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西医大战之淋巴篇读后感
《编》是钱钟书的一本笔记总集，其中汇集了对《周、《毛诗》、《左传》、《史记》等书的评注。
择一文供参考：大家读不懂主要有三个原因：旧版书都是繁体字，且排版混乱。
这是一本参考书，需要对照着原书阅读，就好比一本《数学习题答案集》，你一眼看去就是“1.选择题：ABACD,DDCAA，2填空题：多项式，0, 正三角形”。
当然会觉得不知所云。
钱钟书将自己掉书袋的毛病发挥到了极致，引用大量的文献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你只要跳过这些引用文献，先理解其主体部分，就能很容易的读懂。
要读《管锥编》对某书的注释，理论上就要先读原书。
《周易》，理论体系庞大，专有名词晦涩，好比现在的《量子力学》；《左传》正相反，看似平铺直叙，实则微言大义，好比如今的《中共党史》，这两本书非名师指点不得入门；《诗经》倒是可以一读，但读《毛诗》就请谨慎，如果你看新闻联播会头晕呕吐睡不着，看《毛诗》恐怕也会有同样的反应。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推荐大家读读《管锥编》的《》部分。
当初在高中读《史记》时，也确实拿了《管锥编》作参考，尔后写了几篇《史记》的读后感让老师惊为天人。
如果你还有孩子在读高中，也可试着推荐他一读。
下面我会为大家解读《管锥编》对《史记》中《陈涉世家》的评注，之所以选择这一篇，是因为《陈涉世家》很多人在高中时学过。
没有学过的也别着急，听我讲一下这个小故事：话说陈涉（就是秦末起义的陈胜）原来是个种地的苦哈哈，有天就和一起种地的人说：“谁要是发达了，不要忘记穷哥们。
”结果别人都笑他：“一个种田的也会发达么
” 后来，陈涉真的做了王，当初的一个穷哥们就来找陈王，陈涉开始对他也还不错。
谁想这个人不上路，到处宣扬陈涉过去的糗事，让陈涉很没面子，最后这人就被陈涉咔擦掉了。
下面是钱钟书根据这个故事在《管锥编》中写的评注，我的注解用了红字，所有掉书袋的部分用了蓝字，读的时候可以先读红字，再结合读黑字，最后读蓝字。
史记会注考证 第十四 陈涉世家 “贵毋相忘”和“贵易交”标题——由“贵毋相忘”和“贵易交”这一对矛盾而想到的。
第一段讲“贵毋相忘”：辍耕陇上，长恨久之，曰：“苟富贵，毋相忘
”按《外戚世家》记薄姬“少时与管夫人，赵子儿相爱，约曰：“先贵毋相忘
””。
又记卫子夫“上车，平阳主拊其背曰：“行矣
疆饭，勉之
”即富贵，毋相忘”。
“即”可作“若”解（见前论《赵世家》），即“苟”意，而此处又无妨做立即解。
盖皆冀交游之能富贵，而更冀其富贵而不弃贫贱之交也。
第二段讲“贵易交”：《后汉书•宋弘传》光武帝引谚曰：“贵易交”《唐摭言》卷二王冷然《与御史高昌宇书》曰：“倘也贵人多忘，国士难期”《全唐文》卷二一四陈子昂《为苏本与岑内史启》曰：“然亲贵盈朝，岂忘提讲
”盖人既得志，又每弃置微时故旧之失意未遇者也。
二事节人情世道之常。
前两段讲了，我们常希望朋友富贵后不要忘记贫贱之交（贵毋相忘），但往往富贵后又会抛弃贫贱之交（贵易交），这两种都是人之常情。
下面分析为什么会如此：然伙涉为王，初未矢故。
同耕者遮道而呼，涉即载与偕归；客自“妄言轻威”，致于罪遣，乃累涉亦被恶名。
《西京杂记》卷二记公孙弘起家为丞相，旧交高贺从之，怨相待之薄，曰：“何用故人富贵为
”扬言弘之矫饰，弘曰：“宁逢恶宾，不逢故人
”是则微时旧交，正复难处，富贵而相忘易交，亦有以哉。
地位差距太大了，很难相处，这就是“贵易交”的原因。
文言随着时代而变化，越是离我们的时代近就越是容易理解。
从这种意义上讲，抛去所有引用的文献不看，而只看钱钟书的评注，《管锥编》是相当易读的一本文言书。
而读懂了钱钟书要表达的意思后，再反回去细读其中的引用，对照钱钟书的评论，体会其中的意味，又会增加你对文献的理解。
至于旁搜博览，一一查阅这些引文的出处，就交给那些老学究去做吧。
Ps：《管锥编》是一本深度装逼工具书，牢记其中的几章（包括其中的典故），在言谈时好似不经意地提到，旁征博引，往往能瞬间将你的形象提升好几个层次。
而另外推荐给理科生一读的装逼工具书有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黑格尔的《小逻辑》，如果你离散数学和抽象代数能得B以上（不是说一定要学过，而是指等同的逻辑、理解能力），就很有希望看懂。
如果有文科生在你面前装逼时，谈谈这两本书，往往有一击必杀的效果（笑）。
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一、格”说辨正 如何成功地塑造小说物，是金圣叹小说理论中最具光彩享盛誉的部分，也是论者最有争议的部分。
如有人以为，金圣叹的“性格”内涵反映出了“典型性格”的特点，表明他掌握了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相统一的艺术辩证法[1]；还有人认为，“明清之际，我国人物理论中出现了人物类型理论与人物性格理论并存的态势，并出现后者逐渐取代前者的历史发展趋势”，其中，“金圣叹的人物性格个性化理论显得更充分、更深刻、更完备。
”[2]有人则不无自豪地说，金圣叹的人物性格个性化理论比黑格尔、别林斯基早了两个世纪[3](P.562)
在我看来，这种以“西”释“中”，即套用西方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来阐释中国古代的小说理论，极大地漠视与遮蔽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异质性”存在。
“性格”一词，较早见于唐代李中诗《献张拾遗》：“官资清贵近丹墀，性格孤高世所稀。
”后来，出现于小说中，主要指一个人的脾气。
如《水浒传》第二十三回西门庆说武大郎是一个养家经纪人，“又会赚钱，又且好性格”。
