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哪位高人帮我写篇学习十七大讲话的心得体会
让老百姓更多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学习十七大讲话心得体会 十七大报告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充分阐述了“让老百姓更多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的思路，是我们党“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
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首提“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让老百姓拥有更多的财富。
“创造条件”是指多拓展渠道、多提供机会；“更多”意味着覆盖面更广；“群众”就是咱老百姓；“拥有”就是合理合法拥有；“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
整句话连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让老百姓的财富保值增值，让老百姓拥有更多的财富。
报告的这个新说法，意味着老百姓的收入不光来自工资，国家 还将创造条件增加百姓的多元化收入，有利于增加百姓财富，能使大多数人成为中等收入者。
这也正暗合了报告提出的‘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新要求。
十七大提出“财产性收入”，意义在哪里
其一，让群众拥有资本收入对于当下中国发展的重要主题——和谐社会有着特别的意义。
在追求和谐的过程中，贫富分化是一只拦路虎。
如果贫富分化严重到一定程度，贫穷的群体改变生活的能力会变得越来越弱。
如果他们只是通过简单的劳动，而不能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其他方式，那么他们可能会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
而且，如果通过劳动所得的收入不能转化为资本并升值，那么他们与投资人相比，财富的差距会越拉越大。
国家的责任之一就是要使国民在物质生活上逐步接近理想的状态，从而让他们在物质享受上得到更多的幸福感。
这不仅需要促进国家社会总财富的增加，更要促使百姓在相互的对比中获得幸福感和满足感。
因此，国家看重居民投资事务，创造条件让百姓参与到经济发展当中，让百姓成为各项经济活动的主体之一，让他们除了劳动报酬以外，还有机会得到经济事务总成果的分享，无疑是遏制贫富分化的途径之一。
其二，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十七大提出的这个“创造条件”，涵盖了多方面的重要内容。
有专家指出，这首先需要创造良好的政策条件，包括制定相应的政策，来保证收入可以转化为财产，同时规定通过财产获得收入，只要正当，就应该得到保护。
其次，国家要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包括市场的公平交易机制、抗风险机制、价格形成机制等；此外，完善相关市场的监管也是应当创造的重要条件，对投资者进行相应的风险教育，也是“创造条件”的重要内容。
因此，我们可以预言，国家势必要建立更加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让老百姓能够安全、放心、明白地拥有财产和赚取财产性收入。
可以想象，随着国家在各个投资领域都努力创造条件，让百姓更方便地介入，那将是一个多赢的结局——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会从中受益。
其三，从总体上看，鼓励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有利于让更多的人成为中等收入者。
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是我国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这一思路，与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可谓一脉相承。
而在整个宏观经济的良性运行上，让更多的人拥有财产性收入也有明显的意义。
当人们普遍都有一定的财产性收入时，也意味着整个经济的消费结构处于比较合理的阶段。
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拉动经济增长最关键的还是要靠内需，而中等收入阶层的存在是拉动消费的重要力量。
相反，如果贫富差距过大，国家人均GDP的增长主要反映在高收入者收入的增加上，要拉动消费谈何容易
要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又谈何容易
可见，十七大报告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也是着眼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健康与均衡。
（背景资料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老百姓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当前居民储蓄在15万亿元左右。
而随着股市等金融市场的繁荣，百姓投资理财热情高涨，到今年10月初，沪深两市投资者开户数超过1．2亿户；基金资产净值总计已超过3万亿元，基金投资账户数超过9000万个。
） 二、首提202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走共同富裕道路。
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
这是首次在党代会报告中正式使用这种提法。
5年前的十六大报告提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
当时，没有使用“人均”一词。
“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
”这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履职之初曾表述过的感受。
中国人口较多，单纯以经济总量来衡量，可以表明中国国力的增强，但是人均GDP更能反映居民在经济发展中分享的成果，反映的是国民的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
在综合国力提高的同时，人均GDP提高，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的提高，这是以人为本的体现。
新目标充分体现出党将发展成果惠及人民群众的战略部署，表明我们党对小康社会的认识有了深化和拓展，更加符合时代潮流，更加顺应民意。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人均GDP为7078元，按当年汇率折算为约856美元。
如果2020年实现翻两番，那么到时候人均GDP应该达到3500美元左右。
这一目标的提出是建立在坚实基础上的，实现这一目标很有把握。
从2003年到2006年，中国经济已经连续4年保持了10％以上的快速增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06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上升到16084元，按可比价格计算，200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相当于2000年的1.69倍，人均GDP已经超过2000美元。
按翻两番的要求计算，到2006年已经实现了42.3%。
也就是说，我们用了六年的时间，已经完成了20年时间所要完成目标的四成多的目标任务。
按此测算，在2007年到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5.4%，即可实现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
专家们认为，未来几年，中国人口增长速度趋缓，人均GDP的基数不会增加太多，这有助于翻两番目标的实现。
