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说明《白鹿原》艺术特色
《白鹿原》读后感 《白鹿原》是主要描写抗日战争前到解放战争胜利这段时间白鹿原的历史。
总地来说写了白鹿原上白家和鹿家的故事，书中涉及几种类型的人物：以白嘉轩为代表的封建人物，以鹿兆鹏、白灵为代表的共产党，以为岳维山、田福贤为代表的国民党，以黑娃鹿兆谦、郑芒为代表的土匪（虽说后来黑娃投靠了国民党），以及以朱先生为代表的中庸派（有爱国情怀，但不参与任何党派）等。
白嘉轩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家长，恪守祖先家训，继承祖先的地位成为白鹿原上仁义村的族长，管理着族内事务。
白嘉轩是那种让人一看就心生畏惧之感的人，用黑娃的话说，他的腰挺得太直太直了。
白嘉轩对自己的三个儿子都管得很严，而对自己唯一的女儿却是疼爱有加，这也为白灵反抗自己的家庭，最终走向共产主义道路埋下了伏笔。
每个人都有它的两面性，白嘉轩也不例外。
白嘉轩一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会去找大姐夫朱先生，面对妻子的死亡，他也会悲伤的哭泣。
作为封建家长的他，很注重教育，注重子女的教育，也注重族人的教育。
办小学，请先生，就是其表现。
但也要看到其封建的一面，鹿家的两个儿子去参加新式教育了，而他选择了将孩子带回家，教他们干农活从此不再过问学习的事了。
至于白灵的参加新式教育，完全是来源于她的离家出走，以及后来的以死相逼，不然白灵也就是一个平凡的农家妇女，也没有了她对中国解放事业的贡献。
说到《白鹿原》这部作品，不能不说到里面的朱先生。
全书对朱先生的着墨很多，写得最多的是他的博学多才，他那遇事冷静，以及他具有的处事能力和预知能力。
可是说，全书对他有的只是夸赞，当然也让我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朱先生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对整个原上的人来说，朱先生很是德高望重。
不仅表现在他自身的修养上，也表现在他超凡的能力上。
看了《白鹿原》的鹿子霖，你有何感想
我觉得鹿子霖这个角色真的是被演绎的淋漓尽致，从头到尾都是一副奸人的嘴脸，按理说，这样的人物会让人恨之入骨，但是我却对他恨不起来，我有我自己的感想。
首先，我个人觉得对于鹿子霖这个人物，我是非常理解的。
我们都知道鹿子霖凡事都以自己的角度看问题，处处都为自己着想，把自己的小算盘打的叭叭响。
特别是对于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上，他总是会第一个出现，但是一旦有什么人做了伤害他自己利益的事情，他是绝不允许的。
不过对于鹿子霖的这些做法和性格我是非常理解的，首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而鹿子霖处处都为自己着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在当时的那种时代背景之下，鹿子霖又不得不那么做，因为时代的动乱，一家人随时都有面临危险的可能。
而他又不得不为自己做准备，而他这么做也是为了家里人着想。
而鹿子霖的第二点我是非常的羡慕，那就是他有两个非常出色的儿子。
所以我决定鹿子霖在对下一代的教育问题上始终持开放的态度，这也就是为什么兆鹏两兄弟可以进城上学，而孝文两兄弟却始终都呆在白鹿原上。
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鹿子霖是始终跟着时代潮流走的一个人，当然他的眼光也是非常的长远。
而对于两个儿子的品行，我们也都看在眼里，我们暂且不说他们都是为什么人而革命。
单说两个人正直的品行和孝顺的心都让人羡慕不已。
这些也都归功于鹿子霖。
所以我觉得鹿子霖这个人物是一个典型，首先，我们应抵触鹿子霖的个人主义，我们也要学习鹿子霖紧跟时代潮流的行径。
《白鹿原》在叙事结构和视角上有哪些特点
(1)在叙事上，一方面采用多线索交叉并进的，在错综复杂的故事中采用 故故事的方法。
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主线突出、明暗清晰的特点，围绕着白鹿两家的明 争暗斗，不仅展示了白鹿村的家族历史，而且也展示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过程。
(2)在叙事视角上，主要采用一种“全知视角” ，既不宥于已有的社会历史观点，也不完 全依从自己的个人见解，而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以一个普通人的眼光来叙述历史和故事。
