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关于历史书籍的读后感力求
《明朝那些事儿》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三百年间对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功权贵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政治。
战争。
帝王心术着墨很多，并加入当时政治经济制度。
人伦道德的演义。
被称为“迄今为止唯一全本白话正说明朝大历史”历史本身是很精彩的，但能把历史写的很好看的人却很少，大多都是学术研究论，毕竟不是人人都是学者，而爱好历史的人读起来枯燥乏味~在“那些事儿”之前，我看过易中天写的《品三国》他之所以受欢迎或许不在于他有多高深莫测，而是因为他能把历史讲的轻松幽默，原来讲历史不一定要很严肃，这就让很多爱好历史而不是搞历史研究的人找到了一个平台，而他提出的有些观点又极具颠覆性，颠覆以往老百姓认为的“正史”地球人都知道《三国演义》是七分实三分虚，可有多人知道那三分虚的又是什么呢?平常人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翻阅历史文献的，就算翻阅了，面对那些诘屈聱牙的文字时，又不知要从何下手，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当他们用轻松幽默又易懂的讲解历史时，大多数人是接受的，并且很受欢迎，所以，他们红了!我并不是拿他们两个做比较，也没有什么可比性，我认为当年明月写的更好!他所传达的历史意义也更为突出。
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在历史中，看到的是人性，而我在他的书中，同样也看到了人性，不管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还是被隐藏在历史之下的小人物，我看到的，都是鲜活的，富有生命的，在读的过程中，想象明太祖朱元璋的金戈铁马、成祖朱棣的浩瀚辉煌、不再是那些只依附在文字上平面的，而是更加立体了。
-絮叨了这么半天，其实我想说，这本书真的很好看!明朝的皇帝中，很多人都比较喜欢朱元璋，不过我比较倾向于朱棣，他是唯一一个继承了老朱同志基因的人!他开创了续洪武之后的又一个盛世——永乐盛世!七下西洋、永乐大典、建都北京、五伐蒙古(亲征)不过最主要的一点是，他做了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所以才缔造了这一盛世!唉~不过很惋惜的是，他的子孙没能继承他这雄材大略，一个比一个窝囊!尤其是英宗朱祁镇，他干了件明朝历史中最为耻辱的一件事儿，堪比“靖康之耻”他听信宦官王振谗言，亲率明军二十万大军北上伐蒙，在土木堡开战，结果惨败，明军全军覆没，王振被杀自己还被也先俘获!这二十万大军是明军的精锐，就这么被白白的牺牲掉了，就因为他的天真愚钝!我每每看到这里的时候就气不打一处来!这老朱同志要是地下有知他有这么个蠢货的子孙，非气活不可!土木堡的惨败导致大明王朝有可能会被覆灭，要不是关键时刻于谦站了出来，挽救了大明王朝，或许历史就会被改写了!但我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心情都比较复杂，于谦要想挽救大明，就先立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当代理皇帝，要不然没有领导的号召，大家怎么能团结呢?就在北京保卫战结束以后，这个本来不想当皇帝的朱祁钰却变了，皇权的欲望让他爱上了这项职业，可怜的朱祁镇就只能在蒙古呆着了~过了一年之后，朱祁镇在弟弟朱祁钰及其不情愿下还是回到了大明，被朱祁钰囚禁了七年之后，成功夺门，复辟了!搁我说，要不是当时朱祁钰病的奄奄一息，那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
-其实，不管是朱祁镇也好朱祁钰也罢，他们同是可怜人而已看“那点事儿”还让我明白了件事情，那就是，自古那些悲剧的忠良之士，所有的结局，大都相同，无不例外，“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而真正明白这些道理的，又有几人呢?，有些人的悲剧，其实他们自己也是有责任的。
这便是历史的悲哀，更是魅力。
-而像范蠡、张良、诸葛亮、姚广孝这些人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聪明，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新政权的缔造者!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都善终。
想想都替他们悲哀!处心积虑的为自己的主子们建立江山，最后江山建成了自己弄不好还得死于非命!他们要的可能只是得以施展其抱负而已，完成梦想，比那些人有抱负，而又怀才不遇的人(比如：苏东坡、辛弃疾)不是强太多了嘛。
-本人的梦想便是走遍全中国的名胜古迹!-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虽没读过万卷书，但行万里路还是可以的吧!- 以上就是我的读后感其实历史并不仅限于过去的才叫历史，历史每天都在发生。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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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的会高分悬赏
