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太监的回忆读后感
太监眼中的宫廷生活----《老太监的回忆》读后感 《史航说书》说了两期的《老太监回忆录》,感到很有意思,找来书一看。
确实有内容,与约定俗成的那些宫廷故事不大一样。
这本书是由老太监信修明讲述。
文章前,作者说道,纯粹是见什么人都说清宫,说的颇多失真。
所以就把自己知道说出来而已。
信修明离宫以后日子过的不错。
这番回忆,有朴素的感激情感。
当然,当事人的回忆主观因素多,所以也不见得一定靠谱。
但是总归是第一素材,不可忽视。
读这本回忆录,忽然想起一个电影,好像叫《剑雨》吧,里面的武侠高手乃至黑恶组织,全是日常中的升斗小民。
黑恶组织的老大,卸下妆,到了宫里,便是一个任人呵责的卑微太监而已。
对比意义强大。
也颇具戏剧落差感。
很叫人唏嘘。
又感想,写历史上的东西,中国人没有日本人严谨。
也更没有日本人有情怀。
读司马辽太郎的书,比如写《关原会战》,一场大仗,前因后果,旁枝末节,娓娓道来,一点也没乱。
技法上已经是高胜一筹。
又难得情节上丝丝紧扣,抓住人的阅读欲望。
所以对于读者而言,如有一定阅读品位的人,可以读作者的闲笔读他的旁枝斜出。
只求阅读快感的人,也可以有个快意的故事。
这段感想,也与今天要抄的这个书有关系。
我们对于自己不知道的生活太多想当然。
以致于浮夸到不知所云不似人间的地步。
其实,宫廷也是生活。
乡野人士难得吃个水饺,会想象皇帝家吃水饺一个起码包上二两肉。
误解是我们社会的最大娱乐。
好比当下的文艺作品,一句话弄明白的,偏不说明白。
又比如近日俄国总理梅德韦杰夫说官员公布财产是世界上的通行规则,我们这里便有孙子答道:中国和俄国各有千秋,互相不能证明对错云云。
这说明我们真是装糊涂的社会,没有装糊涂哪来的误会的戏剧效果。
有人要说,你抄一太监的书,扯这些闲淡干什么。
是的。
哥哥我今天既然就是抄太监书而已。
总得拽着太监这话题讲两句太监话不是。
道光皇帝是真的很朴素,过的抠门,连累太监们也跟着不敢穿好衣服。
粗布棉袄而已。
假如穿绸子的也必须官服。
皇帝小时候被罚过扫地,日后这些扫具备漆上黄色,以志纪念。
不过皇帝也念旧,没事总跑到打扫处聊天谈旧事。
这些也算是旧单位旧同事。
为什么被罚到打扫办去,是因为他小时候不好好读书。
这事情对他产生重大影响。
大阿哥也不肯读书,还威胁老师,总有一天杀了你。
结果老师报告给皇帝,皇帝气的飞起一脚踢儿子,踢到要害处,竟把儿子踢死了。
体罚子女,是古来传统,皇帝家也是如此。
同情
四品宫廷监,不过领钱粮4两。
另外有奖金最多二三两。
李莲英就算拿的多的,也不过7两。
一般太监,从2两开始领起。
慢慢的熬,也难得有出息。
太监数量有“够不够,三千六”的说法,其实正常也就千余人,后期人数不够用,令各王府进人。
又直隶等地连弩饥馑,灾民多想折入宫。
但最多时候,也没到3600. 皇宫吃的饭菜,很难吃,原因是,由外膳处做好,送入内膳房,用碳箱子保温。
食失其时,也就不好吃了。
另外有专人记录皇帝吃的感受,吃的分量。
皇帝说这个不好吃,太监如实记录,但就是不改。
怕皇帝吃到好东西一馋,就不免吃多了而生病。
太监多没有文化,因为听大夫们说,节食避风之类。
也不晓得变通,就晓得死照着做就成。
尤其喂养小皇子的时候,任小皇子饿也不敢多给喂食,所以皇帝体质不好,也与这幼时饿多了有关系。
光绪十岁上下,到太监房里就翻有没有吃的。
一找到,拿起来就跑,太监怕的不得了,赶紧去追。
好不容易追上,一个馍已被皇帝吃了半个下去,剩下的叼在嘴里不放,任太监跪地哀求。
太后和皇帝吃的差不多,实在受不了,便让各王府送吃的进来。
外面送来的,口味总归讲究一点,太后吃好了,便让人送点给皇帝尝尝。
其他人就无此待遇。
吃食再难以下咽,也总得果腹再说。
皇后有自己的 厨房,实在不行,让人出去买菜。
自己做点吃吃,聊胜于无。
太后早上5点其,皇帝提前两小时,吃早点的同时,太监就给皇帝编辫子。
然后皇帝要去给太后请安。
吃不好,还起的早,有什么快活的。
光绪那会已经失势,不过李莲英对其很好,一见光绪来,忙问冷暖。
所以光绪对李莲英很好。
光绪死,据说有遗言,一是恨袁世凯,一是让照顾李莲英。
慈禧上朝,先是闲谈,问大臣家琐碎之事。
忽问一正事,目光如炬,顿显威严。
袁世凯最怕慈禧,说每有应对,不知道怎么,说着说着,汗就流下来了。
也不知道汗从何来。
慈禧家人,如内侄德善,亲弟桂祥,庶弟佛六。
穷的日子也过不下去。
诸王请接济他们一下,慈禧不肯,用自己的钱去帮助他们,这些家按大人每人四两,小人二两给钱。
使其勉强度日。
为什么这么做,也是不敢违反祖制滥施恩赏而已。
当然,慈禧也不是不照顾她的家人,恭亲王想推荐桂祥为旗兵之将。
慈禧先不许,后来也同意,说,国家大事不要讲情面,如果桂祥不行,可以杀掉。
结果率军出山海关。
有三支人马,领军者除了桂祥以外,另两将,一为萨某一为祥某。
三军集合,各亮帅旗,桂祥见后回营大哭,下面问怎么了。
桂祥道,我活不长了,问其原因,他道,你看外面挂的旗子,不就是萨桂祥(杀桂祥)三字吗,于是一面求恭亲王,一边让老婆也在家运动,终于让他回去。
回来一见慈禧,慈禧将他骂的要死。
真不见这么不成器的弟弟。
珍妃好男装,所以独得光绪的欢喜,珍妃出手也大方,所以下人也喜欢她,但嫔妃们其实过的很艰苦,比如隆裕皇后,甚至让人出宫当自己的东西,得钱来用度。
珍妃不用卖东西,他自有法子,是让自己的哥哥出去卖官。
风评当然不好。
有两人据说是买官而来,大家有意见,太后于是召见二人,言语粗鄙,询问下,才知道他们确实给太监钱。
后来珍妃被杀,与此事有关。
同治死,弟弟即位,同治皇后向自己的父亲问策,其父送一加封的食盒,打开一看,竟然是空的,皇后心里明白,于是绝食殉节。
还有一节,只是印象,不知道是不是这书上的,说祭祀的时候分肉,那个肉白水煮,一点味道也没有。
按例当时要吃掉。
于是太监们用酱油熬纸,带在怀里,吃的时候用以包肉,那酱油纸也是入口即化,这样毕竟有了咸味,也吃的下去。
这本书读过,发现所谓皇家,只不过规矩大了些,其他也无常。
再看眼下清宫戏,那个自由自在,肆无忌惮。
要叫信修明看了,真是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他反感德龄写的清宫,认为其人品不好,写的也过得猎奇。
有约宠之嫌。
历史好玩的地方是,大家积累了许多生活的经验,最后总要将许多并不适应的东西神圣化,使之成为规矩,再抽调其中合理的现实元素。
最后成就了其装逼之局面。
越是统治上层,越是规矩大的不得了。
反而老百姓心中明白,轻装上阵了,所以你越端着拿架子,越是被人笑话。
联想最近某大市长被拿下,廷尉押其上飞机那一掠影,万千滋味,只怕他一人感受。
于万众来说,不过看多一场笑话。
所以眼下,商人谈公民权,被拿,律师辩护,被拿,记者报道,又被拿。
拿来拿去,以为真能拿出一个太平盛世吗
这一节话,与太监倒是无关,是态度。
为什么要弄太监
可以找女的或者男的
为什么要用太监呢 古代的一些奴隶主和君王、贵族,为了使自己的妻妾们对他保持贞节,不准她们和一般男子接触,但后宫又需要男子服役,所以就大量地使用阉人,即中国所称的太监。
英文中的“太监”一词是由希腊语“守护床铺的人”而来的,由此也可知太监的作用。
关于太监起源的时代,无法准确确定,但据传是亚述的一位美丽贤妃所创,而东方则是在古代君主专制制度形成时期就开始了,这个时期大致都是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
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曾说过,在公元前6世纪时,波斯已有此风俗习惯,波斯人认为太监比一般人更值得信赖,同时对太监的忠诚大加赞扬。
由于太监的广泛使用,需求量很大,古希腊人就诱骗或强迫一些长得清秀的男少年,将他们阉割后加以贩卖。
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希腊人在小亚细亚的古都亚非沙斯,也就是圣经上所称的那披索及利吉亚的首都沙鲁德斯等地,将阉人高价卖给波斯人,所以沙鲁德斯以出产阉人而著名。
在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对阉人都大量使用,从甲骨文考证,中国古代对阉人的使用在殷商时代已出现了。
阉割是十分残忍、危险和不人道的。
古埃及的阉割手术都是由僧侣执行,阉割的死亡率达60%;但据传印度的阉割手术则较为进步,死亡率不高。
古代使用阉人是为了对女性实行性压迫和性禁锢而以摧残一部分男性为手段,但是有时效果也适得其反,几乎在历代的皇宫之中,都有比平民百姓中严重得多的淫乱丑闻。
例如在波斯,由太监监守的后宫,不仅重门紧锁,而且连面色白皙的太监都不准与后宫接触,能进入的只是那些特意挑选出来的又老又丑而又特别忠心的太监。
但是,被监禁得比囚犯还严厉的妃妾们照样能把她们的情人藏在后官,性活动更加大胆。
妃妾们能从囚笼般的后宫逃出来的记载也不绝于史。
从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中,也可以曲折地看出阿拉伯各国的宫廷秽闻。
在中国的史书上,对“宦寺宣淫”、“宦寺乱政”的记载也是很多的。
太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名称很多,诸如中宦、宦官、宦者、内侍、内宦、阉人、中涓、内竖、中贵人等。
在中国历史上,在封建社会消亡之前,没有宦官的时代不多。
太监,作为帝王与后妃的奴仆,支撑着皇家宫殿那广厦高台的金碧辉煌,成就了皇宫内统治者舒适优裕的生活条件。
常人想成为太监必先去势,即割掉生殖器。
这称为“净身”,使他们成为“六根不全”的人。
太监面不生明须,喉头无突,声变变细,说话女声女气,举止动作似女非男,成了“中性”人。
其实,太监并不是中国的特产。
在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土耳其、朝鲜,乃至整个亚洲都有太监。
只是,中国的太监制度是最根深蒂固的。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太监不仅涉足王公贵族、高官显爵的生活中,而且还涉足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
在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历朝的衰亡大都与太监作乱有关,汉、唐、明三朝的覆灭与太监的专横暴虐有直接关系。
太监,这个专制制度下的牺牲者,或沉于地狱,或平步青云,在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
紫禁城。
游人如织,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一张张天真的容颜,一声声惊异的叹息。
中外游客争睹琼楼玉宇、雕栏玉砌。
呼风唤雨的几条巨龙似乎要从九龙壁上飞下来,现代叶公们不停地拍照。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北中国惯有的灿烂的阳光,熙熙攘攘中,我却一口口地倒吸凉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冷――无论在巍峨雄伟的三大殿外,还是在曲径通幽的御花园里,我不停地打着寒战。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间,没有一间亮丽堂皇,光线被冷漠地隔在房间外,只有残余的几束从小小的雕花的窗眼偷渡进去。
