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进行有关国共两党关系的演讲后回答提问时，曾说明其研究考察相关问题所持的研究态度，是力图超越党派歧见，纯以学者的眼光尽量做出客观的分析与评论．毋庸讳言，能够公开表示要超越党派意识的束缚，对近代国共两党的历史以及两党之间的关系进行客观的考察研究，在目前的形势下应该说还是需要相当勇气的，而在研究过程和成果中真正体现这种意境者更属少见。
需要强调的是，营造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尽量使学者能够不受包括政治在内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专心从事研究工作，也是保证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客观公正的重要条件。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改革开放之后，上述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不客观和不全面的情况已有明显改变，不少学者对清末“新政”改革的研究已逐渐趋于理性和客观，取得了许多与以往传统结论所不同的新成果。
另外，近年来大陆学者对近代国民党的历史以及国共两党关系史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细致，并陆续有学术水准颇高且比较客观公正的成果发表，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朝着完整与客观方向发展的一种可喜现象。
但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改变过去某些不客观的偏颇现象时，却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非客观的趋向。
其主要表现即是一反过去对正面人物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溢美拔高以及对反面人物及其从事的活动苛责贬低，转变成为着重批评和否定正面历史人物，对过去认定的反面历史人物则多予以颂扬，对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匡动乃至辛亥革命的积极作用也都予以否定。
这里并不是说对正面人物和革命运动不能批评，对反面人物也不能有所肯定，如果论据充分，言之在理，应该说也是为扭转以往近代史研究中不客观和不科学的状况而作出的贡献②。
然而，这样的研究成果虽说也有一些，但相比较而言却并不多见。
有许多所谓新成果得出的新结论，实际上在史料挖掘和史实考证等方面并没有提出真正能够令人信服的论据，有些甚至脱离近代中国的客观社会情境，只是根据作者自己的主观判断，想当然地推论出某种新结论，这就难免使人感到有故意标新立异之嫌。
类似的现象目前虽然并没有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主流，但却值得引起警觉。
如果不加注意，则有可能使中国近代史研究从过去在某些方面不客观的状况又演变成为一种新的不客观趋向。
因为尽管国人在历史上即有不偏不倚崇尚中庸之道的传统，后世之人也常言看待人物和事物应该一分为二，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引发严重后果的事例却又屡见不鲜。
不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努力克服这种片面和偏颇的趋向，中国近代史研究就很难顺利地向完整和客观的方向发展。
—————————————————① 曾田三郎：《商会的成立》，(日)《历史学研究》》422号，1975年；仓桥正直：《营口的公议会》，《历史学研究》481号；《清末商会与中国资产阶级》，(日)《历史学研究》别册号，1976年。
② 其实将近代中国纷繁复杂、新旧杂陈这种转型过渡时期的历史人物以所谓“正面”和“反面”，或者是以“维新”和“守旧”来进行定性，本身即是一种简单而不科学的研究方法。
因为“正”和“反”、“新”与“旧”都是相对的，而且并非十分清晰的截然两分，常常在一个人身上是正与反和新与旧均兼而有之。
这里为行文之便仍暂且沿用之。
最后应该指出，建构全面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并不是几年或几十年内即可达到的目标，而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长期的目标。
历史学研究者的理想境界当然是要争取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但同时也要遵循最基本的操守和原则，首先是尽最大的努力将丰富多彩的历史完整而真实地展现出来，而不是仅仅向人们描述一个片面的不客观的历史。
笔者虽然忝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已多年，而且也有一些论著问世，甚至其中有的还受到海内外同行的关注，但自感理论分析的素养与综合概括的能力之不足，不敢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发展之类的宏观问题发表看法。
所以，在世纪之交史学界同仁纷纷就新世纪中国历史学走向发表高见时，笔者主要只是从中学习，基本上没有写过类似的文字。
现在之所以写这篇短文，一是由于杂志编辑约稿，二是在阅读相关的文章后觉得还有点自己的话可讲。
当然，这些话绝不是什么对相关问题的总结与结论，而纯属个人并不成熟的一孔之见，有些恐怕还是老调，但也有重弹之必要，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写出来供同行专家学者参考和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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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
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
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
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
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
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
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
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
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
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
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
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
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
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
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
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
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
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
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
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
”[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
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
