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在哪一次会议上提出来的?
改革，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开始实行的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
中国的对内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开始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我国对内改革的大幕;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冯白驹的蒙冤内幕
如果“泛珠三角洲”，还牵扯到另个概念范畴，因为它们是有机的一不可以割裂开来，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方面有非常大的关联和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性。
“珠三角”的概念最早起源于九十年代初，九十年代后期，在“（小）珠三角”的基础上出现了“大珠三角”的概念。
2003年，又提出来了“泛珠三角”的概念。
至此，“珠三角”实际上涵括了“小珠三角”、“大珠三角”、“泛珠三角”三个不同层面既相互区分又紧密关联的概念。
（一）“小珠三角” “珠三角”概念首次正式提出是1994年10月8日，广东省委在七届三次全会上提出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
“珠三角”最初由广州、深圳、佛山、珠海、东莞、中山、惠州7个城市及惠州、清远、肇庆三市的一部分组成，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广东珠三角。
后来，“珠三角”范围调整扩大为由珠江沿岸广州、深圳、佛山、珠海、东莞、中山、惠州、江门、肇庆9个城市组成的区域，这也就是通常所指的“珠三角”或“小珠三角”。
“小珠三角”面积为24437平方公里，不到广东省国土面积的14％，人口4283万人，占广东省人口的61％。
2003年“小珠三角”GDP总值达11450.9亿元（1383.5亿美元），占全国GDP的10％。
（二）“大珠三角” “大珠三角”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指“小珠三角”和港澳，另一是指粤港澳。
目前通常所说的“大珠三角”就是指广东、香港、澳门三地构成的区域。
“大珠三角”面积18.1万平方公里，户籍总人口8679万，2003年GDP总值3287亿美元。
以经济规模论，“大珠三角”相当于长三角的1.2倍。
（三）“泛珠三角” “泛珠三角”包括珠江流域地域相邻、经贸关系密切的福建、江西、广西、海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和广东9省区，以及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简称“9＋2”。
“泛珠三角”面积200.6万平方公里，户籍总人口45698万，GDP总值52605.7亿元（6356亿美元）。
其中，9省区面积占全国的20.9%，人口占全国的34.8%，GDP总值占全国的33.3%。
“泛珠三角洲”有着非常深远的经济战略意义，主要表现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加强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提升该区域经济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
尽管泛珠三角面积仅占全国的1\\\/5，但在地域上几乎囊括了整个南中国，人口及经济总量更占到了全国的1\\\/3，因此该地区的经济整合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是哪个会议
全面部署中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提国家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共产八届三中全会12日在北京闭幕，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推进国家治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提出在未来经济发展中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专家表示，会议通过的《决定》是新时期指导中国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中共中央全会周二在北京通过的这份纲领性文件，是中国共产党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就任一周年之际，就全面深入推进中国改革交出的答卷，被外媒称作执政党为人民“端上的牛肉”。
