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神话：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的读后感怎么写想参考一下
作 1、 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 2、 中国不会吞噬全球的制造业、窃走高端的工作岗位 3、 中国不会买光全世界的资产 4、 人民币不会成为下一个世界货币 5、 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市场上通化紧缩的输出源头 6、 中国不会把其他发展中国家边缘化 7、 中国不会破坏“华盛顿共识” 作者从政府与市场、老龄化、银行困局、经济社会紧张关系、中长期增长动力等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并得出了即非极悲观也非极乐观的结论。
譬如说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的高速发展一向被视为中国奇迹，但经过作者的研究分析之后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发展模式：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重视出口的发展模式。
这甚至不是中国发明的发展模式，而是典型的“亚洲增长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以平均每年8-9%的高增长率发展，也并不具有独特性。
作者写道：“二战之后的几十年是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从1950年到1980年，美国经济的真实增长率达到了平均每年3.5%，主要欧洲国家的成长速度更高。
人民的生活水平基本上在持续提高，除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外，总的感觉是人类进入了空前的繁荣。
“尽管西方国家的成绩已经这样优秀，但人们还是不得不承认，来自东亚地区的增长数据才真正是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
同样在这30年里，日本经济的年均真实增长率接近8%——比其他工业化国家高出2倍以上。
紧随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开始登上舞台：从1960年到1995年，香港的真实GDP以平均每年7.7%的速度窜升，韩国为8.1%，新加坡为8.4%，台湾则达到了令人震惊的8.6。
后面还有泰国和马来西亚在追赶，它们的年均增长率也分别达到了7.5%和6.9%。
” 作者在对以上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行了更深入细致的分析之后，特别是对资本、劳动、劳动力部门转移和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率的贡献进行了细化的分析之后，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储蓄——完全是储蓄
”。
作者认为“亚洲人并没有发现举世无双的新的生产方式秘方，他们最主要的优势就是投入大量的资本，然后把剩余的劳动力送到新的工厂中。
”
解答为什么不能信口开河-郎咸平《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读后感
[解答为什么不能信口开河-郎咸平《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读后感]郎咸平在中国大陆有很高的知名度，因为他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解答为什么不能信口开河-郎咸平《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读后感。
此前我没有读过他的书，节前逛新华书店时，因为正在写一篇关于房产税的文章，所以就顺手买下了他的一本新作：《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
仔细阅读了郎教授这本新作之后，尽管我是里思外想，苦思冥想，却怎么也无法与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对上号。
因为，书中观点之荒谬，逻辑之混乱，文字之粗糙，让我始料未及。
我真怀疑此书是否真的是郎教授之作；假如真是他心血的结晶，我真怀疑他那大师头衔是不是真的，那经济学家的皇冠是不是真的。
1、郎教授在书中罗列了十六个为什么
应该说，这些为什么都是百姓关心，媒体关注的热点问题。
按说解答这些为什么应当围绕着问题的成因多多着墨，可不知为什么，郎教授此作却是述说现象多，分析成因少。
例一：在回答为什么我们的蔬菜这么贵时，他信口开河洋洋洒洒谈起了张悟本。
张悟本固然值得谈，但谈的不是时候，不是地方，顶多也就是个绿豆价格过山车的问题，且与蔬菜没有直接关联，不知道郎教授怎么想的。
例二：在回答为什么我们的教改这么难的章节里，郎教授用了一半的篇幅大谈特谈“大学再大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和“大学的钱应该怎么花等现象。
其实，这两个问题是实施教育改革的必要性，而不是教育改革为什么这么难的原因分析，显得游离主题。
例三：在回答为什么我们的产品不靠谱的章节中，郎教授单列一题，谈起了“媒体的底线：谁来捍卫我们的利益。
”虽然内容谈得非常好，但和主题游离甚远。
书中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例举了。
此外，在所有章节后面，郎教授给读者都开列了延伸阅读的小故事，可这些小故事大都与章节的内容没有直接关联，如果硬要用联系的观点说有关联的话，那也是出了五服的关联，让人颇感牵强附会。
2、回答为什么必得分析成因，但分析成因应当实事求是，据理说事，而不能为了夺人眼球发些奇谈怪论。
例一：为什么我们的收入这么低
郎教授认为：“第一个重大原因是欧美对我们的剥削。
”众所周知，时下的中国虽然是出口大国，但经济外向度并不占主导地位，要说我们的收入为什么这么低，主要原因乃是国家政策导致的国富民穷，不知道郎教授为何看不到这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共识的这一点。
例二：为什么我们什么都比美国贵
郎教授认为，时下的中国，之所以中高档产品比美国还贵，“一切皆因没有藏富于民”。
郎教授所说固然有点道理，但没有藏富于民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国企垄断和市场开放度不够所致。
试想，假如不是中石油、中石化的垄断，我们的油价及附属产品的价格能比美国还高吗
假如不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垄断，我们的通讯资费能比美国还高吗
假如市场完全开放，国内市场还会有垄断高价吗
还会有那么多走私吗
走私的目的是为了赚取暴利，可暴利的成因乃是国内垄断价格高于国际开放价格所致。
按说这些普通的经济理论郎教授比我明白得多才是，可不知他为什么不明白
例三：为什么我们的蔬菜这么贵。
按照郎教授的说法，我们的蔬菜贵，主要还是人为操纵所致。
其实，郎教授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他说的只是少数情况，并没有多少代表性。
蔬菜种类很多，高中低档都有，又是老百姓每天都离不开的东西，要想认为操作所有蔬菜，任何人都做不到。
蔬菜价格之所以时高时低，这与政策、气候等多种因素有关，但最主要的因素还是生产成本。
工业品涨价，必然影响到蔬菜的种植成本，价格随之上涨也是必然的。
这是非常简单明了的常识，不知怎么到了郎教授那里变得如此复杂了
例四：为什么我们的食品这么不安全
郎教授认为，这是因为政府没有收购“地沟油”，没有让地下产业见阳光。
其实，我们都知道，食品之所以不安全，主要原因是政府相关部门有法不依、监管不力、执法不严、处罚过轻所致。
如果按照郎教授所言，由政府收购地沟油，那诸如有毒假酒、有毒奶粉、有害蔬菜、有害色素等等，政府又该怎么办呢
难道要政府对食品行业全权操办，实行垄断经营不成
例五：为什么我们的教改这么难
按照郎教授的说法，是因为此前我们的教改没有“以学生为改革目标，改来改去，改的都是些细枝末节的东西，都是在技术层面做改革，我看主要目的就是折腾老师。
