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为选文选理纠结啊啊啊。
按从早到晚的时间顺序排列:《尚书》(上古时期),《易经》(夏商周时期),《诗经》(西周至春秋时期),《内经》(战国时期),《山海经》(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礼记》(西汉时期)简介:《易经》:《易经》指夏代的《连山》、商代的《归藏》及周代的《周易》,这三部经卦书统称为易经。
其中《连山》、《归藏》已失传,传世的只有《周易》一本。
从本质上来讲,《易经》是阐述关于变化之书,长期被用作“卜筮”。
“卜筮”就是对未来事态的发展进行预测,而《易经》便是总结这些预测的规律理论的书。
《易经》含盖万有,纲纪群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广大精微,包罗万象,亦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
《诗经》:《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
《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
《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
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内经》:《内经》全称《黄帝内经》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书,成书年代约为战国时期。
本书包括《灵枢》和《素问》两部书,各八十一篇。
主要从阴阳、脏腑、经络、病机、诊法、治则、针灸、按摩、方药、疾病、摄生等各方面,对人体的生理活动、病理变化以及诊断治疗方法作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奠定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
《山海经》:《山海经》是中国志怪古籍,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
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
该书作者不详,古人认为该书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 , 杂录《庄》 、 《列》 、 《离骚》 、 《周书》 、 《晋乘》以成者” 。
现代学者也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
《山海经》全书现存18篇,其余篇章内容早佚。
原共22篇约32650字。
共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
《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晚出的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
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
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
《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
《山海经》版本复杂,现可见最早版本为晋郭璞《山海经传》。
但《山海经》的书名《史记》便有提及,最早收录书目的是《汉书·艺文志》。
至于其真正作者,前人有认为是禹、伯益、夷坚,经西汉刘向、刘歆编校,才形成传世书籍,现多认为,具体成书年代及作者已无从确证。
对于《山海经》的内容性质,古今学者有着不同的认识,如司马迁直言其内容过于荒诞无稽,所以作史时不敢以为参考,如鲁迅认为“巫觋、方士之书”。
现大多数学者认为,《山海经》是一部早期有价值的地理著作。
《尚书》:《尚书》,又称《书》或《书经》,是中国第一部古典文集和最早的历史文献,它以记言为主。
自尧舜到夏商周,跨越两千余年。
是《三坟五典》的可考记录。
《尚书》列为儒家经典之一, “尚”即“上”,《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它是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
自汉初以来,有今文、古文两种不同的传本。
《汉书·艺文志》说,《尚书》原有100篇,孔子编纂并为之作序。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焚书令》,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
汉代重新重视儒学,由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的《尚书》,共28篇,人们称之为今文《尚书》。
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
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
《礼记》:《礼记》又名《小戴礼记》、《小戴记》,据传为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共二十卷四十九篇[1] ,主要记载了先秦的礼制,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如天道观、宇宙观、人生观)、教育思想(如个人修身、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学校管理)、政治思想(如以教化政、大同社会、礼制与刑律)、美学思想(如物动心感说、礼乐中和说),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2] ,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 。
《礼记》章法谨严,映带生姿,文辞婉转,前后呼应,语言整饬而多变,是“三礼”之一、“五经”之一,“十三经”之一。
自西汉郑玄作“注”后,《礼记》地位日升,至唐代时尊为“经”,宋代以后,位居“三礼”之首。
《礼记》中记载的古代文化史知识及思想学说,对儒家文化传承、当代文化教育和德性教养,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影响。
为什么大家都说广州中医药大学不好啊 ,读中西医临床的本科出来后是不是就业奇差啊
中医学排名里,广州中医药排第还是211院校,怎么就不好了啊
挺不错的学校啊西医真的不是个好专业,中、西都不精通,实际现在学医最好的还是西医,在一所中医药院校里,西医临床要的分数比中医还要高
文言文的文体分类状况怎样
文体是指文章的体裁。
文体分类就是把各种文章按照体裁方 面的特点加以分类。
对于文体进行分类,便于把握文章的特点,对阅读、分析文章或指导写作,都大有好处。
所以,鲁迅说:“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
”从历史上看,文体分类是随着创作的增多而曰趋细密的。
三 国时曹丕《典论•论文》,将文章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 四科,分类很粗略,特别是把大批的记叙文排斥在外了。
西晋人 陆机作《文赋》,将文章分为十体,比《论文》完备了一些。
南 朝梁眧明太子萧统编《文选》,后代人称为《昭明文选》。
《文 选》不选经书、诸子、史书的文章。
《文选》采用当时流行的 “文、笔之辨”的理论,不选“笔”(没有文采的文章),只选 “文”(有文釆的文章),并将入选文章划分为三十八大类和许多 细目。
《文选》影响很大,但是它的分类缺乏逻辑性,划分标准 不一,而旦显然烦琐了一些。
清代姚鼐编《古文辞类纂》,只重 视古文,将入选的古文作品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zhudn)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 等十三类。
《古文辞类纂》的分类仍然缺乏逻辑性,内容、形式 交错,不是科学的分类。
文体分类,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分法,详略取舍也各有差 异。
我们对古代文章进行分类,既要考虑文体本身内在形式、表 现手法等方面的特点,考虑文章的应用范围,又要考虑历史的因 素,如古代的分类方法影响深远,我们不得不全面照顾。
古代讲 述各类文体区别的著作,以明朝人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 的《文体明辨》最为完备。
《文章辨体》辨析了五十九类文体, 《文体明辨》辨析了一百二十七类文体。
鉴于以上的情况,我们主张首先将文言文文体,划分为六个 大类,再在各类中介绍细目,并将流行的古代文体名称归并于 其中。
文言文文体的六个大类是:古文类、韵文类、骈文类、韵散 夹杂类、戏曲、小说。
古文类、韵文类、骈文类是古代的正统文 章,韵散夹杂类、戏曲、小说,在古代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古代 的正统学者,轻视戏曲、小说、说唱作品等通俗文学,实际上戏 曲、小说、说唱作品等通俗文学在古代作品中是不可忽视的。