洪武二年，元顺帝妥欢帖木儿的孙子脱吉思贴木儿以后，北走土刺河畔其部下所杀。
北元内部陷于混乱，分裂为三大部：鞑靼部，瓦刺部和兀良哈部。
在这三大部中，兀良哈部与明廷关系最密切，而鞑靼部势力最强大。
“鞑，即蒙古，故元后也。
”（明史 列传215））鞑靼仍传蒙古汗，从脱吉思帖木儿死后，又两世传至坤帖木儿。
永乐元年，坤帖木儿为鞑靼别部首领鬼力赤所杀，鬼力赤去元国号，称鞑靼可汗。
鞑靼另部首领阿鲁台又杀鬼力赤，立坤帖木儿之弟本雅失里为可汗，阿鲁台自行专政，势力强大。
“瓦剌，蒙古部落也，在鞑靼西。
元亡，其强臣猛可帖木儿据之。
死，众分为三。
”（《明史列传216》），分别由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三个首领执政，与鞑靼对立。
明廷对蒙古各部采取“恩威并施”，羁糜和防御并用的政策。
在兀良哈部设三卫，封其大小首领以各种官职。
瓦刺部封马哈木为顺宁王、大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东王。
到永乐八年鞑靼部被朱棣击败后，阿鲁台表示内附，明封其为和宁王。
但在永乐年间，鞑靼和瓦刺虽名义臣服，却经常骚扰明廷北部边境，鞑靼还策动兀良哈在辽东侵扰。
所以，明成祖朱棣从永乐八年到二十二年曾动用五十万大军，先后五次亲自率兵出塞，重创鞑靼、瓦剌二部，尤其是阿鲁台的鞑靼势力，并在第五次出征的回军途中死去。
随后阿鲁台又被瓦刺部击败，部众离散。
由是瓦刺部并吞各部，势力越来越强大，奉元朝宗室脱脱不花为可汗，英宗正统八年瓦刺太师顺宁王脱欢死去，他的儿子也先继承太师之位，一统了长城以北，虎视明廷。
朱棣于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后，为加强边防，在北部和西北部先后设置辽东、宣府、大同、延绥(榆林)、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九处边防重镇，布置重兵戍守，同时还在沿边修缮了长城。
因此，在宣德年和正统前期共二十多年间，总体而言北部边防还算相对平静，这局面持续到正统十四年。
2 英宗朱祁镇，宣宗的长子，乃孙贵妃所出。
也有野史说是宣宗与一位宫女所生，出生后即被抱走，由贵妃抚养。
即位时英宗仅仅7周岁，由张太皇太后垂帘，内阁三杨（杨士奇、杨薄、杨荣）辅政。
到正统七年，张太皇太后去世，三杨也已先后因老病先后淡出。
英宗年幼，缺乏主见，自然依赖心腹太监为其谋划。
尽管明自朱元璋开始就严禁太监干政，这一情形还是出现了。
王振，山西蔚州人，早年也是进士出身，做过官，后因故受牵连被贬职，仕途无望后遂自阉入东官侍奉太子讲读，成为年幼的朱祁镇的启蒙老师。
王振谦恭自守，以圣贤之道教导、约束太子，颇得宣宗与三杨的赏识。
朱祁镇幼冲登极不久，一次与小宦官们偷偷玩球，被王振碰到，立即予以批评。
翌日一早，王振又当着大臣们面责小皇帝行为不端，王振的举动，深受在场大臣们的赞叹。
英宗亲政后，还是个14岁的少年，对政治没有热情，而他幼年时受教于王振，对王振的依赖之情很强，就由着王振去处理冗杂的政务，心甘情愿地交出了权力。
皇帝既然如此，大臣们也不甘落后，《明史 列传192》载：“帝方倾心向振，尝以先生呼之。
赐振敕，极褒美。
振权日益积重，公侯勋戚呼曰翁父。
畏祸者争附振免死，赇赂辏集。
” 王振终于逾越了至尊的皇帝成为朝政的实际主宰。
正统十四年春二月，瓦刺也先派出使者二千多人进贡马匹，却冒称三干人。
王振本来一直就暗中和瓦刺做马匹买卖，关系本来不错。
这回遇到对方有欺诈行为，便顺势杀价，下令减其马价，并派使臣把这一决定通报瓦刺，于是双方失和。
其实，也先名为进贡，实为侦察。
经常贿赂翻译，探听明廷的虚实。
也先还曾提出过与明廷皇室通婚的要求，翻译人员私下擅自答应，而朝廷却不知道这回事，在回答瓦刺的诏书中没有允许通婚的意思。
对此，也先觉得受到了轻视，于是隙怨加深。
当时，明虽使瓦刺称臣，但默许瓦刺奉元室后人为可汗，对双方而言，臣服和默许都仅仅是一种妥协，彼此都将对方视为潜在的对手和威胁。
但王振自高自大，气焰骄横，未把瓦刺放在眼中。
驻守山西的官员将领也多为王振的私人，与瓦刺时常发生冲突。
反是也先韬光养晦，不动声色地积蓄实力。
这一对比，战略高下已然分明。
正统十四年入夏以来，朝野即开始流传也先正集结兵马，准备进犯。
朝廷已派出要员赴大同、宣府整顿军备，朝臣中也有人暗地南遣家眷，以备不虞，战事已然一触即发。
而此时只有王振不动声色，并没有把塞外的游牧者的军事准备视作威胁。
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自负，呼风唤雨的权力带来了狂妄心态的膨胀，以为区区瓦刺根本不配对抗天朝；二是蓄意，王振是儒士出身，入宫前作过九年碌碌无为的小官，作为书生本色，尚怀有建功立业的梦想，想作出些惊天动地的伟绩。
而荡平漠北，大展天威是一个最理想的功业，《明史》载其此前就“构衅瓦剌，振遂败。
”主动出兵受朝臣制约，自己没法参与，皇帝也未必情愿，对方来攻就求之不得了。
在权力欲满足之后，王振还想再享受一下军事成就感带来的高潮。
就这样，到秋七月，准备充分的也先先发制人，率先动手，联合兀良哈等部从辽东、甘肃等三路进犯作为牵制，自己则亲率大军兵发大同，战争正式爆发了。
3 也先蓄力已久，兵锋所指，所向披靡。
大同官兵连连失利，所有塞外城堡，蒙古大军一到，便全部陷落。
边境警报日日不断传到朝中。
朝廷派遣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领、各率兵一万人．前往抵御。
井源等人率兵刚一出行，王振就劝皇帝御驾亲征。
21岁的英宗对兵事同王振一样一窍不通，对战争只有浪漫的想法，能有机会成就二祖那样的事业，当然欢喜。
两个天真汉就这么一拍即合。
亲征命令刚刚下达两天，马上就要御驾起程，如此仓促不作准备，令举朝震惊。