而真正把“性格”作为小说理论的范畴，运用于文学批评，则是从金圣叹开始的。
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把成功塑造人物性格确定为小说艺术的中心，即衡量小说艺术成就的主要尺度：“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
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
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水浒传》写一百八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
”那么，金氏所谓“性格”的内涵是什么呢
《水浒传·序三》云：“《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可见，“性格”包括了一个人的“性情”、“气质”、“形状”和“声口”等方面的内容。
其中，“性情”指人物的胸襟、心地和情绪，“气质”指人物天生的禀赋，“形状”指人物的肖像和行为、动作所呈现的状态，“声口”指人物的言谈以及说话时的神情。
“性情”和“气质”是形成人物性格的内在因素，“形状”和“声口”则是体现人物性格的外在因素，它们都标示出人物区别于他人的独特精神特征，而构成人物独具的“性格”。
在金圣叹之前，容与堂本《水浒传》称作者刻画人物“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教，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者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
”这里的“派头”、“家数”、“身份”、“光景”，主要着眼于人物的外部形态（年龄、地位和职业等）；而金圣叹的“性情”、“气质”、“形状”、“声口”则直接抓住了人物的思想和稳定的心理特征，其所论显然比前者深入、完备得多。
金圣叹还指出，同类心理特征在特定人物身上的表现是不同的，必须在不同人物的同类心理特征中细细分辨：“《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
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靮，阮小二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
”（《读第五才子书法》）金圣叹一口气数说了六个人物的粗鲁，分析的重心却在其背后所不同的深层心理原因。
显而易见，金圣叹的“性格”概括了作为个体的人对于周围世界的稳固态度和惯常行为方式方面的心理特征。
这也正是中文“性格”一词的基本意义。
黑格尔所谓的“性格”原文“Charakter”源于希腊文“kharakter”（义指被记录下来的东西，所刻的记号）。
朱光潜翻译《美学》第一卷“人物性格”一节时做了脚注：“原文Charakter按字面只是‘性格’，但是，西方文艺理论著作一般用这个词指‘人物’或‘角色’。
”[4](P300)此义在中文“性格”一词里是没有的。
黑格尔对“性格”有明确的规定：“神们（指“普遍的力量”——引者注）变成了人的情致，而在具体的活动状态中的情致就是人物性格。
因此，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
”可见，黑格尔的“性格”是由“绝对理念”分化成的“普遍的力量”融会在个体身上形成的完整个性，它的具体内容是“情致”，“性格”的典型意义，就在于它代表了普遍的精神力量。
黑格尔指出，艺术之所以美，就在于描写了这样的“性格”。
在黑格尔美学里，“典型”又称“理想”，是“从一大堆个别偶然的东西之中所拣回来的现实”，即“符合理念本质而现为具体形象的现实”。
他所谓的典型化，“是概念到感性事物的异化”[4](P14)，这是一个“观念化”或“心灵化”的过程。
显而易见，黑格尔是从外部关系——理念发展过程之一定历史阶段中的“冲突”，以及精神化了的社会关系——规定“性格”的，他所强调的是个性化、心灵化了的理性，人的自然天性必须从属于理性。
从黑格尔的个性观念可推导出性格的共性意义，即“普遍力量”是必须符合理性，合乎“绝对理念”发展目的性的“善”，表现为“永恒的宗教的和伦理的关系”[4](P279)。
他所要求于“性格”的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本质是历史的“真”与永恒的“善”的统一。
而金圣叹则是从心理内涵上规定“性格”，强调性格的生动性和个性，主要是一种心理的真实感。
所以，他重视的是表现出人的天性、行为的自发性，即“天真”之趣、“稚子之声”，理性是从属于自然的。
金圣叹的“性格”是心理与伦理的统一。
金圣叹的人物性格理论从心理内涵上规定“性格”，强调性格的生动性和个性，强调一种心理的真实感，这便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形、神关系论相通了。
事实上，包括金圣叹在内的小说评点家们，在具体小说评点过程中最为讲究的就是形、神关系，而不是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小说评点家们每每在小说叙事写人状物出色的地方批上“化工之笔”、“神理如画”、“如见如闻”，或批“如画”、“传神”、“活象”，或简单批一字“画”。
所谓“化工”就是能够将人或物写得形神兼备，能“追魂摄魄”；其反面就是“画工”，即只写出人或物的形迹相似，而没有写出人或物的神采。
显然，他们是从“传神写照”的画学理论那里得到了启发。
“传神写照”语出刘义庆《世说新语·巧艺》，其中记顾恺之画人，“或数年不点睛。