白鹿原研学体会100字
陈忠实的，是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 重要收获之一，能够反映那一时期小说艺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把这部 作品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格局里考量，无论就其思想容量还是 就其审美境界而言，都有其独特的、无可取代的地位。
即使与当代世界 小说创作中的那些著名作品比，也应该说是独标一帜的。
因 此，早就该有一本关于它的评论专集出版了。
一 好的作品，是经得起反复阅读，反复评论的，包括否定性的批评。
早在1993年问世之初，就好评如潮，不仅评论界以一种显然 久违了的热情表示了肯定与称赞，而且广大读者争相购买、传阅、议论 ，新闻媒体也好不容易找到了做文章的题目，一时间形成了所谓“陕军 东征”的热门话题。
当然，也存在着争议，有些不同看法，这本来是很 正常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一本《白鹿原》评论集，我以为无论对读者领 略这部作品的深层意蕴，对研究者作进一步的探讨，抑或对作家本人， 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我举双手赞成。
因此，当这本评论集经过先后 几位论者多方搜求并最终由李建军编定时，何启治先生打电话给我，命 我作序，我便欣然允诺，虽然自分能力有限。
我是在《白鹿原》刚刚刊行问世时就仔细读过这部作品的，作者的 笔力和作品的凝重、苍茫，令我折服，让我震惊，一时思绪浪涌，兴感 云屯。
直觉告诉我，在秦地的柳青、杜鹏程这些当代小说大师之后，陈 忠实攀上了一个新的制高点，他同时也大大超越了自己的同辈作家。
然 而我至今没有写过一篇《白鹿原》的评论，只在北京关于这部作品的研 讨会上做过一次不长的发言，另外在一篇关于文学鉴赏的地域文化因素 的论文和一篇叫做的文章里作为个例，有所涉 及。
所以如此，一是我想让自己初读后的纷繁思絮和激越情怀沉淀沉淀 ；二是在稍长一点的时段里印证自己最初的那些直觉，它们也同样需要 接受时间的检验与磨洗。
新近，为了写这篇序言，我又重读了《白鹿原 》，感觉依旧新颖。
那厚重而又极具表现力的语言，那细致而又洗练到 让人难以忘怀的细节，那一个个命运独特而又个性突出的人物性格以及 他们的命运，那整体的浑厚、苍凉而又深邃得颇带神秘感的地域文化特 色，还有那血泪交流、悲剧交叠的沉重的历史氛围，等等，都仍然引我 遐思，让我感喟。
我坚信它有恒久的艺术魅力，虽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 评论，我仍然觉得有话可说，我应该相信自己初读时的直觉。
二 收在这本评论集中的文章，有许多在初发表时我就在有关报刊上读 过，还有相当一些，过去不曾读过。
无论以前是否曾经寓目，这次写序 ，我都把入选的文字，从头到尾，逐篇读过，并且做了笔记。
读完这些 评论之后，我有这样一些突出感受：其一，《白鹿原》以其丰厚的内蕴 ，包括思想的、文化的、政治的、伦理的、社会历史的，民俗风习的、 人情人性的等等，还有相当成熟的艺术技巧，包括结构、叙述、语言运 用等等，为批评家们提供了评说的对象，供他们开掘、阐释、发挥。
评 说的角度是多方位、多层次、多侧面的，同时也是深入肌理的。
这说明 《白鹿原》是经得起批评的，它没有被有分量的批评压碎，而是在这些 批评中更见光华。
其二，这本评论集中所收的文章，并非《白鹿原》评 论的全部，而是选收。
尽管水平互见参差，但多数言之有物，持之有故 ，足备一家之说，能够从中见出九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具体作品 的评论上所可能达到的境界。
其三，可以明显看出，虽然评论对象是同 一个《白鹿原》，但批评家的个性差异是相当大的，各人的才性、气质 、行文风格自不必说，就是批评观念，批评方法，批评标准也相当不同 ，因而就在总体上形成了一种的多元互补的评论格局。
这种格局，恰好 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多元大格局在一部具体作品评论中的缩微展示， 可以以小见大。
其四，，《白鹿原》是很难说尽的，尽管这个集子选收 了四十余篇评论和阐释文章，但还有一些重要的方面，没有涉及到，或 虽有涉及却缺乏必要的深度和力度。
这说明，对《白鹿原》的研究，还 大有可以深入的余地和可以拓展的空间。
