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会计史会计的文化意义》读后感
[《美国会计史会计的文化意义》读后感] 本书侧重于会计文化意义的阐述，以美国建国后经济与会计发展特点为主线，依照时间顺序，以殖民地时期、建国以后国民经济的形成、美国公司制的起源、镀金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FASB成为准则制定机构等几个关键事件作为分水岭，从美国注册会计师职业，会计记录、确认、计量、披露的程序与规范，会计理论的形成与不断发展，会计教科书和会计教育等方面进行全面而精辟的描述、记载与分析，《美国会计史会计的文化意义》读后感，读后感《《美国会计史会计的文化意义》读后感》。
全书共8章，史料确切，立论公允，为研究和了解美国的会计如何随着它的经济腾飞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证据。
本书《美国会计史》的出版，既为相关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也为会计学的史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典型的历史证据。
此外，本书还将有助于高等院校的会计学研究生了解和掌握美国会计的发展历程，深入理解若干会计理论问题（如会计思想、会计概念、会计观点等）的发展脉络。
〔《美国会计史会计的文化意义》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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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的历史源远流长，在文字出现之前，我们符号、图录狩猎的收获。
在我国历史上的很段时间内，会计主要用来管理国家层次上的财政收入与支出，而民间所用的会计一直是比较简单的，直到元朝时，会计在民间的应用才达到可观的程度。
会计名称溯源 中式会计命名于西周，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已经出现“会”和“计”这些形状的字体，而且其含义已基本定型。
“会”字，上有“合”，下有“曾（古时是‘增’的通假字）”，故其有增加、聚合和汇总之意。
“计”字左为“言”，又为“十”。
古时直言曰“言”，难言曰“语”，故“计”字包含务必要求准确，不虚假乱造之意。
“十”字，由代表东西的“一”和南北的“|”组成；古时，以所在的部落为中心，人们沿着东西南北的方向分别外出狩猎，归时将猎物一起放于中央，汇合加重，进行计算。
根据西周的具体情况，“会计”在此时的含义就是既有零星的核算，又有年终的岁总合算。
会计的得名，说明了此时的会计已经从国家职能的附属部分，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
事实上，西周时确立的一些会计习惯深远的影响了以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如“入”和“出”作为记账的符号地位此时得到了确认，以后一直沿用了下来。
三、 各个时期的发展情况 1. 史前时期的会计 在距今10万年到3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在我国山西朔县峙峪，发现了最早的会计痕迹。
在许多骨片上发现了刻画的痕迹，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峙峪人进行计量、记录的遗迹。
在距今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原始会计的方式变的丰富起来，有绘图记事和刻画记事两种方式。
绘图记事的方法是将狩猎的成果以壁画的形式画出来，比如打了一头鹿，就画一头鹿；打了两只兔子就画两只兔子。
这些图形是象形文字的鼻祖。
刻画记事是指用特定的符号记录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原始社会末期，会计方法有了更多的形式，其表现是：“黄钟黍”计量单位的出现、结绳记事法的运用和“书契记数”的创造。
黄钟本是一种用竹子制作的乐器，后来黄帝用以作为长度、轻重、容量的度量。
黄钟的长度规定为中等大小的黍粒90颗的长度，以一粒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寸、尺、丈之间均是十进制。
这些计量单位尽管实质长度略有变化，但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另外，通过黄钟黍，还确定了合、升、斗、斛等体积计量单位。
这些计量单位的出现，使得会计得以从实物统计向数量方面发展。
书契记数所谓书契，“书，庶也，记庶物也。
亦言著也，著之简纸永不灭也”。
“契，刻也，刻识其数也”。
书契记数实际上是数码和实物计量的结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讨论上述各种会计概念时，会计的内容并不是以文字记述的。