”无需赘言，教育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优秀人才，我们这些年的教育改革的确如郎教授所说不是很成功，但不成功的原因并不是他说的根源在于“折腾”老师，而在于没有深刻认识到教育是社会化的系统工程，改革非教育部门一家所能为之。
例六：为什么我们的房改这么难
郎教授是反对开征房产税的，“世界银行的报告《城市房产税的改革，指导原则与建议》给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结论---‘房产税必然要承受非常沉重的政治代价’，我觉得这句话送给我们的政府是最适当的。
”郎教授引用此话时，没有交代世界银行报告的背景，也没有说是特指中国还是泛指外国
更没有告诉我们其他前提条件，只是告诉了我们那句骇人听闻的话，让人颇感有断章取义之嫌。
他还认为：“我们的土地属于政府的，我们根本没有缴纳房产税的私有化基础。
”对此说我不禁要问：难道私有房产下面的土地都是公有土地
真乃滑天下之大稽。
例七：在谈到富士康员工自杀悲剧引发媒体热议的时候，郎教授却不想谈富士康，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全中国的讨论都是错的。
我再讲一句，你在媒体里面看到的所有责备富士康的事情，通通都是表面现象。
你晓得我们中国人有什么毛病吗
我们有些官员总是喜欢根据表面现象作决策，而我们的媒体、我们的专家学者也总是根据表面现象做结论。
其实，这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富士康的危机，我们要抓住它背后的黑手，因为它才是这一切的根源，而它竟然逍遥法外，没有收到舆论的讨伐。
我想今天把它抓回来，你知道是谁吗
苹果电脑
”按照郎教授的说法，富士康接了苹果电脑的订单，因为条件苛刻，所以富士康只能给工人低工资；因为产品涉及商业机密，所以富士康要实行机械手般的流水线作业；因为订单有惩罚规定，所以富士康要对工人搜身；因为订单有工期要求，所以富士康的工人不得不加班加点。
如此种种，这都不是富士康的过错，而是在苹果电脑。
按照郎教授的逻辑推理，那些因为穷而偷盗的人罪不在个人而应该怨政府了
因为是政府没有让他们过不上奢侈糜烂的幸福生活；那些假公济私的贪污犯所为理所当然，因为政府没有发给他们足够的薪金供其吃喝嫖赌。
荒谬之极的怪论，真不知道郎教授是怎么想出来的。
例八：在谈到中国的房价为什么比美国还高的时候，郎教授认为，原因之一是政府不能像美国那样允许市民随意建房。
我不知道郎教授对中国国情了解多少。
中国的国土面积虽然与美国差不多大小，可美国才3亿人口，我们是13亿，这怎么有可比性呢
再说，就可利用的土地而言，老天爷偏袒美国，他们比我们多得多。
假如中国也实行美国自建房为主的各自为政，那恶果是不可想象的。
郎教授对此不应该不明白吧
例九：为什么中国的企业走不出去
按照郎教授的说法，其重要原因乃“劳资纠纷是中企‘出海’的困局所在。
”尤其是西方工会是中国企业永远的痛。
他们专门制造劳资纠纷，专会组织罢工，组织上街示威抗议，“中国的企业家100%没有一个人有和工会斗争的经验。
”推理郎教授的话中话，不是中国企业不愿意走出去，而是即使走出去也活不了，所以不如干脆不出去。
我实在不明白，既然西方工会是贪得无厌的魔鬼，那西方经济又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资本家总不至于老是干赔钱的买卖吧
你说人家整天上街示威罢工，但到过西方国家的国人怎么回来都说，人家那才是国泰民安呢
再者，既然外国的资本家能干好，中国的企业家为什么就干不好
难道中国人的智商低
由此可知，郎教授的这些说法，要么是危言耸听，要么是偏激片面，总之都是站不住脚的胡言论语。
例十：在谈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时，郎教授认为：“只要你觉得骄傲的事情通常都会有问题，读后感《解答为什么不能信口开河-郎咸平《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读后感》。
”也就是说，所有的成果都是上当受骗，都是卖国求荣，都是愚弄百姓。
美国财长盖特纳对话活动之后打篮球时，“我们的人还不忘提醒上场的球员，赶快把球传给盖特纳。
透过篮球这个小事就可以想象得出，我们面对美国人的时候，是多么戒慎恐惧、惶恐不安、低声下气，真让人感到难过。
更让人难过的是，这次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本质和盖特纳打篮球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又把篮球恭恭敬敬地送到了美国人手中。
”如此说来，郎教授的确很会联想，不过他联想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纯属无稽之谈。
郎教授的奇谈怪论还有很多，实在不好一一例举。
对这些如此浅显的道理难道郎教授难道真的不明白
其实让我说，他不是不明白，而是觉得别人嚼过的馍不利于他提高知名度，于是便挖空心思般的独出心裁，伎俩就是故弄玄虚地制造奇谈怪论来吓唬人、愚弄人。
3、郎咸平是经济学家，对数字运用按说应该非常严谨才是，可是他在书中的数字低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例一：“你知道地沟油这个行当一年能有多少利润吗
我告诉你，它一年的总利润能达到15亿—20亿，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我们把广东省的制造业的利润加在一起的话，还跟地沟油的利润差了一大截。
你能想象得到吗
”书中虽然没有介绍这是哪一年的数字，不过稍微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对郎教授此说都会产生怀疑。
广东的GDP全国第一，即使其制造业占三成，利润也绝不会仅有20亿。
为此，我特意从网上查了查，据新华的资料显示，2010年前十个月，广东仅限额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就达到了2473亿元，这还不是全年的数，还不包括限额以下的工业利润，就与郎教授的数字相差百倍以上，不知道郎教授何以如此糊涂
例二：“各位读者知不知道一旦按0.8%的比例来征收房产税的话，这个税有多少
基本上一年的房产税总额超过这个城市一年的财政预算。
我以杭州市为例，一年的财政预算就是400亿，而房产税竟然超过400亿，加在一起就是八九百亿。
”对郎教授此说我们首先应当明白，房产税征收并不是对所有居民住房都征税，而只是对豪华住宅（重庆模式）或超人均面积的部分（上海模式）才征税，看来郎教授对此也不是很明白。
其次，杭州市2009年末的人口数是810万，其中城镇人口占69.5%，也就是560万左右，中国开征房产税是指城镇市民，按照郎教授的算法，杭州市民不论男女老少及生活状况如何，每人每年都需要缴纳7千多元的房产税，这怎么可能呢
再次，一个城市的财政预算大都与财政收入持平，或略有盈余或略有赤字，出入都不会很大。
财政收入包含各种税收和非税收入，在目前的条件下，即使按0.8%的税率对所有住宅都征税，税额也绝对不会超过财政收入，假如真能是如此好事，中央政府干吗不就此对税收结构进行调整
各级政府干吗对开征房产税还优柔寡断
第四，税收是按税率征收，房产税、所得税是实行累进制，增值税、消费税等则是按行业分类，税率不尽相同，把税率说成比例显得太业余了，不知道郎教授这经济专家是粗枝大叶所致还是压根儿就不懂
例三：“中国台湾的教育改革学习的是美国的表面现象，它们大量设立学校，所以台湾的大学可录取率高达120%，甚至超过了应考人数，真可以说是人人都有大学念。
”录取率120%，这是怎么说啊
难道还有20%的学生是不经考试被学校生拉硬拽进来的
既如此，干吗还要入学考试，谁想上就让他上得了。
莫名其妙，真不知道郎教授此奇谈怪论从何而来。
不过，我琢磨着郎教授的120%或许是说台湾如今的生源不足，大学资源浪费了20%。
当然这只是我的揣摩，其意思只有他自己能给我们说明白，但运用数字如此低能再怎么说，也不该是大师级的郎教授所为啊
4、按说大师们大都比较谦逊，但你读了郎教授这本书却觉得他十分狂妄。
“在这本书中，我特别挑了十六个读者最关心的话题，我认为，这些问题之所以解决不了就是因为政府根本不理解这些问题的本质是什么，而只是简单地根据表面现象作决策。
”“美国的医改非常复杂，如果你仅仅看我们媒体报道的话，基本都看不懂，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媒体自己从来没有搞懂过。
”香港大学聘用新人，“最后决策的就是几个教授，大概两三个，包括像我这样子的资深教授。
”如此大言之不惨。
关于吉利公司收购瑞典沃尔沃问题，郎教授说：“我实在难以想象一位像李书福这样的农村青年怎么能够应付得了这个大家庭。