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
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除了“传神写照”外，顾恺之还提出“迁想妙得”的美学命题。
前者强调不泥于形迹，不求形体的逼真，主张以有限的形体表现人物无限的神情风韵；后者则强调自由发挥想象力，以超越有限的物象，把握对象内在的神韵，即捕捉到人物特有的情趣，表现自然山水蓬勃的生机与内在生命的气势。
顾恺之形神结合、以传神为主的创作理论，与五代画家荆浩的“度物象而取其真”，都同样强调艺术作品要传达出对象的内在生命和精神本质。
“传神写照”后来成了我国绘画艺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六朝时期提出“传神写照”的美学原则后，在我国古代文学创作实践和文艺思想发展过程中，总体而言，强调“形似”和“神似”的辩证结合或侧重于“传神”是主流。
从理论上看，晋代陆机(261-303)《文赋》提出“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强调“穷形尽相”。
梁代刘勰(465-520)则提出“窥意象而运斤”，主张“拟容取心”，即表现出事物的精神和本质。
唐司空图在《诗品》更是提出“离形得似”的原则，强调艺术描写应着眼于对创作对象内在精神实质的刻画，而不应拘泥于形迹。
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以“入神”为诗歌最高境界，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
苏轼在《净因院画记》里则对艺术传神的特点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提出“常形”和“常理”，也就是形似和神似的问题，他以文与可画竹为例，指出只有“得其理”，才能挥笔自如，传神写照。
苏轼所谓的“常形”、“常理”，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称之为“物态”与“物理”，又称后者为“神理”，即传神而能得事物内在精神本质之意，他们都意在说明传神之作要害在于形象化地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
“传神写照”的美学原则，也为许多小说、戏曲批评家所借鉴，并运用于人物形象创造的理论批评之中。
如北宋赵令畤指出，《会真记》中崔莺莺所以能“飘飘然仿佛出于人目前”，就在于把这一人物的“神态”、“生气”即“都愉淫冶之态”作了传神的刻画[5](P57)。
小说评点的创始人刘辰翁，在评点《世说新语》时，多次称其人物语言“极得情态”、“风致”、“意态”，而予人“神情自近，愈见其真”的艺术感受[5](P75)。
明清时期，形神论更是融入了小说理论批评，人们以“传神”与否作为衡量小说艺术成就高低的基本标准。
如胡应麟指出，《水浒传》“不事文饰而曲尽人情”，在叙事之外，“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极足寻味[6](P437)；天都外臣汪道昆则称《水浒传》“如良史善绘，浓淡远近，点染尽工”[7](P189)。
容与堂本《水浒传》较早用形神兼备的美学理念分析、估量小说在这方面的成就：“《水浒传》之所以与天地相终始”，就在于所塑造的人物“情状逼真，笑语欲活”，“千古若活”；称赞施耐庵是“传神写照妙手”。
金圣叹继承了前人的灼见，并对“传神写照”作出了自己独到的理解。
杜甫题画诗《画鹰》前四句：“素练风霜起，苍鹰画左殊。
掇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
”金圣叹批云：“画鹰必用素练，止是眼前恒事。
乃他人之所必忽者，先生之所独到，只将风霜起三字写练之素，而已肃然。
若为画鹰先作粉本，自非用字不分，乃凝于神者，能有此五字否
三四即承画作殊，殊字事作一解。
世人恒言传神写照，夫传神写照，乃二事也。
只如此诗掇身句是传神，侧目句是写照。
传神要在远望中出，写照要在细看中出。
不尔便不知颊上三毛，如何添得也。
”在金圣收看来，“传神写照”应作“二解”：“写照”是外取骨相神态，它是局部性的，故“要在细看中出”；“传神”是内表对象的内在生命、人格心灵，它是整体性的，故“要在远望中出”。
这里，金圣叹实际指出，表与里、实与虚、局部与整体等的描写，都必须具备形象直观性；而且，“写照”与“传神”之间必须协调统一，不能割裂、孤立。
否则，“不知颊上三毛，如何添得”。
“传神写照”的这些基本原则，实际也正是小说人物性格塑造的核心所在。
围绕着“传神写照”，金圣叹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和分析了《水浒传》的“化工之笔”，总结出了“白描”、“衬染之法”、“背面敷粉法”、“烘云托月”与“染叶衬花”等许多具体的艺术表现手法。
这些方面已有许多论述，兹不赘述。
二、“传神写照”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以金圣叹为代表的中国小说评点家，都把小说人物性格塑造的审美取向同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形、神关系联系起来；而欧洲典型理论中的现象与本质、个性与共性、特殊与一般等范畴，基本上与中国古代小说的语境无涉。
那么，为什么中、西方小说的人物形象理论会走上不同的发展模式呢