三、首提“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收入分配模式日趋成熟 从人们所熟悉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十六大报告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再到十七大报告中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针对分配领域的新提法，不仅表明了党中央对分配制度的深入思考和探索，更反映了党对收入分配公平的关注，体现了对低收入群体的政策倾斜和关心。
尤其是报告所提出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关系的指导原则，是解决收入差距逐步拉大问题的政策要点和着力点，也是对党的十六大所提出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分配原则的进一步完善和调整，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我国收入分配改革不断深入，收入分配模式日趋成熟。
1、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确立新型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处理国民收入分配矛盾新的基本原则。
国民收入由居民收入、企业（或集体）收入和国家收入三部分构成。
过去，当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发生矛盾的时候，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和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往往按“确保国家、留足集体（或企业），最后是个人”的原则进行处理。
虽然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按这一原则协调三方面的利益关系有必要、也是不得已的，但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年均9%以上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已经具备了物质和体制基础。
2、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更好地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近30年的改革开放，收入分配领域的市场调节机制作用正在逐步加强。
但是在现实中，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形成市场分配机制相对容易，而劳动报酬实现完全的市场调节则相对复杂。
目前我国初次分配存在很大问题，比如说，在一次分配里，企业拿了大头，国家也拿了大头，真正的劳动者拿得相对来说比较少，在比如说，一些企业的利润非常高，这些企业拿了利润后，就不知道该去干什么了。
国有企业不分红，本来是国家的投资，国家给了各种各样的优惠条件赚来的钱，有些是资源赚来的钱，没有分红，也就没有进入公平分配。
虽然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初次分配的原则，但受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过剩和长期以来工资收入水平偏低因素的影响，初次分配仍然存在着资本所得不断提高、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趋势。
劳动收益的流失，是初次分配不公的最突出表现，也是造成社会矛盾加大的重要因素。
初次分配不公的突出表现有：由于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尚未建立所造成的劳动力流动受阻和就业不充分而引起的分配不公；由于不合理的行业垄断所形成的企业之间市场竞争环境失衡所导致的分配不公；由于企业之间的生产经营条件的差别而产生的分配不公；企业内部资本所有者、经营管理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不公平；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城乡发展失衡、地区发展失衡、利益分配格局失衡、公共财政资源配置失衡等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现阶段我国迫切需要确立公平、正义、共享的价值观，并以此为标准来评估和纠正现实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中的疏漏。
迫切需要通过深化社会分配体制改革、加大履行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使低收入者获得扶助，使高收入者得到调节，以避免因收入差距过大以及少数垄断性行业收入过高的现象愈演愈烈。
迫切需要强化城乡公民平等参与分配，并调整经济政策与公共资源配置等措施，去构建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以给全国人民一个稳定乐观的心理预期。
这也正是党的十七大报告反复强调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加速缩小收入差距的主旨所在。
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加以重视，很容易陷入像南美等许多“福利国家”的陷阱里。
要成为“福利国家”，第一，就得高税收，高税收后，企业等各方面的动力就不大；第二，需要高福利推动高税收。
而这样做后，就进入恶性循环，许多国家的发展道路已证明此路不通。
东亚的许多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并没有出现非常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
在很长的高速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必然伴随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
社会分配格局确实必须改变了。
第一，改变国家居民收入比例，控制居民收入在GDP分配比例持续下降的局面。
第二，要改变资本分配能力比较强，劳动能力非配比较弱的局面。
第三，居民收入中工资性、创业经营性、投资财产性这些收入要完善起来，不能光靠工资性的，农民不能仅局限于种地收入。
第四，要控制垄断企业的工资收入，要限制这些企业的工资增长速度，发挥集体在工资谈判中的作用，保障农民工拥有和单位谈判，形成工资的制衡力量。
第五，对广大低收入人群进行财政转移支付。
第六，利用税收调节高收入的，包括所得税、房产税，遗产税、赠予税，税种要全。
第七，发展慈善事业。
第八，要鼓励创业，扩大中等收入的人群，减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群，这样整个基尼系数才能下降。
3、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让普通劳动者更多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平均水平快速增长，但收入差距也不断拉大，成为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因素。
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有很多，也很复杂，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部分居民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结构比较单一，并且主要通过初次分配的形式来获得。
而劳动报酬存在水平偏低、增长幅度偏小的情况。
因此，“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比如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等）不仅能直接增加劳动报酬，也能缓解收入分配领域政府转移支付的压力，进而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本人刚弄的,过两天发言要用,请勿外泄.你可略加修饰使用.)