”李书福虽然过去是农村青年，但如今却是吉利公司的老总。
吉利公司在李书福的领导下，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不知道为什么郎教授如此小瞧人家。
日本松下电器是世界上著名的跨国公司，其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小时候因为家庭贫寒只读过四年小学。
其实，世界上很多知名大公司的老总，很多当年都是出身低微的小人物，不知道郎教授对此又该怎么说。
在郎教授的眼里，中国所有的官员都是笨蛋，所有的专家都是白痴，所有的媒体报道都是扯谈，唯有他什么都明白。
在书中，郎教授还特喜欢使用诸如你知不知道，晓不晓得，清不清楚，明不明白这些设问，而在设问后面就是“我来告诉你”。
字里行间透露出的语气就是目中无人，狂妄自大，瞧不起读者。
我是个读书不算多也不算少的人，但像郎教授这样瞧不起读者的，对我而言还真是史无前例。
5、郎教授的文字水平实在不是很过硬，逻辑思维也有多处明显的硬伤。
例一：“中国”前面必加“我们”，大多处没有实质意义；“其实”用得连篇累牍，大多处都是多余；病句及标点错用比比皆是，从我上述的引文中就可略知一般。
按说大师级的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不是写作，可即使大师级，就应该大差不差啊
不知道为什么郎教授差得多了些，颇有和于丹们的相似之处。
例二：“我觉得比较乐观的是中国大学的牌子虽烂，但中国的大学生却是一流的。
”郎教授这话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既然中国的大学烂，怎么有可能培养出一流的大学生呢
“我聘用过很多我们内地的大学生，包括研究生，但是基本上都不能胜任。
我们的淘汰率是很高的，达到95%。
”我真不明白郎教授如此所说是怎么回事。
既然是一流的大学生你都淘汰率95%，那你需要聘用什么样的人
难道要聘用天外来客不成
例三：“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为什么默克尔对我们这么客气
要知道，连德国的企业领袖都学会对我们温总理突然发难了。
按道理说，应该是默克尔更刻薄呀
”郎教授这是什么逻辑
难道德国的企业领袖缺少教养，人家默克尔就更缺少教养
即使人家默克尔心里刻薄，难道人家就不会孬话好说
非得言语刻薄，语气刺耳
真乃莫名其妙，不知道郎教授怎么这么无知。
6、我如实地贬评郎教授的新作，但并不是说它一无是处，他的有些观点说法还是很有道理的。
如:他充分肯定了广东高州医改的做法，介绍的也较为详实。
再如，在“媒体的底线：谁来捍卫我们的利益”章节中，虽然文不对题，但就他所说的事例而言，还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我以为，好作品是瑕不掩瑜，差作品也应该是瑜不掩瑕。
由于郎教授的水平让我实在不敢恭维，于是，我特意上网对其真才实学进行了一番追踪觅迹，没想到还真有所发现。
郎咸平现在正式拥有的头衔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和长江商学院教授。
在香港中文大学网站上，对郎教授的工作经历是这样介绍的:“郎教授在先后于八五及八六年取得宾夕法尼亚大学文科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郎教授获原校聘任为财务学讲师，八七年转任密执安州立大学助理教授，八八年出任俄亥俄州立大学访问助理教授，八九年起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助理教授，四年后晋升为副教授。
”要知道，美国助理教授其实就是初来乍到的讲师，副教授则多如牛毛，只有正教授才是令人仰慕的，郎咸平在美国是没有转正的讲师（助理教授）和副教授，没有获得过教授头衔。
在美工作那几年，他几乎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至于他为何如此频繁地流离颠沛，他不说我们也就无从得知。
2005年10月，郎教授“毅然绝然地回到了香港”后，以一副经济大师的模样开始对中国经济指指点点。
即使大学里的教授，应以研究学问教书育人为主，业余闲暇里指点中国经济无可非议，但不能靠奇谈怪论来哗众取宠，不能靠牵强附会的卖弄来邀宠于民，更不能靠忽悠胡诌来出书赚钱，但愿郎教授能彻头彻尾的明白这些事理。
----写于2011年2月8日星期二 〔解答为什么不能信口开河-郎咸平《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生产关系经历的四次变革是
这个名词解释如下：中国自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便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经济体制改革。
与此同时，许多作家开始把创作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一边关注着现实中的改革发展，一边在文学中发表自己关于祖国发展的种种思考和设想。
这就是风骚一时的“改革文学”。
“改革文学”的开篇之作，是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
更具体的分析可见以下资料（我认为上面的文字可以作为名词解释的回答，下面网址的内容可以作为论述题的回答）：
耐克品牌的发展史
还是把发展放在陆地上 如果是南海被侵略中国早晚会收回。
陆地才是美国的目标。
传教士是干什么的
传教与不平等条约（一八四二--一八六○）传教与不平等条约的关系，一直以来皆为华人教会避讳谈论；因为它除了牵涉敏感的政治因素外，亦关联了许多复杂的神学问题如政教关系、对传教历史的评价等，故此很难教人心平气和地讨论。
但是，倘若我们稍为跳越基督教的圈子之外，便会发觉这个问题实在是难以逃避，亦难以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在过去百多年间，中国人连续不断地对基督教作相类似的指控：如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是侵华的先锋等，这个历史现象，当然不能单以国人误解、偏见便可解释过去。
从现实的角度看，此等历史性的指控，至今日仍相当程度上存在于史学界里面，并且绝不限于中共史家；他们的看法起码是依据了部分的事实的。
因此，即使我们在感情上抗拒去接受、甚至理解这些对基督教的攻击，但仍必须面对它们，起码需要了解它们产生的原因。
当基督新教在第十九世纪传入中国时，正值中国面临千古不曾有的巨变噩运。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挟着工业及科技革命带来的船坚炮利的优势，以压倒性的力量爆破中国的大门。
面对着强列的入侵，中国被迫一次又一次地让步，自始，不断与西方各国缔结多条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失权利不在话下，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国家，她的主权和独立性已受到严重的危害。
国人所感受的屈辱感和亡国危机意识如何浓厚，是可以想像的。
惟有当我们认清这个基督教的传入和发展的背景，我们才能了解中国人的排外心态；反教事件为何层出不穷，中国人对基督教的不合理待遇才不至于变得不可理喻。
倘若撇开中国近代史，孤立地看教会的情况，我们将永不可能接触到那幅真实的图画。
传教与不平等条约缔结的关系在此一个对我们极重要的问题是，当西方列强胁迫中国签订众多不平等条约时，它们与及传教工作发生了什么关系呢
第一、传教士参与了条约的制订。
正如上一讲所言，传教士为了取得合法居留中国的地位，被迫加入外国在华的机构工作，这些机构包括了半政治半商业性质的，也包括外国驻华的外交和商务的官方代表。
由于他们是早期几乎唯一通晓中文的洋人，故在这些机构里多从事与语言有关的工作，如翻译、书记之类。
一旦外国政府对中国采取任何武力行动时，这些传教士都会被派调往战场，参与情报搜集和随军翻译的角色。
在侵略军占据中国某些地方后，他们也自然地被选任做占领地的民政官。
在战争胜利缔订条约的过程里，传教士亦预闻其事，充任翻译之职。
这些不同层面的参与非常普遍。
例如马礼逊先后担任及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汉文翻译及汉文正使；李太郭（G. Lay）是英国参与谈判的代表朴鼎查（pottihger,港译砵甸乍）的传译秘书，后被派为英国驻广州首任领事；此外还有裨治文、卫三畏、柏驾……等，不胜枚举。
或者我们可以用郭实腊来做为一个较为详细的例子。
他在主后1840年英军攻入中国境内向北推进时，充任英军翻译及情报官员。
