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的全文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 写于1853年 有一位思想极其深刻但又怪诞的研究人类发展原理的思辨哲学家，常常把他所说的两极相联规律赞誉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
在他看来，“两极相联”这个朴素的谚语是一个伟大而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所离不开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离不开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
“两极相联”是否就是这样一个普遍的原则姑且不论，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例证。
欧洲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它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决定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带来的可能发生全欧战争的后果。
这看来像是一种非常奇怪、非常荒诞的说法，然而，这决不是什么怪论，凡是仔细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
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十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
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这种联系从那时起就在和黄金吸引之下迅速地发展起来。
同时，这个帝国的银币——它的血液——也开始流向英属东印度。
在1830年以前，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白银不断地从印度、英国和美国向中国输出。
可是从1833年，特别是1840年以来，由中国向印度输出的白银，几乎使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
因此皇帝下诏严禁，结果引起了比他的诎书更有力的反抗。
除了这些直接的经济后果之外，和私贩鸦片有关的行贿受贿完全腐蚀了中国南方各省的国家官吏。
正如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
可是，那些靠纵容私贩鸦片发了大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却逐渐破坏着这一家长制权威——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
存在这种情况的地方，主要正是首先起义的南方各省。
所以几乎不言而喻，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统治权。
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
中国过去几乎不输入英国棉织品，英国毛织品的输入也微不足道，但从1833年对华贸易垄断权由手中转到私人商业手中之后，这两种商品的输入便迅速地增加了。
从1840年其它国家特别是我国也开始参加和中国的通商之后，这两项输入增加得更多了。
这种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对本国工业也发生了类似过去对、波斯和印度所发生的那种影响。
中国的纺织业者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损害，结果社会生活也受到了相应程度的破坏。
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工业的破坏性影响、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更重更难负担，旧税之外又加新税。
因此，1853年1月5日皇帝在北京下的一道上谕中，就责成武昌、汉阳南方各省督抚减缓捐税，特别是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准额外加征；否则，这道上谕中说，“小民其何以堪
”又说： “......庶几吾民于颠沛困苦之时，不致再受追呼迫切之累。
” 这种措辞，这种让步，记得在1848年我们从奥地利这个的中国也同样听到过。
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到1840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
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可是现在，当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时候，便发生一个问题，即这场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
这个问题是不难解答的。
我们时常提请读者注意英国的工业自1850年以来空前发展的情况。
在最惊人的繁荣当中，就已不难看出日益迫近的工业危机的明显征兆。
尽管有和的发现，尽管人口大量地、史无前例地外流，但是，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事情的话，到一定的时候，市场的扩大仍然会赶不上英国工业的增长，而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也将像过去一样，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危机。
这时，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么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
英国需要开辟新市场或扩大旧市场，这是英国降低茶叶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英国预期，随着茶叶进口量的增加，向中国输出的工业品也一定增加。
在1833年取消的贸易垄断权以前，联合王国对中国的年输出总值只有60万英镑，而1836年达到了1326388英镑，1845年增加到2394827英镑，到1852年便达到了300万英镑左右。
