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文学高人介绍几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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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帮我写一篇人性论的读后感
《人性论》读后感 人性论》对于哲学的书,我一直是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
虽然我喜欢看书,也明白有很多 哲学书确实是能为我们带来一些很好的启发,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哲学书一般都很枯燥、 抽象、深奥。
简单来说就是很难真正的读懂它,明白它深刻的内涵或者是它所揭示的社会现 实。
最近,因为青共校的读书小组活动,我和另外两个同学组成了一队,出乎意料的选择了 经典哲学书籍《人性论》 。
《人性论》全书分三卷,分别是“论知性”“论情感”和“论道德 ” 、 。
正文前有一篇简 短的“引论” ,主要说明了人性科学的重要性和意义。
第一卷“论知性”的主题是认识论, 主要说明了知识的起源、分类和范围,人的认识能力和界限,以及推理的性质和作用等认识 论的内容。
第一卷是《人性论》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其他部分的基础,包含了休谟对哲学的 主要贡献。
第二卷“论情感”是第一卷的继续,其主题是情感的起源、性质和活动,并为下一 卷关于道德问题的讨论打下基础。
其中对意志和自由的讨论有相对的独立性。
第三卷“论道德”是在前两卷基础上对道德问题的全面阐述。
其中第一章论述了道 德的基本原理,属于伦理学的内容;第二章讨论“人为的德 ”——既是伦理学的内容,也 是政治学的内容;第三章讨论的是“自然的德” 。
《人性论》是休谟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对于人类思想史具有独创性的理论贡献。
休谟 思想中最重要的方面都在这本书中进行了阐述, 如关于人性的三个假设, 有关自私和同情的 看法,有关社会秩序和制度正义的看法等等。
这本书,说实话内容并不是很吸引我,它没有情节,看起来有点枯燥,可是我还是看下 去了。
因着自己最近的心境,感触最大的地方,还是第二卷的论情感部分,其中第二章第一 节,论爱与恨的对象和原因,我印象深刻。
休谟说,骄傲和谦卑的直接对象是自我,或是我们亲切地意识到它的思想、行为和感觉 的那个同一的人格; 而爱和恨的对象则是我们意识不到他的思想、 行为和感觉的某一个其他 的人。
这一点在经验中就表现得充分地明显。
我们的爱和恨永远指向我们以外的某一个有情 的存在者。
当我们谈及自爱时,那不是就爱的本义而言,而且自爱所产生的感觉和一个朋友 或情人所刺激起的柔情也并无共同之点。
憎恨也是如此。
我们可以因为我们自己的过失和愚 蠢而感到耻愧; 但是只有由于他人所加的侵害才会感到愤怒或憎恨。
爱和恨的对象显然是一 个有思想的人,而前一种情感的感觉永远是愉快的,后一种情感的感觉则永远是不快的。
我 们还可以大概地假设说, 这两种情感的原因永远是和一个有思想的存在者相关的, 而且前者 的原因产生一种独立的快乐, 而后者的原因则产生一种独立的不快。
凡对自己的性格、 天才、 财富感到满意的人, 很少有不想在世人面前显露自己, 并取得人们的爱和赞美的。
显而易见, 成为骄傲或自负的原因的那些性质和条件, 也就是虚荣心或名誉欲的原因; 我们自己最为得 意的那些特点, 我们总是要炫耀于人。
但是假设爱与尊重不是和骄傲一样由同一性质产生的 仁它们的不同点只在于这些性质或是与我们有关, 或是与他人有关, 那么这种进行方法将是 非常荒谬的,而且人们也不能期望每一个其他人的情绪和他们自己所有的情绪互相对应。
其实我觉得,正是因为人们不能期望每一个其他人的情绪和他们自己的情绪互相对应, 才有了那些“求而不得”之类的怨恨或难过。
其实这是一种很普遍、很自然的现象,这个世 界上几乎每时每刻都有无数这样的情节在上演,这只是人们最基本的情感反应。
所以,即使 是失业、失意、失利、失势,甚至是失恋,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谁没有那么几件让自己 受伤到骨子里的事呢。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没有谁能一切都顺顺利利,对于爱与恨能真正的洒脱看待,是所 有人应该去最求的。
但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确实很少。
休谟在《人性论》中认为,人的感觉是人的思想、认识观念的唯一来源,因此,人的认 识对象只能限定在感觉经验的范围内。
