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你自己对经济形势的感受,谈谈你对中国的经济新常态的看法
常态”不是一个静态目标，而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目标。
它意味着在降低速度的同时，必须同时推动市场化改革，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 “新常态”一词并非中国的首创，它最先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
在宏观经济领域，“新常态”被国际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2014年5月，国家主席习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
在我们看来，中国领导人坦然借用这个术语，可以视为他们关注国际形势变化以及心态开放的信号—只要有用的，拿过来就好了。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
它意味着怎样的政策内涵
不弄清这些问题，就不容易把握未来中国经济政策以及改革的方向。
很显然，习提出“新常态”的语境是针对中国经济的，是为了说明中国经济问题，反映了中央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官方对于“新常态”概念并无权威解释，正因为如此，国内通过组织学习和讨论这一概念，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统一思想的过程。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可能包括如下含义：一是不追求过高的GDP速度。
习在尚未上任时就提出不以GDP论英雄，显示其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数据的倾向并不认同，甚至可能预见到了单独追求经济增长数据而忽视其带来的社会代价及不可持续性。
二是强调全面深化改革。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这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大”、“十六大”只提经济体制改革是一种修正。
新时期的改革是全方位的，而经济体制改革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是在提出新常态的同时，也强调需要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
这显示出决策层对经济增速下行仍有容忍度，也说明经济增速在目前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关注点。
整体来看，中央领导强调中国经济“新常态”，似乎暗示只要经济运行能不出大的风险，能够平稳运行，便是可以接受的。
因此，“新常态”代表了一种全面改革的系统思维，以及不认为中国经济会出大问题的从容心态。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在“新常态”思路下，中国今后的经济政策会如何设计
在我们看来，未来的经济政策需要考虑如下问题： 一是不再把追求高经济增速作为政策目标，短期内会维持一个增长区间。
这个区间大约是GDP增速7%~8%，具体目标可能在7.5%左右。
有分析认为，中国将构筑5%~6%的新增长平台，以替代现在勉强维持的7%~8%的旧增长平台。
这个方向是不错的，不过这种替换不会在短期内发生。
我们预期，未来30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以每10年为一个阶梯，以7%、6%、5%的速度逐步放缓。
面对经济增速放缓，新常态下的短期经济政策将会坚持区间调控、定向调控，以“微刺激”代替“强刺激”，不踩大油门。
二是必须推动市场化改革。
“新常态”不是一个静态目标，而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目标。
它意味着在降低速度的同时，必须同时推动市场化改革，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
曾有市场人士以通俗的方式描述“新常态”的市场情景—“无效资金需求中断了，利率下来了，微观放活了，增速换挡成功了，产业升级了，企业利润上升了，股市走牛了，居民生活改善了，政府威信提高了”。
而这一系列变化的发生，必须有市场化改革作为保障，要大力推动简政放权、放开市场准入、打破垄断等最基本的市场化改革。
三是必须警惕局部风险系统化、扩大化。
“新常态”实际上是对过去拼投资、拼资源、拼环境、拼负债的中国经济的一种纠正。
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风险，房地产风险、地方债务风险、金融风险、实业萎缩与部分产业过剩的风险并存。
这些风险目前在各个领域基本上以单独、可控的状态存在。
如果经济运行偏离“新常态”—过快或过慢都可能诱发风险，最需要警惕的是各种风险扩大，相互影响而形成系统性的风险。
“新常态”为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给出了新的战略定位，它意味着经济目标调整、决策目标调整，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也要随之调整。
作为微观经济体的所有企业，都要主动来适应这种“新常态”的到来。
关于青年干部在乡镇就新常态写读后感
当前，中国经济呈现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新常态。
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化、所有制形式多元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开放代替封闭、协商代替对抗、合作代替竞争，已经成为新时期的新常态。
作为80后的一代，我们出生在和平的年代，生活在快速发展的时代，沐浴在改革开放的当代，没有经历过下乡插队的磨炼，也没有挨过物资短缺的艰辛，更没有感受过十年文革的苦难，可以说是长在红旗下，活在春天里。
因此，只有对当前的经济社会新常态有更透彻地理解，更深刻的感悟，才能更好地把握“三期叠加”赋予经济发展新特征，掌握“四个全面”治国理政的新布局，肩负“三维纲要”奋发有为的新使命，才能在新常态下有准确的新定位，在新担当的感召下努力有新作为。
新常态下的青年干部要有新理念。
“苟利国家生死矣，岂因福祸避趋之”。
老一辈共产党人凭借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抛头颅、洒热血换来新中国。
和平年代的我们仍然要坚定理想信念，这种理想信念不是流血战争不可持续式的牺牲理念，不是封闭洗脑“金三胖”式的愚民理念，也不是奢靡浪费西方式的享乐理念，而是心里装着国家，时刻想着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终生奋斗的服务理念。
人生如屋，信念如柱。
一个人没有高尚的理想信念，就不会去坚持和奋斗；一个青年干部没有响彻灵魂的理想信念，只能走向虚伪甚至堕落。
作为党的年轻干部更是要有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美好憧憬，入心入脑的将马克思主义和市场经济学懂弄透，才能打牢思想根基、补足精神之“钙”，发自肺腑对“三个自信”透彻理解并坚持始终。
