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行风建设心得体会3000字
反对和防治腐败，事关人心向背，事关生死存亡。
只有正确认识和判断当前反腐倡廉形势，才能总揽全局，审时度势，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牢牢把握反腐倡廉斗争的正确方向；才能坚定信心，扎实工作，正确处理反腐败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才能统一思想，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取得反腐倡廉的新成效。
怎样判断反腐倡廉形势，不仅仅是工作评估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认清形势、把握大局，才能统一思想、做好工作。
我国当前的反腐倡廉斗争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背景下展开的。
国内外敌对势力竭力利用腐败问题歪曲、否定我们党的领导和国家的政治制度，蓄意诋毁，造谣惑众，把我们党描绘得一团漆黑，把干部队伍说得一无是处，攻击共产党解决不了自身的腐败问题，等等。
其目的就是妄图动摇干部群众对我们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动摇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信心。
对于干部群众对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一些模糊认识和不正确看法，也要分清楚情况，加以引导。
每个人在不同的社会层面生活，因人、因事、因情况不同，看问题的依据、标准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既有人过高估计成绩，存在盲目乐观倾向；也有人过分夸大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存在悲观失望情绪。
当前在反腐败斗争形势的判断上，存在一些模糊认识：一是把局部看作全局。
有的地区和部门出现了腐败分子，周围的干部群众很不满意，出于满腔义愤，把局部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推而广之，从村长、乡长的不廉洁推测省长、部长的不廉洁，从少数干部有问题扩大到认为我们党和干部队伍整体上有问题。
二是把自己接触到的个别腐败现象视为普遍现象。
有的同志在社会活动和经济交往中，受到个别部门和单位不正之风的困扰，非常愤恨，由此推断出整个社会风气都不好，认为我国腐败现象非常严重。
三是把媒体报道的典型案例当作普遍现象。
据调查显示，60％多的人是通过媒体了解腐败问题的。
反腐败是备受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对大要案的报道，有时比较集_中，有个别小报还存在恶意炒作的现象，对一些干部群众容易产生误导，使一些人错误地认为，案件越查越多，腐败越反越严重。
四是把不属腐败的违纪违规行为或不正之风，当作腐败问题来看待。
腐败有明确的定义，主要指滥用职权谋取私利。
一些群众没有搞清腐败的概念，把一些不属于腐败的现象也列入腐败的范畴。
以上这些认识，单从某个方面说，似乎有一定道理，但从总体上说则是不全面的，以偏概全，背离了客观和实际。
怎样判断反腐败形势，有一个角度的问题，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世界观、方法论的问题。
2011年1月1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全面、系统、深入地分析了当前的反腐倡廉形势，特别是用“三个并存”和“两个依然”科学概括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态势，即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
胡锦涛总书记特别强调，我们既要看到反腐倡廉建设取得的明显成效，又要看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更加有力的举措坚决惩治腐败、有效预防腐败，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
这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对于我们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更好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要充分认识反腐倡廉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
坚决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之一。
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90年的伟大实践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行了艰辛探索，取得了重大成就。
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纳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来谋划和部署，不断深入对反腐倡廉建设规律的认识，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向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晰、措施更加有力、成效更加显著，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
我们坚持把加强教育作为反腐倡廉的基础工作。
近年来，中央在全党相继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结合纪检监察工作的实际，我们还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加强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和岗位廉政教育，命名一批全国廉政教育示范基地，发布《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组织“扬正气、促和谐全国优秀廉政公益广告展播，扎实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等，广大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更加巩固，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进一步形成。
我们坚持把健全制度作为反腐倡廉的重要保障。
大力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和创新，制定或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一批重要反腐倡廉法规制度。
在抓制度建立的同时，建立健全贯彻落实制度的责任制和保障机制，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着力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制度实效性。
我们坚持把强化监督作为反腐倡廉的关键。
着力完善监督机制、拓宽监督渠道、加大监督力度、前移监督关口。
通过加强巡视工作，完善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推进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积极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和其他形式的公开，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认真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等，切实加强对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促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规范透明。