商周之后，会计才开始用文字来计量。
从这个角度来说，会计产生于文字之前，由此可见会计史之深远。
2. 夏商周时期 夏朝时，已经确立了贡赋征收制度，因此推测此时会出现管理财政收入的会计现象。
夏设“百官”，其中有监督奴隶耕作的官员“啬夫”，也许担任这个官职的官员就是最早的会计。
商朝对会计的一大贡献是数的创造，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从一到十都已经成型。
商代的甲骨上，有记录出猎收获的内容，而且对事情的记录比较完整，有时间、地点、种类和数量，用“卯”和“埋”表示支出，用“毕”和“获”表示收入，是会计的雏形。
从发掘的甲骨文书契中，出现“册”字的象形文字次数达二十余次，有记录财政收支方面的内容，可见这些书契是我国“账簿”的萌芽状态。
西周时期的会计发展对我国会计制度的成型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一时期，会计已经从一种从属的地位独立出来，会计籍书、会计科目、记账符号、会计报告都已出现，只不过形式比较简单，有待后世发展。
西周的官制中专设了“司会”一职，主管朝廷的财政收支。
此时，用于记录会计内容的书册越来越多，开始与其它书册分开存放，并且把它专门成为“籍书”（这就是簿书的来源）。
同时，西周也规定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称为“岁入”，总共有九项，称为“九赋”。
国家的财政支出被称为“岁出”，也有九项，即“九式”。
“九赋”，加上各诸侯王国所献的贡品“九贡”，共计十八个收入项目，九个支出项目，就是今天会计科目的原始形态。
西周时期的会计报告分“岁会”、“月要”、“日成”三种形式。
日成汇总十日的情况，是一种旬报；月要是记录一个月的情况，相对于现在的月报；岁会对应于今天的年报。
3. 春秋战国及秦 这一时期对财计理论和财计法规方面贡献很多。
春秋战国时期理财名人很多，孔子提出“政在节财”、“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主张节俭的目的在于抚民求安，反对过度奢侈，又批评晏婴用小猪祭祖宗，一件破棉袄穿三十年而不换，有损君子风度。
墨子从俭节用的观点也很突出，主张“节俭则昌，淫逸则亡”。
这一时期的法典《法经》，在用法律手段规范经济行为方面做了第一次尝试，其中的<杂法>中有一条规定：“负债违契不偿，一疋以上，违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
对违反契约的惩罚严重，从古至今，莫不如此。
单式记账法在秦朝时趋于成熟，这时的单式记账法的主要特征有：①单入单出，单笔出入之间并无对应关系。
②按经济事件的发生日期流水记录，秦时规定不记日期禁止入账。
③各本籍书之间也无对应关系，无法相互稽核。
秦朝还颁布了《秦律》和《财章》，对经济活动使用法律管理，而且这时的法律相较于战国时期的，规定更细，内涵更为明了。
如有规定：“府中公金、钱，私挪用之，与盗同法”。
这时已经对公职人员挪用公款、贪污有了明确的规定。
4. 两汉 两汉是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时期，同时也是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必然对会计有更高的要求。
编户制度、上计制度和盈利理论就是这时候出现的，为中式会计之后的发展垫定了基础。
编户制度，是按户主、家庭成员、姓名、年龄及家产写在简牍上，编制成册籍，也称“户籍”。
国家的税赋征收、徭役征发，均按户籍进行分派征收，主要有田赋、算赋（人口税）、更赋（替换服役的赋税）和户赋（按户征收）。
编户制度是唐代计帐、明代黄册的蓝本。
所谓上计制度，就是每年自下而上逐级呈递上计报告---上计薄。
年终各郡国携上计簿进京，报告一年来的财政收支情况和人户变动情况。
有御史大夫负责审理，最后由皇帝亲自受计，评论功过以定赏罚。
汉代安定的政治形势、经济的大发展，为各种经济理论的出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比如司马迁的“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
木柴和谷物是单位价值小，重量大的商品，从贩卖的费用和盈利角度考虑都不适合长途贩运，而且因单位体积重量的不同，又有百里与千里之别。
到了东汉，已经可以分别出“上期结存”、“本期收入”、“本期付出”和“本期结存”四个项目。
这是中式会计发展史上的一大突破，后代的四柱结算法与此密切相关。
5. 三国、两晋和南北朝 这一时期，几乎是年复一年的战火，导致整个经济的发展缓慢，会计的发展也因此减慢了发展速度。
不过这一阶段，会计在特定几个方面仍然取得了进步，如：户籍计帐制度的创建和使用以及书写工具由竹简、木牍向纸张转变。
户籍计帐之法开始于北朝的北周，由大行台度支尚书苏绰制定，包括计帐和户籍之法。
这两者的结合为充实国财、资助军需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北周的计帐户籍之法，不仅为后来的隋朝所集成，更是盛唐时期的户籍计帐的源头。