其五，《白鹿原》的接受过程 并非一帆风顺，它的艺术审美价值，文化历史价值和思想认知价值的基 本上被承认，它的终于能在上一世纪中国长篇艺术精品长廊里占有一个 公认的位置，广大读者的欢迎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但出版社的力荐， 评论界的卓有见地的阐释与评价，则尤其功不可没。
收在本书中的首篇评论是雷达的。
这篇文字，理 路沉雄劲锐，穿透力极好，写得华滋勃郁，情文并茂，且论证分析，多 有独到见地，能够发人所未发，见人所难见，可以说是第一篇给了《白 鹿原》以系统全面的准确评价的文章。
这篇文章，不仅以其准确的评价 ，对于一般读者的阅读，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许多见解至今未被超越 ，而且相当真实地记录了批评主体在欣赏作品时所体验到的巨大的震撼 和魅力。
好的评论文章，当然能够从中见出对批评对象的准确把握，但 这也同时未始不可以从中见出批评家本人的学力，阅历，眼光和识断。
正是如此。
职业的评论家，固然有一双特别挑剔的眼 睛，但如果遇到好的作品，总会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并且会在这一 兴奋中迅速建立起与作家作品的交流关系，激活自己相对应的知识积累 和人生体验，形成共鸣和共振，于是万途竞萌，灵感纷至沓来，秉笔而 书，便有了好的批评文字。
我敢断言，雷达的《白鹿原》论正是在类似 于这样的昂奋状态下形诸笔墨的。
评论的水平，不是评论对象的水平， 而是评论家的水平，也就是说敏锐地捕捉对象和准确地把握对象的能力 ，正足以见出评论家的实力。
在我所读过的雷达的作家品论中，这篇《 废墟上的精魂》是很有代表性的，属于他的上乘之作。
正是《白鹿原》 的成功和出现，为如雷达这样颇具实力的评论家们提供了对象，提供了 驰骋才思的空间。
这样，我们便在《白鹿原》的评论中，看到了当代中 国几代批评家的一次小小的汇集，一次实力和水平的展示，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如果说，《白鹿原》能够反映九十年代我国文学创作所达到 的水平，那么，围绕《白鹿原》而形成的这道评论的风景线，也能够反 映我国当代文学批评所达到的水平。
三 朱寨称《白鹿原》为“扛鼎之作”。
鼎乃国之重器，扛鼎，誉其举 重的神力。
朱寨是当代文学批评界公认为德高望重的前辈，他有开阔的 视野和广博的参照，因而，他的这个评价就颇具权威性。
其实，绝大多 数有关《白鹿原》的精彩评论，只要说到点子上，触及要害处，都无不 证明了他的上述论断。
世纪之末，中国的文化思想有一股反思的潮流，其反思的对象以中 华民族的百年历史行程为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军 事、道德、学术等几乎所有社会生活的领域，但反思的主体始终是以知 识界，即我们这个民族专司思考的群体，为骨干，为中坚的。
这股反思 的潮流，初起于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不久。
就是说，它是被一场持 续十年的人为的浩劫提上日程的。
当其初起之时，是以接续伤痕文学并 很快漫卷文坛的“反思文学”为先导的。
到八十年代中期，这种反思开 始突破纯政治的眼界，有了更多的文化方面的探究与扣问，甚至出现了 相当自觉的文化传统的溯源，这就在文学潮流上衍变出了名噪一时的“ 文化寻根”小说。
进入九十年代，由于历史发展的某些特殊的条件，再 加上新旧世纪之交面临的种种机遇和挑战，以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回顾 与前瞻的心理趋向，知识界的反思，逐步向更广阔的学术领域扩展，而 文学的反思，也仿佛是总结了、综合了七十年代反思文学和八十年代“ 文化寻根”小说的成果，向更深邃、更幽微的历史生活的层面突进了。
《白鹿原》就是这一反思潮流的最重要的代表之一。
单以小说而论，在 它之前面世的王蒙的，张炜的，在它之后面世 的王蒙的“季节系列”，刘心武的，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 》，李佩甫的等，都具有明显的反思性质。
反思，必然要变 换角度，变换评价的观念和标准，不可能完全站在事情发生的当时的立 场上。
就时间的跨度而言，《白鹿原》的主要故事都发生在上一世纪的 前五十年，只有少数地方提到六十年代的“文革”。
类似的题材，《太 阳照在桑干河上》、、等，都涉及过。
但《白 鹿原》写出了新意。
它虽然仍有政治的视角，但却不再拘泥于原先的政 治框架和僵化观念，而且超越了事件发生当时狭隘的党派意识。
更重要 的是作家有了更为开阔的大文化的视野，在这样的视野之下，许多过去 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东西，充实到艺术的画卷中来了，许多过去根本 不可能看到的那些深隐的，乃至多少显得神秘的层面、因素和意义，终 于开掘出来了。
