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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屈”的曾国藩曾国藩20岁左右求学衡阳时，师从汪觉庵。
同舍里有一个叫杨甫瑞的同窗，是当地有名的富家子弟。
杨甫瑞依仗家里的权势，平时十分骄横，对于学业明显比他优秀的曾国藩，也是处处刁难。
一天，曾国藩坐在窗前，就着窗外的光线大声朗读《左传》，读得正专心，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吼道：“曾国藩，你把窗户的光都挡住了，我怎么看书啊，还不赶紧挪开
”曾国藩停下来，侧身一看，是自己床铺对面的杨甫瑞。
此时，杨甫瑞其实并未读书，而且他的床靠着窗户的另一侧，光线根本没被遮住。
曾国藩很生气，想和他理论，但还是压住了火气，把凳子移到自己的床前，重新读起来。
到了晚上，曾国藩继续在灯下读书，杨甫瑞又冲他喊叫：“白天不读书，晚上玩勤奋，做样子给别人看也要分个时候吧
你现在读书，让我们怎么睡觉
”曾国藩听了，抬头朝他笑了笑，默读起来。
不久，曾国藩考中举人，同窗都纷纷向他祝贺，杨甫瑞却大发雷霆，冲曾国藩嚷道：“这屋里的风水原是我的，你一来就夺走了。
”一旁的同学非常反感，质问他：“曾国藩的书案不是你定的位置吗，怎么现在又反咬一口
”杨甫瑞仍强词夺理地说：“就是他夺了我的风水。
”大家都纷纷指责杨甫瑞，倒是曾国藩反过来劝解大家，不要为这点小事与之争论，大家顿时对曾国藩敬佩起来。
一个人立身处世，连点委屈都受不了，要想成功，自然不易。
曾国藩以后仕途通达，成为晚清将帅之才，这跟他年轻时候就初露端倪的隐忍气度，不能说没有关系。
曾国藩为何能有大成就章太炎曾说：“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政局陷入不断地动荡，这就使得对曾国藩的评价也在不断地反复。
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挽救了大清王朝的命运，所以同光年间的朝廷官员和地主知识分子都把他推崇为“中兴名臣之首”。
到了清末，革命党人要起来推翻满清，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时大家发现太平天国起义是一场以汉人为主体的起义，曾国藩是帮助满清政府镇压了汉人的起义，所以曾国藩就被打成了“汉奸”。
再往后，共产党要领导农民闹革命，所谓的“土地革命”，所以我们的历史观就很清晰了：历史上凡是农民起义都是好的，凡是镇压农民起义都是坏的。
曾国藩是把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给镇压了，这个罪行显然就是最大的了，因此他就被打成了地主阶级最残酷、最凶恶的代表人物、刽子手，被彻底否定。
这也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教科书中曾国藩的形象。
以上这些，其实都是从各自的政治立场的角度来描绘的，必然带有局限性、片面性。
改革开放以后，思想开始解放，包括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开始就慢慢的越来越全面、客观。
这时候人们发现，曾国藩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的角色是非常复杂的，不是简单地贴一个“某某阶级”的标签就可以把他否定的。
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他身上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精华的东西，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尊偶像。
从军事的角度来说，他开始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先河。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始作俑者，从实践上揭开了近代经济变革的大幕，他提出的“师夷之智以制夷”具有相当的开放性与进步性。
从家庭教育的角度、从为人处事的角度、从道德修养的角度，曾国藩更是可以给浮躁的当代中国人以深刻的启迪。
我们现在离曾国藩的时代已经比较远了，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看待曾国藩了。
年轻的时候曾说：“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他还说，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办事之人，一种是传教之人，曾国藩是办事兼传教之人。
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人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一个是曾国藩，一个是北宋时期的范仲淹。
这个评价是很高的。
在这里，显然是把曾国藩当成一位成功的领导者来看的。
我想这是今天解读曾国藩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
从这个视角解读曾国藩，应该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收获。
当然，现在社会中有一种现象很值得注意，这就是把曾国藩当成了官场权谋的代名词，在我看来，这是对曾国藩的另一种脸谱化，是对曾国藩形象新的扭曲，是不严肃的。
对曾国藩，人们是带着不同的需求去解读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因此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曾国藩的形象，这就是读历史的特点，各取所需。
人们之所以对《曾国藩家书》非常感兴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子女教育方面来讲，曾国藩确实是很成功的。
曾家后代基本上都奉曾国藩的一个家训，就是“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以读书做为自己的追求。
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因为承袭了他的爵位，所以是做官的，而且非常有作为。
他的次子曾纪鸿是一个数学家，没有从政。
到了第三代，基本上就不做官了。
曾家从曾国藩到现在已经传到了第六代，曾氏的后代现在很多在海外，基本上都在教育、医疗、科技这些领域。