在这几束光中,有无数的灰尘在飞舞,如昔日的霓裳舞曲。
没有参观者会注意这个小小的、破落的房间。
我却注意到了。
它位于西华门附近,官方的名字叫“净身房”,民间的名字叫“场子”。
谁也不知道,皇朝文明的“精髓”就藏在这间房子里。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
唐甄在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
”为什么这样说呢
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瘿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
”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
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
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
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
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
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
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
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
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
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
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
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
据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
”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
整个国家呢
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
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
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
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
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
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
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
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
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
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
”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
不然,他完成了。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
”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
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
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
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
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
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
帝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
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
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
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
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
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
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
高蹈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
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
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
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
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
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
”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
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
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
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
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士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
“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
所谓学富五车、德行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惘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
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
许多人都读过和,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怜其不幸好。
龚自珍在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
”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阉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内在化的自我阉割。
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郎,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
我在中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
由华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见其渊博。
而当时的皇帝是谁呢
是以荒淫昏庸著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
状元郎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简直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娇。
如果说阉割阳具是太监入官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证。
《明史》中记载,丁士美为廪生时,年龄尚小。
依据当时规定,凡为廪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给廪米六斗。
一些年龄较大的廪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廪米全部分掉。
他依然和颜悦色,没有一丝不乐意。
《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
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
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
自我阉割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
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结到一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老子》还是《论语》,都让我觉得阴风惨惨、透体生凉。
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事,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生。
午膳时,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
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汤,同学们都注意到汤里例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
