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的阅读心得体会要什么内容
国学经典是祖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诵读经典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知识还教会了我们做人的道理，它像丝雨一样滋润着我们的心灵，促进我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优秀的道德品质，同时它也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学生对经典的诵读，每一遍都是一个感知的过程。
在反复诵读过程中，诵读水平步步提高，学生的理解体会也会层层加深，也夯实了学生的朗读水平，使学生形成良好的语感，对语言的感知理解能力大大提高，其次知识面也在扩大。
我们看出孩子在一天天进步。
例如《弟子规》中的经典故事讲述了许多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人生哲理。
久读经典，学生会以古人为榜样，学习圣贤的品质，进而使他们形成良好得行为习惯。
中华经典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深信孩子们在诵读的同时，必将自觉承担起传承中华文明，弘扬民族精神的重任。
学习国学的心得体会
学 习 心 得 体 会《论语》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教育遗产，书中所记录的孔子的教育思想和经验非常富厚，当真研读《论语》，温习具备要领论因素的格言警句，从“先圣”的教育思想中获取营养，对西席加强师德修养、提高教学艺术都多少有些裨益。
弘扬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每个中国人的职责中华文化综罗百代，博识精微，国学经典中蕴藏着中国五千年历史中的智慧精髓国学经典不仅是中国悠长传统文化的显证，也是每个中国人的立身在社会上处世之本，更是我们不成或缺的精力气力传统经典文化是中华文明传授继承数千年的重要载体，内部实质意义博大精湛，传播的经典浩如烟海四位西席的培训讲座中，援用了《论语》的很多内部实质意义。
《论语》反映了中国古代巨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论语》反映了孔子的教育思想1.正视教育的社会功能和促进个体成长的效用《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认为治国治民，政治、军事、法令都不成缺少，但最根本的还是教育，他把教育放在很高的职位地方孔子认为教育可以把社会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传播到民众之中，从而对政治孕育发生重大影响孔子认为教育是立国治国的三大要素之一，教育事业的成长要建立在经济成长的基础上须先成长经济，教育才能更好地成长，教育要受经济的制约孔子认为治理国家不能只靠政令、法令，而要通过教育引导使成为事实德政他通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表明：教育可以感化人，既使百姓守端方，又使百姓有“羞耻之心”，形成道德信念的气力，收到德治的成效孔子对教育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起关键效用持肯定态度他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性附近也，习相远也”指出人的天赋素质附近，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天赋比平民高贵、优胜的思想孔子的“举贤才”及全般教育思想都放在这类天赋平等的人性论基础上，他极力将教育推向平民，为其“有教无类”主意提供理论按照同时，孔子指出人的个性差异是后天效用的结果，充分肯定了教育的影响力，肯定了教育的必要性和有可能性2.倡导培养志道弘道的志士和君子的教育目的《论语》反映出孔子致力于通过教育来培养“士”、“君子”。
以完善人格为教育的首要目的他明确提出作为一个“君子”，一要能“修养本身，保持恭敬谦逊的态度”，即要有“德”二要有“使家族朋友以及老百姓都获得安乐”的治国安民之术，即要有“才”君子德才兼备，以德为主3.实施以道德教育为重心的富厚的教育内部实质意义按照《论语》，许多人可以从差别的角度概括孔子的教学内部实质意义：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这是指教学内部实质意义的4个基本方面其中“行、忠、信”都是道德教育的要求孔子还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起首要求做一个品行符合道德标准的社会成员，其次才是文化常识的进修所以，在孔子的教育内部实质意义中，道德教育占榜首，文化常识的进修必须为德育服务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是指孔子教学的首要科目；《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书”，是孔子所施用的基本教材“六艺”偏重于才能和技术的训练，“六书”偏重于文化常识，属于文的范围总之，孔子的教学内部实质意义包孕道德教育、文化常识和技能技法培养等3个部分这3个方面，从教育内部实质意义结构，以及社会需要和个人人格形成看，是开端完备化了的这是孔子在教学内部实质意义成长史上的贡献孔子对这三方面不是等量齐不雅，他把道德和道德教育放在榜首，为三者的重心，也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至于《论语》不正视自然科学和生产劳动教育，固然是一大局限，但也是时代的局限4.主意“有教无类”，扩展了教育对象春秋以前，平民是没有资格入学接管教育的孔子创办私学，在教育对象上举行了相应的革命，实行“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办学目标，这是孔子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有教无类”的招生原则，打破了贵族垄断、学在官府的格局，把受教育的对象扩展到一般平民，使教育活动扩展到了民间虽门下人品稠浊，却皆能兼收并蓄，教之成才，这说了然孔子教育家襟怀胸襟的宽大能容，教育艺术的高妙善化《论语》反映了孔子的师德修养孔子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将毕生精力贡献于教育工作，敏而好学，具备富厚的实践经验，正视道德修养，是一位尽责的好西席，成为后世西席进修的表率《论语》中很多篇和章都可以看到孔子对师德修养的相干论述，带给后世为师者莫大的启示1.立志有恒，加强修养孔子强调立志在道德修养中的重要效用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成夺志也”（《论语子罕》）因此，西席不仅要自身，还要教育学生确立崇高志向，树立人生理想，作为个人努力的标的目的2.自省自克，自新迁善孔子主意遇事要长于举行自我省察，这是道德修养的重要要领孔子教育学生随时对本身的举动举行检查，以便及时发明问题，避免继续犯错误，如许就起到了自我监视的效用孔子认为，道德准则和规范是公共利益的体现，对个人起约束效用，因此，需要克制自我长于自克是道德修养的标记孔子认为，实际中不存在不犯错的贤人，关键是看待错误的态度他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他认可本身犯过错，并认为，过错被旁人发明，是本身的幸运孔子要求“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见贤思齐，从善如流，知错即改，不断地完善自我，升华自我3.