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理论与实务的心得体会怎么写
如何写好心得体会和读书笔记 这种是活动记录而不是心得总结.基本来说用处不大.我基本看了每一个参加活动的写的心得体会,有自己内容的不超过30%,心得不再多而在于你感悟或理解了哪点.原来写的一篇写心得的心得.我们在读书听培训演讲后写的心得体会和读书笔记是个人知识管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帮助我们将显性的知识转换为隐形的知识以指导我们更好的去实践.博学之后是审问和慎思,而心得正好兼顾了审问和慎思的双重功能.写心得是很好的知识的吸收和转换的过程.对于写心得如何达到应有的效果,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和实践.审问之 写心得最没有效果的就是将培训的内容或书上的内容原封不动的照搬或摘录过来.要写好心得首先要做的就是用自己的理解的话语重新来叙述你学到的内容,通过这种复述可以加深对你看到或听到知识的理解.复述完成后就要考虑整个内容上是否有不清楚地方,如果存在不清楚的地方还需要重新回过头来搞清楚和明白.我们在平时培训中的发问也需要基于这个思路,对于演讲者讲的内容要通过提问题的方式进行细化和明晰,对于我们关注的课程即使演讲者再出色,我们也应该能够提出自己关注的问题来.慎思之 审问的过程往往是在培训过程中或读书的过程中顺带完成的,而慎思的过程则需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时间.慎思的重点是我们新学到的内容要和我们的原来的知识结合起来,要和我们过去的实践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显性的知识才能够转换为隐性的知识.同时慎思的过程一定是一个批判吸收的过程,知识的实践一定不能脱离了实践,环境和我们自身的各种特点.慎思的过程就是要搞清楚哪些是适合自己的知识,哪些虽然适合他人但是不一定适合自己.而这个过程正好是明辩之的过程,吸收知识的过程一定是辨证的和批判的.写作模式 心得的写作模式没有固定的方法,只要达到了有所思,有所悟,就算达到了目的.写心得的过程正好也是我们归纳整理已有知识的一个过程,只有把自己的知识体系整理清楚了,后面的实践和知识应用才可能灵活.1.我听到或读书读到了什么内容?2.这句话用你理解的方式进行复述.3.原来是否有该观点类似的知识.4.原来是否有基于该观点的相关实践.5.该知识或观点好的方面或待需要进一步论证方面.6.该观点对自己后续工作和生活的指导意义.
衢江市第一小学
八荣八耻是什么? 3月4日，胡锦涛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八荣八耻”的讲话，对引导全社会遵守基本的道德规范，为我们特别是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供了一个准绳。
为此学校要求各部门 在德育建设中，突出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把“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作为师生的人生准则。
八荣八耻原文 八荣八耻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 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 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 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 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胡锦涛 八荣八耻评论论述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3月4日在政协民盟民进联组会上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在参加两会的军队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引起强烈反响。
代表、委员们纷纷表示，胡主席讲话中提出的“八荣八耻”，全面阐述了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具体要求，组织全军官兵认真学习和领会这一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对于明确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推动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深远指导意义。
代表、委员们在发言中一致认为，胡主席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着眼当代中国发展的全局，面向中华民族的未来，紧密联系当前社会风气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汲取了我国传统荣辱观的精华，具有很强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实践性。
作为社会的先进群体，军队在贯彻落实胡主席重要讲话，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上，应该走在前列。
陈章元代表认为，青年官兵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要通过扎实有效的教育引导，使青年官兵树立起正确的荣辱观，让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在头脑中深深扎根并成为行为道德准则。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一些优秀的传统道德、高尚的价值观念也受到了冲击。
方庆灵代表说，胡主席提出的“八荣八耻”，高屋建瓴，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我们要以此经常对照自己的言行，真正做到弘扬真善美、摒弃假恶丑。
田绍奇代表说，胡主席提出并倡导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抓住了当前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
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体现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融为一体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
大量涌入的外来思想文化、急剧转型的社会环境、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对当前青少年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产生了影响。
张世刚代表认为，“八个为荣、八个为耻”是非十分明确，对青年官兵树立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王守志代表说，当前，我们的经济水平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阶段，胡主席提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非常及时。
我们必须在关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更加关注精神文明建设。
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
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
曲方桓委员说：“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定要有规范，坚持什么、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抵制什么，都要旗帜鲜明。