例如，巡视工作是一种有效的监督形式。
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央颁布实施党内监督条例，把巡视确立为党内监督的一项重要制度。
党的十七大把巡视制度正式写进党章，以党内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巡视工作边实践边探索，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工作机制不断完善。
发现并阿有关部门移交了一批反映领导干部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
各省(区、市)、部分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金融机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也积极开展对所属单位的巡视。
通过开展巡视工作，有力推动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促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加强了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我们坚持把深化改革作为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
协调和配合有关部门，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司法体制以及财税、金融、投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逐步完善公共资源配置、公共资产交易、公共产品生产领域市场运行机制。
我们坚持把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作为反腐倡廉的重要任务。
通过开展纠风专项治理、政风行风民主评议等，认真解决征地拆迁、涉法涉诉、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专项基金资金监管等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有力维护了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还积极协助党委、政府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严肃查处群体性事件背后的失职渎职和腐败问题，促进了社会和谐。
我们坚持把查办案件作为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手段。
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的工作力度，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坚持党纪国法而前人人平等，不管涉及到什么人，不论职位多高，只要违反了党纪国法，就坚决查处，绝不菇息，绝不手软，切实做到发现一个查处一个。
我们注重突出办案重点，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案件，严肃查办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中的违纪违法案件，严肃查办商业贿赂案件。
从2007年11月至2010年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3．5万件，结案44.6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46.6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6607人，立案件数、结案件数和党纪政纪处分人数逐年增长；共查办商业贿赂案件50244件，涉案金额125.4亿元。
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严肃查处了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王益、康日新、黄瑶、宋勇、许宗衡等一批大案要案，前不久又对刘志军进行立案调查，社会反响强烈。
和地区各部门也查处了一批在本地区本部门在重要影响的案件。
通过查办案件，有力震慑了腐败分子，彰显了我们党反对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强决心，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
我们注重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建立健全“一案两报告”等制度，加强案件剖析和情况通报，有针对性地总结教训、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力求达到查处一起案件、教育一批干部、完善一批制度、深化一批改革的效果。
我们坚持讲求政策策略，把握时机节奏，改进宣传报道，确保查办案件工作取得良好的政治、法纪和社会效果。
这些年来，通过坚持不懈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有力地保证了党和国家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了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捍卫了党纪国法的尊严，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纯洁了党的组织和队伍，增强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
据国家统计局民意调查显示，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的满意度2003年度为51．9％，2008年为65.5%；2010年达到70.6％；人民群众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2003年为68.1%；2008年为81.6%；201o年达到83．8％，均呈逐年上升趋势。
国际社会也对我国的反腐败工作给予积极评价，认为中国的反腐败成绩是“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温饱问题、极大地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
”第二，要清醒认识当前消极腐败现象的严重性。
在充分肯定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新情况。
新问题。
一是腐败行为在一些领域仍然易发多发，资金密集领域和行业商业贿赂、内幕交易等现象严重，土地、矿产资源和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监管薄弱领导违纪违法问题突出，教育科研、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腐败案件逐渐增多，一些社会中介组织违纪违规时有发生。
二是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现象依然严重。
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牟取非法利益问题突出。
“一把手”腐败问题仍然严重。
从2007年11月至2010年底，共处分基层站所工作人员38464人，其中2010年处分违纪总金额在千万元以上的乡科级以下人员171人。
例如，山西省临汾市蒲县煤炭局原局长郝鹏俊，利用职权违规从事煤炭生产经营活动，谋取巨额利益，同时犯有逃税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违纪金额巨大，社会影响十分恶劣，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0年。