从中国输入的茶叶数量在1793年还不超过16067331磅，然而在1845年便达到了50714657磅，1846年是57584561磅，现在已超过6000万磅。
上一季茶叶的采购量从上海的出口统计表上可以看出，至少比前一年增加200万磅。
新增加的这一部分应归因于两种情况：一方面，1851年底市场极不景气，剩下的大量存货被投入1852年的出口；另一方面，在中国，人们一听到英国修改茶叶进口的法律的消息，便把所有可供应的茶叶按提高很多的价格全部投入这个现成的市场。
可是讲到下一季的茶叶采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这一点可以从伦敦一家大茶叶公司的下面一段通信中看出： “上海的恐慌据报道达到了极点。
黄金因人们抢购贮藏而价格上涨25%以上。
白银现已不见，以致英国轮船向中国交纳关税所需用的白银都根本弄不到。
因此，阿礼国先生同意向中国当局担保，一俟接到的期票或其它有信誉的有价证券，便交纳这些关税。
从商业的最近未来这一角度看，金银的缺乏是一个最不利的条件，因为它恰恰是发生在最需要金银的时候。
茶和丝的收购商有了金银才能够到内地去采购，因为采购要预付大量金银，以使生产者能够进行生产...... 每年在这个时候都已开始签订新茶收购合同，可是现在人们不讲别的问题，只讲如何保护生命财产，一切交易都陷于停顿...... 如不备好资金在四五月间把茶叶购妥，那么，包括红茶绿茶的精品在内的早茶，必然要像到圣诞节还未收割的小麦一样损失掉。
” 停泊在中国领海上的英、美、法各国的舰队，肯定不能提供收购茶叶所需的资金，而它们的干涉却能够很容易地造成混乱，使产茶的内地和出口茶叶的海港之间的一切交易中断。
由此看来，收购目前这一季茶叶势必要提高价格——在伦敦投机活动已经开始了，——而要收购下一季茶叶，肯定会缺少大量资金。
问题还不止于此。
中国人虽然也同革命震荡时期的一切人一样，愿意将他们手上全部的大批存货卖给外国人，可是，正像东方人在担心发生大变动时所做的那样，他们也会把他们的茶和丝贮存起来，非付给现金现银是不大肯卖的。
因此，英国就不免要面临这样的问题：它的主要消费品之一涨价，金银外流，它的棉毛织品的一个重要市场大大缩小。
甚至杂志，这个善于把一切使商业界人心不安的事物化忧为喜的乐观的魔术师，也不得不说出这样的话： “我们千万不可沾沾自喜，以为给我们向中国出口的货物找到了同以前一样大的市场...... 更可能的是：我们对中国的出口贸易要倒霉，对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的产品的需求量要减少。
” 不要忘记，茶叶这样一种必需品涨价和中国这样一个重要市场缩小的时候，将正好是西欧发生歉收因而肉类、谷物及其它一切农产品涨价的时候。
这样，工厂主们的市场就要缩小，因为生活必需品每涨一次价，国内和国外对工业品的需求量都要相应地减少。
现在大不列颠到处都在抱怨大部分庄稼情况不好。
关于这个问题《经济学家》说： “在英国南部，不但会有许多田地错过各种作物的农时而未播种，而且已经播种的田地有许多看来也会是满地杂草，或者是不利于谷物生长。
在准备种植小麦的阴湿贫瘠的土地上，显然预示着灾荒。
现在，种饲用甜菜的时节可以说已经过去了，而种上的很少；为种植芜菁备田的季节也快要过去，然而种植这一重要作物的必要的准备工作却一点也没有完成...... 雪和雨严重地阻碍了燕麦的播种。
早播种下去的燕麦很少，而晚播种的燕麦是很难有好收成的...... 许多地区种畜损失相当大。
” 谷物以外的农产品的价格比去年上涨20%、30%、甚至50%。
欧洲大陆的谷物价格比英国涨得更高。
在比利时和荷兰，黑麦价格足足涨了100%，小麦和其它谷物也跟着涨价。
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英国的贸易已经经历了通常商业周期的大部分，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这将是一个奇观：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
这些贩卖“秩序”，企图扶持摇摇欲坠的满族王朝的列强恐怕是忘记了：仇视外国人，把他们排除在帝国之外，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族鞑靼人征服了全国以后才形成为一种政治原则。
毫无疑问，17世纪末竞相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各国彼此间的剧烈纷争，有力地助长了满族人实行排外的政策。
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新的王朝害怕外国人会支持一大部分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
出于此种考虑，它那时禁止外国人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要来往只有通过离北京和产茶区很远的一个城市广州。
外国人要做生意，只限同领有政府特许执照从事外贸的行商进行交易。
这是为了阻止它的其余臣民同它所仇视的外国人发生任何联系。
无论如何，在现在这个时候，西方各国政府进行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加暴烈，并拖长商业的停滞。
同时，从印度这方面来看还必须指出，印度的英国当局的收入，足足有1\\\/7要靠向中国人出售鸦片，而印度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取决于印度的鸦片生产。
不错，中国人不大可能戒吸鸦片，就像德国人不可能戒吸烟草一样。
可是大家都知道，新皇帝颇有意在中国本国种植罂粟和炼制鸦片，显然，这将使印度的鸦片生产、印度的收入以及印度斯坦的商业资源同时受到致命的打击。
虽然利益攸关的各方或许不会马上感觉到这种打击，但它到一定的时候会实实在在地起作用，并且使我们前面预言过的普遍的金融危机尖锐化和长期化。
欧洲从18世纪初以来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发生过商业危机和金融危机。
1848年的革命是这样，1789年的革命也是这样。
不错，我们每天都看到，不仅称霸世界的列强和它们的臣民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的迹象日趋严重，而且现时的列强相互之间的冲突正在一步步尖锐，乃至剑拔弩张，非由国君们来打最后的交道不可了。
在欧洲各国首都，每天都传来全面大战在即的消息，第二天的消息又说和平可以维持一星期左右。