要努力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 王玉发代表认为，“八荣八耻”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容易在思想活跃的青年官兵中产生共鸣，成为广大部队官兵成长路上的路标。
各级领导干部在贯彻落实胡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上肩负着双重责任。
代表、委员们认为，领导干部要带好头，只有自己率先垂范、言行一致，才有说服力、公信力和感召力。
要在自觉学习、提高认识上带好头，要在坚持标准、严以律己上带好头，要在点滴做起、躬身实践上带好头，要在坚持经常、一以贯之上带好头，这样才能带动部队、引领官兵，真正把胡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
不同的荣辱观，是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反映。
青少年正是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时期，帮助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职责。
总书记提出了社会主义荣辱观，通过认真的学习，我们充分认识到它的重要意义，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的任务是如何将荣辱观渗透到教育教学过程中，培养有正确荣辱观的学生。
作为一名德育课程教师，我认为要通过加强德育课程的建设来落实社会主义荣辱观，以下谈自己的四点认识： 一、要旗帜鲜明地落实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 当前，因为高考应试的需要，一些地区和学校形成了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学校德育课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
德育课程担负着培养“三观”的重要任务，学习了总书记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讲话后，我们应该认识到当前德育课程不仅不能削弱，而且应当加强，应该在不同年级旗帜鲜明地落实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尤其是高中毕业年级的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对社会的关注度在提升，但是往往会出现认识上偏差；他们面临着新的选择与考验，但是往往会遇到许多的困惑，因此，他们更需要用正确的“三观”进行引导。
另一方面，当前，中小学都在进行课堂教学的改革，教师们尝试着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教学。
关于荣辱观的教育，我认为，政治课教师一定要认真学习“八荣八耻”荣辱观，并将它转化为自己的思想，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通过自己的“言”和“行”表现出来，课堂上教师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让学生在正确舆论的引导下进行思考和活动，不能让课堂形成所谓的“探究”、“辩论”的氛围，形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
二、落实社会主义荣辱观要将专题教育活动与日常教学相结合 “三观”教育既要有能够触动学生心灵的、主题鲜明的专题教育课程，又要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做到“润物细无声”。
政治课的教学内容中有许多是体现“八荣八耻”荣辱观的，如“我国公民与国家的关系”、“树立科学世界观，反对各种迷信活动”、“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选择崇高的人生目标”、“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等内容。
教师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教学方式，结合社会的实际、学生的实际进行荣辱观的专题教育活动。
只要教育具有针对性、生动性，又是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是会受到学生的欢迎，从而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许多中学生在遇到一些重大事件时能够表现出一定的爱国热情，但是他们的热情通常只是表现在一种情绪上，而对“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既在认识上有很大的误区，又很少落实到行动中。
因此，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渗透荣辱观的教育就现得尤为重要，教学案例的选择、对具体事件客观公正的分析、对学生言行的正确评价等教育的渗透会让思想认识更深刻，对行动的落实会起到积极地作用。
三、坚持“三贴近”原则落实社会主义荣辱观 如何让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德育课程上得到落实呢
举一个小例子：一位高三年级的学生曾经问我：“您让我们爱国，可是国家为我们做了什么呢
”，我利用教材“国家职能”的相关内容，选择了大量的有一定时效性的材料，说明国家如何对人民负责，并引导学生列举他们所知道的、感受到的事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因此，德育课程落实荣辱观要坚持三贴近原则，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未成年人的原则。
只要以正确的荣辱观为指导，立足于学生现实的生活经验，着眼于学生的发展需求，贴近学生的认知方式，注重学生的体验和感受，德育课程的实效性就能突显出来。
四、落实社会主义荣辱观需要多元的评价标准 德育课程作为一门必修课程需要有合理的评价标准。
无论对学生还是对教师，评价都不应该只是试卷的考试分数。
不同的学校（尤其是高中年级）要结合自己的实际，采用多元的标准来评价德育课程的教学效果，让德育课程得到良性的发展。
最后，给家长提一点希望：荣辱观的教育需要家长的支持。
曾经一位教师对我说，一位学生对教育他的老师说：你明年还想签合同吗
不想干了你就说话。
也许这个案例太典型，但它却折射出我们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反映出我们的家长在教育孩子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家长对德育课程表现出不屑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影响到学生正确“三观”的形成。
事实证明，家长的这种做法只能对孩子的健康发展起到消极的作用。
希望家长在为孩子创造更好物质条件的同时，要加强对孩子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和引导。
总之，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也许我们会遇到各种困难，但是，我们相信，在各级领导和行政部门的领导下，在家长的支持下，通过我们的努力一定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80多年来始终高度重视保持党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总是把党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突出位置。
无论是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取得全国执政地位以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把党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作为我们党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建设。