尽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瓢汤的当儿,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着不要瓢上那片肉。
一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
就在他把肉片倒进碗里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色顿时苍白无人色。
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贪吃猪肉的资产阶级思想。
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瓢了一片肉,往后每次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没了他的份。
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深刻内疚中,郁郁寡欢,一蹶不振,性情大变。
一个一片猪肉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环境,是过分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环境“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产性。
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
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行为
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极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
丧失了性欲的太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而丧失了精神愉悦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
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
赖希研究的对象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主义。
就整个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观已经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
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
”赖希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
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便成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发作用的障碍”。
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融端。
※太监的起源※ 太监也称宦官,中国古代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
又称寺人、阉(奄)人、阉官、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
唐高宗时,改殿中省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监,少监。
后宦官亦通称为太监。
先秦时期 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诗经》、《周礼》、《礼记》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
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
秦国宦官嫪毐受太后宠幸,权势显赫,封为长信侯。
宦官一般由身分卑贱的人充当。
其来源或由处以宫刑的罪人充任,或从民间百姓的年幼子弟中挑选。
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宦官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势力,对许多朝代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秦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宦官由少府管辖。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教训,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
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复萌。
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
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皇帝视听。
其时,外戚势大,皇帝常利用宦官牵制外戚,往往造成宦官集团专政局面。
唐宋时期 唐代,宦官由内侍省、掖廷局、宫闱局、奚官局、内仆局、内府局管理。
掌管宫内的簿册、门卫、病丧、仓库供应等事项。
各局长官称令或丞。
唐太宗时,对宦官限制较严格,规定内侍省宦官最高官阶为三品,数额亦有限制。
太宗死后,制度渐弛。
中宗时,宦官总数增至3000名,被授七品以上者多达千人,玄宗时,宦官多而滥,仅四、五品者就在千人以上。
授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衔者大有人在。
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膨胀,有的甚至封王爵,位列三公。
部分宦官还染指军权。
肃宗时,设观军容使,专以宦官中的掌权者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
从德宗朝开始,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兵的兵权。
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
因军政大权被宦官集团把持,不仅文武百官出于其下,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
在宪宗到昭宗期间登基的9个皇帝中有7个是由宦官所拥立,两个被他们所杀。
宦官专政成为中、晚唐社会的一大痼疾。
宋代也设内侍省,由宦官主管。
但宋代宦官干政的现象不如外戚专权严重。
明清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管理较严,规定宦官不得识字,压低其官阶,禁止其兼外臣的文武职衔,并悬铁牌于宫门上,明示不许干政的警戒。
从永乐朝始,宦官渐受重用。
皇帝亲信的太监经常被派出巡出洋,担任监军。
永乐十八年(1420)设东厂,由宦官执掌,从事特务活动,诸事直接报告皇帝。
宣宗时,改太监不得识字的祖制,在宫内设内书堂。
令学官教授小太监识字。
成化十三年(1477)在东厂外另设西厂,以宦官任提督,加强特务统治。
此外,宦官任职机构膨胀,宫廷中设有司礼、内官、御用、司设、御马等12监。
惜薪、钟鼓、宝钞、混堂等4司及兵仗、银作等8局,总称为二十四衙门,各设专职掌印太监。
宦官人数激增,至明末多达数万之众。
英宗时,掌权宦官王振网罗部分官僚为党羽,形成阉党,开明代宦官专政先声。
此后,宦官之祸迭起。
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等,都是权倾朝野、势力显赫的权宦。
他们专横跋扈,排斥异己,巧取豪夺,屡兴大狱,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
鉴于明朝宦官为害之烈,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
清初规定:宦官归内务府管辖,具体由敬事房管理。
敬事房亦称宫殿监办处,设总管、副总管等职。
康熙时总管宦官为五品,雍正时改成四品。
裁明代“二十四衙门”为“十三衙门”,人数大幅度缩减。
顺治时设置宦官千余人,乾隆年间增至3000人,直至清末未过此数。
宦官升迁降调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
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
尤禁其干政。
顺治帝仿朱元璋旧制,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
这些措施得到较好贯彻。
虽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宠宦安德海、李莲英等屡犯例禁,朝臣为之侧目,终未出现汉、唐、明宦官的专权现象。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也结束了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的宦官制度。
太监是怎样炼成的
这个成为有何原因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名称,诸如中宦官、宦者、内侍、内宦人、中涓、内竖、中贵人等。
在中国历史上,在封建社会消亡之前,没有宦官的时代不多。
太监,作为帝王与后妃的奴仆,支撑着皇家宫殿那广厦高台的金碧辉煌,成就了皇宫内统治者舒适优裕的生活条件。
常人想成为太监必先去势,即割掉生殖器。
这称为“净身”,使他们成为“六根不全”的人。
太监面不生明须,喉头无突,声变变细,说话女声女气,举止动作似女非男,成了“中性”人。
其实,太监并不是中国的特产。
在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土耳其、朝鲜,乃至整个亚洲都有太监。
只是,中国的太监制度是最根深蒂固的。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太监不仅涉足王公贵族、高官显爵的生活中,而且还涉足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
在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历朝的衰亡大都与太监作乱有关,汉、唐、明三朝的覆灭与太监的专横暴虐有直接关系。