什么是三重一大
“三重一大”，即：重大问题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大额资金使用。
“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做出决定”的制度（简称“三重一大”制度） 。
“三重一大”最早源于1996年第十四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公报，对党员领导干部在政治纪律方面提出的四条要求的第二条纪律要求。
具体表述如下：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
第十四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公报全文如下：第十四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1996年1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98人出席了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纪检监察机关的负责同志，以及出席解放军纪检工作会议的同志列席了会议。
全会以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贯彻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回顾了1995年反腐败斗争的情况，部署了1996年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了会议。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尉健行代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在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李鹏、乔石、李瑞环、刘华清、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会议。
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和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解放军驻京各大单位及武警部队的负责同志。
全会认真学习、讨论了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
一致认为，讲话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阐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国内外环境中，加强党的建设、健全党内监督机制的重大意义。
明确指出我国要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关键在于把党建设好。
深入学习和贯彻江泽民同志的讲话精神，对于保持我们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对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抓住时机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战胜一切困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于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都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指导意义。
全会回顾了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以来反腐败斗争的情况，指出，各级党委、政府更加自觉地贯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特别是中央及时正确地处理了王宝森的经济犯罪和陈希同同志的严重错误，并决定对陈希同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对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各级党委、政府进一步狠抓了各项工作的落实；各级执法执纪机关认真履行职责，做了大量工作；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和参与，反腐败斗争以更强的声势、更大的力度向前推进，反腐败三项工作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
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有的领导干部对反腐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自律意识不强，工作力度不够；一些腐败现象还在发展，有些不正之风纠而复生等。
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还很艰巨。
全会指出，1996年反腐败工作总的要求是，以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反腐败三项工作的格局，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强化党内监督机制，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把反腐败斗争进一步引向深入，保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1996年经济工作方针和任务落到实处，为“九五”计划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环境。
第一，要继续落实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以来关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各项规定，重点抓好三项工作：一是继续落实制止用公款“吃喝玩乐”的规定，从加强财务管理入手，巩固已有成果，防止反弹。
二是继续抓好清理违反规定乘坐小汽车的工作，着重建章立制，规范领导干部配车工作，并使清理下来的小汽车全部得到合理使用。
三是采取有力措施，解决领导干部在住房、建房、购房、装修住房等方面存在的以权谋私问题。
对省（部）级领导干部在遵守政治纪律和廉洁自律方面提出更严格的要求，要求他们既要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又要保持思想道德的纯洁性。
在政治纪律方面：（1）维护中央权威，在政治上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反对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保证中央政令畅通。
（2）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
（3）反对阳奉阴违、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的行为。
（4）坚决反对和制止散布反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言论，反对自由主义，反对传谣信谣等一切破坏党的团结的行为。
对违反政治纪律的，必须及时严肃处理。
在廉洁自律方面：（1）自觉遵守党纪国法，带头执行中央关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凡要求下属干部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凡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
（2）要管好领导班子成员，并对主管地区、单位的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负责。
领导班子成员和主管地区、单位发生严重腐败问题，属主要领导人官僚主义和失职渎职的，要追究其领导责任。
（3）要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他们中有严重违法违纪的，领导干部应承担责任；放任、包庇甚至纵容他们违法违纪的，要追究领导干部的责任。
要继续抓好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等三项制度的落实；同时实行《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把廉洁自律工作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
县（市）直属机关的科级干部、乡镇领导干部和基层站所负责人，以及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领导干部要继续认真贯彻执行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
第二，要继续加大办案力度，突破一批有影响的大案要案。
要集中力量查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骗税、套汇、走私、贪赃枉法，以及失职渎职和虚报浮夸的案件。
要组织力量，采取执法监察、专项检查等方法，深入到发案率较高、大案要案较多的金融、证券、房地产、土地出租批租、建筑工程承发包等领域，揭露和查处违法违纪案件。
要重点查办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违法违纪案件。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办案工作，进一步加强领导，党政主要领导要亲自过问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重大问题要亲自动手解决。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要在党委的领导下，成立由有关执法、执纪部门主要领导参加的反腐败协调小组，加强对查处大案要案的统一领导和协调。
第三，纠风工作要继续把治理公路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中小学校乱收费和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作为重点。
进一步清理公路上的收费站卡，实现在国道、省道上基本无“三乱”现象。