但是我们可以相信，无论欧洲列强间的冲突怎样尖锐，无论外交方面的形势如何严峻，无论哪个国家的某个狂热集团企图采取什么行动，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繁荣气息，国君们的狂怒和人民的愤恨同样都会缓和下来。
战争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来自工商业普遍危机，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欧洲的纷争，而那种危机到来的信号，总是来自英国这个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
现在，英国工厂空前扩充，而官方政党都已完全衰朽瓦解；法国的全部国家机器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从事诈骗活动和证券交易的商行；奥地利则处于破产前夕；到处都积怨累累，行将引起人民的报复；反动的列强本身利益互相冲突；俄国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出它的侵略野心——在这样的时候，上述危机所必将造成的政治后果是无庸赘述的。
写于1853年5月31日前后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1853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94号 《马恩选集》第二卷
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6月)中指出：“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l0年之久，现在已经
早在十九世纪末，孙中山第一个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
始终不渝继承孙中山伟大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在二十一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无数革命先烈和多少仁人志士为之牺牲、不懈奋斗的祈盼和梦想。
孙中山的伟大思想无疑是照耀中华民族冲破漫长专制和黑暗的第一缕阳光。
就明确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继承。
作为二十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第一位伟大人物，孙中山的伟大思想显然值得我们认真和汲取。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就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化具有深刻的启迪。
在十月革命前，孙中山就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深刻把握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一再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表示要实行社会主义。
1912年，他发表题为《社会革命说》的演说，宣称“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
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故欲巩固国利民福，不可不注重社会。
”[1]同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总部发表《社会主义之发生与派别》的演讲，更是盛赞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正是因为在孙中山这样一位具有重大的领袖的极力倡导下，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为中国的思想界注入新鲜血液，从而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充分的思想认识条件。
孙中山认识到“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
”[2]为之，他提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
”[3]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认为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为中心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已经完成，今后应大力开展以民生主义为重点的社会革命。
这也是孙中山多次论及和大力称颂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归宿。
1919年孙中山在《论三民主义》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民生主义的内涵。
孙中山痛感“为资本家者，只知机器之为利，而不恤社会之被害也”，中国之行民生主义，即所以“消弭社会革命于未然也。
”[4]故“民生主义者，即社会主义也。
”[5]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针对党内外一些人把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倾向，他指出：“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6]，本党同志于此便可十分了解“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
”[7]1924年8月，孙中山在演讲中说：“我现在就是用民生二字，来讲外国近百十年来所发生的一个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8]孙中山说，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
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不过办法各有不同。
”[9]孙中山认为，推翻满清政府，民族主义已达，改良专制政治，民权主义已伸，“至于民生主义，非以社会主义行之，不能完全。
”我们“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则仆之素志也。