6. 唐宋时期 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封建经济的繁荣为会计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这一时期的中式会计也处于自己的一个高峰。
唐代继续实行前代的计帐户籍制度，所谓计帐，就是根据户籍资料和国家规定的收入项目，归类计算，是一种具有预算性质的会计账目，是检查和落实财政和赋役项目情况的基础措施。
唐代会计的另一个突破就是《长行旨条》的颁布，这是我国财政史上最早的财政预算制度，同时也是中式会计史上最早的全国统一会计科目。
《长行旨条》的颁布是针对当时财政预算科目繁多，名目混乱的情况，统一规定了中央各部门，地方各州县以及军队的财政收入与支出项目。
著名的“四柱结算法”也在唐代中后期得以确立。
这里的“四柱”指：“旧管”（上期结存）、“新收”（本期收入）、“开除”（本期支出）和“实在”（本期结余）。
“四柱结算法”是在“三柱结算法”（入、出、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对于三柱的好处在于，划清了本期收入和上期余额的界限，克服了三柱的片面性。
唐朝的《元和国计簿》是我国第一部财计著作，分析了唐朝的财政经济状况，由史官李吉普所写。
全书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按行政区划分类的户籍统计资料，说明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同时也是财政收入方面的一个预算；第二部分是按国家财政收入项目划分的财政收入状况，与第一部分的预算形成对比，显示问题的所在。
到了宋代，经济发展更为繁荣，中式会计在此时，无论是机构设置、账簿的组织，还是结算方式的改进，都比前朝有所改进。
宋朝在中央设“三司”，管理国家的财政大权。
神宗熙宁七年，设立三司会计司，总考天下财赋入出，总理会计核算事务。
全国自下而上逐级汇总核算上报，有会计司统一进行勾考。
会计司是我国政府机构首次以会计命名，也是会计作为独立部门存在的第一次尝试。
宋代的会计账簿的设置已有“草帐”、流水日记账、总账之分。
草帐是一种按时间登记各类经济事项的底本；流水日记账，则是分类按时间登记各类财务收支情况的账簿，反映某一方面的经济业务；总账是在各流水日记账的基础上，按国家规定的收支项目归类汇总的账簿。
7. 元明时期 元明两朝，中式会计基本上沿用唐宋的会计方法，不过此时民间逐渐认识到会计的重要性，运用的范围扩大。
明代的“黄册”和“鱼鳞册”的编报制度，很类似于唐朝的计帐户籍制度，不过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高于后者。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龙门帐”的出现，这是会计理论的一大突破。
龙门帐创于明末清初，由山西人傅山发明。
龙门账的账簿分为草流、流水簿、总清簿。
草流起原始凭证的作用，流水簿起会计分录的作用，总清簿起总账作用。
流水簿的账页分上下两方（收方、付方），因此每记录一笔业务都要同时在上下两方记录，而且金额相等，这事实上是一种复式记账法。
总清账的账页也分上“收”下“付”，上方包括“进类”和“该类”会计科目，下方包括“存类”和“缴类”。
它的登记方法是：本期收入过到进类科目中，是支出的过到缴类科目中；是资产、债权的过到存类科目中；是资本、负债的过到该类科目中。
由于流水簿的来去相等，所以分类过入总清账中的来去也必然相等。
期末时，在总清账中，用公式“进-缴=存-该”验证账面有无问题。
如果等式左右两边相等，称为合龙门，否则龙门不合。
龙门帐的原理在于：任何四个数拍成方阵，如果其中一行的两个数之和等于另一行的两个数之和，那么这四个数的对角差相等。
龙门帐的账页格式如下所示： 8. 清朝 清朝我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同时封建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最高峰，中式会计也发展到相当完善的程度，其表现就是四脚账的出现。
四脚账的账务处理程序如下图所示： 草流起原始凭证的作用。
细流起会计分类的作用，是登记账簿的依据。
总清账相当于现在的总账。
银清簿相当于今天的现金日记账。
结册相当于今天的会计报表，其中“彩项结册” 类似现在的损益表；“存除结册”类似今天的资产负债表。
这两种结册的格式与总簿账页的格式一样，分上下两部。
“彩项结册”表的格式是上方( 来方) 分项列示本期发生的全部收入，下方( 去方) 分项列示本期发生的各项费用支出及利润( 红利) 。
红利= 上方( 来方) 合计-下方( 去方) 合计 而“存除结册”表的格式，上方称为天方，下方称为地方。
上方( 天方) 分项列示资本、负债和红利( 从“彩项结册”转来的本起红利) 。
下方( 地方) 所列示的是各项资产、债权及亏损( 从“彩项结册”转来的亏损) 。