太监,这个专制制度下的牺牲者,或沉于地狱,或平步青云,在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
紫禁城。
游人如织,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一张张天真的容颜,一声声惊异的叹息。
中外游客争睹琼楼玉宇、雕栏玉砌。
呼风唤雨的几条巨龙似乎要从九龙壁上飞下来,现代叶公们不停地拍照。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北中国惯有的灿烂的阳光,熙熙攘攘中,我却一口口地倒吸凉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冷――无论在巍峨雄伟的三大殿外,还是在曲径通幽的御花园里,我不停地打着寒战。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间,没有一间亮丽堂皇,光线被冷漠地隔在房间外,只有残余的几束从小小的雕花的窗眼偷渡进去。
在这几束光中,有无数的灰尘在飞舞,如昔日的霓裳舞曲。
没有参观者会注意这个小小的、破落的房间。
我却注意到了。
它位于西华门附近,官方的名字叫“净身房”,民间的名字叫“场子”。
谁也不知道,皇朝文明的“精髓”就藏在这间房子里。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
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
”为什么这样说呢
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瘿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
”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
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
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
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
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
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
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
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
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
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
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
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
据《?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
”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
整个国家呢
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
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
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
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
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
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
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
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
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
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
”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
不然,他完成了《史记》。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
”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
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
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
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
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
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
帝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
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
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
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
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
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
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
高蹈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
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
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
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
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
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
”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
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
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
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
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士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
“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
所谓学富五车、德行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惘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
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怜其不幸好。
龚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五》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
”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阉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内在化的自我阉割。
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郎,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
我在《状元图考》中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
由华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见其渊博。
而当时的皇帝是谁呢
是以荒淫昏庸著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
状元郎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简直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娇。
如果说阉割阳具是太监入官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证。
《明史》中记载,丁士美为廪生时,年龄尚小。
依据当时规定,凡为廪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给廪米六斗。
一些年龄较大的廪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廪米全部分掉。
他依然和颜悦色,没有一丝不乐意。
《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
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
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
自我阉割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