学而不厌，毁人不倦西席要尽本身的社会职责，应正视自身的进修修养，掌握博识的常识，具备高尚的品德，这是教人的前提条件4.以身作则，上行下效孔子对学生的教育，不仅有言教，更注重自己做榜样他通过严以责己，以身作则来感化学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充分说了然自己做榜样的重要性简直，如果西席能做到以身示范，虽没有言语的说教，仍然能对学生孕育发生潜移默化的效用5.爱护学生，忘我无隐爱护学生、关心学生是一个西席成功的必须具备的条件孔子说：“仁者爱人”、“智者知人”孔子关心学生品德、学业的促进以及学生们的生活与健康状况，他和学生有深挚的情谊孔子对学生传授常识一无保留，做到了“忘我无隐”6.相信学生，鼓励学生孔子对学生布满期望，他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者四十，半百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这搭包罗了青年人超过老年人、学生超过西席、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成长不雅点7.不断进修，努力创新孔子认为西席要讲求教学要领，长于开导学生的心智“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西席必须本身时常温习故业，融会贯通，做到有新的贯通、新的体会、新的发明，才能胜任教学工作西席不仅给学生以常识，还要使学生独立求知，独立思考，并能做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如许才算是好的西席
求两篇关于国学经典的读书心得
国学经典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历经数千年的考验而屹立不倒，同时也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中国人的思想、行为的方方面面都渗透了国学要义。
在一百多年前，国学经典还是整个中华民族争相诵读钻研的典籍，短短的一百年后，人们已经放弃了对它的“忠诚”，而这源于中国近代数次思想上的大变革。
变革的领袖想要唤醒愚昧保守的民众，极力破除传统落后文化，却有些矫枉过正，几乎将立身之本连根拔起，那段时期里国人谈“经典”色变，国学经典的辉煌不复往日。
当21世纪翻开新的历史篇章时，国际上掀起了“软实力”的竞争，各国文化争奇斗艳。
各种“申遗”运动使我们看到占领文化的高地是现代国际竞争的一种新的气象，人们更关注一国的民族魅力、文化气息、历史积淀，而不仅仅是GDP。
如何使中华民族在竞争中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自我和独特的魅力成为当下热议的话题。
盲目的“拿来主义”已经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只有重拾中华之魂——国学经典才是最有效最可靠的方式。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
梁启超在其《少年中国说》中热情洋溢地赞颂了少年是一国崛起的力量。
作为民族的希望，少年一般被认为是可塑造的未来之才，而塑造的方式既取决于一国的发展理念，又决定了一国的发展前景。
因此，国人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国学经典教育观念。
一般认为，通过基础教育，即中小学的语文教育课程来实现，是长远而有效果的传统文化教育。
①其次要在大学开展国学经典的通识课程，但是经典教育在中小学教学中的实施现状却不容乐观，大学教育中的“经典”含量更是不足。
一、经典教育的现状 近年来，社会上有一股“国学热”逐渐蔓延开来。
继《百家讲坛》推出“于丹《论语》心得”、“解读弟子规”等节目后，国学经典读物更是受到社会的热捧。
各地中小学开始着重推出国学经典诵读课。
清晨走进校园，朗朗书声不绝于耳，但却给人一种形式化的感觉，学生会不会背诵经典成了当下最为广泛的评价标准，而背诵之余对于经典的解读却远远不够。
至于翻译作业，学生买一本翻译词典就可以应付，但是翻译书籍的准确性却不能令人完全信服。
如果没有对语境的再现体验和深入把握是无法真正领会国学的内涵的。
除了形式化的背诵以外，还有一种暗藏于学校和社会的功利心态。
部分学校的应试教育指标、家长的攀比风气都在驱使或者说强迫学生追求背诵的数量与准确性，而各种竞赛手段更为国学经典抹上了一层功利性的色彩。
这些流于表面的形式不仅没有抓住经典的本质，而且使经典成为一种商业化产品，使经典教育变成经典背诵、经典比赛。
这种教育方式不仅使经典内涵严重流失，而且使学生产生了厌恶、漠视经典的情绪。
在大学高度专门化的教学中，更难见到经典教育的一席之地。
除去那些与国学经典有关的专业外，其他专业尤其是理工科专业几乎没有涉及任何国学经典的再熏陶。
大学生脑海里残留的还是初高中时期那些背过但还没能完全理解的经典。
对经典的理解不是一时一刻，而应该是一生一世。
只有随着年龄的增长，理解才能加深，受益才能匪浅。
大学里既无经典课程的要求，又无兴趣的驱使，学生多半是精于科学，而荒于人学；精于电脑，而荒于人脑；精于网情，而荒于人情；精于商品，而荒于人品；精于权理，而荒于道理。
②继而才有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犀利的疑问：“大学何为：生产有用的机器
锻造和谐的人
”不得不承认一些大学在忽略人文教育的实践中造成了很多现实的社会问题。
二、如何使经典走进课堂 1.中小学课堂中的教与学 （1）确定什么样的内容可以进入课堂。
上个世纪对于经典的批判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古代经典中必定有落后的、不符合现实发展的内容。
任何经典的传承都包含了对其不断选择、不断修正的过程，关键是要站在更加客观、科学、以人为本的角度去修正，保证选择的内容符合中小学生的智力水平和理解能力，贴近他们的生活实际。
由于年代久远，国学经典中的精义已经不能体悟，因此我们引入课堂的内容不能太脱离现实。
同时，国学经典的学习应该是一个细水长流，循序渐进的过程，虽然各学科的教授过程中会穿插一些国学知识，但却是只语片言、支离破碎的。
因此，国学的学习需要建立一个系统的体系，让学生真正了解国学的框架内涵。
背诵依然是国学经典学习一个不可忽视的手段，无论课堂形式变得多么时尚，基本功必须打好。
当然背诵必须有层次划分，对于低年级的学生，要选择朗朗上口、简单易懂的经典段落；高年级的学生可以加大难度，而那些本身拗口晦涩的段落则不宜背诵。
同时教师可以结合礼仪、感恩、励志等教育活动帮助学生理解，使背诵活动更丰富，更系统。
（2）国学的学习需要足够大的自我思考和表达空间。
经典是整个民族和个人生命的源头活水，人人皆可从中取得有益成分。
在理解上，必然是千人千面而非千人一面。
③“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应当摒弃，老师更多的应该是扮演互动者的角色，引导学生主动获取知识，鼓励学生持有不同见解，从而激发他们深入探索的兴趣。
与古人对照，于身心证解。
④另外课堂教学中应当用一种现代视角来阐释经典文本。
经典存留久远，其内在精义已经被不可避免地固定化，多元化审美视角无法突破这个壁垒。
学生觉得经典都是些“老生常谈”、“老黄历”，毫无功用。
囿于固有的价值体系而不去关注现实的社会变化同样会导致经典文化的流失。