当英国占领定海后，他被派任占领地的民政官，管治该地。
主后1841年当英军攻占宁波后，又任宁波民政官。
主后1842年调任镇江民政官。
在签订时，郭实腊为英方传译之一。
第二，传教士参与外交事务及日后的中外谈判。
自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及其他随后而来的国家取得了在中国驻使的权利，因此纷纷简任使节来华。
由于早期惟有传教士通晓中文，并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略有了解；故他们不少自动或被邀转职，充任母国驻华的使节。
例如柏驾在后，不复当传教士，转投外交工作，在主后1845至1855年间，任的头等参赞。
其后更协助为全权委员。
卫三畏在主后1856年也辞去教会工作，任头等参赞及翻译，及后随同美使与中国签订。
至主后1876年为止，先后代理七次馆务。
传教士被他们的母国委任为驻华使节，造成许多很不利的影响。
若我们同意第十九世纪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的是侵略活动，与中国签订的都是不平等条约；则要为参与这些活动的传教士完全洗刷其侵华的嫌疑，便很不容易。
在主后1842年前，传教士尚未取得在华的合法居留权时，他们的参与尚可视为迫不得已之事；但在主后1842年以后的参与，则不能不说是他们的自由意愿，并非无可奈何的了。
更复杂的是，当传教士与外交官两重截然不同的身份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时，他所讲的话、所做的事，便自然地教人混淆起来，难以判别他是用什么身份说这些话、做这些事。
例如柏驾在转任外交官以后，积极要求加紧侵略中国，侵略长江沿岸，他且建议美国应占领台湾，以为向中国胁迫更多利权的凭借。
对于一个中国史学家，就很难相信他这样的主张，是与他从前在华的传教经验完全不占任何关系的。
传教士转职外交官并不局限于第十九世纪早期，至第二十世纪仍问有所闻，例如美国在主后1949年前的最后一任驻华大使（J. L. Stuart），原来便是一位传教土，他且是著名的的校长。
第三，传教士大多肯定列强以武力侵华的做法。
前面我们提过，早期传教士为取得合法居留中国的身份，而被迫间接地参与鸦片贸易。
因着身份尴尬的缘故，这些传教士大都对鸦片贸易缄默不言，不愿置评。
但大致上，传教士对于国人吸食鸦片，则大都持反对的态度；特别若有中国信徒或传道人吸食鸦片，一经发现，便会被革除出教。
在第十九世纪末以后，也有不少传教士及中国籍传道人投身于禁烟运动的行列里。
因此我们可以概括地认为，传教士对鸦片的否定立场是相当鲜明的。
但是，传教士之否定鸦片，却与他们对的看法并无关联。
就今日所能接触得到的资料而论，传教士绝大多数都全然肯定这场战争。
他们认为，是基督教国家与敌基督之战；并且，整场战争之所以发生，实完全基于中国人愚昧无知、狂妄自大，并且抗拒福音所导致的；所以战争彰显了神在中国的主权。
他们视英国侵略中国为执行神的旨意。
这样的言论是相当普遍的。
传教士大都无视鸦片在鸦片战争中所占的地位。
这主要是由于在当时期，中国与欧美之间并无任何邮政、通讯及客运服务，唯一两地的联系便是欧美来华贸易（主要是鸦片贸易）的商船；因此，若传教士得罪了鸦片烟商，他们将会陷入相当不利的情况。
有一位美国公理会的传教士在写信给母国的差会时指出，他不欲对鸦片问题作任何评论，否则将会带来不幸的后果。
他列举了另一位在宁波传教的麦高温（J. Macgowan）医生为例，由于麦氏就鸦片问题发表过一些意见，获罪于英国的鸦片烟商，结果他们拒绝为麦氏连载任何信件及接济，麦氏无法，只好黯然回国。
此外，我亦要抱歉地指出，早期支持在华传教工作的，有少部分是鸦片烟商。
例如在主后1849年，医疗传道会在香港开办的医院的院长Dr. J．Hirshberg在辞职时，向其所属的伦敦会解释说，他不能够忍受在一个容纳了鸦片烟商的团体内工作。
可见问题之复杂性。
不过，必须公允地指出，在华的传教士于第十九世纪中叶只是一个人数极少的团体，他们不可能对当时的政治局势起到什么作用，我们不应苛求他们可以扭转英国对华的政策。
身处于某个时代的人，他的思想很难超越那个时代的其他人的普遍想法，一个十九世纪的英国人或美国人自亦难以高瞻远瞩地看到他们的母国对中国所做的是怎么一回事。
每个时代、每个民族皆有其盲点，恐怕我们亦不例外。
如前所言，第十九世纪末传教士及中国传道人在禁烟运动中所作出的贡献，是不能任意地抹煞的。
第四，不平等条约与传教的关系。
第十九世纪中国在列强的武力胁迫下，签订了众多不平等条约。
在这些条约中，传教权益并列于割地赔款的诸项中，成为中国丧失给列强的利权的一部分。
为什么传教与不平等条约会牵上关系呢
这要追溯回我们第一讲所提到的内容。
自雍正年始，中国政府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传教士除少数在朝廷供职者可获豁免外，皆被逐离中国；而国人若信奉天主教，亦会被处极刑。
这些禁令自然亦对日后来华的基督教生效。
在如斯严酷的禁制下，传教工作是不可能合法进行的。
虽说非法传教工作仍然持续，但总仍带来极大的危险与不便。
所以，若要福音种子自由地在中国的土地上撒播和生长，必须待中国政府解除对传教工作的禁令方成。
问题是，中国政府怎么会在毫无利害考虑下解除传教禁令呢
特别是作为一个敬重传统家法的民族，祖宗颁下的法令实不能任意删改放弃。
既然中国政府不会自动放弃，那么余下的途径是用强力使她被迫放弃；方是时，向中国进行侵略活动的列强是唯一可以找到的强力。
如此我们可以见到这么一个困局：传教士来到中国，最大的目标是要将福音传给国人，他们甚至甘愿为此目标摆上自己的名利富贵、以至生命；但是，他们却面对着一个不能传福音的局面。
传教士既需要传、也认定这是中国人最大的需要，那可以用甚么方法来扭转整个不能传的局面，就成为他们梦寐以求的关怀。
因此他们很自然地要求在母国政府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时，将自由传教的权益附加在里面；这即非不可避免，也是相当无可奈何的事。
不管我们对传教与不平等条约的关系作何评价，总得承认传教士并不是可以翻云覆雨的人，他们在本国的政坛上的影响力极为有限。
西方列强亦绝非仅为了开辟传教工场的缘故方侵略中国的（即使法国亦不例外），贸易利益才是他们的考虑。
可以肯定，即使没有传教问题这个因素，帝国主义国家仍有足够的侵华理由。
所以，保护传教条款只是他们在与中国签订各项约章时附加进去的项目。
但问题是，作为中国人，若视这些条约是列强以武力欺凌中国而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传教自由条款却又载在条约之内，则必然使教会陷在一个颇为尴尬的情况里，亦使传教与帝国主义侵华连上不白之冤的纠缠。
这是一个历史的困局。
不平等条约中的传教利益有关第十九世纪中国与列强签订的众多不平等条约，这里不能一一叙说，下面只就与传教相关的作扼要的介绍。
传教与不平等条约的关系，大致上可分开两部分而言；其一是间接的影响，即是说条约的内容非关传教，但却间接为传教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方便的；其二是直接的关联，即条约内容是直接针对传教工作的。
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条不平等条约是主后1842年的南京条约。
在条约内中国允准开放广州等五个口岸供外商来华贸易；而南京条约后中英签署的善后章程里，洋人正式获得在五个开放贸易的口岸自由进出及居留的权利，如此传教士作为洋人，自然也得以合法地居留中国，毋须担心再被驱逐了。
五口通商对传教工作造成很大的方便。
此外在善后章程里，中国给予了英国的利益，传教士乃得以如同其他洋人般，享到不受中国司法制度管辖的特权。
南京条约签订后一年，中英双方再签订虎门条约。
中国容许英国人在五个口岸的议定界址内建屋居住，这一条款成了租界的前身。
此外，中国也赋予英国最惠国待遇。
换言之，中国若与别的国家签订任何条约，给予对方任何利权，英国均可以自动分享，所谓利益均沾。
嗣后法国为拓展天主教在华的传教事业，而对中国作出的各种开放传教的要求，皆被英、美等国家援引最惠国权利，得以为基督新教所共享。
以上所说的都是间接的影响。
主后1844年，中国分别与美国和法国签订望厦条约及黄埔条约。
在条约内，中国政府允准外国人在五口议定界址内兴建房屋、学校、医院、教堂。
这明显是直接指向传教工作的，因为除传教士为了宣教缘故外，还有什么洋人要在中国办学、设医院和教堂呢
此时期英国与法国领事积极要求中国政府撤销雍乾年间订立的传教及信教禁令。
但由于中国政府禁止她的臣民信奉洋教纯粹是一项内政，英、法皆无权将之置在国际的条约上。
结果在外国的压力下，主后1845年2月1日，中国正式弛禁天主教，国人信奉洋教者免受刑罚（基督教亦自动受益）。