三是一些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影响恶劣。
例如，首都机场集团原董事长李培英，贪污公款8250万元，索要、收受有关单位和个人款项共计折合人民币2661万元；先后多次到境外赌博，赌资特别巨大。
李培英被依法判处死刑。
四是一些腐败分子同时具有多种违纪违法行为，集政治上蜕变、经济上贪婪、生活上腐化于一身。
例如，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政治上丧失理想信念、目无党纪国法；经济上贪得无厌，为谋取个人私利不择手段，利用职务便利为数名请托人谋取利益，索取或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96万元；生活上极其糜烂。
王益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五是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有的大案要案涉及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有的一个领导班子中多人被查处。
例如，在安徽省古井集团高管人员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中，原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效金，集团副总裁、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李运杰，古井贡酒股份公司总经理甘绍玉等10名高管人员涉案。
王效金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其他人员也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
六是腐败案件类型、性质和作案手段等出现新变化，违纪违法行为日趋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新兴经济领域案件和利用高新技术手段作案有所增加。
例如，商务部条法司原巡视员郭京毅单独或伙同商务部、工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多名司局级干部，以及一些中介组织工作人员，利用各自在外资审批、监管、服务等方面的权力，把正常工作协调机制变成“权钱交易利益圈”，犯罪行为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高度的隐蔽性。
郭京毅因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其他涉案人员也分别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
此外，党员干部作风和廉洁自律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和不正之风仍然比较严重。
一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工作作风漂浮，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漠不关心，甚至失职渎职、酿成严重后果。
例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除利用职权收受贿赂600多万元外，还违反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和民主决策程序，草率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统一换发药品批准文号工作，且疏于职守、部署不周、监管不力，致使药品注册管理秩序混乱，全国假药劣药事件频发，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用药安全。
郑筱萸因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依法判处死刑。
同时，一些领导干部作风简单粗暴，在土地征用、城镇拆迁、城市管理等过程中违规操作、粗暴执法，甚至滥用强制手段，引发群体性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一些领导干部贪图安逸，奢侈浪费，享乐主义严重；一些领导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要求不严，违规收送红包礼金、超标准住房、从事营利性活动等问题屡禁不止，等等。
另外，从这些年查处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和重大责任事故看，背后往往隐藏着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等问题。
例如，2008年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9·8”溃坝事故，造成277人死亡。
经过调查，临汾市公安局原常务副局长段波、临汾市原副市长周杰、襄汾县原县长张金凤等5名领导干部因利用职权为发生事故的新塔矿业公司非法生产提供便利、收受贿赂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受到严肃查处。
第三，要深入分析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原因。
腐败现象是一个具有复杂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古今中外都存在的世界性难题。
当前，我国社会存在腐败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
一是我国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和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的历史时期，各方面体制还不完善，有着不少缺陷和漏洞，存在着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条件。
从世界各国发展历程看，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大都经历了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而我国用短短几十年跨越了其他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各方面体制制度必然要经历一个不断健全完善的过程。
即使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健全的西方发达国家，也都为不断发生的腐败问题和政治丑闻所困扰，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民主竞选所耗费的巨额政治经费其实质就是一种披着合法化外衣的腐败现象。
最近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家相继发生的政权更迭和政治动乱也都与腐败问题密切相关。
二是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影响乘机而入，同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封建残余思想影响相结合，侵蚀着党员干部的思想，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主义思想滋长。
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孙瑜为满足自己的高消费，收受贿赂328万元，伙同他人骗取国家资金400余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孙瑜在其忏悔书中说：贪图享乐，无限制地追求高消费，是我违法犯罪的重要原因。
三是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多元利益主体在我国市场上的竞争日趋激烈，不法分子通过商业贿赂攫取非法利益，拉拢腐蚀公职人员。