因此，经典的重新“构建”尤其重要，新的话语符号应当用来诠释经典文字，一些电视学术类节目正在致力于这方面的努力，但是最有效的传播渠道仍是在学校学习中，因为学校教育在赋予经典现代意义的同时，也赋予了其强大的生命力，这是经典文化不断延续的一股力量。
国学教育中老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作为“言传身教”的主要实践者，可以说老师的作用甚于课本，他们的国学素养直接影响学生以后进一步的学习和发展。
而现在的老师大多是在批判传统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在理解与讲解过程中倾向于使学生以同样批判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
因此，为国学“正名”，重新客观地评价国学的历史文化地位尤为重要。
另外，国学内容博大精深，这就要求老师必须对国学经典进行深入细致的研读，充分理解和把握其内涵与外延，这样才能应对学生的疑难问题。
同时教学过程应当富有创造性，不要老调重弹，教师最好可以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独抒新见，进而赋予国学以生命力，赋予学生创新力。
（3）“知行合一”的理念必须贯穿于课堂与生活。
国学教育的重点并不是教人会背会写，而是会行会做。
只知不行，纸上谈兵，最终将导致学生无法形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的学生成绩很好，但是在为人处世上却总是表现不佳。
而只行不知则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一是学生自身发展受到阻碍，因为缺乏知识的积淀，不可能创造出更高的人生价值，只能满足基本生活；二是对社会发展不利，一个没有人文教化的人由于自身的狭隘，更倾向于为害社会。
因此，国学教育的评价体系应当更多地考虑学生践行国学精神的状况，学校可以为学生创设充分发挥其主动自觉性的活动，例如社区义务服务、环保活动、虚拟课堂等，既可以在活动中对学生进行评价，又可以教会学生思考和处理问题。
2.对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的建议 提高大学生的国学素养，将国学教育制度化只是一个起点，然而这个起点在目前看来还存在一定的难度，很多高校通过开设国学选修课逐渐扩大国学的影响。
这不失为一个稳健的办法，但是硬性的评价方式也要继续完善，力求形成一个“教—学—评”的完整过程。
在这种体系中，学生根据教学计划，在教师的指导下，充分利用学分制的灵活性，实行跨学科选课，使学生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自由发展，在交叉学习中拓宽知识面以提高综合文化素质。
⑤同时，大学课堂更注重思辨与论证，老师通过构建自己参与者的角色，在引导中尊重学生的智慧成果。
注重小组合作学习、课堂汇报等形式，使枯燥的课堂变成知识交流的论坛。
另外，学校可以通过讲座、学术活动、文化节等形式拉近经典与学生的距离，从而培养学生对国学经典的好感。
通过学习三字经,谈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三字经》是中国传统启蒙教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
《三字经》之所以历久风行，影响所及，几乎家喻户晓，人尽皆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它内容丰富，知识性强。
《三字经》篇幅不长，全篇仅1044个字，但就是在这有限的篇幅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
明朝的吕坤，把它当作增广见闻的读物。
清人紫巢氏，在为《三字经注解备要》作序的时候，称它是“一部袖里《通鉴纲目》”。
章太炎把它和《千字文》作了对比，认为它虽然“字有重复，辞无藻采”，但“启人知识过之”。
(《重订三字经》题辞)美籍华裔学者陈荣捷也说:“《三字经》以一千余字，历举中国文化义理历史典籍，实一小型百科全书。
”(《朱子新探索》第672页，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 《三字经》深得人们喜爱的另外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形式。
它三字一句，句子短小，形式整齐，隔句押韵，读起来上口，听起来悦耳，儿童喜闻乐道；并且，它的前后句自然连贯，语义顺畅，浅显明白，通俗易懂，丝毫没有生拼硬凑的痕迹。
宋代之前启蒙读物主要用四言写成在宋代之前，中国传统的启蒙读物，主要是用四言写成的。
从残存的遗文和王国维等学者的考证来看，中国最早的启蒙识字读本，如《史籀篇》、《仓颉篇》等，都是用四言写成的。
著名的《急就篇》主体是三言和七言，末尾最为浅近可读的一段，歌颂汉朝的功德:“汉地广大，无不容盛。
万方来朝，臣妾使令。
边境无事，中国安宁。
百姓承德，阴阳和平。
风雨时节，莫不滋荣。
灾蝗不起，五谷孰成。
圣贤并进，博士先生。
”正是用四言写成的。
被人们视为“稷下学宫之学则”的《弟子职》、成书于六朝时期的《千字文》、唐代广泛使用的《开蒙要训》、成于唐而风行于宋的《蒙求》、介绍姓氏的《百家姓》、传播历史知识的《十七史蒙求》、阐释理学概念的《性理字训》、宋朝末年方逢辰所撰的《名物蒙求》等，都是用四言写成的。
在《三字经》出现之后，一些重要的启蒙读物如《龙文鞭影》，还是用四言编写成的。
可以说，四字句是传统启蒙读物最主要的编写形式。
用三言这样短小的句子来表达意思，而且通篇如此，还要押韵，这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
正如张志公先生所说:“用简短(三、四个字)而整齐的韵语，好处在便于记诵，但是往往有两个缺点，一是容易写得艰深难读或者牵强硬凑，一是容易写得贫乏呆板。
”(《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第23页)四言相对于三言，虽然只多了一个字，除了增加编写的难度之外，对于成人来说没有什么不同，但对于儿童特别是低幼儿童来说，则意味着负担的减轻，意味着更加容易接受。
三字一句启蒙读物的沿革以三字一句的形式编写的启蒙读物，虽然以《三字经》最负盛名，但正如俗言所说的那样，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三字经》的出现也是渊源有自，是中国传统启蒙教育长期积累和发展的结果。
在《礼记?曲礼》中，有诸如“衣毋拨，足毋蹶；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之类短小整齐而又押韵的语句；在《列女传》中，也有诸如“将入门，问孰存”之类的语句。
这些语句，教习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规范，不虚玄，不高妙，是切近的洒扫应对之类的具体事情，适合蒙童的理解能力，体现了小学“只是教之以事”的特点。
朱熹认为，这些短小而押韵的语句，可能“皆是古人初教小儿语”。
(《朱子语类》卷7)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朱熹把这些内容收录在《小学》中。
我们注意到，因为时代久远，又没有别的证据，朱熹在作这样的判断时，审慎地用的是一种不肯定的疑似口气。
如果朱熹的说法可信的话，那么，早在《礼记》成书的战国及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三字一句、用作蒙童诵读的读本了。