治理中小学校乱收费工作仍以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为重点，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校的收费行为。
要继续抓好已明令取消的减轻农民负担项目的落实，狠刹巧立名目向农民集资、收费，加重农民负担的不正之风。
对使用非法手段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的，要依法严惩。
要认真清理预算外资金，清理“小金库”，坚决制止将预算内资金转到预算外。
对公款私存、损公肥私、化公为私、挥霍浪费等违法违纪行为，要严肃处理。
各部门、各行业都要确定1996年纠风的目标和重点，纠正自身存在的突出不正之风。
各级党委、政府及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整治经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的重大决策和措施的贯彻落实，针对当前存在的财经纪律松弛、经济秩序混乱的突出问题，加大执法监察力度，保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各项任务的实现。
全会指出，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内监督机制。
按照中央对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的精神，为了进一步发挥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对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监督职能作用，经党中央批准，在坚持现行领导体制的前提下，重申和建立以下五项制度：（1）按照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的有关精神，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选派部级干部到地方和部门巡视，其任务是了解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国家机关部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廉政情况，直接报告中央纪委，中央纪委及时报告党中央。
（2）党的地方和部门的纪委（纪检组）发现同级党委（党组）或它的成员有违反党的纪律的情况，有权进行初步核实，并直接向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告，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干预和阻挠。
需要立案检查的，按有关规定报批。
（3）党的地方和部门的纪委（纪检组）接到对下一级党委（党组）成员的检举和控告，必须报告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任何人无权扣压。
（4）凡属地方和部门主要领导干部的提拔任用，党的组织部门在提请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前，应征求同级纪委（纪检组）的意见。
（5）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领导干部的提名、任免、兼职、调动，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必须事先征得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的同意。
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切实加强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健全反腐败工作领导机制。
要切实抓好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继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特别要学习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党的宗旨教育和党风廉政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遵纪守法观念，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
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群众观念，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党和人民掌好权、用好权。
要逐步健全防范领导干部滥用职权的监督制度。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努力建设一支党性强、业务精、作风好的有战斗力的队伍。
各级党委、政府要继续加强对纪检监察工作的领导，支持和保护纪检监察干部履行职责，为他们创造必要条件。
全会指出，今年是实施“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第一年，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任务都很繁重。
努力做好今年的各项工作，至关重要。
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必须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从维护和发展全党工作的大局出发，坚定地贯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把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做得更扎实、更深入、更有效。
全会号召，全党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统一思想，齐心协力，奋发进取，讲求实效，取得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的新成绩，为促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维护政治稳定作出新贡献。
历程2005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发[2005]3号）第六款第十三条提出：“加强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
要认真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监督民主集中制及领导班子议事规则落实情况，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
”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1] 》。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切实加强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建设，进一步促进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规范决策行为，提高决策水平，防范决策风险，保证国有企业科学发展，按照中央关于凡属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运作（简称“三重一大”）事项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的要求，现就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提出如下意见。
1978年中国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什么说这一年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具
1978年中国大事记1、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次召开全国政协会议，与上一次全国政协会议相隔已有13年。
出席这次政协会议的委员有1862人。
他们当中除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外，有各爱国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的代表；有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界人士；有各民族的代表；有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的代表；有台湾省籍同胞的代表和港澳同胞、归国侨胞代表和其他有代表性的人士。
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人民政政协会议章程》和决议，选举为第五届政协主席，乌兰夫、韦国清等22人为副主席。
这一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政协恢复了重建，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2、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由于其取得的成果和特殊背景，而时常引起后人的关注。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达3456人。
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聂荣臻、刘伯承等20人为副委员长，姬鹏飞兼秘书长，委员175人。
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会议决定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根据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提议，决定、李先念、徐向前等13人为副总理，决定了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
会议选举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
