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国风的内容
诗经》存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三部分。
另有6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有目无辞。
《风》也称《国风》，你所说的国风指的就是这个风从大体的诗歌内容来分，是这样的：《风》有十五国风，是出自各地的民歌，这一部分文学成就最高，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
《雅》分《大雅》、《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
多为贵族祈丰年、颂祖德的诗歌。
《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
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
《雅》、《颂》中的诗歌，对于我们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孩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
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后来，《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及《五经》（无《乐》）之一。
从思想内容来看：《诗经》思想内容广阔，主要反映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社会生活，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表现恋爱、婚姻题材的婚恋诗。
这类诗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同时也是全书中写得最为精彩的部分。
或写男女子相爱时的和谐欢乐，失恋时的痛苦忧伤，赞扬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和勇敢追求，如《关雎》、《静女》、《蒹葭》、《柏舟》等。
或写爱情和婚姻的不幸，表现女性在当时社会所受迫害、凌辱及被遗弃的痛苦，如《日月》、《谷风》、《将仲子》、《氓》等。
二是描写农业生产的农事诗。
这类诗也很多，有的赞颂农业成就，夸耀田土广大、农夫众多、收获丰盛，如《周颂》中的《臣工》、《隐嘻》、《载芟》、《良耜》、《噫嘻》等；有的描写欢快的劳动场面，如《周南·芣苡》；有的描写劳动生活的繁忙，如《豳风·七月》等。
三是关于战争和徭役的征役诗。
这类诗主要表现战争和徭役给民众带来了沉重灾难和痛苦，或以征夫之口出之，或以思妇口吻言之，写来都感情真挚，声调凄楚，情节悲惨，如《东山》、《东方未明》、《何草不黄》、《君子于役》等。
也有少数表现爱国思想的作品，如《秦风·无衣》、《鄘风·载驰》、《小雅·采薇》等。
四是颂歌。
这类诗大都出自公卿列士或乐官之手，在三《颂》中保存最多，《雅》诗中也有不少。
有的颂帝王歌天命，为周王统治的合理性寻求神学依据，如《维天之命》、《文王》；有的颂战功扬王威，如《殷武》、《江汉》；有的颂宴饮赞嘉宾，如《鹿鸣》、《南有嘉鱼》等。
五是反映社会矛盾、揭露批判现实的怨刺诗。
这类诗主要存于《雅》诗和《国风》中，带有乱世的鲜明印记。
“二雅”中的怨刺诗多为公卿列士的讽谕劝戒之作，的借古讽今，如《荡》、《正月》。
更多的是针砭时弊，指斥昏君，如《民劳》、《板》、《荡》。
还有一些以斥责奸佞为主题，如《巷伯》、《正月》等。
《国风》中的怨刺诗多出自民间，更直接地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
其内容更深广，怨愤更强烈，讽刺也更尖刻，具有更激烈的批判精神，如《硕鼠》、《伐檀》、《新台》、《南山》、《黄鸟》。
六是周民族的史诗。
《大雅》里保存了五首古老的周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以粗线条较完整地勾画出周族发祥、创业、建国、兴盛的光辉历史。
远古传世的史诗极少，此组诗显得格外珍贵。
艺术风格：《诗经》的艺术特点。
[1]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
赋：铺叙直陈。
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
比：打比方。
兴：触物兴词。
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
这三者常常综合使用。
[2]句式和章法。
《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
二节拍的四言句带有很强的节奏感，是构成《诗经》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
四字句节奏鲜明而略显短促，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读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舒徐和缓。
《诗经》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不仅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而且在意义表达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诗经》中的重章，许多都是整篇中同一诗章重叠，只变换少数几个词，来表现动作的进程和情感的变化。