例如，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因受贿2959万元，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他在检查中说：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情况下，体现在领导干部身上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是如此尖锐和复杂。
说复杂，是指对领导干部的腐蚀，在温情脉脉、杯光酒影中就能得逞，让你在不知不觉、舒舒服服中演变过去。
四是干部队伍构成发生很大变化，二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发生动摇，不少中青年干部缺少严格党内生活锻炼和重大政治风浪考验，容易受腐败病毒感染。
一些领导干部没有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有的心态浮躁、贪图虚名，一门心思用在谋求更高的职位上；有的在收入和待遇上盲目攀比，感到自己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因而产生“心理失衡”，走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违法犯罪道路；有的甚至利欲熏心、私欲膨胀，公然索贿受贿、侵吞公共财产和国家、集体资金，等等。
例如，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李堂堂，就是因在2002年陕西省政府换届和2005年届中调整时未被提拔使用，感到自己吃了亏，产生了为自己捞好处、留后路的想法并付诸实施。
2007年曾因拉票贿选、违反换届纪律，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通报批评。
与此同时，本人或通过其弟收受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760余万元。
李堂堂已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五是反腐倡廉建设中仍然存在薄弱环节，一些地方和单位管理失之于软，失之于宽，教育不够扎实，制度不够健全，监督不够得力，预防不够有效，好人主义盛行，应该及时提醒的没有及时提醒，应该坚持制止的没有坚决制止，应该严厉惩处的没有严厉惩处，有的甚至包庇腐败和犯罪。
就纪检监察工作来讲，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在思想观念、工作机制、工作方式等方面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措施和办法还不够多，等等。
第四，要充分认识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有利条件，坚定抓好反腐倡廉建设的信心。
首先，我们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我们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每年都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部署反腐倡廉工作，江泽民同志先后1O次、胡锦涛同志先后9次出席中央纪委全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每年都召开廉政工作会议，对政府系统反腐倡廉工作作出部署；中央还专门设立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直接指导和协调反腐倡廉工作。
这些都为我们推进反腐败斗争提供了重要政治和领导保证。
其次，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政治优势。
腐败现象从本质上讲是私有观念和剥削制度的产物。
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区别与历史上任何剥削制度的崭新社会制度，为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奠定了制度基础。
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法制保障。
社会主义制度有着巨大的优越性，我们完全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身存在的腐败问题。
其三，我们有一支优秀的党员干部队伍。
长期以来，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宗旨、恪尽职守、默默无闻、无私奉献，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最近几年，我们国家大事多、难事多、急事多，我们之所以能在众多风险和挑战面前取得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靠的就是广大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和表率带头作用。
这是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最有力证明。
不承认这一点，就难以解释我们今天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
可以说，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是值得党和人民信赖和依靠的，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
近年来每年受到党纪处分的党员越11万人，只占党员总数的14％o，其中因贪污贿赂类问题受到处分的仅占党员总数的0.3％。
其四，我们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
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是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力量。
随着人民群众参与反腐倡廉看渠道的不断拓宽和揭露腐败问题能力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将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
其五，我们有长期以来反腐倡廉建设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反腐倡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方针、工作格局、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以及法规制度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总之，消极腐败现象违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原则、干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助长不良社会风气、危害社会公平正义，是消磨党的意志、瓦解党的队伍、削弱党的战斗力、破坏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腐蚀剂。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在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
坚决反对腐败，防止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腐化变质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我们一定要从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措施推进反腐倡廉各项工作，不断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坚强保障。
最新-2019警示教育心得体会(4篇) 精品