在现今依然流传、由汉元帝时的黄门令史游编写的《急就篇》，其主体部分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姓氏名字，二是服器百物，三是文学法理。
第二、三部分的内容都是用七言编写成的，而第一部分全用三言。
它以“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
周千秋，赵孺卿，爰展世，高辟兵。
邓万岁，秦妙房，郝利亲，冯汉强”开始，而以“姓名迄，请言物”转入介绍“诸物”名称。
这一部分长达134句，在全书中占了很大的篇幅。
但它主要是姓名的堆积，前后句没有什么联系，没有什么意义。
这种编写形式，主要是中国人姓名的特点决定的，编写者并没有刻意以三字一句编写启蒙读本的意思。
在追溯《三字经》的渊源时，朱熹的《女已志铭》也受到个别研究者的关注。
朱熹的《女已志铭》无序文，全部铭文只有86个字:“朱氏女，生癸巳。
因以名，叔其字。
父晦翁，母刘氏。
生四年，呱失恃。
十有五，适笄珥。
赵聘入，奄然逝。
哀汝生，婉而慧。
虽未学，得翁意。
临绝言，孝友悌。
从母葬，亦其志。
父汝铭，母汝视。
汝有知，尚无畏。
宋淳熙，岁丁未。
月终辜，壬寅识。
”(《晦庵集》卷93)陈荣捷在提出这则材料的时候，虽然表明“吾人不敢谓朱子为陈淳《启蒙》之前驱”，但又说:“陈淳由四字文而改三字文，非必沿袭前人。
假如必须先例，则可取诸其师朱子也。
”虽然说“更不敢谓朱子为《三字经》之先例”，但强调“其女虽非幼稚，究尚未学，故此文乃为初学而设之文也”(《朱子新探索》第674页)，而且反复强调朱熹与启蒙教育的关系。
的确，朱熹非常注重启蒙教育，不仅曾编有《小学》和《易学启蒙》，而且编写了《童蒙须知》、《训蒙诗百首》，他的《训子帖》、《白鹿洞揭示》、《敬斋箴》、《沧州谕学者》、《论定董陈学则》、《朱子读书法》、《孝经刊误》等，旧时也曾用作启蒙读物。
他有关传统小学的论述，不仅确立了启蒙教育的使命，而且为传统社会后期启蒙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基调。
然而，将这篇为他女儿的墓志而作的铭文，看作是“为初学而设”，看作是为童幼而作，则显然过于牵强。
铭是刻于器物或墓碑上的文字，或者用作自我警示，或者用来称述生平功德，使传扬于后世。
作为一种文体，它往往用三字、四字等整齐的形式写成，如《大学》所载的著名的商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三字句式。
朱熹为自己早逝的女儿写的墓志铭，从内容来看，是为了使其生平懿德传扬于后世，从形式而言，则合乎“铭”的文体，与启蒙教育没有什么联系。
朱熹的学生陈淳，倒是实实在在地为启蒙教育的需要，用三字句式编写了一部适合儿童的读本。
他编写的《启蒙初诵》，全篇完好无损地一直保存到现在。
陈淳最初编写时，依照传统的方式，用的是四字句，篇名为《训蒙雅言》(《四库全书》本此篇序言称《训童雅言》)。
作者曾自叙其撰著经过:“予得子今三岁，近略学语，将以教之，而无其书。
因集《易》、《书》、《诗》、《礼》、《语》、《孟》、《孝经》中明白切要，四字为句，协之以韵，名曰《训童雅言》，凡七十八章一千二百四十八字。
”(《北溪大全集》卷16)全篇四字一句，四句一章，虽然说辑录的主要是儒家经典中的语句，但都经过了作者较大幅度的改编。
如述及孔子的部分这样说:“孔集大成，信而好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下学上达，好古敏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进礼退义，温良恭俭，若圣与仁，为之不厌。
宗庙便便，乡党恂恂，私觌愉愉，燕居申申。
立不中门，行不履阈，不正不坐，不时不食。
出事公卿，入事父兄，罕言利命，不语怪神。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从心所欲，无可不可。
” 《训蒙雅言》编成之后，作者“又以其未能长语也，则以三字先之，名曰《启蒙初诵》，凡十九章二百二十八字”。
(《北溪大全集》卷16)此篇后来被熊大年收录在《养蒙大训》中，并被改名为《经学启蒙》。
《启蒙初诵》以三字句写成: 天地性，人为贵，无不善，万物备。
仁义实，礼智端，圣与我，心同然。
性相近，道不远，君子儒，必自反。
学为己，明人伦，君臣义，父子亲。
夫妇别，男女正，长幼序，朋友信。
日孜孜，敏以求，愤忘食，乐忘忧。
讷于言，敏于行，言忠信，行笃敬。
思毋邪，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入则孝，出则弟，敬无失，恭有礼。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色容庄。
口容止，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
视思明，停思聪，色思温，貌思恭。
正衣冠，尊瞻视，坐毋箕，立毋跛。
恶旨酒，好善言，食无饱，居无安。
进以礼，退以义，不声色，不货利。
通道笃，执德弘，见不善，如探汤。
不迁怒，不贰过，毋意必，毋固我。
道积躬，德润身，敬日跻，新又新。
祖尧舜，宪文武，如周公，学孔子。
礼三百，仪三千，温而厉，恭而安。
存其心，养其性，终始一，睿作圣。
这篇读物主要讲的是儒家的伦理道德，篇幅也很短小，文字多有重复，可知它主要是作为教授伦理道德而编写的，识字的目的并不突出。
比起《三字经》来，内容也过于单一，由于主要是集儒家经书中的语句，尽管作者特别注意选择那些“明白切要”的，但也比较古奥难懂。
尽管如此，《三字经》对它的继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三字一句的形式姑且不论，二者开篇都谈论人性，并且观点也完全相同。
从《三字训》到《三字经》在《三字经》之前，近似的命名也已经出现。
与朱熹(1130～1200)同时的项安世(1129～1208)曾说:“古人教童子，多用韵语，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训》之类，欲其易记也。
《礼记》之《曲礼》、《管子》之《弟子职》、史游之《急就篇》，其文体皆可见。
”(《项氏家说》卷7)可见《三字训》与《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一样，当时已经广泛地运用于启蒙教育。
可惜《三字训》现在已经佚失，我们不知道它的详细内容。
由项安世的述说可知，为了便于儿童的记诵，它整齐押韵；从书名上，可以推知它用三字写成，而且，这样的命名和它三字一句的编写形式相关联。
陈东原先生说《三字经》“当系元初人就《三字训》改作”，只是一种推测，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实，但无论是编写形式还是命名方式上，它无疑对《三字经》有重要的影响。
《三字经》是中国启蒙教育传统的结晶，它的出现，是传统启蒙教育长期积累的结果，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先例可循，就连它的名称，也显然是取法《三字训》的结果。
正因为植根于这样丰厚的传统，它才得以厚积薄发，成为传统启蒙教材最具标志性和代表性的读本
国学包括哪些书
1.学习中国文化的方法、途径与意义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
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学习、传承中国文化就显得格外重要。
尤其是当代大学生，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日趋完善的时期，如何汲取我国传统文化中之精华，为我所用，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现在大学生在学习内容的选择上越来越多样化，但随之而来的是专家学者们长期诟病的问题，大学生对本国文化的学习极其忽视，文化素养越来越差。