在法国的极力要求下，中国政府再于主后1846年2月20日答允归还在康雍年间没收的天主教堂。
这个允准，带来了日后无穷的祸患，增添了国人更大的反教情绪，连带基督教也遭牵连，我们在以后会详述。
主后1858年，在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后，中国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天津条约。
中国全面开放她的国土，容让洋人在各地游历，这样即表示一切传教的藩篱皆被撤去，整个国家皆可容许传教士自由传教了。
此外，天津条约又规定，中国政府有责任保护传教士及中国信徒，免受不公平的待遇。
这条条款的订立，缘因当时不少传教士在中国遭到国人侵袭攻击，而中国政府又未给予足够的保护；中国信徒更往往因为信奉洋教的缘故，受到歧视及迫害，故此英法等国有感必须以条约迫使中国政府改变此不利的情况。
但是，保护传教条约却又导致传教士及外国领事动辄介入中国的司法诉讼中，造成极多祸患和冲突；更重要的是，中国信徒被列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范围内，即意味着一旦一个中国人皈依基督教后，他就不复是普通的中国臣民，反倒成了国际条约，以至条约背后代表的外国领事和军舰的保障阶层了。
无怪乎当时不少国人认为：多一个基督徒，便少一个中国人。
由于中国政府的反悔，不肯承认天津条约的效力，结果导致英法联军再度入侵，攻陷北京。
中国复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
北京条约的内容大致上与天津条约相若，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在中法北京条约里，由于一位担任传译的法籍传教士狄拉玛（DeLamarre）的擅自窜改，中法北京条约的中文版竟多了一项法文版所没有的条款，便是容让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可以相信这一项本来不是法国代表所要求，而仅是该天主教的传教士为了日后在华传教工作方便的缘故，非法增添上去的。
由于当时期的中国人不懂法文，故亦无从比较；日后虽然发觉，但已沿用数十年，要追究也为时已晚了。
无论如何，传教士因着这条非法条款，得以在五口以外的全中国任何地方，购置土地房屋，兴办教堂及各种供传教使用的设施了。
主后1860年后，传教及各种关联的活动和建置，都已成为不平等条约保护下的合法行为。
从短期的角度看，此举无疑是开辟了中国的传教工场，拆除妨碍传教的各种官方的拦阻，福音的大门确实是洞开了。
但从长远的角度看，将传教工作系于不平等条约之上，传教受到政治力量的保护，所造成的祸患及种下的仇恨却又是难以胜数的。
它为日后中国教会的生根成长，预留了一块极坏的土壤；基督教始终给国人以洋教的附生的印象，无法嫁接入中国文化中。
更不幸的是，它遗下了无穷的口实，让国人误解及指责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此等罪状自第十九世纪末期开始，直至第二十世纪末期的今日，仍存在于国人及史家中间。
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
在分析了传教与不平等条约的四方面关系后，我们进一步探讨「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这个指控的真确性。
虽然这个指控的历史悠久、广泛存在于不同时期；但至今日，除了部分近代史学者仍坚持之外，主要是来自大陆史家的看法。
大陆史家对传教历史有他们特定的解释模式，如凡传教士租买田地必属「霸占」，游行布道则是「刺探情报」，诸如此类。
这些特定字汇既然已被确定使用，驳斥亦无必要。
至于他们对传教士的指责，大致而言，可以分为五点：一、传教士搜集情报，有助他们母国的侵略行动。
二、传教士参与随军活动。
三、传教士参与订立不平等条约。
四、传教士进行文化侵略。
五、传教士常常诉诸母国领事，以政治势力维护传教活动。
此五点证据就合成他们以「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的攻击。
以下我们试就其中的两点作答辩。
传教士是否进行搜集情报的活动，以协助他们的母国侵略中国呢
这要分开两方面而言。
一方面若在战争期间，传教士受雇于入侵的军队成为情报官，那他的主要职责自然是搜集情报，这是不争的事实。
惟是此时期他的身份是军中情报官，而非传教士。
他不是以传教士的身份去搜集情报，故此我们也不能说搜集情报的活动与传教有直接的关系。
二方面，若这个指责是泛指在平常日子，传教士编写文章，出版刊物，探讨及介绍有关中国各种情况（如前面提过的 The Chinese Repository等），也是一种搜集情报的工作，则肯定是一个荒谬的诬捏。
事实上，早期传教土之急欲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真相，目的纯粹是为了传教的方便，他们需要对传福音的对象有所了解；而他们之发刊文字，也是旨在将研究成果保留，及向本国的基督徒推介，吸引更多后继者投身在华的传教事业而已。
这些资料即或可以用为侵略中国的参考（没有人敢抹煞一切非逻辑谬误的命题的可能性），但也不是传教士原来探求及编写这些资料的动机。
作者不应该要对读者如何使用他的作品负责。
因此，第一点的指责并无什么根据。
至于第二及第三点，传教士参与随军活动及条约的签订，前面已有详及，这里毋庸重覆。
我们只强调一点：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华和缔订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实并不大，主要是在语言翻译方面；他们并非不可或缺的人物。
在英美诸国侵略中国的政策厘定及策划阶段，传教士更起不了任何作用，故传教绝非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原因和目的。
个别传教士的政治立场和抉择，不应该构成全体的「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锋」，更与「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无关。
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绝非来自基督信仰，毋宁是第十九世纪西方扩张主义时代的产物吧。
关于传教士是否进行文化侵略的问题，并不容易处理，主要原因在于「文化侵略」此四字实在是语焉不详，难以确定其含义的。
我们如何在促进文化交流和进行文化侵略两者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呢
也许唯一的分判是中国人是否愿意接受这些新输入的文化，又整个文化输入的过程是否带着任何强迫性的意味。
对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并无什么理由显示在这个分判标准下传教士是在进行文化侵略的。
传教士在晚清开始所鼓吹的西化改革，包括出版、办学，以至与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来往等活动。
皆无列强的武力在背后支撑；并且他们的活动及言论亦广为那些具改革思想的士大夫所欢迎，对当时期推行的西化改革起了一定的作用；这只能说是对中国近代化作出贡献，与文化侵略占不上关系。
至于说传教士的办学及主张改革的言论，是否同时在散播「崇英」、「崇美」的思想，减损国人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警觉性，亦属牵强之言。
传教士容或基于一厢情愿的想法，认定他们的母国对中国的善意，因而鼓吹中外合作，国际友好，甚至提出一些如将中国交与英国共管之类在中国人看来是大逆不道之言，但这仅是认识不足所致，绝非受别人的指使；并且作为个人的意见，根本在外交政策上不会产生任何作用。
故此，我们尽可反对这些看法，但却不能「无限上纲」的推断为与侵略有关。
还有一些人（主要是近代的新儒家）认为，中国自有其宗教，故在西化的同时毋须一并输入舶来的宗教，以致挑战儒家的主宰性或垄断性地位。
这只不过是「中体西用论」的另一个翻版，完全不值一驳。
总之，传教士在近代史上，对输入西洋文化，帮助中国西化改革，及促进文化交流均起了重大作用，他们绝不是文化侵略者。
第五点的指责，由于牵涉一些复杂的背景，要留待第五讲才能详细交代和讨论。
在大致上了解了这几点的指责的实况后，虽然我们不能将一些已发生的不幸的、无奈的事实解释掉去（explainaway）；但是我们仍有足够理由指出，即使有一些如传教士参与不平等条约签订之类的事实存在，「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这个指控是站不住脚的。