我们拟从中、西方传统思维的差异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我们知道，思维方式是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一个民族在创造一种文化的同时，形成了与之相应的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思维对于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文化与文学比较的角度看，其中影响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主要是感性一元论。
很多学者在研究中西认识论差别时，都发现“有”与“无”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8](P62-92)。
简言之，“有”是西方人认识世界的一个基础，西方人在追求宇宙本体的时候，看重的是有(Being)而不是无，是实体(Substance)而不是虚空。
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第一个提出“有”(Being)这个概念，亚里士多德随后提出“存在”(Substance)，“有”和“存在”决定了西方文化发展的方向。
后来西方哲学家所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如物质方面的原子、微粒、单子、原子等，精神方面的理式、理念、逻辑、上帝、先验形式等，都基本上没有越出“有”和“存在”的范畴。
在中国古代哲学里，最重要的则是“道”、“无”、“理”、“气”四个最重要的概念。
在古人眼里，大千世界无不在“道”中，世界不过是“道”变动的产物，《周易》云：“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
“无”则是“道”的特点和存在方式，《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道”虽不可见，却无往不是“道”；“道”之循环往复谓之“气”，“理”则是“道”生成变化所遵循的规律。
正是在“有”和“无”这两个概念之间，中西方哲学家给我们描述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实体的宇宙，一个气的宇宙；一个实体与虚空的对立，一个则虚实相生。
这就是渗透于各个方面的中西文化宇宙模式的根本差异，也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9](P21)在西方人眼里，世界是一个确定的、可认知的“有”和“存在”，人和自然、肉体和精神、物质和意识被清晰地切分开来。
世界唯其是确定的，才是可认知的，它才被划分为已知、未知，激发西方人认识世界的极大热情。
这不仅体现在自然科学中，也反映在各种艺术门类，只是后者侧重的是对社会生活的认识。
而在古代中国人眼里，世界是不确定的，万物皆生于“道”，人也是“道”的一部分；“道”生生不息、周流往返，万物从中产生，旋即又回归道体之中。
宋张载以“气”形容这种变化：“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
”[10](P7)既然世界的本原是虚空，天地万物生生不息，旋生旋灭，故它们是不确定的，也是不可把握的物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功能；在“天人合一”的观念里，人对道的认识不是将它作为一个对象来研究与审视，而是面向自身的自省。
只要认识自我、超越自我，不为小我所蔽，就能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
儒家的人“与天地参”、“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以及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因此，“传统思维的特点，则是把认知和情感融和在一起，知、情、意处在合一未分化的状态，其中，情感因素起重要作用。
这就使传统思维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使思维按照主观情感需要所决定的方向发展。
”[11](P29) 西方的理性——逻辑思维方式在叙事文学创作中主要表现为二元论的认知方式。
西方哲学家很早就对现实的现象世界表现出极其不信任，一直在积极寻找生活背后所隐藏的本质。
如柏拉图认定现象是虚幻的，因而人为地制造出一个秩序井然的理念世界。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的这种现实与本质的二分法，在亚氏看来，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因为它所叙述的是普遍的事：“所谓普遍性是指某一类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在某种场合会说些什么话，做些什么事——诗的目的就在此”[12](P28-29)。
朱光潜先生指出：“亚里士多德不仅肯定艺术的真实性，而且肯定艺术比现象世界更为真实，艺术所摹仿的决不如柏拉图所说的只有现实世界的外形（现象），而是现实世界所具有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即它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这个基本思想是贯串在《诗学》里的一条红线”；“……他比较诗与历史的用意是明白的，就是诗不能只摹仿偶然性的现象，而是要揭示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要在人物事迹中见出必然性和普遍性。
这就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
这正是‘典型人物’的最精微的意义。
