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名人学成归国建设祖国的例子
你好，很高兴为你解答，根据你的描述 有以下方案供你参考 我叫XXX，是XXX村一名普通电工。
在2011年度在供电所关心和支持下较好的完成了各项和工作任务，工作取得圆满成功首先归公于各级领导，归公于我周围的同事们，我只不过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尽了一点应尽的责任。
经过多年的培训和锤炼，使我充分理解上级领导所倡导的“忠诚敬业、开拓进取、学习创新、优质服务”的企业精神及一系列先进企业文化的深刻涵义，在，作为一名电工，虽然不能像其他商家那样直接为地方创造经济效益，但却起着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如同是一架机器上的一颗小小螺丝钉。
回顾一年来的工作历程，我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较好的完成了所下达的术指标。
截止到12月份，我村足额完成供电量，电费回收达到了月月结零，安全生产实现了“三无”，保持了较长周期的安全记录，优质服务诚信服务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全年达到 “零”投诉。
二、安全生产保持了较稳定的局面。
一年来，我按照所年初提出的“明责任、严纪律、强监督、重奖罚”的要求，把生产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加强安全工作落实，建立建全全方位，全过程的安全生产，积极参加局、所组织各项安全活动，在安全上重视调查研究到了解实情，解决实际问题，注重工程建设期间的安全管理，在今年紧张的农网改造中，由于配合得力，确保了全过程的安全生产，杜绝了事故的发生，设备检修和树障处理到位，减少了配电事故率，完好率100%，针对实际工作抓重点，查隐患，查事故苗头和不安全因素彻底清除安全死角。
三、认真落实和规范化管理。
一年来，以政策法规为准则，以优质服务为宗旨，认真为农户服好务，提高服务质量，多购多供电的积极性，规范工作程序，对客户实行承诺服务，坚持全天24小时电话保持畅通，。
对不方便的客户坚持上门服务，把”心连心”工程落到实处。
只要接到报修电话就立即上门检修，一般事故立即修，特殊事故说明情况作好解释工作不过夜。
对于行动不方便的用户，主动上门去收费，一个月跑上三四趟，诚信服务尽最大努力减少欠费停电，受到用户好评。
在实际工作中更是积极主动，今年8—9月份，在北京举行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和残奥会，为了确保群众能收看到电视节目，安全、及时保电，我放弃休息时间，每天工作都在十多个小时以上，查看线路、设备，及时处理各种隐患，从而保证了在此期间没有停电现象发生。
在今年的秋季用电高峰中，没有发生一次因我的责任造成停电的情况，保证了农户生产用电。
用辛勤的汗水和热情的服务，换来了。
总之，不论是白天、夜晚、刮风、下雨，只要接到事故电话，都能以最快的速度去帮助客户排忧解难,抄、核、收是我们工作的重点，直接牵涉到我们的经济效益，在工作中，我们实事求是，每月按时抄表，不估抄，不漏抄，抄后及时审核，把该收的收回来，不多收，不少收，按照供电所制定的考核办法，按月计算，把电费回收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做到有电送的出，一趟找不到人就早上去堵，晚上到家里去要，真是费尽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经过不懈努力，保证了每月电费的按时回收结零。
全年无投诉案件，使农村用电管理走向规范化，减轻了农民负担，也在农户中树立了我们供电企业的良好形象。
尽管在2011年的工作中，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新的一年里行业作风和工作作风为更高目标进行提高，工作纪律要进一步加强。
优质服务诚信服务的意识需要进一步加强。
以上是我，有什么不足之处，敬请领导批评指正
日期不懂追问，望采纳，你的采纳是我答题的动力。
关于“学成归来”的事迹有哪些
夏、商、周三代那时没有钟表和月历，要知道时间、季节、方位，都得仰看日月星辰。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作息时间表画在天上，当时古人睡觉时间也因此而定。
后来古人把时间分为十二时辰，各个时辰都有其相对应的含义，其中亥时就是晚上9点到11点，这就是古人入寝的时间，卯时为早上5点到7点，所对应的就是起床的时间。
按此作息时间计算，一般睡眠时间为8小时，和现代人相比睡眠时间相差不大，不过相对睡眠起床的时间提早了。
古人认为，睡觉不仅是休 息，还是一种养生；不仅是一种境界，还是一种学问?? “人定” 亥时入眠最益养生 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已有“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 早在先秦时代， 古人已总结出了一套 “睡觉原理” 。
托名黄帝所作的 《黄帝内经?素问篇》 ， 可以说是古人睡觉的“指导性文件” ，里面细谈了睡法和睡觉的重要性，其中的《四气调神 大论》指出，上床睡觉的时间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因时而动：春夏两季，应“夜卧早起” ， 秋季则要“早卧早起” ，冬季宜“早卧晚起” 。
这一“睡觉原理” ，即使在生活节奏很快的现 代，也不失参考价值。
秦汉时期，人们更加重视睡觉。
1972 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汉墓曾出土了一批汉简，其 中有医书《十问》 ，就披露了时人对睡觉的认识： “一昔不卧，百日不复。
” 那么，古人晚上几点上床睡觉
