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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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历史》读后感
读后感：初看这本书，仅仅将其作为消遣，未必要全部看完。
然于后发觉此书多有牵扯财政知识，则上升至必读之行列。
所谓：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
我看此书则重在抽取其中的财政史，其他知识则可谓意外收获了。
大历史者，如作者所言，乃宏观历史，用350页文字粗粗带过我华夏五千年之文明，虽显得简陋而无所适从，但有利于读者在阅读中整体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
作者别具匠心地将之与世界史联系起来，则又提供了另一番视角。
总体上，我在阅读此书时有三大收获，现简述如下：第一， 对历史的整体认识有所提升。
一般传统历史家将中国史看做帝王之家史，以为皇帝君王者，，无所不从。
然则在此书中，作者向读者传达出鲜明的观点是，，是在一种道德的指引下运行。
帝王要有所作为，也必须依着道德轨迹，或者成为道德之代言人，否则便不能收到万民的支持。
作者在书中屡次用到“中国是一只大型的潜水艇夹肉面包”，此比喻虽生硬而令人费解，却还是充满想象力的。
历史发展乃上下两重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要维持整个国家之稳定，上下必须达到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的引子，在古代正是道德。
作为古代经济之基础者，正是“农业之系统”，其与“商业之系统”相对。
凡古代之昌盛时期，必有解决土地问题之暂时良策，并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待到每个朝代后期，由于小自耕农的衰落，农业凋敝，国家自然混乱了。
第二， 对一些具体历史细节的纠正认识。
在对人方面，比如，我从书中知道，是在光绪帝死后不到24小时去世的，而则是在运动失败前服毒自杀（对这点我尚且有所怀疑）；赵琐以及明朝最后一任皇帝，都有一番雄心壮志，专于政事，却无力回天。
在对事方面，我知道的新政，使中国在当时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
其广度和深度不曾在那时世界里任何地方提出。
元朝两次征日，未能取胜的原因，乃是“神风”帮助，看来战无不胜的到了海上战斗力就减弱了。
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的坎坷命运，之前在历史教科书中却只字未提。
“文化大革命”虽说是十年离乱，却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改组机会。
第三， 财政对于中国古时朝代的兴衰有重要影响。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对于每个朝代，都会专门分析其财税制度。
若财税制度符合当时小自耕农的实际情况，则国家能够得到充足的财源；而如果该朝代未能建立合理的财税体系，则灭亡不远矣。
历史界甚至公认明朝之覆灭由于财政的破产，黄老也曾提出民国时期各军阀未能成为实际之强人，他们缺乏效能的主因在财政。
两税法、王安石的变法、一条鞭法等等都是各朝代为了挽救颓势对于财税制度的改革。
但这些改革之所以要么未能实行，要么未能取得实际效果，正是因为他们要么脱离小自耕农的实际，要么由于改革主持者失势，其所倡导的政策，也被反对派否定。
小自耕农的破产与国家之衰落往往构成因果关系。
结果国家税收不能按时按量征收，君主只好提高税率，或者变换着方式增加附加税。
军人不能按时获得足够军饷，则军队素质下降，遇到各种天灾人祸，国家也无足够能力应付。
真是成也财政，败也财政。
这甚至让我有些怀疑，是否中国古之朝代更替，无非是“财政周期”
如此看来，财政之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
那么由此及彼，现今中国财政制度的设置，对于国家之强盛必定也是举足轻重的。
然目前国家财税制度所受之诟病，已经愈加明显。
学财政的人应该以完善这一整套制度为己任。
书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除非下层有法制上的保护，上端无限制收税的权利并非执政者之福。
因为全国财政并无实际上之结构，各级人员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责。
目前我国对于下层之法律保护已算有所进展，但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尚不到位。
如此，要想到达作者提出的真正“数目字管理”，尚有一段距离吧。
比如目前增值税的征收就常常遇到逃税偷税的现象，而要想实现如美国之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实在任重道远。
学习中国思想史的意义
鲁迅先生曾说过：“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
”（《太炎先生二三事》）这就非常精辟地说明了文学和思想的不同作用。
事实上，文学和思想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文学作品要表达一定是思想观念，有许多文学家本身又是伟大的思想家，如中国古代的先秦诸子，他们的作品既是学术论文，也是很好的散文，特别是象庄子这样的哲学家，思想家，其文章也是汪洋恣肆，生动形象的文学作品，流传至今而不衰。
在现代中国，鲁迅先生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他是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
中国思想史对汉语言专业的学生来说，可以拓展他们的知识领域，可以使文学研究具有更深刻的思想内涵，特别对于古代文艺理论的学习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因为思想史就是古代文论的基础，许多文论家的文艺理论，就是其思想的扩展和延伸。
学习思想史，就能够更好地理解文艺理论的深刻内涵。
在实际工作中，中国思想史的学习，可以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汲取智慧，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规范自己的言行，增强身心素质，加强道德修养，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在社会实践中成为一个真正的“成人”（全面发展的人）。
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中国高等教育是跨世纪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现在已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曾经成为学术界和大学生、青年们的热门话题之一。
中国思想史的基本精神就是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最发达的就是哲学、史学、文学等人文科学，这些都与思想史有密切的关系——思想史就是对这些不同学科进行概括和提炼的结果。
尽管关于思想观念方面的知识不能给社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和技术成果，但是，它们有助于塑造人们高尚的精神境界，提高自身的道德素养，培育健康的审美趣味。
所以，中国思想文化应成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
中国高速铁路读后感
一口气看完新华社的这一长篇通讯。
作为铁路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铁路在５年里，走完国际上４０年高速铁路发展历程。
