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读晚清六十年》最新txt全集下载
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 ——读《重说中国近代史》 我们关于近代史的知识,大多来自初高中历史教科书,甚至是大学的政治历史公共课。
因此,一提及中国近代史,脑中浮现的便是中国在近代史上如何被西方列强欺凌、清政府如何腐败以及资产阶级软弱等画面。
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
学者张鸣的《重说中国近代史》将带领我们走出传统历史叙事的固定观念模式,从新的角度认识这段历史。
诚如本书的副标题所言“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
在书中,作者通过阅览大量原始档案和资料,试图为我们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因此,相较于传统的历史叙事,作者提出了许多新的历史解读视角。
作者首先批判了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三妇”心态,即怨妇心态、泼妇心态和情妇心态。
怨妇心态认为一部近代史即是被西方列强欺负的历史;泼妇心态认为一部近代史即是反抗西方列强欺压的历史;情妇心态则认为纵然我们被欺压了,却因此而获得了进步,好似非此不可得救一般。
心态问题是我们看待近代史时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以上三种心态显然不足为取,终究应该尽可能客观的对待近代史上发生的一切,正如作者所言:冷静地审视过去,不能再当怨妇、泼妇、情妇,然后去看待我们的未来,尽早学得聪明些。
关于鸦片战争,作者将之视为两个世界最初的碰撞,在这一部分作者打破了关于鸦片战争曾经创造的两个神话,即:“忠奸格局”的神话和“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
根据“忠奸格局”的逻辑,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是忠臣,穆彰阿、琦善等人是奸臣,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奸臣当道,如若林则徐一直被重用战争的结局可能不会这样。
很显然,这种叙事逻辑掩盖了事情的本质,林则徐并不能挽救清朝的败局。
鸦片战争之时的中国已经在经济、军事、观念等各方面落后于西方,这才是战争失败的关键。
至于“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则意味着如果能发动百姓,也即发起群众运动,战争的结局可能被改写。
因此,正统近代史给予“三元里抗英”以很重的戏份,然而作者认为三元里抗英时间是经过我们长期演绎加工而成的,事实上英国只损失了一人。
缺乏组织且无先进武器的群众也难以挽救清朝的败局。
农民起义一直是帝国的古老命题,所谓“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即是此规律的又一表现。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在作者看来其最大影响即是它唤醒了中国的汉族士大夫的积极性,而非如传统叙事所言,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其纲领性文件《资政新篇》被视为进步的表现。
的确,传统近代史叙事认为《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的一大亮点,然而作者认为以往的历史叙事过高评价了《资政新篇》,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张纸而已,它的主张几乎没有被运用到现实中。
太平天国运动使得中国的汉族士大夫重新焕发了生机活力,在内忧外患面前,他们提倡开展了洋务运动。
按照传统近代史的说法,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
然而作者认为洋务运动未必是一场失败运动。
虽然北洋水师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表现极差,但这并不代表整个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毕竟还是给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奠定了中国工业的初步基础,如果说他是失败的,也只能是就程度而言,就与强邻日本相较而言。
因此,不应低估了洋务运动的历史价值。
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真正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人,为图自强,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戊戌变法。