笼统说来是八个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具体 说来，则是“人定”之时。
人定是什么时间
古人将现代一天的 24 小时，划分为十二个单 位：即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昳、晡时、日入、黄昏、人定；配 之以十二地支，对应时间是：子时、丑时、寅时、卯时、辰时、巳时、午时、未时、申时、 酉时、戌时、亥时。
人定之时，就是亥时，相当于现代 21 点至 23 点。
人定，又称“定昏” 、 “夤夜” ，意思是：夜已深了，人们应停止活动安歇睡觉了。
发生 在东汉末年的《孔雀东南飞》故事里即有“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 ，说明那时人们在人 定时分都开始睡了。
古人认为， 上床时间最晚不宜过夜半的子时， 即 23 点至次日凌晨 1 点。
明代谢肇淛 《五 杂俎》 “事部” 中即称： “夜读书不可过子时” 。
谢肇淛认为， 如果读书过子时， “盖人当是时， 诸血归心，一不得睡，则血耗而生病矣。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熬夜读书将严重透支健康。
谢肇淛看到有人彻夜读书，累得呕血，觉得不可思议。
对于起床时间，古人则崇尚“早起” ，即便是帝王之家也是这样。
据宋代江少虞《宋朝 事实类苑》记载，宋太宗即保持良好的睡眠习惯， “深夜就寝，五鼓而起” 。
需要上早朝的臣 僚们起床时间更早，所以才有“朝臣待漏五更寒”的痛苦。
“五更”起床最益健康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乐于假寐“数刻之味其美无涯” 就睡觉而言， 古代不少名人都有一番经验之谈。
宋代文人苏东坡就是一位会睡觉的高人， 他曾与同为文人的李廌聊过睡觉之妙。
李廌在《师友谈记》中记下苏东坡当时的一番高论， 题为“东坡言寝寐得三昧” 。
苏东坡睡觉有个怪癖，哪怕床有一点不稳，他都睡不着，一定要安排稳当后才能睡。
躺 到床上，正式开始睡觉时“瞑目听息” ， “不可少有蠕动” ，他说这样做是“务在定心胜之” 。
苏东坡从不睡懒觉，每天“五更初起” 。
但他起来后并不是立即投入工作和学习，而是 梳头洗脸一番，穿戴整齐后，再找一张干净的榻闭眼躺一会儿，称作“假寐” 。
这样的“假 寐” ，即我们所说的“再眯一会儿” ，无异于回龙觉。
苏东坡乐于假寐，并深得其妙，称“数 刻之味，其美无涯；通夕之味，殆非可比” 。
从古人所留的笔记来看，在历朝历代，宋代人是最会睡觉的，还睡出了不少理论，这或 许与北宋的时局有关。
宋代在睡觉上比苏东坡还要讲究的，是一个叫陈抟的著名思想家。
陈 抟在《宋史》上有传，列于“隐逸”人物类，他在中国道教发展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人称 “陈抟老祖” 。
关于陈抟的“善睡” ，据《宋史?陈抟传》记载，陈抟“每寝处，多百余日不 起” ，意思是陈抟一觉能睡一百多天。
因为太能睡了，陈抟还有“睡仙”之美誉。
陈抟能睡会睡，不仅讲究“睡品” ，还睡出了境界。
他早年“进士不第，遂不求禄仕， 以山水为乐” 。
宋太宗赵光义久闻其名，曾派人到其隐居地华山，请其出山，入朝为官。
据 传宋太宗给陈抟作诗称： “如今若肯随征召，总把三峰乞与君。
”可是，陈抟并不为其所动， 以《答使者辞不赴诏》回应： “轩冕浮云绝念虑，三峰只乞睡千年。
” “三峰只乞睡千年” ，这是何等厉害的睡觉境界
其实，陈抟已不是单纯的睡觉，而是 把睡觉当成了一种修身和养生手段——“导养及还丹之事” ，他也因此活了 118 岁。
睡姿“卧如弓”睡眠质量最高 南宋理学家蔡元定《睡诀》提倡“睡侧而屈觉正而伸” 在中国古代，人们对睡觉时的睡姿也很在意，认为睡觉姿势不好不利于健康。
人类睡觉的姿势主要有仰卧、 俯卧、 侧卧三种， 这三种姿势哪种好
古人有个七字评价： “侧龙卧虎仰瘫尸” 。
最讲究睡觉的宋代人还总结出一套理论，如南宋著名理学家蔡元定曾 推出 22 字《睡诀》 ： “睡侧而屈，觉正而伸，勿想杂念。
早晚以时，先睡心，后睡眼。
” “睡侧而屈” ，即古人常说的“立如松、坐如钟、卧如弓”中的“卧如弓” 。
古人不喜欢 “仰卧” ，儒家圣人孔子即反感这种睡姿，他在《论语?乡党》中说， “寝不尸，居不客” ，意 思是睡觉不要像死尸那样躺着，居家时不要像做客那么拘束。
可能是受孔子观点的影响，古 人睡觉时最忌讳“挺尸” ，提倡“睡不厌屈，觉不厌伸” 。
为何古人认为侧卧好
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道林养性》里是这样说的： “屈 膝侧卧，益人气力，胜正偃卧。
”这个观点也为中国道家所崇尚， 《道藏?混元经》持有类似 的观点： “仰面伸足睡，恐失精，故宜侧曲。
” 托名陈抟的 《希夷安睡诀》 还具体记述了这种侧卧之法： “左侧卧，则屈左足， 屈左臂， 以手上承头伸右足，以右手置右股间。
右侧卧，反是。
”按照这种睡法，身体恰呈半月状， 正好是“卧如弓” 。
这种睡法古人视如良方，美言之为“睡方” ，有诗即称： “华山处士如容 见，不觅仙方觅睡方。
” 再进一步说，身体侧向哪个方向也有讲究。
古人认为，侧卧以向右为佳，有人甚至称这 是“吉祥睡” 。
这种“吉祥睡”已为现代医学证明是科学、合理的，因为从生理解剖位置来 看，这种睡法心脏位置会向右，肝脏则位于右胁部，胃肠的开口全在右侧，这种姿势可减轻 心脏压力。
“吉祥睡”尤其适合老年人，清代曹廷栋在《老老恒言》 “安寝”条即称： “如食 后必欲卧，宜右侧宜舒脾气。
” 方向“头东脚西”睡眠效果最好 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记载“春夏向东秋冬向西” 在寻找到最佳睡姿的同时，古人还在睡觉的朝向上进行了探索。
古人认为，头朝哪睡， 事关身体健康和睡眠的质量，但到底头朝哪睡比较好，并没有最佳睡姿选择上那么统一。
古代比较流行的观点是睡觉的朝向应因时而变，即所谓“四时说” 。
持这种观点的，以 唐代医学家孙思邈为代表，他在《千金要方?道林养性》中称： “凡人卧，春夏向东，秋冬向 西。