第一大类:古文类。
古文,就是不讲究押韵、也不讲究对偶 的普通文言文。
经、史、子、集中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古文,一 般的记叙文、论说文、抒情文、应用文等都是古文。
《古文辞类 纂》所划分的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沼令、传状、碑 志、杂记等,都是结合应用范畴而给古文划分的细目。
这些细目 的作品,或侧重于议论抒情,或侧重于叙事说明。
(一)侧重于议论抒情的,有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 序、沼令等。
“论辨”是论证或辨析事理的文章,如:贾谊的《过秦论》、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辨》。
“奏议”是给君主陈述 事理的文章,如:晁错的《论贵粟疏》。
“序”,亦作“叙”, 作用是总括书的大义,大都放在一本书之前,也可以放在一本书 之后。
如: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许慎的《说文解字 叙》。
“跋”性质同序,但放在一本书之后,有时只是读后感。
“赠序”是从序演变而生的,是赠别的文章,如:韩愈《送董邵 南序》。
诏令是皇帝颁发的命令,如:汉武帝《轮台沼令》。
“书”是书信,如:司马迁《报任安书》、白居易《与元九书》。
“说”是论说,往往是就某件事情发表看法,如:柳宗元《捕蛇 者说》。
(二)侧重于叙事说明的,有传状、碑志、杂记等。
传状主要 是记叙人物,如:司马迁《史记•廉蔺列传》、柳宗元《段太尉 逸事状》。
有的传状是故事或寓言,如:李朝威的《柳毅传》、 马中锡的《中山狼传》。
“碑志”评述人物或事件的始末,大多 刻在碑上,如:柳宗元的《箕子碑》、《永州铁炉步志》。
“杂 记”,可以写景,可以记事,或记述感悟。
如:柳宗元的《小石 潭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写景,沈括《梦溪笔谈》中的文 章大多数是记事或记述感悟。
第二大类:韵文类。
韵文类,包括各种押韵的诗文,有诗 歌,还有其他韵文、通俗歌诀。
韵文类中的诗歌是大家较熟悉的 文体。
诗歌有不同的体裁,大体可分自由体诗和格律诗两种。
(一)自由体诗:古代的自由体诗,就是广义的古体诗,包括 一切不讲究句数、字数、平仄等格律的古代诗歌,狭义的古体诗 只包括七言古体诗、五言古体诗等。
本题使用广义古体诗的概 念。
广义古体诗包括:①《诗经》及起源于《诗经》的四言诗、 杂言诗。
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模仿《诗经》的四言诗。
②楚辞体诗。
楚辞体诗起源于楚国民歌,它有一个突出的“兮” 字作标志,或一句或两句就有一个“兮”字,内容与手法多浪漫 色彩。
代表作品是屈原的《离骚》《九歌》等。
③辞赋起源于 楚辞,喜欢铺陈夸张,以四字句为主,虽然讲究押韵,但句式自 由,可以夹杂散文句式,实际上是近乎散文的诗。
如:汉武帝的 《秋风辞》、陶潜的《归去来辞》、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王粲 的《登楼赋》、杜牧的《阿房宫赋》。
④乐府诗。
乐府诗流行于 汉朝、魏晋南北朝民间。
如:汉朝的《十五从军征》,南北朝的 《木兰辞》等。
⑤狭义的古体诗,包括五言古体诗和七言古体 诗。
如:汉末的《古诗十九首》、蔡文姬的《悲愤诗》、曹植的 《七步诗》、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 百字》等,都是著名的五言古体诗;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 京》、李白的《将进酒》、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韩愈 的《山石》等,都是著名的七言古体诗。
(二)格律诗。
格律诗是讲究句数、字数、平仄等格律的古代 诗歌。
包括:①近体诗,起源于南朝,成熟于唐代。
产生较 迟,故名近体。
四句的称为绝句,要讲平仄;八句或八句以上的 称为律诗(八句以上叫“排律”),要讲平仄和对偶。
如:王之涣 《登鹳雀楼》是五言绝句,李白《望庐山瀑布》是七言绝句,王 维《终南山》是五言律诗,李商隐《锦瑟》是七言律诗,杜甫《风 疾舟中伏枕书怀》是排律。
②词。
词是孕育于隋末唐初而成型 于中唐、繁盛于两宋的一种新诗体。
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 古》,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③曲。
包括小令 和套数。
小令是一支曲子,套数由同调的多支曲子组成。
每支 曲子就是一首短诗。
如:相传马致远所作的小令《天净沙•秋 思》,睢景臣的套数《般涉调哨遍•汉高袓还乡》。
作为文体名称的“词”和“曲”,都是指受近体诗影响而又不同于近体诗的 诗歌体裁。
近体诗句式整齐,“词”和“曲”,都起源于民间的 歌曲唱词,大多数是句式参差的长短句。
“词”和“曲”都跟音 乐密切相关,刘熙载《艺概》说:“词即曲之词,曲即词之曲。
“词”和“曲”的出现,是汉语发展变化的产物。
曲可加衬字, 用语也比词更通俗。
曲,有“北曲”和“南曲”的分别。
“北 曲”起源于元朝的北方歌曲,而旦盛行于元朝,故称“元曲”。
“南曲”,起源于元朝的南方歌曲,盛行于明朝。
(三) 其他韵文。
如:以规劝、告诫为目的的“箴”,以自警 为目的“铭”,都是一种韵文。
《左传•襄公四年》记载的古老 的《虞箴》、刘禹锡的《陋室铭》,都是著名的箴铭。
《古文辞 类纂》所划分的“颂赞”、“碑志”、“哀祭”类作品,有的是一 般古文,有的是韵文。
“颂赞”是歌颂、赞扬别人,“碑志”是 评述朝廷的文治武功或死者的业绩,“哀祭”是哀吊死者。
(四) 通俗歌诀。
歌诀是一种押韵的应用文,是为了便于学习 者的诵读和记忆而编写的知识读物。
如:儿童识字和启蒙课本《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中医入门读物《医学三字 经》、《药性赋》等。
第三大类:骈文类。
骈文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特殊文体,又称 “骈俪文”、“四六文”。
“骈”的本义是两匹马并列在一起驾 一辆车,“俩”字的本义是配偶,它们的引申意义都是成双成 对。
骈文的基本特点是讲究通篇对仗,又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在句式方面,通篇的句子都两两相对,又以四字句、六字句为 主;二是在音韵方面,对偶的上句(出句)和下句(对句),要求平 仄相反;三是在修辞方面,追求辞藻的华丽、典故的运用。
如 《滕王阁序》的一段文章:时维九月,序属三秋。
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
俨骖腓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
临帝子之长洲,得仙人之旧馆。
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
鹤汀凫渚,穷岛屿 之萦回;桂殿兰宫,列冈峦之体势。
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 盈视,川泽盱其骇瞩。
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 雀黄龙之轴。
虹销雨霁,彩彻云衢。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 长天一色。
渔舟唱晚,响穷彭蠢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 之浦。
汉语具有句法灵活、容易排比对偶的特点。
文章家们就利用 汉语的这种特点,把排比对偶的修辞手法发展为骈文这种文章体 裁。
骈文滥觞于汉魏而盛行于南北朝。
当时,正是中国音韵学 兴起的时代,所以,骈文除了讲究语句对偶外,还讲究音韵铿 锵、平仄协调,又追求辞藻的华丽、典故的运用。
唐朝古文兴起 后,句子成对的“骈文”踉散句单行的“古文”,形成相互对立 的局面。
骈文的细目跟古文相同。
记叙文、论说文、抒情文、应用文 等都可以写成骈文。
《古文辞类纂》所划分的论辨、序跋、奏 议、书说、赠序、沼令、传状、碑志、杂记等各类文章,都可以写 成骈文。
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几十篇议论文,都是骈文。
特别是移檄(声讨、揭露对方的文体)、哀祭类的文章,更是经常 写为骈文。
如:孔稚珪《北山移文》、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瞾 檄》、李华《吊古战场文》、欧阳修《祭石曼卿文》等。
第四大类:韵散夹杂类。
韵散夹杂的文章,是一种由散文和 韵文交错组成的文体。
这种文体,首先来源于佛经的翻译,接着 出现了又说又唱的“变文”。
早期“变文”是宣讲佛教故事,后 来也出现了讲民间故事和历史故事的“变文”,如:《孟姜女变文》、《伍子胥变文》。
变文直接孕育了 “诸宫调”、“鼓 词”、“弹词”等说唱文学,孕育了戏曲,也间接孕育了小说。
戏曲既有唱的部分(韵文),又有说白部分(散文)。
小说也往往穿 插韵文。
第五大类:戏曲。
中国最早的成型的戏剧,大概是唐朝的 “参军戏”,宋朝的“南戏”。
中国古典戏剧成熟于元朝。
中国 古典戏剧大都是歌舞剧,既有韵文部分,又有散文部分。