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
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
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
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
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
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
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
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
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
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
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
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
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
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
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
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
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
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
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
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求对中国近代史发展的思考
回顾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人才辈出. 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果与此前二十 多年比较,更是大大前进了.从发表的著作和论文来看,质量胜于以 往,数量大大超过以往二十多年的总和.这些论文和著作中,固然有 一些低水平重复研究的情况,但是也应该说确有大量高质量的研究著 作.这是值得庆幸的.但是,对于中国近代史这样一个年轻的学科来 说,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写出更多更好的近代史 著作,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明确中国近代史的分期 中国近代史研究,从50年代起,我们就沿用新中国建立以前的说 法,分为中国近代史（1840—1919年）和中国现代史（1919—1949年） 两个时期.直到现在,大学里还是这样分别设置教研室,分别讲授课 程的.我以为,这样的分法,对历史认识和学科建设,都没有好处. 新中国建立已近半个世纪,对于1949年上溯至1840年那一段中国历史, 我们现在是看得更清楚了,应该有更好的认识和解说.总起来说,我 认为应该将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打通来研究,这不论对中国近代 史还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现代史,不论对于中国革命史还是中共党史 的研究,都会有好处. 中国近代史要回答什么?它要回答：中国如何在外国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侵略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较之封建中国有什么不同,外国侵略给中国社会怎样的打击,又给中 国社会带来什么新的东西,近代社会怎样形成了区别于封建中国的社 会阶级力量,这样新的社会阶级力量又如何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 展方向,这些新的社会阶级力量怎样同帝国主义、同封建主义作斗争, 去争取中国的民族独立,去准备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条件的,如此等等. 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110年历史来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到了本世纪初 （大约在1901—1915年）,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到谷底 的时期.1901年是《辛丑条约》的签订,1915年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二 十一条、袁世凯称帝以及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这些重大事件,大 大刺激了中国社会成长中的新的社会阶级力量,促进了他们的觉醒, 促进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开始呈 现上升趋势,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是这一上 升趋势的明确表征.此后,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无产阶级 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迅速成长并终于先后取代旧势力,成为主导社会 发展的力量. 加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交流 近代中国历史是自1840年起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也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赢得民族 解放的历史.从另一个意义说,是世界主动走向中国,中国被迫走向 世界的历史,也是中国艰难地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这110年历史变化的 深度、广度、剧烈程度及其给中国未来发展所带来的推动力,恐怕为 中国五千年历史变化所仅见.研究这种变化的历史,研究中国和世界 主要国家间的关系,研究中国和周边国家间的关系,不仅对于学科建 设有好处,而且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国情,认识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有好 处,对于我们处理当代复杂的现实关系有参考、借鉴意义.处理像近 代中国历史这样复杂的课题,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是很正常的.积多 年学术研究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要轻易地将学术观点与政治观点等同 起来.解决学术观点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只有靠百家争鸣的办法.必 须指出的是,学术争鸣一要充分占有史料,二要充分了解前人观点, 三要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争鸣,就不会无的放矢了.只 有严肃地对待争鸣,才能加深对历史问题的了解与认识.中国近代史 领域已经争论或者正在争论的许多问题,都可以放在110年的历史过程 里争鸣.如果在争鸣或研究中,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方法, 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可能更有成就一些. 