”意思是，春夏两季，睡觉时宜头朝东，脚朝西；秋冬两季刚好相反，宜头朝西、脚向 东。
具体调换方向的时间点，宜以“立春”和“立秋”两个节气为起始。
宋蒲虔贯《保生要 录》中是这样说的： “凡卧，自立春后至立秋前，欲东其首；自立秋之后至立春前，欲西其 首。
” 这种“东西向”睡觉观念，在中国有相当久远的历史，并对建筑的内部结构产生深刻影 响。
在秦汉以后， 不论是帝王宫殿还是坊间民居， 房间摆床多是东西向， 就是受此 “睡觉观” 的影响，这种观念或许正是在《黄帝内经》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观基础上产生的。
总的说来，古人在睡觉朝向的选择上，以东为上，西次之；南亦可，北不宜。
有的养生 家干脆认为，睡觉的朝向宜“寝恒东首” ，即睡觉固定头朝东，脚朝西。
其理由是，东方主 春，主升发之气，四季头朝东睡觉最适合， “谓顺生气而卧也。
” 在四种朝向中， “北卧” ，即头朝北，脚向南，是古人最不欢迎的，是一种忌讳。
《千金 要方?道林养性》即称， “头勿北卧，及墙北亦勿安床” ； 《老老恒言》 “安寝”条也说， “首勿 北卧，谓避地气。
” 为何睡觉不能头朝北
古代养生家认为，北方属水，阴中之阴位，主冬主寒，恐北首而 卧阴寒之气直伤人体元阳， 损害元神之府。
事实上， 这一观点也是受到孔子言论的影响， 《孔 子家语?问礼》中有一种说法，头朝北是“死人向” ，即所谓“生者南向，死者北首” 。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古人睡觉之“方向说”其实并没有科学道理，甚至包含不少迷信成 分，过于玄乎。
以古人“南北向”睡觉不宜一说为例，现代有的科学家便认为，南北向与地 球磁场方向一致，睡眠效果更好。
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典型人物有哪些
钱学森 李四光 最典型了 以下是详细资料1947年，刚刚36岁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聘为终身教授。
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它预示着钱学森的优厚待遇和远大前程。
美国为什么如此器重钱学森呢
因为他是美国研究航空科学最高专家冯·卡门的优秀学生，是美国最早研究火箭组织——加州理工学院火箭研究小组的5成员之一。
在冯·卡门的指导下，火箭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钱学森显露出卓越的才能。
一项在航空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航空科学公式：即著名的“卡门——钱公式”诞生了。
这是由冯·卡门提出命题，钱学森做出结果，至今仍在航空技术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项公式。
然而，当钱学森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这个每时每刻都在想念祖国的科学家，顿时沉浸在极大的喜悦之中。
钱学森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0多年，又被誉为是“在美国处于领导地位的第一位火箭专家”，金钱、地位、声誉都有了。
可他想：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
我可以放弃在美国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
我应该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他还对中国留学生说：“祖国已经解放了，国家急需建设人才，我们要赶快把学到的知识用到祖国的建设中去。
” 钱学森准备返回中国的决定，引起美国有关方面的恐慌。
他们认为：钱学森的专业技术如果带回去，中国的科学技术将高速度前进。
美国海军的一位领导人曾对美国负责出境的官员说：“我宁可把钱学森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
”“钱学森至少值5个师的兵力”。
钱学森的回国计划受到严重的阻挠。
美国官方“文件”通知他，不准离开美国。
本来，他的行李已经装上了驳船，准备由水路运回祖国。
可美国海关硬说他准备带回国的书籍和笔记本中藏有重要机密，诬蔑钱学森是”间谍”。
其实，这些书籍和笔记本，一部分是公开的教科书，其余都是钱学森自己的学术研究记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几天之后，钱学森突然被逮捕，关押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受到无休止的折磨。
看守人员每天晚上隔10分钟进室内开一次电灯，使他根本无法入睡。
钱学森的遭遇，引起加州理工学院中坚持正义的同事和学生的同情，在他们和其他正直人士的强烈抗议下，美国特务机关被迫释放了他。
可对钱学森的迫害并没有停止，他们限制他的行动，监视和检查他的信件、电话等。
尽管有种种限制，但钱学森没有屈服。
他不断地提出严正要求：坚决离开美国，回中国去
在争取回国的日子里，钱学森更加关心祖国的建设事业，经常从《华侨日报》等报刊上了解新中国的情况，和中国科学家、留学生讨论建设祖国的有关问题。
为了能够迅速地回国，他租房子只签订短时间的合同。
家里准备了3只轻便的小箱子，天天准备随时可以搭飞机回中国。
5年过去了。
钱学森争取回国的斗争得到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更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极大关怀。
周恩来总理曾亲自了解他的情况，并指示参加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的中国代表，在会谈中提出钱学森博士归国问题。