在曾氏的后代里，院士、工程师、教授这样级别的人物有240多个，而且直到现在依然奉他的家训而不悖。
这样的家庭教育，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一个家庭的兴衰到底靠什么
他讲得很清楚。
不是靠你做多大的官，不是靠你发多少财，而在于家风的建设、家族伦理的建设。
曾国藩曾经说：“大约兴家之道，不外乎内外勤俭、兄弟和睦、子弟谦谨等事，败家则恰恰与此相反。
”家庭中内外勤快节俭、兄弟之间和睦相处，子弟谦虚谨慎，这样的家族一定会兴旺的。
反过来一定会败家。
所以道理其实非常简单朴实。
曾国藩也总结出很多很容易记住的东西，比如他的齐家“八本”等。
这些东西确实很值得我们今天去思考。
中国人骨子里是有一种传宗接代、家运绵延的使命感的。
一个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但中国人生命的意义在家庭的血脉延续中得到了超越。
这是中国人的心理特点。
曾国藩的家训是家族最大的精神财富。
我们很多人关注的家族传承，往往是物质层面的财富传承，但真正可大可久的是精神层面的财富传承。
物质总会消亡的，但精神的东西是可以传之无限的、影响无限的。
其实从做人做事的角度来讲，曾国藩并没有提出全新的理念，他的家训无非就是儒家的一些经典的理念，要谦虚啊，要谨慎啊，要勤俭啊，不能奢侈啊，不能狂妄啊，等等。
但他会不断地跟你讲，更主要的是他知一句便行一句。
他自己就是这样讲的，他也就是这样做的，而且也是因为这样做而成功的，本身就是一个榜样，他的话自然就有份量，自然会容易为大家所接受。
曾国藩给家里写信，确实是做到了苦口婆心，在他的理论中这叫“口到”。
曾国藩有个“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其中“口到”就是要反复叮嘱，不断地叮嘱，他就是这样一种与人为善的心态。
所以家里人很容易接受他的教育。
另外曾国藩家训中的道理，其实下手的地方并不难。
像要勤快，就从早起做起就行了。
要节俭，就从家中的用度不能太多做起就行了。
制定一些可以落地的规矩，家里面的人共同来做，也就可以落实了。
而且，曾国藩把这种对家族的责任感传播到了每个人身上。
他说：“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
”一个家族的兴旺持久，不靠一时的官位，而靠长远的家规。
不靠一两个人的暴发，而靠大家的维持。
他要求大家一起来维持这个家族，最终每个人都意识到我的行为对家族的影响有多大，我们要共同来做这件事情，家里人对家族有自豪感，有责任感，就会愿意自觉地按照曾国藩要求的去做。
这也就是为什么曾国藩去世这么多年了，曾家依然遵奉他的家训的原因。
一种家训，只有变成家人共同的自觉行为，才会真正起作用。
有人把曾国藩当成官场权谋的代名词，其实是极大的误解。
没有一个领导者可以仅仅依靠权谋就能成功。
依靠权谋，可以得意于一时，但不能成功于长远。
曾国藩的领导力的核心，不是权谋，而是理念，是他践行理念的“拙诚”的功夫。
“拙”就是一步一步去做，“诚”就是实心实意地去做。
知一句便行一句。
曾国藩有一个信念，就是“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这是理解他的领导力的最核心的一句话。
“伪”和“巧”只是小聪明，“诚”和“拙”才是大智慧。
就是这个道理。
曾国藩的领导力，并非完全没有权谋的因素，做为一个官员，他也必须跟现实妥协，必须内方外圆。
但其大体，却是以卫道为激励之本，以纯朴为用人之本，以推诚为驭将之本，以耐烦为治心之本，以包容为处世之本，以大局为决策之本，以勤实为治事之本，以力行为修身之本。
而他的领导力的核心，则是“忠义血性”的理念，是“舍身卫道”的使命感。
人做事其实有三层境界，第一层境界是职业，做事是职业的要求，是当兵吃粮，这样的人做事是不会真正投入的；第二层境界是事业，有了事业心人就会愿意奉献，就会愿意付出，愿意承受痛苦；第三层境界是理念，是信仰。
信仰是无可妥协的，信仰是不讲代价的，信仰能让人付出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二百的精力，会让人为了信仰而燃烧自己。
曾国藩是做到了第二和第三层境界的。
他的信念、他的抱负、他的修养、他的品格、他的毅力、他的胸怀和他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及他执着地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就是他能够成就大业的关键因素。
这些内容，远远不是一个权谋所能涵盖的。
从曾国藩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领导力的深沉厚重。
曾国藩的政治思想
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政治思想“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这是晚清文化名人章太炎对曾国藩的评价。
这说明了曾国藩复杂的一生。
历来人们对他的评价都是毁誉参半，有的将之誉为晚清“中兴名臣”，有的则予之“封建卫道士”、“刽子手”的帽子。
事实上，从某些单独的方面来说都不为过，只是没有全面客观地给予评价而已。
在对待太平天国运动的问题上，多数人认为曾国藩是镇压人民革命的刽子手，并赠予他“曾剃头”的绰号来形容他杀人如剃头的残忍与严酷。
这一点确为事实。
他宣称“乱世用重典”，指示官吏“捕人要多，杀人要快”，“不必拘守常例”，俘获太平军官兵“一律斩剃无遗”。
即便是他自己至晚年对自己一生“以杀人为业”也深有感慨，他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功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
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
”但是这也并不能完全掩盖曾国藩的某些政治思想，他的吏治用人，治学修身，创办洋务等各个积极的方面。
事实上，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并不完全是对人民革命运动的仇视，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并且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变化着。
冯友兰先生认为，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的斗争，实质上是东西两种文化的冲突，两种不同宗教信仰的冲突。