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三年磨砺，一朝惊艳———１４０对、时速２００公里以上的国产动车组，在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８日，全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时首次闪亮登场；一年多之后的２００８年８月１日，时速350公里的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如果说，时速３５０公里的动车组，让中国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那么，铁道部和科技部签署了《中国高速列车自主创新联合行动计划》，共同研发运营时速３８０公里的新一代高速列车，将使中国登上世界高铁的制高点。
看着这些，是多让人振奋的事情啊。
联想到我们金华，每到节假日，几趟动车组，趟趟爆满。
而车站位于城市中心，更是让市民的出行便利。
现在乘时速200公里的动车到杭州，还需要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再过几年，时速350公里高铁建成，走完这段路，只要半小时。
想象一下，双休日上午你在家里搞卫生，朋友一个电话，约你去杭州玩，车票已经买好现在楼下接你，快快快。
扔下手里的拖把，马上出门，几十分钟后，你和朋友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一百八十公里外的杭州西湖边。
时空转换到一百年前，金华到杭州这段路，要走两天吧
从宏观点的角度看，高铁的建成，拉近城市的时空距离，放大了各种生产要素、资源配置的空间，对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和现实意义。
大运量、高密度、公交化的运输组织模式，使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范围逐步扩大，有力地促进了各地的“同城化”和“一体化”。
比如，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红昌认为，２００８年下半年以来，京津两市ＧＤＰ总量保持较大增长，与京津城际铁路的开通运营，促进两地经济密切往来，拉动经济增长是分不开的。
京津城际铁路的示范效应坚定了中国加快修建高速铁路网的决心。
和我们这城市相关的，就是杭长高铁。
杭长高铁的开工建设，对于进一步密切铁路沿线各省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客货分流，保障物资的运输，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若杭长客运专线建成，届时，长沙到上海将缩短至3个多小时。
“距离不是问题，速度改变生活。
”现在，去杭州，上海购物、在金华工作生活已经是相当一部分人的选择。
再过两三年，中午去杭州上海开会、吃饭，晚上回金华睡觉也会相当相当轻松。
花在行走两城市中的时间，估计还没在城市当中堵车的时间长。
各位 ，等着高铁时代来临，改变我们的生活吧`````
什么的读后感?
这部《吕著中国通史》没有采用一般通史的体例。
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分章按时代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
虽然在叙述理乱兴亡的过程中，夹叙一些典章制度，但是往往缺乏条理系统，上下不够连贯，使初学者摸不清头绪，不能构成系统的历史知识。
但在今天看来，这种体例的中国通史，对于初学者还是有一定用处的，它对帮助读者初步掌握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学术文化等系统的历史知识有很大的好处。
当时作者编写此书，不仅是为了大学教学上的需要，还有个明显的目标，就是想从中总结出一些历史的经验，用来指导我们今后的行动。
他说：“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
”作者当时在这部书中总结了哪些重要的历史经验
对于我们的前途作了怎样的推测
对我们的行动又作了怎样的启示呢
重点在于社会经济的变革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方面。
其中“财产”一章，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叙述，着重说明了中国历代社会改革思潮的主流。
他认为中国古代有两大社会改革思潮：一是儒家（主要指经今文学家）主张“三世”之说，要求从“乱世”经历“小康”而到达“大同”的“太平世”，谋求恢复井田制，平均地权；一是法家，主张节制资本，实行盐铁等大工商业官营，管理民间的商业和借贷。
法家的主张，汉武帝时桑弘羊曾经实行，但只收到筹款的结果，没有取得改革社会的成效。
西汉末年王莽综合儒法两家主张，进行社会改革，结果完全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失败”（96页）。
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是阶级时代的产物，治者阶级总是要剥削被治者以牟利的”，因而不可能由他们来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
作者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而且认为“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
这是作者从我国历来社会改革思潮的主流中，说明我们所以容易接受社会主义而加以推行的原因。
怎样推行社会主义呢
作者在“实业”一章中，指出农工商三者之中，“农为尤要”，在叙述农业“自粗耕进于精耕的过程”之后，接着检讨“中国农业进化的阻力”，认为主要由于土地私有和小农制，其唯一的“出路是要推行大农制”，改变生产方式，效法苏俄的集合农场，使用耕作机械，化除农民私见，因为“生活变则思想变，生产的方法变则生活变”。
作者一方面通过对经济制度和社会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指出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另一方面又通过对于政治制度和政治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指出必然走向民主政治的趋势。
“政体”一章，突出地说明殷、西周、春秋时期的贵族专制政体内，保存有许多民主政治的遗迹。
《周官》上有“大询于众庶”之法，国家有危难，国都要迁移，国君要改立，都必须召集国人而征询意见。
这在《尚书•盘庚》和《左传》等书中可以找到许多例证。
从《尚书•洪范》可以看到“君主、卿士、庶人、龟、筮各占一权，而以其多少数定吉凶，亦必系一种会议之法，亦非随意询问”。
他因此断言，远古确有民主政治制度，后来才破坏掉的。
舆论到后来虽然效力渐薄，至有如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然明欲毁乡校之事；然在古初，舆论“必能影响行政，使当局者不得不从”。
作者又指出，我国从来民主政治的思想很流行，见于儒家书中的独多，尤以《孟子》一书为深入人心。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两篇，对于“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之义，“发挥得极为深切”。
作者认为这种“旁薄郁积的民主思想”，因为条件未曾完具而不曾见之于行动，正有待于时势的变化。
作者还认为西洋用代议政体继君主专制，自有其历史条件，而中国却没有这个条件，“于是急转直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
这里所说“现在的党治”，是指当时国民党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