会议通过的决定囊括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重点以及系统部署等多方面内容。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决定实质上是一个总体设计，对2020年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提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和改革的六大任务。
最重要的是，在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的历史转型时期，对全面改革的一个重要战略性部署。
” 值得关注的是，公报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专家表示，这一表述是新提法，鲜明地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方向，迟福林说，“把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重点，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在过去的文件中没有看到和听说过的，这就更加坚定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也更加明确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
”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教授燕继荣认为，之前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太强，削弱了市场机制的作用。
本次全会文件透露出的新动向表明中国政府将调整自身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
他说，“总的原则是进一步推动市场化的进程，发挥市场的调节机制，政府慢慢地要转变职能，改变管理方式，这是基本思想。
” 此外，本次会议公报还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燕继荣教授表示，原来政府更多强调管理，现在更强调治理这个新概念，是在中央文件里正式强调治理的核心价值。
“原来强调加强管理的能力，是讲加强政府的管理能力，往往一说加强政府的管理能力，就是加强政府的监管、管控，但现在强调是加强国家的治理能力。
按照学术界的讨论，治理的概念实际上包含共管、共治的含义。
就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来管理社会，是共管共治的概念，实际上是政府、社会和企业共同合作，共管共治。
” 对于外界普遍关注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有所涉及。
公报说，中国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法治中国，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查权。
燕继荣教授说表示，“现在等于重新确认这样一个原则，特别是提到要保障基本人权，依法行政、依法施政，这些都很重要。
这些总的目的是强调法治的权威性，它来自于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威，也来自司法机构独立判案的这种权威性。
除了上述内容，全会通过的决定还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全面规划了未来中国改革的重点内容。
求邮政实习日志20篇左右
邮政局个习总结 有幸能够来到函件实习，并且三周都来到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办公地 点， 下桥到鸿福路，再到长安镇，吃不同的食堂，感受不同的地貌人文，领略不同的风景，相逢 不同的同事朋友，这样走走停停，固定和变动交替的生活仿佛神奇 的旅行，沿途充满惊喜。
但回归工作本身而言，最重要的收获是这些天的角度换变，换位思考，从办公室文员，到一 线营销，感受一单业务的发掘到制作交单的“前 世今身”，体悟各个部门是如何各施其职， 保证函件局这个庞大的机构实现精密有效运转。
虽然还是有很多环节不甚明了， 还是有很多 业务不甚熟悉，但学习的步伐 从未停止。
用日志回放的方式细致讲述我三周以来的行动轨迹，以及自己的一些心得感悟。
第一周：办公室地点：下桥 学之有道 第一周被分配在办公室。