”[13](P72、P73)显然，这实际上仍是现象、本质二元论在人物身上的一个变体。
此后，西方文艺理论在这方面的论述不绝如缕。
古罗马的贺拉斯劝谕诗人在创作的时候，“必须注意不同年龄者的习性，给不同的性格和年龄者以恰如其分的修饰”；“必须永远坚定不移地把年龄和特点恰当配合起来 那么，小说家怎样才能把握住事物内在之理，而刻画出形神兼备的人物性格呢
金圣叹指出，人物性格的刻划必须是作家“亲动心”、“格物”的结果。
金圣叹在《水浒传·序三》中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之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
”所谓“格物”，就是推究事物的原理，具体到小说创作中的人物塑造，就是对社会生活和人物进行长期深入的观察、体验、分析和研究，了然于心之后，才能“物格”，即掌握人情物理的来龙去脉和事物的发展规律。
在长期“格物”的前提下，金圣叹强调以“忠”、“恕”为核心的“澄怀格物”的方法：“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
何谓忠
天下因缘生法，故忠不必学而至于忠。
天下自然，无法不忠。
或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见忠；钟忠、耳忠、故闻无不忠。
吾既忠，则人亦忠，盗贼亦忠，犬鼠无不忠，所谓恕也。
夫然后能尽人之性，而可以赞化育，参天地。
”“率我之喜怒哀乐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忠。
知家国天下之人率其喜怒哀乐无不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恕。
”（第四十二回回评）对自己隐秘的心理作真诚坦率的自我审视、自我观察和自我分析，从而显露出本身的真实情况，此之谓“尽己”。
任何事物都是按照各自的原因和条件展现其本性，正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和命运，这是根据其自身的原因和条件形成的，此之谓“尽物”。
所谓“忠”，就是既“尽己”又“尽物”。
由“尽己”抵达“尽人”、“尽物”，其中关键在于“恕”，即在小说创作中对于描写对象“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地驰骋想象。
从“格物”到“物格”，就是掌握人物、事物生成的原因、条件和必然关系之后，再以己之本性推及其他事物本性的过程。
怎样才能达到对人情物理之“理”的认识和把握；如果说“忠恕”说是从小说家的角度探索，那么，“因缘生法”说则是从人物形象的角度，讲人物性格如何在小说家头脑中形成和发展。
“因”指事物生起或坏灭的根据，“缘”指促成结果的条件，“法”是因缘和合所生成的物质或精神现象。
金圣叹在《水浒传》第五十五回回评道：“经曰：因缘和合，无法不有。
……其文亦随因缘而起，则是耐庵固无与也。
”也就是说，小说家能写出形形色色的人物，如豪杰、奸雄、淫妇、偷儿等，并不因他自己一定当过豪杰、奸雄、淫妇、偷儿，而是由于他“深达因缘”，即掌握了构成这些人物心理、行为的“因”、“缘”，而在“因缘”的相互作用中，完成了人物言行的展开和情节的发展。
具言之，作家谙熟各种人情物理，依据明确的创作意图，设置下人物的出身、嗜好、经历、性情，以及社会关系、历史背景等“因缘”，人物便在这些“因缘”的制约、推动下，合乎逻辑地行动和言语。
因此，作家尽管与每个对象“无与”，却能君临他们之上，依据人情物理设计、安排和驱遣他们，指向自己的创作目的。
这就是《水浒传·序三》所总结的：“忠恕，量万物之斗斛也；因缘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
施耐庵左手握如是斗斛，右手握如是刀尺，而仅仍叙一百八人之性情、气质、形状、声口者，是犹小试其端也。
”特殊性与差异性，是万物的基本规律（“量万物之斗斛”）；各具差异的众多因缘和合而生万物，则是创造千差万别的大千世界的根本法则（“裁世界之刀尺”）。
可见“因缘生法”、“格物”、“忠恕”是三位一体的。
作家由“因缘”探知人性的发生根源，再通过对性格发生条件的模拟内省（“亲动心”）求得真切的体验，感性的真实便转化成了心理的真实，成了人物“性格”的个性内涵。
这样，小说人物的塑造就成了一个出乎其外的审美观照与入乎其中的审美体验的统一过程。
金圣叹以上所论，与中国传统的现象一元论的直觉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它们揭示了小说创作的心理规律，颇具东方神韵。
急~~~~~名著读后感
这个寒假我读了《史记》。
这是一本能丰富头脑，补充知识的神奇的书。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
这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
此书也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对后来历朝历代的正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个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编织成了世世代代流传的史记。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着鲜明的个性。
生动的语言，优美的文字让读者读起来仿佛置身于一个个优美的意境中。
随着情节的起伏，我的心情也在为之而改变。
喜着主人公的喜，忧着主人公的忧，感受着主人公的感受。
轻松幽默的语言，紧张刺激的情节，仿佛把我带到了那个遥远的时代。