积极关注学术交流,参加百家争鸣,也要努力在学术争鸣中坚持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正确方向.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向问题,不仅关乎 近代史研究本身,也直接关乎对现实社会的理解.中国近代史与中国 现代的政治社会生活是紧密相连的.对于今天来说,它是我们的昨天. 因此,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要注意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结合.如果不注 意这种结合,孤立地看待某一历史事件,就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帝 国主义侵略中国,是近代中国特有的现象,如果只看到外国资本主义 国家给中国带来的多少个“第一”,就可能夸张资本主义列强给中国 带来的进步作用,进一步就可能赞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如果只 从表面上看晚清政府或国民党政府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做的某些事情, 也可以得出那是一个很好的政府的结论.如果收集中共历史上犯“左 倾”错误时所产生的某些阴暗面,也可以把中共形容得一无是处.假 设以上几个方面的看法都能成立,那中国近代史就完全不是人们所知 道的那个样子了.在这些方面,如果我们头脑不清醒,我们的研究工 作就可能远离历史真实,不仅对于学科建设毫无建树,而且可能在政 治上留下不好的影响. 拓宽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 四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所扩大, 这是研究工作本身的规律所决定的.现在如果再用三个高潮、八大事 件,就很难概括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围了.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政 治史、经济史、军事史、中外关系史、社会史、文化思想史、近代史 学理论诸多方面的研究,都有前进.近些年,尤其是中华民国史、抗 日战争史、政党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更有长足进步.学者 们的研究兴趣,大多已向1919年以后的历史转移.一个社会是由诸多 政治、经济、文化等现象组成的.经济发展程度是社会前进的尺度, 政治表现在社会前进中起着指标的作用.现在有些青年研究者对思想 文化史研究有兴趣,对政治史的研究缺少热情.加强与加深思想文化 史研究是有意义的,忽视政治史研究却没有理由.政治史研究的深度 和广度如何,对其他的研究领域起着制约的作用.经济史研究的深度 和广度如何,对解释社会的发展方向有着深刻的含义.有志于推进中 国近代史研究的年轻朋友,应当投身于政治史和经济史研究,要决心 下大力气,取得成就,同时注意避免目前存在着的大量的低水平重复 研究的情况. 近百年的中国近代史是我国历史上一段极为重要的时期.屈辱与 苦难,奋斗与牺牲,构成了丰富与斑斓的历史画面.中国近代史研究 的任务,是要厘清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探索其发展规律, 在此基础上,重现近代中国丰富与斑斓的历史画面.这样的研究与重 现并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就能够为我国人民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道路提供有说服力的历史根据,为提高我国人民的文化素质及其 爱国主义教育的水准,加强他们对国家、民族、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和凝聚力,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样,中国近代史研究,就不只是在书 斋中讨生活,而且是在对社会、对人民贡献心力了.
爱国主义教育心得体会100 字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提高全民整体素质的基础工程。
我 省在全面贯彻《中学德育大纲》、《小学德育纲要》精神，改进和加强学校德育工作 的过程中，坚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旋律，落实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
自中共中央颁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以后，进一步推动了我省中小学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向着普及纵深方向发展。
一、明确教育任务，开展调查研究，增强教育的针对性。
中小学德育的基本任务是，把全体学生培养成为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具有社会公 德、文明行为习惯的遵纪守法的公民。
为了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我们广泛地 进行了学生爱国主义思想现状调查。
1949年上半年，由省教委组织调查组先后到大悟 县、应城市、武汉市武昌区，听取了县市区教育部门的汇报，除请政府负责人及宣传、 团委、妇联、文化、工商、公安等部门的同志进行了座谈外，还同时19所学校（小学 5所，初中4所，高中6所，其它4所）的校长、主任和教师举行了座谈。
各地反映，近 几年来，我省中小学教育工作，特别是爱国主义教育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不 少问题，其中有些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
据一所小学抽样调查，不知道“十一”国庆 节的学生占有15％，不知道国歌叫《义勇军进行曲》的占58％，不知道我国是“四大 发明”的文明古国的占16％，认为外国比中国好，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的占有16％， 不知道为什么要升国旗的占60％，长大了出国赚大钱的占领23％，不了解帝国主义侵 华史实的更是占大多数。
通过调查，我们感到震惊，不仅增强了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也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任务。
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在知道和认识祖国的过去，今天和未来的基 上，产生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教育学生确立正确的理想、信仰和人 生观立志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去。
要达到上述目的，必须 紧密联系实际，增强教育的针对性。
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中，首先，我们针对学生对国旗、国歌、国庆的基本 常识。
进一步又针对学生不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缺乏足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 感，甚至认为外国比中国好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在全省普遍开展了‘两史一情’、香 港回归祖国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方面的教育，激发他们崇敬和学习民族 英雄“兴我中华，历史的悲剧不能重演”的思想感情，培养他们为维护国家独立、自 主、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思想观念。
爱国主义教育必须突出时代特征。
党的基本路线 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主题。