这是一个综合统筹的部门，也让我有机会在入门时能够站在 一个宏观高度鸟瞰函件的全貌。
在对业务知识基本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有幸得 到了贺姐拎 过来的一个礼品袋——里面全都是我们函件局自编的业务红宝书， 这些资料作为是函件人的 “经验汇编”，当时花一天时间认真来学习，真正深入到一线 时才发现当时只是囫囵吞枣地 了解了大概，书里提到的基础知识——比如信封分类，大小讲究等并不熟悉，回过头来再读 这些资料，能发现些不一样的风景和启发 点，一样历久弥新。
另外，比其它新同事更幸运 的是， 我有幸从贺姐那里的录音笔里听到了肖局的很多次会议讲话， 并且认真地做好相关笔 记，学习领导讲话是了解 我局业务发展重点的最佳捷径，领导的思维和高度就是不一样。
学习的途径还包括办公室里的报刊栏， 那里有很多我们邮政方面的专业资料， 我比较看好 《现 代邮 政》杂志，里面介绍了全国各地许多邮局的创新思维和营销理念，个人觉得非常有启 发意义。
函件的很多业务具有地域可复制性， 很多商函营销的新思维我局也可以 尝试运作， 但据我观察，只在办公室发现了这本杂志，而真正的“业务龙头”市场部门却没有这本杂志， 我在这里大力推荐一下。
另外，在第一 周，我被安排整理数据报审中心的邮简样板柜”。
整整一大柜样板，我要 按照行业重新分类， 以便于以后设计师或者营销人员方便寻找样本。
类似于“图书分类员” 的 工作，搬上搬下，重新分类移位，非常简单重复无聊。
但当看到原先混乱的柜子被自己打点 得有条有理，整齐漂亮的时候，心里真的是特别自豪。
这虽是一件小 事，但把一件小事做 好了，做得漂亮迅速，无比挑剔，就不是一件容易事。
并且后来我还惊喜地发现，这件小事 给后来带来的好处多多：这些样本是近两年我们局做 过的所有项目的样本，也就意味着， 我能从这里发现，我们做的商函业务客户的主要行业分布，各种广告类型，通过看各种各样 的样本了解我们的如何帮不同行业客 户达到广告效果，并且我们还可以利用函件推广我们 自己的业务，做调查问卷，回函等各种创新形式，真是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又一个学习的 快速通道。
还有幸在第一周里接受了贺姐交给我的另一项光荣任务，尝试着写一份我局下半年的 宣传计划。
以前是实习记者从媒体的角度写企业的稿子，现在尝试从企业的角 度揣摩媒体 的心意以及业务的传播途径， 这种思维的转变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以前在学校里学得一 些貌似无用的东西在无形中指导自己的思维。
虽然计划交给肖 局没有得到回应，但我依然 很开心，毕竟对业务还不了解，如何给我时间和经验，我相信我可以做得更好。
第二周：城区分部鸿福路 直复营销中心的团队建设 第二周我被分配到城区分部，但周一被借调到大客户部帮忙完成“幸运邮天下”项目的 问卷调查。
作一名电话调查员，对部门给出的一堆数据库资料进行电话调查 东莞受众对于“购物街”栏目的熟知情况， 如何在第一时间通过电话判断对方所处的环境以及对话题的感兴 趣程度，从而调整讲话策略和方式，表达主题，也是一件 超有学问的事情。
通过调查还有 一个意外的惊喜， 就是被访问的很多男性受众都对我们的奥运邮品表示了莫大的兴趣， 有些 甚至要求我们邮寄一些样品过去，他们当 中大多是企事业中的老板精英成功人士，应该有 相当的消费能力，是我们的邮品潜在消费群。
通过电话访问，也发现我们的邮品推广不太得 力，可以用更多的创新思 维，但更合理的方法让这些工务繁忙又有消费能力的成功人士接 触到我们的邮品。
接下来几天，正式在鸿福路的实习。
直复营销中心作为我们商函 业务的宣传窗口建设 得非常漂亮。
但个人觉得，这种窗口效应并没有发挥它的最大价值，或者说价值至今还没有 体现出来。
每天都有大约五个左右的人冲冲地走进来 问一句：“请问这里可以寄钱吗
请问 这里可以寄包裹吗
”可见邮局在受众心目中还是传统的收寄包裹的地方，据很多一线营销 员反映，我们邮局的商函广告业务 很多企业并不了解，一时也很难接受，这对于营销员营 销工作带来困难。
所以，对于商函业务的宣传和推广我们任重而道远。
并且，对于直复营销 中心如何更好地发挥展示功能，更有效地发挥宣传产品的作用， 我觉得还有很多可改进之处。
首先，我们可以召开各种行业推介会的形式，对于我们的目标 客户实现 精准营销。
除此之外，作为街面店铺形式存在的营销中心，肩负着很好的邮品宣 传功能。
通过这个平台增进市民对于邮品的了解，增进他们的兴趣，进一步扩大邮品 的销 售业务，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在城区分部， 有兴趣地是能够和经理聊天。
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聊天是一件很智慧的事 情，我提出理解模式下 的团队营销，比如分行业，房地产行业的团队，然后大家齐心协力， 有人收集资料，收集客户信息，有人专攻营销，形成合力，并且在营销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数 据库 的管理，就像我们向客户售卖的数据库营销理念一样，我们企业内部一样要建立一个 统一的数据库，方便统一管理，数据共享，资料查询，总结归纳。