我们党充分认识到，离开了这种社会主义荣辱观，我们党不可能在旧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长期斗争和反复较量中胜出，不可能始终保持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不可能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长期拥护和支持，也不可能成为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坚强领导核心。
抓住了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就抓住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就抓住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关键。
党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总会不断给我们党提出新的要求，也给党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赋予新的内涵。
这就决定了党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必须在敏锐地把握时代的发展变化、正确地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常抓不懈。
今天，我们党处于全国的执政地位，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现代化建设。
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保持党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把党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求转化为全党的实际行动，贯彻到党的全部执政行为中去。
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就必须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充分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把坚持党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切实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民主政治、发展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只有紧紧把握住这些新的要求，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人民的愿望，把握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真谛，才能更好地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和历史使命。
党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共产党员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密切相联的。
党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主要体现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纲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上，体现在党始终主张的“三个代表”上。
党员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主要体现在每个共产党员按照党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努力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际行动上。
人民群众对党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认同，不只是看党的理论、纲领、路线和主张，更多的是看党员的行动，看这种行动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可见党员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党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载体，党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最终要靠党员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来体现。
从总体上来说，我们的党员队伍是好的、有战斗力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涌现出大批像孔繁森、郑培民、任长霞、牛玉儒、赵景顺这样的好党员、好干部，充分展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风采和形象，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
保持党员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任务也更加繁重、更加紧迫。
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党员队伍中还存在着与保持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不相适应、不相符合的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
主要表现为有些党员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或者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或者组织纪律观念淡薄；或者对国家发展大势看不清，对现实问题认识模糊，精神萎靡不振等。
这些问题，不仅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也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对党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认同度。
中央作出的在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活动的重大决策，就是要通过认真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广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宗旨，增强党的观念，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认真解决党员和党组织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不断增强党员队伍和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始终保持党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精辟概括和提出 的“八荣八耻”讲话精神，全体干警深刻领会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精神实质，该院领导结合工作实际，提出了贯彻“八荣八耻”讲话精神的实施意见。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这“八荣八耻”概括精辟，内涵深邃，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鲜明导向。