我们针对学生对‘社会主义好’缺乏足够认识的问 题，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实际，广泛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基本路线教育 活动。
很多地方和学校组织了“在祖国怀抱里成长”、“改革开放使祖国欣欣向荣” 等主题教育活动。
组织学生参观访问，进行“五看”的社会调查：看个人变化，看家 庭变化，看学校变化，看学校附近一条街的变化，看本地区的变化。
“看变化，颂祖 国”、“看变化，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还有不少地方和学校，不仅开展了十 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纵向对比教育，还结合开展了横向对比的路线教育，同同等发达 程度的国家比成就，同发达国家比发展速度，激发了学生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
二、确定教育内容，设计教育专题，形成教育活动序列。
爱国主义教育任务的落实，关键在于教育内容的选择和把握。
爱国主义教育内容 丰富，涵盖较广。
我们在确定教育内容、设计教育专题时，主要考虑了如下四点：一 是，根据学生年龄特征，确定教育的可接收性；二是，根据教育内容的整体内涵，确 定教育内容的序列性；三是，在教育内容和教育对象的结合方面，确定教育内容的针 对性；四是，在教育内容的渐进和深化方面，确定教育内容的连续性。
（一）、根据学生年龄特征，有针对性地安排合适的教育内容，选择恰当的教育 活动方式。
小学生心底纯洁，活泼好动，热情高，但知识面窄，缺乏理性认识能力。
在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选择方面，重点是激发他们的主义情感，憎恶帝国主义的侵 略，了解祖国的伟大，从行动上尊敬国旗、国徽、会唱国歌，积极向英雄人物学习， 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长大了报效祖国。
按照上述指导思想，各小学在开展“祖国 在我心中”、“我是祖国的花朵”、“我要做个了不起的中国人”等专题教育活动时， 形成了“九字活动系列”。
即：唱（歌颂祖国、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绘（描绘 祖国锦绣河山）；看（革命遗迹，历史名胜，建设成果）；读（英雄故事、历史故事）； 讲（祖国变化、英雄事迹）；写（赞美祖国、赞美英雄、抒发情怀）；做（学英雄做 好事、努力学习）；（爱国主义知识和行为规范）；展（活动成果、报国之志）。
这 些活动深深地扣动了儿童的心弦，省实验小学的“武汉是三好学生”王燕在去杭州参 加中央音乐学院的钢琴考试前，深情地要求再当一次“升旗手”，立志将来当音乐家 为国争光。
对于进入青少年时期的中学生，他们有了一定的知识和理性思考能力，可以提出 更高的要求，以课堂渗透教育为主，辅以有广度和深度的课外活动。
挖掘各学科中蕴 藏的爱国主义因素，把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和学科爱国主义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课 外活动方面，主要是用讲座、报告会、读书会、知识竞赛、参观等形式，有计划、有 目的的让学生了解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熟悉国情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引导 学生进行比较和思考，坚定党的基本路线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点。
（二）、根据爱国主义教育的整体内涵，设计教育专题，形成教育活动序列。
爱 国主义教育有其自身的系统和整体内涵。
在实施教育时，各学校分层次，精心设计专 题；在序列内容安排上充分注意其阶段性和连续性。
在小学低年级一般设计了“伟大 中华十知道”、“祖国山河多壮丽”等专题；在小学中年级安排了“伟大祖国名人多”、 “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等专题；在小学高年级安排了“屈辱的历史、奋斗的历史”、 “爱我中华、兴我中华”等专题。
在活动安排上，由参加严肃、隆重升旗仪式，抢答 祖国基本知识，听讲革命故事、唱革命歌曲，参观祖国名胜和革命史迹，到较系统搜 集、编出《英雄谱》、《名人名言集》、《中华集锦》等。
武昌昙华林小学精心设计 了“三个了不起”的专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该校学生在回答记者采访是说：“参 加了‘了不起’的教育活动后，心中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有一种要大声疾呼的激情： 中国了不起，中国人了不起，我要做一个了不起的中国人。
” 中学阶段按照学生思维日臻理性化特点，分别安排了“知我中华”、“只有社会 主义能够救中国”、“腾飞的中华”等专题。
很多学校还结合湖北的特点，编写了系 列教材和制作了系列幻灯片：《锦绣湖北——湖北名山秀川、建设成就讲话》、《铁 血丰碑——湖北革命斗争史讲话》、《楚天英杰——湖北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讲话》， 系统地对学生开展了爱国主义序列教育，有的学生在演讲中说道：“我们脚下是中华 的热土，身后是祖国的锦绣河山，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不能 忘记祖国的兴衰大业。
” 三、探索教育规律，优化教育方法。
在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各地在把握教育内容的基础上，根据内容需要，贴切地 选择教育方法，一般都采用了调查研究、比较、典型导引和情感体验等方法，通过调 查、访问、参观、读书等方式，增长学生的爱国主义知识。
为了进一步深化爱国主义 教育，我们在总结各地活动经验的同时，还有意识地定点开展这方面的实验研究，探 索爱国主义教育规律。
（一）、渗透教育法：学校是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阵地，学科教学是实施爱 国主义教育的主要渠道。
学生在校大量活动和受教育是学科课堂学习，对于中学生尤 为如此。
因此，研究在学科教学中如何渗透爱国主义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 从学科教学渗透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中，总结出了渗透的“六有”原则。
即：有“意” 有意识地发掘学科中显性或隐性的爱国主义教育因素；有“的”——有目的、有针对 性地确定爱国主义教育主题；有“机”——有机结合学科教学，融溶于载体，做到淡 化痕迹、“润物细无声”；有“度”——适度渗透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不冲淡学科教 学本色，学生易于接受；有“序”——有步骤有秩序地实施渗透；有“效”——讲求 实效，克服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
在上述原则指导下，根据不同学科和较学内容，探 索出了“程序法”、“四环节法——知事、明理、动情、养成”，“联系比较法”等。
如有的数学教师讲利用正切函数值解直角三角形时，引用中国古代发明的利用秆子影 长确定季节和时令的历法作例证，利用“四环节法”学生学了知识、激发了民族自豪 感。
对于历史、地理等具有很强的显性爱国主义因素的知识，又采用“联系比较法”， 扩大和增强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
（二）、环境教育法：充分利用校园的爱国主义文化环境的布置和创造浓郁的爱 国主义教育氛围，让学生在环境中熏陶，潜移默化，内化爱国主义教育情感，增长爱 国主义见识。
如一走进武昌实验小学校园，绿树成荫、甬道繁花萦绕，大红色巨幅校 训：“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立刻印入眼帘。
学校还充分利用校内《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旧址》和恽代英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此工作过的史实，给最优秀少先队命名为“恽代 英中队”，开展“革命红旗代代传”的活动。
很多学校都注意建立了具有爱国主义教 育意义的长廊和甬道。