曾国藩是个道学家，他以宋明道学理论为指导，以封建政权为依托，以湘军为武装力量，对抗以基督教为教义，神权政治为依托，以太平军为武装力量的洪秀全，则完全属于两种不同文化形态的冲突。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农民革命运动，它有着不可泯灭的历史功绩，它激励着中国人民再接再厉地向封建主义和外国侵略势力进行英勇顽强的冲击，从而为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太平天国革命是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冲击，但是这种主张“神权政治”的西方文化并不能算是社会的进步，反而是落后了好几百年的。
首先，在运动方法上，太平天国实行极左政策。
百姓没有私有财产，所有财产一律上缴“圣库”，实行义务兵役制，甚至丧失人伦的别男女，男女不通婚，夫妻不同房，这是在中国历朝历代乃至世界都是罕见的。
其次，太平天国起义的发展过程并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期望，太平天国起义的初始口号是“上帝”，“天国降临”，这是西方早已落伍的神权政治，而且起义军蓬勃发展起来之后，洪秀全等起义领袖没有进一步提出满足广大人民期望的政治纲领，集中体现在土地政策、赋税政策上的思想局限。
即使到定都南京之后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仍是虚而无实的东西，并没有实际解决农民与土地、农民与富绅的矛盾关系。
第三，太平天国政治幼稚病过早暴露出来，打下南京之后，太平天国内部开始出现分化没，尤其是定都称帝之后，太平天国实际是连清政府都不如的另一个封建政权。
而且起义军蓬勃发展后，洪秀全为了摆平内部矛盾，动辄封王，他本人也过起天国皇帝的日子，生活奢靡，并且没有广阔的胸怀，超前的视野，容人的雅量，大量排挤能人，对部下疑心重重。
并且太平天国的等级制度森严，吏治腐败。
第四，洪秀全对孔孟教义的怀有不满，并且排斥孔子的经书，而以基督教经典为立国纲要。
读书人所视为最得要的是“圣庙”,是“学宫”，是“祭祀”，可是太平军一道郴州，便把“学宫”烧去了，“柱”毁去了，甚至于连“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
而与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完全相对的是这一时期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维护纲常名教的知识分子阶层，其中又以曾国藩为代表。
太平天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几乎都不是革命的农民阶级的同盟者。
当时虽然有个别的初步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但它们仍然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或者和帝国主义有较密切的关系，都是和农民革命格格不入的，他们宁愿把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的敌人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身上，如冯桂芬认为“剿贼”——把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消失掉是当前的急务；王韬针对太平军和曾国藩争夺江浙一带的问题主张双方都放弃江浙沿海一带，而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英国人的利益；第一个留学生容闳拒绝参加农民革命而最终成为曾国藩办理洋务的一个得力助手。
曾国藩的政治思想是忠君爱国，是提倡礼仪廉耻，是信奉先圣先哲，所以完全是儒家的思想，以“礼”为中心的治世之道就是世界万物流于“礼”，在封建时代体现为礼制，曾国藩本人政治思想的核心即在于此。
以礼治人，以礼自治，对外声称仁义礼治，实际则“外儒内法”，对农民阶级说以“礼”而约束使用，对敢于反叛怀疑者则严刑峻法，用真礼治理湘军，“用用恩莫如仁，用为莫如礼”，推行家规，营规，以封建纲常名教教育士兵，培育对封建皇帝的效忠，并且编写军歌来强化，从而提升湘军之战斗力，湘军的组成本来就是由很强的地缘和血缘关系，用儒教的精神带兵。
湘军耳濡目染之下，久之也就能将曾国藩及军队中的长官视为兄父，进而形成共同的命运体。
首先，曾国藩很推崇“礼治”。
他说：“先王之道，所谓修机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
亦曰：礼而已矣
古之君子……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秉乎礼。
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严之，舍礼无所谓政事。
”他还鼓吹，“礼”是“息天下之争”的当务之急。
他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大类：“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
曾国藩所说的“礼”实际是指维护封建等级制与封建统治秩序的纲常名教。
太平天国时期，农民革命的浪潮冲决了封建统治的堤防，使封建纲常名教受到了空前沉重的打击。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这片文告中指责太平天国诋毁孔孟之道扫荡前年礼仪人伦，指出：历世圣人扶持名教，孰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屡不可倒置；一并攻击太平天国破坏封建等级制度的朴素平等思想，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显然，曾国藩在这种情况下宣扬“礼治”，就是要配合对农民群众的武力镇压，用纲常名教的枷锁来禁锢农民群众的头脑，消弭他们的反抗精神，从而维护并强化地主阶级的思想统治。
其次，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其政治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忠君爱国，认为他在政治上所该努力的，便是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贤臣。
这也是儒家的政治中心。
这一观点在他的家书中时常流露。
当他荣邀禄位时，他说：“一门之内，迭被殊嗯，无功无德，忝窃至止，惭悚何极
惟当同心努力，仍就'拼命救国,侧身修行八字上，切实做去。
”他又认为君臣当推诚相见，不可稍有隔阂，“初膺开府重任，心中如有欲说之话，思自献于君父之前者，尽可随时陈奏。