1955年8月，这场外交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美国政府被迫同意钱学森返回中国。
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清晨，钱学森就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天安门广场。
他激动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
现在，我终于回来了
” 冲破重重阻拦而回国的钱学森，一头扎在了军事科学的研究中。
他倾其所学，又紧密关注国外的科学动态，不断推出科研新成果，为祖国的国防事业竭思尽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导弹之父”，国务院授予他为“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在美国定居，且能聘为终身教授，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幻想。
可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钱学森放弃了这一切。
在经济大潮如洪水猛兽般地冲击社会的今天，钱学森的爱国言行，无疑地凝聚着中华民族之魂，显示了爱国对志士仁人的撼动力。
李四光，原名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大地构造学家、第四纪冰川学家、地质学家。
蒙古族。
湖北黄冈人。
1919年和1927年分别获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曾留学日本和英国。
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
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
1949年10月19日，尚是漂泊国外之时，他已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归国后，他长期担任着政府地质部部长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李四光历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他是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之一，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早年对蜓科化石及其地层分层意义有精湛的研究。
提出了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的存在。
用力学观点研究地壳运动及其与矿产分布的规律，建立了新的边缘学科“地质力学”和“构造体系”概念。
毕生倡导以力学观点研究地质构造的发生、发展及组合的规律，认为各种构造形迹是地应力活动的结果，建立了“构造体系”的概念，创建了地质力学学派。
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有广阔找油远景的认识并为大庆、胜利等油田的发现所证实。
开创了活动构造研究与地应力观测相结合的预报地震途径。
晚年发表的“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对我国学科大交叉的倡导产生深刻影响。
对中国地质教育、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著有《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中国北训之 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地质力学概论》及文集《天文、地质、古生物》等。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李四光，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的一个乡村教师家庭。
童年随父亲入村塾读“四书”、“五经”，学写诗文。
他勤奋好学，爱好劳动。
由于常听父亲讲甲午中日海战，中国惨败，清政府腐朽无能、丧权辱国的故事，他从小就萌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
他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要为中国争气，学会造船，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
1902年，两湖开办新学堂，李四光离开家园，到了省城武昌，考入西路高等小学堂。
由于他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因此学习未满两年，没有毕业就被湖北省选派官费留日深造。
1904年7月，到达东京，入宏文书院习日语。
1905年8月，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主盟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第一批会员中年龄最小的会员。
孙中山见其年轻，勉励他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从此李四光更加坚定了刻苦学习，报效中华的决心。
1907年7月，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科，学习造船机械。
初步实现了他为祖国学习造船的心愿。
1910年7月，毕业归国，任武昌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教师兼工场场长。