英宗命兄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太师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率领军马从行，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野、学士曹鼐、张益等人从征。
吏部尚书王直以及大小群臣，跪伏在宫闭门外恳请皇帝留驾，不予准允。
七月十七日，英宗偕王振统领五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大军西出居庸关，经过怀来到达宣府。
时值秋雨连绵之际，连日风雨交加，关于出师不祥的谣言四起，大臣们对亲征一事还在争个不停，一时群情汹汹。
而前方传来的消息越来越紧急。
随从的多个大臣连续上奏章，请求皇帝留驻车驾，王振大怒，今劝谏的大臣全部去随军打仗。
尚未到达大同，仓促出征带来的后勤问题就出现了，军中已经开始缺粮，士兵饥寒交迫，一路皆有饿死者，还未抵达前线，军队就已怨声载道，毫无战意了。
八月初一，大军抵达大同。
也先已经得报，瓦刺兵马假装退避，以诱敌深入。
王振踌躇满志，还想继续北上，遭到了众臣的抵制。
尚书王佐、邝野整日跪伏在草丛中，请求皇帝南还，钦天监正彭德清更以天象变化提出了警告。
又被报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出战阳河口全军覆没。
不利战报接连不断，令不通战事的王振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其实连续数日以来，王振心里非常焦躁，前方吃紧，又找不到人商讨军情，文武大臣一开会就只谈退兵的事，又哭又吵，将相离心，根本没法进行下去。
这一日，天空黑云笼罩，雷雨大作，恰正赶上前军传来消息，井源等先头部队又败绩。
镇守大同的监军宦官郭敬悄悄告知说，大势不好，已无胜望了，军队切不可前进。
王振这才有兵马南还的意思。
第二天，留广宁伯刘安镇守大同，大军班师回京。
大同总兵郭登告诉学士曹鼐等，皇帝车驾南还应走紫荆关，这样才可能不会遇到危险。
但王振不知兵，对可能出现的追兵也不可能有所预见，在他想来，危险尚远，何况出征以来，连个敌影都未见过，根本不肯采纳这个意见。
王振原籍是蔚州，他想请皇帝顺便临幸他的家乡府第，以光耀门庭。
已经走出四十里，到蔚州境内的双寨后，他忽又担心大军所过损害他家的庄稼，又转而向东。
走到狼山时，蒙古骑兵已经迫近，恭顺侯吴克忠的殿后部队被瓦刺军击败，吴克忠战败身亡。
成国公朱勇等率领三万骑兵前往抵御敌军，朱勇不明敌情，仓促之下于鹞儿岭被瓦刺军设下埋伏，明军猝不及防，又吃了败仗，被歼灭殆尽。
十日，大军抵宣府，敌军暂时受阻，天也放晴了。
王振心情一好，又想起回京后还要做的一些重要事情，比如祭祀等，忙不迭安排开了，行军节奏就放慢下来。
就这样，一直到了十三日下午，英宗车驾方才行至土木堡，这里距离怀来城仅二十里，距离京都也仅三百里。
众人都认为皇帝车驾应该立即退入怀来城。
可是王振却因为运载器械、粮草的一千余辆辎重车未到，便下令车驾留驻等待。
兵部尚书邝野再上奏章，请求皇帝车驾赶快进城而以大军殿后，严加防守。
对这道奏章，王振竞放在一边，不作回答。
邝野又到皇帝行军营帐坚请，“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言者死
’野曰：‘我为社稷生灵言，何惧
’振叱左右扶出。
”（《明史 列传55》） 众臣纷纷指责反而使得王振逆反心理爆发，于是，皇帝车驾便停驻于土木堡一天一夜。
此地地势较高，附近没有水源，又正当敌人进军的要冲之路。
十四日辛酉时，想要车驾起行时，敌军已经逼近。
人马喝不到水已经两天，饥渴难耐，掘井二丈深仍不见有水。
南十五里倒有一条河，因行动迟缓，早为也先军队抢先控制。
也先分兵包围，从土木堡附近的麻谷口进攻，守口的都指挥郭懋抵敌拒战一整夜，已经无力再抵挡的住了。
这时总兵杨洪领兵驻于宣府，有人劝杨洪赶紧出兵冲击敌军的包围，让皇帝车驾能突围出来。
可贪生怕死的杨洪却下令禁闭城门，不肯出兵。
十五日壬戌时，也先派使者带着书信，前来约和。
于是，英宗召曹鼐草拟敕令同意约和，派两名使臣与瓦刺来者一同前往敌营。
这时候本当按兵不动，一面重整部队静观动态，一面派人火速求援。
王振却又心急，忙传令移动行营，越过壕堑向前行进，绕行回旋之间，军伍已不成行列，号令全失，乱作一团。
向南未走上三四里远，敌军从四面围攻上来，官军兵卒争先奔逃，溃不成军。
蒙古铁骑冲破战阵掩杀过来，明军相互践踏，死者满山遍野，根本无力组织抵抗。
皇帝与其亲兵乘马突围不出，被敌军冲散，促拥而去。
英国公张辅，尚书邝野、王佐，学士曹鼎、张益以下，数百人全部战死。
王振本人及兄弟王林也战死于乱军之中。
随从皇帝的大臣中，只有肖惟祯、杨善等几个人逃了出来。
二十余万大军全军覆灭，大量器械、粮草等辎重被全部缴获。
4 兵败如山，大势已去也。
此时的英宗倒是显露出了天子本色，他镇静自若，下马盘膝面南而坐，静待命运的安排，身边只剩下一个叫喜宁的太监。
一个蒙古兵过来，要脱他的衣服和铠甲，英宗不给。
那个士兵大怒，就想要加害。
这时，一个年长的小头目过来，说：“此人看来非同凡人。
你对待他应与别人不同。
”于是促拥皇帝去见赛刊王，也就是也先的弟弟。
英宗泰然自若，问：“子其也先乎
其伯颜帖木儿乎?赛刊王乎
大同王乎?”赛刊王听到这些问话大为吃惊，骑马去见也先，说：“我的部下抓来一人，非常奇怪。
可能就是大明天子。
”也先召来先前那两个议和的中国使者查证，二人一见大惊失色，这果然是大明天子。
（《明史纪事本末 卷55》） 也先大喜，把皇帝送到到伯颜帖木儿的大营，今好好保护。
此时太监喜宁贪生怕死，已经向也先投降，在皇帝身边伺候听命的只有一个校尉袁彬，另还有一个蒙古的翻译哈铭。
于是也先让袁彬派遣以前出使蒙古的梁贵带着也先的手书，前往通知怀来守臣。
手书中提及皇帝被扣留的情况，并提出索要金银玉帛。
当时怀来城紧闭城门，只得攀墙入城。