肯定侵华价值的言论不过，从第十九世纪传教士对武力侵华及不平等条约的种种肯定性的言论，却可以给今日教会的宣教事工带来一些反省。
传教士赞成西方列强对华的武装侵略及胁逼签订不平等条约，虽各持不同理由；但大致上可总括为以下四种：第一种（也是最主要的）理由是，传教工作在中国面临极大的障碍，这些障碍若不以政治势力，则无法除去；而且，传教障碍是由中国政府布置的，所以责任自然也由她去承担?第二种看法是，中国政府是不可理喻的，与中国人谈判并无意义，唯一要她遵守承诺的方法是用武力将之压服。
（这种看法不一定全错。
中国人是否欺善怕恶、是否具有鲁迅笔下的阿Q的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实在难以客观评论。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因着中国对政治权力的看法与西方有异之故，在近代史上，由中央派代表与西方列强谈判拟定的约章，往往每被皇帝贸然一笔推翻，甚至连谈判代表本人许多时也没得好下场，这反覆的态度激怒了西方，因此认定中国人了无信义、欺善怕恶，倒是事实。
）第三种则认为列强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其实都是符合国际法的原则的。
西方各国在华只要求尊重人权、平等外交、彼此合理地共处、公民受到保护等天然权利，这些要求都是合情合理的。
第四种是基于神学上的理由。
因着西方在第十九世纪普遍存在着一种二元的文化观；他们将世界二分为基督教与异教两部分：欧美诸国就是基督教国家，她们的文化（WesternCulture）就是基督教文化（Christian Culture），而所有西方文化以外的都是异教文化（Heathenism），这思想是非常普遍的（特别在美国的西渐运动时期）。
故此，传教士多数对中国都采取一个相当歧视、负面的态度，甚至将中国比拟为撒旦的势力，用武力对付撒旦又有何不可呢
同样基于神学理由还有：整个武装侵略的行动都是在上帝的计划之内，上帝是借着战争向中国人施行审判；神可以将坏事变为好事，就好像迦勒底人的侵略以色列人可以促成他们在信仰上的反省一样。
若不平等条约能使中国人放弃自尊自大的心态，虚心接受福音，则对他们有大裨益；亦有人指出战争的苦难可令中国人对信仰产生反省，苦难未始无益……等。
以上各种理由，起码让我们思想三个重要的宣教课题：其一是目的与手段方面。
一个善的目的可否用一个不善的手段达致
无疑在圣经和历史上，我们都看见上帝曾利用天然和人为的灾难使人悔改归回，或在信仰上有更深的体会；但人是否有权作同样的事，或将自己看为上帝的化身，代行灾难性的审判和提醒
又即使一件恶事（如侵略中国）可以带来一个善的目的（让国人皈依），这是否可合理化该恶事，甚或将恶事变成善事，使为恶的人开脱责任呢
特别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我们常常强调「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个真理。
无疑这是圣经的教训，没有任何上帝以外的权柄可以叫我们不将福音努力传扬，我们首要的顺服对象是上帝。
但是，什么是「顺从神」
是否所有形式及途径的传福音都是顺从神
传福音这个善的目的可否合理化一切「法外」（曾有人说过违背政府法律的传福音才是符合更高的上帝的法律，故这里不以「非法」名之）的行为
其间有没有一些界限（如借助暴力、侵犯人的自由意志是否不应被允许）
当彼得讲述这句说话时，他的处境如何
将此话应用至什么程度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课题。
其二是预定论的问题。
双重预定论（Double Predestination）是教会历史上自第九世纪开始已备受争议的问题，到底除了义人是神的预定拣选外，罪人是否同样是神的预定灭亡呢
这个问题进一步的推展，就变成世上的美善固然是神的恩典供应，但世上的灾难、罪恶，除了是人直接制造出来、或因人的罪恶破坏了神预设的自然律而自招报应外，会不会是神刻意的加害于人身上呢
全善的神固然可以为了最终的善而施行暂时的恶，但是基督徒若贸然地将「暂时的恶」归咎于神身上（如癌症、爱滋病都是神的审判），则是颇为危险的事。
我曾听人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神利用来打开福音的大门；这说法仿佛是帝国主义侵华是由神亲自安排的。
无疑，一切若不是得到神允许都不会发生；但神的不干预、容忍某些罪恶按人的恶行或自然律产生，却不等同于神刻意的促成阿
其三是信仰与文化的关系。
到底基督教是否与西方文化完全依附等同
一个基督徒应如何看外邦的异教文化
若该外邦文化与基督教不相调协、甚至相冲突，我们可以有怎样的评估角度
这是宣教学上的重要讨论课题。
值得告慰的是，将世界简单地二分为基督教文化与异教文化的看法大致上已遭人摒弃了。
除了这三个课题外，政教关系、神的计划与人的责任（特别倘在时间上有分歧时），以及基督教在这么一个敏感的时期进入中国对日后中国教会发展的祸福等，都是可以深入探讨的问题。
以上提出了一大堆问题，都是这里无法一一处理的。
这并不是说它们并不可能求出答案、或笔者企图隐瞒个人的看法；只是它们都是极为复杂而又牵涉面甚广的课题，根本不是三言两语可以交代清楚的，倘若我们持守着拒绝接受简单答案的态度，则便只能留待日后作进一步的讨论了。
小学英语技能大赛有些什么流程
附件二第全国小学教学技赛命题大纲（2012年修订版）全国小学英语教师教学技能大赛旨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教育政策，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试用教育部制定的《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征求意见稿），推进基础教育小学英语教学改革，激励广大小学英语教师努力提高自身的英语语言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应用能力和英语教师知识，教学技能和科研能力，表彰在小学英语教学活动中涌现出的优秀教师，促进小学英语教师在教学思想、教学观念、教学方式和方法的转变，推动全国小学英语教学质量和学业成绩的大幅度提高。
全国小学英语教师教学技能大赛是小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和培训的一种有效形式。
大赛每两年举办一次，采取两个程序：初赛（采用纸笔测试形式）和决赛（采用说课形式）。
初赛由全国统一命题，全国统一时间考试，总分150分，其中第一卷为英语语言知识，英语技能和综合运用能力（70分），第二卷为英语教师知识和教学技能部分（80分）。
初赛试题的选择题为90分，非选择题为60分。
决赛采用“说课”形式。
由全国技能大赛组委会统一命题，各地选择适当时间统一考试评奖。
一、 命题原则1. 命题内容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根据我国基础教育小学英语外语教学的实际，根据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和英语外语教学等基本原理和教育教学规律及小学英语教师的教学实践经验，结合当前小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实际，考查小学英语教师应知必会的基础语言知识和教学知识及基本语言技能和教学技能。
在理念上侧重考查在中国的国情、教情、学情下行之有效的英语外语教学（TEFL）理论和教法及技巧。
在语言和教学知识和技能上重点考查小学英语教学实用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使试题有较高的效度和信度。
2. 大赛试题面向大多数小学英语教师，难易度要适中。
大赛要通过竞赛方式为小学英语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动力，激励广大小学英语教师在教师教育和职前培训的基础上，通过在职培训和继续教育等教师专业发展，掌握教师专业理念与师德，各种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促成小学英语教师从新教师到有经验教师，从有经验教师到反思型教师，从反思型教师到专家型教师的动态发展和转变。
通过两个赛程，既从教师职业角度检查小学英语教师掌握专业理念，语言基本功，教师知识和教学技能的现状，又传播小学英语教师教学技能的基本规范，纠正和避免在小学英语教学中所存在的种种误导和误区，使参赛者在自我检查专业理念，教师知识和教学技能的同时，又接受到小学英语教师知识和教学技能的继续教育。