在我看来，这就是《白鹿原》能够给人以震撼，让人耳 目一新的重要原因了。
“扛鼎”之议，首先与此有关。
因此，许多有眼 光的评论家，都注意到了《白鹿原》的这种变换角度的反思的特点。
雷 达为了说明这一点，还专门把《白鹿原》和作了对照的分析 和评论。
指出浩然因为事事、处处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挂钩，而“不 知遗漏了多少文化意蕴和精神空间”。
王仲生《民族秘史的扣询和构筑 》，洋洋万言，更是把反思作为自己论述的一个基本支点。
王 仲生既然把反思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上来对待，他就不能不首先着眼于 创作主体的分析。
他认为，作家是站在一个现代的立足点上来进行反思 的，处于这一反思的中心的，始终是人的命运。
这样，他就从《白鹿原 》叙事中捕捉到了更为根本、更为要害的民族生存问题。
在他看来，民 族生存问题的思考与探究，既是《白鹿原》反思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 宿点。
而王仲生也正是从“民族生存的历史反思”，“民族生存的文化 反思”，“民族生存的生命反思”这样三个不同的角度，支撑起他解读 《白鹿原》的理性架构。
评论家在这里既评价着作家的反思，同时也是 伴随作家而进行着他自己的反思。
评论家的这种由反思而引致的反思， 虽说是在作家反思的延长线上，却相互发明，起着一种放大原作品的反 思的作用。
关于反思，王仲生还说，陈忠实不是听从既定的结论，并从这结论 出发，预设框架，而是立足于自己对生活的解读和反思。
其实不止王仲 生，其他批评家都是从反思的角度，读出了《白鹿原》的新意，找到自 己的兴奋点的。
李星的评论文章题为《世纪末的回眸》，回眸，也就是 反思。
文学的反思，当然离不开理性之光的透析与烛照，但它是审美的 ，而非论理的。
它体现在作家所创造的有血有肉的历史画卷中，渗透于 活动在这幅画卷里的一个一个非常具体的人物的命运中，性格中，心理 活动和外部行动中。
因此，批评家也像一般读者一样，在《白鹿原》中 首先看到的是作家笔下的人物及其命运，而反思的性质及意义，则是从 对人物性格及其命运的解析中读出的。
比如李星就从陈忠实的同时也可 以说是他自己的“世纪回眸”中读出了“白嘉轩就是几千年中国宗法封 建文化所造就的一个人格的典型”；读出了“白嘉轩是陈忠实贡献于中 国和世界的中国家族文化的最后一位族长，也是最后一个男子汉。
在他 身上包容了伟大的中国文化传统全部的价值——既有正面，也有负面” 。
确实，白嘉轩是读者翻开《白鹿原》所碰到的第一个人物，也很可能 是读完《白鹿原》给他留下难忘印象的第一个人物。
雷达的感受与李星 接近，他说白嘉轩实际上是作者要写的人格神，他看出了这个人物身上 传统文化的积淀，更看出了人物身上的悲剧性的矛盾。
揭示出白嘉轩性格和命运在百年历史行程中的深层矛盾，就会很自 然地触及作家自身的文化立场，所以雷达说：“我始终认为，陈忠实《 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 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 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
”这是一个表述得很深刻的见解，用这 样的眼光分析与评价除白嘉轩以外的其他写得有特色、见光彩的人物， 如田小娥、黑娃、鹿子霖、朱先生、冷先生、鹿三等，也都无不切合。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呢
我以为，作家文化价值取向上的这 一矛盾不是凭空产生的，既有其历史的根据，更有其现实的根据。
从历 史的根据来看，陈忠实在《白鹿原》里面对的是二十世纪前半世纪的历 史生活，而他的立足点却站在世纪之末。
这就是说，实写的前五十年是 包含了后五十年历史生活的参照和文化观念的演进的。
如果前推五十年 ，在前半个世纪刚结束时，《白鹿原》这样的作品，是不可能出现的。
因为整个二十世纪，都是中华民族从宗法的封建专制的农耕文明，走向 现代文明的转折期，过渡期。
在这段时间内，社会现实中充满了新与旧 的冲突。
一方面是产生于农耕社会的传统文化在外来的西方工业文明的 冲击下不可避免的解体，另一方面又是这种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遗产的 顽强存在。
但它的必然走向没落的命运，却也是注定了的，无法挽回的 。
不过，一种古老文明的走向没落和解体，是因为它在总体上已经变得 不合时宜，并不是说它已经没有了任何带有某种恒久性的可供后来者吸 收与借鉴的因素。