各个时代的背景特色；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史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
看《史记》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旅行，领略了那个时代的一切，回顾了各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事件。
体会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
看《史记》就仿佛在读一本有趣的故事书。
生动形象的历史人物有声有色的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带领你进入他们的世界。
看《史记》就仿佛在和一个历史学家面对面的谈话。
深深的被他那准确到位的语言所打动。
在不知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的历史知识，丰富了头脑。
《史记》是一本既生动有趣又能增长知识的值得一看的好书。
《三国志》读后感 《三国演义》写了三个国家的兴衰史，从桃园三结义至三国归晋共经历了五个时期，便是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群雄割据，三分天下和天下归晋。
但这仅仅是小说 不能带表历史。
《三国志》当然也是写的这些，不过是以人为题，还有就是他是历史。
这些过程我就不说了，最主要的我想谈谈自己对三国的一些认识和看法。
在三国这段悠久的历史中，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到底周瑜是不是像罗贯中所说的小肚鸡肠和阴险狡诈呢
为此，我查阅了很多资料，直到读了一下三国志，我才明白：周瑜在历史中不是像在《三国演义》里的一样。
他很年轻就挂帅上阵，孙策还临终托故给他。
可见他在吴军中的形象有多么好。
哪为什么罗贯中要把他写得那么坏呢
原来是罗贯中对诸葛亮有种寄托，把周瑜写坏点可以村托出诸葛亮的好。
这下子，本来周瑜没有这件坏事变成了有这件坏事，本来周瑜有这件好事变成了没有这件好事。
你们说他惨不惨啊
罗贯中觉得这样子还不够，还要把诸葛亮再神话一下，就又多了些火烧新野、草船借箭等罗贯中编出来的故事。
这下可好，《三国演义》的影响力大了，人们就把《三国演义》当成了历史，渐渐忽略了《三国志》。
从人们口里传出来的就只有周瑜的一些或自己本身或罗贯中编上去的一些坏毛病，而没有了罗贯中的好了。
我觉得，在熟读小说《三国演义》的同时，不妨也来读读原汁原味的历史《三国志》。
《三国演义》读后感 《三国演义》写了三个国家的兴衰史,从桃园三结义至三国归晋共经历了五大时期,便是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群雄割据(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三分天下和天下归晋. 黄巾之乱是从桃园三结义开始,讲了黄巾起义之后,东汉政府的反击,出现了刘备,曹操等英雄,而东汉政权也快灭亡了. 董卓之乱是讲董卓入京前后的故事,从何进与十常侍对战到少帝逃出京城,结果被董卓救驾.董卓入京后收买了猛将吕布,又废少帝,立献帝,大权独揽,实施暴政,逼得群雄联军伐董卓,虽然后来联军失败了,但是董卓最后也被吕布所杀. 群雄割据是讲董卓死后,中原诸侯群龙无首,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互相厮杀,最主要分为三个战区,即北方的袁绍与公孙瓒,江东地区孙策的崛起,中原地区曹操,刘备,吕布,袁术之间的战争. 再后来的三分天下和天下归晋我就不一一细说了,最主要的我想谈谈自己对三国演义的一些认识和看法. 在《三国演义》中,我最欣赏的就是曹操了,虽然为了突出刘备的仁义,他被写成奸诈之人,但是他的军事才能仍然没有抹杀.他在几年的东征西战中,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连少数民族都臣服于他,他是三位郡主中最有才干的,魏也是三国中最强盛的,他奠定了魏国的基础,后来晋国才能统一天下,所以他是一位真真正正的英雄. 对于人才的求贤若渴,也是曹操值得欣赏的地方,曹操为了选拔更多的人才,打破了依据封建德行和门弟高低任用官吏的标准,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于公元210年春天下了一道《求贤令》.曹操在令中一开始就总结历史经验,认为自古以来的开国皇帝和中兴之君,没有一个不是得到贤才和他共同来治理好天下的,而所得的贤才,又往往不出里巷,这绝不是机遇,而是当政的人求,访得来的.有鉴于此,曹操立足现实,指出现在天下未定,正是求贤最迫切的时刻.他希望在左右的人不要考虑出身,帮他把那些出身贫贱而被埋没的贤才发现和推举出来,只要有才能就予以重用.后来,曹操于公元214和217年又下了两道《求贤令》,反复强调他在用人上唯才是举的方针.他要求人事主管部门和各级地方官吏在选拔人才上,力戒求全责备,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受有关系,只要真有才能就行.经过一番努力,曹魏集中了大量人才,当时各地投奔到曹操门下的人很多,形成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而且对于有才干的人曹操还能做到不计前嫌,比如陈琳本来是袁绍的部下,曾经替袁绍起草檄文,骂了曹操的祖宗三代.袁绍失败后,陈琳归降曹操.曹操问他说:你从前为袁绍写檄之,骂我一个人就可以了,为什么要骂到我的祖宗三代,陈琳连忙谢罪.曹操爱惜他的文才,不仅对他不处罪,还照样任用他. 曹操的成功不仅因为他的杰出才能和善于招揽人才,还在于他有着豁达的胸襟和广阔的胸怀.