所以赛题的难度应考虑到全国不同地区的教育水平差异，注重英语的专业理念、教师知识和教学技能的普及教育过程和检查，不命制偏题、怪题、难题，并采用开卷考试形式，使大多数参赛者获得满意的结果。
3. 赛题具有广泛的可接受性和实用性。
赛题的命题要考虑到全国小学英语教师构成和专业理论、教师专业知识和教学技能的现状以及各级各类教师培训内容和教学实际的需求，在考虑贯彻落实国家教育和英语外语教育教学的方针政策和法规的同时，体现国家和地方现阶段中国教师继续教育的基本内容，使大赛成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检查培训成果和教师水平的依据，成为科研部门和学校 、教师进行继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未来英语教师学好外语教学理论，教师知识和教学技能，以便高等师范校英语专业学生和其它有志于小学教师职业的人士所接受。
大赛命题紧密结合现阶段小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实际，对当前小学英语教师普遍困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做出回应，以适应参赛者的普遍要求和个体差异及不同的经验与学历的实际情况，保证全国不同地区的小学英语教师均可参赛，并获得理想的成绩。
4. 赛题具有通用性和普遍性。
赛题的命制要考虑针对全国不同地区的小学英语教学和小学英语教师的现状，在考虑小学英语教学是英语初学者的启蒙教学，重在打好学生的英语基础知识和英语基本技能，培养英语学习的兴趣，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为以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根据小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其教学必须采用寓教于乐的活动或教学的特点，试题重点要考虑小学英语教师的语音、词汇、语法和听说读写译各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及各种适于小学英语教学的教法、技巧和活动的设计能力。
试题既适合于在职小学英语教师，也适合于有志于从事小学英语教学的高等师范院校英语专业学生，作为他们教师教育的职前、岗前培训的内容。
二、 初赛结构和题型为了保证本大赛的社会效益和可操作性，本大赛初赛赛题分两部分，共150分。
一是英语的知识技能和综合运用能力部分（70分），二是英语教学理念和教学技能部分（80分）。
1. 英语语言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综合运用能力部分（70分）此部分试题将设计一些题型考查英语语音、词汇、语法、话题等基础知识，语言和词汇知识将通过考查音标知识，拼读规则和在读、听、说、写、译中应用这些知识的情况。
阅读技能将通过提供原汁原味的英语语言国家原版书报刊的各种体裁题材的文章，考查参赛者的细读、快读，特别是句子、语篇分析等文本解码能力；听力考查主要从交流沟通角度考查听音理解和听后的应对能力，考虑到小学英语教师主要是打好基础的启蒙教学特点和小学阶段英语语音教学的重要性，适当考查参赛者的语音知识和辨音能力，主要考查在语境中的听力理解和应对能力；说的技能将设计一些情景、话题等有上下文情境，考查参赛者日常口语交流能力和组织课堂英语教学应用能力；写和译的技能将通过句型转换，句子和短文改错，给料和情景作文形式呈现，突出考查英中两种语言的正负迁移及中国人学习英语的难点，注重文化差异的考查，体现英语语言国家文化、中国文化和世界其他文化的跨文化交流。
考查英语语言知识，技能和综合运用能力的试题难度适中，70%的考题考查初中和小学英语教材和课堂教学所涉及的英语知识内容和运用范围，其余30%的试题的难度相当于高中英语终点的中等水平。
2. 英语教学理念和教学技能部分（80分）英语教学理念指小学英语教师的专业理论知识能力，即隐性素质，占30分。
除了考查小学英语教师应该具备的教育学、心理学、师德知识和情态、态度、价值观等认识性外，侧重考查参赛者的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英语外语教学等专业理论水平。
英语教学技能占50分，指小学英语教师的显性教学技能，即小学英语教师对外语教学法及相关理论在教学中具体运用的教学操作。
这部分是本大赛考查的重点，主要考查参赛者的课堂教学设计、教材等教学资源利用、教学活动组织、教学手段使用，师生交流互动，讲授与训练的操作，各种考试与评价的实施和学习动力的提供及自主学习策略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这一部分的考察须根据中国的国情、教情和学情实际、根据语音、语言教学和英语外语教学的本质，根据基础教育阶段小学英语教学的特点来命制试题内容。
鉴于对三十年来改革开放和十年课程改革的得失和反思，试题题目内容有一些是小学英语教师必须掌握的普遍性和通用性知识，有一些是对流毒甚广的谬论和悖论的纠正和批判，以配合当前阶段的中长期教改规划和课改顺利进行。
为保证大赛试题的信度和效度，试题内容多、信息量大、题型多样化，其中选择题为90分，非选择题为60分。
听力录音采用英式英语，采用开卷答题方式，但严格杜绝相互抄袭，严查雷同卷。
三、 决赛赛题的题签内容和结构本大赛的决赛采用“说课”形式。
决赛题以实际操作为主，融小学英语教学基本技能和语言综合运用能力为一体，比赛形式、要求相同但所采用教材、内容和课型不同。
每一位参赛者提前24小时抽签定课型、定内容，然后进行20分钟的说课和现场答辩。
决赛题签按“说课”形式命制，每个组制共设6种课型：基础知识课：语言、词汇、语法课；课文精读和泛读课；听说课；写作课；复习课；讲练课。
每个题型设5个赛项，共40个题签，题签可重复使用。
说课和答辩尽可能使用英语，最好是采用英汉“双语”。
建议采用九级评分法（即先记A、B、C三级，再把全级按上、中、下区分）。
评分标准由全国命题组委会统一提供，省级赛区组委会也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决赛题签内容制定各赛区的评分标准和方法。
说课和评课要注意如下主要技能的考查：1. 课外课前的准备技能上课的前5—10分钟，教师可通过提问、检测，了解学生对上节课和前一阶段教学内容的掌握和对本节课的预习情况，不是简单的热身和导入，也不是开始就采用讲授式的人“灌”和机“灌”，启发鼓励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但不提倡“先学后教”或“先教后学”的“学案式”教学。
2. 游戏表演等寓教于乐课堂活动技能教师根据本节课的课型和所教学的内容设计各种各样生动活泼的适合于小学生心理和生理特点的课堂语言活动。
这些活动要求参与面广，活动由易到难，主要是师生和学生对话，兼顾个体和班组活动，提倡智力开发和记忆思维训练等活动，教师是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
3. 体现、适应学生个体差异的教学技能教师根据中国大班教学的特点，根据班级上、中、下学生英语水平的分布，确定教学聚焦大部分的中等、中上等、中下等学生，促进上等生和带动学差生的教学策略，不提倡分层教学和“抓两头，带中间”方法，使教学达到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全体学生学业发展的目的。
根据学生学习的个体差异，在教学和辅导上进行个性化的指导，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策略和各种学习能力。
4. 系统化整合教学资源，知识、技能教学精讲精练的技能教师要根据大纲和课标的要求，整合教材教具等教学资源，将基础英语知识和技能进行系统化的重组和整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课时的限制实行精讲精练，避免多讲多练和少讲多练的题海战术，把各项基础语言知识和听、说、读、写、译等基本语言技能的训练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5. 应试复习技巧和策略的教学技能教师应懂得考试与评价内容和题型，在日常教学和阶段、期中、期末及毕业考试复习中，指导学生取得各种形成性和终结性测评的好成绩。
四、 样题及命题改革思路全国技能大赛组委会将根据命题大纲（2012年修订版）组成权威国家命题组统一命题、审定，每届大赛前公布当年大赛初赛各级样题，供参赛教师及单位参考、备考。
每届大赛题型及内容将稳中有变，与时俱进，届时将于大赛指定复习参考书《英语教师知识与技能手册》上公布当年大赛题型改革思路和备考样题，望广大参赛教师关注。