面对多元化的新思维、新文化和海量的信息，我们要学会甄别和学则，学会在符合党纪国法、顺应发展潮流的前提下，“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得其大者兼其小”，“包容并蓄、借鉴吸收、为我所用”，从而形成自己的新理念。
也只有在这种新理念的的支撑下，才能摆脱年轻干部常常会出现的“读书太少、抱怨太多”的问题。
新常态下的青年干部要有新定位。
孙中山先生讲过,“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
总书记也讲过，“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干部”。
当大官、大款还是大腕
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定位。
当前，“不唯分、不唯票、不唯年龄”已成为干部选拔任用的新常态。
我认为，新时代的青年干部要将为民务实清廉作为新的定位和新的使命，而不是怀揣私利、打着小九九，投机倒把、弄虚作假，耍弄权术向上攀爬，使用手段营造“小圈子、小派别”，从而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新时代的青年干部要对照总书记“好干部”的五条标准，认真找准自己的定位，摆正好自己的位置，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并身体力行的践行下去。
才能真正把群众当主人，把自己当公仆，实实在在地为人民办实事。
新常态下的青年干部要有新作风。
勤于思考、善于学习，适应能力强使我们青年干部的优点，但遇上容易急躁、思考不够全面，持续坚持的耐性又是我们所欠缺的。
新时代的青年干部要能够包蓄兼容，既能够务实冷静、思考全面，又能够雷厉风行、坚毅果敢，敢于拍板，能够在关键的情况下发挥主心骨的作用。
我们年轻干部要按照“三严三实”要求，杜绝官场上的四种“灰色心态”，坚持实事求是，继续发扬勤勉务实的传统美德，不偷懒耍滑、安逸无度。
我们青年干部还要发挥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强的优势，快速学习先进理念和专业知识，迅速适合新常态，不断掌握市场经济的主动权，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以更务实地作风服务好人民群众。
新常态下的青年干部要有新担当。
越王勾践不怕“石室为奴”，卧薪尝胆终成霸业；三国曹操官渡之战不畏将寡兵少，亲率士卒火烧乌巢，终于击溃袁军主力；楚霸王项羽不怕他人“作壁上观”，破釜沉舟终于亡秦。
这就是担当。
当前，各种诱惑颇为盛行、各种投机很有市场，我们年轻干部更需要一种对专业、对职业、对事业“肩扛千斤、背负万石”的责任，能够在继续坚持“认真”二字的前提下，勇于接受挑战，敢于担责、担难、担险，做一名会学习、能实干、敢担当的干部。
在面临新情况、遇到新问题的关键时刻，能够冲锋在前、担当在先，敢于拍板决定，即使失误也敢于承担责任，充分体现青年干部敢冲敢闯的韧劲、狠劲和拼劲，不遗余力坚持把问题解决好。
对交办的棘手工作，要有“只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的态度，而不是找理由、撂挑子。
对困难和矛盾不敷衍、不回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对违权和越线问题，更应敢于坚持原则并大胆亮剑，不管压力来自哪里，都要敢于较真、坚决反对。
新常态下的青年干部要有新敬畏。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意思是说，君子有三种敬畏：敬畏自然，敬畏居于高位的人，敬畏圣人的言语。
唐代韩愈著文：“陛下敬畏天命，克己修身”。
共产党人不怕死，新时代的青年干部更要不畏强权、不贪金钱、不迷美色的无畏精神，这种无畏就是信仰、就是敬畏。
在“四个全面”的大背景下，我们年轻干部要学会敬畏科学、敬畏法规制度、敬畏道德、敬畏传统文化、敬畏自然的“新敬畏”的精神，坚持克己复礼，从而达到与他人相处互敬礼让，与社会保持良好秩序，与自然和谐相处。
在现实的工作过程中，还要有对公权力和政绩观的新敬畏，既神圣而慎重地使用好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力和职责，又要敢于无畏的为人民谋取利益，对一切背离法制轨道的“潜规则”说不。
如何看待和理解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和经济新常态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有两个新的基本特征很明显。
一是，我国经济发展从多年来保持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
这是由国内外经济发展背景和环境决定的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结果，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
根据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统计，二战后连续25年以上保持7%以上高增长的经济体只有不到10个国家，这些国家都是小国，而其余经济体在经历过20年的发展后均开始减速，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大幅减速。
可见，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这一变化，不是短期的波动，是趋势性的。
二是，我国经济结构出现了趋势性的变化，2013年第三产业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提高到46.1%，第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2014年上半年仍然保持了这一变化，说明我国正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迈进。
在这一发展阶段，制造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在下降，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在上升。
当前，我国制造业中，一般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但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增速明显高于全国工业平均增速，就是这一趋势性变化的具体体现。
经济结构这一趋势性变化，在短期内虽然降低了经济增速，但由于一般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存在，CPI相对稳定。
在处于工业化后期的欧美国家，其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75%，因此，我国服务业尤其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由此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一般制造业过剩导致吸纳劳动力能力下降和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创造就业机会相对较少的情况下，为保持就业平稳增长趋势做出了贡献。
概言之，尽管经济速度下降了，但经济结构进一步改善，同时物价和就业形势稳定，经济增速下降仍然处于合理区间。