第二年秋夏之交，参加清廷举行的留学生回国第六次廷试，成绩优等，获“工科进士”称号。
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推翻了清政府，武昌成立了鄂军都督府，李四光先任都督府理财部参事，后被选为湖北省实业部部长，1912年改为实业司司长。
不久，袁世凯窃权，篡夺了革命果实，辛亥革命失败。
李四光怀着郁闷的心情，愤然辞去了实业司司长的职务。
计算自己年龄还不太大，不如再读书10年，准备一份力量。
1913年7月，获临时稽勋局通知，官费保送留英学习，入伯明翰大学。
考虑到为祖国造船，不能没有钢铁，要钢铁就得先搞冶炼，因此先学了采矿一年，又感到采矿离不开地质，再又决定转到理科地质系，开始专攻地质学。
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
李四光在英学习期间，在导师W.S.包尔顿（Boulton）教授的指导下，他一面博览群书，一面实地调查，不仅在学术上造诣日深，而且在文字语言上提高也很快。
英、日、德、法各国文字，均可运用。
他视野辽阔，信息敏捷，基础知识深广。
1918年6月，在伯明翰大学通过了毕业论文《中国之地质》的答辩，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
毕业后，他婉谢了国外的高薪聘请，1919年考察欧陆地质后，接受了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聘书，于1920年5月，回到了北京，出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他一面为祖国精心培育人才，一面积极参与北京大学一些重要的校务活动。
在不少重要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
他声誉日著，很快成为当时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之一。
1927年冬，应蔡元培邀请，南下到上海，参加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
1928年1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任所长，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为止。
抗日战争爆发前，仍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和教授。
1934—1936年，根据中英两国交换教授讲学的协议，应邀赴英讲学，在伦敦、剑桥、牛津、都柏林、伯明翰等8所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
讲稿整理后在伦敦正式出版《中国地质学》，此书除英文版外，还有俄文译本和摘要汉译本。
学术界给予很高的评价。
英国李约瑟（Joseph Neebham）博士称作者为“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
1936年回国途中过美国，在他的学生朱森协助下，对美国地质做了一次由东到西的实地考察。
回国后住在庐山做第四纪冰川研究工作。
第二年“七七”事变，全国燃起了抗日烽火。
李四光率领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同仁，辗转内迁。
1938—1944年夏，基本上以桂林良丰为基地，依靠广西地方当局的支持，开展了广西地质的调查研究，填制了广西地质图。
并多次长途跋涉考察南岭东段地质，考察川东、鄂西、湘西、桂北和贵州高原等地的第四纪冰川遗迹。
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
其间还创办了桂林科学实验馆，亲任馆长，为战时研制必要的科研实验器材和仪器。
1944年11月，日军入侵，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再度搬迁重庆。
由于旅途过度疲劳，李四光病倒在沙坪坝，幸医疗及时，愈后健康显著减弱。
1945年4、5月间，应重庆大学、中央大学联合邀请，向两校地质系师生作《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的学术报告。
这是他20多年来研究地质力学的第一次总结。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投降，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
但是，不久出现了内战阴霾，李四光为此忧心忡仲，焦虑不安。
1946年秋，离开重庆东下直抵上海养病，未去南京，此时他有祖国虽大，似乎难觅容身之地的感触。
待到1948年2月，借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偕夫人许淑彬乘船再度赴英，并经挪威接受奥斯陆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
1949年10月1日，李四光在英伦海峡之滨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特别兴奋。
立即准备起程回国，为了摆脱国民党驻英大使馆的阻挠，独自化名先行，经巴黎至巴塞尔，等候夫人一道至意大利登轮，在海上漂泊数月，1950年4月6日经叶剑英派人接应，由香港到达广州，终于回到了祖国。
5月6日到北京，及时地会见了中央领导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作了长时间的交谈。
李四光回到新中国后，除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外，还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