2019警育心得(4篇) 年3月4日，局党组织党员到市政府参观《**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图片展》，我积极参加了本次活动。
展厅不大，但展出的腐败典型案例不少，所展内容都是一引些在不同岗位、不同职位上未能树立群众观念，经受不住金钱诱惑，从而走向贪污腐败的道路，断送了自己的后半生，让我感受最深的有两人。
一是***医院原院长、党委书记***，他在年至年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医院托管清算、医疗设备采购、工程建设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共计117万元，特别恶劣的是曾主动索取人民币30万元人。
身处救死扶伤的对圣洁之地，去漠视法纪法规在大发不义之财，最终给自己埋下了悲剧的祸根。
***是卫生系统的老人，记得我从学校分配时，他在机关工作，办事干练，工作能力较强，口碑也不错，当时我就认为他今后还有发展空间。
但他在工作上有些起色，小有成绩的时候却在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上出了问题，走上了偏路，从年开始在发生着量变，最终在年开形成质变，走上了不归路。
二是**地产开发公司的原总经理**，30岁便成为国企老总，曾被评为**市杰出青年，却在6年间沦为受贿1000余万元的巨贪。
如此年轻的企业家应有一番大的作为，但他却没有把握住这早来事业上的收获，把利益的天平偏向了自己，权力是把双刃剑，最终受到法律的严惩。
警示片中一个个触目惊心的腐败案例给在场员工敲响了警钟
爱国感言作文600字
爱国之情爱国是一个人对自己祖国的一种诚挚的热爱和深厚的情感，是一个人最原始的感情之一。
但作为一个涉世不深的我，一直认为爱国是高不可攀也是比较渺茫的事。
最近，我读了《民族英雄郑成功》一书，对爱国之情有了深刻的感悟。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波诡云谲的时代浪潮中扬帆前进，经历历史沧桑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有这么一种坚如磐石的爱国主义情感和信念作为民族思想支柱，正是它成为祖国发展腾飞的不竭动力。
在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爱国英豪，有虎门硝烟的爱国将领林则徐；有舍身炸碉堡的解放军战士董存瑞；有征服体育界一举夺得六枚金牌被誉为“体操王子”的李宁；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们应该为拥有这样的先辈而感到光荣、自豪和骄傲。
但我们不能安于现状，而是要不断的发扬爱岗敬业的优良传统，励精图治，与时俱进，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企业大环境里，铸造出与企业共有的一片辉煌。
爱国的体现来自于必胜的决心和恒心。
当年郑成功就破釜沉舟，昭告百姓：“如果不收复台湾，就不回来见父老乡亲。
”在攻打台湾城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不少困难，但他凭着那种永不放弃、永不退缩的信念，把它一一都克服了。
爱国的行动来自于情感的无私和无畏。
为了“反清复明”郑成功不惜“杀父报国”。
为了早日把荷兰军队赶出台湾，他顾全大局毅然离开了妻子和儿子。
为了让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他大公无私，拒收荷军总督的贿赂，与荷军斗争到底。
虽然如今的社会是一个和平的社会。
但是爱国的情感仍然可以在平时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体现，也可以通过每件事当中体现。
我们要从小树立一个爱国的思想，努力学习，掌握本领。
自信自强，无私无畏。
只有这样，长大了才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所谓“爱国”，顾名思义，就是热爱自己的国家。
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中，确实有很多的爱国志士，就说一代名将岳飞吧
从小就在背上刺了“精忠报国”的字样，为了宋朝的大好河山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
又说中国的开国功臣周恩来总理，从读书时就立下誓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爱国志士多各朝各代的奸臣、奸雄也不少。
像与岳飞同时期的奸臣秦桧，祸国殃民，还害死了岳飞，遭后人唾骂，遗臭万年。
还有一代奸雄的国民党首领蒋介石，不帮助共产党一致对付小日本，反而与自家人窝里反。
被打败后夹着尾巴逃到台湾，导致了现在的中国无法使领土完整。
如何正确看待当今社会腐败现象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遵循以下原则: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
可以说，这十几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人民群众得实惠最多的时期，但不是群众意见最少的时期。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相当于1.4万亿美元，人均GDP 1090美元，这是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
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有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另一种是进入矛盾凸现时期，经济社会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针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
这是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从而使我们党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奋斗目标，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样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扩展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十六届三中全会适时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深化，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巨大变化。
相比而言，社会管理体制不能很好地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要求。
这些年来有的地方血吸虫病等疫病死灰复燃，艾滋病、吸毒等现象呈现蔓延之势，特别是2003年发生的SARS事件，2004年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发生的水灾等，已经给了我们许多深刻的教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然触动原有的利益格局，社会不同利益主体随之出现，利益多元化的格局逐步形成。
各自的利益必然带来权利意识，权利意识必然导致政治诉求，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也大量出现。
并且，中国正处在体制转换、结构调整和社会变革过程中，也是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易发多发期，就业问题、腐败问题、分配不公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是当前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