怀来守臣又派人把也先的手书火速送到京师，当天夜里三更时分，送书人从西长安门进入皇城，上报朝廷。
十七日那天，京城里一片恐慌，百官集于朝堂之下，散朝不退。
战败的消息络绎不绝，相继传来，人们私相传舌，谣言不断，又陆续有战败的兵卒包着累累创伤回到京城，向他们打听情况，都不知道皇帝的下落。
直到噩耗传来，满朝悲栋。
当天，皇太后派出使臣，用八匹马载着贵重宝物及绣花绸锦，皇后钱氏又尽搜宫中的宝物带上，去拜诣也先，请放皇帝车驾南还。
不过这回却得不到也先的答复。
这一事件，史称“土木堡之变”。
从出征到惨败，乃至英宗被擒，仅仅一个月时间。
不过，故事还没有结束。
5 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七日，京城陷入一片愁煞人的凄风苦雨之中。
次日，太后下诏，立英宗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
当时见深年仅两岁，指定由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钰辅导太子，代为总理国政，并诏告天下。
郕王朱祁钰召集廷臣，急商对策。
侍讲徐珵提出星象有变，北京不可久留，应当当南迁。
众人议论纷纷，有赞同有反对，各怀心事。
这时，一人昂首而出，声如洪钟：“言南迁者，可斩也。
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
”此人正是尚书邝野出征后留理兵部事务的兵部侍郎于谦。
此言一出，众皆哑然，郕王深以为然，将徐珵责退。
于是，坚守京师，寸步不让的策略就这样定下来了。
二十四日，郕王朱祁钰驾临午门，谏议官和大臣们依次宣读他们检举抨击王振的奏章，请抄灭其族后，以安定人心。
一时哭声震天。
郕王沉吟不语，起身欲入内庭，内使刚要关门，群臣紧随其后，蜂拥而入。
主事太监金英传旨令百官退去，但群情激愤，无人肯退。
恰金英身边的太监马顺正好是王振一党，被众人揪出痛打，被当场活活打死。
王振的侄儿，锦衣卫指挥王山也被捉住，拉回跪在朝堂下面，群臣们对他唾口大骂。
朝廷之上一片吵吵嚷嚷，“朝班大乱，卫卒声汹汹。
”完全乱了班次，成了斗殴场和闹市，礼仪和秩序全失。
郕王不由也变了脸色，但又无法镇住场面，几次站起，要退朝回官却欲罢不能。
这时于谦排众而出，上前拉住郕王衣袖，恳请铢灭王振族属，并辩解说：“臣等本为社稷，无他耳。
“郕王遂予允准，降下令旨，褒奖并劝勉百官回衙做事，马顺罪在当死，群臣过失不予追论。
群臣这才拜谢而出。
这天发生的事太突然了，全靠于谦镇定自若，处理得宜方才平息。
待于谦从拥挤中帮助郕王回宫后。
袍袖都被撕破了。
“退出左掖门，吏部尚书王直执谦手叹曰‘国家正赖公耳。
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
’当是时，上下皆倚重谦，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
”（《明史 列传58》）王振被抄之后，郕王愈发看重于谦，任命其为兵部尚书。
时为非常时期，且太子年幼，国不可一日无君。
八月二十九日，文武百官联合上书太后求立长君。
奏章送入不久，太后传出懿旨，答应百官所请，命郕王即皇帝位。
就这样，正统十四年九月初六，郕王朱祁钰正式登上帝位，并遥尊明英宗为太上皇，改明年为景泰元年，颁诏大赦天下。
6 再说瓦刺一方。
也先是知兵之人，知道孤军深入，不宜久留，但英宗非比常人，勒索一下明廷，交换一点财物有点不值。
于是挟持英宗北撤。
也先深谋远虑，不会得意忘形而因小失大。
故对英宗十分恭敬，行叩拜礼，并摆酒宴压惊。
自己陪坐一旁，殷勤款待，今他的妻老出来拜见。
又请皇帝住进了伯颜粘木儿的营帐，距也先营帐十余里。
伯颜帖木儿及其妻迎出来，礼节一如也先。
二十三日，也先挟持英宗皇帝来到大同城下，索要金银货币，口称只要如数付给，就放英宗回京。
大同总兵，都督郭登闭门不让一人进城，英宗传旨说：“我与郭登有姻亲，为何这样拒我于城外
”郭登派人传出奏章，坚持：“臣是奉皇上命令把守城池，不敢随便开闭城门。
”跟随皇帝的校尉衰彬．一边用头撞击城门，一边大声呼叫。
但郭登丝毫不妥协。
瓦刺虽然也勒索到了万两金银，但大同城严阵以待，守备森严。
令也先无可奈何，知道难以攻破城池，只好悻悻撤兵北还。
九月以后，景泰登基，也先见明政局稳定，知道英宗不再是“奇货可居”了，遂动了放英宗南归的念头。
不过，这回是换明廷态度冷漠，不痛不痒了，屡以瓦刺使者态度傲慢，书信言语荒谬驳之。
也先不觉有些恼怒了，上回大败明军，俘虏英宗的战果竟然不过如此而已，明的态度依然如旧。
于是动了再征的念头。
到十月，也先挟持英宗同行，统帅大军绕过大同，陷白羊口，下紫荆关，一路破关斩将，很快来到京师城下。
也先这回倒是师出有名，是为送回太上皇，所以目标乃是直指京城。
7 危难之中，方见英雄本色。
一代英雄于谦就这么走上了历史舞台的前沿。
于谦，字廷益，钱塘人。
“生七岁，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时宰相也。
’”永乐十九年进士，授御史。
宣宗即位后，对其就十分看重，认为才可大任，宣德五年，巡抚河南山西，年仅三十三。
此间“谦至官，轻骑遍历所部，延访父老，察时事所宜兴革，即俱疏言之。
”不仅宣宗，三杨对其也十分看重，“谦所奏，朝上夕报可，皆三杨主持。
” （《明史 列传58》）皇帝曾手书公名，超迁兵部右侍郎。
官至二品。
郕王朱祁钰即位前，开始尚诚惶诚恐，谦让再三。
于谦恳切进言：“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
”说服了郕王。
郕王即位后，关于京都的防卫策划，全部交由于谦负责。
当时，明军精锐在土木堡之战中几乎丧失殆尽。
于谦派出官员，分头去各地把各官府所剩兵丁召策起来，再以民夫把沿河运输粮草的官军替换下来。
然后，把这些军兵全部分到神机营等各营*练，以备调用。
还令工部筹集物资材料，由内外局厂日夜加工，赶制攻战器械。