寓意深刻，切合实际，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对转变社会风气，弘扬社会公德的新倡导。
对明确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对加强党风政风建设和党员干部道德修养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院长说，读了总书记讲的“八荣八耻”的荣辱观后，非常受震动。
他说，其中“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要求我们坚守法律底线，筑牢道德防线，自觉树立清廉之风。
作为一名基层法院的领导干部，一定要紧密联系群众，时刻警醒自己，要以学习贯彻总书记同志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论述为契机，加强党风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
要围绕学习、实践讲话精神，重点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深刻理解胡总书记的讲话内涵和重要意义。
总书记的这次讲话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一贯要求是一致的。
我们要充分认识讲话的时代背景，逐字逐句理解讲话内容，牢固树立起社会主义荣辱观。
二是党员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树立良好党风。
党员领导干部必须走在时代的前列，自觉树立正确的荣辱观。
党员干部能否树立正确的荣辱观，直接影响着党风，事关党群关系和党的形象。
要做思想改造的表率，结合正在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在党员干部中进行“以服务人民为荣、遵纪守法为荣”宣传，教育党员干部用好手中权，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不能脱离群众、高高在上。
不断加强学习，摒弃头脑中存在的各种错误认识，消除陈旧观念，突破陈规陋习，用健康向上的、先进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占领思想“阵地”，形成一种“强势”，筑牢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防线，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克服不良风气、抵制各种各样的诱惑和腐蚀，在思想上做到与时俱进；要做维护法纪的表率，不仅自身要带头遵守党纪国法，更要自觉履行好党章赋予的职责，严格执纪执法，对那些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要严肃惩处，决不手软，切实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党站好岗、护好门；要做崇尚新风的表率，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身体力行，带头倡导社会新风。
三是争做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模范实践者。
要以身作则，不仅在本职岗位上贯彻党的宗旨、当好人民公仆，而且在社会生活中严格自律、严格要求，做“八荣八耻”的积极实践者，用自己的模范言行和人格力量为群众做出榜样。
四是提高素质树形象。
要解决好“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这一根本问题；要提高两个素质：从法院整体到法官个人，在政治和业务两个素质上有大的提高；要塑好三大形象：实现执法形象好、服务形象好、仪表形象好；要深化四项教育；理论、党的十五大及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严肃执法，公正裁判，热情服务的职业道德教育；反贪拒贿，清正廉洁的党风党纪教育；“院荣我荣，院耻我耻”的集体荣誉教育；要开展五项活动；评选“最佳形象法官”活动。
通过以上措施，达到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法官形象明显提高，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不断增多，减少违规违纪，杜绝违法犯罪。
总书记提出的以“八个为荣、八个为耻”为具体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全社会和我军广大官兵中引起强烈反响。
一个文明社会，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必须旗帜鲜明。
因此，每个军人都应当自觉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切实做到以荣为荣、以耻为耻，做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排头兵。
以荣为荣，以耻为耻，本是十分自然的事。
古人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然而，近年来，由于受物质利益的驱动和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一些人的荣辱观出现了扭曲，把本以为荣的东西当成不可取的，把本以为可耻的东西当成值得炫耀的，比如有人把投机取巧、捞取不当名利，当成是有本事；把一掷千金铺张浪费，当成是“有现代意识”。
诸如此类，都可以说是荣辱观混淆和扭曲的表现。
强调以荣为荣、以耻为耻，就是要把一些人心目中一度扭曲了的东西纠正过来，大力弘扬传统美德，以保持与当代文明社会相适应的道德观、价值观、荣辱观，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向前发展，使我们所要实现的小康社会不只是物质生活上的小康，更是精神生活上的小康，道德生活上的小康。
也许有人说，文明时代的社会更加开放和宽容，社会生活呈现出多样化，荣辱标准已不可能像过去一样的要求。
不可否认，社会的文明进步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是，这一切都不能离开人们所应具备的基本道德要求，不能没有基本的荣辱标准。
如果没有这些基本要求和标准，那么社会主义文明社会也就建立不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也会因为人们失去道德准则而将文明社会葬送。
能否做到以荣为荣、以耻为耻，其根本还是看一个人受什么样的思想道德观念的教育和影响。
保持正确的荣辱观，就必须认真学习社会主义道德思想，认真汲取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通过学习，纠正荣辱观上错误的东西。
保持什么样的荣辱观还受到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
不应否认，在我们周围不乏缺少信仰的人、唯利是图的人、不守信誉的人和损人利己的人，我们有时甚至因为他们而受到伤害。
但这也不能因此而改变我们的道德节操和荣辱标准。
这些人及其行为毕竟是个别的，为社会所唾弃的。
荣辱观念的模糊和混淆其实有一个渐变过程，一个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荣辱观念的颠倒，它通常是通过一些小事，使得本以为荣的而不为荣、本以为耻的而不为耻，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注意在点滴小事上坚持正确的荣辱标准，正可谓：“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
”只要坚持从我做起，从细处做起，就能真正将“八荣八耻”转化为自觉行动。