”[10]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是人道主义，实为人类之福音。
孙中山十分关注人类的疾苦，提出为“人生谋幸福”，应着手解决“生计”问题。
孙中山说：“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社会生计而已矣。
”[11]他指出，这种主张，在我国早已有之，“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问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
”[12]孙中山还指出：“社会主义既欲谋人类之幸福，当先谋人类生存；既欲谋人类之生存，当社会之。
故社会主义者，一人类经济主义也……。
社会主义系从社会经济方面着想，欲从经济学之根本解决，以补救社会上之疾苦耳。
”[13]孙中山认为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但这正是“社会主义之真髓”，[14]我国古代的博施济众、尚仁、兼爱，都是狭义的博爱，不能普及于人人，只有“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
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
此社会主义之博爱。
”[15]所以，“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实行社会主义，“实为人类之福者”。
[16]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是主义之上乘。
针对国民党内一些人对共产党的反对，孙中山特别指出，这些人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他们不知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
”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17]如果说要区分一下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孙中山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区别，要分别的还是在。
”[18]孙中山指出，共产这种制度，在原人已经是实行了，由于金钱的发生，才“打破了共产”，所以人类社会的斗争，就是要“再回复到一种新的共产时代”，而“共产主义就是最高理想来解决社会的”。
[19]孙中山还对世界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归类，认为“自予观之，则所谓社会主义者仅可区为二派：一即集产社会主义，一即共产社会主义。
……所谓集产云者，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
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两相比较，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
”[20]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可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应大力赞成社会主义。
对于世界范围内日益盛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孙中山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和把握。
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可分为乌托邦和社会主义两派，“在马克思的学说没有发表以前，世界上讲社会主义的，都是一种陈义甚高的，离事实太远。
而马克思专从事实与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变迁，阐发无遗。
”[21] 所以社会主义可分作两派，一是“乌托邦派”，一是“科学派”。
针对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孙中山指出：“我国提倡社会主义，人皆斥为无病之呻吟，此未知社会主义之作用也。
处今日之而言社会主义，即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可矣。
此非无病之呻吟，正未病之防卫也。
孙中山认为，我国要吸取欧美之教训，避免走他们的弯路，虽然当时“我国资本家，有资财数千万者，国内实鲜人，即稍有资本，又大半窖金守之而已”，[22]但随之社会的进化，“则将来大地主必为大资本家，三十年后，又将酿成欧洲革命流血之惨剧。
故今日之主张社会主义，实为子孙造福计也。
”[23 ]孙中山大力提倡和赞成社会主义，这方面的论述相当丰富。
1905年5月孙中山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时就解释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他指出：“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所有的行会都是社会主义的了。
”[24]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孙中山表示“必竭力赞成之”，[25]孙中山在上海社会党总部的演说中明确指出：“实行其社会主义之政策者，实鄙人所深望也。
”[26]孙中山说：“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
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
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
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
”[27] 孙中山真诚称颂和主张社会主义，渴望社会主义能在中国实行。