京城九门，由都督孙膛、卫颖等率领兵守护。
又奏请将因土木之战护驾失职而被关押的将领杨洪、石亨释放，责戴罪立功，命杨洪仍守宣府，石亨总领京城兵马。
十日，也先军长驱深入，直至京城西北关外。
于谦令石亨率军扎营于城北，都督孙膛率军扎营于城西，以交趾旧将王通为都督，与御史杨善戍守京城，22万大军背城摆开阵势。
这时，众臣在主战主守上，意见纷坛。
主将石亨主张京城九门全部关闭．坚壁不出，以避敌锋锐。
于谦说：“奈何示弱，使敌益轻我。
” 他亲穿战袍，身披铠甲，扎营于德胜门，表示身先士卒，决死一战的决心。
由是全军士气高昂，万众一心，誓保京城不失。
也先拟用分化之计，遣使议和，要求明廷派大臣迎接英宗入城。
朝廷以通政礼部恃郎王复，寺卿赵荣为使出城朝见太上皇。
也先、伯颜帖木儿身披盔甲，手持弓箭，侍立一旁。
王复等面见太上皇时，也先厉声大喝：“你们几个小官，有什么资格，快去换王直、于谦、石亨那些众臣前来。
”景帝不允。
也先见明廷不派大臣出见，又强索金帛以万万计，结果又被拒。
一怒之下，纵马队在京师四周大肆抢掠，伺机进攻。
明军则固守大营，严阵以待。
十三日，明军与瓦刺军在德胜门外首次正面交锋，展开了激战。
这天天寒降雪，又起大风，接着雷电交加，转为降雨。
也先派出一哨人马，侦察明军虚实。
这时，从德胜门明军营中走出一支马队，两队人马相遇，刚一照面，明军骑兵拨转马头向回疾跑。
也先得到侦察骑兵的报告，认为明军不堪一击，立即指挥精骑万余向德胜门明军大营冲来。
瓦刺马队刚要迫近明军营地，突然一声炮响，伏兵四起，早已埋伏的神机营以火器猛烈攻击，蒙古骑兵抵挡不住，纷纷落马，总兵范广以骑兵正面发起总攻，蒙古精骑大败而回。
也先之弟孛罗卯也被火炮击中身亡。
也先攻击德胜门未逞，乃移师西直门，又遭到孙膛与石亨的前后夹击，无功而还。
十四日，瓦刺军进攻彰仪门时，受到明军的猛烈抵抗。
不想明军中有百余名自愿报效的宦官急于争功，见瓦刺部众稍退，从后阵跃马而出，一下子冲乱了自己的阵脚。
瓦刺军乘机反攻，明军大溃，将领武兴中流矢死于陈前。
瓦刺军追至土城，当地百姓纷纷爬上屋顶，齐力飞投砖瓦，喊声惊天动地。
恰明援军赶到，瓦刺军不敢恋战，回师撤退。
到瓦刺军攻打京都的第五日，各路勤王兵马相继赶到，辽东勤王明军率先出击。
也先恐归路被截，只得火速撤军而去。
十一月八日，京师解严。
到第二年，于谦重整军备，收复边关失陷8城，北方边防得以恢复。
京都保卫战，胜在上下同心，同仇敌忾，令正统后期政治、军事上的积弊均为之一扫，在遭受土木之战这一严童挫折以后，仍能整肃军马，重拾武备，使敌不能南侵，中原免遭一次野蛮的蹂躏和破坏。
这期间，景帝信重于谦，于谦也不辱君命，立下永垂万世之功。
8 他从小就读过很多关于塞外风光的诗词，象“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等等。
塞外的广袤雄奇曾经使他梦寐之中心想往之。
然而当他的车驾真的行走在这塞外的时候，心里剩下的却只有悲哀、懊悔和失望。
从马车里望出去，塞外是如此荒凉，一条崎岖的道路无边无际地伸向远方，四周一望千里，渺无人际。
此时正是晚秋初冬之时，四下枯草凋零，一片萧瑟，而这一年秋，雨特别多，风特别寒。
天也特别冷。
英宗朱祁镇就这样开始了另一种人生。
在这里再不能颐指气使，一呼百诺，没有缤妃佳丽，笙歌曼舞，也不再是红墙绿瓦、山珍海味，有的只是风、沙、霜、雪，茫茫大漠。
夜晚，帐篷里烧着牛羊干粪，臭味刺鼻，外面则雨雪霏霏，寒气逼人。
枯坐灯下，那份凄苦，那份孤寂，令他不由生出李后主词中“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感叹。
这时，他的性命也是在死亡边缘上走钢丝，时时暗藏杀机。
尽管也先以臣下之礼待他，信誓旦旦一定恭送他回京。
不过谁知道也先什么时候不会忽然转变念头
一不如意就改变主意，这样的经历作为皇帝的他是经常有的事。
还有，如果也先真的送他回去，那又如何
新皇已即位，也先屡次遣使议和，均被拒绝，大明已经不需要他了，他现在是多余的了，而他比以往任何时侯更牵挂着那边，但那边呢，可能已经把他忘记了吧
每念及此，不觉悲从中来，不能断绝。
不过，那边并没有忘记他。
自从也先退兵之后，议和瓦刺以换回太上皇的建议就一直没有断过。
但于谦力排众议，说：“国家神器重要，比较起来，人君皇帝则是次要的。
”当时北疆尚未完全安宁，双方时有中小规模战事发生，于谦是铁杆主战派，对瓦刺深恶痛绝，认定其中必有阴谋。
次年（景泰元年）春正月，太上皇的信送到朝廷，要求派大臣前去迎接他。
景帝命公卿大臣们讨论，朝臣奏请派出官员出使北去。
但景帝说，必须选择能认识太上皇的人，才得北行。
群臣恐惧，迎接太上皇回朝之事方才一时没人再提起了。
然而仗总有停歇的时候，毕竟始终穷兵黩武却又奈何不了对方是件消耗国力的事情。
从景泰元年六月开始，边疆逐渐安定，双方都不再挑衅对方了。
对也先的议和建议就可以再度商讨了，吏部尚书王直等上书奏请逢迎太上皇。
主和派手上的道德武器开始发挥威力，在“君臣大义”、“天伦之礼”这些王朝铁律面前，尊贵如帝王也不得不让步，即便于谦也不能再用“社稷为重，君为轻”这样的圣人之言阻挡了。
《明史 列传58》载“于时八月，上皇北狩且一年矣。
也先见中国无衅，滋欲乞和，使者频至，请归上皇。
大臣王直等议遣使奉迎，帝不悦曰：“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
”谦从容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
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
”帝顾而改容曰：“从汝，从汝。
”先后遣李实、杨善往。
” 就这样，英宗朱祁镇在羁留塞北一年之后，终于踏上了回乡之路。
9 入秋以来，景帝朱祁钰心里郁闷，却又无法找人倾诉，他是朱祁镇的弟弟，但只小几个月，不过他性格内向，为人谨慎，从小就对皇位不是特感兴趣，没有和皇兄争的意思。