在赤壁的惨败之后,曹操并未一筹莫展,而是笑着说了一句今北方仍由我所据,并且三次大笑展现出他对待挫折的乐观态度.曹操同时也是个很有文学情趣的人,喜欢作文赋诗,即使大战在即也情趣不改,他的许多诗作都是乐府中的名篇. 《水浒传》读后感 《水浒传》一书记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好汉从聚义梁山泊,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奸人谋害的英雄故事.读完全书,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只有两个字:忠,义. 忠,即是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尽心竭力.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凌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杀,这也是忠.在当今这个社会中,相信很多人都能做到一个忠字,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一个义字. 一个义字,包括了太多的内容.《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一个义字.由此可见,一个义字虽然只有三笔,有时却要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写.在现实生活中,给人让座几乎谁都可以做得到,但救人于危难之中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因为它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甚至是一命换一命的决心. 义,可以解释为正义.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就是一个精神高尚的人.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难道是他们不怕死吗?他们为了正义,为了真理可以奋不顾身,因为强烈的正义感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值得用生命去奋斗的.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的.因为他的正义感已被麻木所吞噬,奋斗的激情已经被冻结,只是他的灵魂被社会中一些丑恶的东西同化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水浒传》英雄中有一个黑大汉,他生性鲁莽,性情暴躁,经常为小事与他人发生冲突,甚至搞出人命案.但他却能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令那些丧尽天良的家伙们闻风丧胆.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没有这样惊心动魄的大事发生,但义字却渗透着我们的生活.对朋友讲义气,是小义.对素不相识的人或事物也用一种正义的眼光去看待,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大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义的民族,当日本侵华,多少义气凛然的革命烈士,用他们的满腔热血,誓死不屈,才成就了今日蒸蒸日上的祖国.董存瑞舍身炸暗堡,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这些都是炎黄子孙大义的延续,是中国历史上挥之不去的光辉. 一个人,可以不相信神,却不可以不相信神圣.当前,我们青少年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因此,这也是我们民族大义的根本所在.让我们相信这一份神圣,用自己的双手去维护这一份神圣. 红军长征读后感 今天我听老师讲了长征的故事,还回家上网查了有关长征的资料,使我了解了什么是长征,中国红军为了革命不怕牺牲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红军是一个被称为天下无敌的队伍,红军是一个能刻服一切困难的队伍,红军是一个不怕牺牲的队伍,红军是一个创造举世无双的壮举: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队伍. 在长征途中,有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草地上,小红军不骑将军的马,不吃将军的粮食,最后英勇的牺牲了;雪山上,军需部长为了把棉衣发给每一位士兵,自己却冻僵了;沼泽地上,一个士兵快被沼泽吞没时,旁边的士兵为了救他自己却永远地埋在了沼泽地里……一个个动人的故事里,才知道生命有多么的宝贵啊.爬雪山,过草地,上刀山,下火海.他们都完成了,因为他们只有一个目标:新中国. 长征途中,红军历经艰难困苦,而我们现在,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吃东西挑三拣四,这个要吃,那个不爱吃,还怕苦怕累,怕脏怕受委屈,在家里就像个小皇帝,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和红军一对比,真是惭愧极了. 我们今天是祖国的希望,明天将是祖国的栋梁.红军的事迹将不断地激励着我,要刻苦学习, 努力向上.长大成为一个合格的接班人.