只有人感觉到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而“物质世 界”是无法感觉的,因此也是不存在的。
由于“人只能认识感觉”,而对于感觉产生的问题, 是人的认识所不能把握的,因此是不可知的。
这就是不可知论。
对于他的“不可知论” ,我并不十分理解,应该说基本不懂他所表达的意思。
上网查了 关于不可知论一些基本问题,最后也只能望而却步了 休谟于 18 岁开始构思,25 岁完成了人性论初稿。
这本书就我目前的认知水平来看仍显 得步履维艰,而且我可以断言,没有人可以完全理解这本书。
并不是说其推理的深奥难懂, 而在于充斥其中的太多情感体验和实验证据,都有很深刻的个人体验。
在此,我坚信已经在 阅读过程中摒弃了我所受教育中将其定性为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者的先入之见, 也没有将自 己作为其深度的信仰者,但是自己仍然为其精妙的推理所倾倒。
这就是我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也是用来努力说服自己的信念支撑。
对于人性的问题 太过于深奥,也许在以后我认知水平提高后,我才能有更深刻的认识。
清代金圣叹的小说理论主张有哪些
一、格”说辨正 如何成功地塑造小说物,是金圣叹小说理论中最具光彩享盛誉的部分,也是论者最有争议的部分。
如有人以为,金圣叹的“性格”内涵反映出了“典型性格”的特点,表明他掌握了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相统一的艺术辩证法[1];还有人认为,“明清之际,我国人物理论中出现了人物类型理论与人物性格理论并存的态势,并出现后者逐渐取代前者的历史发展趋势”,其中,“金圣叹的人物性格个性化理论显得更充分、更深刻、更完备。
”[2]有人则不无自豪地说,金圣叹的人物性格个性化理论比黑格尔、别林斯基早了两个世纪[3](P.562)
在我看来,这种以“西”释“中”,即套用西方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来阐释中国古代的小说理论,极大地漠视与遮蔽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异质性”存在。
“性格”一词,较早见于唐代李中诗《献张拾遗》:“官资清贵近丹墀,性格孤高世所稀。
”后来,出现于小说中,主要指一个人的脾气。
如《水浒传》第二十三回西门庆说武大郎是一个养家经纪人,“又会赚钱,又且好性格”。
而真正把“性格”作为小说理论的范畴,运用于文学批评,则是从金圣叹开始的。
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把成功塑造人物性格确定为小说艺术的中心,即衡量小说艺术成就的主要尺度:“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
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
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水浒传》写一百八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
”那么,金氏所谓“性格”的内涵是什么呢
《水浒传·序三》云:“《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可见,“性格”包括了一个人的“性情”、“气质”、“形状”和“声口”等方面的内容。
其中,“性情”指人物的胸襟、心地和情绪,“气质”指人物天生的禀赋,“形状”指人物的肖像和行为、动作所呈现的状态,“声口”指人物的言谈以及说话时的神情。
“性情”和“气质”是形成人物性格的内在因素,“形状”和“声口”则是体现人物性格的外在因素,它们都标示出人物区别于他人的独特精神特征,而构成人物独具的“性格”。
在金圣叹之前,容与堂本《水浒传》称作者刻画人物“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教,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者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
”这里的“派头”、“家数”、“身份”、“光景”,主要着眼于人物的外部形态(年龄、地位和职业等);而金圣叹的“性情”、“气质”、“形状”、“声口”则直接抓住了人物的思想和稳定的心理特征,其所论显然比前者深入、完备得多。
金圣叹还指出,同类心理特征在特定人物身上的表现是不同的,必须在不同人物的同类心理特征中细细分辨:“《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
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靮,阮小二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