然而，在非常具体的冲突中，对立的双方都容易取一 种极端的、绝对的态度。
以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为例，它既有如“五四” 运动的主将们所判定的“礼教吃人”的一面，也有如在“仁义白鹿村” 的族长白嘉轩身上表现出来的被朱寨称为“忠诚刚烈坚毅直朴的灵光神 韵”。
以个人品格而论，他、朱先生、鹿三，都有许多即使在今天看来 也仍然应该被肯定的东西。
文学的反思，是从历史实际出发的，不是从 抽象的政治或文化理念出发的，而历史本身就充满了矛盾，怎么能指望 作家的观念变成单一的无矛盾的呢
《白鹿原》的力量，恰恰在于它非 常真实地提供了像生活本身一样充满了矛盾的历史画卷，它的这种矛盾 性和复杂性，就使得不同的读者，不同的批评家，可以对它进行多方面 的解读。
四 在陈忠实的《白鹿原》里，这道亿万斯年就一直耸立于灞水水滨， 展延于终南山下的古原，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是白、鹿两大家族繁衍 生息的地方，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是寄托了作家某种象征性意蕴的载 体，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象征。
在作品中，作家叙述过关于白鹿的渺远的传说。
传说是美丽的，迷 人的，有几分神秘，甚至与作家的人格理想相表里，贯穿于作品之中。
李建军在《一部令人震撼的民族秘史》中，专门对白鹿意象的象征意义 进行了解读，认为这个象征增加了作品的诗意。
他还把陈忠实的白鹿意 象与艾特玛托夫笔下的白鹿意象作了对照，并且联想到历代帝王的鹿苑 和所谓“中原逐鹿”之类进行了发挥，是很能见出一种学术想象力的神 采的。
白鹿原作为一个具体的地理存在，有其临水的高岸，上部平舒逶 迤的地貌，渐次抬升以至终南山麓，这个地理的存在比白鹿的传说，白 鹿原的得名，都要远为长久得多。
但白鹿的传说是一种文化，因而古原 之以白鹿为名，也就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的性质了。
当然，作为地域文 化的载体或象征，白鹿原包含的不只是白鹿意象这一点，更重要的是生 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在其全部活动中所形成的传统、习俗、心理、生存 方式和思维方式等等。
现在看来，有关《白鹿原》的评论，绝大多数都采取了文化的视角 ，着重于开掘这部作品所包蕴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质素，在这方面也确有 不少相当精到的见地。
然而，《白鹿原》提供的并非一种泛中华民族的 文化传统的画卷，而是有非常具体的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画卷。
相当一批评论家的评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有所论列。
那么，浓郁而又深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在《白鹿原》中是怎样体现出 来的呢
首先，来自作家处理的这个特殊的题材，来自他在作品中所描 写的物象。
以环境而论，包括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也包括风声习气、 歌谣礼俗等，这些，评论家们显然都注意到了。
但是，对于如小说这样 的长篇叙事性作品来说，更重要的是与人物的性格有关，而这一点，如 果不说是空白，至少评论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与阐释。
不少评论只是 一般地说到地域文化品格，而落实到具体人物性格的分析上就常常语焉 不详了。
其实，在《白鹿原》的人物画廊里，如主要人物白嘉轩，智者 朱先生，长工鹿三和他的儿子土匪黑娃，医人冷先生，甚至刚烈而又苦 命的田小娥，都无不可以作地域文化角度的深入解析。
在这些人物中， 朱先生似乎是最容易从地域文化角度阐释的人物了。
一是他有文化人的 身份，是白嘉轩以至黑娃等人物的精神导师，在人们心目中扮演着真正 的教父角色；二是作家明确提出了他作为关学传人的学者素养和知识背 景。
王仲生在分析这个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和文化价值时，除了对其作 为从封建时代末世转入半封建时代的乡村知识分子的一般情况作了必要 的论说外，还对这位半是智者，半是圣人的老夫子的关学背景提了几笔。