不过机运巧合，世事忽变，鬼使神差之下轻而易举就登上了帝位。
而今，当初极力拥戴他即位的众臣们又纷纷劝谏，请他效法肃宗李晋尊迎玄宗李隆基的佳话，还称此举可以名垂后世。
呸
他愈想愈气愤，宫廷里的内情，皇权的实质，他比那些书呆子清楚的多。
对皇帝而言，权力就是命运，放弃权力就等于把自己的命运交于别人。
这是皇朝的规律，他可一点不含糊。
何况到现在，太子还是祁镇之子，朝廷多为英宗旧人，如果太上皇要归位也名正言顺。
可他又上台才一年，不能失掉众臣的拥戴，以至朝野离心，更不愿被后人讥为赵构。
稍让他欣慰的是于谦“天位已定，宁复有他”的许诺，他深知于谦忠勉，不似其他大臣那样看风使舵，蛇鼠两端。
有于谦在，一旦宫内有变，京师军队会站到他这一边，事情就稳妥多了。
第二天，景帝命礼部提出迎接、朝见太上皇的仪注。
礼部很快订出迎接方案。
议上，景帝传下旨来：以一轿二马迎于居庸关，至安定门易法驾。
众廷臣见迎接之仪如此菲薄，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户部给事中刘福等上言：“礼贵从厚，不宜太薄。
”景帝听完不快，只说太上皇帝在书信是这样说的，希望礼仪从简。
群臣当面不敢再说什么，此事就这样定了。
英宗八月初二自也先驻地出发，十四日至居庸关。
十五日，一轿二骑俏然进入安定门。
路人漠然注视，不知轿内坐的竟是北狩一年的太上皇。
关于朱祁镇兄弟如何相见，《明史纪事本末》渲染说二人嘘寒问暖，彼此谦让了一番。
《明实录》则只有一句“帝迎见于东安门，驾入南宫，文武百官行朝见礼。
”礼罢，南宫大门悄然关闭。
往后的整整7年，英宗再没有走出过南宫一步。
10 景泰三年，英宗的儿子太子朱见深被废，代之以景泰帝的独子见济。
次年，见济天亡，这似乎给英宗带来一线希望，但随后上书要求复储的官员均被下执，礼部侍郎章纶，御史钟同因此被视为南宫同党，杖责而死。
景帝对来自南宫的任何微小动静都会大生猜疑。
御用监少监阮浪侍上皇于南宫，受赐镀金绣袋与镀金刀，阮浪又转赠好友宦官王瑶。
此事被锦衣卫发现，阮浪、王瑶即被杀。
南官大门终日紧锁，每天的膳食皆从门穴中递进。
如此严密的防范仍不能使景帝完全放心，最后下令伐尽南宫树木，以防有人逾越高墙，与太上皇取得联系。
到了景
于谦有什么主要事迹
1 于 于谦 于谦(1398—1457年)，字廷益，号节庵，(今浙江杭州)人，明将。
于谦少年时十分仰天祥，除了习读八股制艺，还努力研讨古今治乱兴衰的道理，“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
十六岁入府学为诸生。
永乐十九年(1421)，二十三岁时考中进士，原为会试第一名，却因“策语伤时”被置于三甲第九十二名。
不久，以江西道监察御史，至湖广执行公务。
他深入瑶民居住区进行调查，揭发官军滥杀无辜，初步显示了他那廉正的风骨。
于谦相貌英伟，善谈吐，声音宏亮，每次奏对，极有条理，引起了明宣宗的注意。
宣德元年(1426)八月，汉王朱高煦在山东乐安发动叛乱，宣宗御驾亲征。
高煦兵败投降，跪于军前。
于谦秉承宣宗之令，以高亢的嗓音，历数高煦之罪行。
高煦浑身战栗，顿首称：“臣罪万死
”宣宗对于谦的表现十分满意，赏赐与诸大臣相同。
当时，顾佐为都察院都御史，严明廉直，对诸御史管理极严，唯独看重于谦，认为于谦的才能比自己强。
宣德五年(1430)，明廷设立巡抚。
宣宗亲点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二省，一下子把于谦从七品升至三品，这是对于谦的极大信任。
于谦也不负重望，足迹遍历所部，延访父老，视察政事的利弊兴革，一年之间，连续数次上疏，兴利除弊。
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也都极看重于谦，对于谦的论奏朝上夕准，使于谦尽展所长，作出了很大的成绩。
于谦不同于一般高高在上的官僚，他看到民生疾苦，总是千方百计地为民解除痛苦。
他创行平粜条例、义仓、平准仓、惠民药局，无偿贷给贫民大量粮食，加筑黄河堤岸，允许百姓到巡抚衙门申诉冤枉，并以其精干才能迅速解决问题。
为了加强边防，他建议加设御史，巡按大同，并将被军官霸占的官府空闲土地夺回，改作屯田，以资边用。
于谦任两省巡抚九年，威惠流行，百姓拥戴之如同父母，呼之为“于龙图”，二省流行着一首长达一百五十四字的歌谣，歌颂“天遣恩官拯二方”。
贪官污吏听到于谦的名字则胆破心寒，就连盗贼响马也为之避匿。
正统七年(1442)，张太后病逝。
此后“三杨”也相继老死。
皇帝年幼，宦官王振逐渐专权。
他广收官员们贿赂，可是于谦每次入京，从不送礼，更不去拜见王振。
有人劝他送些礼给京中权贵，哪怕是带些合芗(线香)、蘑菇、裹头(手帕)也行，于谦则举起大袖笑道：“带有清风
”随后，他又写诗一首自勉： 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一时传为佳话。
但这却引起了某些权贵的不满。
正统十一年(1446)，于谦入京奏事，荐举参政王来、孙原贞可任河南、山西巡抚。
王振遂借机诬蔑于谦“以久不迁怨望，擅举人自代”，应下法司论斩。
河南、山西两省百姓闻知，纷纷入京上书，请求释放于谦。
王振迫于压力，将于谦释放，但将他降为大理寺少卿。
两省百姓恐怕继任者是个贪官污吏，又集合一万多人伏阙上书，要求于谦仍任两省巡抚，身在两省的宗室周王、晋王也提出相同的请求。
王振无奈，只得将于谦官复原职。
正统十三年(1448)，明朝边防日益吃紧，兵部事务日加繁忙，于谦奉命入京，任兵部左侍郎。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王振挟明英宗亲征瓦剌。
朝中大臣虽然极力反对，但王振一意孤行，率领临时调集的大军匆忙出征了。
当时于谦被命留守京师，代兵部尚书邝野管理兵部事务，辅佐留守的■王朱祁钰。
八月中旬，英宗率领的出征队伍全军覆灭于土木堡(参见土木之役)，皇帝也被俘虏。