”(《读第五才子书法》)金圣叹一口气数说了六个人物的粗鲁,分析的重心却在其背后所不同的深层心理原因。
显而易见,金圣叹的“性格”概括了作为个体的人对于周围世界的稳固态度和惯常行为方式方面的心理特征。
这也正是中文“性格”一词的基本意义。
黑格尔所谓的“性格”原文“Charakter”源于希腊文“kharakter”(义指被记录下来的东西,所刻的记号)。
朱光潜翻译《美学》第一卷“人物性格”一节时做了脚注:“原文Charakter按字面只是‘性格’,但是,西方文艺理论著作一般用这个词指‘人物’或‘角色’。
”[4](P300)此义在中文“性格”一词里是没有的。
黑格尔对“性格”有明确的规定:“神们(指“普遍的力量”——引者注)变成了人的情致,而在具体的活动状态中的情致就是人物性格。
因此,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
”可见,黑格尔的“性格”是由“绝对理念”分化成的“普遍的力量”融会在个体身上形成的完整个性,它的具体内容是“情致”,“性格”的典型意义,就在于它代表了普遍的精神力量。
黑格尔指出,艺术之所以美,就在于描写了这样的“性格”。
在黑格尔美学里,“典型”又称“理想”,是“从一大堆个别偶然的东西之中所拣回来的现实”,即“符合理念本质而现为具体形象的现实”。
他所谓的典型化,“是概念到感性事物的异化”[4](P14),这是一个“观念化”或“心灵化”的过程。
显而易见,黑格尔是从外部关系——理念发展过程之一定历史阶段中的“冲突”,以及精神化了的社会关系——规定“性格”的,他所强调的是个性化、心灵化了的理性,人的自然天性必须从属于理性。
从黑格尔的个性观念可推导出性格的共性意义,即“普遍力量”是必须符合理性,合乎“绝对理念”发展目的性的“善”,表现为“永恒的宗教的和伦理的关系”[4](P279)。
他所要求于“性格”的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本质是历史的“真”与永恒的“善”的统一。
而金圣叹则是从心理内涵上规定“性格”,强调性格的生动性和个性,主要是一种心理的真实感。
所以,他重视的是表现出人的天性、行为的自发性,即“天真”之趣、“稚子之声”,理性是从属于自然的。
金圣叹的“性格”是心理与伦理的统一。
金圣叹的人物性格理论从心理内涵上规定“性格”,强调性格的生动性和个性,强调一种心理的真实感,这便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形、神关系论相通了。
事实上,包括金圣叹在内的小说评点家们,在具体小说评点过程中最为讲究的就是形、神关系,而不是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小说评点家们每每在小说叙事写人状物出色的地方批上“化工之笔”、“神理如画”、“如见如闻”,或批“如画”、“传神”、“活象”,或简单批一字“画”。
所谓“化工”就是能够将人或物写得形神兼备,能“追魂摄魄”;其反面就是“画工”,即只写出人或物的形迹相似,而没有写出人或物的神采。
显然,他们是从“传神写照”的画学理论那里得到了启发。
“传神写照”语出刘义庆《世说新语·巧艺》,其中记顾恺之画人,“或数年不点睛。
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
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除了“传神写照”外,顾恺之还提出“迁想妙得”的美学命题。
前者强调不泥于形迹,不求形体的逼真,主张以有限的形体表现人物无限的神情风韵;后者则强调自由发挥想象力,以超越有限的物象,把握对象内在的神韵,即捕捉到人物特有的情趣,表现自然山水蓬勃的生机与内在生命的气势。
顾恺之形神结合、以传神为主的创作理论,与五代画家荆浩的“度物象而取其真”,都同样强调艺术作品要传达出对象的内在生命和精神本质。
“传神写照”后来成了我国绘画艺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六朝时期提出“传神写照”的美学原则后,在我国古代文学创作实践和文艺思想发展过程中,总体而言,强调“形似”和“神似”的辩证结合或侧重于“传神”是主流。
从理论上看,晋代陆机(261-303)《文赋》提出“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强调“穷形尽相”。
梁代刘勰(465-520)则提出“窥意象而运斤”,主张“拟容取心”,即表现出事物的精神和本质。
唐司空图在《诗品》更是提出“离形得似”的原则,强调艺术描写应着眼于对创作对象内在精神实质的刻画,而不应拘泥于形迹。
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以“入神”为诗歌最高境界,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