但实际情况 是，我们的 很多营销员基本上是单打独斗， 凭个人能力和关系去开发客户， 客户资源很大程度上来讲不 是我们企业的资源而是营销员自己的资源。
很多客户对于我们 的商函广告这种形式并不熟 悉，这对于营销员的业务素质和个人才干提出了很高要求。
由于营销员素质的参差不齐，面 对客户没有建立完善的营销计划和体系，客户 很难产生信服感和合作欲望，这也是我们业 绩很难上升的重要原因。
个人觉得，如何从细节处提升营销员的营销能力，让客户产生邮政 品牌信赖，这是至关重要的问 题。
营销团队的组建，规范化营销资料的配具不失为可行的 办法。
另外，有机会和邓川的主持下，一起参加城区分局的车行推介会的策划工作。
在 这个 过程中，我体会最深的是，在工作中一定要考虑周全细致。
看似常规的推介会，如何设身处 地地站在客户的角度考虑他们的感受，在细节处用心，这应该是作为 一个活动组织者最应 该具备的一种素质吧。
第三周长安分部长安局 与客户一起成长 第三周，被分配到长安分部，来 到这里，真的又是一趟不妄此行的开心之旅。
来这里， 经理带着我们第一天去爬这里的莲花山，在夜色迷蒙中，在山顶鸟瞰这个城市的灯火通明， 长安据说是这边最 发达的一个镇区。
第一次近距离感受这边镇区的经济发展，堪比内地的 很多地级市，让我很是感叹。
在业务上，经理曾两次带我们去拜访客户。
其 中一个膳食公司，老板是一个非常精明 的潮汕人，经验看来，很难成为我们的目标客户。
但据了解，他已经是与我们合作四年的老 客户了。
我们的广告伴随一个小公 司一步步成长。
现在，老板精明地瞅准了东莞很多工厂 缺工的市场商机，想利用我们的名址库向内地的中专技校等邮寄广告，开办一个“劳务输入”的学校，从中提 取佣金。
作为一个营销员，如何帮忙客户想点子，策划更好的广告方案和 投送地址筛选，至关重要。
并且，我们应该从长效的眼光来看待业务。
作广告，本身就是作 服务，我们的业务的成长来源于客户的成长，真正站在客户的角度让他成功达到营销目标， 而不刻意计较每一单业务是否能给我们带来最大收益。
只有伴随着我们的 客户一起成长， 我们的业务才能真正获得市场认可，获得源源不断的持久生命力。
另外一单业务来自“治摩”营销的一个客户，海南马自达。
与客 户商务会谈感受最深的 是营销员一定要对我们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非常了解，包括信封大小，价格规格，并且我们 要提前告知客户我们的妥投率，并不可能达到百分 之百。
诚恳地向客户说明一些他们前期 并未意料到的情况，并且协商解决，跟客户访谈前，作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客户一般时间宝 贵，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达成最 佳的合作意向，注意细节的沟通。
在长安分局，魏经理还带我们去参观当地的投送班和分拣部门。
这里，是真正的前线， 也是被很多人忽略的地 方。
但这里确是很多启发思维的地方。
这里是邮件到达收件人前的 必经之地。
来自全国各地的邮件在这里汇合， 我们也有机会一次性接触众多的有创意的商函 邮简。
各式各样，有的在信封形式上创新，有的是广告合作容出奇不意，比如有些印刷品 将地址直接打印在印刷品内页上端，这样可以节约打印地址的成本和工效，很有新 意。
认 真研究，收益匪浅。
在这里，经理还经常跟我们聊天，传道授业解惑。
魏经理还给各种业务资料，内部合同 等东西给我们学习研究， 还可以通过东莞邮政的内部网络下载了很多学习资料来学习， 了解 市场部近期策划的各种营销方案，市局近阶段的工作重点等等，也收获不少。
回首实习， 还有很多的心得感想并非一言两语能够尽述， 还有很多的疑问不解需要进一 步学习认知，学习没有停止。
我愿和函 件一起成长各位领导、各位同志： 今天是 2006 年月日，我到邮政局工作已经半年多了，回首这半年，感触良 多，半年的锻炼使自己的思想更加成熟 了，工作也有所成绩，但这些成绩的取 得是与州局党委、上级主管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与全局干部、职工的支持、帮 助和共同努力分不开的，在此向大家给予的支 持和帮助致以衷心的感谢
下面 我就这半年的工作、学习情况，谈谈自己的感受，再剖析一下自身的不足之处， 希望各位领导、各位同志给予中恳的批评： 半年来，在州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认真学习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中纪委 第三次全会及省委七届五中全会精神； 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两个 《条例》 认 真 ； 执行 2006 年全省邮政工作会议和地州局长座谈会精神，以“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扎实工作、廉洁自律；时刻牢记以马列主义、思想、理 论武装自己的头脑；认真学习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决议；在思想和政治 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严格遵守“四项纪律”“八项要求”“三个 不得 ”；认真学习、实施和推进“云岭先锋”“云邮先锋”工程，做好“五个 带头”。