9月，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成立，李四光任主任委员。
1952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成立，李四光任部长，直到1970年地质部改为计委地质局时才离职。
1958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立，李四光被选为主席。
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9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0年8月，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和国务院科教组组长。
1971年4月29日逝世，享年82岁。
李四光一生，经历了祖国几次伟大的社会变革。
他由一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参加了民主主义革命，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最终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毕生为繁荣中国近代科学事业，提高地质科学水平，发展地质工作，做出了光辉的业绩。
他留下了数百万言的科学论著和丰硕的科研成果，以及他创造性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和奉献精神，都是祖国科学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后人应当继续发扬光大之。
李四光早年为悼念一个好学生曾写过此诗，亦为其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研究的光辉写照。
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
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
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
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附李四光简历 1889年10月26日 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
1904—1907 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宏文学院普通科学习。
1905年8月 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7年—1910年7月 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科学习造船机械。
毕业归国后任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教师。
1911年10月—1912年8月 先后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事，湖北军政府实业司司长，湖北省同盟会支部书记。
1913年10月—1918年6月 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先学采矿，后学地质学。
毕业时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
1920年 归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1928年1月 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
1931年 英国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1934年—1936年4月 在英讲学，接受挪威奥斯陆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37年11月 率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迁广西桂林。
1948年8月 赴英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18届国际地质学大会。
1950年5月 回到北京。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员会主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
1951年4月 当选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1952年9月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
1956年2月 成立地质力学研究室，兼室主任，1958年室改成所，兼任所长。
1958年6月 被苏联科学院授予国外院士。
8月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委员会主任。
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9年4月 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0年8月 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
1971年4月29日 逝世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