韵文部 分叫“曲”(唱词),是古典诗歌,属于文言文范畴;散文部分叫 “白”(说白、对话),基本是白话文范畴。
元朝盛行的戏曲叫作 “杂剧”,每折戏的唱词都用“北曲”。
明朝、清朝盛行的戏曲 叫作“传奇”,每出戏的唱词都用“南曲”。
如:元朝王实甫的 杂剧《西厢记》、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明朝汤显袓传奇《牡 丹亭》、清朝洪升的传奇《长生殿》、孔尚任的传奇《桃花扇》。
清朝中叶兴起的京剧和各种地方戏,也大都是“唱”、“做”(舞 蹈化的动作及表情等)、“念”(独白和对话)、“打”(武打动作) 四类基本功紧密结合的歌舞剧。
古典戏剧着重“曲”,故称“戏 曲”。
话剧则是从西方引进的品种。
第六大类:小说。
古代小说有文言文小说和白话文小说两 类。
文言文小说有六朝志怪、唐宋传奇等,蒲松龄的《聊斋志 异》具有集大成的地位。
白话文小说有宋元话本、明清拟话本、 长篇章回小说等。
以上分类照顾了今天的概念,又照顾了古代的习惯名称与写 作实际,便于读文言文时参考。
但是,应该说明两点:第一,一 种文体是不断变化的,切不可死守着分类。
如:“赋”就有四个 发展阶段,汉赋(又称古赋、辞赋)是韵文散文夹杂的(以押韵为 主);六朝的骈赋则很讲究对偶,介于古赋与骈文之间;唐代的律赋则完全押韵;古文运动后的文赋则句式参差、押韵随便,与散 文接近。
今天,有人写的白话散文也有叫“赋”的(如:《荼花 赋》《珍珠赋》),甚至完全不押韵,那就不是古代的“赋”的概 念了。
第二,各种文体之间是互相渗透和贯通的,即使是古文、 韵文、骈文三大类之间,也无绝对界限。
就某种文体看,如“墓 志铭”,前面的“志”是散文,后面的“铭”是韵文。
又如“祭 文”,既可以是韵文,如欧阳修的《祭石曼卿文》;但也可以是 古文,如韩愈的《祭十二郎文》。
就单篇文章看,如《岳阳楼 记》是古文中的名篇,但它大量使用四字句,讲究对仗,又往往 押韵,明显地夹杂有骈文和韵文(赋)的成分。
我爱问连岳读后感
[我爱问连岳读后感] ——《我爱问连岳》 首先感谢豆瓣的一篇文章,借给我如此贴切的一个题目,我爱问连岳读后感。
如非这个题目,我还真找不到写出这篇读后感的感觉。
记得之前我在豆瓣上的评语是“当成一本书来看,缺乏基本的逻辑构成;当成一本散文集来看的话,又未免内容太单调了。
毕竟问答的选集,总会有如此那般的问题。
正如要打架打得好看,还需要好的对手。
其他的,不说也罢。
无非是红尘多烦扰。
结论是,这类书,买一本就好了。
有空翻翻” 也正是近期的“有空翻翻”才有别样的感觉。
第一次看的时候,是顺着看下去的,一口气看完,腻了。
现在是每天睡前或者醒来后,随手翻开就看。
总觉得这篇好像昨天看过,或者前天还笑过,但是再翻开看,又总想不起连岳的回答是什么了,又是新鲜的一篇文章。
平时看其他的散文、工具书或者小说不会有如此的感觉。
或许这也是写情感类文章的好处,读者都如此的没有记性,即使话题老套,但每篇都是新鲜出炉得如秋天法国的面包。
也有关注豆瓣或者博客一些写情感专栏的作家,每次看着读者的来信,都饶有兴趣地自顾自地分析一通,然后再看看作家们怎么说的,读后感《我爱问连岳读后感》。
我每次都会痛心疾首地想,这个问题不是已经说过了么
那个情况上上上次不是已经分析了么
但每个当时人都会想,我的当然不一样啦,至少,至少这次的男主角是广东人。
当然,专栏作家如果像我这样,早就被编辑部的扔出去顺便同行黑名单了。
不同的作家会有不同的风格,但是必须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将这些别人看来纯属雷同的案例文章里面,写出不一样的东西给观众看,同时点出同一样的东西给当事人看。
如同中医和西医的范畴。
西医是一样药治一样病,中医还要讲药理,那个季节用哪些药材。
而其中,我最喜欢连岳。
有人说,连岳就像影子一样。
他不是你的明灯,也不是你的拐杖。
他只是你的影子,显示出光的来源。
不同的人,影子也不同。
而且加上连岳含蓄幽默的语言,真是观众和当事人两不误啊。
师承王小波和罗素,就像武当的道长般,与天地浩然一气。
作为一个观众,而且是反复阅读的观众,终会嗅出当中荒诞来。
正如我所说的,每次看都是新文章,每个观众对这种专栏的印象会相同的,大家都像看热闹,看完就算了,没有理由也没有场地让你将这些智慧去实战,只能真的等到自己遇上问题了,就会写信来说“我是你的忠实读者,看你的专栏多少多少年了,帮别人解决多少多少单困扰了,但是轮到自己却失手了。
故事是这样的…………”来来去去还是那几个类型的故事 其实连岳的文章,翻来覆去地看就六个个字“平等、自由、博爱”,但却是最难得六个字:有人爱得卑微,有人被房价要挟,有人只求利益最大化…………每个事件,都有不同的变量,幻化出不同的形态,却有谁去深究本质呢
每个人都期待着预言师一语中的
当局者迷,这四个字,给了多少人逃脱的借口啊
做到知行合一,这个到底要多难啊
想起广东的一句老话结尾:错要认,打要企定。
国语是,玩不起的都活该
〔我爱问连岳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矛盾的生平事迹,主要作品。
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原名沈德鸿,字雁冰。
汉族,浙江嘉兴桐乡人。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我国革命文艺奠基人之一。
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
这是个太湖南部的鱼米之乡,是近代以来中国农业最为发达之区,它毗邻着现代化的上海,又是人文荟萃的地方,这里成就了茅盾勇于面向世界的开放的文化心态,以及精致入微的笔风。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稍稍平稳便秘密写作的“续稿”和回忆录。
茅盾于1981年3月27日辞世。
茅盾(沈德鸿)简介 许多中国作家、政治家的“第一教师”是寡母,茅盾即由其继母养育长大。
7岁时,茅盾随父亲进了家塾,由继母亲自指导,学习新学。
8岁时,父亲病重,入乌镇立志小学读书,后转入值材高级小学,从 主席与周扬、茅盾、郭沫若 他的留存作文中就可见得他流露出忧国忧民、扶正祛邪的思想端绪。
13岁时,在母亲帮助下,踏上到湖州的火车,结束童年时代,开始了中学生活。
16岁时中秀才,通晓中医,具有开明思想的维新派人物,颇重新学。
从北京大学预科读毕,无力升学,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改革老牌的,成为文学研究会的首席评论家,也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
积极开展革命文艺运动,在鲁迅及其作品研究方面有开创性贡献。
他的学识和才能被总经理和编辑所所长发现,被调到国文部,帮助老先生孙毓修合作译文。
茅盾在一个月内译完面向青年的通俗读物,取名,后又译了和,后又帮他编一刊,这是茅盾开始文学创作的第一站,1918年,写出了童话,他的童话作品还有《树中饿》《驴大哥》《金龟》《飞行鞋》《怪花园》《风雪云》。
就在这时候,他参与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下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秘书,宣传部的代部长是。
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自武汉流亡上海、日本,开始写作处女作《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和《虹》,遂拿起小说家的笔。
这段上层政治斗争的经历铸成他的时代概括力和文学的全社会视野,早期作品的题材也多取于此。
左联期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子夜》、短篇小说《创造》、《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
抗战时期,辗转于香港、新疆、延安、重庆、桂林等地,发表了长篇小说《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锻炼》和剧本《清明前后》等。
他还创作了《白杨礼赞》、《风景谈》、《森林中的绅士》等散文,以象征手法表达自己复杂的情感。
文艺界为他庆了五十寿辰,他的声名日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历任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长、作协主席,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已很难分身创作。
茅盾笔名 茅盾、郎损、玄珠、方璧、止敬、蒲牢、刑天、刑风等,都是他用过的笔名,他还有许多笔名,有几十个。
不过,茅盾和蒲牢是他最常用的笔名。
茅盾的生平 1896年7月4日茅盾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
父亲沈永锡,清末秀才,通晓中医,是具有开明思想的维新派人物,颇重视新学,除声、光、化、电和数学等自然科学外,也喜欢传播进步思潮的社会科学著作。
母亲陈爱珠,是一位通文理、有远见而性格坚强的妇女。
茅盾10岁丧父,童年时代,就接受了母亲所教的文学、地理和历史知识。
茅盾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
茅盾的启蒙教育开始较早。
小学前便读过家塾、私塾。
8岁入乌镇立志小学读书,后转入植材高级小学,成为该校第一班学生。
在这里,他不仅读到了国文、修身和算术教科书,并且对绘画发生了兴趣。