在作者看来,关于戊戌变法,正统的近代史叙事存在几个问题:第一,过分强调康梁在变法中的作用,将戊戌变法局限于“百日维新”。
事实上,作者通过查阅大量相关材料发现,变法实际是一幅十分壮丽的画卷,戊戌变法当时存在多个中心,多钟路径;第二,关于变法失败原因问题,传统近代史叙事将其归于资产阶级实力太弱,封建势力过于强大。
然而作者认为我们应该跳出这些分析框架,不要总试图靠一些概念化、符号化的东西来看待它,一直用落后与先进,顽固与保守,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之类的话语,其实是很荒唐的。
(p159)通过分析,作者发现,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帝后二元结构。
有名无权的光绪帝与有权无名的慈禧太后之间的冲突是导致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变法一旦成功,将使得光绪帝有名有权,而慈禧太后则无名无权。
正因此,慈禧太后才断然决定要阻止变法,事实上,慈禧太后并非顽固保守、不图变化、不思进取之人,实则因为变法将祸及其权力地位才出此下策。
中国人反抗的第二次高潮即是义和团运动,然而传统近代史叙事在评价义和团的功绩时,常常说义和团粉碎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美梦。
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
义和团运动之后,列强并没有把中国彻底瓜分,然而,这并非仅为义和团的伟大功绩,实际上,在作者看来,西方国家本身的多面性是也是重要的原因。
西方国家到义和团出现时,已经开始对殖民活动进行反思和批判了。
义和团运动带来的更多是灾难和倒退。
在经历了种种灾难之后,清政府气数实将尽矣。
此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迫不得已开启了新政。
作为后来者,我们当然清楚的知道清廷的新政以失败告终,并且紧接着就发生了辛亥革命,于是我们想当然的认为是新政断送了清朝的气数。
然而,作者却看到了不为人知的新政的成就。
作者认为清末的新政实际上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变法,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
(p205)新政过程中出现了三种新鲜事物:一是媒体的壮大,二是新市民的兴起与发展,士绅和商绅团体的壮大,三十准议会的出现。
这些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而言,都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的。
单就新政中的预备立宪而言,作者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立宪如果能走到最后,肯定就会建成比较充分的代议制民主。
(p209) 然而,不幸的事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死后,新掌权的满足贵族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他们开始试图重新收回权力,这不仅导致了新政的失败,同时使得矛盾变得更为尖锐。
此时,辛亥革命爆发了。
关于辛亥革命,作者对传统近代史叙事中突出夸大革命党人实力的论断进行了驳斥,作者结合材料分析发现,当时革命党的力量并不强大,革命的成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此外,评价辛亥革命时,我们时常说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的果实最后被袁世凯窃取了。
然而,作者发现,这一说法显然太不合理。
可以说按照结局的观点来讲,革命党人最多算是小资产阶级,而当时的立宪派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依此,显然不能论断革命党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关于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作者认为关键原因在于帝制被推翻后,中国即进入了无权威状态,袁世凯称帝是希望通过重树皇帝来重数权威,然而,袁世凯的美梦自然是无法实现的。
其实,无权威的咒语也一直困扰着后来的北洋军阀们,北洋时期的混乱,很大原因正是因为军阀们权威不足。
军阀之间互不承认,互相争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的失败表现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
作者认为五四是一场很重要的运动,在文中,作者发现了五四运动与军阀裂变之间相互呼应。
正是五四运动为直系军阀吴佩孚提供了攻击皖系政权的理由,五四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一场直系反皖的政治动员。