从最高领导人员的构成上看，一批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回到领导岗位。
会议取得的另一个巨大成果是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1978年3月18～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6000人出席，盛况空前。
代表中，来自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工厂、农村、部队、医院的科技人员3478人，占代表总数的62.3%。
其中，副研究员、副教授、副总工程师以上的有近千人。
开幕大会由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发表重要讲话，他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号召大家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华国锋作《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报告，闭幕会上宣读了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
大会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表彰了826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
大会对改革开放的影响既重且深，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4、《工业三十条》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发到各工业管理机关、各工交企业试行。
《工业三十条》规定，国营工业企业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和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责任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制。
并分别明确了企业党委和职工代表大会的职责。
这个文件下达后，各地抓紧进行整顿企业的工作，使一批重点企业较快地改变了面貌。
《工业三十条》指导了工交领域拨乱反正，从而推动了中国工业的改革和发展，成为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新开端。
5、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发动之前，经济学界开始了以按劳分配问题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大讨论。
大讨论始于1977年2月，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
在讨论过程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研究》等报刊从1977年年中开始，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把经济学界的讨论引向了社会。
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将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
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以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大讨论共举行了七次研讨会，至少有两千人次以上的理论工作者参加研讨。
研讨成果先后编辑成《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关于按劳分配问题》、《论按劳分配》、《建国以来按劳分配论文选》等文集出版。
6、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公开发表。
文章遭到了严厉的指责。
在激烈的反对声中，理论工作者又在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于真理的标准》的文章。
在罗瑞卿的支持下，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署名“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人民日报》给予转载。
但指责批评仍在继续。
在这个关键时刻，7月21日和22日，分别找中宣部长和中组部长谈话，对这场思想解放表示明确的支持。
9月10日《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一文，《人民日报》9月25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光明日报》、《解放军报》9月26日转载。
这一系列的文章直指“两个凡是”的要害，从哲学层面上讨论解决党内的路线分歧，在全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讨论。
这场大讨论，实质上是一场呼唤社会主义新时期伟大变革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巨变的先导。
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意识和执政意识的新觉醒，为党和国家进行拨乱反正、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7、全军政治工作会议1978年4月27日～6月6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次会议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召集，主要任务是，研究确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务。
这次会议有军以上单位的政治委员或政治部主任等383人参加。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到会讲话。
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在会上作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报告。
6月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到会作了重要讲话。
他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
是政治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实际上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
的讲话有力地支持了国内正在进行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在讲话中还谈到怎样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
指出，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政治机关是党的工作机关，要搞好各方面的整顿，恢复政治工作的职能、作用和威信，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
会议讨论和修改了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条例、干部服役条例三个文稿。
8、《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1974年11月起，中国和日本就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开始谈判。
1978年8月12日，两国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
华国锋、、廖承志出席，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日本国外务大臣园田分别代表本国在条约上签字。
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史上的又一件大事。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共五条，其基本内容是，确认《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缔约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在相互关系中，确定彼此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愿意继续为开展经济和文化合作，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
缔约双方还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太地区或其他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条约有效期十年。
8月16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这项条约。
10月16日、18日、28日，日本的众议院、参议院、日本政府分别批准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同年10月，应邀访日，两国在东京交换了条约的批准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赢得了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
9、发表“北方谈话”“北方谈话”是相对于1992年在深圳等地的“南方谈话”而言的，是指1978年9月13～20日，出访朝鲜归国，先后视察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之后又经停唐山、天津，所到之处发表的重要谈话。
“北方谈话”的主要内容:1，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要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2，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