苏轼在《净因院画记》里则对艺术传神的特点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提出“常形”和“常理”,也就是形似和神似的问题,他以文与可画竹为例,指出只有“得其理”,才能挥笔自如,传神写照。
苏轼所谓的“常形”、“常理”,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称之为“物态”与“物理”,又称后者为“神理”,即传神而能得事物内在精神本质之意,他们都意在说明传神之作要害在于形象化地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
“传神写照”的美学原则,也为许多小说、戏曲批评家所借鉴,并运用于人物形象创造的理论批评之中。
如北宋赵令畤指出,《会真记》中崔莺莺所以能“飘飘然仿佛出于人目前”,就在于把这一人物的“神态”、“生气”即“都愉淫冶之态”作了传神的刻画[5](P57)。
小说评点的创始人刘辰翁,在评点《世说新语》时,多次称其人物语言“极得情态”、“风致”、“意态”,而予人“神情自近,愈见其真”的艺术感受[5](P75)。
明清时期,形神论更是融入了小说理论批评,人们以“传神”与否作为衡量小说艺术成就高低的基本标准。
如胡应麟指出,《水浒传》“不事文饰而曲尽人情”,在叙事之外,“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极足寻味[6](P437);天都外臣汪道昆则称《水浒传》“如良史善绘,浓淡远近,点染尽工”[7](P189)。
容与堂本《水浒传》较早用形神兼备的美学理念分析、估量小说在这方面的成就:“《水浒传》之所以与天地相终始”,就在于所塑造的人物“情状逼真,笑语欲活”,“千古若活”;称赞施耐庵是“传神写照妙手”。
金圣叹继承了前人的灼见,并对“传神写照”作出了自己独到的理解。
杜甫题画诗《画鹰》前四句:“素练风霜起,苍鹰画左殊。
掇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
”金圣叹批云:“画鹰必用素练,止是眼前恒事。
乃他人之所必忽者,先生之所独到,只将风霜起三字写练之素,而已肃然。
若为画鹰先作粉本,自非用字不分,乃凝于神者,能有此五字否
三四即承画作殊,殊字事作一解。
世人恒言传神写照,夫传神写照,乃二事也。
只如此诗掇身句是传神,侧目句是写照。
传神要在远望中出,写照要在细看中出。
不尔便不知颊上三毛,如何添得也。
”在金圣收看来,“传神写照”应作“二解”:“写照”是外取骨相神态,它是局部性的,故“要在细看中出”;“传神”是内表对象的内在生命、人格心灵,它是整体性的,故“要在远望中出”。
这里,金圣叹实际指出,表与里、实与虚、局部与整体等的描写,都必须具备形象直观性;而且,“写照”与“传神”之间必须协调统一,不能割裂、孤立。
否则,“不知颊上三毛,如何添得”。
“传神写照”的这些基本原则,实际也正是小说人物性格塑造的核心所在。
围绕着“传神写照”,金圣叹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和分析了《水浒传》的“化工之笔”,总结出了“白描”、“衬染之法”、“背面敷粉法”、“烘云托月”与“染叶衬花”等许多具体的艺术表现手法。
这些方面已有许多论述,兹不赘述。
二、“传神写照”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以金圣叹为代表的中国小说评点家,都把小说人物性格塑造的审美取向同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形、神关系联系起来;而欧洲典型理论中的现象与本质、个性与共性、特殊与一般等范畴,基本上与中国古代小说的语境无涉。
那么,为什么中、西方小说的人物形象理论会走上不同的发展模式呢
我们拟从中、西方传统思维的差异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我们知道,思维方式是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一个民族在创造一种文化的同时,形成了与之相应的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思维对于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文化与文学比较的角度看,其中影响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主要是感性一元论。
很多学者在研究中西认识论差别时,都发现“有”与“无”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8](P62-92)。
简言之,“有”是西方人认识世界的一个基础,西方人在追求宇宙本体的时候,看重的是有(Being)而不是无,是实体(Substance)而不是虚空。