奏议是人臣最要之事，弟须加一番功夫。
”做好“贤臣”的第二要义便是“爱民”，他曾说：“默观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抚将帅，天下似无戡定之理。
吾惟以一勤字报吾君，以爱民二字报吾亲。
”这一点虽与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残酷行为有所冲突，但忠君爱国首先是他的精神主导，在实际情况下也有身不由己之时。
第三，在那些同情农民起义的人眼中，曾国藩政治思想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充满了对人民革命运动的仇视。
他十分强调用严刑峻法来残酷地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
他认为“多赦不可以治民”，为镇压农民起义，他即使“得武健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曾国藩早在湖南办团练时就以凶狠闻名，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也异常严厉、残酷。
当然，曾国藩在这一方面所暴露出来的反动面目不可否认，但是这一思想的产生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具体应是曾国藩将儒法二家统治思想的结合，而其最终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
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政治思想离不开儒家的范围，而且实际是崇儒的同时也主张法治。
因此他的思想和太平天国产生了根本的冲突。
曾国藩的家世也可以形容为“耕读传家”。
曾氏“自明以来，世农业，积善孝友，而不显于世。
”但他家却无疑是一个乡间缙绅。
曾国藩从小生长在这种家庭，接触到的是尊辈勤俭素朴的生活，是礼义廉耻一类的教诲，书上所读的是忠君爱国的思想。
另外，他出生并成长于理学风气浓厚的湖南，理学思想也给予他深刻的影响。
儒家自汉唐以来都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
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表现的以生命为中心重主体性和道德性的人文精神，根源于中国文化的忧患意识。
中国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孕育了道德意识。
个人对社会强烈的义务观和责任感也是儒家思想强调的理想人格的重要特征。
因此，曾国藩在这种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影响下，当太平军起，国家处于卵石之秋时，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起兵讨匪。
中国自古以来礼教治国，不问遭遇如何变乱，而圣贤书不可不读，圣贤的遗教不可不守。
洪秀全排斥孔子的经书了，而以基督教的经典为立国纲要，也无怪曾国藩等人要视为“名教之奇变”。
烧掉“学宫”，毁掉“木主”这些读书人所视为最得要的东西，也无怪曾国藩等人忍受不住而领导一般志同道合的人如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出来“卫道”了。
大清王朝以少数民族而统治中国，这自然是曾国藩这个汉人所清楚的。
但当时清开国已历二百年，当年清入关时的创痕已经平复，曾国藩生长世家，从小在孔孟德“忠君爱国”思想中长成，对于君皇的观念。
以为是天意所在，倘若非其人选，天也决不会把世间的同志劝托付给他，所以他们对于君主只有信仰，没有怀疑。
当农民起来反抗封建朝廷时，为做忠君爱国的贤臣而镇压反叛的人民也就天经地义了。
太平天国杂糅西方的“拜上帝教”宣传思想，在其统治区域掀起极大的思想狂澜，传统的儒家经典遭到摧毁。
在单纯的义理阐发和整理国故而显得缓不济急得情况下，倡导经世致用思想的儒家传统文化的代表曾国藩等人挺身而出，以捍卫“圣道”，维护“道统”的面目站在了思想先锋的位置。
有学者说：“倘太平天国仅以打倒胡虏为号召，而不反对儒教，不宣传异端，不侮辱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礼义廉耻”，也许少引起士大夫阶级的反感，也许不会引起曾国藩的武力抵抗了，但事实却不然……”虽然儒教极其有力的维护了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同时它也极大的束缚了国民的思想自由，但是推崇儒教并且其政治思想不能脱离儒家范围的曾国藩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至少保护了整个封建社会不退步到西方落伍了几百年的神权政治时代，另外，洪秀全所传播的“拜上帝教”，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相比，也是迷信、落后的文化形态，曾国藩在某种意义上，是在维护中华文化的慧命，避免了西方落后文化的侵略，因此，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并不完全是反动的，而应该站在维护传统伦理道德以及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去客观的看待。
曾国藩的一生
曾国藩传奇一生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蒋介石说“足为吾人之师资”。
曾国藩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那么我就按照《礼记·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以倒金字塔的方式来概括他的政绩。
一、平天下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
1853年，42岁的曾国藩积极响应清政府的号召，在其家乡湖南，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传销式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武装——湘军。
湘军分陆军、水师两种，士兵则招募湖南农民为主，薪俸为其他部队的三倍左右，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
刚开始曾国藩出师不利，接连吃太平军的败仗，他曾经绝望到跳水自尽，幸亏被部属救下。
曾国藩在上书清廷汇报战况时，也只能以“屡败屡战”自嘲。