叠句，有的在不同诗章里叠用相同的诗句，如《豳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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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读先秦诸子
因为先秦诸子是经典中的经典，精华中的精华，是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我们知道，先秦诸子所处的时代──春秋战国，是我们民族的黄金时代。
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叫“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命题。
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时期。
在这个时期，世界各民族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成为世界各大文明的标志。
比方说，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则有孔子、老子等等。
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所以雅斯贝尔斯把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的思想家许多都是同代人。
其中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份比较麻烦，全世界有60种说法。
按照中国学者的研究结论，他应该生于公元前565年，卒于公元前485年，活了80岁。
这样，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5）就与孔子（前551－前479）同时，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则与墨子（约前468－前376）同时，柏拉图（前427－前347）可能与老子（不详）同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则与孟子（约前372－前289）、庄子（约前369－前286）同时。
大家想想，这是不是很有意思
这样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为什么会集中出现在历史的同一时期（公元前6－3世纪）、地球的同一纬度（北纬30度上下），这是一个谜。
它也许只能用马克思的说法来解释，即那是“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之“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更有意思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远隔千山万水，但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却有很多相通之处，那就是对人与人类社会的“理性态度”和“终极关怀”。
他们不约而同地在思考，人，究竟要怎样才能幸福；社会，究竟怎样才能和谐。
正是这些思考，影响了各自民族的文化，而且达数千年之久。
这样的思考，我们怎能不知道，不了解
或许有人会问：那么久远的思想，现在还管用吗
管用
实际上，这些思想家和先驱者的思想，也一直在影响着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思想家思考的，是一些永远的问题。
比方说，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永恒。
这些问题，尽管哲学家们做过无数次回答，有过许多的结论，它们却仍然是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这些问题不是关于物的，而是关于人的。
只要人是一个问题，它们就永远成问题。
第二，这些问题也不仅仅属于某某“学”，或者某某“家”。
它们属于全人类，属于每个人。
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些问题，也都会思考这些问题，还会有不同的结论。
这样，它们就永远是问题。
于是，当我们为这些问题所困惑时，我们就会想到那些先哲，想到那些经典，想知道他们是怎样思考怎样回答的。
这便正是哲学和经典的意义。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阅读经典，阅读先秦诸子，不过是为了帮助我们自己思考人生，获得智慧。
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就同时回答了第二个问题：读什么。
读什么呢
读人，读人生，读人生智慧。
那么，我们能够从先秦诸子当中，读出什么人生智慧
这就只能谈一点个人的体会了。
由于先秦诸子博大精深，我们能够贡献的，不过是自己的一孔之见。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心得，引起大家的兴趣，并提供一些参考。