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结到一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老子》还是《论语》,都让我觉得阴风惨惨、透体生凉。
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事,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生。
午膳时,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
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汤,同学们都注意到汤里例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
尽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瓢汤的当儿,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着不要瓢上那片肉。
一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
就在他把肉片倒进碗里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色顿时苍白无人色。
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贪吃猪肉的资产阶级思想。
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瓢了一片肉,往后每次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没了他的份。
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深刻内疚中,郁郁寡欢,一蹶不振,性情大变。
一个一片猪肉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环境,是过分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环境“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产性。
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
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行为
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极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
丧失了性欲的太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而丧失了精神愉悦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
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
赖希研究的对象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主义。
就整个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观已经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
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
”赖希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
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便成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发作用的障碍”。
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融端。
※太监的起源※ 太监也称宦官,中国古代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
又称寺人、阉(奄)人、阉官、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
唐高宗时,改殿中省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监,少监。
后宦官亦通称为太监。
先秦时期 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诗经》、《周礼》、《礼记》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
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
秦国宦官嫪毐受太后宠幸,权势显赫,封为长信侯。
宦官一般由身分卑贱的人充当。
其来源或由处以宫刑的罪人充任,或从民间百姓的年幼子弟中挑选。
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宦官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势力,对许多朝代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秦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宦官由少府管辖。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教训,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
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复萌。
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
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皇帝视听。
其时,外戚势大,皇帝常利用宦官牵制外戚,往往造成宦官集团专政局面。
唐宋时期 唐代,宦官由内侍省、掖廷局、宫闱局、奚官局、内仆局、内府局管理。
掌管宫内的簿册、门卫、病丧、仓库供应等事项。
各局长官称令或丞。
唐太宗时,对宦官限制较严格,规定内侍省宦官最高官阶为三品,数额亦有限制。
太宗死后,制度渐弛。
中宗时,宦官总数增至3000名,被授七品以上者多达千人,玄宗时,宦官多而滥,仅四、五品者就在千人以上。
授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衔者大有人在。
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膨胀,有的甚至封王爵,位列三公。
部分宦官还染指军权。
肃宗时,设观军容使,专以宦官中的掌权者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
从德宗朝开始,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兵的兵权。
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
因军政大权被宦官集团把持,不仅文武百官出于其下,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
在宪宗到昭宗期间登基的9个皇帝中有7个是由宦官所拥立,两个被他们所杀。
宦官专政成为中、晚唐社会的一大痼疾。
宋代也设内侍省,由宦官主管。
但宋代宦官干政的现象不如外戚专权严重。
明清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管理较严,规定宦官不得识字,压低其官阶,禁止其兼外臣的文武职衔,并悬铁牌于宫门上,明示不许干政的警戒。
从永乐朝始,宦官渐受重用。
皇帝亲信的太监经常被派出巡出洋,担任监军。
永乐十八年(1420)设东厂,由宦官执掌,从事特务活动,诸事直接报告皇帝。
宣宗时,改太监不得识字的祖制,在宫内设内书堂。
令学官教授小太监识字。
成化十三年(1477)在东厂外另设西厂,以宦官任提督,加强特务统治。
此外,宦官任职机构膨胀,宫廷中设有司礼、内官、御用、司设、御马等12监。
惜薪、钟鼓、宝钞、混堂等4司及兵仗、银作等8局,总称为二十四衙门,各设专职掌印太监。
宦官人数激增,至明末多达数万之众。
英宗时,掌权宦官王振网罗部分官僚为党羽,形成阉党,开明代宦官专政先声。
此后,宦官之祸迭起。
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等,都是权倾朝野、势力显赫的权宦。
他们专横跋扈,排斥异己,巧取豪夺,屡兴大狱,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
鉴于明朝宦官为害之烈,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
清初规定:宦官归内务府管辖,具体由敬事房管理。
敬事房亦称宫殿监办处,设总管、副总管等职。
康熙时总管宦官为五品,雍正时改成四品。
裁明代“二十四衙门”为“十三衙门”,人数大幅度缩减。
顺治时设置宦官千余人,乾隆年间增至3000人,直至清末未过此数。
宦官升迁降调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
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
尤禁其干政。
顺治帝仿朱元璋旧制,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
这些措施得到较好贯彻。
虽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宠宦安德海、李莲英等屡犯例禁,朝臣为之侧目,终未出现汉、唐、明宦官的专权现象。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也结束了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的宦官制度。
中国历史上哪个朝开始有太监,第一个太监是谁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 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
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 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