用中国历史名人、名言录挂幅装点室内环境氛围，是一种很具 爱国主义教育感染力的隐性教育课堂。
四、加强领导，重在建设，形成教育常规。
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常规教育。
要形成爱国主义教育常规，首 先，要加强领导。
中共湖北省委贯彻中央《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精神，制定、印 发了《湖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细则》，文件明确指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提高 全省人民整体素质的一项基础性的社会工程，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 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并从人力、物力、财力上予以支持；还对教育的内容、对象、建 设、实施等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和部署。
为了加强领导，我省成立了由省委宣传部牵 头的爱国主义教育协调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十分重视提高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对爱国 主义教育意义的认识，加强理论建设，组织专门班子，撰写了一批有理论深度的文章， 加大宣传力度，造成舆论氛围。
为了指导面上工作，省教委等五单位联合在武汉市武 昌区办点，批转了中共武汉市武昌区委员会《关于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细 则》的文件；第二，坚持爱国主义教育“四为主”的指导思想，即：爱国主义教育是 全民教育，其重点是青少年；学校是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阵地；课 堂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渠道；教师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力军。
第三，爱国 主义教育必须坚持重在建设的方针，除上述理论建设外，各地都结合本地实际加强了 对教材、基地和制度的建设，多年来，大多数学校都编写了爱国主义教育序列教材， 同革命纪念馆、所、部队等开展共建活动，创建了一批基地，全省由省政府行文，正 式命名了44个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各地也充分开发教育资源，相继建设了一批本 地的教育基地，为了充分发挥基地的作用，文件还明确规定：各级各类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对中小学生有组织的参观活动要优先安排，实行收费参观的单位，在节假日及双 休日对中小学师生有组织的参观应实行免费开放。
同时，省教委还组织编写了《中小 学生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视片观赏指南》以及序列教材。
武昌区教委颁布的《武昌区 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常规十条》规定每个学生都要知道武昌农讲所、辛亥首义旧址、 铁军、起义门、九女墩、六一亭等革命史迹…。
要求各校在‘五．四’、‘七．一’、 ‘十．一’等节日组织相应的爱国常规教育活动。
全省还定期开展“黄鹤美育节”大 型活动，多种形式汇演爱国主义节目，对全省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起了很大的推动作 用。
各地和学校还相继制订了爱国主义教育常规制度，结合“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 中有关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重点加强了训练，形成常规。
大部分地区和学校都明确规 定一年级新生入学和每学年，必须对学生进行国旗、国歌、国徽、首都及祖国版图的 教育。
通过上述安排，基本上达到了使我省爱国主义教育常抓不懈，充分发挥其时代 主旋律的作用。
对中国近代史纲要教学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一 应当重视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被冷落。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
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
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
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
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
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
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
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
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
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
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
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
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
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
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
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
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
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
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
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
”[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
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
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
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
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
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
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
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
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
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
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
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
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