此表如果上方( 天方) 合计数与下方( 地方) 合计数相等，称为“天地符合”，也称“天地合拢”。
天地不合记账必有差错，应查明原因。
总结 自此，中式会计的整个发展过程介绍完毕。
在做整篇介绍的时候，笔者深深的感觉到会计的发展是和整个经济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在经济得到大发展的时候，譬如秦统一后的中国、唐宋时期，会计发展的就快，而在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整个会计的发展就趋于停滞。
不仅在发展速度上，在发展阶段上，也能体会到这一点。
历史在进入元明清之后，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开始出现，商品经济逐渐有可观的发展，此时会计在民间的应用才扩展开来，龙门账、四脚账这些复杂的会计形式才得以出现。
剑桥中华民国史读后感一千字左右
读《剑桥中华民国史》有感 最具伟力的民族，不是自傲，而是反省；最具创造的过渡，不在于千百万的积累，而因为真与新的发现。
—— 摘自《剑桥中华民国史》 五千年华夏历史，最混乱最复杂的当属民国时期，大小军阀混战，各国势力盘踞，内忧外患不绝，同时各种人物辈出，任谁都难以理清那些错综复杂大的关系。
而近两三个周匆匆浏览完费正清的《剑桥中华民国史》，感触很多，收获很多,也明朗了许多。
以其中的一部分举例说明。
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之后，南京十年时期是国家发展的黄金时代，抗日战争和内战更是我们不得不关注的。
但这两段历史都有一个线索在牵引。
国共两党之间始终存在冲突。
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最初，经历了五次围剿，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之后，中国共产党力量几乎被消耗殆尽。
长征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时期，除了长征，别无他法。
留在当地便是等待下一次围剿，开进西南也不可行。
原地等待是不可能的，开进西南则会面临当地实力雄厚的军阀，所以他们选择了长征。
这是人类史上一次壮举。
但长征也不可避免地消耗了红军自身的力量。
张国焘也在长征中逐渐暴露出分裂的企图并最终反叛，所以当红军到达陕北，剩下的人已经不多，战斗力也消磨不少。
蒋介石便想借此给最后一击。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蒋介石没有完成这致命一击。
蒋介石派出张学良的东北军执行剿匪任务。
张学良的军队并没有贯彻蒋介石的命令，反而停滞不前。
张学良联合西安当地军阀杨虎城软禁了蒋介石长达数周。
东北军中低级将领和士兵坚持要惩治不积极抗日的蒋介石，中国共产党部分人也持相同意见，准备暗杀蒋介石。
蒋介石是当时的政坛巨擘，国家领袖，个人威望极高，是蒋介石的努力和不妥协使得中国开始在国际社会发挥大国作用，被美英承认世界大国地位。
一旦失去蒋介石，中国将重新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统一抗日基本无望。
因此坚持保护蒋介石。
西安事变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蒋介石不再坚持剿共，建立统一抗日战线，对红军和华东的共产党军事力量进行改编，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并没有在抗日战争中遭到很大打击，反而是发展了力量。
10％的力量用于抗战，20％的力量用于对抗国民党，70％的力量用于扩张。
唯一一次对日本人的打击是百团大战，但百团大战也使得中国共产党消耗了很多力量，过早地暴露了自身实力。
蒋介石的军队在正面战场发挥着作用，但是军事力量消耗很多。
蒋介石坚持以空间换时间，吸引了日本的兵力，为美英等国尤其是美国战胜日本创造了条件，实实在在地起到作用。
蒋介石深信自己很难打败日本，但也深信美国一定可以解决日本。
所以他在等待，但他并没有不努力。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命令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原地待命，但是没有执行命令，中国共产党军队此时已经开进了很多北方城市，而这些城市很多是靠国民党军的努力换来的。
蒋介石命令还未撤退的日本军原地抵抗八路军，但是为时已晚。
这样，中国共产党不但扩充了军队，也占领了地盘。
这也导致了蒋介石最后的失败。
站在当时统治者的立场上，攘内先安外的主张完全正确。
一段抗战史读完，特别是国共合作历史的深层了解，心里突然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而现在就充分地表现出来。
56年后，两岸由于反对台独又走到了一起
国民党前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接连访问大陆，破冰曙光。