那时,在一般守旧人的眼光里,小说之类被称为诲淫诲盗的“闲书”,是不准孩子们看的,但茅盾竟得到明达的父母的允许。
《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都是他这时爱读的书。
从茅盾小学时代留存的作文中得见,当时便流露出忧国忧民、扶正祛邪的思想端绪。
茅盾的中学时代,是在浙江的三所中学度过的。
1909年,他考入浙江湖州第三中学堂插班二年级读书,1911年秋季转入嘉兴中学堂。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茅盾热情地迎接了这次革命,做起革命的义务宣传员来。
在学校里,由茅盾和几个同学发动,抨击了一个不得众望的学监,而被学校除名。
于是,他便转入杭州安定中学校学习,并在那里毕业。
在中学时代的生活中,固然有些师长,给茅盾以深刻的印象和积极的指导,但整个的学习空气是陈旧的。
“书不读秦汉以下,骈文是文章之正宗,诗要学建安七子;……气度要清华疏旷”(《我的中学时代及其后》)。
这一切曾给茅盾以古典文学的修养,但在他的回忆里更多的却是平凡、灰色和令人窒息的东西,他几乎把课余时间都消磨在看小说上。
古典小说启迪了他的文思,同时也在他的作文格调上显露出印迹。
1913年,茅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
预科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的窘迫,便开始工作谋生。
1916年8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
开始在英文部修改英文函授生课卷,继之和别人合作译书。
这样,便有最初的翻译《衣食住》(卡本脱著)问世。
不久,又到国文部编写《中国寓言》,一面也参与《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
1920年初,“五四”文学革命深入开展中,茅盾开始主持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的编务工作。
这时连续撰写了《小说新潮宣言》《新旧文学平议之平议》和《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
》等论述,表露了茅盾早期的文学见解。
同年11月,茅盾接编并全部革新了《小说月报》;12月底,与郑振铎、王统照、叶绍钧、周作人等联系,并于1921年1月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
当时,茅盾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的探讨、文学批评和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度,茅盾发表的译著约130余篇。
他以充沛的精力,致力于文学革命活动。
两年后,由于商务印书馆守旧派对《小说月报》的革新不满,茅盾辞去了该刊的主编职务,转到国文部工作。
与此同时,茅盾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活动。
1921年初,茅盾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2年后,曾以《小说月报》编务为掩护,从事党中央联络员工作。
这时期,也曾先后在党所办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学任教,为革命事业培养干部。
1925年5月10日,沈雁冰在《文学周报》第127期发表长篇论文《论无产阶级艺术》。
本月17日,31日和10月24日出版的《文学周报》第173、175和196期继续刊载,这是1924年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之后沈雁冰为了对无产阶级艺术的各个方面试作探讨,同时也清理自己过去的文学艺术观点而写的。
文章共分5节。
第一节探讨无产阶级艺术的形成;第二节论述无产阶级艺术产生的条件;第三节探讨对无产阶级艺术的范畴;第四节苏联的文艺现象讨论无产阶级艺术的内容;第五节讨论无产阶级艺术的形成。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茅盾直接投身于群众革命运动。
6月,和郑振铎等创办了《公理日报》,不久被迫停刊。
8月,作为职工代表,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的罢工斗争。
国民党召开西山会议后,茅盾和恽代英奉中共中央之命在上海组织了国民党左派的上海市党部。
1925年底,茅盾和恽代英等被选为左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后,留广州工作,在任代理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作秘书。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茅盾返沪。
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成立国民政府。
茅盾赴武汉,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 1927年春,出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编。
从4月至7月间,为该刊撰写社论、述评30余篇。
7月,汪精卫组织“分共会议”,公开叛变革命,茅盾撤离武汉,准备参加南昌起义,抵九江后因路途阻塞,经牯岭回上海。
这时,又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
从此,他以茅盾为笔名,开始创作和其他文学活动。
1927年9月,发表《幻灭》, 1928年6月,又先后完成《动摇》《追求》──即三部曲《蚀》的创作。
同年7月,离上海去日本,先住东京,后迁京都。
客居日本期间写有长篇小说《虹》(未完)和一些短篇小说、散文诗作;以及《神话杂论》《西洋文学通论》和《北欧神话ABC》《中国神话研究ABC》等著作;《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等论文。
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
不久,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一度担任“左联”执行书记。
从此,茅盾和鲁迅在一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和社会斗争。
1931年,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鲁迅和茅盾等发表了《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 1932年2月,发表《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和《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5月,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被害的消息传来,鲁迅、茅盾等8名作家发起《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7月,致电南京政府营救被监禁的国际工联的牛兰夫妇。
1934年9月,茅盾协助鲁迅创办《译文》杂志,为进步文学的翻译事业开拓了新路。
1936年2月,当获悉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鲁迅与茅盾发出致中共中央贺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同年10月,茅盾和许多文艺工作者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号召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十年来,是茅盾创作的成熟和丰收的阶段。
这期间,完成的有中篇《路》《三人行》和长篇《子夜》。
《子夜》是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状貌的小说。
它的出版,显示了左翼文学的实绩,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历史途程上的里程碑。
瞿秋白评价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子夜〉与国货年》)。
与此同时,还完成优秀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等的创作;翻译了丹钦科的《文凭》和吉洪诺夫的《战争》等书;此外还在《申报·自由谈》《太白》《文学》等刊物上写下了大量的杂文、文艺短评和作家研究专论。
1937年抗战初期,他参加了《救亡日报》的工作,主编《呐喊》(后改名《烽火》)。
上海沦陷后,茅盾辗转长沙、武汉、香港、广州等地。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茅盾被选为理事。
4月,他主编的《文艺阵地》在广州创刊,同时又为在香港复刊的《立报》编辑副刊《言林》。