但后来，他重整旗鼓，严格军纪，制订周密的作战计划，曾国藩充分利用湘军人与人之间的亲属关系，让他们抱成一团，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
很快他们就逼迫太平军节节败退。
经过11年的战斗，湘军攻破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取得了与太平天国战争的全面胜利。
湘军将帅之廉勇，军纪之严格，是其勇猛善战的重要原因，也使湘军威震天下。
故有“天下无湘不成军”之说。
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
二、治国曾国藩是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在他的领导下，建造出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开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曾国藩还为清朝培育推荐和使用了大批人才。
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英。
为了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
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省长以上的就有40多人。
包含李鸿章、左宗棠等响当当的人物。
三、齐家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
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
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从曾国藩的的遗嘱中，可以看出他治家的精髓。
曾国藩说：“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
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其中第一条慎独则心安，就是严于律已，自强不息；第二条主敬则身强，就是谦虚谨慎，事必躬亲；第三条求仁则人悦。
就是仁者爱人，济世为民；第四条习劳则神钦。
就是勤劳自励，奋斗不止。
四、修身中国自古仁人志士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修身养性之诀》总结了修身十二款：一是主敬，整齐严肃，如日之升。
二是静坐，每日不论何时，静坐一小时，三省吾身。
三是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四是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五是读史，每日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本史书，圈点十页，从不间断。
六是谨言，刻刻留心，时时注意。
七是养气，气藏丹田，宠辱皆忘。
八是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九是日知其所无：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
十是月无忘其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检验悟道的进展。
十一是练字：饭后写字一小时。
凡是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
十二是夜不出门。
减少应酬，养精蓄锐，以便从容应对明日工作。
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
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十年七迁，连跃十级。
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朝独一人；第二，他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他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
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评价他：“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
《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
”他一生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其思想学说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晚清名臣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之间什么关系
曾左为同辈，李是曾的学生，比前3个都晚，但这4个都做到顶级大臣，都是晚清名臣。
比大2岁，比大十几岁。
与算一辈的，同朝为臣，互相钦敬佩服。
的仕途比顺遂，曾国藩官居2品的时候，左宗棠还是一个省巡抚的师爷；但左宗棠善于谋划，精于军事，爱出奇招，不过为人比较狂傲，有点持才傲物。
因为这一点左宗棠还曾被其他人弹劾，曾国藩就上折给皇帝保荐左宗棠。
而曾国藩训练湘军时很困难，当地政府和官员都不配合，唯独左宗棠支持曾，曾率领湘军初次出山之时遭遇大败，要自杀，多亏左宗棠一顿骂和劝解，才让曾重拾信心。
因此，曾和左应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都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人物，名臣。
而是正式拜在曾门下的学生，的特点是脑子聪明，善于解决复杂局面，而且办事果敢，不怕议论，有锐气，这一点深得曾的喜欢。
曾国藩多次保荐李鸿章，并且李鸿章还曾在曾的江宁大营里锻炼学习了一段日子，曾把带兵治军、做学问、办事、处理官场食物的心得倾囊相授，并向朝廷建议由李鸿章去安徽招募兵勇创建淮军，这才有了以后的李鸿章步步发展壮大，成为一代名臣。
比曾、左、李要晚上一辈，曾、李的鼎盛时期，张还在上升期，从中进士到做官办事。
张任的时间是1889年，而曾国藩去世的时间是1872年，整整晚了17年。
张一生作为最大的时期即担任期间（共17年），办了不少实事，后来任之后，成为晚清重臣。