至于我自己的体会，我想概括为这样几句话：读孔得仁，读孟得义，读老得智，读庄得慧，读墨得力行，读韩得直面，读荀得自强。
二 读孔得仁先说读孔。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这一点大约没有什么问题。
但什么是“仁”，说法就很不一样。
孔子自己，就有好几种说法，比如“爱人”（《论语·颜渊》），比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比如“克己复礼曰仁”（《论语·颜渊》）。
我自己比较认同的，是孟子的说法：“恻隐之心，仁也。
”（《孟子·告子上》）仁，当然不等于“恻隐之心”，所以孟子没说“仁，恻隐之心也”。
不过，一个人如果有了“恻隐之心”，那就是“仁”，或者说就有“仁爱之心”了。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先看什么是“恻隐之心”。
恻和隐，都有忧伤、悲痛的意思。
所以，恻隐之心，就是“忧伤之心”，就是“悲痛之心”。
这又有什么稀罕呢
谁没有忧伤
谁不会悲痛
原来，恻隐之心，并不是自己悲痛，自己忧伤，而是能够体验到别人的悲痛，别人的忧伤，从而不忍心让别人悲痛忧伤。
所以，恻隐之心，其实就是同情心、怜悯心。
它的基础和核心，则是“不忍之心”。
这个“不忍之心”，孔子没说，孟子讲了，在《梁惠王上》。
我们且来看孟子和齐宣王的这段对话：孟子说，臣下听人讲，有一天，有人牵着一头牛从堂下走过。
大王问他，这头牛要牵到哪里去
那人说，牵去宰了，用它的血来衅钟。
大王说，放了它吧
我实在不忍心看它哆哆嗦嗦的样子，毫无罪过却要去死
但是衅钟的仪式又不能废除，结果大王便用一只羊换了这头牛，有这事吗
齐宣王说，有。
孟子说，老百姓都认为大王小气吧
齐宣王说，是呀
不过齐国再小，寡人也不至于连一头牛都舍不得。
实在是不忍心看着它哆哆嗦嗦地无罪而死，这才换成了羊。
孟子说，老百姓这样讲，并不奇怪。
要说“无罪而就死地”，牛和羊又有什么区别
齐宣王说，寡人也讲不清是怎么回事，看来只好让老百姓说寡人小气了。
孟子说，没关系。
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大王只看见了牛，没看见羊。
看见羊，大王也会不忍心的。
这种“不忍之心”，就是“仁”啊（是乃仁术也）
有这份“仁爱之心”，就能够一统天下呀（是心足以王矣）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三点。
第一，仁，首先是“不忍之心”，即不忍心看见别人无缘无故地受到伤害（无罪而就死地）。
这种“不忍之心”不但会加之于人，还会加之于动物，比如牛、羊。
第二，这个“不忍之心”乃是道德的基础和底线。
实际上人们为了生存，难免会做一些“不忍之事”。
毛主席说得对，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
既然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只做好事，不做坏事，那我们凭什么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恐怕就看他有没有“不忍之心”。
只要有这份“心”，那他就仍然是“仁者”，或者有成为“仁者”的希望。
所以，孟子并没有要齐宣王把那只羊也放了，反倒一再肯定“是心足矣”。
第三，有了这个基础和底线，我们就能建立起完整的道德体系，甚至建立一个道德的社会。
因为一个人有了“不忍之心”，就证明他有一种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心理能力。
有这个能力，就能由此及彼，推己及人，由对某件事、某个人的“不忍”，推广为对全世界、全人类的“不忍”，进而推广为对全世界、全人类的“爱”。
这不就正是孔子的主张吗
实际上孔子的主张，如果说得白一点，那就是“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让世界充满爱”。
孔子把这样一种由此及彼、推己及人的做法，称之为“能近取譬”，并认为这是“仁之方”（《论语·雍也》），即实践仁德的方法和途径。
具体地说，则又有两个方面。
正面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反面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这两个方面，哪个更重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因为你只有做到不把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强加于人，才能进而做到在自己追求幸福的时候，也让别人感到幸福。
可见“让世界充满爱”的前提，是必须每个人都有“不忍之心”，包括对动物的“不忍之心”。
这让我想起在 2006年4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读到的一篇文章，标题叫《老鼠，作为证据》，作者是刘瑜。
文章说，有一只老鼠，在厨房里被粘板粘住了，垂死挣扎。
这让她想起了另一只也是被粘住的老鼠，叫了两天才死去。
她还想起自己小时候，有一只老鼠被邻居老爷爷用开水烫死了。
这些事搁在任何地方，可能都稀松平常。
灭鼠嘛，好像没什么不对，作者也没说不该灭老鼠。
让她受不了的是：一，生而为鼠，并不是它的过错。
二，如果一定要死的话，为什么不能让它死得痛快一点，不那么备受折磨呢
文章说：“便是‘龌龊’如一只老鼠，也会痛，也会绝望，也会挣扎。
更糟的是，它的痛，也会传染给你。
”说实话，这篇文章让我很感动。
我没有想到，一个人的恻隐之心竟会及于一只老鼠。
在许多人（也包括我）看来，老鼠是肮脏的、丑陋的、作恶多端和死有余辜的。