长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原名《你往那里跑
》),便是这时完成的。
12月,应杜重远的邀请,经海防、昆明去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1939年3月抵新疆。
在新疆学院任教。
4月新疆文化协会成立,茅盾被推举为委长。
1940年,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反动面目日益显露,茅盾被迫于 4月底离开新疆,经兰州、西安于5月末抵达延安。
在延安期间,曾在鲁迅艺术文学院、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讲学。
在《中国文化》《大众文艺》等报刊撰文多篇。
10月,从延安到达重庆,任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
这时,陆续完成了优秀散文《风景谈》《白杨礼赞》的创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逆流日趋严重,茅盾和大批进步文化人士离开重庆到香港。
5月,邹韬奋主持的《大众生活》周刊创刊,茅盾为编委;并在该刊连载了长篇小说《腐蚀》,这是茅盾的又一力作。
9月,主编《笔谈》半月刊,计7期。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攻占香港,茅盾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下,离开香港辗转达桂林。
在桂林的9个月期间,写下了长篇《霜叶红似二月花》和《劫后拾遗》等作品。
1942年底再赴重庆。
1943年8月起,长篇《走上岗位》陆续发表(未完成); 1945年,完成了第一个剧本《清明前后》的创作,并于9月在重庆上演。
这一年的6月,进步的文艺界为纪念茅盾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举行了庆祝会,并发起茅盾文艺奖金征文。
1946年3月,抗战胜利后,茅盾离开重庆,经广州、香港,5月到达上海。
主编《文联》杂志;并参加呼吁和平、争取民主的活动。
在香港期间,曾连续发表《应走和平民主路线》《认清国情》等讲演。
6月,和上海进步文化界一起呼吁和平,发表《上书蒋主席马歇尔及各党派》;7月,李公朴、闻一多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后,茅盾等致电国际人权保障会,揭露国民党罪行;10月,沈钧儒、茅盾等发表《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等文章。
同年,翻译的苏联小说集《人民是不朽的》《团的儿子》《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出版。
同年末,茅盾夫妇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离上海赴苏联访问。
俄文本茅盾文集(20张) 1947年1月起《游苏日记》陆续发表。
4月,从苏联归国到达上海。
这次访问,著有《苏联见闻录》《杂谈苏联》两部书。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愈加残酷地实行法西斯统治,茅盾被迫于1947年末再赴香港。
1948年5月,茅盾等发表《致国内文化界同人书》在同年6 月,茅盾和香港各界爱国人士联名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吁请海内外同胞团结起来,促成新政治协商会议早日召开。
7月,参与了《小说》月刊的编委工作,9月,主编在香港复刊的《文汇报·文艺周刊》。
长篇小说《锻炼》便是在该刊连载的,此外还写作了一些短篇,并完成了《脱险杂记》。
同年底,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茅盾夫妇离香港,经大连、沈阳,于1949年2月到达和平解放后的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7月,茅盾出席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国统区文艺》的报告。
会上,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职务,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第四届、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考验中,茅盾始终与党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的著述计有《鼓吹集》《鼓吹续集》《夜读偶记》《关于历史和历史剧》和《茅盾诗词》(包括建国前的部分),晚年,经受着病衰的苦痛,仍致力于回忆录的撰写工作。
茅盾的著作,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其他出版社印行的计有:《茅盾文集》10卷集,《脱险杂记》《茅盾论创作》《茅盾文艺杂论集》《茅盾文艺评论集》《茅盾译文选集》《世界文学名著杂谈》《神话研究》、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以及长篇《锻炼》等。
人民文学出版社自1983年起陆续出版的40卷本的《茅盾全集》收录了他的全部文学著作。
1981年3月14日,沈雁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吐露出心声,他是李汉俊介绍入党的,应当是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因战争原因与党失去了联系,盼望死后仍承认他是党员之一。
这年的8月3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他的党籍的决定,明确指出:“1921年沈雁冰在上海先后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
”这一正确结论,也是对李汉俊革命功劳的肯定。
1981年3月27日,茅盾病逝于北京。
临终前,他恳切地向党提出:“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最大荣耀。
”中共中央根据茅盾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他以自己的积蓄设立文学奖金(后定名为“茅盾文学奖金”),奖励优秀的长篇小说创作。
他的作品《森林中的绅士》被选入人教版六年级下册编辑本段小说意义 文学史界近年来公认茅盾是中国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坛主。
这一派来源于19世纪法国、俄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又同中国古典世态小说两相结合。
我们从《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里可以看得分明。
这部写于70年代并未经最后修饰的草稿,它的巴尔札克、托尔斯泰式的叙事,精细的环境与人物服饰描摹所流露的旧说部的笔趣,是再明显不过了。
茅盾代表整整一代的小说,直至80年代现代派的先锋小说兴起,一种更偏于个人内心的新一代叙事风行于世。
这并不奇怪,茅盾在本世纪绝大部分时间所充任的,也是这种“新兴”作家的角色。
绕开茅盾是不成的,试图把一个大作家推崇到不可逾越的地步,同样不成。
另外,每一代的文学承传是“积累”式的,下一代如果只对上一代“狂轰乱炸”,采用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阿Q”方式,到头来你会发现手中仅剩熊瞎子劈的一穗苞米,我们永远要为获得现代知识的ABC 而缴纳昂贵的“学费”。
实际上,后现代派的作品与评论,并没有把现代派的一切都扫荡干净呀
现代派对写实派也不像人们想的是扫地出门。
我们今天读一些青年作家的新作,在感到它们“寓言”式的结构的同时,会觉得故事、环境、人物这些小说的基本因素仍然活生生地存在着,它们只会变形,而不会彻底消失。
茅盾小说的意义正在这里。
《林家铺子》是在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轰炸了上海,矛盾原来供职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及涵芬楼图书楼,毁于炮火。
矛盾陪母亲回乡居住的一段时间,所见所闻所感是一篇30年代悲剧画面,深深感受到“一·二八”战争像一颗炸弹,把压抑、沉默的人们骤然惊醒。
回到上海,恰逢《申报月刊》向,茅盾约稿,茅盾立刻想到,写一篇反映小镇商人生活的小说。
茅盾发现故乡商人勤俭、怯弱、谨慎、奉公守法、缺少决断、有会做生意的个性,是小商店老板的共性。
写完之后,茅盾提上《倒闭》二字,交给主编后,主编连夜读完,发现是一篇难得的好小说,作品展现的社会生活丰实、复杂,故事线索脉络清楚而富有个性,林老板形象极有地方特色,语言形象化个性化。
但一看题目。
觉有不妥,建议修改题目,和茅盾商量之后,起用“林家铺子”这个题目。
因祖母去世,茅盾回乡,进一步熟悉了故乡的状况,加深了他对丰收成灾的感受。
茅盾决定用这个题目写一篇小说,小说写成后,就是茅盾的短篇名作《春蚕》。
小说通过农民老通宝家境的变迁,深刻反映了旧中国农民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地主、高利贷者联合剥削下的苦难生活。