经历过的大事：办洋务、镇压义和团、办外语学堂、中日海战、反对，但实际上他一直在改革创新，他死的那年，朝廷要密谋杀，张劝说不要轻易杀害大臣。
总而言之，以这几个大人物为首的精英，支撑了晚清从开始至这70年间的朝局。
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都是当时的牛人。
而且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清醒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强弱差距，都支持洋务运动，办了不少实事，进行了不少改革创新。
不然清朝的历史可能要早结束50年。
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有什么体会和收获
文学成就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称。
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又选编了一部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
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
所著有、、、、、、及、等。
不下百数十卷，名曰，传于世。
另著有《为学之道》、《五箴》等著作。
军事功劳 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军自湖南北出，攻克汉阳。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建立地方团练，称为湘军，分陆军、水师两种，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为主，薪俸为一般绿营的三倍左右，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
咸丰四年（1854年），总计有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会集湘潭，誓师出征。
初战在岳州、靖港败于太平军，接连吃败战，曾国藩几跳水自尽，在上书时，只能以「屡败屡战」自嘲。
后重整军实，复占岳州、武昌，太平军势力退出湖南。
咸丰八年（1858年5月），攻占九江，气势很盛；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荃包围安庆，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
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南京）。
戎装之曾国藩 太平军抵抗湘军，让湘军吃足苦头，南京城破时，曾国藩说：「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方守冯官屯、林启容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
此次金陵城坡，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
曾国藩入南京后，搞三光政策，「……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
」其实十余万人大多是老百姓，南京文士李圭道：「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虏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
」（李圭：《思痛记》），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有详细记载南京城破：「……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
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
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
曾国荃杀人如麻，纵兵焚城，「雪帅」彭玉麟见状不满，先后二次（1861年安庆之围与1864年金陵之围）致函曾国藩，要求大义灭亲。
曾国荃于南京抢得大量财物，曾国藩对朝廷奏称「伪宫贼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赋库者，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物，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见之事」。
曾国藩处死李秀成，是为杀人灭口。
湘军将帅之廉勇，军纪之严格，是其勇猛善战的重要原因，亦使湘军威震天下。
由此，战乱各省纷纷赴湖南募勇招兵，蔚然成风，故有“天下无湘不成军”之说。
思想学术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
”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
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
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
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
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
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
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他说过购买外洋器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治学论道之经 曾国藩是清末著名的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深。
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乎强有力也”，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
写字或阳刚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
文章写作，需在气势上下功夫，“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