对此，我们可以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不必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把经济高速增长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直接目标，脱离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趋势而采用强刺激政策维持过去的高增长率，而是着力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上下功夫。
我国政府在经济新常态下应如何打造环保升级版
第一、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机遇。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宣告了镶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传统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
高投资带来的高能耗与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社会经济冲突以及过度管制带来的创新不足已经成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足和民族复兴的绊脚石。
人民深深认识到，大改革和大调整是重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基石的唯一选择。
这种“大改革”与“大调整”共识的形成是“新常态”带给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最大礼物，在世界性结构改革的大浪潮中给予了中国良好的机遇期。
第二、大消费、大市场与构建“大国经济效应”的机遇。
中国在GDP稳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时，其市场份额和消费规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国需求成为世界需求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大国经济效应”开始全面显现。
一是在市场上出现全面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生产效率的提升有效对冲着各种成本的上升，使中国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并没有下降；二是消费开始上台阶，中国消费规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长，中国开始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
三是中国的“世界工厂”开始与中国的“世界市场”相对接，在内外贸一体化的作用下使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抵抗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幅度上扬。
第三、“大纵深”与构建多元增长极的机遇。
虽然到2014年年底，中国各类产业结构的指标已经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化，工业化红利开始衰竭。
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国经济纵深的厚度和宽度，即“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区”虽然开始全面转向服务业驱动，但广大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工业化依然处于高速发展的中期阶段。
这不仅为东部产业升级提供有效的腾挪空间，也为中西部加速发展提供了契机。
因此，中国产业的梯度大转移不仅大大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红利消退的速度，同时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增长极使中国空间布局更加科学。
第四、“大人才”与构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遇。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老龄社会的逼近意味着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
但必须注意的是，目前“招工难”和“用工贵”问题主要凸显在农民工领域。
中国的就业格局是“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相并存。
每年700多万大学生毕业压力已经使大学生就业起薪与农民工平均工资开始拉平。
而这恰恰是中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关键，这说明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经为中国产业升级准备了大量高素质、低成本的产业后备大军。
以大学生和人力资源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始替代以农民工和低端劳动力为核心的传统人口红利。
第五、“大创新”与构建技术红利的机遇。
仔细梳理中国技术创新发展的各类指标，我们会发现，在粗放式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同时，中国创新发展模式已经崭露头角：一是专利申请大幅度提升，于2013年达到257.7万，增速为15.9%，占世界总数的32.1%，居世界第一；二是R&D经费支出突破低水平阀值，于2014年达到GDP的2.09%，增速达12.4%，进入高速度、中等强度阶段；三是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术市场交易额达到7469亿元，增速达到16%；四是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增长，总额达到660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0%；五是国外发表的科技论文在2013年已接近30万篇，迈入世界科技论文大国的行列；六是中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科学技术研究人员。
上述这些参数说明，只要进一步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和鼓励各类创新创业活动，中国技术创新红利必将逐步实现。
“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创新”转型，从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向知识密集产业过渡。
第六、“大升级”与构建升级版中国经济的机遇。