全篇以养蚕为线索,小说结构灵巧又绵密。
语言精巧秀丽,恰似一幅江南春蚕风俗图。
小说一经发表,立刻引起广泛赞扬。
朱自清肯定茅盾的创作路子;我们现代小说,正应该如此取材,才有出路;也有读者认为:“作者处处从侧面入手,用强有力的衬托,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深入到农村,以及数年来一切兵祸、苛捐等种种剥削后的农村的残酷景象,尽量暴露无疑。
”故乡农村的艰辛,连上海也都见报了,加上自己对故乡的了解和把握,茅盾便顺着《春蚕》里的情节,在1933年4月,写了《秋收》,写了老通宝的稻子收成好反而又欠债,农民走投无路,自发吃大户;6月间,又写了《残冬》,描写了农村经济破产,农民自发的抗租斗争已经非武力所能压制,爆发了农民的斗争,这三篇小说合称“农村三部曲”。
编辑本段对茅盾的评价 正面观点 茅盾是“社会分析派”的典型代表作家,其所开拓的革命现实主义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有着卓越的贡献,大多数研究者高度评价以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分析派”的优良传统,反对轻易地否定茅盾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
(1)张光年:茅盾体现了“文学家与革命家的完美结合”,是并不多见的“把两种素质集于一身的人”。
将社会的历史的茅盾研究,引向主体的个人的茅盾研究。
(2)严家炎《中国小说流派史》:从思潮流派角度充分肯定了茅盾小说的文学史意义,精深地概括了“社会分析派”具有“小说家的艺术、社会科学家的气质”的创作风貌,肯定了新文学发展中的 这一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
(3)姜文《论〈子夜〉创作的多重动因》:从文艺发生学的角度,对作家的创作动因作了深层心理剖析,得出了茅盾的四重情结:参与情结、丰碑情结、乡土情结、原型情结。
他反对那种以“政治图解”、“时事命题”来解释《子夜》的创作动机的简单化倾向。
(4)孙中田《理性精神与茅盾小说》:高度评价茅盾小说的理性化倾向。
茅盾作品既注重人物的精神状态,更注重人物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一切都在人物——历史的怪圈中动荡,时代、历史已经不是简单的外在空间环境,而转化为作品的“大角色”。
即人物的喜怒哀乐、成败得失,每一次生命的律动,都受制于环境,被这个无处不在的“巨手”所左右。
这就是以理性精神烛照而产生的宏大严整 的艺术结构。
反面观点 茅盾具有“双重人格”,其灵魂深处是政治家与文学家各半的结合。
他的“社会剖析”的创作,主题先行, 一味追求政治倾向的明晰性、反映生活的整体性,作品思想大于艺术。
因此,许多人对于茅盾的被奠定了的半个多世纪的经典地位,提出了质疑。
(1)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子夜》是一部抽象观念加材料堆砌而成的社会文献,作品对社会生活的大规模描写,完全是服从于作家的先行主题的。
这种配合现实政治斗争、指向性很强的描写,根本谈不上反映现实的真实性,是笨重而使人生畏、可读性较差、缺乏艺术魅力的“高级社会文件”。
缺乏主体性体验,缺乏时空的超越意识,过于急功近利,没有深刻的哲理内涵作为恒久启示,缺乏对人性、生命和宇宙意识的透视。
(2)王晓明《惊涛骇浪里的自救之舟——论茅盾的小说创作》:茅盾创作中有滑坡现象。
《蚀》三部曲是在“对往事的情感记忆中获取灵感”,具有“与众不同的艺术风姿”;《子夜》、《林家铺子》等则是“每每是从判断时事的抽象例题出发去进行构思”、“拥有明确的社会政治主题”。
茅盾是随时代潮流而变化。
他从最初提倡“为人生”文学起就有强烈的功利欲求,此后十几年政治热情不减,到30年代大爆发,以致掩盖、压抑了自身艺术素质的充分发挥。
(3)邱文治:茅盾小说的最大特点是“时代性和社会化”,然而随之而来又存在着令人深思的矛盾现象。
自觉的理性思考,既有助于组织题材、发挥想象力,也可以阻碍想象力,使主体失落。
茅盾中长篇小说的网状结构类型,是中外小说发展的较高艺术形态,但又是导致茅盾多部作品难以完成的原因之一。
茅盾某些作品风格沉闷,显示出单纯追求艺术广度的缺陷。
经典名作 【长篇小说】: 《子夜》、《蚀》三部曲(包括《幻灭》《动摇》《追求》)《腐蚀》 《虹》《锻炼》《霜叶红似二月花》《霜叶红似二月花》续稿、《多角关系》。
【短篇小说】: 《报施》《创造》《农村三部曲》(包括《春蚕》《秋收》《残冬》) 《大鼻子的故事》《林家铺子》《色盲》《诗与散文》《石碣》《手的故事》《水藻行》《小巫》《烟云》《有志者》《自杀》。
【散文】: 《白杨礼赞》《风景谈》《卖豆腐的哨子》《人造丝》《全运会印象》《车中一瞥》《鞭炮声中》 《谈月亮》《雾中偶记》《大地山河》《黄昏》《雾》《天窗》等。
茅盾《蚀》三部曲的时代背景
茅盾”由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武汉的汪精卫和南京的蒋介石实行了臭名昭著的宁汉合流,对革命人士大肆屠杀,国内形势急转直下,非常险恶。
沈雁冰由于参加革命活动,不得不离开武汉,最后到了上海,住在景云里。
恰好,这时鲁迅和叶圣陶也住在这里。
沈雁冰不便出门,又没有工作,生活上便出现了问题,于是就动手写起小说来。
可有许多的报社都不登他的文章,于是他写文章的时候内心十分矛盾,所以他在手稿上署的笔名是“矛盾”。
后来,他把写好的小说手稿给叶圣陶看,叶圣陶看后非常高兴,就决定在《小说月报》上发表。
可叶圣陶认为“矛盾”是个哲学名词,不像一个人的名字,且“矛”不像是姓氏,并且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使用如此尖锐的笔名不太好,就自作主张在“矛”字上加了一个草字头,改作“茅盾”。
沈雁冰对这一改动也很满意,以后就一直以此为笔名了。
茅盾当时写的这部小说,就是著名的《蚀》三部曲:《幻灭》《动摇》和《追求》茅盾的生平 1896年7月4日茅盾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
父亲沈永锡,清末秀才,通晓中医,是具有开明思想的维新派人物,颇重视新学,除声、光、化、电和数学等自然科学外,也喜欢传播进步思潮的社会科学著作。
母亲陈爱珠,是一位通文理、有远见而性格坚强的妇女。
茅盾10岁丧父,童年时代,就接受了母亲所教的文学、地理和历史知识。
茅盾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
茅盾的启蒙教育开始较早。
小学前便读过家塾、私塾。
8岁入乌镇立志小学读书,后转入植材高级小学,成为该校第一班学生。
在这里,他不仅读到了国文、修身和算术教科书,并且对绘画发生了兴趣。
那时,在一般守旧人的眼光里,小说之类被称为诲淫诲盗的“闲书”,是不准孩子们看的,但茅盾竟得到明达的父母的允许。
《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都是他这时爱读的书。
从茅盾小学时代留存的作文中得见,当时便流露出忧国忧民、扶正祛邪的思想端绪。
茅盾的中学时代,是在浙江的三所中学度过的。
1909年,他考入浙江湖州第三中学堂插班二年级读书,1911年秋季转入嘉兴中学堂。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茅盾热情地迎接了这次革命,做起革命的义务宣传员来。
在学校里,由茅盾和几个同学发动,抨击了一个不得众望的学监,而被学校除名。
于是,他便转入杭州安定中学校学习,并在那里毕业。
在中学时代的生活中,固然有些师长,给茅盾以深刻的印象和积极的指导,但整个的学习空气是陈旧的。
“书不读秦汉以下,骈文是文章之正宗,诗要学建安七子;……气度要清华疏旷”(《我的中学时代及其后》)。
这一切曾给茅盾以古典文学的修养,但在他的回忆里更多的却是平凡、灰色和令人窒息的东西,他几乎把课余时间都消磨在看小说上。
古典小说启迪了他的文思,同时也在他的作文格调上显露出印迹。
1913年,茅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
预科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的窘迫,便开始工作谋生。
1916年8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
开始在英文部修改英文函授生课卷,继之和别人合作译书。
这样,便有最初的翻译《衣食住》(卡本脱著)问世。
不久,又到国文部编写《中国寓言》,一面也参与《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
1920年初,“五四”文学革命深入开展中,茅盾开始主持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的编务工作。
这时连续撰写了《小说新潮宣言》《新旧文学平议之平议》和《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
》等论述,表露了茅盾早期的文学见解。
同年11月,茅盾接编并全部革新了《小说月报》;12月底,与郑振铎、王统照、叶绍钧、周作人等联系,并于1921年1月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
当时,茅盾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的探讨、文学批评和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度,茅盾发表的译著约130余篇。