不是说“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么
既然必须消灭，又何必管它怎么死呢
但我们，就说我吧，却从来没有想过，生而为鼠，并不是它的过错；也没有想过，即便它“罪该万死”，也不意味着就该折磨至死。
然而刘瑜想到了，这让我感到惭愧。
是的，惭愧
因为只有彻底到连老鼠都能同情，才真正是有“恻隐之心”。
不难想象，一个连老鼠之死都深感“不忍”的人，会怎样对待其他动物，怎样对待人
事实上，不忍心其无罪而死，不忍心其折磨至死，正是现代社会法治与人权的心理基础和人性基础。
在这里，我们高兴地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对接。
三 读孟得义再说读孟。
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那么，孟子思想的核心便是“义”。
义，是对“仁”的补充。
孔子说过：“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论语·里仁》）可见“仁”这个概念中，原本就同时包含着爱与憎。
但是，仁，毕竟主要是爱，不是憎。
这就需要“义”来补充。
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
”（《孟子·告子上》）显然，表现于人的心理，仁是同情、怜悯，义则是羞愧、憎恶。
同情和怜悯是对别人的，羞愧和憎恶则一半对别人（憎恶），一半对自己（羞愧）。
但不管对谁，义，都有批判性、否定性和战斗性。
所以我们只能说“大义灭亲”，不能说“大仁灭亲”。
仁与义，是相反相成的概念。
仁与义不同，孔与孟也不同。
读《论语》如沐春风，读《孟子》如闻战鼓。
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读了《孟子》，总想起身做点什么，哪怕找人辩论
孟子是好辩的。
他的话，也很雄辩。
他总是有一种气势，一种不容置疑和剑拔弩张的气势。
比如他去见梁惠王（也就是魏惠王）。
惠王问他：老头
不远千里而来，总归对敝国会有什么好处吧
这在当时的诸侯，大约也都会这么想、这么说的。
孟子却直通通地顶了回去，说：大王
为什么开口闭口就说利益呢
只要说说仁义就行了
接着，孟子以排山倒海之势，一口气说出为什么不可言利的道理，最后得出结论：王
你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何必讲利
为了体验孟子的这种气势，我们不妨将原文照录如下，请大家来体会：王曰：叟
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
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
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王亦曰仁义而已，何必曰利
孟子讲了这一通以后，梁惠王是怎么回答的呢
没有下文，估计是被孟子的气势镇住了，或者说被噎住了。
读《孟子》，我们常常能够看到这种对方被“噎”住的情况。
因此不少人不喜欢孟子，认为他锋芒毕露，太过张扬。
其实，孟子如此咄咄逼人，并不完全是个性使然。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的核心范畴是“义”。
前面讲过，义，是具有批判性、否定性和战斗性的。
批判、否定、战斗都不容易。
比如“大义灭亲”和“舍生取义”，难道是容易的
这就必须有精神上的支持，而且这精神还必须能够转化为物质力量。
那么，在孟子那里，有这种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的精神力量吗
有。
它就是“气”，也叫“浩然之气”。
什么是“浩然之气”
孟子说，这就不太好讲了（难言也）
但有几点可以肯定。
第一，它是正义积累的结果（集义所生）；第二，它和道义相伴生（配义与道）；第三，它一旦为道义和正义所培养（以直养而无害），就最伟大、最刚强（至大至刚），能够充盈于所有的地方（塞于天地之间）。
这是孟子对公孙丑说的话，见《孟子·公孙丑上》。
可见，势源于气，气源于义。
有义则有气，有气则有势。
正义在胸，则气势磅礴。
义离不开气，叫“义气”；仁本之于心，叫“仁心”。
孔子讲仁，孟子讲义，所以孔、孟的“心气”也不一样。
孔子是温和的。
他喜欢曾子向往的那种生活：暮春三月，换了春天的衣服，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在沂水河边洗洗澡，舞雩（音于）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儿回家去（《论语·先进》）。
孟子则是刚勇的。
他的自我定位，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
当然，孔子也有刚勇的一面，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孟子也有温和的一面，比如他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希望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有好衣服，七十岁以上的人都有肉可吃（均见《孟子·梁惠王上》），就很温情。
这并不奇怪。
正如孔子讲仁也讲义，孟子讲义也讲仁，孔子自然柔中有刚，孟子也自然刚中有柔。
但总体上说，孟子比孔子强硬。
我的感觉是：孟子很男人，孔子很长者。
四 读墨得力行再说读墨。
孟子是不喜欢墨子的。
孟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