通过对上述理论和政策的学习，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将其应用到实际的工作 当中去。
作为一名办公室秘书， 必须要有责任心。
刚开始时， 我感到一种前所 未 有的压力。
这压力一方面来自领导对我的信任，另一方面来自我自身经验不足。
但是我还是走到了这个岗位上来，我想首先我要增强自身的责任意识。
这是做好 本 职工作的首要前提。
有压力才会有动力，有紧张感才会有紧迫感，。
所以， 我既然做了，就必须做好，必须对上级领导的信任负责。
半年的工作证明，同事 们对我的 工作还是十分支持的，特别是办公室主任的悉心教导和鼎立帮助，使 我能更快速的进入角色，适应岗位要求。
这样的支持和帮助使我在紧张的工作中 找到了自我，让 我时刻鼓励自己不能放弃，哪怕加班加点也要把工作做好，把 全局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自觉地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
在半年的工作当中，经常检查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结合我局的特点和实际情 况，做好通联信息工作，不断地向地方党委、政府、省邮政局、地方媒体报道 我 局的先进事迹、先进人物及经营思想；平时刻苦学习岗位知识，锻炼业务能力， 争取能做到办文认真、细致，办会周到、全面；做好各项会议记录，当好领导的 “ 帮手”，切实发挥领导与职工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做好局情的上传和下 达。
不足之处： 一、学习上，缺少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
二、工作上，没有与一线岗位的同事深层接触，不能及时、全面地了解一线 的情况；年轻气盛，好胜心强，还不能完全克服 三、实践中，存在经验不足的现象，有些事情做起来心有余而力不足。
今后的努力方向： 1、加强理论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业务素质。
一是继续学习马列主义、 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用基本原理联系具体实际， 用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树立远大的理想，正确的世 界观和人生观，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 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认真学习和 领会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正确对待目前工作中面临的困难，进一步激发爱岗敬业 的热情，积极投身企业的改革，在平凡的岗位上自觉 为企业改革与发展做出贡 献。
二是认真学习国家法律、法规，不断提高自己的法、纪观念，杜绝违章违规 的行为。
三是不断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能针对不同时期的 实际情况，提出一 些有针对性的可操作的管理办法和实施方案。
2、改进工作作风。
要从日常事务中超脱出来，经常深人一线了解一线工作， 切实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
3、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竭尽全力做好本职工作，遵纪守法，不能做的事情 坚决不做，时时处处以法律法规约束自己，牢记自己肩上的责任。
4、严格自律，多做工作，少说空话，多干实事，尽职尽责，忠于职守，兢 兢业业、勤勤恳恳干工作，争取对国家、对人民、对企业有更大贡献。
认清差距， 才能明确努力方向； 克服不足， 才能完善自己。
上述问题的存在， 虽说不是主流，但它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必须在今后的工作、学习、生活中 加以克服、 改正。
在此也希望各位领导、 各位同志在平时的工作中多加批评和指导。
以上就是我对自己半年工作的自评，请予以批评，谢谢!