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四个尊重的重要政策思想，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四个尊重(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作为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的前提，进一步突出了四个尊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性。
既要充分发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根本力量的作用，又要鼓励和支持其他社会各方面人员为经济社会发展积极贡献力量;既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先富群体的发展活力，又要高度重视和支持欠发达地区、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的发展愿望。
社会公正是社会政策的灵魂。
当前，一是要把实现社会公平作为重要的政策导向。
要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在经济生活中把效率放在第一位，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把公平放在第一位。
二是要从制度上保障竞争机会的平等。
当前，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机会的平等特别是竞争起点的平等。
三是要努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在以改革的办法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科技、教育、文化、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建设，重点支持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和公共卫生等制度的完善，加快建立社会保障机制，切实维护困难群体的利益。
妥善协调利益关系，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往往会出现有些政策前后矛盾、互相打架的情况，导致一部分群众没有享受到应该享受的改革发展成果。
这种现象必须努力克服。
我们在制定政策和开展工作时，必须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抓准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与不同阶层的具体利益的结合点，充分考虑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充分考虑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充分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合法权益，坚决反对和纠正各种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要高度重视和落实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
特别要关心经济社会地位下降明显的群体。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工人阶级中产业工人阶层、农民尤其是农业劳动者阶层呈现经济社会地位下降的趋势。
要继续采取有效扶贫帮困的社会政策，确保作为我们党最广泛执政基础的工人、农民享受到改革和建设的成果。
同时，还要认真解决改善就业环境和劳动者权益维护中的实际问题。
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和利益诉求。
当前，要建立以利益调节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机制，建立规范的对话和协商机制，引导各个利益群体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妥善处理各种社会利益关系。
国际经验表明，群众团体、利益集团等社会组织作为公众利益的重要代表，比公众个人具有更强的政治表达能力。
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21世纪初传统单位制的社会结构正在向多样化的方向转变，但社会管理体制不能很好地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从而反过来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在要求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资源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分别明确了党委领导核心的地位、政府社会管理的职能、社会组织协同的功能和公民广泛参与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企业社会职能的剥离，大量单位人向社会人特别是社区人转变，大量与公民相关的社会公共事务要由社会各种组织来承担。
但由于社会组织的不健全，社会功能的不完善，许多公民的各种公益性的需求并不能得到全面满足。
截至2003年底，中国共有各种社会团体14.2万多家，民办非企业单位12.4万多家。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社会团体的发育还很不健全，法制还不完善，管理上也存在不少问题。
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曾经出现过和尚未出现过的各种突发事件。
当前，非传>统安全因素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日益显现。
在做好传统领域工作的同时，对卫生、信息、能源、粮食等方面的安全问题，对防范恐怖主义威胁、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的工作，必须切实予以加强。
要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包括信息采集和自动汇总机制、网络应急指挥机制、资源动员机制、社会治安保障机制等。
设立调查制度，公正甄别突发事件的诱因。
把应对突发灾难所需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
建立突发灾难应对基金监管、物资储备、民间援助和社会救济等方面的制度。
中国已经制定了戒严法、国防法、防洪法、防震减灾法和传染病防治法等具体的紧急状态法律。
但这些单行法律只能适用于一种紧急状态，并且对紧急状态下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规定也不够清晰。
因此，应当在总结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更好地研究制定统一的国家紧急状态法，把各种突发事件的管理纳入到统一的程序和制度中，明确规定紧急状态下的政府应急机构和机制，明确公民、志愿者、专业团体、社会组织等的权利和义务，更好地用法律来调整紧急状态下的社会关系。
去年以来，到各级信访部门反映农村征用土地、城镇居民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等问题的明显增多，重复上访和集体上访现象比较突出。
要解决信访问题，首先要从源头上抓起，认真解决导致信访产生的各种问题。
同时，要坚持分级负责、归口办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以畅通信访渠道为主线，以解决群众信访问题为核心，以基层信访工作为重点，依法保护群众正当的信访权利，依法规范信访工作行为和群众上访行为。