王仲生追溯到宋代关学鼻祖张载，强调了关学重实践，重经世致用的传 统，这是很对的，增加了解读这一人物的文化维度和学术维度。
但问题 在于，为什么关学重实学，而未沉溺于后来理学家空谈心性的泥淖，本 身就需要解释，需要说明。
以张载而论，他固然重实学，重经世致用， 但也有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古倾向。
从重实学、重经世致用上看， 其道统乃儒者的积极人世观念。
然而，关学作为一个产生于周秦故地的 儒学学派来说，传统儒者的道统，并不是它的唯一的思想资源。
白鹿原 地处周秦故地的腹部，这一带地方是华夏辉煌的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 和摇篮，同时，也是这一文明在其发展的鼎盛期的中心。
这一带地处北 国，水深土厚，属大陆型气候，雨量并不丰沛，生产条件相对艰苦，因 而自古以来民风淳厚、尚实，这一点在文学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这只 要对比一下《诗经》中的秦风、豳风与产生南国的《楚辞》，就看得相 当清楚了。
正因为这种尚实的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所以不仅张载如此 ，而且在始于张载的关学学统中，这一特点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
以明 清之际被康熙帝玄烨誉为“关中大儒”的二曲先生李yóng＠①为例 ，他也是以重实学、重经世致用而流誉当世的。
早年颇为重视各项实际 学问，著述甚丰。
晚年闭门谢客，反身自修，主“悔过自新”之说，仅 与流寓关中的大学者顾炎武过从密切，而顾的学问，也以尚实为特色。
周秦故地孕育出来的尚实的传统，不仅在关学中获得了它的辉煌的学术 体现，而且通过关学的传统，强化着这一地域本来就有的民间的尚实文 化传统。
自金入元的大学者、诗人元好问说：“关中风土完厚，民质直 而尚义。
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
”其着眼点就不只是关 学，而更看重的是“秦汉之旧”，在朱先生身上，如果说这种尚实的特 点，由于作者对他的理想化的，有时甚至是半仙半道的艺术处理，而不 无飘逸之处的话，那么，白嘉轩则表现得尤其分明。
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它的存在，一但形成一种传统，其对于人 的性格、心理，乃至思想、学术的影响与熏染，都是巨大的。
它不仅能 从生长于此地的普通人身上见出，而且在这里的文化人的身上，作家艺 术家的身上也有相当典型的表现。
单就创作方法来说，始自柳青，到路 遥、陈忠实两位茅盾文学奖得主的深厚的现实主义血脉，其形成和传续 的因素可能很多，然而，谁也无法否认尚实的地域文化要素承传的事实 。
不仅如此，从更广的学术文化的历史承传来看，昆山顾炎武，西游秦 中，晚年定居关中华阴，他的学问当然不能简单地以关学概括，但他借 鉴关学以形成其经世致用的特点，也是无法否定的事实。
其次，作品的地域文化风貌更来自于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自身。
小 说，作为作家审美创造的产物，虚构的产物，必然会打上他自己的精神 印记。
陈忠实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生于白鹿原，长于白鹿原，几十年 工作在这里，学习在这里，连《白鹿原》的写作，也躲开了喧嚣的西安 城，是在他白鹿原坡下的农村家里干的。
退一步讲，即使这作品在西安 市区建国路71号的作协大院里写，也还是在包容了白鹿原在内的三秦地 域文化的中心地带。
直到作品写出时的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段里，他所 受到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和濡染，都是在三秦文化的具体形态下进行的， 即使接受他民族、他地域文化的影响，也都或在三秦文化的参照下，或 以三秦文化为框架、为视角。
因此，三秦地域文化对他的习染，至少不 在例如白嘉轩、乃至朱先生之下。
为了写这部小说，陈忠实甚至非常认 真地研究过分割辖管白鹿原的三县县志。
而县志，在中国传统的史志类 图书中是最典型的地域文化著作。
研究和评论《白鹿原》的地域文化特点，如果不对创作主体进行深 入细致的研究，许多问题都很难最终说清楚，现在看来，这一点恰恰在 《白鹿原》的评论中几近于空白。
刘勰《文心雕龙》上有“觇文辄见其 心”，“披文以入情”的话。
这里的“心”和“情”，指的都是创作主 体的主观方面。