败报传到明廷，立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命■王监国，召集群臣商议对策。
侍讲徐珵首先出来，倡议南逃，群臣竟面面相觑，无人敢言战守。
这时候，于谦挺身而出，厉声斥责徐珵，一语唤醒了满朝文武大臣，得到孙太后、■王的支持，明廷因而把抗击瓦剌、保卫北京、捍卫明朝的重任交给于谦。
于谦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尽心竭力，迅速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集中大批人力物力，充实北京地区的防御力量，很快就安定了人心。
作者： 天使的画具 2005-5-25 17:32 回复此发言 --------------------------------------------------------------------------------2 于谦 十月，也先挟英宗率瓦剌大军再次大举南犯，兵临北京城下。
于谦面对强敌，毫无所惧，沉着冷静，指挥若定，有勇有谋，与敌军激战五昼夜，终于打败瓦剌，迫使也先退回塞外，使明朝转危为安(参见北京保卫战)。
明廷获胜后，论功行赏，于谦功劳最大，景帝特加授他少保，仍总督军务、兵部尚书。
石亨则被封为武清侯，其余文臣武将也有升赏。
面对封赏，于谦却诚心辞让，他说：“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
”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名利地位，而是国家的安危。
他把胜利归功于将士们，自己却开始考虑如何去加强北边的防务了。
于谦首先加强京师的防卫力量。
他调辽东和宣府的部分兵马入京，调名将杨洪和守居庸关有功的罗通回京，操练京军。
然后，他放眼全国，派佥都御史萧启等镇守保定、河间、真定诸府，命刑部侍郎耿九畴去南直隶整顿江南江北卫所军，招徕流民进行屯种，荐左都督朱谦代杨洪镇守宣府，王竑守居庸关，派顾兴祖、刘安、刘聚等修筑北边关塞要隘。
当时，投降瓦剌的太监喜宁和降军小田儿屡次导引也先南下侵扰，甚至建议也先拥英宗至南京，另立朝廷，与景帝对抗，或夺取山东临清，截断漕运，卡住明廷的咽喉。
于谦对此深恶痛绝，密令大同将领擒住喜宁，授计兵部侍郎王伟诱斩小田儿于阳和城外，并力劝景帝杀掉喜宁。
面对也先的骚扰，于谦从容镇定，运筹帷幄，多次击败敌人。
于是，也先改变策略，派三名使者至大同，要求明廷遣使讲和。
大同参将许贵将此事报告给了朝廷后，明廷发生动摇。
于谦坚决主张采取强硬态度，反对议和。
他说：“前遣指挥季铎、岳谦往，而也先随入寇。
继遣通政王复、少卿赵荣，不见上皇而还。
和不足恃，明矣。
况我与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
万一和而彼肆无厌之求，从之则坐敝，不从则生变，势亦不得和。
贵为介胄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敌忾，法当诛。
”随后，他又移檄切责许贵。
从此，边将人人只知战守，没有再敢主张讲和的了。
于谦对也先的诱降、胁和、反间等种种阴谋诡计，一一予以击破，捍卫了明朝。
瓦剌军则因屡次失败，死伤人数不断增加，厌战情绪日益滋长，也先与脱脱不花、阿剌知院之间也因分赃不均而导致原有的矛盾不断加深。
也先见明朝无机可乘，求和之心日盛。
景泰元年(1450)六月，阿剌遣使者来议和，表示也先愿归还上皇议和。
明朝大臣对此反应很热烈，纷纷要求景帝派使臣迎还上皇。
但景帝唯恐失去帝位，不愿迎请英宗，对群臣说：“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
”于谦则从容回答说：“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
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
”听到于谦的话，景帝才放下心来，顾而改容道：“从汝，从汝。
”不久，英宗终于被接回北京。
但景帝对此仍深怀戒心，将英宗软禁在皇城内的南宫中。
于谦对当时的形势并未掉以轻心，他担心明廷偷安，就上疏景帝：“上皇虽还，国耻未雪”，“和议难恃”，要求不要懈怠。
他还提出一系列措施，继续强化国防。
一方面，加强宣府、大同、辽东及北京附近的防务，增加军马，修缮城堡关隘，收复独石八城；另一方面，整肃军纪，严惩犯法的石亨、郭亨、杨俊等军官。
同时，他还对与军事有关的马政、阵法、战车、军器、军功制度等进行改革，采用新式火器。
更重要的是，他对明军主力——京营作了一次大改革。
景泰二年(1451)，他从京营中选出十万人，编成十营操练，称作团营。
次年，他将团营增加到十五万人。
未选入团营的军士仍归三大营，称为“老家”。
团营十营中，每营一万五千人，由一名都督(称坐营都督)统帅，其下有都指挥三人、把总十五人、指挥三十人、领队官一百五十人、管队三百人。
十团营设一名总兵官，由武清侯石亨担任，受兵部尚书于谦节制，景帝又派太监曹吉祥、刘永诚为监军。
于谦规定，自他本人以下大小将官，都要亲到教场操练阵法武器，下级军官必须熟悉军士及卫所番号。
遇有战事，京军出征，各级将领随队而行，不再另派将领。
经此整顿，京军改变了兵将不相习、互不统属的旧弊，战斗力大大提高，也节省出大量军饷，有明京营军制至此发生很大的变化。
作者： 天使的画具 2005-5-25 17:32 回复此发言 --------------------------------------------------------------------------------3 于谦 经过数年的整顿，明朝的国防力量大大加强，胜利地击退瓦剌的侵扰，边境上较前大大安定。
相反，瓦剌军失败后，也先的威望大损，但他却日益骄横，逼死脱脱不花，于景泰五年(1454)自立为可汗，虐待蒙古诸部。