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为往圣继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闲来无事，在网上乱看一通，突然看见一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 说得太好了，拜倒
本人不才，陆陆续续读了30年书，不过关于读书为什么，读书的目的是什么，确实是始终混沌。
小时候是被父母逼着读书；长大些为了将来赚多多钱读书；工作后一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二是没背景没靠山，想要上升只有读书。
可是人总是要有点追求吧，天天在办公室浑浑噩噩，与同事明争暗斗，拿着也够吃饭的一份薪水，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自己一天天变老，直到退休的那一天。
真不甘心
而且但凡读了一点书，总该有点责任心和社会责任感吧。
现在的世道如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太过于在意个人的得失就不能心态平和，心意烦躁必定难成大事。
所以人一定要立志高远，心胸开阔，觉得现实不如人意时，一是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别人做不了的我做得了，别人做的了的我做的好，有这份自信时就没有人会小看你；二是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多读些儒家经典。
千百年来孔子被尊为“致圣先师”不是没有道理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儒学的魅力。
虽然科技日益发达，但是如何为人处世、安身立命，如何在积极入世的同时保持内心的平静，儒家经典会给人提供很多的帮助。
心情烦躁时，多颂读些儒家经典，循序渐进，潜移默化，会让人对现实的负面释然些，对暂时的得失超脱些，对将来的设想理智些。
回过头来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四句话是北宋大儒张横渠有言，非常能表达出儒者的襟怀，也最能开显儒者的器识与宏愿，可以说是对“为何而读书”这一问题的终极完美答案。
给人们认识天地的真理确立一个切实的理论体系，给百姓在世上的安身立命建立一套切实的思想和方法，替历代圣贤延续行将绝传的不朽学说，给千秋万代开创永久太平的伟大基业。
做为一个读书人，你不觉得这四句话读起来非常有力，正是心中想说而未能说的那种感觉吗
不满于现状而又不知该如何改变，热血沸腾几天又归于浑浑噩噩，人除了穿衣吃饭，更需要精神追求，给自己定个高点的目标吧，然后配以切实可行的计划，坚持下去，坚信付出总有回报。
总有一天，你会拥有足够的能力，实现自己的心中所想，也不枉来这世上为人一趟。
封建社会中的封建两个字怎样解释?
〖出典〗《诗·商颂·殷武》:命于下国，封建厥福。
毛传:封，大也。
郑玄笺:则命之于小国，以为天子，大立其福。
谓命汤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
所谓封建，应该为“封土地、建诸侯”之简称。
在现代人的话语体系中，最为滥用的一个词汇，莫过于“封建”了。
往大里说，有所谓“封建主义”、“封建社会”、“反封建”之类。
封建可理解为分封，封建制度即为分封制度，是帝王把土地分封给诸侯，帮助管理天下的方式，这里仅仅是指政治制度。
封建制度的另一种含义是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简称为封建制度，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
经济制度可划分为原始社会经济制度，奴隶社会经济制度，封建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封建社会（feudal society），意指实行封建制度的社会状态，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常用的学术名词。
封建这个字的由来，马克思主义史家基于法律的论点，认为它主要强调划分土地所有权。
目前一般将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做为对比。
但是封建作为一个动作“封邦建国”或者“赏赐土地”，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封建社会是不存在的，而且，即使将“封建”作为一个经济的标志，也是不合理的。
比如，奴隶社会主要的劳动力是奴隶，这个是特殊的，无可替代的。
而资本主义社会是自由雇佣的工人，也是特殊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区分，也是特殊的。
唯独中国的所谓“封建时代”，具有特别模糊的性质。
资本家把机器作为生产资料，雇佣工人，那么地主以土地作为资料，雇佣农民，与其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再者说，资本家挣钱之后购置机器，多雇佣工人，而地主也是多购置土地，多雇佣农民，可见，封建作为经济标志也是没有根由的。
“封建”就是一个政治名词，就是中国的周代，而秦汉以后只是特殊的专制时期。
中西方文化差异比较
中西方的对比分析摘要：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成的产物。
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
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中西方文化存在许多差异：整体性和个体性的差异；中西方言谈的差异；价值观与道德标准的差异；社会关系的差异；社会礼仪的差异；社会习俗的差异等。
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是极其必要的。
关键词：文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差异TheAnalysisofDifferencesofChineseandWesternCultureFENGJian-minXULi-hongDepartmentofFoundationalEducation,YantaiNanshanUniversity,Yantai,Shandong265713Abstract:Cultureisasocialphenomenon,isaproductwhichpeoplehavebeencreatingforalongtime.Anditisahistoricalphenomenon,socialandhistoricalsediment.Accuratelyspeaking,cultureishistory,geography,traditionalcustoms,lifestyle,literatureandart,criterionofconduct,modeofthinking,valueconceptofacountryoranation.TherearesomedifferencesbetweenChineseandwesternculture,suchasdifferencesinintegrityandindividuality;differencesinChineseandwesternconversation;differencesinvalueconceptandmoralcriteria;differe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