但据我观察，我们大多数同学并不是没有学习中国文化的兴趣和热情，而是始终采取的是一种低效的，甚至可能导致对文化意义误解的学习方法。
对于非中文专业的同学来说，平时接触我国文化的课程多是公共选修课。
在大学课程体系中，这些课程的授课模式大多是“概论+通史”。
结课考试的机制，也往往围绕这一模式。
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下，考试就是学生平时学习的指挥棒，这就造成了我们很多人只学些概论、通史类的知识，而忽视了对原著经典的阅读。
不读经典，我们的学习只能是肤浅的，表象化的，有时甚至会为某些思想所左右。
当然，对中国文化深层次的精神内涵就更无从把握了。
所以我认为，大学生学习中国文化应该采取“经典阅读”的方法。
现在教育界的许多专家也提出了与此类似的“元典阅读”，即倡导对中华文化思想源头的经典作品（如《四书》、《诗经》、《老子》、《庄子》等）的阅读。
这个范围似乎有些小，还可以扩展到历史、哲学、艺术等多个领域中。
也就是说我们不论学习中国文化的哪个方面，都不能笼统地了解大概就算学习，一定要阅读这个方面的原创性经典作品。
不读《史记》、《汉书》，怎么能算学过中国历史
不读《论语》、《道德经》，怎么能真正领悟影响中国人性格形成的儒与道的哲学
这就好象我们英语专业的学生，每天只抱着《英美概论》通篇阅读，而不去读英文原版的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不去读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我们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西方的社会、文化心态。
我读过的我国文化经典不多，但觉得受益匪浅，也从中找到了些通过“经典阅读”学习我国文化的途径。
在开始“经典阅读”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面临的是古文阅读的问题。
我国的许多原创经典都是用古文完成的，读起来确实艰难、吃力。
有些同学选择了放弃或是阅读今译本，这还是避开了与经典的直接接触。
我们不应该因为读起来费劲、费时就放弃它，相反，应该借助各种工具书，耐心地逐字逐句研读。
这个过程中，不仅对经典原著的内容有了认识，同时对古文字本身也逐渐熟悉和了解。
毕竟，古汉字、古文在中国文化中也占有尤其重要的位置。
古文解读是我们必须突破的一环，如若不然，我们在阅读欣赏唐诗、宋词等美文是，如何体味其文字的神韵。
其次，在阅读原创经典的同时，要把作品置于时代、整个文化的背景中，以点带面地学习。
孟子有云：“诵其诗，读其文，而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
”阅读经典作品，只是“经典阅读”学习中的第一步，我们还要自觉的展开对作者，以及时代背景的学习，并将作品与整个中华文化展开联系，把握其思想内核。
这样就很容易把文学、历史、艺术与哲学整合在一起，学习中国文化的知识也就更加系统了。
还有就是要通过对经典的学习，从中联想到对现实生活有意义的东西。
央视热播的《百家讲坛》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的做法就值得我们学习。
她在主讲的系列节目《于丹<论语>心得》中，就很好地通过自己对《论语》原著的研读、思考，将两千五百年前孔子的儒家智慧与现代实际生活相结合，找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契合点。
其实通过阅读我发现，我们祖先的智慧很多都是超前的，跨时代的，对我们实际生活的指导意义丝毫不亚于现代人的总结。
所以只要你善于发现，中国的文化绝对是你思想是的百科全书。
中国文化的基因是每个中国人与生俱来的，但是只有经过后天培养，这种文化基因的积极作用才会明显。
所以学习中国文化应该是我们的分内之事。
其意义小可从个人学识修养，大可从民族文化上讲。
曾有人做过调查显示，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声有很大一部分认为学中国古典文学对他们影响很大，因为中国古典文学尤其能培养出优雅的气质与品味。
有言道：“腹有诗书气自华”。
阅读文学典籍不仅仅是让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的昌盛，更为重要的是使我们浸润了传统文化因子，培养一个文明大国应有的人才素质涵养。
读史哲典籍更会让我们从深层的思维、思想上，理解中华民族和民族文化，从骨子里头，体现出民族文化的风度；从宏观上把握我们民族的思维深度和方式，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拥有自身民族的文化特质。
从大的民族文化层面讲，美国学者亨廷顿曾说21世纪世界的冲突是文明的冲突。
他的这个理论影响很大，也有着很强的预见性和合理性。
自清朝中后期，中华文明就处于劣势。
经过这一个半世纪的向西方学习，我们的价值观、文化构成可以说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但是其中很多地方有了严重扭曲，表现就是唯西方之是非为是非。
如前不久有人提出废除中医，就是对西方医学的迷信和对中医文化的无知表现。
文学上，孔庆东评价为：用汉字写美国故事。
即我们的作家纯粹是拾人牙慧，而未从传统文化中寻求资源。
诺贝尔文学奖的伤痛可为例证。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提倡“读经运动”，提倡国学，表面上看是人们开始重视传统文化，但深层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丢失得太厉害了，到了令有识之士痛心疾首的地步。
当下的青年是在快餐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对传统文化了解甚少。
阅读经典并不要求我们对典籍非常熟稔，而是要求我们通过对中国文化最主要的载体——书籍的阅读，达到对中国文化有个理性的审视，客观的认识，从而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至少不迷失方向，做出理性的思考。
不戚戚于东方文化，不汲汲于西方文明。
学习中国文化最大的意义也在于此；拾起我们曾经丢弃的民族文化自信，使民族文化在平等的地位与西方文化碰撞，在碰撞中互相取长补短。
正真的英语专业学生是中西文化交融在一起，有这民族文化积淀和西方文化吸取的人。
现在我们接受的教育使我们更倾向于接受西方文化，所以强调学习中国文化是势在必行的。
这不仅是为了提高我们自身的民族文化和人生素养，更为重要的是做一个搭建在两种文明，多种文化间的桥梁。
2.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发展历史中，积淀和形成了自己独特而伟大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
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表现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居安思危、乐天知足、崇尚礼仪等等特征。
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就在于“和合”二字。
（1） 和合的字源和理念 “和”、“合”二字均见于甲骨文和金文。