如何落实两个责任，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一是组织召开县纪委十二届四次全会和县政府廉政工作会议。
对全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行部署，县委书记陈军在会上对“两个责任”的落实进行了强调布置，要求各党委(党组)真正把党风廉政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
二是实施“一把手”工程，加强对单位主要领导监管。
深入贯彻落实《中共海南省委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意见》，县委主要领导与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约谈了2次。
县纪委书记就履行主体责任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约谈了各单位一把手。
县委常委班子成员深入联系单位和联系镇，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宣讲、约谈和督导检查活动。
三是明确责任分工，层层传导压力。
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分别与各镇党委、政府及县直机关各党委主要负责人签订党风廉政建设目标管理责任书，形成层层抓落实的局面。
加强对“一岗双责”的监督管理，对全县各个县直党委、部门党组、镇党委落实主体责任和纪委落实监督责任情况逐一进行检查，建立“两个责任”落实台账。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逐一与各党委书记、纪委书记(纪检组长)进行约谈，督促两个责任的落实。
强化对责任制考核成果运用，对考核结果分类排名并全县通报。
四是加强督促检查。
转发《海南省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实施办法》，要求各机关单位自行编制年终考评个性指标及分值。
组织开展2014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年终考核，对全县10个镇、30个县直部门单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并对考核结果分类排名并全县通报。
长三角和珠三角指的都是那
1月上旬至2月中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运动，同武汉政府的外交谈判相结合，迫使英国侵略者不得不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
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1月4日至2月5日，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
2月16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
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2月1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
21日，总罢工发展为第二次武装起义。
蒋介石的军队在上海附近按兵不动，坐视军阀部队残酷地镇压起义的工人。
起义失败。
2月，瞿秋白将他同彭述之的争论，写成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批评了以陈独秀、彭述之为代表的党内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举行。
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联合起来，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通过了旨在限制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一系列决议。
但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三中全会选举当时还远在国外的汪精卫担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主要领导职务，并继续让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蒋介石随即以总司令的名义调集嫡系部队至沪宁一带，在帝国主义和买办性的江浙财阀的直接指使和援助下，加紧准备反革命政变。
3月21日，上海工人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参加的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30个小时激战，打败军阀部队，占领上海。
蒋介石的军队乘机进驻上海。
3月24日，共产党员参加领导的北伐军第六军、第二军击败敌军，占领南京。
英美帝国主义的军舰炮轰南京，发出了加紧干涉中国革命的信号。
蒋介石利用总司令的职权，命令第六军、第二军开赴江北，调嫡系部队进驻南京。
3月30日，、彭湃、方志敏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经湘、鄂、赣、粤、豫等省农民代表联席会议的选举，组成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随即对发展各地农会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等，作了具体部署。
4月1日，汪精卫由德国回到上海，当天蒋介石向他提出两件事：“一是赶走鲍罗廷，一是分党”。
4月初，汪同蒋介石举行秘密会议。
蒋介石等主张立刻用暴力手段“清党”；汪精卫则主张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共产党问题。
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会谈后发表联合宣言，说“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等等，都是所谓谣言。
4月上旬，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武汉。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 。
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也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
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
同时，奉系军阀和蒋介石相呼应，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
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萧楚女、熊雄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英勇牺牲。
4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关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全世界无产者、农民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指出蒋介石已被帝国主义所收买，已成了帝国主义强盗的同伙，工人运动的敌人。
4月16日，周恩来等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武汉迅速出兵讨伐蒋介石，中共中央的多数人和共产国际都反对这一建议，而跟着武汉国民党中央主张继续北伐，希望在北伐中同冯玉祥所部会师，打通同苏联的交通线，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蒋介石。
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誓师继续北伐，向河南的奉军进攻。
从4月下旬至5月下旬，北伐军同奉军主力激战于豫南，击败奉军。
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号召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
4月22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于汉口发表宣言，谴责蒋介石是民族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工具。
4月25日，武汉举行了30万人的反蒋大会。
与此同时，两湖地区许多县镇的农民纷纷举行反帝讨蒋群众大会，江西40万有组织的农民也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出席代表80人，代表党员57900多人。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
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并根据这个决议案的精神，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大会没有提出任何切合当时实际的纠正右倾错误的办法。