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第一个提出“有”(Being)这个概念,亚里士多德随后提出“存在”(Substance),“有”和“存在”决定了西方文化发展的方向。
后来西方哲学家所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如物质方面的原子、微粒、单子、原子等,精神方面的理式、理念、逻辑、上帝、先验形式等,都基本上没有越出“有”和“存在”的范畴。
在中国古代哲学里,最重要的则是“道”、“无”、“理”、“气”四个最重要的概念。
在古人眼里,大千世界无不在“道”中,世界不过是“道”变动的产物,《周易》云:“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
“无”则是“道”的特点和存在方式,《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道”虽不可见,却无往不是“道”;“道”之循环往复谓之“气”,“理”则是“道”生成变化所遵循的规律。
正是在“有”和“无”这两个概念之间,中西方哲学家给我们描述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实体的宇宙,一个气的宇宙;一个实体与虚空的对立,一个则虚实相生。
这就是渗透于各个方面的中西文化宇宙模式的根本差异,也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9](P21)在西方人眼里,世界是一个确定的、可认知的“有”和“存在”,人和自然、肉体和精神、物质和意识被清晰地切分开来。
世界唯其是确定的,才是可认知的,它才被划分为已知、未知,激发西方人认识世界的极大热情。
这不仅体现在自然科学中,也反映在各种艺术门类,只是后者侧重的是对社会生活的认识。
而在古代中国人眼里,世界是不确定的,万物皆生于“道”,人也是“道”的一部分;“道”生生不息、周流往返,万物从中产生,旋即又回归道体之中。
宋张载以“气”形容这种变化:“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
”[10](P7)既然世界的本原是虚空,天地万物生生不息,旋生旋灭,故它们是不确定的,也是不可把握的物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功能;在“天人合一”的观念里,人对道的认识不是将它作为一个对象来研究与审视,而是面向自身的自省。
只要认识自我、超越自我,不为小我所蔽,就能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
儒家的人“与天地参”、“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以及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因此,“传统思维的特点,则是把认知和情感融和在一起,知、情、意处在合一未分化的状态,其中,情感因素起重要作用。
这就使传统思维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使思维按照主观情感需要所决定的方向发展。
”[11](P29) 西方的理性——逻辑思维方式在叙事文学创作中主要表现为二元论的认知方式。
西方哲学家很早就对现实的现象世界表现出极其不信任,一直在积极寻找生活背后所隐藏的本质。
如柏拉图认定现象是虚幻的,因而人为地制造出一个秩序井然的理念世界。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的这种现实与本质的二分法,在亚氏看来,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因为它所叙述的是普遍的事:“所谓普遍性是指某一类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在某种场合会说些什么话,做些什么事——诗的目的就在此”[12](P28-29)。
朱光潜先生指出:“亚里士多德不仅肯定艺术的真实性,而且肯定艺术比现象世界更为真实,艺术所摹仿的决不如柏拉图所说的只有现实世界的外形(现象),而是现实世界所具有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即它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这个基本思想是贯串在《诗学》里的一条红线”;“……他比较诗与历史的用意是明白的,就是诗不能只摹仿偶然性的现象,而是要揭示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要在人物事迹中见出必然性和普遍性。
这就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
这正是‘典型人物’的最精微的意义。