要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接访制度和领导干部下访制度，不断完善常年接访、定期约访制度，依法及时合理地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要高度重视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抓住热点、难点问题，立足于早发现、抓苗头，把各类矛盾和纠纷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五个统筹，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必须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使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要切实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处理好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治理工作、做好保持社会稳定的工作。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和改善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项工作的领导，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建立有效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认真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和突出问题，不断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和谐社会建设的特点和规律。
当前，应特别注重做好以下七个方面的工作:1，加强转移支付力度，缓解基层财政的困难2006年10月25日，中国县乡两级的财政收入约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0%多，而县乡两级财政供养的人员却约占全国财政供养人员总数的70%。
中央财政收入和省级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4年分税制以来翻了一番还多。
据测算，全国乡级财政要支付的乡公务人员工资、村干部补贴、公共品维护和建设、办公费、困难户补助、债务利息等约2500亿元，而乡镇能够合法获得的财政收入还不到1000亿元，所以只能依靠所谓创收和巧立名目向下面收费来维持政权运转，结果造成基层干群关系的紧张。
2012年6月24日穷乡镇和富乡镇财政收入有天壤之别，负债运营的乡镇财政估计占全国乡镇的2\\\/3。
相当多乡镇困难的财政不得不依靠财政空转(用贷款上缴县级财政)、买税(花钱挖其他地方的税源)和垫税(用个人或乡镇名义借款垫税)过日子，即便如此很多乡镇还经常拖欠工资。
而中央和省级机关周边宾馆，常常住满跑钱、要项目的地方政府派出人员。
据农村问题的专家估计，县以下(含县)的基层债务总额超过8000亿。
因此，控制中央和省级的财政支出、缓解基层财政的紧张局面，是调节基层干群关系的必要措施。
2、继续加强反腐败、反贿赂的力度逐步理顺收入分配秩序要逐步扭转国家财政供给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之间工资差异甚大的局面，实行透明的和可监测的阳光工资，在不同的地区之间，同一级别的工资可根据物价和消费水平进行调整。
国家和地方财政要保证政权正常运转的支出，不允许国家全额财政供给的部门进行所谓的创收和进行工资外的收入分配，严格收支两条线。
国家公务人员要实行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并建立公务人员的就职、离职和换岗的财产检查制度。
3、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税收执法力度打击非法致富建立根据收入水平的增长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基线的制度。
2013年3月20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变所得税征收与家庭消费脱钩的状况，建立普遍的个人所得税年度申报制度。
增加税务征收力量，提高税务管理和监督的技术水平，加强对偷税、漏税、避税行为高发领域的监管力度。
4、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减少贫困要力争从根本上扭转城乡差距过大并不断扩大的局面，继续加强提高农民收入的措施，2012年6月24日–逐步改变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和消费差距相差20年余年的状况，连接城市生产和农村消费的链条，完善和改革征用农民土地的补偿制度，整合现有的农村贫困救助制度、五保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试行的农村老人执行生育政策补贴制度，建立起农村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制基础框架;配合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实行新的减贫计划，2012年11月1日争取把农村按照国际标准计算的约1亿多贫困人口在未来15年中有较大幅度的减少。
2013年4月18日–过去30多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加，儿童和老人抚养比维持在较低水平，抓住劳动年龄人口社会抚养系数较低、人口年龄结构中间大(劳动年龄人口)，两头小(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人口机遇期(Demographic Windowof Opportunity)，把扩大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充分利用中国人力资源开发潜力巨大的比较优势，适应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就业结构的转型，力争在未来15年把农业富余劳动力再转移出1亿人左右，2013年4月23日把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从30%左右提高50%左右，把城市化率从40%左右提高到60%左右。
5.把以人为本、投资于人作为提高人口素质和建立人力资源大国的国家战略选择;大力发展基础教育，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教育，2006年10月25日把高等学历的人口比例从的约8%提高到2010年的12%;提高医疗保健和健康水平，把人口的服务医生比例从2006年的1.6‰提高到2010年的2.0‰;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制，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6.要逐步扭转中国人均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生产和生活都要节约使用资源，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大力减少空气、水源、土壤等方面的环境污染，争取达到资源、能源消耗速率和生态环境退化速率的零增长。
各种新的发展机遇和影响因素表明，中国很有可能打破10%的平均经济增长率难以超过20年的以往规律，进入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周期。
在未来的15年，只要我们能够保证社会秩序和政治体制的稳定与不断完善，不出大的波折，中国就会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新成就，为国际发展经验作出特殊的贡献。
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以《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国》为题分析了2004年的社会发展状况和2005年若干社会发展趋势，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