学习“八荣八耻”心得体会 培养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党交给的一项政治任务，我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这一伟大的任务。
在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在直属总支的精心组织下，在第二党支部的具体指导下，按照保先工作的要求，认真学习了培训阶段规定的四代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前虽然也系统学习过读本所推荐的文章，但每一次学习在思想上都有很大启发，特别是在这次保先学习过程中自己的政治觉悟又有新提高，又有新认识。
使我充分认识到中央开展这次学习“八荣八耻”心得体会 培养社会主义荣辱观活动非常必要，非常及时，它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教育活动，意义非常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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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经过八十年的发展，已有6500多万名党员，是世界上党员人数最多的一个工人阶级的执政党。
共产党员作为工人阶级中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必须始终保持应有的先进性。
只有广大党员保持先进性，整个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党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才会有根本的保证，党的领导才能顺利实现。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深刻变革而又极其复杂的时代环境中，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既面临难得的机遇，又要迎接严峻的挑战，只要培养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与时俱进，努力体现时代要求，就能够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一定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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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贯彻“八荣八耻”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保持党的先进性贵在持久，先进性是历史的、具体的、必须与时俱进、长期培养、永远保持。
这是对我们党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全体党员党性修养的终身课题。
通过近段时间对党员的先进性教育，使许多党员的先进性意识明显增强，模范作用进一步得到了发挥，但要长久保持，还必须加强理论武装。
党员先进性的保持和巩固，还有赖于经常不断地同各种落后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特别是对党内腐败行为，要充分认识到反腐败问题的重要性这关系到一个政党的生死存亡，只要保持自身的纯洁性，要经常给自己洗洗热水澡，打打预防针，做到警钟常鸣，这样才能不变党员本色，才能保持先进性。
在当前某些地方社会环境受到污染，腐败现象时有发生的情况下，加强监督显得尤为重要。
加强监督，必须要有好的机制，因为制度带有根本性，长期性，全局性。
要把制度建设贯穿到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中去，在决策上科学一些，风气上就会正一些，群众也会满意一些，特别是在敏感的问题上，多一些公开性，少一些隐蔽性，在制度上保证广大党员和群众又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通过制度建设落实，使得党员干部在利诱面前，讲党性而不去为，为法度而不敢为，守规章而不能为，察民意而不忍为。
这样，保持我们党的先进性就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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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和行为准则。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我们党受到人民群众拥护，领导人民夺取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奥秘所在。
在新的历史时期，能不能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对每一个党员的考验，要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唯一的人生追求，才能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好形象。
同志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得是一辈子做好事。
”作为一名新时期的党员要牢记党的教导和宗旨，党安排在哪里，就应该接近全力做好党交给的工作和本职工作，在任何时候都要坚定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不管东西南北风，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不偏离，工作变，党员本色不变；环境变，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情况变，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正确的人生观不变。
共产党员要有一种坚忍不拔，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有一种高昂饱满的革命热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接受各种锻炼，要牢记同志的教诲，坚持“人民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作为标准。
要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传统，牢记两个“务必”，要做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模范。
这样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站稳立场，经受住考验，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才能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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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培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认真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及各项方针政策。
坚持教育的改革发展必须充分体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体现科学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进一步促进教职工特别是党员教工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的不断提高。