在孙中山逝世三十年后，中国真的迈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并且在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将完全实现孙中山的遗愿。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的思想理论主要集中表现在“三民主义”上，但面对世界的社会主义新思潮，孙中山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并极力主张和倡导，这充分说明了孙中山宽广的世界眼光、博大的兼容胸怀、惊人的远见卓识和罕见的与时俱进精神。
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预言的欧洲革命后来有发生吗
你好
如果我帮你写，没那么多的时间，只能给你几篇作为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如果可以的话采纳下，谢谢
第一篇：有人说书要越读越薄，那这本史学家约翰??赫斯特的就是本“薄书”。
全书分别以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社会生活、文化的角度，把欧洲从古希腊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讲了六遍。
这犹如在一个看历史，很有立体感。
这种立体感，如果仅抱有唯物史观，是感觉不到的。
我们说历史是以一个个故事的形式呈现给后人，但历史的密码就在于这些看似不相关的故事背后的联系。
历史是连续的，也是活的，我们也是活在历史中。
历史流经我们眼前。
只有看到历史的延续性，我们才能明白当下；只有看到历史的延续性，才能敏锐地判断未来。
深切的现实关怀感，在我看来是本书的最大看点。
作者一开始就开门见山的亮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欧洲文明发端之初，其组成元素有三：（1）古希腊和罗马文化；（2）；（3）对罗马帝国进行侵略的日耳曼蛮族的战士文化。
这其中罗马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史就是古罗马的延续。
“直到19世纪，某个称作罗马帝国的东西依然存活在这个世界上”。
更明晰的线索还是希腊的理性和希伯来的上帝，作者用这两条线索把欧洲历史串了起来。
前者是欧洲科学进步的远因，而希伯来的上帝则一直影响着欧洲的政治和法律，塑造了欧洲的社会形态。
欧洲历史一直是权力多中心的局面，正因如此，后来才能生长出权力相互制约的代议民主制。
国王和教士之间的政教关系，是欧洲文明的重要因素。
本书虽然内容简洁，但结构和思想并不简单；虽然内容简洁，但是言简意赅。
作者省去了众多事件和人物，保留的都是形塑了当今世界轮廓的重要历史事件，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德意志的，英国的议会改革，法国的民主革命等。
作为中国人读欧洲史，难免会来个中西对比，回想起“李约瑟之问”，也许在本书中，我们能找到点什么。
第二篇：如果说欧洲历史是一幅唯美而华丽的画卷，那么文艺复兴便是其中最为绚丽而悲壮的片段。
它的绚丽点亮了冷酷黑暗的中世纪，它的悲壮惊醒了庸庸碌碌的“梦中人”。
它复兴的不仅仅是文艺，更重要的是它让人们的精神得到复兴。
它的到来让人们冲破了会给人们思想紧紧裹上的束缚衣，让人们不再整日纠结于自己是否邪恶堕落，让人们重新思考怎样生活最好，想些什么最好。
文艺复兴就像黑夜中的呐喊，唤醒了迷醉的人们，唤来了久违的黎明。
在那个漫漫无边的欧洲黑暗时代，会是如此的盛行猖獗。
它成了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
上帝再也不是那个被神圣光环笼罩的救世主，而逐渐演变成教皇用来约束人民的绝对权威。
“君权神授”，在那个时代就连君主也要受到神的制约，也要借所谓的上帝来行使权力，更何况那时期的人民。
日耳曼蛮族那漫长的战争摧毁了曾经百花齐放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曾经富裕繁荣的城市生活也不见踪影；古代的艺术、文字也在其中消亡。
此时“上帝派来”的教皇站了出来“拯救”世界。
基督教会找出古希腊古罗马的学术典籍，截取它们想要的段落，把这些断章取义的点点滴滴汇集起来，再将它和摘自中的段落编在一起，构筑出一套基督教神学。
这样下来，希腊哲学思维、学术知识和逻辑观念全都被征去服侍、支持基督教。
在日常生活上它们让人们禁欲，鄙视金钱，就连追求生活中的快乐也是不允许的。
他们反对服饰之美，甚至反对个清洁卫生，禁止一切娱乐活动。
在教会的打压下，人们忘记了为何而生，因为没有欢乐的生活毫无意义，此时的人们活着已经死了。
对于艺术来说，艺术是一个人内心灵魂的体现。
当人们的思想被禁锢时，他的艺术创作又是怎样的呢。
当我们观看古希腊时期的艺术作品，像、每一个都充满的浓浓的人性，他们歌颂人性美。
因为那时人们认为人是世界万物的主宰，并非是神。
而教会统治下的人们创造出的作品像德国希尔德斯海姆教堂大门上的人物画，他刻画的情景是亚当和夏娃偷吃了上帝禁忌的水果，亚当在责怪夏娃，而夏娃在责怪蛇。
两个人都深深地为自己的赤身裸体感到羞愧。
画中的人是生硬死板的，画作表现的感情也是冰冷的上帝是至高无限的。
这正是人们思想被束缚的表现。
就这样，欧洲人民在黑暗中生存了千年之久。
13世纪末，但丁来到了这个黑暗世界。
他的到来为这个世界带来了黎明前的一丝曙光。
他创造的《神曲》让人们通过作者与地狱、炼狱、和天国中各种著名人物对话。
从中体现了“人文主义”的主张。
这也便是“文艺复兴”的开端。
他用他的生命及一部部“人文主义”著作唤醒人类，他是黑暗中的呐喊者唤醒了一位又一位思想家。
他们渐渐开始思索生活的意义，努力冲破思想的禁锢，抨击禁欲主义，让人们追求现世的幸福。
从此，那笼罩千年的教皇专政迷雾逐渐散去。
欧洲的手工业和商品经济渐渐发展。
人们思想在也逐渐得到解放。
我们看到了拉斐尔手中的《西斯廷圣母》眼中充满了母性的慈爱，我们也看到了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迷幻的微笑，更看到了米开朗基罗那个完美、高尚、尊贵的《大卫》。
每一幅作品都笼罩着人性的光辉。
我们看到了比古希腊古罗马更为辉煌的艺术成就。
这鲜明的证实了人们脱离了基督教的思想束缚。
也证明了欧洲开始走向了世俗社会，从此不断发展。
当我翻看这段历史，我突然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欧洲中世纪时期被教会统治下的人们就仿佛被关在了一间铁屋子里，人们的生命在沉睡中结束，这似乎没有什么痛苦。
但是，其中总是有清醒的人，就像但丁等人，他们不忍看到这个社会中的人沉睡一生然后死去。
他们最终决定呐喊，并且相信自己的光芒能照亮黑暗，能融化这看似无坚不摧的铁屋。
他们的呐喊惊醒了铁屋子中的人，他们的决心让跟多的人充满力量。
最终，在这场“文艺复兴”中原本沉睡的人们冲破了铁屋。
其实，无论看似多么万难破毁的事情，只要有一个开端，就一定能收获结果。