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应该是:扩大社会中间层，减少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理顺收入分配秩序，严厉打击腐败和非法致富，加大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把扩大就业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努力改善社会关系和劳动关系，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各种社会矛盾，为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而奋斗!7.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要的新概念。
和谐成了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调。
因此，从更深层次的理论上把握和谐社会的要点也随即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的过程之中。
转型是为了发展，而发展的目标是要发展出一个和谐社会。
同时，发展也十分需要以和谐为基础，以和谐为条件。
不和谐，难以发展。
转型期既可以是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也可以是社会矛盾的高发期。
这一矛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
如何建设和谐社会?这得从有关和谐的几个基本问题入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人类就出现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阶级、阶层。
财富占有上的悬殊，带来阶级、阶层之间的不和谐，甚至尖锐对立。
在中国，不可调和的两大敌对阶级已基本消失。
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何必要开展你死我活的斗争?所有的中国人都可能成为共和国的劳动者、建设者，起码也是爱国者。
近20年来，中国社会中不同阶层因在改革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出现了分化和组合。
新的利益群体的出现，也必然会使各阶层在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的过程中产生各种矛盾。
这些矛盾如何解决才能达到社会阶层结构的和谐，是个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依收入的高中低分布，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可能的趋势有三种:一是，制度、政策适当，阶级阶层的分布从富少穷多的洋葱头型变为富少穷少、中等收入很多的橄榄型;二是，制度、政策不太适当，继续保持洋葱头型;三是，假如制度、政策改革出现重大失误，从洋葱头型退化为富者极少、穷者极多的蜡烛台型。
第一种趋势是比较和谐的，不用说，也是有利于稳定的。
从学者的假设上，不难看出，直接影响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还是制度的因素。
如果制度不完善，便不能形成社会阶层结构的理想状态，也无法实现其结构的和谐。
有着相同目标的人群，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将其行为彼此协调与联合起来就形成了社会团体，被称为社会组织。
非政府非营利性质的社团组织(即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的出现，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重要变化。
实际上，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三者之间都有存在的必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互补关系。
由此，我们最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这三者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因为只有达到了三者之间的和谐，才能使资源达到最优化配置。
毫无疑问，这仍然需要制度的完善和调节。
中国的社会组织纵向比有所增长，横向比还嫌太少。
我们每千人拥有的社团只相当于有些国家的几分之一，甚至是几十分之一。
社会组织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环境，更是全社会和谐的基本单元。
当然，和谐与否，在于运用之妙。
我们要学会运用社会组织来实现社会的和谐。
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社会结构中最典型，也是最突出的问题。
自改革以来，国家政策给农村人口提供了一个较为自由的活动空间。
农民纷纷涌入城市谋生。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城乡二元结构似乎会消失了。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城乡差距反而是越拉越大。
一方面，户籍制度仍然制约着市民和农民从出生到死亡的每一个生活境遇;另一方面，农民在城市中并不存在与市民同等的机会，他们的就业、求学等方面，除了受自身人力资本的限制之外，还要受社会资本的限制。
这样，一方面，中国社会仍然有显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还有一种潜在的城市二元结构，它由市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和农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这两部分构成。
这种潜在结构的存在从根本上影响着社会结构的和谐发展。
很显然，要打碎这种双重结构，从制度上入手仍然是关键之所在。
中国社会在转型的旋律中的确存在着许多不和谐的杂音。
但社会的和谐正是在逐步消除各种不和谐因素的过程中达到的。
没有不和谐，还要我们研究和谐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干什么?一切有所作为的人，都应当抓住建构和谐社会的契机，针对社会转型期制度不完善的一面，为制度创新做出贡献。
制度创新少不了理论的支持。
和谐的思想在社会学的语境中被称之为秩序或者均衡。
可以说，在社会思想家马克思和社会学鼻祖孔德那里对和谐都有过详尽的阐述。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连续用好几个全面、自由，即和谐来描绘高级社会形态。
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可以说是均衡论的集大成者。
他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指出，社会系统中不同的要素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被理性所吸纳用以解决社会问题。
他认为，正是规范把行动和社会秩序结构了起来，使人的主观意志服从于规则和价值体系。
正是因为社会的规范因素，使得实际社会总体上处于相对和谐的状态而不是战争状态。
这一观点显然对应了中国的现实。
中国现阶段正处于转型时期，在缺乏完善的规范因素的时候，不和谐便会出现。
所以，不论是从现实上看，还是从理论上来讲，要消除这些不和谐，关键还是要从制度入手。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
在帕森斯的语境中被称为规范和价值。
在政治话语中对应的是法治和德治。
所以说，制度创新应该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或者说，应该从法治、纪治、德治、习制等方面入手。
在继续推进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与完善的同时，着力要建立健全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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