这次教育活动绝对是一次深刻学习的机会，通过学习提高了自己的理论修养和党性修养的水平。
开展党员先进性的学习讨论和交流，使我学到了其他党员优秀的地方，用党员先进性来对照检查自己，从中找出自己在工作中的不足。
通过这次学习更加深刻认识到保持共产党先进性是全党的一件大事，也是每位党员的大事。
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是一种积累，但先进性的学习更是一种积累，那是一种人生的积累，使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又得到了一次升华。
只要我们在学习中认真去体会，去对照，去改进，我们的思想境界将会得到更大提高。
同志讲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作为共产党员更要有不怕困难，敢想敢干，敢为人先的与时俱进的精神。
帮忙写个结尾
嘻嘻 孩子，假如你喜欢花，呢你可以去种植，不但能为校园添加一份色彩，还能让自己得到满足，你的行为会让学校变得暗淡无光，毁坏校园环境，别这样做，好吗
韩兆琦：我怎样与《史记》结缘
【作者简介】韩兆琦，男，1933年出生，天津市静海人。
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随后入复旦大学师从蒋天枢先生专治前四史，为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再传弟子，1962年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
其后长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文学方向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2至2005年任教于新成立的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执教“中国古代文学史（先秦两汉）”、“《史记》选讲”等课程，深受学生爱戴和好评。
本文摘自韩兆琦先生《〈史记〉与传记文学二十讲》（图书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敬请关注）1958 年7 月，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提前一年毕业，留在系里工作。
1959 年11 月，我考入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当古典文学研究生，我的指导老师是蒋天枢教授，我很高兴。
复旦大学中文系与复旦大学中文系里的许多老师都是我衷心仰慕已久的。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梦想实现，其乐何如
但我内心又有一种惴惴不安，这就是自己的基础太差了：生在农村，上学较晚；大学期间又因为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故而底子很薄。
第一次见到蒋先生，蒋先生为我制订学习计划，他说：“你们前几年耽误的时间太多，现在要静下心来好好地读几本书，打打基础。
第一是要读点历史，第二是要读点小学。
关于读历史有两个办法，你可以任选一个。
一个是读‘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一个是读《资治通鉴》，都是用两年。
同时你再选听系里的几门课程。
第三年写篇论文就行了。
”于是我选择了读“前四史”，并相继选听了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张世禄先生的“古代语音学”、徐鹏先生的“古代文献学”等。
读“前四史”由蒋先生直接指导，两周辅导一次。
这是我平生系统读《史记》的开始。
使用的本子一是中华书局新校点的《史记》，一是我自己新买的影印的武英殿本《史记》。
以我当时的水平而言，单靠这种三家注的本子读《史记》是有相当困难的，更重要的是读过之后茫茫然，不容易抓到要领。
后来我从图书馆里发现了日本人泷川资言所作的《史记会注考证》，其后我又发现了明代凌稚隆所作的《史记评林》，这两套书对我这个初学者帮助太大了。
它们不仅帮助我扫除了文字上和史实方面的许多障碍，而且能帮我打开思路，举一反三。
后来我又读到了清代学者梁玉绳所作的《史记志疑》，这套书的所谓“志疑”，实际上就是提出了《史记》其书中的种种疏漏，种种值得商榷、应该纠正、应该修补的地方。
这对我读《史记》起了重要作用，在帮我思考《史记》中的历史事件、认识《史记》中的人物，以及认识司马迁在写作过程中的主观意识、主观倾向等都有许多好处。
当我向蒋先生说起这些感受时，蒋先生很高兴，肯定了我的进步。
从他的口气里，我感到他对《史记会注考证》的评价不太高，但对《史记志疑》很是称赞，并由此鼓励我要多读一些清代学者的著作，如顾炎武的《日知录》、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以及王国维的《观堂集林》，等等。
蒋先生说：“中国先秦两汉的古书，有些是在汉魏晋或唐宋时期已经有人做过注释的，到清代，人们感到不满意，又重新进行了整理，如十三经、《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是如此；只有《史记》，清朝人没有系统作，故而今天的初学者要读《史记》，就只得看唐代以前的三家注，不然就得看日本人所作的《史记会注考证》，这实在是一件不得已的事。
我年纪大了，已经没有再做这件事情的精力，你们要记着这件事。
”由于我当时年纪小，水平太低，没有特别注意这件令蒋先生深感遗憾的事。
三年研究生学习中的前两年，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前四史”，其中又尤其以《史记》为中心。
这样学的收获是什么呢
现在想来主要有三点：其一是培养了一种读历史的兴趣，从此我开始自觉地安排时间有计划地阅读各个朝代的历史，如“前四史”以后的《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以及《资治通鉴》、《续通鉴》、《明通鉴》和各种论史的著作，如《史通》、《读通鉴论》、《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容斋随笔》等；其二是从此渐渐地摸索出了一种如何读书、如何思考、如何进行研究的方法与能力，这为我日后的教学与指导学生的学习与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三是表面看来我学的主要是历史，但这些“历史”实际上也是中文系古典文学课先秦两汉部分所要学习和讲授的主要内容。
因此当我研究生一毕业，一开始走上课堂的时候，我就似乎是一个比较熟练、比较受学生欢迎的青年教师了。
我是1963 年1 月从复旦大学毕业，又回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的。
第一个学期，教研室交给我的任务有两项，一项是给政教系的学生开“古典文学作品选”；一项是参加刘盼遂、郭预衡两位先生牵头的编写《中国古代散文选》的工作。
当时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启功、李长之、祝鼎民、吴万刚。
这是我第一次与刘先生、启先生、李先生、郭先生如此近距离地亲密合作。
刘先生与我研究生时代的蒋先生是师兄弟，在我往来于北京、上海之间的时候，他们彼此常托我为他们代致问候。
1963 年夏天我为了《中国古代散文选》的一些问题，前往刘先生家拜访。
闲谈之间，刘先生说起做学问的事情。
他说：“做学问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但开头必须有一个小雪球做核心，这样才能滚得起来。
你们蒋先生让你读‘前四史’，尤其是让你认真读《史记》，这就为你日后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基础。
” 我从内心里感到一股暖流升起，两位老先生尽管相隔千里，而他们的思想认识竟是如此相同。
我对他们深深地感激。
1963 年9 月，我受命给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讲授“汉代文学作品选”，这是我研究生毕业以来第一次讲授《史记》、《汉书》等这些我所熟悉的东西。
当我讲到《鸿门宴》，讲到《荆轲刺秦王》，讲到《魏公子窃符救赵》以及《苏武牧羊》等篇章的时候，我就把几年来所钻研的东西，把我的认识、我的体会，通通贯穿在慷慨激昂的讲述中。