和合，就词义本身而言，“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是结合、合作、融合。
“和合”是实现“和谐”的途径，“和谐”是“和合”的理想实现，也是人类古往今来孜孜以求的自然、社会、人际、身心、文明中诸多元素之间的理想关系状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持中的和谐意识，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指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二是“中庸”，指人际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
“天人和一”旨在承认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反对将它们割裂开来。
“中庸”则强调对待事物关系要把握一个度，以避免对立和冲突。
提倡“贵和”、“持中”的和谐意识，有利于处理现代社会各种矛盾，以保持社会的稳定。
在中国，以广泛深厚的和合文化为基础的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源远流长。
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 子》第四十二章），认为道蕴涵阴阳两个相反方面，万物都包含着阴阳，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
这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
《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
”把和作为处事、行礼的最高境界。
其他人如墨子、管子、荀子等先秦诸子也多有关于“和”或“和合”的论述。
“和合”概念在先秦时期基本形成。
随着“和合”概念的形成，中国的原创文化也经过“百家争鸣”，逐渐“和合”形成儒、道两大显学，并且在两汉之际“和合”地接纳了由印度原创的崇尚“因缘和合”“圆融无碍”的佛教文化。
因缘和合论成为佛教的重要理论，在历史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此，“和合”概念被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佛所通用，并成为其概括本身宗旨的核心概念，同时也被其他文化流派的思想家普遍接受并广泛运用。
西汉董仲舒为适应“大一统”杜会发展的需要，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实则以儒家思想为本位，兼取道、法、阴阳五行说等各家思想，主张把礼治与法治相结合，明显受到燕齐文化的影响。
钱穆先生说：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
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文化中发生冲突，只是一时之变，要求调和，乃是万世之常。
认为西方文化似乎冲突性更大，而中国文化则调和力量更强，中国文化 的伟大之处，乃在最能调和，使冲突之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济。
西方人好分，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中国人好合，亦是近他的性之所欲。
注重和合，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的特性。
（2）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人处理自然界和精神界关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其突出特征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服从自然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谐调。
在古代中国人看来，自然过程、历史过程、人生过程、思维过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这一思想特征贯穿了“天人合一”观念源起与演变的基本过程，贯穿于古代的哲学、科学和艺术中。
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认为宇宙间有四大，人居其一，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从一个侧面确立了人与天的相互关联。
庄子提倡“与天为一”，《庄子•达生》云：“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
抛弃世事，忘怀生命，使形体健全，精神饱满，从而达到与天合为一体的自然无为境界。
《周易•文言》明确提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时，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顺应自然的“与天地合德”的思想。
汉代董仲舒甚至以“人副天数”的观念为基础建立起天人感应的谶纬神学体系。
《春秋繁露•阴阳义》即云：“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
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在宋代理学中，“天人合一”思想更趋成熟、精致、完善。
张载直接提出“天人合一”命题；《正蒙•诚明》云：“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可以成圣”。
中国医学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则提出“天人相应”的命题，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与天地如一。
天人同构，人体的小宇宙与天地的大宇宙相对应。
书中列举了诸如“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等等 。
在美学上，和谐化诗意关联的“天人合一”思想，深刻浸渍了中国古代审美境界论，使得古代中国人特别强调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
其次，“和合”文化中和谐化辩证法的普遍运用，使得中国美学智慧特别注意以对应性、相融性、辩证性、和谐性来理解和处理一系列审美范畴的展开与构架。
有人指出，纵观中国古代美学基本特征（如强调真善统一、情理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有限与无限的统一、认知与直觉的统一等）和中国古代审美理想（如儒家对“和”、道家对“妙”、佛禅对“圆”的追求），无不是“和合”文化在审美层面的诗性展开和逻辑延伸。
这表明，中国诗性智慧和审美意识与“和合”文化有着一种特殊的亲和性和关联性。
“和合”文化，是中国古代诗性智慧之根。
（3） 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和合文化”在为人处世方面的具体准则，它在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作一种人生和道德的至高境界和追求目标。