历史已然成为历史，真相亦不在，我们只以此为鉴，去粗取精，面对未来，不再犯同样的错。
历史是一条长河，那些改变历史的人，无非也只是一颗沙砾。
跳开我们的宣传工具，抛开我们的传统教育，你悄悄地拨开那些迷雾，静静的还原那些历史
现代会计发展史
现 代 会 计 “公认会计准则”（General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GAAP）的“会计研究公报”（ARB）的出现为起点。
这一会计发展阶段，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都取得惊人的发展，标志着会计的发展进入成熟时期。
公认会计准则 1929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起到了催产的作用。
经济危机过后，人们认为松散、不规范的会计实务是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为了挽救会计职业，会计界认为必须着手制定会计准则。
1934年，第一批会计准则得到纽约证券交易所和会计师协会的共同认可，这批准则共包括6项内容，即 （1）利润必须实现； （2）资本盈余不得用以调剂任何一年的当年收益； （3）子公司并购前存在的盈余不得算做母公司的己赚取盈余； （4）公司职员的应收票据与应收账款单独列示； （5）库藏股股利不得作为收益； （6）捐赠资本不作为盈余。
1937年，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公布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有关的法规《会计系列公告》（Accounting Series Releases，ASR），并在ASR No.4中将制定会计准则的权利赋予会计职业界，而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则保留有监督权与最终的否决权。
以后，会计准则制定团体先后经历了“会计程序委员会”（CAP）、“会计原则委员会”（APB）以及现在的“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
其中，FASB自成立以来，迄今已经公布了133份财务会计准则公告（SFAC or FAS）。
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都取得惊人的发展 除了公认会计准则的出台外，新的会计分支——管理会计逐步形成与发展。
早期的管理会计主要体现为执行性管理会计，侧重于标准成本、预算控制和差异分析。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管理会计逐渐由单纯的执行性管理会计阶段，过渡到以“决策与计划会计”和“执行会计”为主体、把决策会计放到主要位置的现代管理会计阶段。
管理会计从传统的、单一的会计系统中分离出去，是会计发展史上第三座里程碑。
另一个重大的发展是会计研究方法上的拓展 70年代以前，规范性会计研究法占据主导地位，从20世纪70年代后，实证会计研究开始出现并逐渐取得了与传统的会计研究方法共领风骚的地位。
两种方法的有机结合逐步实现了“实践—理论—再实践”，这样一种不断循环往复的科学研究思路，从而既保证了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一致性，也能使会计理论在实践中经受检验，避免了“空中楼阁”式的尴尬
求2006年会计准则读后感（5000字以上）。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会计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经济全球化使会计进一步成为世界“共同商业语言”，会计的国际趋同，是谁也无法阻挡的世界潮流
2006年因颁布系列新的会计准则而带来了我国会计的又一次革命，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时代，见证我国会计的这次大革命
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共包括39个，其中17个属于对已有准则的修订与完善，另22个是全新的会计准则。
这套准则是我国会计走向国际会计大家庭的革命性一步，从总体上看有三大特点：一是基本建立了与国际会计准则基本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框架，同时在必要的地方考虑了我国这个经济转轨时期的实际情况；二是采用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并用、公允价值优先的计量原则；三是在制定范式上采用目标导向的原则制订会计准则。
所以会计人员的会计职业判断的素质与能力，日益重要。
想要一篇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的读后感,2000字左右.兄弟们,我相当急啊!!