同学们都很高兴，甚至直到下课铃响起，大家也还像没有听见似的坐着不动。
1964 年2 月，我给下一个年级的学生讲授“先秦文学作品选”，第一篇是《尚书》中的《牧野之战》，其次是《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城濮之战》、《崤之战》，其后是《战国策》中的《触龙说赵太后》、《鲁仲连义不帝秦》，等等，其实这些也都是《史记》所包含的内容。
但我所强调的是，大家不要只停留在这些生动故事的本身，而是要问几个为什么
比如，《郑伯克段于鄢》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事实
对郑庄公应该如何评价
《春秋》与《左传》的作者，都异口同声地谴责郑庄公，这到底对还是不对
又例如，城濮之战晋国是怎么胜利的
从孔子到后代的许多学者都谴责晋文公的“谲而不正”，这到底是为什么
在“崤之战”中，秦穆公为什么如此“利令智昏”
晋国又为何如此“忘恩负义”
这场战争对当时诸国之间的格局起了什么作用
等等。
总之我是把以往研究《史记》的方法经验贯穿在了具体的古代作品的教学之中。
我在期中举行过一次课堂讨论会，先是布置每人写一篇作业，而后选了七八篇到年级的大课堂上发言。
其中有一位同学谈《鲁仲连义不帝秦》的意义，一位越南留学生谈“郑庄公的形象”，都相当精彩。
可惜这是我“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课，其后不久便是一去一年的下农村搞“四清”，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十多年中没有上过课。
1978 年夏，国家在一些重点高校试点招收研究生，我有幸跟着郭预衡先生、聂石樵先生三个人集体招收了九位古典文学研究生。
这些学生于1978 年9 月正式入学。
按照教学计划，这些学生第一年是统一学习基本的古代文化课程，除了我们三个指导老师给学生上课外，还请了系里的许多著名老师如黄药眠、钟敬文、启功、邓魁英等来给学生上课。
在这期间我给学生讲了《史记》专题，内容包括“司马迁的受宫刑与忍辱著书”、“《史记》的基本内容与其思想倾向”、“《史记》的悲剧特征与《史记》的艺术性”、“历代对《史记》的研究状况与几种最重要的代表著作”，对此我主要介绍了“三家注”、《史记评林》、《史记志疑》、《史记会注考证》四种。
与此讲课同时，我请中文系资料室的同志帮忙在古典文学教研室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有关《史记》的图书展览。
有些书是中文系资料室有的，有些书是从图书馆临时调拨来的，共有六七十种。
这些书不仅同学们大都没有见过，而且有一些是连我自己过去也没有见过的。
1981年春，我在给本科七七级、七八级已经讲过古典文学基础课的情况下，开设了一门“《史记》专题”课，听课的对象以高年级的本科学生为主体，同时也有系里的青年教师、研究生，共一百多人。
我开这门课的目的主要有三：其一是想引导学生让每个人能至少阅读《史记》中的30 篇作品，争取能让一部分人超过50 篇；并对《史记》能有个基本准确的理解。
其二是引导学生思考问题，能写出一些有观点、有材料的作业，能为日后写毕业论文打点基础。
因此我用前三分之二的课时辅导学生读原著，每篇只讲解其关键段落，并指出读该篇应该注意思考的问题；后三分之一的课时用以归纳、总结性地讲述司马迁与《史记》的种种问题。
其三是为了让同学们能够每个人手头都有书可看，并使大家能趁机接触到一些好的注本。
我与图书馆联系好，请他们把馆内所藏的日本原版的《史记会注考证》都调出来，给中文系高年级的每个宿舍都发一套，由班长集中办理，每个宿舍都找一位同学负责保管，一共借出了十本一套的共二十多套。
也幸亏是在当时那种拨乱反正、百废俱兴，每个人都想为报效国家社会而自觉出力、各尽所能的年代吧，结果都一路绿灯，毫无障碍地通通实现了。
至今回想起来，我仍对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主管人员感谢不已；也为当时学习这门课的同学们的那种积极、热情而内心激动。
从此“《史记》专题”列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学计划，每隔一年开一次。
第一次讲课，还没有自己编写的教材，到第二次再讲这门课时，我自己编写的《史记选注集说》就已经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再过两年，我的《史记评议赏析》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前者是作品选，后者是讲课的教材，两者相辅相成，给课堂教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接着这门课又被列入了函授大学、夜大学、助教研究班、骨干教师进修班，以及自学考试的教学计划。
当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函授大学的设点远播到了全国的十几个省、市、自治区，中文系古典组的许多中青年老师、访问学者、博士生都曾为此出差千里乃至数千里到许多地区辅导过这门课。
应该说，北京师范大学是全国开设“《史记》专题”课最早的，也是为普及、宣传《史记》这部经典出力最多的高等院校。
我是1998年办理退休，2001年离开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其后又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基础课的同时，给全校开过“《史记》专题”课；又受聘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任特聘教授时，除培养一名博士研究生外，又为本科生开了一门“《史记》研读”课。
我的讲授方法是将《史记》的作品分成若干专题，每个专题体现着司马迁写史思想的一个方面，以作品为例证，穿插着介绍这些作品的重点段落，以求既保证每次教学思想的明确清晰，又能让同学们熟悉作品，能抓住每篇作品的重要思想与重要艺术特征。
除课堂教学外，我仍坚持课外辅导，隔三周辅导一次。
期末考评时，我们的《史记》课获得的分数最高。
在这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给我出版了《〈史记〉解读》与《史记品鉴》两本教材；而我培养的那位博士生的毕业论文是《司马迁对黄老思想的继承与扬弃》，该文章的一部分已经发表在2008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第5期。
我自己的《史记》研究也就是这么伴着“《史记》专题”课的教学开展起来的，我的第一篇关于《史记》的文章是《司马迁的崇实精神》，发表于1978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我的第一本《史记》教材是《史记选注集说》，1982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从1982年到2013年的三十多年间，我在大陆出版的有关《史记》的教材与专著共计二十多种，在香港、台湾出版了五种，在韩国用韩文翻译的一种。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史记笺证》。
一提《史记笺证》我就不由地要想起白寿彝先生与蒋天枢先生。
1991年春，我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杨燕起、北京祥云培训公司的李卫东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第二次国际《史记》教学与《史记》研究讨论会”的时候，白寿彝先生参加了会议，并做了长达40 分钟的发言。
会后大约20天，他让古籍所的龚兆吉先生把我请到他的家里。
白先生和我谈起研究、整理《史记》的事情，他说：“希望你能尽量放开其他的事情，要准备拿出几年以至十来年的时间认真整理《史记》。
而且不搞便罢，要搞就要搞成具有世界水平的。
经费上有困难，古籍所可以考虑给你一些补助。
”我听了很受感动，并立即又想起了蒋先生在30 年前说过的他感到遗憾的事情。
我尽管觉得自己学力不足，人微言轻，但从思想上还是接受了这一重要嘱托。
我从1992年、1993年开始做资料方面的准备。
从1994年开始就把主要精力转到整理《史记》方面来了。
开始想搞300万字，后来越滚越大，达到了550多万字。