“中庸”最早见于《论语》。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
”（《论语•雍也》）他的“五美”之说实际上也是讲中庸：“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论语•尧曰》） 何谓“中庸”
据宋儒说，不偏不倚谓之中，恒常不易为之庸。
儒家文化的这种中庸之道塑造了中国人的中庸之德，使中国人形成了中庸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处事作风和人格境界。
面对现实人生很多具体的两极选择，人们试图有效地在对立的两极之间找到了一个均衡的支点，并使对立双方归于统一。
在生活实践中，守中、不走极端，成为古代中国人固守的人生信条。
在今日的语境下，“中庸”就是要正确把握度并协调好各种关系，以益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持续进步。
中庸之道的真谛在于：坚守中正，寻求适度，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
协和万邦是和合文化的又一实践。
“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这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传统道德基础。
从中国先秦时期老子主张大国理应谦下(“大者宜为下”、“大国者下流”)，到西汉董仲舒主张“洽四国”，唐代高祖李渊主张对周边邻国行“宏仁恕之道”，等等。
和睦相处，消弭战祸，“化干戈为玉帛”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美好愿望和实践目标。
在这种和合的文化下，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极少对外用兵。
和而不同是和合思想的一个特征。
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指不同事物之间的搭配、融合、平衡达到最为圆满程度的一种状态。
例如音乐，五音的高低疾缓臻于完美，就称为和；又如饮食，五味的多寡浓淡搭配得宜，也称为和；又如身体，阴阳之气平衡饱满，也称为和；又如德行，处事不刚不柔曰和，为古代五德之一。
可见此种和的境界有三个特点。
第一，它是一种至善的状态；第二，它是由不同事物之间构成的一种完美的关系；第三，这多种事物在和合的关系中保持着原有的个性，而不必舍弃个性，一刀切成一堆齐刷刷的火柴棍儿。
和而不同，“和”异于“同”之处，就在于它保留了其中每一种事物的个别属性。
4.1. 中国古代建筑概述 建筑， 是指供人们进行生产、生活或其他活动的房屋或场所， 它除了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外， 还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
中国古代讲究“道器”，形而之上为之道，形而之下为之器，从来不把建筑作为一种学术，技术由师徒相传，以实地操作、心传口授为主。
读书人很少关心建筑，木书也很少。
再者，中国以农立国，崇尚节俭，把建筑视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
对于新巧建筑，贬多于褒。
这些建筑观都影响了中国建筑的发展。
中国建筑长时期缓慢的，却是极富韧性的超稳定发展这表明了在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过程中， 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建筑发展观。
中国古代建筑的独特风格源于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而研究古代建筑必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2. 中国古代建筑风格 中国古代建筑类型虽多， 但可以归纳为4 种基本风格。
2.1纪念型风格 大多体现在礼制祭祀建筑、陵墓建筑和有特殊涵义的宗教建筑中。
其特点是群体组合比较简单，主体形象突出， 富有象征涵义， 整个建筑的尺度、造型和涵义内容都有一些特殊的规定。
例如古代的明堂辟雍、帝王陵墓等。
2.2宫室型风格 多体现在宫殿、府邸、衙署和一般佛道寺观中。
其特点是序列组合丰富， 主次分明， 群体中各个建筑的体量大小搭配恰当， 符合人的正常审美尺度; 单座建筑造型比例严谨， 尺度合宜， 装饰华丽。
2.3住宅型风格 主要体现在一般住宅中，也包括会馆、商店等人们最经常使用的建筑。
其特点是序列组合与生活密切结合， 尺度宜人而不曲折; 建筑内向，造型简朴， 装修精致。
2.4园林风格 主要体现在私家园林中，也包括一部分皇家园林和山林寺观。
其特点是空间变化丰富， 建筑的尺度和形式不拘一格， 色调淡雅， 装修精致;更主要的是建筑与花木山水相结合， 将自然景物融于建筑之中。
3. 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易学文化 我国在西周时就提出了“ 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 ， 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即是我们所提倡的“ 天人合一” 。
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这种天地之道即是我们所讲的风水理论。
风水理论探求建筑的择地、方位、布局与天道自然、人类命运的协调关系， 排斥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注重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感应， 创造了中国东、西、南、北、中各具特色的城市布局、建筑形式及建筑景观， 因地制宜， 美不胜收， 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3.1“五行说” “五行论”将世界万物分为五行， 即金、木、水、火、土。
五行相生相克，木生火，水生土，土生金， 金生水，水生木和金克木，水克火，木克土， 火克金， 土克水。
西方属金，东方属木，北方属水，南方属火，中部属土。
木为青、火为赤、土为黄、金为白、水为黑。
在建筑布局上，南为前，前为火， 北为后， 后为水， 前为宫殿后为寝宫。
东为木，木为文，西为金，金为武，因此，在东面设置文化性的宫殿“文华殿”，在西面设置兵器类的宫殿“武英殿”。
遵照这一思想，文武百官在上朝也是以东文西武位于两侧。
抛开其迷信的部分，风水学关于环境的选择，阳宅、阴宅的定点、定向，住房形态的分析等等论述与主张反映了实际生活的利弊，是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总结。
在风水理论中， 建筑的选址所体现的一个原则就是“相形取胜”。
就是建筑在修建之前，通过对地形、地貌、水土等方面的综合观察和比较，选择最佳的修建之地。
风水理论中关于建筑选址的最佳地形是背山、面水、向阳， 以座北向南为最佳。
山地，既便于排水，保持水土，形成局部的良好气候，又有利于阻挡冬天寒冷的北风。
“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近水可以获得生活用水的便利条件，同时，在夏天可以形成凉爽的南风。
向阳，可以获得良好的光照顷天时、得地利， 必然是一块有利于人们安居乐业的风水宝地。
因此，中国古代的皇宫、民居、寺庙建筑都是按照这一原则来选址。