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
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
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
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
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
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
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
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
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
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
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
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
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
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
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
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
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
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
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
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
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
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
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
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
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
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
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
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
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
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
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
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
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
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到江西考察近代史的历史文化遗址,可能见到的是
第二次国内革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先后在江西建大命根据地。
其中著名的有赣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3县和吉安、安福、遂川与湖南酃县的一部分）、湘赣革命根据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包括弋阳、横峰、贵溪、德兴、余江、万年、上饶、铅山等县，后发展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以及包括铜鼓、修水、万载、宜丰等县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当时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赣南和闽西地区的21县（包括江西的会昌、瑞金、安远、信丰、广昌、石城、黎川、宁都、兴国、于都、寻乌等11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故瑞金有红都之称。
中国近代史简单概括?
1、了解国史 中国近现代史，有我们了解国史国情。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解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能激发我们的爱国情感；了解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懂得中国必须首先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取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开辟道路，充分认识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和进步性，自觉地继承和发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民族精神和革命传统，能够增强我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2、自觉拥护党的领导 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是无论是地主阶级“自救”的洋务运动、农民阶级试图推翻清政府统治，建立理想社会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所做的努力，都没能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
历史的发展要求旧民主主义革命必须让位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于人民共和国，充分认识到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所以我们应该更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拥护党的领导；3、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通过学习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深刻了解中国人民走上以共产党为领导力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联系建国社会主义改造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认识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牢固确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文本框: ●举例说明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信念，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4、为学习《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提供相关的历史基础知识。
你从以上方面多发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