要注意详略得当，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而“知位置者先后，翦裁之繁简”，又“为文家第一要也”。
为文贵在自辟蹊径，“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
“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
持家教子之术 通过对家庭成员的八本三致祥教育，曾家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好儿女，尽管是侯门大族，100多年来未见有纨绔子弟，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教育思想的成功。
曾国藩家教理论体系为：以八本为经，以八宝为纬，以四字要诀、三致祥、三不信穿插其中，经纬连贯，脉络相通，形成的一套治家的完整可师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不同中国传统的关于教育后代的核心理念，反对孔孟朱子颜氏等著名家训所一贯坚持的学而优则仕的学说，并付诸实施。
它对当今社会几乎每个家庭所面对的教育困惑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疆场竞斗之计 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
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
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
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
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
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
选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四曰营务整齐”。
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
如“用兵动如脱兔。
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处世交友之道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
“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
不可轻取人财”。
要集思广益，兼听而不失聪。
“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
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
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
“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
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
“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修身养性之诀 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
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思诚则神钦”。
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
” 人格修炼对他事业有帮助，首先是诚，为人表里一致，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世。
第二个是敬，敬畏，内心不存邪念，持身端庄严肃有威仪。
第三个就是静，心、气、神、体都要处于安宁放松的状态。
第四个字是谨，不说大话、假话、空话，实实在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
第五个字是恒，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
最高境界是“慎独”，举头三尺有神明。
他每天记日记，对每天言行进行检查、反思，一直贯穿到他的后半生，不断给自己提出更多要求：要勤俭、要谦对、要仁恕、要诚信，知命、惜福等，力图将自己打造成当时的圣贤。
许多人都认为人格修炼是空虚的东西，认为修身是虚无缥渺的东西，甚至还是迂腐的，但曾国藩一生的事业，修身才是他事业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贫，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
”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 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
曾国藩为自己立下课程十二条： 主敬：整齐严肃，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读史：念三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日知其所无：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
有求深意是徇人。
月无忘其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
不可一昧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作字：饭后写字半时。
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
凡事不待明日，取积愈难清。
夜不出门。
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曾国藩用人识人之术 怎样用人，特别是怎样用准人，学问极深。
曾国藩用人的学问，是其人生成功术中重要的的一门，他从不盲目选人，糊涂授权，而是睁大自己的一双明亮之眼，遵循“看透人之后再用人”的方法，该避则避、该提则提，显示出到位的领导才智和管理才智。
用人四法：做、省、学、禁； 摸透人的精、气、神； 任用智、言、劳三种人；
李鸿章与曾国藩是什么关系?