当然,这只是一种解释,一种丰富五四意义的解释,诚如作者所言,五四的意义和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
当然,以上仅就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较为突出的论断进行了梳理,实际上,书中充满了闪光点,绝非以上几点所能涵盖。
作者为完成此项工作,阅览了大量原始史料和文献,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启发着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历史。
更为重要的是在阅读过程中分享作者的分析逻辑,体会作者是如何根据已有的有限材料力图还原历史的真相,这种方法的学习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更有助于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这才是培根所指:学史可以明智。
正是在这样的阅读中,我们不仅看到许多新思想,也让我们体会到该如何看到问题,进而理解当下处境。
有没有书介绍清朝到民国时期的这段历史呢?因为一直很好奇古时候的唐朝宋朝不是泱泱大国吗
一直走在世界第
唐鲁孙,满族人。
本名葆森,鲁孙是他的字。
1908年9月10日生于北京,1946年到台湾,1985年在台湾病逝。
满族镶红旗后裔,光绪帝珍妃的侄孙。
毕业于北京崇德中学、财政商业学校,曾任职于财税机构。
年轻时只身外出谋职,游遍全国各地,见多识广,对民俗掌故知之甚详,对北京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及宫廷秘闻尤所了然,被誉为民俗学家。
加之出身贵胄,有机会出入宫廷,亲历皇家生活,习于品味家厨奇珍,又遍尝各省独特美味,对饮食有独到的见解而有美食之名。
著作有《老古董》《酸甜苦辣咸》《天下味》等,量多质精,被誉为一代杂文大家。
后人评价其文中所传达的精致生活美学,足为小资典范。
大概也正是因为风格如此,所以比较晚才为大陆文坛引进接受吧。
(这百度的文学知道看了半天,似乎就你这问题接近于纯文学……) 中肯么
在这中情况下谈得上“中肯”的,某种意义上是贴切了阁下的心里才就可以叫做“中肯”吗
所谓“人情练达即文章”,文章之所以吸引人,大约就是触动符合了人心中的情思和感触。
如果符合这些情思和感触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就是好文章。
百度的评价严格来说就是一种中肯的评价了,因为它可以说不左不右,就事论事。
若还要不一样的声音,那就是倾向于个人的品评了吧。
那么,阁下想要的大概就是这吧
这样的话,阁下应该大约已经“胸中有竹”了吧,只有这样,您也才能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浅薄地以为,既然您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就是最好不过的了,其他意见就仅作为阁下的参考对比就可以了吧。
我聒噪啰嗦,词不达意。
现附上扬之水君的《又读唐鲁孙》。
: 唐鲁孙的书,最初是在《读书》的时候大家一起喜欢上的。
一套十二本放在沈公的办公室里,编辑部几个人轮流拿回去看。
有好一阵大家碰面的一大话题便是“唐鲁孙”。
虽然只是纸上的说话,但嘎嘣脆的京片子声口却宛然可闻,何况唐氏所怀之“旧”我们多少还赶上一点儿,尽管已经是尾声。
东安市场的各种小玩意儿,吉祥戏园,五芳斋,森隆,丰盛公的奶酪、核桃酪,有关京剧的各种逸闻趣事,任谁提一个头儿,大伙都可以接谈得眉飞色舞。
至于唐鲁孙其人,那时候大家都是第一次听说,只是从书前高阳的序里知道他出身于满洲的贵族,姓他他拉氏,隶镶红旗,曾祖曾官广州将军,瑾妃、珍妃算起来还是其祖姑,高阳因此说他“记胜国遗闻,非道听途说者可比”。
其时我们正在筹划“书趣文丛”,自然想把唐鲁孙数种也网罗进来,却苦于版权上的种种麻烦,终究没有做得成。
所谓“怀旧”,自然不是旧的总要更好,或凡旧必好,对于怀旧者来说,它是渗透在日用常行中的生命的痕迹,而读者从中看到的,则可以说是一种生存的痕迹。
一个时代的风气,多半是嵌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事过境迁,它便嵌在对细节的记忆里,而这些令人刻骨铭心怀念不已的细节,原是经历了精雕细琢,以缓慢持久的渗透方式一点一点酿出来,因此总有着无所不在的精致和悠长的余韵。
唐鲁孙的谈掌故,最令人喜欢的也是这些,当然举其数量之多者是属于“吃”的一项,而现代社会丢失最多的恐怕也正是此项。
靠强力与速度来缩短过程,并且仍在努力于最大限度的缩短过程,饭菜的加工原料都由速成而来,如此,还可以来谈美食么。
所谓的“舒适”,其完成差不多全靠了与自然对抗的方式,旧日与自然相依的精细的酿制过程,早成为一种古典趣味而一去不复返了。
唐鲁孙的书,除了吃以外,令人感兴趣的话题还有不少,比如《老乡亲》中的一则《闲话升官图》,当时看了即留下很深的印象,以后往沪上组稿,又曾以此请教周劭先生——周也是一位掌故家。
他说我手里还有一份呢。
“退休之前,在古籍社办公室午休的时候,我们常常玩这个游戏,同事中的一位李君即因游戏之故而对清代官制了如指掌,于他的编辑工作大有助益”。