他以充沛的精力,致力于文学革命活动。
两年后,由于商务印书馆守旧派对《小说月报》的革新不满,茅盾辞去了该刊的主编职务,转到国文部工作。
与此同时,茅盾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活动。
1921年初,茅盾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2年后,曾以《小说月报》编务为掩护,从事党中央联络员工作。
这时期,也曾先后在党所办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学任教,为革命事业培养干部。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茅盾直接投身于群众革命运动。
6月,和郑振铎等创办了《公理日报》,不久被迫停刊。
8月,作为职工代表,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的罢工斗争。
国民党召开西山会议后,茅盾和恽代英奉中共中央之命在上海组织了国民党左派的上海市党部。
1925年底,茅盾和恽代英等被选为左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后,留广州工作,在任代理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作秘书。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茅盾返沪。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成立国民政府。
茅盾赴武汉,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1927年春,出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编。
从4月至7月间,为该刊撰写社论、述评30余篇。
7月,汪精卫组织“分共会议”,公开叛变革命,茅盾撤离武汉,准备参加南昌起义,抵九江后因路途阻塞,经牯岭回上海。
这时,又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
从此,他以茅盾为笔名,开始创作和其他文学活动。
1927年9月,发表《幻灭》,至1928年6月,又先后完成《动摇》、《追求》——即三部曲《蚀》的创作。
同年7月,离上海去日本,先住东京,后迁京都。
客居日本期间写有长篇小说《虹》(未完)和一些短篇小说、散文诗作;以及《神话杂论》《西洋文学通论》和《北欧神话ABC》、《中国神话研究ABC》等著作;《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等论文。
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
不久,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一度担任“左联”执行书记。
从此,茅盾和鲁迅在一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和社会斗争。
1931年,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鲁迅和茅盾等发表了《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1932年2月,发表《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和《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5月,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被害的消息传来,鲁迅、茅盾等8名作家发起《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7月,致电南京政府营救被监禁的国际工联的牛兰夫妇。
1934年9月,茅盾协助鲁迅创办《译文》杂志,为进步文学的翻译事业开拓了新路。
1936年2月,当获悉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鲁迅与茅盾发出致中共中央贺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同年10月,茅盾和许多文艺工作者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号召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27至1937年,是茅盾创作的成熟和丰收的阶段。
这期间,完成的有中篇《路》《三人行》和长篇《子夜》。
《子夜》是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状貌的小说。
它的出版,显示了左翼文学的实绩,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历史途程上的里程碑。
瞿秋白评价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子夜〉与国货年》)。
与此同时,还完成优秀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等的创作;翻译了丹钦科的《文凭》和吉洪诺夫的《战争》等书;此外还在《申报·自由谈》《太白》《文学》等刊物上写下了大量的杂文、文艺短评和作家研究专论。
1937年抗战初期,他参加了《救亡日报》的工作,主编《呐喊》(后改名《烽火》)。
上海沦陷后,茅盾辗转长沙、武汉、香港、广州等地。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茅盾被选为理事。
4月,他主编的《文艺阵地》在广州创刊,同时又为在香港复刊的《立报》编辑副刊《言林》。
长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原名《你往那里跑
》),便是这时完成的。
12月,应杜重远的邀请,经海防、昆明去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1939年3月抵新疆。
在新疆学院任教。
4月新疆文化协会成立,茅盾被推举为委长。
1940年,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反动面目日益显露,茅盾被迫于 4月底离开新疆,经兰州、西安于5月末抵达延安。
在延安期间,曾在鲁迅艺术文学院、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讲学。
在《中国文化》《大众文艺》等报刊撰文多篇。
10月,从延安到达重庆,任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
这时,陆续完成了优秀散文《风景谈》《白杨礼赞》的创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逆流日趋严重,茅盾和大批进步文化人士离开重庆到香港。
5月,邹韬奋主持的《大众生活》周刊创刊,茅盾为编委;并在该刊连载了长篇小说《腐蚀》,这是茅盾的又一力作。
9月,主编《笔谈》半月刊,计7期。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攻占香港,茅盾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下,离开香港辗转达桂林。
在桂林的9个月期间,写下了长篇《霜叶红似二月花》和《劫后拾遗》等作品。
1942年底再赴重庆。
1943年8月起,长篇《走上岗位》陆续发表(未完成);1945年,完成了第一个剧本《清明前后》的创作,并于9月在重庆上演。
这一年的6月,进步的文艺界为纪念茅盾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举行了庆祝会,并发起茅盾文艺奖金征文。
抗战胜利后,茅盾于1946年3月离开重庆,经广州、香港,5月到达上海。
主编《文联》杂志;并参加呼吁和平、争取民主的活动。
在香港期间,曾连续发表《应走和平民主路线》《认清国情》等讲演。
6月,和上海进步文化界一起呼吁和平,发表《上书蒋主席马歇尔及各党派》;7月,李公朴、闻一多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后,茅盾等致电国际人权保障会,揭露国民党罪行;10月,沈钧儒、茅盾等发表《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等文章。
同年,翻译的苏联小说集《人民是不朽的》《团的儿子》《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出版。
同年末,茅盾夫妇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离上海赴苏联访问。
1947年1月起《游苏日记》陆续发表。
4月,从苏联归国到达上海。
这次访问,著有《苏联见闻录》《杂谈苏联》两部书。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愈加残酷地实行法西斯统治,茅盾被迫于1947年末再赴香港。