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虽然指出，五卅运动以来，我们党“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以致没有能够有效地防止蒋介石的叛变，但对于当时的形势并没有作出符合实际的具体分析。
议决案把蒋介石的叛变当作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都当作革命的对象；把已经由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当作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唐生智继续抱有很大的幻想。
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反复强调土地革命的重大意义，认为“在革命的国民政府之下”的几个省里，可以深入进行土地革命，而不知道在武汉控制政府和国民党的那一股势力并不能成为农民运动的支持者。
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是会议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根据当时革命发展的危急局势，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
大会选出29名中央委员和11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谭平山7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4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四人(以后又增补李维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继续被选为总书记。
5月1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
到会代表60余人，代表团员5万多人。
会议选出新的团中央局，任弼时当选为书记。
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会议期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来指示，要求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并且推动国民政府去支持土地革命，用提拔一批工农领袖参加领导的方法，改造国民党领导机关；动员2万左右党员、5万革命工农，编成新的军队，作为武汉政府的“可靠近卫军”，以便用来解除不可靠的军队的武装。
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
这个指示的实际内容，就是幻想依靠武汉的汪精卫等人采取措施来挽救革命。
中共中央于6月1日收到这个指示时，鲍罗廷和维经斯基表示一时无法执行，罗易也表示难于实现。
6月5日，罗易向汪精卫出示这个指示，第二天又给他一个副本，成为汪精卫分共的一个借口。
6月15日，陈独秀致电共产国际，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
5月21日，在蒋介石、汪精卫唆使下，湖南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
这个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右派公开合流的信号。
5月，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继续发展，两省农会会员增加到700多万人；有些地方的农民群众自动起来插标分田。
许多地主出身的国民革命军军官，更加仇视农民运动。
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乱后，两湖的土豪劣绅纷纷反攻倒算。
6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等140余人的职务。
6月10日，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谭延（门+岂）、唐生智等在获知共产国际的5月紧急指示后赴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谈，密谋反共。
6月20日至21日，冯玉祥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首领在徐州举行会议，决定反共、反苏，实行宁汉合作。
6月1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举行，到会代表400余人，代表会员290余万人。
大会号召工人阶级同农民、小资产阶级结成坚强的同盟，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叛变，并继续深入开展革命斗争。
6月30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
决议仍然承认汪精卫等控制的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决议表示“现在参加政府工作之共产党分子，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
汪精卫更肆无忌惮地煽动“分共”。
7月4日，中共中央常委举行扩大会。
陈独秀主张：国民革命各军招兵时，农民协会的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
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还主张“上山”，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停职。
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撤退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同时发表了《国民革命目前行动的政纲草案》，表示中国共产党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7月14日，武汉国民党中央秘密召开了分共会议。
国民党左派杰出代表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曾派代表到会发言，竭力反对分共。
但是，汪精卫等不顾宋庆龄等左派的坚决反对，悍然决定了“分共”计划。
当天，宋庆龄发表声明，坚决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革命政策，推行反革命“新政策”。
7月15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作出了关于“分共”的决定，公开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
随后不久，汪精卫等就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
中共中央临时常委迅即决定实行武装反抗，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等武装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南昌。
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
8月3日开始，前委按照中共中央的原定计划率领部队陆续撤离南昌。
由于缺乏经验，没有与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结合，起义部队在南下广东途中，于9月底10月初在潮汕地区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武装，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到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和粤赣边境打游击。
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0人，候补中央委员3人，中央监委、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湖南、湖北的代表八人。
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和中央秘书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
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议。
会上，首先由罗米纳兹就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报告。
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作报告。
瞿秋白在报告中分析了当前政治形势，指出了中央领导机关的右倾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提出了党的工作方针和任务。
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会议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
会上，许多同志发言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批评党中央在国共合作中没有积极去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