”为什么这样说呢
唐甄解释道: 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瘿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 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 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 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 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 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 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 “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
”在那被贾元 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 权力欲、贪欲。
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 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
而魏 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 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 空。
”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
让人同情,是 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 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 来同情太监呢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
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 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 的凡人,那还了得
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 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 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公元十世 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
那是唐末封 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
他有一套神 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 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 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
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 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 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
刘 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 太监王朝产生了。
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 之见。
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 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 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
据《?山堂别集·中官 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
”一个小村子, 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
整个国家呢
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 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
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 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
即使 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
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 大,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 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
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 太和殿重要。
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 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 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
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
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 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
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 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 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
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 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
”那么犯了政治 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
不然,他完成了《史记》。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
”一 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
阉割是文 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 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 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
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 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 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 一步之遥。
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 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
装在瓶子 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 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 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
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
帝 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 理论的太监。
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 监”。
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 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
那些状元们, 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
中国温文尔雅的 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
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 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
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 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 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
高蹈如李白, 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 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
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 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
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 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 人所能抗拒的。
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 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 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
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 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
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 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
”看来,从教育到行政 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
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 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 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
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 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 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 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
先秦子学、 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 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 质的区别。
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士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 为帝王师的模式。
“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 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
所谓学富五车、德行 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惘识,而搦管 呻吟,自矜有学”。
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 什么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一个个被阉割的读 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怜其不幸好。
龚 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五》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 “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 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 心。
”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阉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 的内在化的自我阉割。
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郎,是否具有健全的人 格呢
我在《状元图考》中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
由华 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见其渊博。
而当时的皇帝 是谁呢
是以荒淫昏庸著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
状元郎却不管三七 二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简直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娇。
如果 说阉割阳具是太监入官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 证。
《明史》中记载,丁士美为廪生时,年龄尚小。
依据当时规定, 凡为廪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给廪米六斗。
一些年龄较大的廪生欺丁年 少,把他的廪米全部分掉。
他依然和颜悦色,没有一丝不乐意。
《明 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
我弄不清楚他 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 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 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 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
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 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 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 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
自我阉割 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 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
中国哲学玄之又 玄,归结到一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老子》还是 《论语》,都让我觉得阴风惨惨、透体生凉。
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事,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 生。
午膳时,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
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 汤,同学们都注意到汤里例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
尽管人人都直咽唾 沫,但在瓢汤的当儿,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着不要瓢上那片肉。
一 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
就在他把肉片倒进碗 里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色顿 时苍白无人色。
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 了自己贪吃猪肉的资产阶级思想。
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子, 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瓢了一片肉,往后每次积极分子的活动都 没了他的份。
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深刻内疚中,郁郁寡欢,一 蹶不振,性情大变。
一个一片猪肉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环境,是 过分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 环境“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 产性。
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 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
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行为
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 极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 来源。
丧失了性欲的太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而丧失了精神愉悦 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 缺,与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
杰出的生理学 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 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
赖希研究的对象是 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主义。
就整个 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观已经一代 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 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