1948年5月,茅盾等发表《致国内文化界同人书》在同年6 月,茅盾和香港各界爱国人士联名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吁请海内外同胞团结起来,促成新政治协商会议早日召开。
7月,参与了《小说》月刊的编委工作,9月,主编在香港复刊的《文汇报·文艺周刊》。
长篇小说《锻炼》便是在该刊连载的,此外还写作了一些短篇,并完成了《脱险杂记》。
同年底,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茅盾夫妇离香港,经大连、沈阳,于1949年2月到达和平解放后的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7月,茅盾出席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国统区文艺》的报告。
会上,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职务,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第四届、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考验中,茅盾始终与党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的著述计有《鼓吹集》《鼓吹续集》《夜读偶记》《关于历史和历史剧》和《茅盾诗词》(包括建国前的部分),晚年,经受着病衰的苦痛,仍致力于回忆录的撰写工作。
茅盾的著作,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其他出版社印行的计有:《茅盾文集》10卷集,《脱险杂记》《茅盾论创作》《茅盾文艺杂论集》《茅盾文艺评论集》《茅盾译文选集》《世界文学名著杂谈》《神话研究》、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以及长篇《锻炼》等。
人民文学出版社自1983年起陆续出版的40卷本的《茅盾全集》收录了他的全部文学著作。
1981年3月14日,沈雁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吐露出心声,他是李汉俊介绍入党的,应当是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因战争原因与党失去了联系,盼望死后仍承认他是党员之一。
这年的8月3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他的党籍的决定,明确指出:“1921年沈雁冰在上海先后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
”这一正确结论,也是对李汉俊革命功劳的肯定。
1981年3月27日,茅盾病逝于北京。
临终前,他恳切地向党提出:“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最大荣耀。
”中共中央根据茅盾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他以自己的积蓄设立文学奖金(后定名为“茅盾文学奖金”),奖励优秀的长篇小说创作。
文学史界近年来公认茅盾是中国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坛主。
这一派来源于19世纪法国、俄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又同中国古典世态小说两相结合。
我们从《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里可以看得分明。
这部写于70年代并未经最后修饰的草稿,它的巴尔札克、托尔斯泰式的叙事,精细的环境与人物服饰描摹所流露的旧说部的笔趣,是再明显不过了。
茅盾代表整整一代的小说,直至80年代现代派的先锋小说兴起,一种更偏于个人内心的新一代叙事风行于世。
这并不奇怪,茅盾在本世纪绝大部分时间所充任的,也是这种“新兴”作家的角色。
绕开茅盾是不成的,试图把一个大作家推崇到不可逾越的地步,同样不成。
另外,每一代的文学承传是“积累”式的,下一代如果只对上一代“狂轰乱炸”,采用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阿Q”方式,到头来你会发现手中仅剩熊瞎子劈的一穗苞米,我们永远要为获得现代知识的ABC 而缴纳昂贵的“学费”。
实际上,后现代派的作品与评论,并没有把现代派的一切都扫荡干净呀
现代派对写实派也不像人们想的是扫地出门。
我们今天读一些青年作家的新作,在感到它们“寓言”式的结构的同时,会觉得故事、环境、人物这些小说的基本因素仍然活生生地存在着,它们只会变形,而不会彻底消失。
茅盾小说的意义正在这里。
《子夜》出版于1933年6月,震动了中国文坛,瞿秋白把这一年称为“子夜年”,可见它的影响之大。
这部长篇小说围绕着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与买办赵伯韬之间的尖锐矛盾,全方位、多角度地描绘了3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广阔画面: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反动当局镇压和破坏人民的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掮客的活动,中小民族工业被吞并,公债场上惊心动魄的斗法,各色地主的行径,资本家家庭内部的各种矛盾……通过这些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艺术地再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风云,反映了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风貌。
茅盾以《子夜》这部长篇杰作的创作,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子夜》初版印行之时1933年即引起强烈反响。
瞿秋白曾撰文评论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
”“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
”《〈子夜〉和国货年》历史的发展证实了瞿秋白的预言。
半个多世纪以来,《子夜》不仅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且被译成英、德、俄、日等十几种文字,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日本著名文学研究家筱田一士在推荐十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巨著时,便选择了《子夜》,认为这是一部可以与《追忆逝水年华》普鲁斯特、《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媲美的杰作。
《子夜》在整体布局上具史诗般宏阔,但细节描写的笔触又极为委婉细致,剖析人物心理,直至其微妙颤动的波纹。
这一特点,早在三十年代,吴宓先生就曾指出过并大加赞赏,称《子夜》“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姿喷薄,不可控搏。
而其细微处复能婉委多姿,殊为难能可贵。
”茅盾认为吴宓的评论真正体会到了“作者的匠心”。
《蚀》描绘了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动态。
《林家铺子》以林老板经营的小店铺的兴衰沉浮为中心,多方面地描写了林老板与整个社会的联系,阐释了林家小店铺的破产是整个工商业共同的前途的重要思想。
《春蚕》通过农民老通宝一家人蚕花丰收,而生活却更加困苦的事实,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农民真正的出路,需在丰收之外去寻找。
如同《子夜》一样、《林家铺子》和《春蚕》也是很有代表性的社会剖析小说。
它们长期地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是供青少年学习的范文。
《林家铺子》和《子夜》还被拍成电影,在中国广大城乡引起强烈反响 。
《林家铺子》是在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轰炸了上海,矛盾原来供职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及涵芬楼图书楼,毁于炮火。
矛盾陪母亲回乡居住的一段时间,所见所闻所感是一篇30年代悲剧画面,深深感受到“一·二八”战争像一颗炸弹,把压抑、沉默的人们骤然惊醒。
回到上海,恰逢《申报月刊》向,茅盾约稿,茅盾立刻想到,写一篇反映小镇商人生活的小说。
茅盾发现故乡商人勤俭、怯弱、谨慎、奉公守法、缺少决断、有会做生意的个性,是小商店老板的共性。
写完之后,茅盾提上《倒闭》二字,交给主编后,主编连夜读完,发现是一篇难得的好小说,作品展现的社会生活丰实、复杂,故事线索脉络清楚而富有个性,林老板形象极有地方特色,语言形象化个性化。
但一看题目。
觉有不妥,建议修改题目,和茅盾商量之后,起用“林家铺子”这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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