在市场、技术、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全面升级的势头：一是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消费开始出现大幅度升级，开始从过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为主体的工业化消费转向以高端制成品和服务消费为主的后工业化消费；二是产业在需求拉动下，开始大幅度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
中国升级版经济的雏形开始显现。
第七、“大开放”与中国经济全球布局的机遇。
中国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给予中国前所未有的进行大开放和全球布局的机遇。
一是中国开始从“商品输出时代”转向更为高级的“资本输出时代”，海外并购突飞猛进，其平均增速超过30%，对外投资总量2014年已突破1000亿美元；二是以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全面强化中国开放的板块效应；三是以“一带一路”为核心展开中国空间战略与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并通过互联互通打造中国新的国际合作格局；四是以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构建，打破欧美一统国际金融的格局。
这些拓展有效扩张了中国资源配置的空间以及盈利模式，必将把中国发展带入新阶段。
当然，要很好把握上述七大机遇，将各种战略机遇转化为真正的增长和发展，这不仅需要我们有效解决“新常态”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同时还需要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构建出适合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为什么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加快推出既具有年度特点、又有利于长远制度安排的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为核心，以政府自身革命带动重要领域改革，着力抓好已出台改革方案的落地实施，抓紧推出一批激活市场、释放活力、有利于稳增长保就业增效益的改革新举措，使改革新红利转化为发展新动力(310328)。
牢牢把握问题导向，使改革更好服务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把有效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作为经济体制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准。
针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凸显、新老问题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等困难和问题，推动有利于稳增长保就业增效益的改革措施及早出台、加快落地，通过改革激发市场活力、释放发展潜力、化解潜在风险，促进经济稳中有进和提质增效升级。
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和创造力。
既高度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又坚持眼睛向下、脚步向下，充分尊重和发挥地方、基层、群众实践和首创精神，善于从群众关注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寻找改革的切入点，使改革的思路、决策、措施更加符合群众需要和发展实际，从实践中寻找最佳方案，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
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实现深化改革与法治保障的有机统一。
研究改革方案和改革措施要同步考虑改革涉及的立法问题，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及时推动上升为法律法规。
需要突破现有法律规定先行先试的改革，要依照法定程序经授权后开展试点。
通过法治凝聚改革共识、防范化解风险、巩固改革成果。
处理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推动改革尽早有收获、尽快见成效。
既系统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又根据改革举措的轻重缓急、难易程度、推进条件，统筹改革推进的步骤和次序，突出阶段性工作重点，把握改革关键环节，合理选择时间窗口，推出一批能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持续提高改革方案质量，更加注重改革实效。
把质量放到重要位置，提高总体性改革方案和具体改革举措的质量。
建立改革的前期调研制度，在做实做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搞好方案设计，多深入基层听取各方意见，严格方案制定程序，确保
分享经济 供给侧改革的新经济方案 读后感怎么写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表明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正在对宏观政策的选择、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方向性、决定性的重大影响。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经济增长将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
因此，新常态绝不只是增速降了几个百分点，转向“新常态”也不会只是一年两年的调整。
认识不到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动力，不仅难以适应新常态，更难以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经济的最大特点是速度“下台阶”、效益“上台阶”；新常态下的明显特征是增长动力实现转换，经济结构实现再平衡。
突出表现为：一，生产结构中的农业和制造业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二，需求结构中的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消费成为需求增长的主体；三，收入结构中的企业收入占比明显下降，居民收入占比明显上升；四，动力结构中的人力、资源粗放投入明显下降，技术进步和创新成为决定成败的“胜负手”。
在这些升升降降之中，先进生产力将不断产生和扩张，落后生产力将不断萎缩和退出，既能涌现一系列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也要使一些行业付出代价、伤筋动骨。
面对新常态，首要的在于抢抓机遇。
我们拥有城镇化的广阔空间、“四化”融合的巨大动力、消费升级的庞大市场、技术创新的突飞猛进，还有远未得到充分发挥的资本潜力、劳动力潜力、土地潜力等等。
让这些潜力源源不断地焕发出来，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用“改革红利”赢得“人才红利”、“创新红利”的新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