不久阿剌袭击也先，也先败走，为其部下所杀，蒙古又陷入分崩离析之中。
明廷击败瓦剌军，于谦立下了盖世功勋，但他却口不言功。
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嫉妒他，拼命抹杀他的功绩。
例如，罗通受于谦荐举守居庸关，立下了功劳，却阴诋于谦等人：“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禄之人，憎贤忌才，能言而不能行，未足与议也。
”这当然与事实不符。
景帝并没有为这些恶毒的攻击所动，反而更信任于谦，对他的建议无不依从，每用一人，必密访于谦，征求其意见，于谦也每每据实相告，无所隐讳，不避嫌怨。
于谦一直有痰疾，当他因劳累而疾发时，景帝便派太监兴安、舒良轮番去探望，听说他所服用的药不好时，便诏令上方制赐，甚至专门为他备下饭菜，还亲自到万岁山，伐竹取沥以赐。
有人说景帝宠谦太过，兴安等说道：“彼日夜分国忧，不问家产，即彼去，今朝廷何处更得此人
”一句话说出了朝廷对于谦的倚仗。
御史顾■等弹劾于谦：“太专，请六部大事同内阁奏行。
”这虽遭到于谦和户部尚书金濂的驳斥，但却仍不断有人鸡蛋里挑骨头，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些御史背后有人主使。
于谦性格非常刚直，轻视诸选耎大臣、勋旧贵戚，因此遭到这些尸位素餐者的反对。
每遇事不如意，于谦就拊胸叹道：“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
”他对官场恶气、士大夫们的自私自利、妒贤忌才、争权夺利、贪婪无耻等丑陋面目非常了解。
景帝朱祁钰是个心胸狭隘的人，他当了皇帝后，便盼望帝位能传给亲生儿子朱见济，但他无法自己提出更换太子，孙太后和大臣们也不会答应这么做。
景泰三年(1452)，景帝终于想出了收买大臣的“妙计”：赐给内阁陈循、高谷白金各百两，江渊、王一宁、萧鎡、商辂白金各五十两，白银百两，并升了他们及都御史杨善、王文的官职。
不久，广西土官黄■犯法当死，他为保命，情急生智，竟密奏景帝，请求更换太子。
景帝正发愁无人提此建议，览奏大悦，说道：“万里之外，乃有此忠臣
”急令礼部会同群臣集议。
陈循等很快签字画押，并迫使吏部尚书王直、于谦、御史左鼎等人签了名，终使景帝以合法程序废掉英宗之子、太子朱见深，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做太子，大臣们也因此被加官晋级，拿双份俸禄。
对此，群臣按惯例推辞，唯于谦再三辞让，这引起了景帝的不满，景帝因此逐渐疏远了于谦，始终未让于谦进入内阁。
当时，徐有贞因倡议南迁受到于谦的斥责，始终痛恨于谦。
总兵官石亨功劳不如于谦，却被封侯，因而内心有愧，便上疏举荐于谦长子于冕，遭到于谦的痛斥：“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
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
臣于军功，力杜侥幸，决不敢以子滥功。
”石亨面对于谦的正气的批评，不思愧侮，反而痛恨起于谦来。
同时，石亨掌京营兵，屡欲兴风作浪，却因于谦而不能得逞，对于谦痛恨之情与日俱增。
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等也都痛恨于谦。
群小很快勾结在一起，日夜筹谋算计于谦。
景泰八年(1457)正月，石亨、徐有贞等人发动夺门之变，拥英宗复位，即日于朝班中逮捕了于谦和王文，并以“意欲”迎立外藩为帝的罪名傅会成狱，诬判二人谋逆，处以极刑。
法司对二人严刑拷打，王文极力进行辩解，于谦却笑道：“亨等意耳，辩何益
”当案件提交给英宗时，英宗尚感犹豫，说：“于谦实有功。
”徐有贞马上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
” 二十二日，于谦、王文同日被杀。
在籍没于谦家产时，未发现他家中有什么值钱之物，只有正室关锁甚固。
打开看时，里面除去景帝所赐的莽衣、剑器，别无他物。
据说于谦被杀时，阴霾四合，天下冤之。
人们对明廷这种恩将仇报的做法非常愤慨，用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于谦。
曹吉祥部下指挥朵儿拿酒到于谦被杀之地，恸哭致祭。
曹吉祥怒而鞭打之，但次日他酹奠如故。
都督同知陈逵冒死收殓于谦，裴太监秘密护送于谦少子逃往河南。
天顺三年(1459)，于谦之婿、千户朱骥扶送于谦灵柩回到故乡，葬于西湖三台山麓。
于谦死后，继任的兵部尚书陈汝言攀附石亨，贪污纳贿，使于谦整顿国防之前功俱废，英宗则忧形于色。
后来西北有警，恭顺侯吴瑾对英宗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
”英宗听罢，默默无语。
成化二年(1466)八月，遇赦回乡的于冕，上疏为父讼冤，明宪宗这才亲自为于谦昭雪，将崇文门内西裱褙胡同的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遣官祭奠英魂。
宪宗亲自撰写诰语：“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群奸所并嫉。
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
” 弘治二年(1489)，明廷赠于谦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曰“旌功”。
从此于谦与岳飞并卧于风光秀丽的西子湖畔，后人才有“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的诗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