后来我在《武林旧事》卷六“小经纪”中看见列着“选官图”一项,在《全宋诗》中又读到许棐的一首《选官图》,诗曰:“排衔累职甚分明,除罢皆由彩色行。
纵有黄金无好采,也难平白到公卿。
”后世升官图的玩法正与此无异,而它的出现也许更早。
很想再同周劭先生聊一聊,却再没有机会,年前闻得先生已经驾鹤西去。
又《天下味》中的《蟹话》一则结末所记小故事也极有趣:“当年笔者在北平琉璃来熏书店(按:应为“琉璃厂来薰阁书店”)看见一本宋代傅肱撰写的《蟹谱》,上卷是记录蟹的掌故,下卷是傅肱自身吃蟹的经历。
虽然不是元明版本,最少也是清初刊镌。
刚以四块大洋买妥,碰巧藏园老人傅沅叔不期而至。
他把我已买妥的《蟹谱》翻了又翻,看了又看,格于君子不夺人所好,可是又不忍释手,只好说是借去看看,不日归还。
他是笔者的世叔,又不便推却,只好由他老人家拿走,从此一借不还。
笔者花了四块大洋,究竟内容如何,自己连看都没看过。
来到台湾近三十年,每逢逛书摊都特别留心,总想再买一本《蟹谱》,始终没找到。
这种古书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每当桂子飘香,持蟹把酒的时候,一想起那本《蟹谱》来,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惆怅。
”这一小节记事也觉得很有意思,便始终记得,后来借得一部百川学海,系武进陶氏涉园一九二七年据宋本景刊,其中正收有傅肱的《蟹谱》,此际倒好像见了熟人。
因为喜欢书里边各式各样的故事,便觉得总要自己手里放着一部可以随时翻览才好。
于是忍不住托兴文兄从对岸买得一部来。
新书到手,职业习惯是要为它组一篇书评,因送至谷林先生处,约请为它写一点文字。
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书陆陆续续还回来,书评也写好,题作“味外酸咸”,发在《读书》一九九四年第六期,算来距今正好十年了。
书评不长,所说多是喜欢的话,不过谷林先生在还书的时候每每要附一封信,对读过的部分略略点评,有些话说得不客气,却正是很好的意见。
如信一:“唐鲁孙书先奉还四册,其中《老乡亲》看了两遍,不是因为此种特佳,而是把看过的当作未看而重看,等一路看下去不断发现铅笔的纠误,又全无记忆,觉得再翻一遍也好,这样绕了一趟冤枉路。
接连看(加上重复看),也微有腻味。
有些熟语,初见新鲜,等多篇中一反复,不免生厌,有时似也可发现生造、杜撰。
《老古董》里有一篇谈国子监,我把《蒲桥集》中的那篇对读一下,就觉得汪曾祺的文章要隽永多了。
”又信二:“奉还唐书一本。
此公之文亦时有小报油滑气,令人厌烦。
此册中《名片谈往》‘傅沅叔先生说’以下一段和其后两节,则为正经史传中所不易见,由别的老宿下笔,挥洒如意,恐亦难及,故不惜破费功夫,还要把剩下的两本读下去。
”又信三:“唐鲁孙全书十二册,总算看完了。
记得见到全书时,先曾翻检一遍目录,其记梁鼎芬、袁寒云、还珠楼主以及《我的床头书》等篇,当下就读了一过,后来读全书时又重读,所以颇有些不止只读一遍的篇什。
现在的印象是,内容大概包括三类:饮馔、京剧、晚清民初逸闻。
而其中佳胜处,要在掌故。
如《大杂烩》记清末满族女子发饰的变化,何时梳两把头,何时梳旗髻之类,在别处恐极难见到。
书的开本和厚薄亦甚可喜。
我们现在总是印大厚本,《故园情》如在大陆,断不会印成上下两册。
我虽已废卧读,但想坐得舒适一些,还当‘把卷’,对大厚本遂有不胜负荷之叹。
全书辑集时没有加工,把报刊随时刊发不免重复的章节作一番删汰,亦是一病,连同反复袭用的熟语套话,增人腻烦之感。
至于错字特别是标点的失误,真所谓连篇累牍,这是出版社对作者的不尊重,作者自己当然也不能推卸责任。
看此书时没有查字典,但颇疑有些是作者自己写错(包括某些词组的杜撰)。
” 这里的意见我很有同感。
唐鲁孙不是文章家也不是学问家,容有遣词造句的随意和考证的粗疏。
比如《天下味》中的《香水琐闻》曰“香水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呢
有人说是元朝,有人说是明代,因为年深日久,已不可考”,便不对了。
唐的得天独厚,实在于出身和阅历,故十二本之“佳胜处,要在掌故”。
现在唐鲁孙的书终于有了大陆版,只是“《故园情》如在大陆,断不会印成上下两册”,很可能不幸而言中——看勒口上面书目十一种,《故园情》未曾标出“上”“下”的分别,不知是不是果然合成一册。
开本的令人可喜也轻易放弃,更大的遗憾是把原书中本来错得荒唐的错字忠实传递,而繁体字转换简体字,此一过程又错了若干,如陈澧变成了陈沣(这一类错误恐怕还不能归咎于电脑),等等。
旧日的常用语常用字,如今在一般文章中不大用了;又旧日为人熟知的名人如今变得陌生,由这一类原因造成的错字占了多数。
如《天下味》页40,“清社既厔”(应为既屋);页110,“民亦劳止,迄可小休”(应为汔可小休,出《诗·大雅·民劳》);页120,“豢龙氏盐龙以食”(应为盬龙以食);页164,“书法家清道人李瑞征(应为李瑞清);页165“当年先曾祖在四川总督上任”(应为任上),等等。
此外对京剧的不熟悉也是原因之一,如《老乡亲》中的《从龚云甫想起几位老旦》,满弓满调误为满了满调之类。
这里所举都是旧版已错(所据多为谷林先生“铅笔的纠误”),新版照搬的例子,大约作者所怀之旧与我们的隔膜已非一日了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