一、宏观视角的总体史式审视将近代中国铁路作为一个整体，从某一个侧面来加以研究、审视，这种总体式的史学研究成果不少，其中有论述铁路的作用、影响的，有关于铁路发展方面的，有涉及外债问题的，此乃学界着意的大要所在。
铁路的影响：学界在谈及此问题时，强调了三个方面，即城市化、农业、民俗。
探讨铁路的城市化作用的文章有两篇：李占才所著《铁路与近代中国城镇变迁》(《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第5期)、姜益和徐精鹏合著《铁路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作用探析》(《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两文指出，铁路促进了客货运输，人口流动，市场扩大，经济发展及城市的变迁：一些新兴城镇崛起，一些古城镇的功能发生变化，一些不通铁路的古城镇衰落。
关于铁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李占才著有两文：《铁路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同济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铁路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趋向》(《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5期)。
两文阐述的主体意思是：铁路运输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从而也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区域化倾向的发展，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
从民俗角度看铁路的影响，这是较为新颖的探索。
这方面李占才之文《铁路与近代中国民俗的嬗变》(《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及《铁路与中国近代的民俗嬗变》(《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认为：铁路引发了民俗心理的更新，导致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的变迁，促使相见礼、婚礼、丧礼等礼仪风尚演变，推动了国人娱乐、纪年、剪辫放足等习俗的进化，尽管民俗嬗变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但总体而论，是朝着进步、健康的方向发展。
另外，王旭章还著文《走向市场的中国铁路向历史借鉴什么》(《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指出铁路当之无愧是市场经济的主动脉，其表现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沿线资源的规模经营，加快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产业的转移，促使统一的全国市场逐步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的接轨，经济区域化趋势发展。
朱从兵著文《铁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4期)相对要冷静一些，该文认为：铁路与沿线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需要的互动关系，铁路对沿线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是以工业为中介的，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铁路建成后还需有正确的政策导向，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
铁路发展：包括商办铁路、修筑及管理特色、政府政策、不发展的原因等方面的内容。
商办铁路的研究是学界的弱项，对此问题宓汝成著文(《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间创业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通过对民间投资铁路史的梳理，得出如下结论：民间资本有投资铁路的意愿，其压抑力量主要来自列强资本，其次才是封建势力；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不是商办资本铁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二者的因果关系恰恰应该颠倒；商办铁路资本在清政府国有化政策影响下零碎化是历史的倒退。
关于铁路管理问题，芮坤改之文《晚清对官办铁路的管理述论》(《保定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厘清了晚清朝廷逐渐将最初由地方大臣管理的“官办”铁路收归朝廷统一管理的过程。
对于我国近代铁路的修筑及管理特色，胡正民、李占才著文(《强人筑路以线设局——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特色》，《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将之归纳为：强人筑路，以线设局，铁路的修筑及管理权掌握在实力派官僚的手中，因而非常混乱和纷繁。
论及清政府的铁路政策，骆向韶著文(《清政府的铁路政策》，《湘潭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1863—1889年、1889—1900年、1900—1911年。
孙自俭之文《晚清铁路政策的官办与商办之争》(《安庆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则主要讨论了官办还是商办的问题。
该文指出：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确立了官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关于铁路干线国有问题，马陵合著文(《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该政策出台的原因有二：一是盛宣怀建立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野心，二是立宪派社会舆论宣传的推动。
论述铁路权为外资侵夺的文章有谢撼澜之文《近代列强对中国铁路利权的疯狂掠夺》(《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6期)。
探讨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缓慢的原因的文章较多，其中归咎于内因的有三篇：祝曙光所著文《近代中日两国铁路发展比较研究》(《贵州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尹铁所著《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延误原因探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李文耀、王成林之文《近代中国农民对铁路态度的变化》(《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归咎于外因的有宓汝成所著文《中国产业近代化为什么徘徊不前——以中国铁路的建设和运营(1895—1927年)为中心作一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铁路外债： 丁永刚在《论近代清政府建设中的外债问题》(《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将清政府借用外债修铁路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甲午战前、甲午到《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到辛亥革命前。
借债筑路符合历史趋向，功不可没，不应片面地认定是“卖国主义”行经。
张九洲也著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一文，类之。