他指出，今后党的“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会议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9人为委员，周恩来、邓中夏、、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等7人为候补委员。
8月9日，临时政治局的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常委。
随后，临时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并派王荷波、蔡和森赴北方局、张太雷赴南方局工作。
8月22日，宋庆龄在赴莫斯科前发表声明，重申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谴责“国民党冒牌领袖们所领导的反动势力危害了三大政策”的罪行。
同年12月14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下绝俄令：“各省之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领事，一律撤销承认。
所有各省之苏俄营商业机关一并勒令停止营业。
”18日，宋庆龄在莫斯科电斥蒋介石，指出蒋等此举如果实行，将成为历史上“误党误国之罪人!”9月，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被派到湖南，和湖南省委一起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湖南平江、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和安源的工人纠察队等。
起义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共5000余人。
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
9月9日，参加起义的部分工农群众开始破坏粤汉铁路线上的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的铁路。
11日，湘赣边界地区开始举行武装起义。
起义部队分别从江西省的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会同湖南省平江、浏阳地区的农军，准备会攻长沙。
起义军先后取得了老关、醴陵、浏阳、白沙东门市等战斗的胜利，占领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
但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
迅速命令起义部队第一、三团与第二团余部，到浏阳的文家市集中。
前委在文家市召开会议，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于20日带领部队撤离湘东地区，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
9月29日，起义部队共1000人左右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进行改编。
经过改编，起义军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党在部队中建立了各级组织，特别是把支部建在连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10月，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9月，中共鄂中特委在湖北省沔阳等地领导农民群众举行秋收起义。
同月，中共琼崖(即海南岛)特委书记杨善集和王文明、冯平、冯白驹等分别领导乐会(今属琼海县)、万宁、琼山 、定安、临高、澄迈等地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并开始了创建革命军队和琼崖根据地的斗争。
1928年春，工农革命军改编为红军，冯平任总司令。
同年夏，成立琼崖苏维埃(即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王文明任主席。
当红军在敌军进攻下遭受严重挫折后，在王文明、冯白驹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
9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放弃国民党的旗帜。
9月底至10月初，中共中央陆续迁往上海，并在武汉设立长江局，由罗亦农负责。
10月下旬，中共确山县委和农军负责人马尚德(杨靖宇)在河南省确山县刘店领导农民起义。
起义胜利后，县委决定正式建立确山农民革命军，并以刘店为中心坚持游击战争。
10月底至11月初，继9月广东省海陆丰起义失败后，海陆丰地方党组织，在董朗等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配合下，又领导海陆丰及附近地区农民举行武装起义。
不久，彭湃回到海陆丰，主持中共东江特委工作。
陆丰、海丰先后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
1928年1月，由广州起义军余部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进入海陆丰地区，增强了海陆丰的革命力量。
2月底3月初，陆丰、海丰县城相继被敌人占领。
随后，在优势敌人进攻下，包括海丰、陆丰、紫金等县的革命根据地遭受严重失败，少数人员转入附近山区，继续进行斗争。
11月，潘忠汝、戴克敏、吴光浩等领导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武装起义，建立了黄安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
黄安县城失守后，一部分队伍先后转移到黄陂木兰山地区和河南光山县的柴山堡一带，坚持革命斗争。
同月，中共鄂北特委在湖北省枣阳县领导农民起义。
11月至翌年春，江西省万安、泰和、赣县、兴国等地的农民武装，在中共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分别领导下，先后举行武装起义。
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瞿秋白领导下，于上海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原则上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14日中央常委会议修改审定)等文件，并增选周恩来、罗亦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
这时，在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党的组织和工农革命群众运动遭到敌人的极大摧残。
共产党员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近6万人减至1万多人。
然而这次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却错误地认为这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革命形势仍在继续高涨，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命令少数共产党员和群众去执行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暴动的总策略。
这种“左”倾盲动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给党造成了许多损失，引起了党内许多同志的批评和抵制，到1928年初即在许多地方停止执行。
同年2月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也批评了这次“左”倾错误。
4月30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接受了这一决议案。
至此，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即在全国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12月11日，趁粤桂军阀混战，粤军主力离开广州之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黄平（黄平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州起义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内务委员和外交委员，后于1932年12月在天津被捕叛变）、周文雍、恽代英、杨殷、叶剑英、聂荣臻等，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和广州工人赤卫队等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以苏兆征为主席(因病未到职，由张太雷代理)。
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参加了起义。
由于优势敌人的猖狂进攻和起义部队没有及时转入农村，这次起义遭到了失败。
张太雷英勇牺牲，剩下的部分武装和人员转移到海陆丰等地区农村，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