”[13](P72、P73)显然,这实际上仍是现象、本质二元论在人物身上的一个变体。
此后,西方文艺理论在这方面的论述不绝如缕。
古罗马的贺拉斯劝谕诗人在创作的时候,“必须注意不同年龄者的习性,给不同的性格和年龄者以恰如其分的修饰”;“必须永远坚定不移地把年龄和特点恰当配合起来 那么,小说家怎样才能把握住事物内在之理,而刻画出形神兼备的人物性格呢
金圣叹指出,人物性格的刻划必须是作家“亲动心”、“格物”的结果。
金圣叹在《水浒传·序三》中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之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
”所谓“格物”,就是推究事物的原理,具体到小说创作中的人物塑造,就是对社会生活和人物进行长期深入的观察、体验、分析和研究,了然于心之后,才能“物格”,即掌握人情物理的来龙去脉和事物的发展规律。
在长期“格物”的前提下,金圣叹强调以“忠”、“恕”为核心的“澄怀格物”的方法:“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
何谓忠
天下因缘生法,故忠不必学而至于忠。
天下自然,无法不忠。
或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见忠;钟忠、耳忠、故闻无不忠。
吾既忠,则人亦忠,盗贼亦忠,犬鼠无不忠,所谓恕也。
夫然后能尽人之性,而可以赞化育,参天地。
”“率我之喜怒哀乐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忠。
知家国天下之人率其喜怒哀乐无不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恕。
”(第四十二回回评)对自己隐秘的心理作真诚坦率的自我审视、自我观察和自我分析,从而显露出本身的真实情况,此之谓“尽己”。
任何事物都是按照各自的原因和条件展现其本性,正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和命运,这是根据其自身的原因和条件形成的,此之谓“尽物”。
所谓“忠”,就是既“尽己”又“尽物”。
由“尽己”抵达“尽人”、“尽物”,其中关键在于“恕”,即在小说创作中对于描写对象“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地驰骋想象。
从“格物”到“物格”,就是掌握人物、事物生成的原因、条件和必然关系之后,再以己之本性推及其他事物本性的过程。
怎样才能达到对人情物理之“理”的认识和把握;如果说“忠恕”说是从小说家的角度探索,那么,“因缘生法”说则是从人物形象的角度,讲人物性格如何在小说家头脑中形成和发展。
“因”指事物生起或坏灭的根据,“缘”指促成结果的条件,“法”是因缘和合所生成的物质或精神现象。
金圣叹在《水浒传》第五十五回回评道:“经曰:因缘和合,无法不有。
……其文亦随因缘而起,则是耐庵固无与也。
”也就是说,小说家能写出形形色色的人物,如豪杰、奸雄、淫妇、偷儿等,并不因他自己一定当过豪杰、奸雄、淫妇、偷儿,而是由于他“深达因缘”,即掌握了构成这些人物心理、行为的“因”、“缘”,而在“因缘”的相互作用中,完成了人物言行的展开和情节的发展。
具言之,作家谙熟各种人情物理,依据明确的创作意图,设置下人物的出身、嗜好、经历、性情,以及社会关系、历史背景等“因缘”,人物便在这些“因缘”的制约、推动下,合乎逻辑地行动和言语。
因此,作家尽管与每个对象“无与”,却能君临他们之上,依据人情物理设计、安排和驱遣他们,指向自己的创作目的。
这就是《水浒传·序三》所总结的:“忠恕,量万物之斗斛也;因缘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
施耐庵左手握如是斗斛,右手握如是刀尺,而仅仍叙一百八人之性情、气质、形状、声口者,是犹小试其端也。
”特殊性与差异性,是万物的基本规律(“量万物之斗斛”);各具差异的众多因缘和合而生万物,则是创造千差万别的大千世界的根本法则(“裁世界之刀尺”)。
可见“因缘生法”、“格物”、“忠恕”是三位一体的。
作家由“因缘”探知人性的发生根源,再通过对性格发生条件的模拟内省(“亲动心”)求得真切的体验,感性的真实便转化成了心理的真实,成了人物“性格”的个性内涵。
这样,小说人物的塑造就成了一个出乎其外的审美观照与入乎其中的审美体验的统一过程。
金圣叹以上所论,与中国传统的现象一元论的直觉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它们揭示了小说创作的心理规律,颇具东方神韵。
蒙台梭利教育对我国的幼儿教育有什么启示
蒙台梭利是世界著名的幼儿教育专家。
近百年来,她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一直对世界幼儿教育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蒙台梭利教育法是对幼儿实施素质教育及潜能开发的优秀教育模式。