孔永松、蔡佳伍之文《晚清铁路外债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将清政府借外债修路划分为四个阶段：1881年唐胥铁路的修成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到190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1903年到1911年5月10日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911年5月10日到10月10日武昌起义；外债的类别有筑路、赎路、路政借款三种；借款抵押有一个从以路为抵向以地方厘金税捐抵押的转变。
基于解读近代国人外债观的努力，马陵合著文《经济民族主义的悖论——关于近代中国对铁路外债认识历程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概念支撑，道出了外债观中的超经济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功利。
否定经济民族主义，有利于理性阐释铁路外债问题。
马陵合另著文《略论清季东北铁路外债的超经济特质——以均势外交为中心》(《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类此。
从外债角度重新审视芦汉铁路的收回，马陵合之文《论芦汉铁路的外债问题》(《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认为其意义要打折扣。
马陵合之另文《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安徽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也指出：文明排外是20世纪初中国收回铁路利权的基本口号，它较集中地体现了近代国人的赎路情结，文明排外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维持国权与引进外资的两难抉择。
至于《潜流：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重新估价》(《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一文，马陵合的主体意思是：晚清最后几年，收回利权运动趋于式微。
而从经济学理角度就债论债，肯定借款筑路的积极作用，逐渐为人注意。
只是它的声音是微弱的，难以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同。
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部分认同，应是近代中国在维护主权与利用外资之间难以取舍的真实体现。
在借款模式方面的研究中，马陵合著文《“浦口条件”：近代中国铁路借款模式的变与不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以1908年中国与英、德签定的、以地方税捐为担保而非以路作抵的《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为研究对象，集中论述了学界忽视的有关条约的运用情况及其如何被弃用等问题。
从政策角度研究外债，王致中之文《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认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时在甲午战败之后。
决策背景为筹筑卢汉铁路，铁路发展定为国家“实政图强”要务，但国库“点金乏术”，商资筹招落空，铁路资金来源仅有外债外资一途。
政策要点乃“洋债”由国家铁路总公司统筹，路借路还，以路作抵，拒招洋股，“路权仍属于我”。
二、铁路与地方的区域史式探析 铁路与地方的关系研究，属于个案式、区域式的史学研究。
京汉铁路作为晚清时期修筑的第一大动脉，此前学界已予以较多注目，对此，田伯伏从直隶采煤业人手，著文《京汉铁路与直隶沿线近代采煤业的起步》(《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分析了京汉铁路修建对直隶煤矿业如井陉、临城、磁州等的影响，指出铁路作用体现在运输速度的提高和运费的降低扩大了煤的销售市场，此外，铁路本身就是煤的固定消费者。
我国近代的铁路网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苏生文著文《晚清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的形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1年第1期)，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专题研究，该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路风气已经大开，清政府在北方地区修筑了京奉铁路、京汉铁路、京张铁路和津浦铁路四条主干线和一些支线，构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
西北铁路发展在近代属于落后地区，有关研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赵志龙著文《近代西北铁路规划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从晚清到民国，西北铁路规划经历了一个内容由简到繁，地位由次要到主要的发展过程，西北铁路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
任军利著文《铁路与近代陕西的商品经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主要分析了铁路所导致的陕西经济变化。
正太铁路是山西近代第一条铁路，自如雪之文《正太铁路建筑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7年增刊)，阐述了该路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并指出其对山西经济的影响如下：运输量很大且逐年递增，收益可观屡有盈余，促进了工厂的建立。
滇越铁路对封闭的云南来说，高势能的影响之大可以相象。
顾继国、杨金江合著《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进出口贸易》(《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指出：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形成了与世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相对独立于国内市场的云南地方市场。
王文成也著文《滇越铁路与近代云南对外贸易——兼谈云南与东南亚间的通道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94年第1期)做了相似的分析。
而张轶群之文《滇越铁路的历史记忆——滇越铁路沿线的近代铁路社区建筑初探》(《小城镇建设》2003年第4期)，则以建筑为视点。
广西铁路的发展，绅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此，陈志波著文《绅商与近代广西经济》(《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其具体表现有二：首先，从领导力量上看，政府虽然是名义上的领导者，但直接操作各项具体事务的却是绅商；其次，从路款的认集的比例来看，绅商认集的路款占绝大部分。
专论龙州铁路的有朱从兵之文《广西龙州铁路筹建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南浔路是近代江西第一条商办铁路，杨会清之文《略论南浔铁路兴衰的历史命运》(《抚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分析了筑路过程中在筹款、技术、时局等诸多方面的困难，运营中有关会计制度、股东大会制度等内部管理改革，及对汀西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
沪宁铁路乃清末最为重要的铁路之一，对此，高志斌、王国平合著《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阐释了借外债的原因、经过及民众抵制情形。