（决赛样题略）五、 大赛参考书目1. 《英语教师知识与技能手册》，第五届全国小学英语教师教学技能大赛指定复习参考用书，2011年编制。
（一）文件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同志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
3. 胡锦涛同志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教育报，2007年9月1日。
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决定》，人民日报，1999年6月17日。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2006年9月1日起实行。
6. 教育部2000年修订的九年义务英语教学大纲（修订试用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7. 教育部教基[2001]2号文件颁发的关于开设小学英语的《指导意见》和《基本要求》，《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01.4。
8. 教育部制订，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9. 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试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10. 教育部审订通过的各种小学英语教材（可侧重读自己教的教材）。
11. 李连宁（原基教司司长）：谈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决定与工作部署，《中小学英语活页文选》，2001.8。
（二）专著12. 王初明，应用心理语言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13. 束定芳，外语教学改革：问题与对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14. 何广铿，英语教学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15. 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16. 吴道存，怎样教好英语，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17. 李力、陈治安，Language Culture and TEFL，西南师大出版社，1997。
18. 李观仪，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教学法，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
19. 李少伶、周真，少数民族地区英语教学改革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20. 沈畔阳，语境理论与教学实践，高师英语教学与研究， 2006.3。
21. 张正东，外语教育学，科学出版社，1999。
22. 张正东、杜培俸，外语教育实验理论与实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
23. 张正东、杜培俸，外语立体化教学法的原理与模式，科学出版社，2000。
24. 张正东，张正东英语教育自选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25. 杨小鹃，透视国外二语习得理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26. 胡春洞，英语学习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
27. 桂诗春，心理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28. 桂诗春，应用语言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29. 程晓堂，任务型语言教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0. 章兼中，小学外语教育学，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7。
31. 曾葡初，英语教学环境论，人民教育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
32. 魏立明，英语课程与教学论，东北师大出版社，2005。
（三）论文33. 王蔷，小学英语课程应该怎样开
《中小学外语教学》，2001.5。
34. 包天仁，我国小学外语教学的形势和前景，《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00.5。
35. 包天仁，如何纠错，《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09。
36. 包天仁，中国英语教学—困局与出路，《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09.2。
37. 包天仁，参加“两会”启示录，《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09.5。
38. 包天仁，论知识能力，《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08.6。
39. 包天仁，“有效教学”的无效成因，《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08.7。
40. 包天仁，如何评价一节英语课，《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08.10。
41. 包天仁，聚焦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08.12。
42. 刘道义，小学英语教学特点与小学英语课面临的挑战，《中小学英语活页文选》， 2001.8。
43. 刘道义，培养小学生阅读能力，第三届全国小学英语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暨教学观摩研讨会上的报告，2009。
44. 张正东，谈谈怎样教外语，《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01.3-4。
45. 张正东，小学英语教学的两个“必须”，《张正东英语教育自选集》，2007。
46. 桂诗春，当前外语教学的几个误区，《桂诗春英语教育自选集》。
47. 宋晓梦，是二语教学还是外语教学
访包天仁教授，光明日报，2001年3月30日《教育周刊》。
48. 陈昌义，“外语”与“第二语言”不能混为一谈，《外语界》，2001.3。
49. 杨小鹃，从语言教学看语言的分类，《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01.3。
50. 黄泰铨，小学英语符合国情最重要，光明日报，2001年4月26日《教育周刊》。
51. 曾葡初，“二语教学”与“外语教学”没有本质区别吗
光明日报2001年5月10 日《教育周刊》。
52. Donald Freemanand Jack C.Richards（编），语言教学中的教师进修，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53. 中小学优秀外语教师出国留学奖学金项目全国统一选拔考试指南，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教育研究中心，2006。
（四）期刊 54. 中小学外语教学，北师大主办。
55. 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华东师大主办。
56. 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主办。
57. 外语界，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