”（《孟子·滕文公下》）杨氏就是杨朱，墨氏就是墨子，他们观点不同，却都被孟子骂作禽兽。
这是孟子的偏见。
其实孟子不必骂墨子，他们两人也不乏相通之处，这就是“行侠仗义”。
实际上后世的“侠义”，就一半来自孟子，一半来自墨子。
如果说他们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墨子侧重于“行侠”，孟子侧重于“仗义”。
孟子的“仗义”，可以用一个故事来证明。
据《孟子·梁惠王下》，有一次邹国和鲁国发生冲突，邹国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人，邹国的老百姓却袖手旁观，见死不救。
因为孟子是邹人，邹穆公就问他应该怎么办。
孟子说，活该
谁让他们平时对老百姓不好
这下子老百姓可逮住报复的机会了（民今而后得反之也）
又据《离娄下》，孟子还曾经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这些话，孟子就这么当着“君”的面说，一点都不含糊，真可谓仗义执言。
墨子的“行侠”，也可以用一个故事来证明。
这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墨子救宋。
据《墨子·公输》，当时鲁国著名的工匠公输盘（也叫公输般、公输班、鲁班），为楚国制造了一种攻城的器械──云梯，楚人准备用来攻打宋国。
墨子听说后立即动身，走了十天十夜到达郢都（今湖北省荆州市），来见公输盘。
公输盘问，先生有何指教
墨子说，北方有人侮辱了在下，想借先生的力量杀了他。
公输盘不高兴。
墨子说，鄙人愿出二百两（原文是“请献十金”。
古时二十两为一镒，一镒为一金，十金就是二百两）。
公输盘更不高兴了，心想你怎么能买凶杀人
便说我恪守正义，从不随便杀人。
墨子说，先生既然从不杀人，那就好说了。
在下听说先生要帮助楚国攻打宋国，请问宋国有什么罪过
楚国多的是土地，少的是人民。
牺牲不足的（人民），去争夺多余的（土地），这不能算是聪明。
攻打无罪之国，不能算是仁爱。
懂得这个道理，却不据理力争，不能算是忠诚。
争辩了不能达到目的，不能算是坚强。
不杀个别人却杀很多人，不能算是明白事理。
公输盘没有话说。
墨子又去见楚王。
墨子说，如今有一个人，自己家里有豪华轿车，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车子；自己家里有绫罗绸缎，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衣服；自己家里有美味佳肴，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米糠酒糟；请问这是什么人
楚王说，这人有“盗窃病”
墨子说，现在楚国应有尽有，宋国贫穷弱小，你们却要去抢人家，与哪个有“盗窃病”的人有什么两样
这可是既违背正义又得不偿失啊
楚王也没有话说。
但是楚王和公输盘都不想放弃，于是墨子只好和公输盘虚拟过招。
公输盘演示攻城，墨子演示防守。
几个回合之后，公输盘黔驴技穷，墨子绰绰有余。
于是公输盘说，我自有办法对付先生，但是我不说出来。
墨子说，我知道先生打算怎样对付我，我也不说。
楚王奇怪，问墨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墨子说，公输盘的办法，无非是杀了臣下。
杀了臣，宋国就可以攻打了。
可惜臣的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经掌握了臣的方法，带了臣的器械，守在宋城上，单等楚军来进攻了。
楚王一听，马上决定不再攻打宋国。
很显然，这个故事表现了墨子的三种精神：反战精神、侠义精神、实践精神。
反战不用说，大家都知道。
难得的是，墨子不但提出了反对掠夺性战争的主张，而且身体力行地制止了一些这样的战争。
这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真是谈何容易
在这里，可贵的还不是他确有实施守卫的办法。
这当然难能可贵，只不过一般人学不了。
学得了的，还是他的侠义精神和实践精神。
墨子是不是宋国人，我们不知道。
历史上有说他是宋人的，也有说他是鲁人的。
但楚国伐宋，看来和他关系不大。
他当时并不在宋国，宋国也没有请他帮忙。
而且，墨子帮宋国解除了灭顶之灾后，在回国的路上经过宋城，宋人还不让他进城避雨。
可见墨子与宋国，并没有利害关系。
然而他一听到楚国将要进攻宋国的消息，便“行十天十夜而至于郢”。
这就真是“行侠仗义”，也真是“说得到，做得到”了。
可以说，中国文化“知行合一”的精神，在墨子和墨家学派那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实际上墨子不但是理论家，更是实践家。
他在提出理论的时候，不但要求立论有本、有原、有用，而且要求身体力行。
从前面那个故事我们不难看出，墨子不是不能说。
他也是很善辩的。
但墨子不但善言，而且能行；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
所以我说读墨得力行。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学习墨子的这样一种精神：一旦认准了某个道理，就坚定不移地去做。
当然，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哲学家都实践自己的思想。
但我们不是哲学家，也不想建构理论。
所以，我们自不妨有所得便有所行。
这就是墨子给我们的启示。
五 读韩得直面再说读韩。
表面上看，韩非与墨子完全不同。
墨子代表着当时的庶民阶层（贱人）和劳动人民（农与工肆），为他们争取生存的权利；韩非则代表着新兴的地主阶级，帮他们维护统治的权力。