《史记笺证》于2004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觉得此书做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其一，它对当时通行本《史记》原文的字句讹误和一些重要的标点失当，为之校改了三百多处；其二，它吸收考古资料、利用出土文物以验证《史记》文本叙述的史实，从而大大提高了史实的清晰度，也纠正了文本叙事的某些偏差；其三，它访求、采录可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相互印证的地面遗留，它收集、引用新的研究成果，对《史记》旧注与一些欠妥的传统说法提出了辨正。
此外还对古帝王的纪年以及其月日干支都加注了公元某某年以及某月某日；对古代的度量衡都加注了约当现今的近似值；以及附录了各个历史时期与某些区域、某些城市的地形图以及出土文物的图片一百多张。
《史记笺证》获2006 年“全国高校社会与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除《史记笺证》外，其他较重要的还有中华书局所出版的全本全注全译《史记》、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新译史记》、岳麓书社出版的《史记评注》等。
最后谈谈我参加过的与《史记》有关的社会活动：1986年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的老一辈的《史记》研究学者程金造先生约我见面，我高兴地到他家拜访。
两人畅谈了一回有关《史记》的教学与研究后，程先生劝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史记》讨论会。
这时我已经认识了兰州大学的张大可先生。
于是我们商量了召开会议的细节，并拟定了一个邀请来宾的名单。
经过一些准备，此会于1987 年5 月在北京师范大学招待所召开了，会期两天，完全是民间性质。
来宾们的路费与住宿费由个人自理，两天的伙食费由我尽地主之谊。
应邀到会的专家有：北京大学的季镇淮，兰州大学的张大可，吉林师范学院的宋嗣廉，徐州师范学院的吴汝煜，郑州大学的郭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少雍、陆永品、施丁、赖长扬，陕西师范大学的赵光勇、徐兴海，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可永雪，陕西省韩城民盟的张天恩，《光明日报》的肖黎；北京师范大学的专家有聂石樵、邓魁英、辛志贤、杨燕起、李元太、吴万刚等。
因事因病未能出席，而寄来论文或写来回信的有：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吴忠匡，中华书局的吴树平，北京大学的张衍田，浙江师范学院的陈兰村、俞樟华。
白寿彝先生因住院未能出席，启功先生在会下到招待所看望了与会专家，北京师范大学王梓坤校长参加了开幕式，并讲了话。
研究生、进修教师二十多人列席了会议。
遗憾的是程金造先生这时已经去世，没能看到这次会议的召开。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史记》研讨会，会上成立了“《史记》研讨会全国联络组”，作为今后组织国内学术活动与对外进行联络的临时组织。
会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都发了消息。
接着1988年，经赵光勇、张天恩两位先生的努力活动，这年10月由陕西师范大学与韩城市政府联合举办了规模盛大的第二次《史记》国际讨论会，到会八十多人，有日本、美国的专家参加。
在这次会议期间，许多专家都是第一次参观司马迁祠墓与司马迁故里。
第三次《史记》讨论会，原定计划是1989年夏天在徐州召开，由徐州师范学院的吴汝煜教授操办，结果由于那年发生学潮，吴汝煜教授又不久逝世，于是徐州会议遂未开成。
1991年5月，我又与杨燕起、李卫东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第三次国际《史记》研究与《史记》教学讨论会”。
其后还有由吉林师范学院的宋嗣廉教授操办的第四次讨论会；由安徽师范大学的袁传璋教授在安徽黄山举行的第五次《史记》讨论会；由河南大学的白本松、王立群教授在河南大学举办的第六次《史记》讨论会。
全国《史记》研讨会联络组共活动了15年，对宣传普及《史记》知识、对联络国内与国际的《史记》专家、对推动全国各地的《史记》教学与《史记》研究活动的开展、对推动各地《史记》研究组织的成立，都起了积极作用，并为2001年中国《史记》研究会的正式建立奠定了基础。
今年是我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回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50周年，刚好80岁，廉颇老矣。
但我每当从《史记》研究会的年会上听到中国海峡两岸的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史记》研究学者们讲述他们的研究心得与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时候，我都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特别是今年恰好又欣逢中国《史记》研究会的领导换届，与经过重新修订的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的再版发行，我想，在这两股强劲东风的吹拂下，我们的《史记》教学与《史记》研究一定会出现更加欣欣向荣的动人的局面。
《史记》像一座山，永远矗立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之林；《史记》像一颗不落的星辰，永远照耀在中国与世界历史的长河上
张志和的资料
我给小学生答过一篇，发给你改改吧，都是我自己写的，放心抄吧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观看电影《建国大业》之后，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歌词久久萦绕在我的耳畔。
开国功勋们的身影在荧幕中穿梭，扣人心弦的情节在历史中起伏，作为新时期的小学生，我们应当铭记历史，饮水思源，勤奋学习，为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闻一多先生不畏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毅然决定出席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澄清事实，却惨遭国民党特务的暗算；冯玉祥将军虽为蒋介石的盟兄，但忠贞为国，致力于和平民主事业，终也难逃厄运
随之民盟被解散，国民党右派召开一党国大，制定伪宪法，公然实行专政独裁，民主建国的目标终成泡影
正是值此危难关头，面对国民党军队强大的军事攻势，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毅然决定展开声势浩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在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下，依靠人民英雄的英勇奋战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以及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人民军队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在获得各方民主力量支持的前提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在北平隆重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具有新中国临时宪法的性质，标志着一个真正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的诞生，中国历史从此揭开了一幕崭新的篇章
我们应当继承革命前辈的优良传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将祖国建设成为21世纪的世界强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