在这本评论集中，除了陈忠实谈到他自己创作《白鹿原 》的体会时所作的一部分说明，除了李下叔《捡几片岁月的叶子》提供 的少量情况，很少有人通过作品的分析与论证，细致地剖析过作家的心 灵历程。
批评家们看到的主要是民族文化的历史，即使沿着作者摘引于 卷首的巴尔扎克“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方向寻绎、发挥， 也多着眼于作品提供的外在的艺术画卷，而很少论及这帧所谓“民族的 秘史”，其实也同时就是一部被外化了的作家自己心灵的秘史。
照我看 来，这也许是《白鹿原》研究大可以开拓的一个领域。
五 尽管《白鹿原》的评论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的和空白的方面，但读完 这些评论，我们仍然不能不惊叹于这部作品竟然能提供如此丰富的内容 和如此大的艺术空间，供给操各种枪法的批评家们去评说，去发挥，去 驰骋他们的才思。
同时许多批评家也能够把他们的批评方法发挥到相当 高的水平。
不少批评家谈到了《白鹿原》的史诗特点。
史诗作为一种类型的长 篇小说的质素和特点，至少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史，一个是诗 。
评论家们论评《白鹿原》的史诗品格，其实更多的是着眼于史，而在 诗的方面则开掘和发挥得很不够。
例如白烨的《史志意蕴·史诗风格》 ，在抓住史诗一点上做文章，是很可取的，但一是讲“史”多，而基本 未涉及“志”，讲史，亦更多涉及百年的政治纠葛，至于“史诗”之“ 诗”，则作为风格，一笔带过，其实在这里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畅广元 在与屈雅君、李凌泽的对话《负重的民族秘史》里很赞赏作家“秉笔直 书的史家心态”，说“陈忠实放胆写了白灵蒙冤，黑娃屈死，白孝文得 逞，把宗法制下小生产者为主要构成因子的革命所带来的历史局限，作 为历史的真实活脱脱地呈现给作为读者的后来人，令其品味昨日，审度 今朝，透析明天”。
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深刻而又犀利的判断。
然而陈 忠实《白鹿原》的重史，自觉地追求诗史效应，就关中这块土地上的文 化传统来说，其实是渊源有目的。
周秦故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不仅 有距今七、八千年的姜寨文化遗址，半坡文化遗址，而且有更早的“蓝 田猿人”头骨石和稍晚的“大荔人”头骨化石出土。
在汉民族的早期历 史上，虽然没有出现类似于荷马史诗那样的文学形态，但并非没有自己 的史诗，《诗经》中的《公刘》、《绵》等叙述周祖先的传说和历史的 篇什，至少是带有史诗性质的。
而这些诗的产生地，正好在关中一带。
重视史，是华夏民族的重要传统，顾准把这种文化称为“史官文化”， 虽更多地着眼于它的负面，但却抓住了重史这个不争的事实。
先秦典籍 中的《尚书》，在唐刘知几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中，被列为“记言 ”之史。
它的被韩愈在《进学解》里形容为“佶屈聱牙”的“周诰殷盘 ”，显然早于孔子因鲁史而作的编年《春秋》。
周《诰》之类，就产生 在以关中为中心的周地。
史的传统，到两汉达到了它的辉煌期。
它的两 个代表人物，西汉的司马迁和东汉的班固，都是关中人。
一在左冯羽， 一在右扶风。
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 《史记》（《太史公书》），还有他的伟岸人格，而给后世文学和史学 以巨大的影响，开百代之轨则。
班固的《汉书》以其严谨而称著。
司马 迁和班固，都出生在史官的家族。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就是治史的；班 固之父班彪也是史家，而他的才气横溢的妹妹班昭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 位有成就的女史家，因为有了这个妹妹，《汉书》才最终划上了完满的 句号。
司马迁曾在《屈原贾生列传》里给屈原以可“与日光争光”的崇 高评价，而他的《史记》也被后人目为“无韵之《离骚》”。
就是说， 以审美的眼光读史，人们在司马迁身上到了诗与史的结合，从史中读出 了诗。
这在关中的地域文化史上，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传统。
准此， 则我以为，在当代秦地的小说家中，始于柳青、杜鹏程，迄于陈忠实的 史诗效应的追求，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