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 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
”赖希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 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 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
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便成 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 自发作用的障碍”。
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 融端。
司马光和司马迁哪一个是太监
司马迁.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专心写《史记》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到他的头上,我刚才讲了,一部文学史,就是文人的辛酸史,文人的不幸才给我们文学史上留下了这么伟大的作品。
在汉武帝天汉二年,也就是公元前99年,司马迁47岁。
这一年的秋天,匈奴发动了对汉朝的进攻,汉武帝就任命他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为主帅去抗击匈奴,而要李陵,李陵是什么人物呢
就是汉代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人物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这个人心劲很高,他提出来,我带一支军队,五千人,我要横行匈奴。
名将之后很有气魄,汉武帝看他如此有勇气,于是就给他五千精兵,这五千精兵都是五千荆楚壮士,非常勇敢、非常能打仗,李陵开到前线去,到前线去以后,跟匈奴打仗,连打了几仗,连打连胜,消灭了几倍于他的匈奴敌人。
当李陵打胜仗的消息不断传到朝廷的时候,汉武帝非常高兴。
看着汉武帝高兴,那么周围大臣都纷纷祝贺汉武帝,哎呀
陛下得此良将,李陵不愧是名将之后,都恭贺汉武帝。
但李陵毕竟带的是五千人,寡不敌众,而且后来匈奴以为这就是汉朝的主力军,整个匈奴把军队都拉来对付李陵,最后李陵终于敌众我寡,打了几次仗以后,最后战败被俘了。
李陵被俘虏之后,汉武帝非常生气,挫败了我大汉王朝的军威,挫动了我的国威,很恼火,很生气,而这些大臣朝廷大臣们,看着汉武帝生气,于是又转过来纷纷来咒骂李陵,说李陵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李陵本来就不是个好人,就纷纷骂李陵。
结果有一次在朝廷议事的时候,史官不是陪侍在旁边吗
汉武帝就问司马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司马迁就说了一番话,是替李陵辩护,好
这就惹恼了汉武帝,于是司马迁被定了一个什么罪呢
“诬罔主上”。
就是攻击诬蔑咒骂皇上,于是把司马迁打入大牢,司马迁这样得罪了汉武帝,开始司马迁并没有定为死罪,大概过了将近一年,半年多到一年的时间,一直没有李陵消息,汉武帝就想派人打听李陵被俘虏以后,究竟是投降了
还是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就派一个人叫公孙敖到匈奴去打听李陵的消息,公孙敖在匈奴那个地方转了几个月,始终没有得到李陵的准确的消息,到底李陵现在怎么样了
是死了
还是活了
是投降了
还是干什么去了
不知道。
后来听信一个传言,说李陵正在某处帮助匈奴训练军队,他得不到别的准确消息,于是带着这个消息回来告诉汉武帝,说李陵在那里帮助匈奴训练军队,汉武帝大怒,这就是叛徒,你被俘虏还不说,你现在帮助匈奴训练军队打我们,于是李陵被诛灭九族,那么司马迁就被定为死罪。
司马迁是为李陵辩护,因此我的结论是:在李陵事件当中,司马迁只是尽到了一个史官直言的职责。
司马迁如果不说话什么都没有,皇上问我,我不说,或者跟其他大臣一样,也把李陵骂一通,他什么事都没有,他不过是尽到了一个史官坦诚说自己意见,也许这个意见可能错,但是这个史官该说真话,所以坦诚直言的职责,他因此而蒙冤下狱,甚至被判了死刑,死罪,那么这正是封建统治者的专横。
关于司马迁生平第三件事情,就是“痛下蚕室”,司马迁以诬罔主上而被定为死罪,那么按照汉朝的刑法呢,死罪犯人有两种方法可以免死:一就是缴纳五十万钱,二是接受宫刑。
司马迁作为史官,家境清贫,再加上下到死牢里面去,人们逃避惟恐不及,谁还去资助他钱呢
就算借得到钱,也没有人敢借给他,自己拿不出来,也没有人借,所以无法筹措那五十万。
因此,司马迁要想活命,只能接受宫刑,什么叫宫刑呢
宫刑就是施刑于男人的下身,而且接受这种刑法的人,他畏冷怕风,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因此在施刑的牢房当中必须保暖,就好像民间养蚕的屋子一样,所以,受宫刑也叫下蚕室。
司马迁对此事来说,去死和接受宫刑更容易接受的是什么
是死。
司马迁并不怕死,因为他知道,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这是他自己的话了,那么他认为,即使是奴隶,即使是婢妾在受到侮辱的时候,也知道以死来摆脱,何况我司马迁。
自己是一个深明是非的史官,我难道不懂得羞辱的活着比死还可耻吗
难道还怕死吗
但是司马迁不能够选择死,这是因为他不能让《史记》的写作半途而废,因为这是继承祖业实现父亲遗愿的大事,如果自己死去,他将以何种面目去见九泉下的先人呢
而作为一位史官,没有留下半点文字,如何向后人交代
再说,如果他选择自杀,或者是被杀,人们并不会把他看做是殉节,而只会认为他智尽无能,或者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
在这种情况下死,那就是轻于鸿毛了。
那么惟一的选择就是接受宫刑,在这时候司马迁想到了,古代的周文王、孔子、屈原、孙膑、吕不韦、韩非子等这样一些圣贤,他们都是在逆境当中坚韧不拔,最后都完成了轰动天下的文化巨著。
于是司马迁为了保存自己以完成撰写《史记》的大业,决定自请宫刑,减死一等,我愿意接受宫刑,免死。
司马迁终于被处以宫刑,他前后在狱中呆了三年,他隐忍苟活,在狱中还坚持写《史记》,大概是在汉武帝太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96年,司马迁50岁的时候,他出狱了,47岁被打到牢中,50岁出狱,出了狱以后做了中书令,中书令的职务是“领赞尚书,出入奏事”,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各部的尚书有什么表,有什么奏章呈现给皇上,把皇上有什么圣旨,旨意,传达给大臣们。
但这个职务一般是由宦官来担任的,现在司马迁担任这个职务,也就是说汉武帝实际上把他看作一个宦官,实际上是以一个宦官的身份在朝廷做官。
司马迁是为了做官活下来的吗
不是
所以他对中书令,对朝廷的事务没有兴趣,出狱以后的司马迁,须发脱落、形容枯槁、弱不禁风,他经常是精神恍惚,他自己在《报任安书》里边这样写到,他说我“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他说我动不动人精神恍惚,不知道怎么回事,或者走着走着,哎呀
我怎么走到这儿来了,人处在一种恍惚状态,心里面经常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和无限的愤恨。
他想到他受宫刑,想到是作为一个男人接受最耻辱的刑罚,侮辱祖先,所以这是奇耻大辱。
“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什么意思
想到我司马迁受了这种刑罚,我一想到冷汗直冒,经常是汗湿衣裳,衣裳都湿透了。
可以看到此时司马迁这种精神状态,而且由于古代这种被阉割的人,历来被人们所鄙视,为人所不耻,所以司马迁被视作是“无行之人”。
常常遭到诽谤和中伤,他的好朋友任安也不理解他,任安写信给他,劝他要谨慎地待人接物,要以推举贤能引荐人才为己任,实际上是委婉地批评他,你做官不谨慎,你做官不推举贤能,你不引荐人才,你是个默默无语,没有什么创见,没有什么创新,没有什么主见的中书令。
连朋友都不理解他,其实出狱之后,司马迁在精神上是十分痛苦的,我们刚才讲到,经常是恍恍惚惚的,经常走着走着不知道走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
但是一提到《史记》,一写《史记》他清醒了,只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支持着他,那就是著书的事业,可以说司马迁为《史记》而活着,为《史记》而奋斗。
水浒传招安宣读圣旨台词
宋江带着众好汉接受了招安宣读圣旨的人是圣手书生萧让。
这一次招安,是皇上亲自书写了圣旨。
皇上又派宿元景太尉带上这招安圣旨以及许多的奇珍异宝作为礼物去梁山进行招安。
宿元景太尉先是来到济州。
然后让当地的太守张叔夜先去梁山报信。
说是朝廷派人为梁山好汉们带来了贵重的礼品,以示慰问。
宋江让吴用,朱武,萧让和乐和他们随着张叔夜一起去拜见宿远景太尉。
他们对这个招安一事的相关事宜,然后进行了一番的商讨和议论。
在商议的差不多之后,他们就一起上了梁山。
在梁山的聚义厅里开始最隆重,最庄严的宣读招安圣旨。
圣旨的宣读那是一件非常严肃,非常隆重的。
朝廷绝对不会派一个太监去宣读那些特别重要的圣旨的。
在梁山上宣读这个招安圣旨的不是宿元景太尉,也不是太监宣读圣旨,而是由这个圣手书生萧让来宣读。
当时的情景就是宿元景太尉和张叔夜他们两个人在中间坐着,他们两边是各站了两个人,下面就是108将跪着接受这个圣旨的宣读了。
也就是说在宣读圣旨的时候,两位大臣是坐着的,这四位好汉是站着的,然后其他人就都是跪着听宣。
《我的前半生》读后感
《奇猫》读后感今天,我读了奇猫这个笑话。
南宋时候临安城北门的西巷子里,有一个卖肉的老头儿,名叫孙三。
他自称养了一只绝世无双的猫,只要他一出去就对妻子说:“不能让人偷去猫,如果被偷去,就等于要了我的老命。
”这样说来说去,人们都知道孙三有一只奇猫。
一天,孙三的奇猫拽断了绳,跑了出去,只见他全身红红的,像火炭似的闪闪发亮,人们十分惊奇,过了一会儿,他的妻子来了,把奇猫抱了回去。
孙三回家后知道了这件事,把妻子打骂了一顿,引来了许多人。
不久这消息就传到了皇宫内太监们的耳内。
有一个太监想把这个奇猫献给皇上取得皇上的欢心,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孙三,孙三怎么都不答应,最后以三十万成交,并订下了取奇猫的吉日。
太监取猫时,孙三还骂妻子。
太监得到奇猫后,不到一个月,奇猫就变成了一只白猫。
太监找孙三算账,哪有他的踪影,早就跑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智慧可以让无钱之物变值钱。
”“另外,做什么事情要经过认真的调查,不要轻易的相信大家的话,人云亦云,最后上当受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