例如北京故宫在整体布局上是北靠燕山，南临永定河。
周代的王城洛阳，北靠邝山南临洛河。
以环境来规划建筑，让建筑溶入环境，“因任自然”的建筑思想，是中国建筑区别于西方建筑的一大特点。
天时、地利、人和， 勾画出一个个赏心悦目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3.2“ 阴阳论” 在整体的布局上是采用了对称形式， 结合了风水理论中“ 阴阳论” 的哲学思想。
阳阳学说将宇宙世间万物分为阴与阳两大类， 认为一切事物的形成发展与变化， 全在于阴阳两气的运动与转换， 不断发展和引申， 进一步广泛解释自然界与社会界所有现象。
阴与阳的每一个侧面都以另一个侧面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 即没有阴， 阳不能存在没有阳， 阴也不存在。
事物或现象中对立着的两个方面， 具有互相依存， 互相为用的特点， 处在一个统一体内。
在阴阳论中， 向日为阳， 背日为阴山为阳， 水为阴左为阳， 右为阴男为阳， 女为阴。
故宫的主体建筑在北京城南北的中轴线上， 宫殿在前， 寝宫在后，前朝殿大于后宫。
其次序为“‘ 太和殿” 、“ 中和殿” 、“ 保和殿” 、“ 乾清宫”和“ 坤宁宫” 。
“ 太和殿” 为阳中之阳， 皇帝的宝座位于紫禁城的中轴线上， “ 保和殿” 为阴中之阳， “ 坤宁宫” 为阴中之阴， 为皇后居住的地方。
在“ 阴阳论”中， 阿拉伯数字中奇数为阳， 偶数为阴。
因此， “ 太和殿” 的开间设计为11间， 阶梯宽设计为60.1米， 均为阳。
“ 太和殿”和“ 保和殿” 的御道分别有9条龙和9只兽作为装饰， 门上设有横九排， 竖九排， 九九八十一个门钉作为装饰。
整个皇宫共有房间间半。
“ 九”数字为阳数之最， 象征至高无上， 天长地久。
用现代的科学眼光来审视风水理论， 它蕴含有大自然的美学原理， 有人类对环境科学的思维和认识，其间隐藏着古代文化与艺术的精华。
因此对于我们应该继承祖先留给我们的风水文化中可取的部分， 吸取其对现代文化与生活有益的部分， 同时应该认清风水学中迷信和不科学的成分，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
4. 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礼制文化 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以“礼”为基本框架的。
这种理念在古代房屋建筑中的反映即“自相似”现象，。
儒家学说把“礼”看作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最高指导思想， 礼制秩序不仅对君臣、臣民的尊卑关系有着严格的规定，而且对具有血缘关系的父子、兄弟、夫妇、男女、长幼的人伦秩序也有明确的规定，因此根据礼制秩序所制定的规划、营建制度对宅第、民居也同样有着深刻的影响。
4.1尊卑等级制度 宅第中“前堂后室”的布局、四合院“北屋为尊， 两厢次之， 倒座为宾” 的位置序列，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尊卑等级制度。
在中国古代建筑群体中， 单体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仅是由视觉要求决定，而且是由等级这个社会现实决定。
在一个家庭中， 以家长为核心按照亲疏关系构成一个平面展开的人际关系网络; 在一个建筑群体内部， 建筑也因其服务对象不同而按照这个人际关系网络层层推进，其相应的大小、方位和装饰各不相同，这使得建筑群体成为理想的政治秩序和伦理规范的具体表现。
在整个组合中， 主从区别特别明确，单个建筑只有在主体建筑的参照中才会体现它的地位。
在建筑中通过附加相应的等级制度限定如开间的数量、斗拱的配置、色彩的范围来区别不同级别的建筑，这在古代便有了可遵循的标准。
很多文献记载了建筑等级的事例。
如《礼记·礼器》关于宗庙制度:“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 士一庙; 庶人祭于寝” 关于堂阶制度:“ 天子之堂级九尺， 诸侯七尺， 大夫五尺， 士三尺”等。
礼更有以“中”为尊者:“中正无邪，礼之厚也”(《乐记·乐论》)， “中正无邪”、“均衡对称”的建筑单体和群体布局，显示出尊卑的差别与和谐的秩序，而位于轴线上的主要构图因素不偏不颇， 创造了尊贵的气势。
这些都是以“贵贱有等”的方式表达了建筑的礼制精神， 这就是礼——理性的制约。
4.2营城制度 中国古都的规划建设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集中体现，它的选址、营造、形制都反映了中国古人的观念意识，并受当时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制约。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礼制始于周，从格局来看，都多少体现了《考工记·匠人》中“ 匠人营国， 方九里， 旁三门， 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 面朝后市， 市朝一夫”的思想， 虽然后人建造的城镇并不是严格按照这个制度行事，但其布局其本没有超越这个制度的规定模式。
古代的营国制度，便是营城制度。
由于其思考模式源于礼制思想，所以它能在朝代不断的更替中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都城建设。
以宫为中心的都城规划结构一直沿袭到明清。
元大都的兴建， 奠定北京城的规划结构，“左祖右社、前朝后市”，中国古都几千年来一直因袭这种格局。
宫城坐北面南，形成一条纵贯几里的南北中轴线，这便是全城规划结构的主轴线，作为都城的基调，其他一切设施按规矩对应布置，一切道路体系以南北轴为准绳，经纬分明，无论道路主次，都是东西向和南北向，方正规矩，见不到放射线的道路。
这组方正的大街小巷构成整个城市环境，人的一切活动被禁锢在内向院落， 中国旧城市的街头巷尾很难找到扩大的城市广场， 与欧洲城市多广场的布局绝然不同，这并非功能所决定，而千年来礼教意志所给予的影响，涵蓄内向的意志与墙的围合空间不谋而合， 这是中国人向千年来的审美价值观。
中国古代都城的环境因受制于礼， 街道横平竖直，整齐划一，城市里的环境空间缺乏变化，色彩也受到礼制限制，除了皇室的房屋，百姓是不允许用色去装饰房屋的。
整个城市街区巷道全是一片灰暗的色调，烘托出宫城的红墙黄顶。
城市的生活空间除了集中的几处“市”而外，老百姓只能在自家院内活动，另无他处公共活动场所。
难得找到街区的广场， 这正是中国礼制所造成的结果。
中国古代城市从整体环境到建筑群的规划都是由相互隔而不绝的单元组成， 这些主从单元串联起来，形成连续有节奏的合院群， 以中轴为序列串联起来。
每一院落相对独立， 但远观又可见其整体性。
其中每一院落及其建筑形式、数量、方位，代表使用者在家族中的身份地位，建筑群是不同院落的有序组合。
然后， 基于相同的原则，不同的建筑群有序组合而为城市。
古代建筑既然以体现人文礼制传统为要，所以“ 明分使群”，既是人际关系的组织原则，也是建筑关系的组织原则，“ 家国同构”，既是人际关系的结构特征，也是建筑关系的结构特征。
中国人经历长期封建社会，而习惯于以沿袭旧制作为正统的象征， 因此缺乏对传统的开拓精神和科学探讨精神。
其实传统文化对现代中国建筑师来说， 应该说是一个基础，而不是一种束缚，要以现代中国人的特有观察方式和思维方式创造中国的建筑，表达对建筑空间的中国式的感受和理解。
当代建筑师研究传统， 是为了发掘传统中的精华，登上这一级台阶，然后迈向更高的境界。
就找到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