墨子书中，多言民间疾苦；韩非书中，则不乏帝王“南面之术”。
所以，后世便有人将墨子称为“平民哲学家”，将韩非称为“宫廷阴谋家”。
这当然并不准确，却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
大体上说，墨子比较“草根”，韩非比较“宫廷”。
墨子讲“兼爱”，韩非讲“权术”，他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但是，韩非与墨子也有相通之处，即他们都讲“利害”，都不像儒家那样只讲“仁义”。
《墨子·非乐上》就说：“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可见墨子并不像孟子那样开口闭口“何必曰利”，他也是言“利”的。
只不过，墨子所言为“公利”，韩非所言为“私利”。
墨子讲“兴天下”，韩非讲“治天下”，这是他们的不同。
韩非言“利”，十分露骨。
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儒家讲的“仁义”和“礼让”，而是“利害”和“算计”。
韩非说，开马车铺的，天天盼望别人升官发财；开棺材店的，天天盼望别人生病早死。
难道是开马车铺的比开棺材店的更“仁义”
不是的。
实际情况是，只有别人升官发财，开马车铺的才有利可图；只有别人生病早死，开棺材店的才有钱可赚。
他们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韩非子·备内》）。
买卖关系如此，君臣关系也一样。
甚至在韩非看来，君臣关系就是买卖关系，叫“主卖官爵，臣卖智力”（《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既然是这样一种利害关系，那么，他们之间就不能不“算计”。
君主靠算计来雇佣臣子（君以计畜臣），臣子靠算计来服务君主（臣以 计事君）。
双方各打各的算盘，只有双赢互利才会成交。
如果合作的结果不利于自己，那么，无论是君还是臣，谁都不会干那种蠢事（《韩非子·饰邪》）。
君臣关系如此，父子、夫妻也一样。
韩非说，一个人，如果小时候父母对他比较随意，长大了他就会怨恨。
同样，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如果比较简慢，父母就会恼怒（《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他还说，卫国有一对夫妻，大约是做买卖的。
妻子祷告说，但愿我的夫君平安无事，能赚一百块钱（使我无故，得百束布。
布即布币）。
丈夫说，怎么要得这样少
妻子说，钱赚多了，你还不去“包二奶”（《韩非子·内储说下》）
不过在韩非看来，最危险的还是君主的夫妻、父子关系。
因为这里面的利害太大。
那些年老色衰的后妃们，甚至盼望自己的夫君早死，以便自己的儿子早接班。
母以子贵。
自己的亲生儿子当了君王，作为太后，就什么都保住了。
所以竟会有母子合谋弑君的。
于是韩非感叹说：“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韩非子·备内》）因此韩非认为，统治国家，不能讲“仁义”，不能讲“礼让”，只能用“刑法”，只能用“权术”。
正如李泽厚、刘纲纪两位先生所说：“在中国思想史上，韩非是第一个毫不掩饰地、津津乐道地、而且是最为详尽具体地研究阴谋权术的人。
”（《中国美学史》第一卷）这就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这样一种思想，也是我们的文化遗产，也有积极意义吗
有。
韩非的积极意义，我认为就是“直面惨淡的人生”。
这就与儒家不同。
儒家的思想，总体上说是比较理想主义的。
无论是孔子的“仁”，还是孟子的“义”，都带有理想的色彩。
这种理想非常可贵。
没有这理想，人就可能变得“禽兽不如”。
但我们也要看到，理想毕竟是理想。
它可以用来“激励人生”，也可以被用来“粉饰太平”。
当统治者一方面对人民群众肆无忌惮地进行压迫剥削，另方面又大讲“仁义道德”时，韩非的话无异于振聋发聩的“清醒剂”，使人们不至于被“瞒和骗的艺术”所麻醉。
这也是历史上那些革命者和批判者，往往会用韩非思想为武器的原因。
实际上儒法两家的思想虽然对立，却其实不过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它也是人性的两面，人类社会的两面。
这就是善与恶，理想与现实。
人，不能没有理想，也不能只有理想；必须面对现实，又不能只看现实。
所以我们就既要读孔孟得仁义，又要读韩非得直面。
那么，韩非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全面地看问题呢
也有许多原因，比如当时的社会状况实在是不很乐观。
春秋已无义战，何况战国
那实在尔虞我诈、巧取豪夺、弱肉强食，不能不让韩非愤世嫉俗。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韩非的思想方法。
韩非的思想方法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认为矛盾对立的双方不可调和。
大家都知道那个著名的“卖矛又卖盾”的故事，韩非也因此获得了“矛盾”一词的发明权。
矛与盾既然不能同售，则理想与现实、内容与形式、仁义与利害，也就不能共存。
利害冲突既然是真实的，仁义道德也就肯定是虚假的。
这就是韩非的思想方法──“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韩非子·显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