除了上引文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文章，其中有粗涉上海铁路发展的(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工具的变迁(1840—1949)》，《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有谈论铁路与晋商兴衰关系的(谢元鲁：《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有探讨铁路对移民的助力的(周春英：《浅析近代华北移民大规模迁居东北的社会背景》，《荷泽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有研究铁路促进城市发展的(王杉：《简析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段光达：《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纪凤辉、张翠华：《哈尔滨近代城市的特点与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有介绍铁路股票的(夏详烈：《清代川汉铁路股票》，《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三、关键人物与铁路发展 与铁路发展有关的近代人物主要有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詹天佑、刘铭传、盛宣怀、容闳等。
在研究李鸿章与近代铁路的文章中，余明侠所著《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地位》(《徐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论述的较为全面。
该文认为，李鸿章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认识，从1863—1867年的短短四年间，经历了严词拒绝、朦胧认识、正确了解和坚决实践等四个阶段。
李鸿章不顾谤议丛集，独开风气之先，主张利用西方技术但必须权自我操，初步规划了铁路干路蓝图，执着不渝兴修铁路，于此可知，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此外，余明侠另著有《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前后的铁路建设——兼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的新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一文，类之。
从铁路外债角度研究李鸿章的文章有马陵合之文《论甲午前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困境——兼评李鸿章的铁路外债观》(《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
相形亦肯亦否李鸿章的文章也有一些，如周辉湘之文《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业的开创》(《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在肯定了李于凇沪铁路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首倡自建铁路的同时，指出：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中法谈判中及之后的思想开始向出让路权转变，其借债修路思想损害了国家利益。
此外，筑路也有发展个人实力的意图。
类似的文章有赵东喜之文《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铁路的兴办》(《河南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朱从兵之文《李鸿章与中东铁路》(《徐州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试论李鸿章在中国铁路史上的地位》(《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从总体上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吴剑杰之文《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该文认为，真正能从开发利源以振兴经济的高度认识铁路的近代化价值的，张之洞是第一人，铁路成为他一生最后20年的生命主题。
此外，陈晓东也著文《张之洞与晚清铁路》(《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对张之洞发展铁路的贡献作了介绍。
具体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朱从兵之文《粤汉路权赎回后张之洞的自建主张与实践》(《广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吴剑杰之文《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将李鸿章与张之洞联系起来予以研究是有益的探索，这方面的文章有周辉湘所著《李鸿章和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论略》(《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研究孙中山与铁路的文章有数篇，之一是朱从兵所著《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述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该文认为：由于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时期美国的铁路建设速度最快，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以美国为主。
他对近代世界铁路的发展大势、基本成就、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建设与管理体制或经验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认识，其认知水平超出了他以前的中国近代的其他先进人物。
之二是冯君之文《论孙中山铁路建设的战略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此外，朱从兵另有文《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民元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新探》(《学术论坛》2002年第5期)以铁路与民生的关系为视点，来探悉民元孙中山的铁路思想。
詹天佑在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如同秋瑾在近代妇女史上一样，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很值得研究。
以往人们多注目于京张铁路的独立筑造，而经盛鸿等则着意于其他方面的内容，其著文《詹天佑与清末民办川汉铁路》(《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詹天佑与辛亥革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指出：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中，不仅开创了中国独立造路的奇迹，建成了震惊世界的京张铁路，而且率先支持在20世纪初兴起的民办铁路事业，并亲自主持艰险异常的民办川汉铁路。
当清廷在1911年5月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后，他勇敢地支持保路运动，进而支持辛亥革命。
这是他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又—伟大贡献。
关于刘铭传在台湾修筑铁路问题，陈九如著文《刘铭传与台湾铁路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指出：刘铭传从御侮图强的目的出发，力主修筑台湾铁路，妥善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难题。
台湾铁路的兴筑，便利了台湾的交通，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传播了近代化观念。
刘铭传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吕锡生著文《盛宣怀传略》(《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
关于容闳的影响，陈汉才之文《容闳的留学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华南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主要强调了他对铁路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