3，我国体制存在很大的弊端，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
加大地方权力，特别是企业权力，要讲责任制；按劳分配，增加收入，刺激经济发展；精简机构，发展服务行业安置劳动力；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要到发达国家看看，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等等。
“北方谈话”集中反映了在历史大转折前夕的理论思考，对这一转折时刻的到来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10、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共290人。
此前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为三中会议作了充分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主要体现在:1、会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为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确定了根本的指导思想。
2、会议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
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
3、会议提出了要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是中国共产党确立全面改革开放战略方针的开端。
4、会议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
5、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会议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
6、会议给已经查清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并提出要继续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进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7、会议提出科学对待和思想的问题，强调要继承和发展思想。
8、会议研究了国际战略，确定了外交方针。
9、会议确定了祖国统一的新方针。
10、恢复和确定了正确的组织路线。
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实际上形成了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为贯彻执行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奠定了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开辟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新篇章，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11、中美建交1978年12月16日，中国和美国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联合公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公报说: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双方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
公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将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
”中国和美国建交当日，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
中美建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创造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
12、城市改革的试点1978年开始的城市改革试点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一，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
1978年10月，四川就开始在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等六个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不久，试点企业扩大到100个企业。
1979年5月，国家经济委员会、财政部等6个部门在北京、天津、上海选择首都钢铁公司等8个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第二，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从1980年起，开始实行新的财政体制。
主要作法是:北京、上海、天津仍实行统收统支；江苏省实行“比例包干”；广东省、福建省分别实行“定额上交”和“定额补贴”；云南、贵州、青海3省和新疆、宁夏、内蒙古、西藏、广西5个民族自治区实行特殊照顾（中央补助的数额每年递增10％）；其余15个省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新办法，一定5年不变。
第三，发展多种经济形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鼓励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中央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
从1978年到1982年，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
这对繁荣经济，活跃市场，扩大就业门路，增加服务网点，方便群众生活，起了积极的作用。
上述三个方面的改革试点，使我国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可以说既为今后的改革积累了经验，又为改革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13、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突破口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长期以来被当作“资本主义”进行过严厉的批判。
1978年冬，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将全村土地按人口承包到户，国家和公社大队的摊派任务分包到户完成，剩余的全归个人，即“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几乎与此同时，四川省农民也实行包产到组等责任制。
这一作法得到两省领导的支持。
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把生产队的统一经营与家庭的分户经营结合起来，把农民的切身利益同产量密切联系起来，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和干活大呼隆、瞎指挥的弊病，有利于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由于联产承包，农民在集体经济中的地位由单纯的劳动者变为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变为真正的主人翁，受到农民的欢迎。
联产承包也遇到巨大阻力。
、陈云等人给予支持，1980年9月，中央发出文件，突破多年来把包产到户等同于分田单干和资本主义的观念。
随后几年时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开。
解决了农村体制的重大问题，推动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改革和建设事业
消防队属于什么部门?
2018学习全国“两会”精神心得体会2018年全国两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分别于2018年3月5日和3月3日召开，于3月20日和3月15日胜利闭幕。
这次全国“两会”，是新时代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一次高举旗帜、维护核心，统一思想、凝聚伟力，继往开来、奋发前进的历史性盛会。
大会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洋溢着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浓厚氛围，取得了圆满成功。
“两会”审议通过的各项工作报告，以及宪法修正案、监察法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央路线方针政策，为我们做好今年各项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内涵博大、主旨鲜明，是对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丰富和深化，是指引我们做好工作的重要遵循，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我们要充分认识全国两会的重要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部署要求上来，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要牢记总书记号召，要乘着新时代的浩荡东风，加满油，把稳舵，鼓足劲，让承载着13亿多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中华巨轮继续劈波斩浪、扬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