李鸿章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
可谓师徒关系下面是详细情况————————李鸿章（1823.2.15-1901.11.7），本名铜章，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
安徽合肥东乡（今肥东县）磨店人。
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
李氏先世本姓许，明季避乱由江西湖口迁至合肥。
九世祖李心庄无子，同庄姻戚许迎溪将次子子慎所给其为嗣，改姓李。
李家世代耕读为生，至李鸿章高祖时才“勤俭成家，有田二顷”，一直与科举功名无缘，直到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李氏一族才“始从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
李文安在科举入仕前，长期在家乡以课馆为业。
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
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入选优贡并奉父命入京应翌年（甲辰）顺天乡试，一举中式；二十七年（1847年）考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
是科主考官潘世恩，副主考杜受田、朱凤标、福济，其房师则为孙锵鸣。
李鸿章在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
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
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
就科举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
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
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
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
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
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
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咸丰三年（1853年）初，李鸿章得知太平军大举入皖的消息后，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
奏上，咸丰帝命吕担任安徽团练大臣，吕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
于是李鸿章与吕贤基一同回到安徽。
翌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
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
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
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
他曾因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
次年又以克复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加按察使衔。
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
七年（1857年），皖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
翌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
他本人遂于九年（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充当幕僚。
其实，适湘军三河新败，需人孔急。
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积极主动。
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
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
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
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
每当遇到困难河挫折，曾则大谈“挺”经。
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
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
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
”而曾国藩的评价则是：“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
”事实的发展正是如此，曾氏生性“懦缓”，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
咸丰十年（1860年）秋，师生之间因曾国藩决定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二事发生严重分歧。
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处万山丛中，是兵家所忌的“绝地”，移驻不妥；而李元度追随曾氏，好为“文人大言”，而非将才，曾深知其短却使他领军防守徽州，甫一兵败又严词纠参，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终至愤而离营。
这表明，李此时的战略和用人眼光已在曾之上。
后来，经过胡林翼、陈鼐和郭嵩焘等友朋的劝说和曾国藩的再三招请，李鸿章乃于次年六月七日重回湘军大营。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
在太平军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
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
钱鼎铭先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钱鼎铭还利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门路要说动曾国藩。
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
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曾国藩的一生
曾国藩传奇一生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蒋介石说“足为吾人之师资”。
曾国藩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那么我就按照《礼记·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以倒金字塔的方式来概括他的政绩。
一、平天下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
1853年，42岁的曾国藩积极响应清政府的号召，在其家乡湖南，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传销式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武装——湘军。
湘军分陆军、水师两种，士兵则招募湖南农民为主，薪俸为其他部队的三倍左右，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
刚开始曾国藩出师不利，接连吃太平军的败仗，他曾经绝望到跳水自尽，幸亏被部属救下。
曾国藩在上书清廷汇报战况时，也只能以“屡败屡战”自嘲。
但后来，他重整旗鼓，严格军纪，制订周密的作战计划，曾国藩充分利用湘军人与人之间的亲属关系，让他们抱成一团，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
很快他们就逼迫太平军节节败退。
经过11年的战斗，湘军攻破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取得了与太平天国战争的全面胜利。
湘军将帅之廉勇，军纪之严格，是其勇猛善战的重要原因，也使湘军威震天下。
故有“天下无湘不成军”之说。
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
二、治国曾国藩是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在他的领导下，建造出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开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曾国藩还为清朝培育推荐和使用了大批人才。
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英。
为了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
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省长以上的就有40多人。
包含李鸿章、左宗棠等响当当的人物。
三、齐家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
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
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从曾国藩的的遗嘱中，可以看出他治家的精髓。
曾国藩说：“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
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其中第一条慎独则心安，就是严于律已，自强不息；第二条主敬则身强，就是谦虚谨慎，事必躬亲；第三条求仁则人悦。
就是仁者爱人，济世为民；第四条习劳则神钦。
就是勤劳自励，奋斗不止。
四、修身中国自古仁人志士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修身养性之诀》总结了修身十二款：一是主敬，整齐严肃，如日之升。
二是静坐，每日不论何时，静坐一小时，三省吾身。
三是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四是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五是读史，每日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本史书，圈点十页，从不间断。
六是谨言，刻刻留心，时时注意。
七是养气，气藏丹田，宠辱皆忘。
八是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九是日知其所无：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
十是月无忘其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检验悟道的进展。
十一是练字：饭后写字一小时。
凡是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
十二是夜不出门。
减少应酬，养精蓄锐，以便从容应对明日工作。
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
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十年七迁，连跃十级。
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朝独一人；第二，他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他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
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评价他：“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
《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
”他一生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其思想学说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曾国藩的优良品质
的优良品质,就是中正,廉洁.曾之所以能在40岁就不如中国的权力中心,无外乎就是因为那一脱,让道光帝对其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