一、 蒙式教育的十大特点: 1、以儿童为中心。
视儿童为有别于成人的独立个体,反对以成人为本位的教学观点, 2、“不教的教育”。
蒙台梭利反对以教师为中心的填鸭教学,主张由日常生活训练着手,配合以良好的学习环境和丰富的教育内容,让儿童自发的主动学习,自己建构完善的人格。
3、把握儿童的敏感期。
0- 6岁的幼儿在特定的时期会出现特定的喜好倾向。
若顺着敏感期学习,该特性即可获得最大的学习效果。
4、教师扮演导师的角色。
一般称蒙氏教师为启导员。
他必须对孩子的心灵世界有深刻的认识与了解,对于孩子的发展状况了如指掌,才能提供孩子适时、适性地协助与指导。
5、完全人格的培养。
蒙氏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协助孩子正常化。
透过环境的设计、教具的操作,使孩子一步步建构完善的人格。
6、尊重孩子的成长步调。
蒙氏教育要求教师根据儿童发展的进程,对不同特点的儿童进行因材教,不搞一刀切式的教育。
7、混龄教育。
让不同年龄的孩子在一起,可使较小的孩子有不同年龄层的模仿对象,而较大的孩子则可以从帮助年幼的儿童中增强自己的知识和能力。
8、丰富的教材与教具。
蒙台梭利教具非常丰富,但这些教具并非是教师用来教学的工具,而是孩子工作的材料。
孩子透过这些工作,从自我重复操作练习中,建构完善的人格。
9、屏除单一奖惩制度。
蒙氏教学尊重儿童,培养孩子正在萌芽的尊严感。
10、爆发式的教学成果。
蒙氏教育尊重孩子内在需求,让孩子适时、适性的成长,短期内不易察觉成果,但却会在某一时间以爆发的形式,彰显出孩子内在的心智发展水平。
二、自由—蒙式教育法的基础。
自由是蒙台梭利教育方法的基本原理。
蒙台梭利称她的教育方法是“以自由为基础的教育法”,又被称为“自由研究的教育。
”因此,把握“自由”的内涵,是了解蒙式教育法本质的前提。
(1)、关于自由。
蒙台梭利认为,自由是儿童可以不受任何人约束,不接受任何自上而下的命令或强制与压抑的情况,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爱的活动。
生命力的自发性受到压抑的孩子绝不会展现他们的原来本性,就像被大头针钉住了翅膀的蝴蝶标本,已失去生命的本质。
这样教师就无法观察到孩子的实际情形。
因此,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孩子,先要给孩子自由,促进他们自发性地表现自己,然后加以观察、研究。
这里所谓的给孩子自由,不同于放纵或无限制的自由。
蒙台梭利说:“让孩子学会辨别是非,知道什么是不应当的行为。
如任性、无理、暴力、不守秩序及妨碍团体的活动,都要受到严厉的禁止,逐渐加以根绝。
必须耐心地辅导他们,这是维持纪律的基本原则。
”事实上,放纵孩子绝对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2)、关于纪律。
蒙台梭利认为纪律是一种积极的状态,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之上的。
一个人如像哑巴那样的安静,像瘫痪的人那样的一动不动,不能算是有纪律的。
积极的纪律包括一种高尚的教育原则,它和由强制而产生的“不动”是完全不同的。
她说:纪律的培养不能靠宣传和说教,也不能靠指责错误,而是在自然的活动中发展起来。
重要的是使儿童在活动中理解纪律,由理解而接受和遵守集体的规则,区别对和错。
因此,真正的自由也包括思考和理解能力。
一个有纪律的人应当是主动的,在需要遵守规则时能自己控制自己,而不是靠屈服于别人。
在蒙台梭利学校的活动室内,允许儿童自由地活动、交谈、交换位置,甚至也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移动桌椅。
在教室里的儿童有目的、自愿的活动,每个人忙于做自己的工作,安静地走来走去,有秩序地取放物品,并不会造成混乱。
因为他们懂得安静和有秩序是必要的,并且知道有些活动是被禁止的。
儿童在这种环境中逐渐成长,自然会注意自己的行动。
长此下去,就会养成守纪律的好习惯。
三、环境教育儿童 蒙台梭利十分重视环境,她说:“在我们的学校中,环境教育儿童。
”并认为环境是重要的保育内容,而且保育方法的许多方面亦由环境决定。
儿童需要适当的环境才能正常地发展,完善其人格。
然而,多数儿童在一般情况下并不是生活在适当的环境中。
儿童天性亲近自然,但是,伴随着文明的发展,自然却距离儿童越来越远了。
他们居住在以成人为本位的世界中,身边的一切对他们来说,其规格、重量及形态都是不完全相适宜的,难于随心所欲地操作。
“有准备的环境 ”是为了让精神处于胚胎状态的儿童能够顺利成长,将秩序与智慧等精神食粮的环境预备好。
对六岁以前的儿童而言,成人的环境与儿童的环境在大小及步调上相差悬殊。
因此儿童在活动时须时时依赖成人协助。
但是,儿童一直依赖成人的协助便无法完成应有的成长,不能支配自己的生活、教育自己、锻炼自己。
如果没有理想的环境,儿童就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能力,这样永远无法脱离成人而独立。
因此,蒙台梭利根据儿童六岁以前的敏感期和吸收性心智,创设一个以儿童为本位的环境,让儿童自己生活。
这个环境是“有准备的环境”。
其意义并不仅是环境,而且是儿童不久将要面临未来世界及一切文化的方法和手段。
因此,它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1)、充分发挥儿童的节奏与步调。
儿童与成人在心理和生理方面差异悬殊,成人在一小时内的认知和感觉与儿童所经验到的截然不同。
儿童以其特有的步调感知世界,获得很多成人无法想象的事情。
儿童特有的节奏已成为他们人格的一部分。
成人在复杂、多变的文化环境中生存时,必须愈加保护儿童特有的“节奏或步调”所需的环境。
(2)、给儿童安全感。
人类的孩子比其他动物的成熟来得迟,因此他们更需要庇护。
当孩子的身体感到危险时,用温柔、鼓励的眼神关爱孩子,才能使他们自由、奔放地行动。
(3)、可自由活动的场所和用具。
儿童必须依靠运动来表现其人格。
尤其是他们的内心,一定要与运动相结合,才能够充分获得发展。
因此,需要让儿童持续接触东西—收集、分解、移动、转动、变换位置等可自由活动的用具和场所。
(4)、美。
美对儿童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儿童最初的活动欲是因美引起的。
所以,在儿童周围的物品,不论颜色、光泽、形状都必须具有美的感觉。
(5)、必要的限制。
儿童的周围不可有太多的教材或活动的东西。
太多的东西反而使儿童的精神散乱迷惑,不知该选择何种教材或从事何种活动。
以至不能将精神集中在对象物上。
为避免儿童做不必要的活动,而导致精神疲惫、散漫,教材及活动必须有某种程度的限制。
(6)、秩序。
儿童的秩序感以两岁为高峰,其后的数年间,儿童的秩序是极特殊的。
这个时期秩序感与儿童的关系就像鱼和水、房子与地基。
事实上,儿童会以秩序感为中心,运用智慧进行区分、类比的操作,将周围的事物加以内化。
要是没有秩序的话,一切事物将产生混乱,儿童会因而失去方向感。
所以,秩序必须存在于有准备的环境中的每一部分。
(7)、与整个文化有连贯性。
所谓“秩序存在于有准备的环境中的每一部分”,就意味着秩序应包含于拓展儿童智慧的教材中。
这种秩序可使儿童朝真实且正确的“工作”去努力,也就是儿童能真正认真的去进行“真实的生活”。
能够独立专注于自已世界内活动的儿童,才能真正在下一个阶段的成人世界中活动。
而秩序应表现在“有准备的环境”中与成人的文化世界相连贯。
四、蒙式教育的五大教育内容 日常生活教育:包括基本动作训练、照顾自己、照顾环境、照顾他人、社交行为。
以培养孩子的独立性、自主性、专注力、手眼协调能力和自信心。
感官教育:通过对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的训练,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分类能力和注意力。
数学教育:培养幼儿初步的数量概念、逻辑思维能力、理解能力和判断能力。
语言教育:通过对听觉、口语、视觉、语音、文字和阅读练习,培养幼儿听、说、认、读和书写能力。
科学文化教育:包括自然、地理、历史、科学、音乐、美术。
通过让幼儿学习民族文化,培养幼儿爱科学的情感和民族自豪感,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五、及时把握孩子的敏感期 敏感期是自然赋予幼儿的生命助力。
如果敏感期在内在需求受到妨碍而无法发展时,就会丧失学习的最佳时期。
日后若想再学习此项事物,尽管要付出更大的心力和时间,成果也不显著。
如何运用这股动力,帮助孩子更完美的成长,正是成人的职责。
以下几点建议,可以帮助父母及时把握孩子的敏感期: 1、尊重孩子为有能力的个体。
孩子是具有能力的天生学习者,他们会寻着自然的成长法则,不断使自己成长为“更有能力”的个体,这是父母首要改变的观念。
2、细心观察敏感期的出现。
每个孩子敏感期的出现并不完全相同。
因此,成人必须以客观的态度,细心观察孩子的内在需求和个别特征。
3、布置丰富的学习环境。
当成人观察到孩子某项敏感期出现时,应尽力为孩子准备一个满足他成长需求的环境。
4、鼓励孩子自由探索。
当孩子获得了尊重与信赖后,就会在环境中自由探索和尝试。
5、适时协助而不干预。
当孩子热衷于有兴趣的事物时,大人“应放手让孩子自己做”,避免干预。
但并非要丢下孩子完全不管,而是适时予以协助指导。
实际上,蒙班侧重的是常规行为习惯和数概念的培养,通过让孩子自己操作教具,让孩子通过尝试错误,既自己动手操作,来得到自我提高。
教师在班中主要是观察引导,我觉得让孩子在小的时候多接触是有好处的,特别是3-4岁间,但蒙班对孩子的想象力和个性上的培养不是很多,另外,蒙式教育的成本也是很高的,它的教具几乎全是进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